朝鲜扣大连渔船背后 东经124度成中朝灰色地带
来源：半岛网-城市信报
原标题 [东经124度成中朝灰色地带]
　　外交部表态中方已向朝方提出交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5月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就中国渔船被抓扣一事与朝鲜方面保持密切沟通，已通过相关渠道向朝方提出交涉，要求朝方尽快妥善处理，维护中方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外交部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此前发布消息：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证实，大连市个体渔船“辽普渔25222号”被朝方抓扣。5月10日，船主于学君向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电话求助。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接电后立即向朝鲜外务省领事局提出交涉，要求朝方尽快放船、放人和切实保障我被扣船员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交涉情况已经告知船主，正在敦促朝方尽快妥善处理。　　船东爆料60万“罚款”最后期限延迟　　中朝“灰色”海域风波再起。　　5月5日夜间，一艘载有16名中国渔民、编号为“辽普渔25222”的辽宁渔船被朝鲜军方扣押。朝方至少8次致电中国船东，逼交至少60万元人民币“罚款”，否则将在19日中午12时前没收渔船并遣返渔民。该船船东于学君20日上午9点32分在其认证的腾讯微博上发消息称，他19日晚上9点左右又接到朝鲜方面电话，仍然继续索要“罚款”，并将最后期限延长到了20日下午5点。　　于学君在该条微博中称，电话由他的船长打来，“说话声音哆哆嗦嗦，能感觉到他非常害怕”，同时，于学君还称，他怀疑船员们已经遭虐待，“无法想象朝鲜那边能做出什么事情来”。　　已经被此事急得住院输液的于学君在接受采访时非常肯定地说：“我的渔船被朝鲜武装巡逻艇扣押时绝对是在中国海域内作业！辽普渔25222被朝鲜巡逻艇上的武装人员登艇扣押时是在东经123度53分，北纬38度18分，完全是在中国海域内。”　　于学君解释说，他之所以这么肯定渔船没有越界，是因为“辽普渔25222”船上装有GPS和“北斗”两套定位系统，以保证渔船“每分每秒”都知道作业的准确位置。　　于学君特别透露了一个细节，朝鲜武装军人登船后，很熟悉地拆除了两套定位系统，没收了所有通讯工具：“但我们船最后的定位系统在渔业公司、渔政管理系统中很容易查到，完全不存在朝鲜人说的越界问题。”　　细节回放扣押渔船船只属朝鲜189艇队　　5月7日晚上7点左右，于学君第一次接到朝鲜方面的电话，对方使用的是卫星电话，显示号码为134××××9515。对方给出的扣押理由是：辽普渔25222号渔船进入了朝方海域。　　于学君称，对方要求他联系丹东一家公司，向其支付费用，之后，可以释放船只和船员。要求的费用最初是120万元，最后期限是19日中午12点。于学君告诉记者：“从5月6日早晨知道事情发生到5月18日，我先后接到会讲汉语的朝鲜人打来的8个电话，每个电话除了要钱就是要钱，从最初开价120万降到80万，后又降到60万。”　　“我最担心的是16名船员的人身安全，”于学君说，“首先是粮食，被扣船上的粮食和菜马上就不够了，因为每次出海作业只能携带20天的食物，而这条船是这个月2日出海的，眼看就没吃的了。”　　