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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企业与金融关系研究的回顾
2014年10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 要] 金融发展水平制约着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两者关系密切。当前我国企业与金融的发展又具有一些特殊性，而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二者的互动，有助于充分认识这种特殊性的来龙去脉，对今天的企业与金融的改革大有助益。因此，很多学者对近代以来企业与金融的互动加以研究，取得丰富成果。本文将围绕近代企业的筹融资行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近代企业与金融关系的有关研究加以回顾，以期为学者们后续的研究提供些许帮助。 中国论文网 /2/view-6540577.htm　　[关键词] 近代中国；企业；金融；融资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企业的发生发展从始至终都离不开资金的筹集与运作，而且这种资金有关的活动又是在一定的金融环境当中进行的。因此，要研究近代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与不发展，就要对企业的资金筹集与运作加以研究，并且不能脱离近代发育不成熟的特殊的金融环境。本文将围绕近代企业的筹融资行为，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近代企业与金融关系的有关研究加以梳理，以期为学者们后续的研究提供些许帮助。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近代企业与金融资本市场的宏观探讨、近代企业与银行关系的研究、近代企业与证券市场融资研究、近代典型企业个案的融资研究等。 　　一、近代企业与金融资本市场的宏观探讨 　　在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企业是否得到了金融资本市场[1]的有力支持，支持的力度又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要界定和评价近代企业与资本市场关系。朱荫贵教授将20世纪初至抗战爆发这一时期的资本市场（即钱庄、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债券）的发展水平与企业发展水平加以总体上的对照，发现近代企业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股份公司从注册数量和注册资本都有较大的提高。而反观资本市场，钱庄的资本规模小，银行对企业放款的规模也有限，股票和债券等证券交易沦为投机和政府财政工具。由此可见，相对于近代企业较快发展而言，近代资本市场支持企业的作为是有限的，由此提出了近代企业与资本市场疏离的观点，据此朱教授提出了要探讨近代企业发展背后的金融原因，就要深入研究近代中国特殊的资本市场这一论题。[2]在这样的疑问下朱教授前后发表多篇关于近代企业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学术论文。对于中国近代机器大工业在与新式金融机构疏离的背景下而取得的发展，朱教授给出了一种解释，那就是民间金融资本在发挥重要作用。其考察了中国近代民间金融机构、传统社会筹资习惯以及机器工业产生后民间应运而生的一些独特企业筹资方式，认为这些民间金融活动部分的承担了向工业化输送资本的任务。这些民间金融机构融资、企业吸收社会储蓄和企业内部多种挖潜积累的筹融资方式，呈现出中国民间金融资本活跃的历史事实，突出了近代金融环境的特殊性。[3]朱荫贵教授还从企业的角度，运用详细史料和有关数据，对近代股份制企业在资金运行中存在的各种特殊形式加以进一步论述，以阐释企业如何适应当时的特殊的金融资本市场。说明近代企业需要向政府报效、股息分配中实行“官利制”、面向社会直接吸收储蓄和企业内部资金的调拨等企业资金运行中的本土特点，并分析了这些特点产生背后传统经济的因素。[4]朱教授还对近代中国企业融资与日本加以比较。[5] 　　在评价近代企业和外部金融环境关系时，不得不讨论近代新式银行对近代企业的金融支持。对于二者关系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产业资本的发展是导致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必然联系，在发展趋势上有着相当的同步性。[6]“整个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中国银行资本得以从国家财政依附中摆脱出来并接近工业资本，在此过程中，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相辅相成，银行以信贷、资金融通作为杠杆给民族工业以相当的支持，起到过推动工业发展的历史作用；工业企业也为银行提供了存款来源，有利于银行业务的发展。”[7]相对于以上比较笼统的论述，李一翔教授运用一定的数量分析，在宏观上评价了银行对近代工业的作用，其以银行资本，包括放款额和投资额占到工业企业产业资本比重作为指标，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一个初步的估计，认为抗战爆发前全国银行资本对工业资本形成的贡献率达到29.39%；或者用区间表示的话，位于25%-33.77%之间。