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钱的国企职工股权转让为什么不让他倒掉 终于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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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钱的国企为什么不让他倒掉 看了这篇文章你就明白了
  国企,低效的代名词。不仅仅是在中国,世界范围内,只要是国企,效率上都会比私企要低很多。这其中也包括印度国企,没错,印度也是有国企的!而且也是要害部门,就是铁路。
  我们都知道,印度人修飞机摔飞机,造军舰沉军舰,这造火车&&当然就是翻车了嘛!
  这么低效,这么臃肿,这么无能的铁路部门,印度为什么一定要保留他的&国籍&呢?不能解散掉吗?
  其实当年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中国人援建的坦赞铁路很快就完蛋了。印度政府虽然做事是作死了一点,但在拼死也要保住国有企业这一点上,颇有认识。为什么?这要从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说起。
  自由经济的代价
  国企和自由经济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因为国企本身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物。比如说当年的日本&釜石铁&。&釜石铁&是日本早期的钢铁企业,明治维新时代就存在了,那个炼钢炉的产品质量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其成品价格是同类欧美产品的2.3倍!
  成本价比人家销售价还要高,按理说这种东西就是落后产能,直接砍掉用这笔钱购买德国原装进口的钢铁,日本兵工厂的产品至少提高一倍啊!
  但是不好意思,&釜石铁&的老板有着极强的政治背景,日本政府就认他的产品,哪怕铁贵如金也要买国产货。就好像现在日本农产品价格极高,但也决不开放进口一样。简直就是对自由经济的肆意践踏呀!
  同时期的满清政府就很&自由经济&,慈溪老佛爷从善如流,对置办钢铁这件事情完全听了清流党的意见,既然洋货便宜又保证质量,那当然是首先保证军火生产的质量要紧,买回来就是了,干嘛要自己炼钢呢?结果直到1890年,汉阳钢铁厂才上马,一上马就遇上了铁矿石与炼钢炉不匹配的问题,清政府还是不愿补贴,而这个时候距离甲午开战已经不到四年了,结果不言而喻。
  1937年,同样&自由经济&的国民政府重蹈覆辙,黄金十年钢产量还不如满清,满清时还能造巡洋舰和大炮的军火厂到了民国连步兵炮都造不出来。当国民政府哭求的时候,只有苏联人把过期的大炮高价卖给中国,就这个还是大恩大德。
  自由经济为什么差点让中国亡了国?
  工业体系的威力
  中国为什么差点亡国和日本为什么成为列强是一个原因。现代工业体系和传统的手工业不一样,不是分散的点,而是一个体系,一条产业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一门120mm坦克炮,技术总结起来八个字&电渣重熔身管自紧&,但是不好意思,号称工业强国的日本就是造不出来,10式坦克的主炮是从德国买的。美国怎么样?造是能造,但设计是德国人的,只是山寨而已。全套能造下来的,西方是德国,东方是中国。
  这么好的技术,日本人为什么不买过来呢?能不能买咱两说,但买下来也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电渣重熔技术原理很简单,小炼钢厂都能掌握,但高质量金属,比如说炮钢是需要定向结晶的!所以不同的电炉钢,不同的质量,不同的尺寸所需的电压、电流、上下结晶器要控制到什么温度都不一样!
  就算日本人把德国电渣炉买回来了,德国炼钢厂出来的钢和日本出来的一样吗?如果不一样,你的电压、电流、结晶器温度要怎么调整?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整套控制模型,需要反复的实验!而且定下来以后你的原材料是不能变的,变了这套东西就完了。
  无比复杂却又没有捷径。
  可如果没有这一套电渣炉设备,你必然造不出坦克炮,也造不出航母用钢和神五的整流罩。别看神五整流罩就那么点重量,需要一吨特种电炉钢作为胚料,当时抚顺特钢找了七八个老专家,一共炼了三十吨废钢,瞎猫碰到死耗子蒙对了,最终才做出神五的胚料。
  你说,这抚顺特钢他能赚钱吗?合格率三十分之一,他能赚钱才是见鬼的事情。但是他亏损了,中国卫星商业发射就可以不亏损,因为那三十吨废钢的成本没有算进去。
  可以说,有国企在,买不到的东西,美帝卡不住你。买得到的东西,美帝不敢卖太贵。
  为何国企不赚钱
  国企不如私企赚钱其实只是站在资本家的角度上。当然了也确实有一些国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和国企无能不能画上等号,和将国企卖掉转为私有不能构成逻辑关系。
  为什么说国企不赚钱是站在资本家的角度上?