自“辽普渔25222”号被朝鲜扣押后，于学君只有机会与辽普渔25222号船长姚国治通过电话：“他说话很谨慎，显然边上有朝鲜人在盯着，只说船员们情绪还好，然后就是一个劲地催我交钱。”姚国治还在电话里告诉于学君，扣押该船的是朝鲜189艇队的一艘机械船。　　前往采访于学君的《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于19日18点43分在其个人实名认证微博上称，“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曾劝船东“少交点钱解决事儿算了！”19点43分，邱永峥再发微博称，"有关人员"曾打电话给于学君，问他"你为什么把这事捅给媒体？"于学君委屈地说，已经半个月了没有任何进展，我生病住院，朋友看不下去把这个事上了网。”　　19日晚间，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证实，大连一艘个体渔船被朝方抓扣，船主向使馆求助后，使馆立即向朝方提出交涉，要求朝方尽快放船、放人。　　大连边防支队一名赵姓警官19日接受电话采访时证实，他所在部门负责处理这件事，但暂时不便透露。　　这并非朝鲜军方今年首次扣押中国渔船，一名知情者表示，今年以来仅丹东市就先后有3艘中国渔船被朝鲜扣押，其中2艘交“罚款”后释放。于学君说：“很多时候，船东一看对方只要一二十万就交了，算是自认倒霉，但这反而让朝鲜方面更加积极地越界扣押中国渔船，从而让朝鲜方面尝到甜头。”　　朝多次扣押我渔船并索款　　《南方都市报》援引公安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扣押渔船事件以往也有发生，“辽普渔25222”船被扣事件也不是今年的第一次，最近更为频繁。该人士称，丹东市有3艘渔船被扣，另有2艘渔船已被释放，船主被勒索赎金最多达到30万元。　　去年5月，同样是在这片“灰色”海域，3艘大连渔船、共28名中国船员被朝鲜军人扣押。渔船被扣时，北斗卫星的显示数值为东经123度16分，北纬38度18分。中国外交部当时表态称，有关渔船被扣事件属渔业案件。　　在那起事件中，朝鲜方面要求被扣中国船员签署文件，文件表述称，“中方船员越界捕捞，出于朝中关系的考虑，对于船员的行为不予追究”。28人最终在没有缴纳任何费用的情况下被释放返回中国。　　次月，即去年6月，中国农业部发布通知强调，中朝双方将严厉打击渔船赴朝鲜东部海域非法作业。　　敏感的“东经124度”　　“辽普渔25222”船主于学君称，渔船最后联络的位置为东经123度53分500、北纬38度18分。　　按照于学君所说的位置，这一带是中国的传统渔场，海底是沙滩，一种叫做“面条鱼”的鱼类比较多，双拖船多在这附近作业生产。渔船在中国的海域作业被扣押，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另外，渔船是在夜间被朝方人员扣押，渔船在夜间并未捕捞作业。　　然而事实上，中朝双方并未划定明确海上国境线。朝鲜于日发布政令，宣布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专属经济区水域从领海基线起至200海里，在不能划200海里的水域则划至海洋中间线。这一范围并没有得到中国的认可。　　记者从多名研究中朝关系的学者处了解到，在目前公开的官方文件中，找不到中国与朝鲜海上边界或临时边界的记录。在以往公开的边界谈判记录中，也有部分边界坐标点没有公开。　　哪里是朝鲜的专属经济区，哪里是中朝渔民共同分享海洋资源的海域，这些都不为民间所知。　　大连杏树屯、长海县等地的渔民告诉记者，所谓的东经124度线是通过口耳相传得到共识的民间版“边界线”。这一边界线有两个版本，一说在123度59分，一说为124度线。　　