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十九大代表中领导干部比例将下调
来源：新京报
原标题：中组部：十九大代表中领导干部比例将下调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决定，党的十九大于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10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中组部随后召开会议，对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进行了部署。近日，中组部负责人就做好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中组部负责人表示，十九大代表的选举共划分为省区市、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央金融系统、中央企业系统（在京）等40个选举单位。十九大代表名额共2300名，比十八大时增加30名。主要是考虑五年来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全国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数都有所增加，同时，需要增加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名额。
　　中组部负责人表示，中央要求，十九大代表应具有广泛代表性，能够代表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党员，能够反映广大党员的意愿。《通知》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突出向基层倾斜，对改善代表结构提出了明确要求。具体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
　　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应占一定比例
　　一是适当提高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比例。这是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通知》对十九大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党员领导干部比例作了适当调整，概括起来就是“三升三降”：即省区市、中央金融系统和中央企业系统（在京）代表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所占比例一般不少于三分之一，比十八大时分别提升了1.33、13.3、1.33个百分点；相应地，党员领导干部（领导人员）所占比例一般不超过三分之二，比十八大时分别降低1.33、13.3、1.33个百分点。通过调整代表构成，使十九大代表中能有更多来自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既有利于更好地反映广大党员的意见，也有利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二是统筹代表的合理分布。十九大代表要兼顾行业、领域和地区分布，尽可能做到经济、科技、国防、政法、教育、宣传、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省、市、县、乡镇村组和街道社区等各个层次，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各个方面都有代表。代表中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应占一定比例。
　　重点推荐工人农民中的先进模范党员
　　三是注重推荐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党员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十九大代表的选举要坚持推优导向，注意从近年来党内表彰和各类表彰活动中发现合适人选，重点关注十八大以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涌现出来的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先进模范党员，把先进事迹突出、受到组织表彰、在党员群众中拥有较高威望的党员作为重点推荐对象。
　　为确保实现代表结构比例要求，中央强调，要明确界定党员领导干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以及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党员的范围。要准确认定人选身份，以参加推荐提名时所从事的职业为准，具有多重身份的，按工作性质主次和代表性认定，避免出现身份失真失实，或变换身份规避审核，防止“顶帽子”挤占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等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名额。
　　十九大代表产生有哪些程序和环节？
　　1 推荐提名
　　推荐提名从基层开始，所有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参加。基层党组织根据分配的名额，按照代表的条件和结构要求等，严肃认真推荐人选。基层党委要根据多数党支部和党员的意见，集体研究遴选上报推荐人选。市、县和其他推荐单位要对推荐人选进行研究遴选，召开党委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上报的推荐人选。选举单位要召开党委常委会（工委会议、党组会议），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考察对象名单。
　　2 组织考察
　　选举单位要对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考察对象进行认真考察，充分听取基层党组织、党代表、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实行差额考察和考察预告。严把人选政治关，严把人选廉洁关，认真落实“四必”要求，即所有考察对象的档案材料必审，纪检机关的意见必听，违纪违法线索具体、具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必查，考察对象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必核，坚决防止“带病提名”。
　　3 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
　　选举单位召开党委常委会（工委会议、党组会议），研究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并在选举单位范围内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初步人选名单确定前，应征求同级纪检机关的意见。对金融机构、企业等方面的初步人选，还应有针对性地听取行政执法、行业监管等有关部门意见。
　　4 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
　　选举单位召开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工委会议、党组会议），投票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可以等额确定，也可以差额确定。
　　5 会议选举
　　选举单位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进行选举。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采用等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不经过预选，直接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差额选举的比例应多于15%。
　　据新华社电