  因为国企对员工福利是很看重的,保证休假,保证薪酬,保证文体活动,请问富士康有吗?没有啊,一周工作七天,一天工作12小时,年纪稍大干不动了直接开除。国企要这么做他利润也高啊,可不就是不能嘛!抚顺特钢要没有那些老工人老专家,你想用三十吨废钢蒙出神五的整流罩,做梦去吧!
  国企还具有极强的社会职能,很多吃力不讨好的项目是私企绝对不会去干的。比如&村通网&,怎么可能有利润?但咱们的国企就是做到了网络信号、手机信号覆盖所有行政村。而美国,出了大城市手机就不好用了。
  那么国企真的不赚钱吗?
  相反,有了技术积淀的国企不仅挣钱,而且挣大钱。
  奥巴马背后那龙门吊写着啥?不仅是美国人,就连高傲的约翰牛也不得不用,而且是造航母哦。
  不用不行啊,国产货这不是不行嘛!要不奥巴马在上面演讲重振美国制造业,你回头就把中国商标露出来了,打脸不打脸啊?
  国企的价值
  说了这么多,国企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其实可以用自主品牌汽车来比较。
  当初中国汽车弱的一塌糊涂,外国车横行,&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看他得瑟的。而中国自主品牌艰难起步,十年前还只是造些QQ一样的东西,当时国人的评价是,除了空调不出风,其他四面漏风。而现在呢?汽车市场半壁江山已经回到了自主品牌手里,把合资车和进口车统统挤到一边去。
  中国人每突破一个平台,欧美车就必须降价销售,韩国车直接滚蛋。
  是的,在汽车这条产业链上,或许给车企提供零件的国企亏了,给零件商提供钢材的国企也亏了,但自主品牌赚了,买国产车的人也不必把钱送给日本人了,中国赚了!
  现在,国企的价值是什么?
  Nothing!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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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马三立是相声大师,国宝级人物。他也是出身贫寒,有过不幸的童年。虽然读过中学,就读于天津一所著名的学校——汇文中学。然而,由于上学的费用极高,难以支付,又因为他酷爱相声,所以弃学,并且拜师学艺。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天津已经成为沦陷区。一些人不知羞耻,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汉奸,袁文会即是天津的大汉奸之一。他本来就是一个大流氓,大恶霸,青帮头子,自投靠了日本人,更是有恃无恐,无恶不作。他久占南市“三不管”,对在该处谋生的小买卖人、小手艺人,尤其是艺人索取各种莫名的费用,横征暴敛。不但如此,更有甚者,他让在这个地方靠
马三立是相声大师,国宝级人物。他也是出身贫寒,有过不幸的童年。虽然读过中学,就读于天津一所著名的学校——汇文中学。然而,由于上学的费用极高,难以支付,又因为他酷爱相声,所以弃学,并且拜师学艺。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天津已经成为沦陷区。一些人不知羞耻,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汉奸,袁文会即是天津的大汉奸之一。他本来就是一个大流氓,大恶霸,青帮头子,自投靠了日本人,更是有恃无恐,无恶不作。他久占南市“三不管”,对在该处谋生的小买卖人、小手艺人,尤其是艺人索取各种莫名的费用,横征暴敛。不但如此,更有甚者,他让在这个地方靠挣钱吃饭的人们加入青帮组织,如不加入,日后会不得安生。