中国社科院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中心专家朴键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说，这条线没有成文的规定，而是通过渔民的捕鱼活动“口口相传”确定下来的。　　当地渔民告诉记者，从2010年开始，这片海域变得“敏感”起来，朝方的执法船舰会停留在“内部控制线”朝方一侧观测中方渔船的作业。　　中朝海域存在灰色共管区　　一方面是朝中海域边界未明的历史现实，一方面是打鱼谋生的生存需求。在中朝的“灰色”海域，已经形成由中国边贸“中间人”与朝鲜军人共同管理的潜规则。　　由于近年来渤海黄海中国境内的海洋资源骤减，大批渔民越境到朝韩海域捕捞。在韩国引起中韩外交纠纷的同时，在朝鲜海域则成为默认的灰色市场。　　有黄海研究学者表示，根据渔政部门的规定，渔船上必须有卫星定位系统，保证渔政部门监控。一旦渔政部门从监控器上发现渔船未经许可越界，会通知船长返回。但是有个别渔民在发现大鱼群实施捕捞作业时，会关闭船上的卫星定位系统。而长海县的一名渔民告诉记者，渔船捕捞时，大多数渔民都会将系统关闭。这样的结果是海监渔政部门无法监控到该船只是否越界。　　记者调查了解到，去邻近朝鲜海域捕捞的中国渔船，需要向朝鲜军方在中国的“中间人”交付一定数额的帮艇费，根据船只的大小及捕捞品种不同，帮艇费从数百元到三四万元不等。付费的船只可以得到一张帮艇票，作为许可证明。　　一说法称自上世纪90年代起，朝鲜会对没有支付帮艇费的渔船实施逮捕、罚款。罚款根据渔船的马力决定。上世纪90年代罚款大概是2万～4万元不等，如今罚款就高达20万元。　　也有说法称目前帮艇费的行情是：交2万元可以在朝鲜海域捕鱼两个星期。　　针对中国渔民暴力事件已成“惯例”　　去年5月，被朝鲜扣押的3艘大连渔船的船主张财辉、张德昌也曾通过互联网发布事件经过，并向社会舆论求助。　　经多天摸索，发现此事件应是一次内外勾结，即丹东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朝方相互勾结的海盗行径。同时，船主表示通过与船员的联络获知，朝鲜一方曾有中国人在场。　　据船主公布的信息透露，朝鲜军方提供了一个中国的手机号码139××××1127，要船主将款项打给丹东一名中国人。　　大连至丹东沿海一带渔民们向记者表示，此次事件只是一次“惯例”。在渔民中多有去打鱼被朝鲜扣押连裤衩都会扣留的传言。　　大连杏树屯的老渔民王某向记者介绍了此前被抓的经历。据他回忆，1998年和2000年他曾在东经124度以东两次被捕。在1998年越境捕捞时，朝鲜三四艘船围上来，抛一个小锚挂住渔船船体，上船鸣枪，把所有人关进货舱。船上物资没收，除了身上的穿戴，水壶、鞋、牙刷、牙缸、收音机、衣物只要未穿在身上都会拿走。只留下够开回中国的油。　　当时，老王被拉到朝鲜的尊义码头。老王记得，1998年那次，是中国大使馆出面解决，2000年那次，则是老王自己花钱私了。而处罚的款数则随时间上涨。“第一次赔了20万，第二次赔了30多万，回国边防也会罚。”老王说。　　据悉，朝鲜针对中国渔民的暴力事件已成“惯例”，只是没有公开。　　朝鲜扣押中国渔船事件频频发生，《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近日在其个人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上建议“政府给它来点硬的”：“第一，中朝是渔业纠纷，没有领土争端，这与菲律宾打死台湾渔民的性质不同&&第二，强烈要求政府迅速出面解决此事，要回中方渔船。第三，如果朝鲜"耍混"，就支持政府给它来点硬的。决不可鼓励朝鲜敲中国渔民的竹杠。”　　据新华社、《新闻晚报》、《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袁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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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山东渔船远洋杀戮事件中的丛林法则：刘贵夺的权谋之术