由此认为银行资本在形成工业资本总额中，占的比重已经不低了。[8]李一翔教授还梳理了1927年以前中国银行业与实业之间互动的发展脉络，认为我国银行的产生并非是实业发展的产物，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两者发展未能同步，银行资本发展具有独立性，二者联系并不紧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初由于实业发展，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出现转折，二者关系开始密切起来，银行为实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中国近代银行资本的产生既离不开产业资本的发展，但又并不完全依赖于产业资本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9]王小宝从整个银行业和工商业和农业的关系加以分析，认为近代银行产生之初带有天生的投机性，这种投机性由银行难以通过内部积累达到自生以及政府公债等外部刺激带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与产业的互动逐步加强。[10]城山智子考察了银行与纱厂订立的借款契约，发现厂基押款和商品押款这两种“对物信用”被广泛使用，城山智子分析其原因认为一方面近代银行的风险意识已远远胜过传统钱庄，而且相信资产和商品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地价上涨的趋势帮助银行克服了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然而近代金融环境的不稳定也使银行基于“对物信用”对企业的支持没能够持续多久，1930年后受到经济萧条影响，抵押物的流动性变差，这种信用贷款不再能够为工商企业带来新的资金。[11]杜恂诚教授考察了金融业在近代中国经济中的正面作用，杜教授首先利用计量模型考察了以上海租界发电量作为主要变量对金融业在近代经济中的正面作用加以验证。之后又利用历史材料验证了外债对铁路、电力等基础产业部门的作用，金融业通过投融资行为对推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培养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金融业大力支持支柱产业，如棉纺织业、面粉业及稍后的化学工业产生的影响。[12] 　　二、近代企业与钱庄、银行关系的研究 　　企业和金融资本市场的联系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互动。我国近代与企业联系最紧密的金融机构为钱庄和银行。钱庄在企业的资金筹集上发挥了很特殊的作用。朱荫贵教授考察民间金融市场时，将钱庄作为传统资本市场的代表加以考察。他认为作为传统金融机构，钱庄在中国近代新式机器大工业企业诞生后，在资本市场上仍扮演了重要作用：洋务运动时期钱庄在资本市场上一度占据统治地位；清末新式华商银行业出现后，直至南京政府时期，银行业已然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金融力量时，钱庄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不可低估。这是因为为了适应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需求，钱庄在经营习惯和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相当多的改变和调适。钱庄在中国近代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不得不对传统金融机构在企业资金的筹措方面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13] 　　虽然钱庄在近代仍发挥了向企业输送资金的作用，但其仍然受到其规模和经营习惯等限制，逐渐被现代银行取代。银行作为资本市场的新型形态，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因此，近代的企业与银行的互动关系非常值得研究。近年来银企关系的研究有两个立足点，一个是从银行视角，即金融史的视角，利用保存较好的银行账目等资料，尤其是银行放款业务的历史资料考察银行资金流向，从侧面反映银行对近代企业的金融支持；另一个角度，是站在企业的立场，即企业史的角度，考察企业与银行的互动，侧重企业及不同的企业活动如何取得银行支持，银行的支持又如何影响了企业的行为和绩效，诸如对企业的治理的影响等。由于近代银行的经营档案资料较为集中和完整，因此，前一类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最为完备且又开创意义的是李一翔教授早在1997年出版专著《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4]该书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运用多个银行的历史资料，系统地阐述了银企关系的涵义、银行对近代工业化的影响等问题，认为新式银行与新式企业的关系经历了由不密切到密切的演进过程，从而对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近代中国的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最终却未能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即金融资本。