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于凤至和张学良的结局是什么?他们为什么离婚
　　电视剧《少帅》正在热播，那么《少帅》中于凤至和张学良能走到最后吗?小编来说一下少帅的大结局，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结局。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关押在西安新城公馆，张学良前往探望，企图再次说服蒋介石联合全国的力量，坚决抗日，蒋介石强调决不在武力胁迫下考虑问题，拒绝联合抗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希望此次事变，共产党人多做工作，不要把事变酿成更大的内战，也希望能帮助学良坚定抗日之决心。宋子文、宋美龄先后来到西安，宋美龄提醒蒋介石南京戏中有戏，必须清醒，宁抗日勿死敌手。周恩来代表中央答应蒋只要不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将接受蒋的领导共同抗日。
　　在学良和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的努力下，蒋介石终于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为了维护蒋介石的权威，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安全抵达南京，也是从那一天起，张学良失去了自由，幽禁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历史转折，十年内战结束了，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开始了全民抗战。
　　少帅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结局是什么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后就被幽禁了，在1964年跟于凤至离婚了，后来娶了赵四小姐。活了101岁。
　　于凤至后来在美国照顾自己的孩子。在1990去世了，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死之前都没有再见过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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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张学良主张尽快释放蒋介石 与杨虎城争执
北京青年报&& 18:03
　　编者按：今天是西安事变77周年纪念日。本报特邀杨虎城将军之嫡孙&&杨瀚先生撰写《追寻祖父杨虎城》一文，文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细节。从1999年开始，杨瀚先生对于历史亲历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采访，在收集、整理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的基础上，努力探寻历史真相。
　　我与祖父杨虎城，虽然关系至亲，血脉相传，但我对他的了解，却用了半个多世纪。几十年里我感悟到：了解他、认识他，就是学习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了解、体会中华民族百年来的牺牲奋斗史，同时也是一个深刻认知中华民族精神、民族魂魄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漫长、单调、困难，但也充满了探索、发现、成功与思考。
　　幼时的祖父记忆
　　我的童年是在祖母张蕙兰身边度过的，于是我对祖父杨虎城的认识也是从祖母那里开始的。
　　在我记事后不久，一年的初冬时分，祖母家的大客厅里的条案上摆起一个身着西装男人的大相片。在相片面前设了香案，案上燃起了蜡烛和贡香，香案前还有一个供桌，上面摆着一些点心和水果。最特别的是，在诸多的贡品中，有一碗由祖母亲自用蔬菜做的绿色面条。午饭后，开始有许多大人陆续聚集到我家，聚集在客厅里交谈。傍晚时，人们肃立在大客厅里向这个大相片讲话，我被叫到人前，站在最前面和大人们一起向大相片行三鞠躬礼。
　　以后每年这个时节，都有这个活动。我从家人口中得知，相片里的人是我祖父，叫杨虎城，是个将军，来家的众人都曾是他的部下。再后来，我又知道祖父杨虎城是因为要求抗日被蒋介石派特务用匕首杀害的，是烈士。
　　祖母平日里零星也对我讲一些祖父的生活与性格特点，但从没系统地说过杨家的身世。要上小学时，我才回到父母身边。
　　1969年春节来临了，那时&文革&正如火如荼，我家已两年没有团聚在一起过春节了。可喜的是，父亲在被关了一年的&牛棚&后，终于回到家中，我家才过了一个团圆节。
　　节日里的一天晚上，父亲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于是他从祖父家遭横祸，百里扶梓讲起，从西安事变讲到祖父遇害；从他进延安参加革命，讲到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他询问祖父情况的过程&&那个晚上，在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讲了许多。他越讲越激动，我们5个子女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家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14岁，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探寻半世纪前的历史细节