& & 曾经震惊世界的山东远洋渔船大杀戮事件，主犯及从犯均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是对于案件背后的思考却仍值得回味。主犯刘贵夺，他是一个农民，暴力劫持控制一艘远洋渔船后，开始执掌“生杀大权”，反对他及其路线的就是“死罪”——无论是曾经的渔船控制者，还是一起劫持船只的同伙，无一人能够幸免。
山东渔船远洋杀戮事件主犯：刘贵夺（操纵团队杀20人，被判死刑）
33人出海，在连番杀戮后“幸存”11人，却都成了杀人犯。而他是让其他10人感到畏惧的“头领”，身背20条人命。那时他只有27岁。
“要是船上的人都能像海里的鱼一样会游泳就好了，就不会发生这事啊。”在儿子刘贵夺被判死刑后，8月5日，57岁的冯国兰坐在炕上，脸上挂满泪珠。
在上远洋渔船之前，乡邻眼中的刘贵夺只是一个在建筑工地、养殖场卖苦力为生的农民——说话亲切，见到认识的人会热情打招呼，“特别会来事”，自恃聪明，又后悔辍学太早，羡慕有文化的人。
在父母口中，刘贵夺被叫做“小二”，乡邻则叫他刘二——他孝顺，从不惹事，后经法院调查，此前他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
2010年，刘贵夺上了渔船，被当做“黑工”，要忍受异常艰辛的劳作。半年后，他组织船员劫持渔船回国。一个多月的航程里，船上发生杀戮，20人被害，2人失踪。
这个曾经清白的人，个性极其复杂，有着诸多面孔：
在辩护律师眼中，他白皙文静，表面满不在乎，内心深怀恐惧；在原告律师眼中，他描述杀人场景时语气亲切，叫被害者的昵称“双喜儿、王哥儿”，让人不寒而栗；而对于被害者家属而言，有人说他“看上去还像个挺正直的人”，有人则对他充满仇恨……
他孝顺、聪明、热情、不惹事
8月12日，是远洋渔船“鲁荣渔2682号”经历杀戮后载着11名“幸存者”靠岸两周年的日子。在大连经济，36岁的王树彬感叹船上残酷的杀戮和自己的幸运——他在渔船出海前9天，被姐姐以母亲病重为由骗下了船，就此躲过了一场劫难。
渔船是山东荣成鑫发集团的远洋鱿钓船，长37米，宽7米。招募来的33名船员，漂泊在太平洋秘鲁、智利海域，要在这艘狭窄的船上生活、工作整整2年。
钓鱿鱼的工作异常艰辛。鱿钓是在夜晚开始，强光打到海面上，吸引鱿鱼群聚集，每两个船员合伙，各自手持钓竿用微光引诱鱿鱼上钩，大的有100多斤，需要两个人合力拉上船。
渔船基本不靠岸，船上有海水净化设备，每天可以净化海水200多公斤，在需要补给时，公司在后方完成交易，由外国船只运送物资。为了省钱，这些船员常年以吃鱼为生，病了只能靠自己带上船的药品治疗。
刘贵夺1984年出生，身高约1米73，身材瘦削。他是黑龙江龙江县人，村子快靠近内蒙古了，以种玉米为生，靠天吃饭。
在家里，母亲冯国兰叫他“小二”，乡邻则喊他“刘二”。在乡邻眼中，刘二特别聪明，见了人就亲热地打招呼，“特别会来事”。而因为常年在外打工，刘贵夺在村子里也算是个陌生人。
刘贵夺十五六岁就外出打工了。那一年，因为天旱，全村颗粒无收，村里人都外出了。他也跟着去了秦皇岛，帮人养殖。
在母亲眼中，“小二”还算孝顺，外面有什么稀罕果子，都会带点回来。那时还没成年就在外打工，冯国兰接了电话就哭，儿子也哭，“不遭罪，够吃就行。”“以后电话打得少了，他难受，我也难受。”冯国兰说。
“小二”成年后，冯国兰常在电话里叮嘱，“别喝酒，出门在外不容易，别惹事。”“小二”就说，“我都知道了，我大了，这些我都懂。”