当时,有朋友劝马三立加入青帮,履行一下手续,认个师父,烧股香(名为“香堂”,就是拜祖,还要立下毒誓)。因为青帮就是黑帮,袁文会更是臭名昭著,为人正直的马三立不愿加入。他当然知道,一旦有了青帮的师父,就如同给自己找了一个“爹”,逢年过节都要表示一下“孝心”,必须用钱“孝顺”,而钱是用血汗换来的,白白给这种师父?岂不成了冤大头?马三立离开了南市,而且暂时离开了天津,外出跑码头。和他一起出去的是高寿亭,又名高少亭,原是汽车司机,后改行说相声,是周德山的徒弟,后收弟子有孙少臣等。二人结伴沿着铁路线往南走去,无论是集市、庙会,还是大车店、茶棚,甚至妓院,都是他二人卖艺的地方。如果有了点儿钱就住店,没钱就在火车站蹲上一宿。就这样劳累奔波,过了沧州、德州,到了济南。凡是相声艺人都有“记问之学”,肚子里宽绰,知道的事多。他二人当然知道济南是个大城市,而且以泉多闻名于世,大明湖、千佛寺也极有盛名。可是挣钱重要,根本就没有心思、更没有钱前去游览。当务之急是打听什么地方能“撂地”卖艺。幸好有好心人告诉他们,有个南岗子市场,还真够热闹,有买的、有卖的,艺人演出的也不少,其热闹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天津的南市“三不管”。可是场子虽大,却都被艺人们占满。本想找个相声场子,可是没有。倒有一个变戏法的场子,看这个场子围着的观众很多,也是因为在杂耍场里,相声和戏法经常同台演出,于是,他二人就在这块地上站住了,其目的是要“借地”用用。在那位戏法艺人敛完钱后,马三立双手抱拳:“您辛苦,辛苦了!”戏法艺人年岁不到四旬,个头儿不矮,膀大腰圆,流着背头,操着一口地道的河北话。听了马三立的话,也忙抱拳,回话:“辛苦!辛苦!这位兄弟,有事?”马三立和戏法艺人都说了“辛苦”二字,这是江湖上的规矩,因为“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嘛。马三立回答了戏法艺人的话:“我们哥俩从天津过来,是‘疃春’的,这几天‘念啃’,您能否‘赏个穴’?”显然马三立说的是“春典”。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是说相声的,“疃春”,春就是相声,单春是单口相声,对春是对口相声,已经几天没有饭门了,“念啃”,念就是不好,啃就是饭,上啃就是吃饭,念啃就是饿,您能否把演出的地方让我们用一下,即“赏个穴”。”这位戏法艺人没有丝毫的犹豫,说:“来,您二位占我的地儿!”他说罢,再抱拳,对观众们说,“这二位兄弟,从大地方过来,天津卫说相声的角儿多。这二位就是角儿,相声说得好。各位别走,您听听,保您爱听。就是看我的面子,您也得给捧个场。我这儿先谢谢各位了!”当时是下午四点多钟,离天黑还有两个多钟头,而戏法艺人让出了场子,让马三立和高寿亭演出。观众们也真捧场,没有“抽签儿”的。于是这哥儿俩进了场子,先是拱手鞠躬,然后用“包袱儿”问观众。也得出了结果:沾“包袱儿”就能响,证明好“使活”。初到此地,更是卖力气,先说了《卖挂票》,效果相当不错,也就有不少的观众给钱。接着他俩又说了三个段子,直到日落西山,天色已擦黑。观众似乎还想听,恋恋不舍,他俩又说了一个小段儿,算是送的,以谢观众。戏法艺人始终没“翘”,就是“走”,开始是收拾戏法道具,之后,就是全神贯注地听相声了。散了场,他说:“活使得不错,‘尖局’,(即‘好’的意思。)”马三立淡淡一笑:“得谢您,您让的地好。再说这儿的‘粘子’,(即观众)也好。”高寿亭估摸着挣了一块多钱,他拿出了三毛钱:“给您,这是板凳钱。”何为“板凳钱”?有的场子放有几条长板凳,供观众坐着。一般地讲,放置板凳的人,就是这个场地的管理者,收取艺人的部分收入,即为“板凳钱”;即使没有放置板凳,占了谁的地,也要向谁交钱,还是叫“板凳钱”。