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玩具还能收获专业意见_嘉庆正方保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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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玩具还能收获专业意见
时间： 17:21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黄先生认为,玩具租赁是一种共享理念,谋求资源的最大利用化,但不能完全等同于共享经济,&共享经济应该是一种低成本的运营&。
　　去年6月份办卡至今,她先后租了18件玩具,&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我要让朋友来租多几件&。她表示,办卡以后,基本上家里就没买过大件的玩具。对于肖女士来说,租赁玩具很好地实现了节约金钱和空间的目的。&一种玩具,小孩玩个两三个星期基本上就腻了,又能还回去换新的玩具&。
他表示,玩具租赁店目前在北京和上海比较多,这跟顾客的消费观念有关。玩具租赁店要更好地盈利,至少需要3家门店,这可以让玩具更好地流通起来,&我要再观察半年左右的时间看看行业的发展&。租玩具还能收获专业意见
　　肖女士家住番禺万达广场附近,她此前就听说有这种玩具租赁,后来辗转找到该店,与朋友合办了一张&畅玩卡&,她笑称这是&共享中的共享&。当新快报记者在该店见到肖女士时,她刚刚给一岁两个月的女儿租了一辆售价为1380元仿真汽车,女儿坐在上面玩得很是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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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3G技术助力保险业创新发展
　　――专访中国电信政企客户事业部副总工程师周焱
　　热点关注
　　□本报记者　袁婉B
　　3G在保险应用中的三个方面
　　周焱分析说，以3G为主的各种应用，各家保险公司比较关心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保险公司营销员和查勘人员怎么利用3G技术提高工作效率，改进优化工作流程。二是怎样利用3G手机这一新型渠道加强与客户的沟通联络。三是物联网新兴技术、3G技术对财险、寿险、健康险的影响。通过3G技术降低赔付率，对保险公司厘定保费、设计产品、优化运营产生更加积极的作用。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目前已经处于试点阶段，第三方面更多的是跟踪和研究，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对车辆有针对性地做试点。
　　关于3G技术推广的效益，周焱表示，使用3G技术，可以降低大大险企的付出成本。这引申出与客户产生互动的问题。利用手机，不仅实现了保险公司内部的应用，也可以让保险公司与车主形成互动。车主的手机安装软件后，一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派查勘员到现场前，通过呼叫中心，指导车主怎么取证、拍照，车主没有经验，而保险公司更有经验，通过手机客户端指导处理交通事故，对双方都有具有价值。“出事故要赔付、核保，采用手机查勘可以节省查勘车的费用。另外，通过对客户的全方位视图、量身打造，将保险方案发到客户的手机上，省去营销成本。”周焱说。
　　手机查勘定损减少险企损失
　　3G技术的推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周焱表示，自动性查勘业务流程怎么去适应需要有一个过程。任何一个新事物，从产生到利用都要2年至3年的转变。营销员和查勘员应放在更重要的案例上，就要结合直接一些，将宝贵的现场资源用在处理更加关键的案例上。根据案例的大小，手机不可能完全替代所有的流程，保险公司要围绕客户，给投保人提供便利手段、营销与客户直接的联系，没有手机与客户距离更近，要用客户更接受的方法。“保险公司要尝试，谁不做谁就会被淘汰。会有一小部分先行者，一定会有一部分创新者，走在前面的公司接受这个概念，用3G带来技术的革命。”周焱说。
　　财险市场无序竞争比较严重，保险公司都是微利运营，周焱认为，在微利情况下拼的是两个要点：一是哪家客户服务更到位、更好，花得更少；二是哪家风险管控更到位，降低赔付，赢得利润。对不同的客户采用不同的车险费率，费率应该哪些人便宜、哪些人贵，实现对客户的选择。因此，保险公司可以利用定位跟踪系统，增加驾驶行为分析，包括三大功能：一是驾驶行为分析；二是车辆定损；三是里程数据收集，做阶梯分析，行驶里程比较多的客户费率成倍或更高。“盈亏在一线之间，对标的物进行跟踪，降低的是一个百分点，降出来的是利润。”周焱强调。
　　周焱介绍说，中国电信目前与一些保险公司在勘查、核保开展了合作，对车主和保险公司都带来了便利。一是不用车主到4S店，二是车主到保险公司，对车主便利性有好处，对保险公司来说降低因骗保支出的费用，降低修理厂与保险公司来回扯皮的问题，将不太规矩的修理厂淘汰出局。
　　针对手机程查勘定损中如何不给骗保留下时间窗口，减少骗保现象，周焱指出：“物联网与车辆传感器结合在一起，但技术没有与保险公司后台对接起来。实施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车主的隐私问题需要保护；二是车厂是否认可对其的价值；三是对保险公司的价值。并且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平衡，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众所周知，车险对保险公司压力非常大，出事故后，先不说骗保，车主的财产和健康损失让保险公司付出大量赔付资金。美国有一起车祸事故保险公司赔付高达1000万美元。欧美保险公司在利用物联网上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周焱介绍说：“第一，万一发生事故怎么办？保险公司要鼓励进行第一时间的救治，例如，通过自动识别系统气囊爆破，车主自救，第三方救援机构科学救治。施救过程造成的损害，比较好的流程降低这种困难。第二，怎样有针对性地根据客户不同状况给不同费率。客户激烈的、危险的驾驶习惯，在比较危险的情况下超速，出事故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根据客户的驾驶时间、行驶公里数在费率上也要有区别。第三，国外保险公司利用物联网，识别哪些路段、什么季节、白天或晚上容易出交通事故，投保的哪些人在危险时段进入危险地段。保险公司利用这些数据，采用相应措施，根据驾驶行为、里程，在危险路段针对不同的驾驶员给予不同的费率优惠。”