“在外打工时间久了，从没惹过什么事，慢慢我也放心了，”冯国兰哭着说，“都怨我自己没管住，我要说他不在家地就种不了，他能出去吗？”
上船前的离家是在2010年9月底10月初。冯国兰舍不得儿子走，做了早餐后就下地里干活去了。
老伴开着种地的拖拉机，送儿子到乡里坐车到龙江县城，再辗转去大连打工。临走时，“小二”给父亲买了两盒烟。平日夫妻俩都是抽自己种的烤烟，用纸卷着抽。
2010年11月底，刘贵夺上船，他要做远洋船员，出国谋生，却踏上了不归路。
曾经“鲁荣渔2682号惨案”轰动一时
他大方仗义，有不易察觉的精明
在渔船上，王树彬对刘贵夺有好印象，“这人看上去挺仗义的。”在渔船停靠码头时，一次10多个船员一起外出吃饭，花了1000多元。王树彬提议AA制，刘贵夺独自结了账，他说：“没关系，马上要离境了，留着钱也没用，船上花不了，我请了。”
刘贵夺的精明是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显现出来的。出海前，他一面从公司的门市部里赊账2万多元搬了十多箱烟上船，一直码到船舱顶棚，一面对其他船员解释这些烟是自己抽的，他说，“这上了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烟，我不能亏了自己。”
由于船上空间小，公司只允许带这么多烟，烟就被他一个人垄断了。
停靠码头2个多月，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船员，聚在一起只有打闹和嬉戏。但只有王树彬的好友刘刚看出了刘贵夺的不同寻常——王树彬回忆，刘贵夺上船没几天，刘刚私下议论过一次，“这小子瞅着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不怎么好惹。”
后来，来自吉林的刘刚，这个“30来岁、脑瓜特别好使”不幸亏了本的生意人，和另外5人在同一个晚上遭到杀害。
根据后来分批杀人的事实来看，杀戮主要在三个“帮派”中间展开——出海前，这只是基于地缘和人缘，在人群中正常出现的小圈子。
第一个是三个黑龙江人组成，刘贵夺就是三人中拿主意的。王树彬介绍，三人此前就认识，像“死党”一样，1976年出生的姜晓龙爱耍根电棍吓唬人，而1987年出生的刘成建个子矮一些，看上去挺老实。
第二个主要由四个内蒙古人组成，他们都是蒙古族，相互用蒙古语交流，为头的是身手敏捷的包德格吉日胡（以下简称包德）。
王树彬记得，包德为人热情，曾对其他船员说，“在船上呆两年，大家都是兄弟了，就像是当了两年兵的战友一样”。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大连帮”，以来自大连的管理人员为主，他们是渔船当然的控制者。
船长李承权，身材高大，脾气暴躁，庭审时给一名家属留下的印象是，“脾气倔，人挺横，是那种不让人说一个不字的人”。
“大连帮”内，还有一个经常一起吃饭、闲聊关系亲密的“小团伙”：为人豪爽的温斗，“心眼实诚、爱抱怨两句”的姜树涛，“为人热心，当过潜水员”的岳朋以及王树彬、刘刚等人。
“如果我在船上不主动去杀人的话，应该会和刘刚一起作为‘大连帮’被杀了吧。”王树彬事后猜测。
艰辛换来欺骗，他发动了船员
引发杀戮的直接原因，是船员合同上的报酬问题。在上船前，刘贵夺相信，只要在船上熬两年苦日子，就可以获得至少9万元报酬——合同约定，保底工资每年4万5，在船上消费少，加上钓鱿鱼的提成，2年后就可以存下一大笔钱。
对于刘贵夺等船员而言，这是在船上支撑两年的“信仰”。王树彬在渔船停靠岸边时，就已经开始晕船，“那种感觉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时刻都想呕吐”。但他被船上的“淘金梦”感染，还是决定跟随渔船出海生活两年。