虽然如此，李一翔教授认为金融资本产业资本融合的趋势是存在的，在20世纪30年代，棉纺织业遇到危机的背景下，银行从债权人为“保本保利”而渗入棉纺织业的情况，先后有诚孚信托公司、中国棉业公司等银行背景的公司参与无力偿债纱厂的直接经营。银行界与棉纺织企业的融资关系发生改变，即由放款转变为直接投资，走上了直接经营工业的新道路，这是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的一种新形式。一般的银企关系研究中大都将银行作为外部资金来源加以探讨，对银行混业经营的研究不多，该文展示了近代产融结合的这种趋势。[15]兰日旭从银行资金产业选择上作了总体探讨，认为银行业受收益高低的影响，在近代经历了两次大的资金运作重心转移：前一次是在一战前后由商业流通领域向工业企业倾斜；后一次是1920年代末以后向企业、保险、证券等业投资，形成混业趋向。通过转变，银行资金运作重心越来越靠近产业，但对产业资本的形成作用是有限的。[16] 　　近年来以银行个案与企业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更为多见，个案选择又以金城银行和交通银行为主。如诸静和顾官林对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业务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考察了在1917年至1937年间金城银行通过大量放款、投资与工商企业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对农、工、商等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17]徐锋华以交通银行为例深入分析了近代银企关系，具体探讨了交通银行对近代实业发展的资金支持。[18]除此之外，一些银行史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会涉及银行与实业的关系。 　　与前一类研究的理路不同，第二类更侧重企业发展的视角，建立在企业史角度的银企关系研究近年来也有专题论文问世。其中金城银行和范旭东企业集团的关系是研究的一个热点。赵津、李健英立足范旭东企业集团资金运营情况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关注了两家著名企业周作民的金城银行与范旭东“永久黄”集团间的资本运作关系。金城银行与“永久黄”系统联系密切，周作民和范旭东由学缘和业缘联系逐步建立起在实业和银行业间的密切合作，随着“永久黄”系统的发展，金城银行对其的支持不断深入，作者认为除了二者间的关系融资关系外，双方通过合作各自也取得相应的收益。[19]两位作者还着重研究了隶属于范旭东集团的永利公司作为技术和资本密集的企业融资特点。永利所处的产业与久大的区别在于前者需要较多投资，因此在选择适合永利的融资模式方面，范旭东经过了内源融资、银行短期贷款、发行公司债到银团贷款等模式的选择，最后经营效果与适当的融资模式密切相关，本文中不可避免的谈到了永利和金城银行的融资互动。[20]别曼认为金城银行在向永久黄集团提供融资的业务中，形成了一种较为独特的银企合作模式，考察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相互融合的一种趋势。[21]董智勇分析了天津近代工业化进程中银行对于企业之间由信贷联系到资本融合不断演化的关系，并指出了这种融合的负面影响，认为企业经营活动失去独立性。[22]除金城银行和范旭东企业集团的关系的研究外，龚关以恒源纱厂这个企业个案的形式继续探讨了企业对银行的依赖，以及发展成为银行控制型企业的可能性。[23] 　　三、近代典型企业融资的研究 　　在经营与发展的激励下，企业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展开融资活动，并且形成不同的特点。有学者以近代典型企业个案为研究主体，考察它们的融资活动与融资结构问题。这类研究立足企业，将企业融资作为企业活动的一部分，与金融市场的视角的研究相互支撑，更全面的呈现出近代企业与金融的关系。这类研究以近代两大企业集团即大生企业集团和荣家企业集团为主要研究对象。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荣家史料比较完整充分，对于荣家企业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其中涉及荣家企业资本筹集和资金运作的研究也较多。[24]这类研究集中于梳理荣家企业经营中企融资活动，发现伴随荣家企业发生、发展的过程，其采取了不同资金筹集方式，采用了不同的融资手段，包括创业期通过“钱庄经营，兼设茧行”，为创办现代企业积累资本；随着企业发展，通过股份集资、银行贷款等办法取得扩充企业的资金；与此同时还注重利用内源资本积累，大力利用民间融资，发行公司债券等形式为企业经营服务。还有一部分研究考察了荣家面对不同的市场环境和经营状况，尤其面对经营危机时候的金融应对。[25]荣家企业经营活动具有近代企业的代表性，在经营策略的选择上，采取负债经营的策略，筹融资就成为其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为此荣家很重视融资的来源，采取了很多做法，既依赖新兴的金融市场，也努力利用传统银钱组织的作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可资利用的资本市场。[26]李木妙与廖树钧从公司财务管理的角度考察了荣家企业投资与融资活动的特点，认为“其与资金的筹措与运用方面尤能表现出敢于冒风险的进取精神和灵活多变的运营手法”，作者考察了荣家企业的财务决策，包括投资决策和融资决策，对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的比重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也论及荣家企业处理财务风险的具体策略。