(责任编辑：刘盛钱 UN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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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集体权力交接：派系裙带关系还是制度因素？
&&&&郭苏建&&&&中共高层权力交接，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共权力继承和交接上所注重的最高领导人权力可以“平稳交接”的原则，有利于最高领导人“梯队建设”的原则，以及防止任何个人权力坐大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西方派系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误导学术思考和公众舆论&&&&2012年中共十八大最高领导层权力交接和过渡引发西方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绝大多数评论都把新一代领导人的产生和人事布局视为派系斗争和裙带关系的产物，而不是看成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权力交接制度化的表现，甚至把制度安排看成是派系权力斗争和裙带关系决胜的工具，把中国政治过程特点概括为“非正规政治”（informal&politics）和“裙带政治”（&patronage&politics）。这种观点和评论其实依据的是西方派系政治理论（factional&politics&theory）。&&&&这种派系政治理论强调党内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政治过程的决定性作用和影响。各派系成员与派系领导者之间存在着职业历史根源或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相互依赖、忠诚和上下级关系，派系领导者常常为了增强其权力或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政策、利益而与其他派系领导者结成联盟，以达到各自可以接受的政治结果或分享权力的目的。因此，各派系之间总是存在着权力斗争，以影响人事任命和政策结果。由此理论出发分析政治过程的学者认为，派系（factional&groups）和裙带关系（patron-client&ties）是中国领导人选拔机制和政治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主导性的因素，派系忠诚度及其家庭背景影响着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选拔和晋升，从而维系中共政治的连续性、稳定性。&&&&然而，这种理论对政治和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制约和影响政治过程和决策过程的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如制度规则、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环境等。其实，这些关于中国政治的理论观点和时政评论所依据的并非可靠和充分的事实根据，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个人观察和猜想谁属于哪一派别，甚至根据网页博客、传言或并不可靠的所谓内部消息，来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识别”和“排队”，不仅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误导学术思考和公众舆论。遗憾的是，不少人还是习惯于接受这样的派系政治分析模式。&&&&“派系”、“裙带关系”对中国政治过程的误读&&&&西方政党政治中常见的政党派系（factions或factional&groups）通常指那种在其权力结构里形成了某种纵向的相对固定的权力利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某个派系领导者，追随者与他具有相同的思想、理念、目标或明确的派系共同利益等，形成了某种政治派别的身份认同，并与其他政治派别竞争权力或分享权力。而在当前中国政治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非正式的、相对灵活和流动性很大的人际关系(personal&relations)，而且一般是横向为主的互助互惠的互动关系，并不是纵向的以某个领导者为首的派系关系，更没有像中共历史上出现的那些在党内形成某些派别领导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各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派系斗争。所以，把这些“人际关系”及其个人看成固定的“派系关系”，不加区分地混淆起来，并把派系斗争简单地应用在当代中国政治分析上是很牵强附会的，并很容易产生误导。另一方面看，把裙带关系看成派系连接的纽带并主导着中国政治过程和最高领导人的选拔和晋升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绝大多数新产生的领导人并没有这种所谓的家庭裙带关系或其他裙带关系，在某个党和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并不能简单地归入某个派别或表明这个人对某个领导人有某种派别忠诚或裙带关系。&&&&其实，依靠派系和裙带关系来实现中国统治者或上层领导人权力交接是最不稳定的政治过程，历史上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个血的教训。正是以史为鉴，上个世纪末，邓小平还在世时，以他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今后的权力交接做了相应的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中最主要的就是：进入中常委的年龄限制和最高领导人连任最多不能超过两届的规则。这些高层领导人权力交接的“制度性规则”（institutional&rules）,而不是所谓的“派系裙带关系”，在后来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权力平稳交接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这些规则经过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的权力交班的实践已经逐渐制度化，并在党内形成高度共识。虽然人际关系、个人品格和贤能等政治因素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主导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在任何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下都是一样的。所以，依靠人际关系、裙带关系、派别关系等概念为分析工具来思考中国领导人代际权力交接，缺乏准确性和可靠性，这些也是权力交接或权力继承类型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和交接形式。&&&&“制度性规则”在中共高层权力交接中的作用&&&&如果从制度性规则（institutional&rules）角度分析中共十八大最高领导人的代际权力继承，就可以更准确、更客观地分析其政治过程的各种影响因素，从而看出制度性规则的主导作用和决定性影响。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在分析十八大最高领导人当选结果时，将原本期望很高的候选人没有当选的原因归纳为“派系的输赢所致”，而事实上，这种分派不仅没有令人信服的事实根据，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而且忽视了&“年龄限制”和“任期制”的制度规定对最高领导人继承和交接的制度性限制和决定性影响。他们这次十八大没有当选的更主要原因是，他们与其他人选相比还年轻，可以等待党的十九大再进中常委，而在年龄上相对较大的，先安排进入中常委。在十八大当选的中常委中，到了5年后的十九大，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位领导人，根据年龄和任期限制，可以继续担任中常委，其他十八大中常委都将退休，从而为年轻一代领导人进入中常委提供机会，并为二十大最高领导人权力继承和平稳交接提供制度和组织上的保障。