出海半年后，刘贵夺等人的梦破灭了。在渔船上，吃惯了苦的刘贵夺成了业绩最好的人，3个月内却只能赚到8563.2元，而付出的代价却异常艰辛，后来他供述，“（2011年）6月初，每天工作18个小时是少的，还有连续工作一天两晚，不睡觉，我们都非常疲倦，累坏了。”
辛苦的劳作，换来的却是欺骗，“信仰”瓦解了，悲观和失望情绪在船上迅速蔓延，暴力反抗劫持船只的想法冒了出来，并最终引爆了危机。
劫船的计划，在船上酝酿了一个多月。按照刘贵夺的供述，最先提出计划的是包德，实际上，刘贵夺才是真正发动这场暴力反抗的“头领”。
“幸存者”的供述中，主要是刘贵夺和他的“死党”一起在私下游说。在控制船长后，刘贵夺搬到了船长室住，而包德，只是从条件稍差的前铺搬到了刘贵夺以前住的十二人铺。
刘贵夺劫持船只的游说过程，显得轻松、随意，有着心照不宣的意味。行动的前一天，和一个叫梅林盛的船员在厕所碰见，刘贵夺问：“你就钓这么少的鱼啊？”梅笑了笑。刘贵夺后来供述，“我们钓的鱼少一点就少一点，钓多钓少没关系，意思是要劫持船只，相互一笑，我心里就明白梅林盛肯定要加入我们了。”
最后，暴力反抗的想法，一共赢得13名船员的支持，其中还包括船上唯一的大学生马玉超，但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劫船带来的严重法律后果。一位律师告诉记者，“劫船至少可判十年以上”。
原告方律师张文普感叹，不诉诸暴力的话，船员其实可以集体罢工、谈判，甚至委托家人去找公司协商，或者在岸上起诉。
这些和平处理的手段，只是作为一个有规则意识的法律工作者的事后分析。从实际情况看，公司和船长的某些行为，其实早已堵死了谈判、协商的通道，暴力反抗在这艘船上似乎不可避免。
首先是包括刘贵夺在内，共有18名船员没有船员证。没有船员证，就堵死了这些船员的退路。刘贵夺在法庭上陈述，船长曾说，你们回不去了，都没办船员证，也没有其他船敢搭你们回去，否则就是非法偷渡，你们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而公司也不太可能送这些不愿干下去的船员回国。根据合同约定，船员出海途中返回的费用，全部要由船员自己承担。
协商或者打官司这条解决路径，早就被公司自己堵死了，问题的关键是公司用了假公章和船员签订劳动合同。
出海之前，公司就已经“谋划”要把这些船员当作“黑工”使用，在劳动权益上没有基本保障，加上船长个人粗暴的管理方式（多名参加庭审的受害者家属介绍，一名叫包宝成的船员鱿钓时抽烟，被船长一拳打过去，眼睛被打乌了），使得渔船上缺乏基本的人权和规则，给整艘船埋下了残暴的种子。
原只想把船劫持回国，没想过杀人
刘贵夺选择劫持的时机是等渔船加满燃油后就开始实施。渔船加满了油，在破坏船上的通讯设备后，整艘船就可以不再受公司的监管，直接开回国了。
日深夜11时许，刘贵夺和包德一共7名船员持刀上舵楼，“死党”姜晓龙带着5名船员持刀守在通往船长室的舷梯前放风。
刘贵夺带人冲进舵楼时，船长正在睡觉，刘将其拽了起来，要求起锚回国，遭到拒绝，刘贵夺就拿刀捅其左大腿，船长叫起来，一个叫双喜的船员给他当头一棍，船长晕了过去。
刘贵夺吩咐双喜把船长捆上，结果双喜拿来了一根比大拇指还粗的绳子，刘贵夺阻止了，“这个能把人绑死了，也不好绑”。按照刘贵夺最初的计划，只要通过暴力控制船长把船开回国就好了，并没想到要杀人。
这时，大副付义忠、伙食长夏琦勇、船员刘刚想上去救船长，付义忠被包德等人用红布条绑了起来，另两人被吓唬了回去。
悲剧的是，夏琦勇退回去后又鲁莽持刀想闯过去救船长，这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还因为这起流血事件，把整艘船引向了杀戮的深渊。