[27] 　　近代另一个受到瞩目的企业集团，是大生集团。汤可可和钱江从大生的会计档案中整理了大生年的账目，对大生企业的资产负债、盈亏损益、分配结构、积累投资加以计量分析，发现大生筹设企业的实收资本在进行基本建设后仍有盈余，这与大多数企业只能够以自有资本进行固定资产建设，而流动资金依赖借贷是不同的，得到了大生早期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的初步结论，并且介绍了大生企业主要的融资手段。[28]何新易结合大生企业的生命周期过程，详细探讨了不同时期采取的融资手段，大体分为：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地缘融资、业缘融资等。[29]何新易在另一篇大生的论文中认为大生经营特点及发展战略对其融资产生了一定影响：包括垄断优势动机对融资来源的影响、官利制度对融资的影响、社会关系对融资的作用、多元化发展对投资的影响、银企关系对融资和投资的影响、家长式管理对融资和投资决策的影响等。[30] 　　除了荣家和大生以外，也有一些企业史研究零星涉及到近代典型企业的资金运作问题。陈庆发分析了萍乡煤矿作为不能独立运作的企业，受到汉冶萍关联企业的拖累，资本运作失败的原因。提到了规模资本运作的一个框架[31]；杨勇借助经济学中融资次序的理论分析了洋务企业融资来源选择的优先性问题，以及对后来企业融资的示范效应。研究发现洋务企业的“官督”性质，是一种指定控制权的情况，这种安排导致了企业融资模式和融资活动发生了背离。杨勇以招商局为例说明国有性质企业融资可能出现的问题，认为晚清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是以股权融资为首选融资方式的，这与现代融资次序理论相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法制环境等因素影响了融资次序的选择，同时，晚清企业的国家指定“实际控制权”的特点影响到这种融资的效果。[32]朱荫贵教授也选择轮船招商局个案作为对象，分析其所负债款的情况，并引申思考了荣家企业和刘鸿生企业也多采取负债经营的策略。同时透过招商局债务来源的考察，刻画了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脉络，以及近代企业发展过程中与资本市场建立的互动关系。[33]缪明杨谈到了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融资的选择次序：股权融资、银行借贷；并且介绍了民生公司融资的渠道，并分析了卢作孚的融资思想。[34]近代人物唐廷枢在其参与的洋务民用企业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运筹资金活动。[35] 　　四、近代企业的证券市场融资 　　证券市场融资是一种直接融资形式，是企业融资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一种形态，一般包括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虽然我国近代较早成立的证券交易所，然而在企业股权融资和公司债券发行上难有作为，更多沦为游资用以投机以及政府发行公债的场所。从股票融资上看，虽然对我国近代股票市场研究成果丰硕，但就其对于企业融资功能的阐述并不多。朱荫贵教授关注了证券市场对近代实业企业的影响，认为中国近代证券市场“与近代中国产业发展关系不大”，其分析了近代中国证券市场与产业发展关系不大的直接原因，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形成了筹集资金自己独特的渠道，即直接向社会吸收储蓄，而不必非得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筹集，以解决资金困难。[36]成九雁在其博士论文中也对这种情况加以说明“抗日战争以前，为企业融资服务的股票一级发行市场从来没有规范化、规模化运作过，只是局限于个别企业、个别金融机构的特殊案例上。”[37]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40年代初上海证券市场曾出现过一个发展高潮，张忠民教授认为“一方面固然导致和助长了战时上海投机风气的盛行，形成了如同许多研究者所一再指出的战时上海经济的畸形发展；但另一方面，产业证券的兴盛对于当时公司制度的演进、新兴企业集团的形成了起到了切实的推动作用。”[38]并且通过分析许冠群的“新亚集团”对这一时期证券市场在企业融资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分析。但由于战后经济政策的调整，这种趋势仍然没能够得到延续。 　　相对于股票融资而言，近代公司债的发行反而对一些企业克服资金短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虽然我国债券市场产生于清末，但一直以政府公债的发行为主，我国近代公司债券并不发达，依靠公司债融资的企业也比较少。20世纪30年代开始，部分企业由于不同的用途，以不同的方式发行了一定数量的公司债。白丽健通过对同一时期华商企业与中国境内外商企业和国外企业发行公司债的状况进行比较，进而对近代中国公司债的特征和效果进行了分析，说明新金融工具的运用是近代中国企业融资方式的进步，对个别企业的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39]万立明对近代公司债进行了比较全面地评价，认为公司债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手段，在近代中国得到了初步发展，有助于解决个别企业的融资困难，但很少直接用于发展企业生产，且公司债发行数量有限，与国内产业经济的关系疏离。