&&&&因此，中共十八大上的高层权力交接，并非像西方学界和媒体所猜想和推断的那样是“派系”、“裙带关系”在起主导作用，其在制度上有邓小平设置的规则可以遵循，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年龄限制”和“任期制”的制度规定，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共权力继承和交接上所注重的本届党和政府（十八大）与下届党和政府（十九大）领导人之间、党的十九大与二十大最高领导人权力继承上，可以“平稳交接”的原则、有利于最高领导人“梯队建设”的原则，以及防止任何个人权力坐大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这也是从邓时代以来的历次交班过程都可以观察到的制度设置所体现出来的三个重要原则。这种制度安排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防止出现由于严重的派别斗争、裙带关系主导而带来的权力继承上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出现上层领导分裂、不稳定或个人专权等问题，有利于权力平稳交接。&&&&历经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党的十八大是邓小平设置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交班制度的又一次成功体现，并将对今后权力交接同样发挥重要影响。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继承和交接是更加制度化了，制度性规则在政治过程中越来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副院长，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终身教授、中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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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我接触过中国最高层 近20年对中国的预测都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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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张维为说到，过去三十多年，对中国的预测，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回头一看，乐观的几乎都是对的，悲观的几乎都是错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曾
核心提示：张维为说到，过去三十多年，对中国的预测，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回头一看，乐观的几乎都是对的，悲观的几乎都是错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邀请我去他们演播室。这个主持人很有意思，他见到我坐下来，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啊，您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当时十八大还没有召开，即将召开。我笑了，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说我都记不起来，我说我一个人的预测，都比你们预测得准。就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媒体人、西方学者，他的思想里还有一种，就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就只要你做的跟我们西方不一样，你就不对，你就要走衰，你最后要崩溃。凤凰卫视8月22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张维为：我是学政治学的，我是研究政治的，对国际政治感兴趣。后来又直接给中国最高的领导人做翻译，对政治有兴趣的人不是特别多，但还是不小的比例的。 田桐：这三本是你的。 张维为：对，这是三本的三部曲。 田桐：三部曲。 张维为：很多读者告诉我，读张维为的书啊，现在看来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幸福指数提高了不少，有的直线上升。第二个呢，我这二十年，对中国的预测是准确的。我老说就是不要被西方话语忽悠，西方话语它主流话语非常强势。 解说：它们更警告，若不坚持改革，中国经济将面临中期硬着陆风险。 张维为：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要被西方、被美国这么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我自己觉得中国的进步，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到过的。 视频短片：我们会在稳定政策，以及稳定市场对中国的长期预期的同时，加大定向调控的力度。 张维为：没有任何一个外部力量，可以阻止中国的崛起。如果你不自信，你将失去一切。 张维为：中国人应该平视西方可防止被忽悠 张维为：大家好，过去三十多年，对中国的预测，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回头一看，乐观的几乎都是对的，悲观的几乎都是错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邀请我去他们演播室。这个主持人很有意思，他见到我坐下来，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啊，您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当时十八大还没有召开，即将召开。我笑了，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说我都记不起来，我说我一个人的预测，都比你们预测得准。就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媒体人、西方学者，他的思想里还有一种，就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就只要你做的跟我们西方不一样，你就不对，你就要走衰，你最后要崩溃。 解说：多年以来，国际社会唱衰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诺贝尔经济学的得住保罗.克魯格曼，早在1997年，亚洲危机的时候，就撰文表示，中国经济崩溃在即。2011年和2013年分别发表文章，Will &China &Break，中国要歇菜了吗？以及Hitting &China's &Wall，中国遇上了大麻烦。保罗公开宣称，五年内我对中国经济比较担心。另一位唱衰中国的代表人物，是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也被称作是共产主义失败论。在福山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冷战的结束，这都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未来的走向，只能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张维为：那么很有意思，2011年的时候在上海，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先生，来跟我有过一场辩论。我说以我对美国的了解，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了解，我说你这个设计呀，政治制度设计，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政治改革的这个迫切性，绝对不亚于中国。实际上我觉得比中国还要迫切。很有意思，现在我们这个辩论已经将近四年过去了。我的观点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更加细化、更加深化了。