　　政策支持　探索健康险应用
　　3G技术在保险行业的应用离不开保监会和保险公司的支持。对此，周焱表示：“一方面，监管思路上要支持这种创新，保监会对这种类型的业务创新给一定程度的政策支持。经济是最直接的杠杆，制定合理的费率政策，鼓励平和驾驶，不去危险过多的地段，不疲劳驾驶。降低事故的发生可能，对整个保险行业、对社会有好处。另一方面，汽车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交通工具，万一出了事故，车损是小事，关键是人的健康怎么得到保证，保险公司应利用能拿到的信息更好地调动第三方，特别是社会上的救援资源，科学合理快速施救，让生命损失降到最低，投保人、保险公司都可以降低保费支出。这方面的工作保险公司要加强。”
　　关于在健康险方面的探索和思考，周焱说：“健康险上游不是非常成熟，以后可以在家里提供健康检测，在密切跟踪这个行业。”他表示，争取用3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居民健康档案。在寿险公司制定保险费率上，建议保监会尽早考虑，与卫生部在信息二次利用上提早做一些沟通。二是加强对慢性病管理。寿险、健康险公司鼓励国内慢性病治疗在家庭康复的一些创新，减少支出，降低发病率和赔付费，减少去医院、合理用药。
　　2010年中国第五届保险业管理信息化高峰论坛会后，来自中国电信政企客户事业部的副总工程师周焱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阐述了中国电信支持保险业创新发展的一些举措，展望了3G融合应用解决方案在国内保险业的发展前景。
(责任编辑：陈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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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点关注保险公司不得拒保摩托车交强险
　　　本报讯（记者刘洋）4月12日，记者从辽宁保监局获悉，该局要求各财产险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承保摩托车、拖拉机交强险，不得向投保人搭售商业保险合同或提出其他附加条件。
　　根据2008年保监会制定的费率标准，摩托车交强险的费率和摩托车排气量挂钩，50CC及以下排量，价格80元；50CC-250CC排量，价格120元；250CC以上及侧三轮摩托车，价格400元。记者从业内获悉，由于摩托车和拖拉机出险率过高，增加了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风险，因此目前各家保险公司都不愿意承保摩托车和拖拉机的交强险，有个别产险公司以没有保单为借口拒保，还有保险公司则干脆表示停办此项业务。少数能够办理该项业务的保险公司则要求投保人再购买一份商业保险。
　　对于这种现象的存在，辽宁省保监局表示已制定专项巡查方案部署做好拖拉机、摩托车交强险有关工作，要求各家保险公司做好拖拉机、摩托车交强险承保工作，保证各营业性分支机构系统畅通、保单充足，确保及时承保。
责任编辑：陈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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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点关注嘉庆在乾隆六十年即1795年登基，在位25年。清十二帝当中，嘉庆是第七位皇帝。嘉庆亲政时，乾隆已将国库财富耗尽。当时农民起义层出不穷，清王朝从强盛开始走向衰败。嘉庆亲政后勤政图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明令禁止西洋人刻书传教，但从根本上已不可能扭转清王朝走向衰败之势。
嘉庆在位期间，西方保险业被动传入中国。这种补偿制度较之中国历史上的赈济制度和以武装保运的镖局，无疑是一大进步。保险这一新兴行业在中国的诞生，虽对于推动当时经济的发展作用不大，但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办保险，通过不平等条约却夺取了各种特权，攫取了巨额的保险利润。
西方保险制度随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传入中国
海上保险起源于14世纪意大利。但西方保险制度传入中国则在500多年之后。与17世纪中叶当时清政府开海禁，进行通商贸易密切相关。但即使如此，通商贸易之路走了100多年后，西方保险制度才在19世纪初正式开始传入中国。
位于黄埔湾的粤海关办事处
1685年即康熙二十四年，清王朝正式开海禁。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为通商贸易地点，并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了四个海关。这标志着自唐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市舶制度的终结和海关制度的创始。广州粤海关的贸易量一直位于四个海关之首。但到了1757年即乾隆二十二年，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清政府关闭了其余海关，仅保留了粤海关——作为唯一合法的中国对外贸易口岸，进行进出口贸易。
广州作为连通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外贸港口的历史， 以清代十三行的历史最为跌宕起伏，在世界贸易和文化交流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1816年，一位名叫麦克劳的外国医生曾描述：“广州是中国最有趣的城市。论城的规模，它最大；论财富也可能最多。在广州，你可以看到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可以观察到他们因与欧洲通商贸易而渐习欧风……”。当时还有国外资料记载：“有机会到过广州，走过它的街道，看一下街道熙攘的情景，就会认为此城人口，绝不会少于一百万人。” “通夷舶，珠贝族焉，西关尤财货之地，肉林酒海，无寒暑，无昼夜。”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广州的繁荣。