从发行角度看，华商公司债是较为规范和成功的，主要由银团承销，成立专门的银团办事机构，并注重降低发行风险。从流通角度看，公司债则基本滞留在银行，未正式流通和在证券市场开拍。发行成本过高及当时企业面临外部环境的不利是制约华商公司债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幼稚和畸形的证券市场中诞生的华商公司债既有所发展，但又难以充分发展。[40] 　　孙建华介绍了公司债市场初成时期的概况，分析了公司债市场出现的原因和背景，认为受外资企业公司债发行的示范效应影响，加之近代企业实力和信用得到一定的发展，使公司债市场成熟的条件已经具备。同时认为公司债市场受诸多因素影响相当的不成熟。同时其也承认“华商公司债的发行也存在规模小、品种单一、缺乏流动性、未能发展成为华商公司融资的主要形式等缺陷”的事实。[41]郭达回顾了近代公司债融资思想，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42] 　　五、简单的结语 　　通过对近代企业融资研究的考察，我们对这一研究领域有一些粗浅的认识：第一，在特殊的历史大背景下，近代企业得以萌生、生存并取得一定发展，背后的金融支持值得关注。正如朱荫贵教授所说“无论是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还是对当今资本市场的建设，其所具有的意义和参考借鉴价值，都是不言自明的。”第二，对近代企业与金融关系这一课题还有待学者投入更多的关注。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难度较大，一方面受到一些客观原因制约，如缺少系统可靠的资料与数据等，都增加了对资料梳理的难度，很难从数量上进行实证分析。另一方面，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史料耙梳上，而忽视理论分析，又难免影响到研究的深度。因此，需要学者投入更大的精力。第三，需要注意的是，近代企业和金融研究会涉及很多概念与理论框架，这些概念和框架在相关理论中已经比较成熟，因此，在研究中应力图运用规范的概念和框架，以使研究更准确，加强企业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对话，发挥它的更大价值。 　　[参 考 文 献] 　　[1]按照企业史研究的习惯，在这里我们使用笼统地概念，资本市场包括资本市场（长期）和资金市场（短期） 　　[2]朱荫贵.论研究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必要性[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1） 　　[3]朱荫贵.论近代中国民间金融资本的地位和作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朱荫贵.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以资金运行为中心的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2006（5） 　　[5]朱荫贵.中日早期现代化中资金问题的比较研究（年）[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3） 　　[6]陆兴龙.上海华资银行的产生与初步发展[J].档案与史学，1989（6） 　　[7]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的三个问题[J].历史档案，1998（3） 　　[8]李一翔.银行资本与中国近代工业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9]李一翔.中国早期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关系初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0]王小宝.试析中国近代银行业与产业的互动（）[J].黑龙江史志，2010（15） 　　[11]城山智子.公司借款：20世纪初期上海公司的筹资问题[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2]杜恂诚.金融业在近代中国经济中的地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2） 　　[13]朱荫贵.论钱庄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J].社会科学（沪），2011（8） 　　[14]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M].北京：东大图书公司，1997 　　[15]李一翔.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业对棉纺织业的直接经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6]兰日旭.近代中国银行业资金运作变迁及其绩效探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17]诸静.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顾官林.