但福山先生，最新的一期《外交事务杂志》，是美国的一个顶尖杂志。他发表一篇长文，这长文的这个标题就是America &in &Decay，《衰败中的美国》。我自己看了这篇文章，英文的还有中文的翻译。我说这95%不用任何修改，登在《人民日报》上没有问题。 我之所以谈问题比较自信，恐怕跟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在中国最底层工作过，我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那么我非常荣幸，在八十年代中期时候，我机会直接为当时的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我做了很多次的翻译。所以我接触过中国的最底层，也接触过中国的最高层，我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泰国曼谷。我都不可思议，当时到的时候，觉得怎么这么发达，那领先上海至少20年。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九点钟商店都还开着。当然今天去过曼谷都知道，那落后上海至少20年。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在西方长期生活过，所以这个西方很多这个忽悠啊，我是不会上当的。我在那用过律师、用过会计师，交过税，这个打过官司，买过地，建过房子等等。我总的感觉是，西方的长处和短处都是客观存在。但现在它体制中的短处，开始越来越多的压倒他的长处。那么我走了100多个国家之后，我有很深的感觉，中国已经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了，我自己发觉，我们相当大的一个人群，特别是我们知识界、媒体界，这些人不自信。最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彼岸世界，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 我说一次我在上海，一个大学里讲课，讲中国崛起。一个青年教师提了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他说张老师啊，听完你的讲座给人感觉，好像中国人生活的都很幸福，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求移民？你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移民，呆在中国？我也笑了，我说你这个问题呀问对人了，我说我不做这样的傻事情，我鼓励他移民。因为我做过一个小小的研究，就是至少70%的人，出国之后会变得更加爱国，不管他加入不加入那个国家的国籍，一出国就爱国。这个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 而且我仔细查了，有关移民的数据，我们现在移民还非常之少。过去三年，平均的这个移民是19万一年，19万一年是个什么概念？小小的波兰，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人口4000多万，去年移民50万。我们这个民主的台湾省，人口比上海还少，2300万。现在在中国大陆生活工作学习的台湾同胞多少人？150万，这是最保守的估计，我说是围城现象。如果你想移民美国的话，我说我给你支个招，我对纽约还算熟悉，恐怕不亚于上海。我说这样吧，你可以从上海的浦东机场，到纽约任何一个机场，纽约有三个机场，现在跟上海联系比较多的是纽瓦克机场。我说你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美国基础设施都是六十年代的，怎么跟中国比？我说如果你有胆量的话，如果你是八尺男子的话，试一试，敢不敢在纽瓦克这个镇，就像我们虹桥一样，是一个镇，住一夜，我住过。体验一下你晚上敢不敢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纽瓦克一个医学院，做过博士后。我问他的，我说你这个医学院怎么样？他说不错的。我说你哪个专业是最好的？他说枪伤科。天天有火拼啊，枪伤科就发达了。 美国，你只要稍微有点起码的，对这个国家的知识、常识，你就知道，这个国家三个世界组成的，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如果你不幸的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对不起，我估计你的寿命，跟非洲国家差不多，50来岁。如果你像我们很多留学生那样，真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美国所谓的第二世界，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你真的问问这些人，过去20年，你的实际收入有没有增长？你买了房子的话，你的房子有没有增值，你对以后在美国的退休生活，你有没有信心？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不好，美国有很多地方不错的。但是我说我们应该平视美国，平视西方，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这样可以防止被西方、被美国忽悠。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要被西方、被美国这么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一手好牌，当时的好牌，怎么今天，当时打成那个样子？我自己觉得中国的进步，无疑是世界上最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到过的。 张维为：最富的一百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就这么简单。 张维为：中国不怕竞争特别是政治制度竞争 张维为：我自己觉得中国的进步，无疑是世界上最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到过的。我们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80%。我们的成就恐怕超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现在如果我们看经济总量，我讲超越美国，我们总量，最保守的估计，我看到的，十年之内，根据官方汇率计算的GDP，应该超过美国了。如果根据购买力评价，这是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就是你的货币，实际能够买到多少东西，这样来计算的话，中国经济规模，根据国际货币经营组织最新的报告。今年，2014年已经超过了美国，就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有的人还是不自信，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呀，即使你超过美国，你的人口比美国多四倍，对不对？你的人均GDP还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我说你换一个指标系统，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我自己经常用两个不同的指标来看世界各国，一个就是家庭净资产，也就是说，你老百姓家底到底有多厚，你的房产，你的股票，你的债券，你的储蓄等等，加在一起，去掉你的所有的债务，你有多少净资产？我现在看到的，美联储它每年都出报告。 2010年，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50%比这个高，50%比这个低，是77300美金。你说美国怎么就这么一点呢？实际上美国，国家是个债务型的国家、经济。这个个人老百姓消费，也是债务型的消费。你把债务都去掉以后，资产还确实不是特别高。这个水平和中国今天的家庭净资产，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而在中国的发达板块，我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和美国人口一样多的3亿多人的发达板块。坦率讲，47万人民币的资产，属于弱势群体了，恐怕是需要政府提供帮助的人群。 第二个重要的指标系统，就是人均预期寿命，可以活多久？中国现在是75岁，美国是78岁，就比中国多3岁。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而我们整个发达板块，北京、上海都是82岁，纽约才79岁。