夏琦勇的举动，王树彬认为可能是想报船长的“知遇之恩”。据他介绍，船上的伙食长原本是一个叫崔勇的船员，后来换成了夏琦勇，每个月的工资多了200块。这个安排，曾引起崔勇的不快。而夏琦勇也因为这点知遇之恩，“平时特别维护船长”。
夏琦勇返身叫嚷着“这帮小兔崽子还想劫船”，持刀冲到舷梯口，被姜晓龙拦下。姜晓龙供述，他对夏琦勇说，“让你下去就下去，没你什么事儿”。
一审法院认定，夏琦勇是被“黑龙江帮”砍杀的。在制服夏琦勇的过程中，刘贵夺大喊一声，“刘成建把他腿打折了”，以此吓阻其他船员。
夏琦勇死后，就再没有遇到反抗，船顺利起锚，被绑的付义忠也恢复了自由。
但是，暴力劫持死了人，暴力就成了唯一的规则，刘贵夺开始把船上的救生衣、杀鱼的刀具都控制起来，并和包德带人日夜轮班走岗，防止其他人和船长联系后改变了回国航程。
控制渔船后的刘贵夺，内心的恐惧感却越来越强烈。怕遭到“毒杀”，安排船员宫学军做饭后又不放心，刘贵夺不动声色安排了马玉超去帮忙，“意思是看着宫学军，怕在饭菜中下老鼠药”。
感觉有人造反，2天内连杀9人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船上风平浪静，直到抵达夏威夷以西海域后，新的杀戮危机爆发了。刘贵夺认为“大连帮”要“造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看见温斗经常和别人窜，经常说悄悄话，我感觉有人造反”。
所谓要“造反”的事实，王树彬介绍，在出海前就已经是这样了，“这几个人关系好，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
之后，刘贵夺“和包德商量不能再等了”，他定下了计划，开始血洗这个“造反”团伙。
日晚上，刘贵夺在舵楼里注视着杀人过程：温斗下舷梯时，被包德用刀捅透了身体，温斗惨叫，刘贵夺随之将音乐调大来遮人耳目。
在舵楼，刘贵夺问返回的“死党”“下面怎么样了”，站在两人身后的包德“在后面朝我笑”，随后，刘贵夺下去察看杀人现场。
当夜，温斗、姜树涛等六人遇害，其中挨捅的姜树涛求饶：“刘哥，刘哥，我错了。”“得了，别捅了，把他扔海里吧。”刘贵夺说完返身离去。
在这场杀戮中，“造反”成了杀人的标准。与温斗住同一间屋，但平日不爱闲聊、只闷头忙着修机器的王延龙，刘贵夺问他“参与大车（温斗）造反了没有”。回答“没有”的王延龙活了下来。
而刘贵夺定下的“造反”罪名就成了渔船上的死罪，以罪名杀人，稳住了其他船员，便于各个击破。
杀人当夜，马玉超在神情恍惚中失踪。第二天，与温斗等六人关系亲密的两个船员遇害。而一个叫薄福军的船员，则被当做“叛徒”被处死。
刘贵夺供述，薄福军是最初同意和他一起劫船回国的同伙，在动手杀温斗等人之前，薄福军曾向自己告密，“岳朋要造反”。“后来我问薄福军，他就不再说了，反而替（岳朋）他们说话，我感觉薄福军也叛变我们了”。
在两天之内连杀9人后，这场杀戮才真正开始。
和他一起杀人的人，被他杀死
杀完9人之后，在船上一直处于观望的“中间派”的船员，船长李承权、船员崔勇、段志芳，出于对安全的担忧而要求入伙，船上的力量开始重组。
刘贵夺召集了一次会议来决定是否批准船长入伙。刘贵夺称，“我说加入我们有好处，船长懂的事情多，他说在日本有亲戚；坏处是船靠日本岸了，能把我们都供出去。”
会上，其他人要刘贵夺拿主意，最后刘贵夺批准了船长的加入。新的力量加入后，就成了进行内部清洗的主力。在杀完9人间隔2天后，7月24日，可以与刘贵夺相抗衡的“内蒙古帮”遭到清洗。
刘贵夺供述，杀包德等人的理由是，“后来我说去日本，包德不说话，感觉他不服这个建议，他可能想杀我取而代之，而且他把姜晓龙等我的人赶到船舱底下住。”
就在刘贵夺开始起疑心的当口，告密者再次出现了——同样是内蒙古人、1991年出生的黄金波，在刘贵夺和包德这两个团伙中充当着“双面间谍”的角色。