当时广州十三行商馆的景色
清政府当时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在清政府开关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极其混乱，遇到大量船只到来，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能进行贸易。于是，广州珠江岸边有着大量的商户牙行便应运而生，它们用正常的经济手段集散货物，深受外商欢迎。
1686年春，广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被普遍认为是十三行外贸组织建立的标志。广州十三行是买办阶层的前身，是我国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对外贸易的特殊组织，它可以代表清政府行使对外贸易的特权，与各国商人进行海外贸易。清政府所特许的十三行商通过专门设立的公行进行垄断经营。十三行位于现在的广州市十三行路。据《广州史志》研究，“位于广州新城外西南隅约半英里之地。面临珠江北岸，背后接近怀远驿，包括十三行街的全部地区，为西欧夷商船来华通市、验货、纳税之所。”据介绍，“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广州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在以后的日子里，洋行数目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约定俗成，成了这个商人团队的固定称谓。自此，“广州十三行”进入全盛时期。由于广州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输入的口岸后，为应付海盗、战争和变幻莫测的海上风险，需要有保险保障。
这是收藏在广州博物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幅玻璃画。它镶嵌在木框中，长50厘米，宽36厘米。这幅玻璃画描绘的正是当时广州十三行商馆的景色：珠江上停泊着大大小小各式船只二十多艘，其中既有帆船，也有小渔船，还有画舫；十三行商馆的两层小楼房漂亮整齐地沿着江边一字排开。商馆前的广场上，美国、英国、瑞典等国家的五颜六色的国旗正在迎风飘扬；画面的右上方绘着一座观音庙和一栋象征着镇海楼的五层楼建筑。十三行时期，西关顺理成章地充任了广州金融业、饮食业、南北药材业、北货业、布匹业、大米业和酸枝家具业的主要集中地和商贸大本营。十三行商馆区一度成为清政府接受外国政治、经济、文化冲击和影响的门户、窗口。由此造就了广州西关一带独特的中西方国际性的商贸文化。可以讲，繁荣的西关商贸与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历史是有渊源脉络关系的。现在大家熟悉的广州骑楼建筑，就是受西方建筑的影响而产生的。而这些骑楼的最早采用者正是开洋埠之先的广州行商们。
外国商人在繁华的十三行商店购物
1768年，即乾隆三十年，英国商人威廉·希克讲道：“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海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沙面没有成为租界之前，因受十三行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繁华的水上“浮城”。在19世纪前期，8万多“疍民”（笔者注：水上居民）大多集中在沙基一带。通过河流网联系着古代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
据《广州口美英和欧洲各国出口船只统计》资料记载：1800年到1801年为49艘，1805年增至90艘。
由于粤海关的存在，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城市，因而也就成为外国近代保险业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乾隆初年，每年十三行的海外贸易关税收入，除支付军饷、衙役差饷所需之外，尚有盈余五十多万两上缴朝廷。
十三行商馆区外百船云集
这一时期，特别是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已经在英国首先完成。其他一些欧美国家也渐次实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对外扩张，掠夺殖民地的道路。为配合其经济、贸易的需要，相继扩大和发展国外的保险市场。
由此可知，中国的资本主义形式的保险业，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通商贸易和经济侵略而来的。
西方保险制度传入中国时间的争议
从笔者掌握的现有史料看，西方保险制度传入中国的时间有这样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为18世纪末。澳葡当局投资于海上保险业的资本为100万克鲁扎多，每年坐收10万克鲁扎多的利息。而澳门在明嘉靖三十六年即1557年前后，被葡萄牙强行租居。
第二种说法为嘉庆六年，即1801年传入中国。这一年，广州还未有任何种类的公开保险机构，仅有几个外国商人联合组织一个临时保险协会，承保船只及其运载的货物。对每艘船所载货物保险，承保限额为1.2万元。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有些印度加尔各答的保险机构，在广州设置了代理处。
第三种说法为嘉庆十年，即1805年英商在中国广州成立了谏当保安行。这是外商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保险机构。从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看，都把这一年作为了中国保险业起源元年。至此，西方保险制度由此进入了中国。
英商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保险机构——谏当保安行