数额一般是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可是戏法艺人坚决不收,说:“你们小哥儿俩出门在外不容易,还给什么‘板凳钱’呀,留着钱,够一两天吃喝的。对了,这“地”,上午没买卖,下午还行。明儿,你们还是这个点儿来,我还是把“地”让给你们小哥儿俩。”第二天,又岂止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连十几天,马三立、高寿亭就是“借地”演出,每天的收入都不错。马三立在济南解决了一时的燃眉之急,靠的是什么?当然是说得不错的相声,但关键还是“春典”。试想,如果他不会“春典”,这变戏法的艺人会把场子让给他用吗?没有场子,又怎会有所收入?的确,“春典”的存在,保护了艺人,有的尽管不是同一种“行业”,用“春典”也可以联络感情、交流、维护自己的利益。春典”又叫“江湖春典”。所以,一名相声艺人可以和任何江湖中人,甚至可以跟一个小偷用“春典”直接对话。当然,艺人和小偷不能同日而语,自然也不会同流合污。之所以用“春典”和小偷对话,是为了双方的沟通,在可能的情况下互相给予方便。换言之,也是进行自身的保护,维护本行业的基本利益。比如,无论是在“明地”还是在茶社、剧场说相声,因为眼睛看着观众,可以说发生在观众身边的事,能够一收眼底。有时还能看见一些特殊的凄惶情况,如有小偷在掏观众的钱包。那么,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正在说相声的艺人该不该管?答案是肯定的:该管。为什么?还别说是为了保护观众的利益,就是为了艺人自身的利益也要管。如果不管的话,自己说完一段相声要敛钱的时候,观众一掏口袋,发现自己的钱包被偷了,就会喊、会叫、会嚷嚷。而就是因为这一喊、一叫、一嚷嚷,观众马上就会“开闸”,迅速离开,生意也就被搅了。但如果管,也不能亲自去抓小偷,因为场子马上会乱,钱照样也就没法敛了。无论是为了观众,还是为了自己,都要管。可是该怎么管呢?就得使用“春典”,让“春典”帮忙。具体的方法是,眼睛不能朝小偷所在的方向看,在“使活”中加一句话:“荣点,让杵门子”。小偷就会立即停止偷窃。什么原因?原来过去的小偷,也要拜师,也是属于江湖中的人。所以,凡是叩过师的小偷也会“春典”,而且和江湖生意人使用的“春典”差不多。“荣点”就是以偷为业、跑江湖的人;“让杵门子”,意思是:“我马上要敛钱了,请你别在这时候搅我的买卖”。这两句“春典”说罢,小偷听见了,就会住手。可是,艺人又不能真管,比如说,你抓住小偷送衙门,那么你就要倒霉啦。因为小偷也有师父、师兄、师弟等,你报官,就是毁了他的“生意”。不用师父出面,他的师兄、师弟们就会找你的麻烦,就要伤害你。更有甚之,抓进去的小偷,也不好惹,会胡说八道,他也许要咬你是他的同党、幕后,或说是黑吃黑。小偷只要拜了师,也算是有了门派,就是江湖上的人了。对于大多数的小偷来说,也讲“江湖义气”,极少搅江湖生意人的买卖,也不偷“老合”。倒有点“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意思。杨少奎先生就经历过这样的两件事。杨少奎是回民,原名杨云章,小时候跟着父亲在南运河跑船,大了一点学唱太平歌词。当时唱太平歌词的艺人很多,由于他的音色甜美,而且口齿清晰,能把每一个字清清楚楚地送到观众的耳朵里,唱得又声情并茂,所以他是一位佼佼者。除此,杨少奎还有很强的组织能力,20岁出头儿,就组织佟浩如、刘广文、刘奎珍(同是焦少海的徒弟)等人“联穴”,演出相声大会。后来,在声远茶社“掌穴”。一天,郭荣启的徒弟张宝茹,到声远茶社演出,不想在路上,被小偷偷了钱。到茶社后,他便跟“掌穴”的杨少奎讲了。杨少奎想到张宝茹的家距离茶社不远,而茶社就在河北鸟市,小偷也有“组织”,于是,他立即找到河北鸟市小偷的“掌门”,用“春典”跟这个小偷“掌门”对话,说明情况。