据一审判决书，“黄金波供述，包德跟他说刘贵夺要带着姜晓龙等两三个人去日本，把剩下的人全杀了，想让他帮着反刘贵夺，他假装同意，但当天晚上就告诉了刘贵夺。”
刘贵夺的计划是让新入伙的船长李承权和崔勇杀包德，但告诉包德是要杀崔勇，并让包德把刀交给李承权。
7月24日当夜，刘贵夺再次在舵楼里注视着这一切：“我看见三人（包德、船长、崔勇）在船舵楼前面”，空着手的包德被两人捅，他喊了一句“都出来”，但没有同伴出来，出来的是刘贵夺的人：刘成建、黄金波等。
包德试图抢刀反抗未遂后跳海，刘贵夺上前追问，“还有谁要反我？”并问包德，“你以为黄金波是谁的人？”
是否沾血，成了划分敌友新标准
被划做“内蒙古帮”的6人遇害后，此时，是否沾血成为了划分敌友的新标准。
7月25日凌晨4时许，船舱进水，王延龙失踪，刘贵夺等人推论是王延龙打开了海底总阀。王以沉船来阻止杀戮。
刘贵夺组织救船，安排付义忠、宋国春等4人用空桶和木板临时造了一个简易筏后，4人却跳上简易筏往外逃，宋国春还趁乱把部分尖刀扔到了海里。
这时船体倾斜严重，船长吩咐抛锚，弄了很长时间，船慢慢平了，虽然船上有水，但不继续下沉了。
不幸的是，企图逃离渔船的简易筏又随洋流漂回渔船附近。据刘成建等人供述，看到4人往回漂，船长和曾经的施害者站到了一起，他“让大家藏起来，等靠近后，就开始用铁坠子（每个重约2公斤）砸”。
交往20多年的兄弟情谊在此时已经一钱不值，付义忠逃离渔船和不曾杀人的事实，成了他的“罪名”。
遭到攻击的付义忠三人跳海，而宋国春则选择了游向渔船，救上来却被当做了“投名状”——刘贵夺、李承权要让还没杀过人的两个船员沾血。
宋国春逃上船后，就“一直哀求刘贵夺别杀自己”，“死党”姜晓龙“看着宋国春挺可怜的，转身走了”。
身上的救生衣被脱下，只剩一条内裤，40多岁的宋国春被绑好手脚系上“五六个铁坠子”后立在船边，没沾血的项立山、段志芳两人“推了宋国春一把，宋国春就沉到海里了”。此时，33名船员中，“幸存”11名船员。
与此同时，海上的救援力量正在赶来，杀戮停止了，编造谎言成了刘贵夺等人的当务之急。
宋国春沉海的当天上午，刘贵夺、李承权组织船员开会，开始编造船上经历，并让黄金波记下两份，让船员轮流背诵。
但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在日船靠岸后，船上11人全部被刑拘。
今年7月19日，刘贵夺一审被判处死刑。认定他杀了20条人命。
一审判决后，死者家属表示接受判决结果，而被告人崔勇的律师称量刑过重，将上诉。
［一审判决结果］
○被告人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劫持船只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李承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劫持船只罪，判有期徒刑12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冯兴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梅林盛、崔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被告人项立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一万元；○被告人段志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潇湘晨报记者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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