1689年，在清政府取消海禁的第四年，广州港出现了一艘悬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这艘商船属于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企业史上最早的股份制有限公司之一。从17世纪起英国就积极探寻到达东方的新航线。1600年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并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垄断性特权。实际上，英国的船只在1637年就曾到广州，但是直到17世纪末期通过东印度公司，英国才与中国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往来，并在广州建立了商务处。进入18世纪，英国通过战争排挤了荷兰和法国的势力，控制了整个印度，成为东印度海域航运集团霸主。到19世纪其船队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货运量最大、商船尺度和载重量首屈一指、无与匹敌的远航商船队。后来在英国政府的干预下，东印度公司在1813年失去了它在印度的贸易权。
十七世纪，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茶叶贸易
在1689年到19世纪20年代的130多年间，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贸易和企业发展当中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它主导着西方世界的对华贸易，也从而直接打破了东西方贸易的均衡。对华贸易的商品主要是毛纺织品，从中国采购的则是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9世纪初期，英国每年对华贸易的逆差高达300万两白银。面对这种情况，英商将贸易往来的商品转向了利润更为丰厚的鸦片。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数量不超过200箱，当时的清政府许可输入鸦片主要作医药使用。1797年，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的特权。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加尔各答建立了鸦片加工厂。到了1800年，英国散商将鸦片先卸在澳门，后转移广州黄埔销售，这时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余箱。由于中英贸易日趋繁荣，同时海上运输事故日益增多，而当时英国保险公司尚未开辟中印航线的保险业务，用以满足船只和货物运输安全的需要，英国鸦片散商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保险公司，以转移海上风险。这就为保险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中国股票博物馆里，收藏有一份谏当保险燕梳有限公司保险票据。该票据的中文名称为“谏当保险燕梳有限公司”。
谏当保险燕梳有限公司票据
1805年，由于支付保险赔款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很大方便，以英商渣甸（即怡和洋行）和宝顺两家洋行为主，在广州创立了第一家在华外资保险公司——“谏当保安行”。创始人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查顿、麦格尼克和马地臣。其股份由该行广州经理人及驻加尔各答和孟买的联络人所有。怡和洋行的前身是由麦格尼克的父亲创办的麦格尼克洋行。怡和与宝顺两家洋行每三年轮流担任经理。主要经营水火险和意外险。此外还规定了每五年停业结算，同时进行改组换届。直到1835年，宝顺洋行宣布退出合作，双方决定结束这一协议，原“谏当保安行”解体。怡和洋行则扮演着既是保险业的投资者又是代理人的角色。1836年，怡和洋行接管和改组谏当保安行，易名为“谏当保险公司”，又名为广东保险公司。总公司由广州迁往香港，这家公司起初似乎是由一些类似劳爱德团体和保险商组成的私人团体。香港当时所有的知名公司几乎都在其中拥有一定的股份。其保险业务则由怡和洋行经营，不仅代理该公司的业务，而且既收代理手续费，又参与分红，获利极其丰厚。据称，“董事会每年定期向股东提出一份年终结算的书面报告，大概总是要有若干利润以资分红。的确当时所得之股息是要使今天的承保商垂涎三尺的了。”
1809年，嘉庆十四年五月，清政府制定了广东外洋商人贸易章程。嘉庆虽然无力扭转清王朝走向衰败之势。但在他统治时期，“舶来品”保险业开始被动在中国国内播种发芽。谏当保安行是鸦片贸易的附属产品，它的产生有助于英商将鸦片大量倾入中国，这给当时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害。中国对英贸易的顺差也从鸦片贸易的兴起开始发生了逆转。
1820年，嘉庆皇帝去世。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到了这一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为3.81亿，而当时的美国为1000万人，相差38倍。中国的经济总量为228.6亿“国际元”，美国为12.5亿“国际元”，相差18倍。两国几乎不在同一个竞争层面上。这一年还被学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是中国现代化起始之年。
【参考文献】
1.中国保险史/叶奕德、吴越、朱元仁主编/中国保险学会、《中国保险史》编审委员会/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2.中国保险史志（）/颜鹏飞、李名炀、曹圃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3.根系黄土地：中国保险史话/洪辰辰著/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1989年8月第1版
4.浩荡两千年/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
5.关于十三行相关资料引自2006年4月广州日报部分文章
6.照片取自于百度图片/金牛网/中国茶叶博物馆官网/2006年4月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