　　1996年我出国后，接触到一些台湾朋友才知道，在台湾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西安事变和杨虎城。知道的也仅知道是张学良作乱犯上抓了蒋介石，根本不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从1999年我到美国见过张学良将军后更加认识到这一点。
　　1999年6月，我偕女儿踏上去夏威夷的旅途。6月6日我们见到了世纪老人张学良。第二年我再次赴美，参加了他的百岁寿诞庆祝活动。两次夏威夷之行都让我感觉到，在与张将军的接触中，他不愿再提西安事变和杨虎城，这使我萌生了探索其中隐情的想法。
　　中国内地，一直对祖父的评价很高，但缺乏对他的深入研究(包括我本人)。几十年来，虽也出版一些描写他生平、思想的传记著作。但由于时代、资料的局限，内容相对简单，资料不够丰富、深入。自从见张学良将军后，我便开始收集、研究有关杨虎城、西安事变的资料。
　　2005年，我在帮助母亲整理父亲的回忆录遗稿《往事》时，为核对史实，查阅了一些有关杨虎城、西安事变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我看到了祖父杨虎城不为人知的一面，同时也感到这些资料对祖父最初的活动描述有许多的缺陷。我便以这些资料为线索开始了自己的探寻之路。
　　探访杀害祖父的&刽子手&
　　我们乘坐汽车去了河南省驻马店市一个叫周庄的小村落，要去找寻一个叫&杨钦典&的人。&杨钦典&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去找他？
　　我父亲杨拯民在他的回忆录《往事》一书&赴渝移灵&一章中说：&有一天，有个吊唁者要求见我，该人原来是杀害我父亲的刽子手之一，叫&杨钦典&，是河南人。他来向我表示悔过，说他不是杀害父亲的主犯，掩埋我父亲的花坛就是他向政府坦白的&&他对父亲遇害过程讲得比较详细。大家听后都很气愤，张国光提出把&杨钦典&带回西安予以处决。我考虑，这样做不符合政策，他已经向当地政府坦白认罪登记过了，该怎么处理是当地政府的事情。&
　　据曾任父亲秘书的刘文江回忆，&文革&后，重庆市检察院的人来到北京，要求父亲为在押犯&杨钦典&提供解放初他们在重庆见面那段情况的证明。原来，&杨钦典&在与父亲见面后不久就被重庆军管会释放，回河南老家务农了。这一举措，在内地留下了一个见证蒋介石杀害杨虎城的证人。
　　谁料想，&文革&中他又被重庆市公安局以&历史反革命&罪逮捕，判处20年徒刑。&文革&后冤假错案纷纷平反，&杨钦典&也在狱中申诉。他想起当年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即我父亲)，与他有过接触，随后他就被释放了，便提出找父亲为他证明。父亲很重视此事，抽时间专门接见了复查人员，并写了证明材料。很快，重庆市法院撤销了错误判决，&杨钦典&恢复自由又回家务农了。
　　2005年，我写信给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先生，要求国民党为祖父杨虎城平反，连先生当年做了回应。可当马英九继任主席后却出现一些反复，国民党中一些死抱尊蒋反共立场的人连非法杀害杨虎城的事情都不敢承认。于是，我十分有必要去见这位还活着的历史证人。
　　当时的地址线索是2005年《漯河日报》的一篇关于&杨钦典&的报道。报道中只提到漯河市郾城县大刘镇。车行半日，午后我们到了漯河市郾城县大刘镇。找到当地派出所，我拿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开具的寻找杨虎城资料的介绍信，得到派出所的接待。我说出查找&杨钦典&后，民警在计算机上认真地查找了一番，然后对我说：没有这个人。
　　当时真像头上被浇了一盆凉水，我们大老远跑来怎么会错呢？我定了一下神，又对民警说：&他是上世纪80年代初被劳改释放的，今年80多岁了。&民警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又查找了一番后，告诉我们有一个叫杨轻典的是1982年被释放回来的，现年88岁，住在周庄村。
　　就是他！我请民警复印了他的户籍卡，为以后证明杨轻典就是&杨钦典&留下了法律依据。
　　出了派出所，我们边走边打听终于找到了周庄，这时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在村里邻居的带领下找到了杨家。邻居告诉我们：老人现在跟孙子住，孙子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孙媳带个孩子和老人。老人前些年身体还好，经常下地干活，如今已很少看见他出门了。
　　进了杨家，过了一会儿，一位瘦高个子的老人从里屋走出来。当我们说明来意，老人却喃喃说：&我记不得了。&老人的孙媳说，老人头年得了一次病，病后就不爱说话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礼物再次登门。这一次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首先老人的精神好了起来，不但早已起床，而且出屋到院子里来见我们。握手寒暄、送上礼物后，老人和他孙媳都很高兴。看来很少有人对他如此尊重。
　　我从老人家里找来一本记述他曾回忆重庆往事的书。就书中的内容进行交谈。当他断断续续地回忆起他在重庆的往事后，我不失时机直接说明：&我是杨虎城的孙子，我来看你，希望通过你见证那段历史。&老人幽幽地说出一些支离破碎的句子：&我只是个当兵的&&你爷爷没关在重庆&&你爷爷是在重庆被害的&&松林坡，离白公馆很近，害死了&&我当兵，站个岗&&&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觉得他很可怜，他是蒋介石政权的一个具体执行者，同时也是一个受害者。因参与了那段历史，他一生都未能安宁。晚年如此境地，怎能不让人唏嘘？
　　在美发现以父亲名义给宋子文的电报