当小偷“掌门”知道了其手下偷的是相声艺人后,便把钱如数送回给张宝茹,并施以江湖歉意。杨少奎懂得这个规矩,但他也有疏忽的时候。一天下午,他正在声远茶社的台上演出,突然闯进一伙人,为首的一个喊了声:“就是这小子,揍他!”一声令下,这伙人不由分说,上了台就把他一阵痛打,血流满面,疼得他在台上来回乱滚。艺人们虽极力保护,但也难以制止这伙人的暴行。而且,这伙人还砸了园子。他被艺人们抬回了家,身上的血和衣服都沾在了一起,惨不忍睹。一个说相声的艺人,为什么莫名其妙地遭此毒打呢?杨少奎在声远茶社遭受莫名其妙地毒打,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躺在炕上,边养伤边想,自己到底得罪了谁?莫非……原来,他“掌穴”的声远茶社的艺人,在台上“使活”时,不经意地看见一个小偷正在“干活”,一只手已经接触到了一个观众的口袋。也巧,小偷也正看见台上的艺人看他,二目相对,小偷心虚,也是怕,忙把手收回,马上走人了。而且,以后又有两次,也是遇到了这种情况。小偷在台下偷钱,你是不能看的。因为,你这一看,观众很可能会跟着你的眼神儿也去看,那小偷岂不就偷不成了?你把目光给了小偷,用行话说就是在台上“领招儿”了。小偷认为,“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你已经“再三”了,就是成心作对。他就把此事告诉给了“掌门”,说搅了他们的“生意”,他们就来报复。他养伤在床,师哥刘广文(刘文亨之父)来看他,他道出了原委。刘广文就埋怨艺人们干嘛不“调侃儿”,即用“春典”来阻止小偷的行为?这不是“犯傻”吗?埋怨归埋怨,之后,刘广文就去见了小偷的“掌门”,说了些道歉的话。那个“掌门”也假装讲“义气”,说“井水不犯河水,以后绝不会纵容手下再搅相声场的买卖”。还派人登门,拎着两盒“小八件儿”(糕点)去看杨少奎。马三立和济南戏法艺人的交流,包括相声艺人和小偷的“沟通”,显然是“春典”起到了作用。当时,“春典”还有着其他语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某大户人家的堂会,要请艺人。而请艺人的“管事”到了后台,一般要跟艺人讲演出的费用。一次,一个大绸缎庄掌柜要给母亲做寿。“管事的”到了相声场子的后台,看见了袁佩楼(张寿臣的徒弟),他就把手指藏在袖子里,伸出了三个手指,意思是说“给你三块钱”。不用语言来说明,而在袖子里谈价钱,名为“袖中乾坤”。“管事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来谈出场的费用,是要“货比三家”,在名气、水平相差不多的艺人之间做个比较,看谁的价钱最低。于是,他又到了孙少林(李寿增的徒弟)跟前,依然使“袖中乾坤”,但却压了价,伸出的是两个手指,当然是说“给你两块钱”。他以为这种压价的做法很聪明,其实他错了。就在他对孙少林使“袖中乾坤”之前,袁佩楼在看似无意中,说了一个“汪”字,即告诉孙少林“他给我三块”。艺人之间为维护同行的利益,也是义气之举,当孙少林听到了“汪”字后,同样使“袖中乾坤”,把四个手指藏在袖子里,告诉管事的:“我要四块。”如果管事的再问第三个艺人,这个艺人就会要五块钱。一个比一个要得高,“管事的”最后还是请了袁佩楼。因为我学徒较早,因此,也多少懂得一些“春典”。还别说,“春典”也真帮过我的忙,而且,在我的工作中还派上了用场。“文革”初期,我入伍参军,1978年,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天津市曲艺团工作。先后担任干事,科长,副团长和主持党务工作的副书记等职。因为我于1964年就离开了天津,一些年轻的演员不知我曾从事过曲艺工作。就在我当副团长的时候,有两个年轻演员来找我,并就福利待遇问题,向我提出要求。