而且79岁还是最近的，前两年还没有到这个水平。为什么名义GDP、人均GDP美国比中国高相当多？但实际上家庭净资产和这个人均寿命，这个差距不是很大。一种解释，我觉得邓小平当时讲过的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我自己亲耳听他讲过，他说因为我们实行的社会制度，所以我们人民得到的实惠可能会比较多。第二种呢，就是最富的一百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就这么简单。 因为现在美国连这个竞选，公司竞选现金不封顶了，个人捐款也不封顶，那就不是民主政治，而是钱主政治。不是民主，是钱主，是钱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老百姓怎么改善？但是我们国内一些人还是不自信。西方还是天天在骂我们，它骂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我们是民主国家，你是专制国家。叫民主与专制，西方那个主要的话语。所以我们讲，超越美国、超越西方，不仅是经济总量，不仅是百姓财富，而是也是话语的超越，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 那么很有意思，今年3月，我们有一个小组，去德国首都柏林开会，BBC正好在播一个电视节目，叫freedom &twenty-fourteen，自由2014。那里边一个退役的宇航员，拿着一张他冷战时期拍的照片，跟大家说，你们看，这是冷战时期，我从外空拍的柏林的夜景。柏林，他说东柏林。你们看是暗淡无光的，西柏林非常明亮。这说明了什么？他说一边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另外一边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那我们这些从上海到柏林的同事，一到柏林就觉得，哎呀，这个机场怎么这么小啊。确实，中国已经找不到这么简陋的机场了。这个街道里的商店空空荡荡，没有人气。这个夜景那比上海差得太多了，一个天一个地。所以如果一定还是要套用，这个宇航员的这个话语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今天中国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德国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实际上关键我想不是一个国家，德国、中国，是民主还是专制，而是这个话语，民主与专制的话语，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已经远远不能解决，我们这个非常复杂，有时也非常精采的世界。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新的话语来代替这个范式的话，我想就是英文叫做good &governance，良政，还是劣政，劣政叫bad &gavernance。就是国家治理的好坏，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有一些国家治理得还可以，有一些治理得非常糟糕。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模式，非西方的制度，我把中国也放在这一类。虽然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可以经得起国际比较。关键是劣政bad &governance，也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可以举出100个例子，从最烂的这个阿富汗、伊拉克、海地、利比里亚，到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破产的希腊。我到希腊我就说到，我说我们可以从上海派个团队来帮你治理，因为治理水准太低了。冰岛也破产了，也所谓发达国家，我也去过，没有治理好。那么讲超越，我们实际上还要讲一个，叫做政治制度的超越。 那么政治制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如何产生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十八大的时候，《纽约时报》的编辑给我来了一个邮件，说张教授，能不能写一篇评论，我的这个文章的标题是《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我就跟他说一个简单的故事，我说你看一下，中国十八大产生的最高执政团队，政治局常委，他们的履历，基本的要求，两任省委书记。也就是说至少治理过1亿人口，而且要有政绩。我说你看一下，他治理过三个省（市）当第一把手，福建、浙江、上海，这三个省（市）的人口加在一起，大约是1亿2千万。这三个省（市）的经济规模加在一起，接近印度的经济规模。我说治理过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一个经济板块之后，才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又给他五年的时间，熟悉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方面面，最后才出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说我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我说你怎么能比呢？我是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中国现在这个选贤任能制度，虽然还可以完善，但我已经可以保证，绝对不会产生像美国小布什这么低能的领导人。 那么很有意思，我对西方政治制度批评得比较尖锐，但是正因为你批评的比较到位，它有时还不得不引用，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发表一篇封面长文，标题就是《西方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它里边引用了我的一个观点，我的一句话。就是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说，美国政治制度有太多的问题，老是选出二流的领导人。我是讲过这个意思的话，但他引用得不准确，我讲的是老是选出三流的领导人。 那么尽管这个中国明显的在赶超的路上做得相当不错，尽管有不少问题，但西方和相信西方这些政治理论的人还是觉得，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我们今年6月份的时候，复旦大学和牛津大学，举行了一场中国模式的研讨会。那么我还是介绍我理解的中国模式，他们一些学者，英国的，还是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等都质疑。我说我们可以竞争，你坚持你的模式，我坚持我的模式，我的模式不管怎么样，它在逐步的演进，它与时俱进，它不断的进行改革，它自我调整。我说你们一定要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 今天的中国，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一点都不害怕制度竞争，一点都不害怕模式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竞争。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很简单，七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我们要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们的对手。谢谢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凤凰卫视官方微信平台，更多精彩尽在凤凰私享会！&&&&点击关注，更多精彩内容实时掌握《世纪大讲堂》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首播：星期六16：15&17：15重播：星期日08：25&09：20 23：30&00：30
[责任编辑：谭少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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