　　2006年年底，我撰写的《杨虎城大传》出版发行了。写作的过程中，恰好宋子文的日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这个日记填补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重要的历史空白，揭示了杨虎城与张学良在如何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
　　我想进一步更直接了解宋子文、蒋介石，便于2007年年初，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我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查阅了宋子文个人档案和蒋介石的日记，有不少喜人的发现。
　　一是我拿到了宋子文关于西安事变的追记(英文)原件的复印件。宋子文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参与西安事变的&日记&，其实是他事后用英文打印的，一个以日记形式书写的文件。这个&日记&比较详实地记录了他参与处理西安事变的经历过程。其中鲜为人知地披露出：他与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达成协议的过程与内容；张学良因为要尽快释放蒋介石，与杨虎城发生争执的事情；以及张学良背着杨虎城与他秘商如何送蒋回南京的经过。
　　二是在宋子文档案中发现了，1944年年底，一封以我父亲杨拯民名义发给宋的电报：
　　宋院长均鉴：
　　顷悉伯荣代行政院院长，不胜欢心。家严虎城，自民国二十六年返国即遭拘禁，今六载有余。今值世伯长政中枢，敢恳姑念旧谊鼎力斡旋俾其重获自由。实深铭感，临电迫切。敬候示复。
　　世侄杨拯民叩
　　巧亥延安
　　宋子文的批示是&不复&。
　　对这封电报，父亲生前未曾提过，可能是他年久忘记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能从延安给宋子文拍出如此电报，一定是组织行为，应该视为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宋子文营救祖父的一种尝试。从这件事，也反映出宋子文对杨虎城的根本态度。西安事变发生，宋子文在处理事变的过程中表现出进步、开明、民主的一些特点。甚至因为扣押张学良与蒋介石有过一些争执。但是在根本政治立场和态度上，他还是服从和维护蒋介石的。所以他能出面诱骗杨虎城回国，跑去香港继续引诱(还动员王炳南一起)，但对释放祖父的请求是如此冷漠。
　　访问台湾与蒋介石之孙蒋孝严会面
　　为了寻找祖父和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从2009年到2013年，我五赴台湾。在那里我找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解开了一个个历史谜题。
　　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邀请，日一早，我从北京踏上了赴台湾访问交流的旅程。
　　我赴台湾，主要是寻找有关西安事变暨祖父杨虎城的历史资料，可在台湾近代史的档案中虽经努力，但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据该所的研究人员介绍，在&国史馆&中应该有相关资料。于是我将寻觅的目标定在了&国史馆&。
　　&国史馆&坐落在台北县的新店市北宜路上的山涧旁，有山有水环境悠然。它由数栋依山建立的楼房组成。馆内除一般的政府档案文件外，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蒋介石档案。
　　蒋介石非常重视个人资料的保存与整理。早在1925年他担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即将其文卷、文物交由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秘书处主任兼校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毛思诚保存与整理约10年之久。之后又分别由担任他秘书长的陈布雷、秘书周宏涛等保管。1949年5月自大陆撤出时，将其档案由上海与中央银行的黄金一起用军舰运至台湾高雄，交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同年8月移存到桃园大溪镇。
　　在&国史馆&借助先进的电脑数字查询系统，我查阅了当时开放的蒋介石档案。在这些历史档案中，一个个历史的谜团与秘密映入了我的眼帘：
　　1936年10月蒋介石到西安视察前曾秘密召见在上海治病的杨虎城以观察杨对他的态度。当时蒋是如何召杨去的？后人一直不清楚。这次我看到了：&10月15日委员长手令上海杨警备司令：密转虎城兄，病状如何？能否来杭一谈。中正&。这使我弄清了蒋介石见杨虎城是通过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当的中介这一历史细节。
　　人们要问，上司要见下属为何要找中间人呢？这正反映出蒋介石的特点&&聪明与狡猾。当时，张学良派卫队查抄了省党部不久；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多次会晤；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活跃；东北军、十七路军已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前线已无战事。这些情况特务系统已大量报送到蒋的面前。但他不相信，一个崇尚法西斯，一直被他玩弄于股掌上的张少帅到西安刚一年，就会与他在政治上分道。他以一个政治家的自负，要亲自了解真相。于是他要找杨虎城当面谈谈，可对外要保密。让杨虎出面，一可以避免刺激张学良；二让外界知道后，可认为是杨虎城主动去向他汇报什么，在张与杨之间产生无数的遐想。