在他们说明了来意后,其中的一个演员对另一个演员“递”了一个字:“疃。”“疃”也是“春典”,意思就是千方百计,用好话来把我说服,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另一个演员就和颜悦色地摆理由“疃”。我作为一名副团长,理所当然要照顾演员的切身利益。但其前提,是他们的要求必须合理。可他们的要求没有丝毫道理,我自然就不会答应。上下级应该是同事又是朋友,我就耐心地开导,让他们放弃不合理的要求。就这样,谈了一会儿,他们见没“疃”下来,一个演员又说了一句:“夯!”“夯”的意思就是发火。我听了这个“夯”字,猛地一拍桌子,说:“我先‘夯’,我‘尖夯’”。“尖夯”中的“尖”,就是“真”,就是告诉他们,“你俩先别急,我先发火,而且我是真发火”。他二人一听:“噢!原来这位副团长全‘攒’”。“攒”也是“春典”,就是明白。他们听了我的这句话后,居然笑了:“敢情您也是‘老合’啊!”然后,我再做他二人的思想工作,他们也通情达理,就不再提根本没有道理的要求了。这次谈话,我们是在和颜悦色中结束的。还有一次,全团开会。因为我了解前辈曲艺艺人们有许多的美德,如热爱自己的民族、爱憎分明、刻苦学艺、相互帮助、尊老爱幼等,就以实例讲我们应该继承,而且应该做得更好。当然,过去一些个别的艺人,也有一些不良的习气,如吸毒、嫖妓、相互刨买卖等。对于这些龌龊的东西,作为新社会的演员,就应该抛弃得一干二净,绝对不应该在我们身上出现。因为,当时团里的演员虽然不存在吸毒、嫖女人的情况,但也有一些不好的苗头,对此,我用“春典”归纳了四种劣习,即:一“疃”,二“犬”,三“夯”,四“砍”。“疃”就是用花言巧语,让领导按他的意图走。比如某位弦师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不愿意给某位演员伴奏了,可又不能直说,于是就找到领导说“自己让位”,目的是多培养人才,给新人实践的机会。其实,这是口心不一的表现;“犬”也叫做“葛”,别人说的话,假装没听明白,犯“狗熊”,拿人找乐子,故意气人;“夯”就是跟演戏一样,假装发火。也有时真发火,耍野蛮;“砍”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拒绝演出,俗话说“拿糖”。如:晚上该某位演员演出了,报纸上登出了他的名字,或是剧场门口,竖着写有他名字的“水牌子”(节目表)。眼看就快开场了,他突然递一张病假条,以此为理由,不参加演出。大多数的情况,是他有目的,想让领导“求”他,或是答应他提的一些条件。实质上这是一个演员的艺德问题。旧社会,如果某位弦师,不愿意给某位艺人伴奏了,必须提前三天告知,请艺人另请弦师。在三天之内,不管出现任何情况,都不能给人“撂”了,即“蹲场”。老艺人尚有这种艺德,新社会的演员,更不应该有“砍活”的表现。我用“春典”,指出了这四种劣习对曲艺发展的危害,对一些演员及社会造成的不好影响,使一些有不良习气的演员省悟,团里的风气明显得到了好转。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许多专业文艺演出团体,实行了经济承包制,天津市曲艺团也不例外,分成了几个承包小分队。有一次,一个小分队赴外地演出,在临行之前,我讲了话。在讲话要结束时,我说:“该讲的我都讲了,最后送诸位四句话:勤走穴,撅班山,念戏果,嗨治杵。”“勤走穴”,就是多演出;“撅搬山”,就是出门在外少喝酒;“念戏果”,就是别搞女人(“春典”:“果”是女人);“嗨治杵”,就是多赚钱。因为,这也是“砸挂”,就是即兴抖“包袱儿”,且恰到好处,至今还是圈内人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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