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J].海南金融，1997（3） 　　[18]徐锋华.交通银行与实业发展研究（[D].河北大学，2006；借贷之间的银企关系与实业发展-以年的交通银行为中心[J].社会科学，2012（8） 　　[19]赵津，李健英.金城银行与“永久黄”团体的银企关系[J].历史教学，2011（6） 　　[20]赵津，李健英.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融资方式的探索-以范旭东企业集团为例[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2） 　　[21]别曼.近代中国银企合作模式与风险管理―以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的历史实践为考据[J].求索，2012（5） 　　[22]董智勇.银企关系的历史变迁――以近代天津工业化进程为视角[J].特区经济，2010（6） 　　[23]龚关.清末至民国前期银企关系探究――以天津恒源纱厂与银行的关系为中心[J].南开经济研究，2007（6） 　　[24]付娟.中国近代荣氏企业发展资金渠道考察[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韩永兴.谈荣氏集团的融资方式[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胡茂胜.近代荣家企业融资方式初探[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汤可可.荣氏企业的资本运筹与扩张[J].江南论坛，1998（3） 　　[25]卞欣然.申新纺织公司兼并时期的财务分析[D].上海社科院，2006年；陈璐灵.20世纪30年代申新企业金融危机及应对―政府、企业、银行关系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1 　　[26]孙玉杰.论近代民营企业的“资本市场”以荣家企业为中心[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1（7） 　　[27]薪火集.传统与近代变迁中的中国经济―全汉升教授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M].北京：稻乡出版社，2001 　　[28]汤可可，钱江.大生纱厂的资产、盈利和利润分配[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1） 　　[29]何新易.近代经济史中大生企业集团的融资方式[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4） 　　[30]何新易.影响大生企业集团融投资因素的效应分析[J].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07（3） 　　[31]陈庆发.近代中国的企业资本运作与资本收益分析―以萍乡煤矿为中心[J].江西社会科学，2010（1） 　　[32]杨勇.晚清时期近代中国公司融资行为分析―以轮船招商局为例[J].世界经济文汇，2006（6）；杨勇.晚清时期我国企业股权融资偏好分析[J].科学、经济、社会，2006（2） 　　[33]朱荫贵.从轮船招商局的债款看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J].社会科学，2012（10） 　　[34]缪明杨.近代中国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经营中的融资问题――卢作孚的思考[J].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2） 　　[35]李志英.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的资金筹措[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 　　[36]朱荫贵.试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J].经济研究，2008（3） 　　[37]成九雁.中国近代华商股市的监管结构：演变轨迹及其政治根源[D].清华大学，2009 　　[38]张忠民.抗战时期上海的产业证券与新兴企业集团―以“新亚集团”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02（3） 　　[39]白丽健.近代中国公司债发行的效果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0（1） 　　[40]万立明.试论近代中国华商公司债的主要特点[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4） 　　[41]孙建华.民国前期华商公司债发行市场的形成及其原因[J].学理论，2011（5）；孙建华.国民政府前期民族公司债券一级市场显著发展的动因探析[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孙建华.清末至抗战时期华商公司债的变迁及其评析[J].黑龙江史志，2010（5） 　　[42]郭达.近代企业债券融资小议[J].海峡科学，2008（3） 　　[责任编辑：潘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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