　　在&国史馆&我还看到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布置戴笠在上海秘密监视周恩来、杨虎城；戴笠在诱捕杨虎城期间给蒋介石的请示；戴笠去贵州看望张学良、杨虎城后给蒋介石的报告；蒋介石指示胡宗南秘密监视邓宝珊之女、我父亲杨拯民的电报；保密局报告杨虎城生病、治疗情况的电报等一批珍贵资料。这些资料都是蒋介石迫害、杀害杨虎城的有力证据。由此我了解到，在台湾还有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有待公开，有大量历史秘密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去揭示。
　　我在台湾&立法院&旁的立委办公室里还与蒋孝严进行了会面。这是两个&仇人&孙子的会见，但丝毫没有敌对的气氛。
　　蒋孝严非常重视与我的见面，专门从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请假出来。他表示对杨虎城的情况了解不多，我就祖父遭秘密逮捕、监禁、杀害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蒋孝严表示要认真阅读我送给他的《杨虎城大传》，希望今后加强彼此间的联系。
　　事后有人说我们的见面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不这样认为。祖父杨虎城遇害已经64年了，我为祖父讨一个公理，是为还原历史真相，终结仇恨，团结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文并图/杨瀚，系杨虎城将军之嫡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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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见习编辑)张学良晚年，蒋介石给他看一样东西，张学良泪流满面
脑洞历史观
[摘要]蒋介石是去日本留过学的，他知道日本的军力其实远在中国之上。中国军队要是此时开战，对日本的胜算极低，可能不仅仅是东北的丢失，连华北都危急。大家知道，国共交手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节点，莫过于西安事变了。当时的红军虽然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但情况依然很危险，蒋介石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对红军大举进攻。而恰在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达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可以说，成为国共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西安事变至今说法很多，大家探讨的也比较充分，事实上，这确是一个复杂的事件，牵扯到很多方。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张学良。张学良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最重要的想法，当然是打回东北。因为一时之念，他一枪不放丢了东北。把东北军带了出来。可接下来，按他的说法，东北军其实成了他的负担，因为他负有责任啊，东北军一直想回到老家。但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并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收复东北。所以不得不逼蒋抗日。那么，蒋介石到底有没有收复东北的意思呢？现在网上有个说法，说蒋不看重东北，甚至说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因为孙中山就不太重视东北，东北丢了，蒋介石不在乎，也没有想法去收复。这其实是不正确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可能坐视自己国土的丢失。蒋介石也算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当然不会坐视东北丢失。可是，九一八之后，蒋介石除了找国际社会出面，表示抗议之外，又确实没有实质的军事行动，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应该是蒋介石在做准备。蒋介石是去日本留过学的，他知道日本的军力其实远在中国之上。中国军队要是此时开战，对日本的胜算极低，可能不仅仅是东北的丢失，连华北都危急。所以，蒋介石对日一直是采取忍忍忍的策略。但一边忍，蒋介石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据蒋纬国回忆，九一八之后，蒋介石跟德国签了一个秘密协定，用中国的矿产、农作物等等去换取德国的武器。准备装备八十个师（一说是六十个师）。当时德国派了顾问，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军队。先建四个师，然后再是四十个师，最终是八十个师。那么，这个计划进行得怎么样呢？在抗战爆发前，一共进行了两期，装备了二十个师，这二十个师里，直接受德国顾问训练的精锐师大概有九个。第三期十个师正在训练，全面抗战就爆发了。可以说，只成了计划的一半都不到。据蒋纬国介绍，当时中国跟德国的接触，也受到了美国方面的阻扰。那么，如果按期完成八十（或者六十）个师的建设，蒋介石有什么计划呢？跟日本开战！后面，到了台湾，蒋介石还拿了一个计划书给张学良看，说准备1942年跟日本开战，收复东北。然后还要解决满蒙问题。里面还提到让张学良指挥那些部队等等。据说，张学良看了泪流满面，连连表示自己错了。当然，张学良晚年，基本论调就是我错了，毕竟他还是蒋介石的阶下囚嘛，他不认错，可没有好处啊。以张学良的心气，可能并不认同蒋介石的这八十个师组建成了，就真的可以收复东北。何况，日本也不给蒋介石机会。1937年，离蒋的计划还有五年，芦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略华北，华北是蒋介石绝不可能丢弃的地方。最终，蒋介石只有走上全面抗战的道路。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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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局势恶化 周恩来坚持留西安――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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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局势恶化 周恩来坚持留西安
　　今年西安事变爆发75周年。以往，报刊上对西安事变史实的介绍、披露，多侧重于事变爆发的过程、和平解决方针的确定经过等方面，而对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西安城局势方面的史实介绍则相对较少。这里，笔者着重对蒋回南京后的有关历史细节作些介绍。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中共相应地改变了政策
　　日，张学良独自决定当日下午送蒋介石回南京。他以为，这样做既可以向天下人表明其赤诚之心，又可以挽回蒋的面子。蒋再放他回来，更可提高领袖威信。他毫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和东北军的得失。这天下午，周恩来在金家巷东楼。有人报告蒋的住宅门前人来人往，还未搞清缘由，又传来飞机的声音。周恩来恍然大悟，连说：糟了，糟了，蒋介石走了。很快，他又得到消息说：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放蒋的方针本来早已定了，张学良这样做的用心是好的，但他亲自送蒋的决定，又增加了以后事变发展的复杂性。对此，周恩来扼腕痛惜，但已不可追回。
　　蒋介石走后，许多人以为蒋必定会实现诺言。西安方面也认为，和平已经实现，红军不必继续南下。周恩来尊重友方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停止前进；并向杨虎城、王以哲表示：已到非苏区的红军，不侵犯原有的行政系统，不打土豪。为了实现团结抗日，中共相应地改变了政策。这种改变，以后发展为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为国民党所接受，成为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周恩来在西安广泛接触各方人士，不断向中央反映他们的要求及自己的建议，对我党政策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背信弃义地扣押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有三种选择：一是实现诺言，发动抗战，允许共产党公开，让张、杨继续指挥西北部队。但他获得自由后，又不这样做了。二是进攻西安，消灭西北三军，将中国再次推到内战的深渊去。西安事变教训了他，他看到民心向背，知道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于是，他采取了第三种折衷的办法：不放弃抗日的旗帜，又不马上发动抗战，企图把共产党赶回陕北，使东北军、西北军脱离张、杨。
　　日，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宣布扣押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在摆好阵势后提出甲、乙两种解决方案。甲案：东北军驻甘肃，西北军守渭河以北，红军回陕北。乙案：东北军东移安徽、淮河流域，西北军驻甘肃，红军回陕北。蒋力图以军事压迫、政治分化来达到上述目的。
　　在军事力量上，西安三方同南京相比处于劣势，如果打，只会断送已赢得的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和平局面。如果三方联合一致，严阵以待，那么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因而，在政治上揭露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坚持到2月15日就可以利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呼吁救张，推动抗日。这是比较好的对策，但实行这项对策的前提是必须坚持三位一体。
　　1月4日，应西安方面要求，周恩来电告中央令红军驰援。同时，他全力支持杨虎城、王以哲指挥部队，连设七道防线。1月8日、9日，红军赶到三原、耀县、咸阳一带。虽然红军只有三万人，但是英勇善战，威名远扬，极大地支持友军，稳定了关中的形势。蒋介石看到三位一体的力量，不敢轻举妄动。张学良欣慰地说：“没有想到西安能坚持这么久，只要西安能坚持，我就有回去的可能。”
　　●“主和”与“主战”：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状况日趋复杂
　　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状况日趋复杂。张学良是维持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他被囚禁后，三位一体便出现裂痕。首先是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早已存在的两派逐渐变得互不相让，各行其是。以王以哲为首的高级将领力主和平解决，但是除王以哲等少数人外，东北军高级将领多认为共产党势孤力单，不愿联共，有的已投靠蒋介石。他们要求执行乙案，认为这样东北军可以就食于富饶地区，可以离开西北，离开红军。由于王以哲、杨虎城、周恩来一致坚持接受甲案，他们迫于形势，难以出口。
　　东北军青年军官，多是团以下干部，或是张学良的幕僚，强烈要求抗日，思想激进，是张、杨发动事变的骨干分子，赞成联共抗日。但是，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认为，无张他们则难以提升，根本不考虑接受甲乙两案而主张决一死战，希望以此救张回来。这些人的义愤容易得到广大官兵和社会上的同情，到1月下旬，“主战”在西安占了上风。
　　杨虎城知道，若真打起来，只能速战速决，否则内部支持不住。张学良被扣以后，他对东北军不便过多干涉，因此也非常希望张学良回来，一起支撑局面。他主张和平解决，但是又同情主战派救张回来的急切心情。
　　周恩来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干预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做朋友式的劝告，引导方向，协调各方关系。周恩来两次致函蒋介石，要求他撤兵，放张学良回来或给张以公职，以缓和迫在眉睫的内战。在西安，他利用一切场合，和上层人士谈话，出席东北军、西北军会议，出席群众团体会议，指出打仗对救张不利，只要坚持三位一体，张学良终有一天能回来的。他反复宣传要顾全大局，坚持执行甲案，和平解决；特别是做主战派的工作，舌敝唇焦，几经说服，几经变卦，这些人就是听不进去，只是要求红军帮助他们出兵，否则便要和共产党决裂。
　　●“二?二”事件后，西安局势更加紧张
　　2月2日上午，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铤而走险，杀害了王以哲，并拟定了黑名单，内有不少共产党员的名字。东北军内部的矛盾顿时成为对抗性的，在前线的师长刘多荃派兵向西安进发。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共产党实行兵谏。
　　周恩来、杨虎城无论支持东北军的主和派或主战派，都会使东北军的内乱演变成西安以至关中的自相残杀，国民党中央军便会乘虚而入。万一他们扣押周恩来、杨虎城，用武力逼迫东北军、西北军投降，内战必将重开，西安事变的成果就会消失殆尽，共产党和张、杨所做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处变不惊，冒着危险赶到王以哲住宅。王躺在血泊中，家里乱作一团。周恩来率李克农、刘鼎等同志料理后事，设灵堂，祭奠死者，安慰生者。消息传出后，对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随后，周恩来又赶到新城大楼和杨虎城商议善后。杨派人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执行甲案。
　　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刘澜波到前线向刘多荃说明真相，陈述利害。杨虎城对处置凶手感到为难。周恩来为维护团结、维护和平，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于2月4日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送往三原红军驻地，从而使对方失去了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同时也使主战派失去首领，不能再有其他动作，最终保证了和平解决。
　　“二?二”事件后，西安失去了谈判的平等地位，2月6日杨虎城避居三原。王以哲被害，东北军少了联共的有力人物，东北军多数高级将领要求执行乙案，东开安徽，并对西北军武装戒备。三位一体不复存在。
　　周恩来坚韧不拔，竭尽全力做友军的工作，建议取消同志会等进步组织，减少目标，保护左派，维护团结，尽可能减少损失，为抗日保存更多的力量。
　　●面对西安恶化的局势，周恩来仍坚持留在西安
　　“二?二”事件后，局势动荡不安，前途难卜。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等在西安工作的同志们的安全，电告“紧急时立移三原”。周恩来以执行任务为名把叶剑英、李克农、刘鼎等派往三原(博古早已离开西安)，而他自己仍坚守西安。周恩来很清楚，环境越危险，局势越恶化，他越不能离开西安。如果他离开西安，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谈判也难以进行，蒋介石难保不再开始“剿共”。他留在西安，就是向全国人民宣布共产党、红军打不败，压不垮，在中国的政坛上必须考虑到中共和红军的力量及态度。他留在西安等待顾祝同进城，就是表示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这种胆识和远见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也使国民党不敢轻视，从而保证了西安和平局面的到来。
　　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第二天顾祝同即和周恩来谈判。蒋介石又派张冲从南京赶来参加。随后，周恩来到杭州、庐山、南京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终于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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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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