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考察山东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升到实现中国梦的高度。这种战略思想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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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魂》　　作者：刘仓
伟大的创业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新思想。2013年11月，习近平在考察山东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升到实现中国梦的高度。这种战略思想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
中华民族的基因”
如何处理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绕不开、躲不过的历史课题。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难以支撑现代化建设。这种“传统文化过时论”，看到了其时代性，却忽视了其继承性；看到了其糟粕方面，却忽略了其精华方面。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民族的精神文化血脉，所谓民族振兴也就无从谈起。习近平指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①
习近平指出，党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其中孕育了丰富的社会理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治国之术、生态理念、哲学思维等精华，为推进文化强国战略提供经验智慧，为治国理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益思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其基本要求，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来源。实现中国梦，必须具有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这需要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内容和条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②
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构建什么样的社会，需要选择合乎国情、民情的国家治理体系。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③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借鉴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明确谁在执政、为谁执政、怎样执政的问题，这就需要明确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习近平说：“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⑤核心价值观是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晶。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涵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培养具有高尚思想道德素质的人，既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又是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国梦的力量保证。习近平就领导干部的素质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中国历史上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是应该学习的。通过学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领导者和建设者。
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主要是封建制度的产物，但对于建设先进文化仍然具有时代价值。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⑥这种科学态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的科学论断。
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
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
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首先要认清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过去、现在、未来之路打通了，才会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习近平指出，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对近代以来170多年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国道路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和传承发展。习近平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⑦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道路、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遗传基因、历史根源，后者是前者合乎历史、合乎逻辑的扬弃发展。当代中国道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超越了封建时代的局限性，而赋予其社会主义涵义。这与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划清了界限。
有人认为，习近平尊儒，是要构建“中共第三套话语系统”。第一套是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合法性话语，第二套是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合法性话语，第三套是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复兴”这个话语体系。该论者认为，习近平虽不认为儒学多么好，但是困惑于改革开放30多年究竟干了什么。自由主义、左派、儒学都没有给他以理论支撑。于是，需要儒学来进行意识形态建构。
这种“中共第三套话语系统说”，割裂了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一脉相承的事业，也没讲清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分六个阶段讲述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进程，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从历史高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承继关系，梳理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据。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13年8月19日，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要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这个原则下，他集中阐述核心价值观、倡导弘扬传统文化、提倡中华传统美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等，都是建构意识形态体系的内容。传统文化是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
还有人认为，习近平倡导传统文化，在于“相较于左右两派，儒家可谓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改良派”。该作者认为，当下中国，右派优于求民主、法治、人权，弊于美化西方、妖魔传统、抹黑政府；左派优于求平等、民生、强国，弊于提倡阶级斗争，崇马、拜毛。中国文化传统，是各派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和共同思想底座。⑧
这种“第三条道路论”，看到传统文化在凝聚共同思想方面的基础作用，却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道路的思想存在误解。同“中共第三套话语系统说”一样，这种论断，割裂了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与社会道路之间的有机联系。习近平从来没有脱离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而单独讲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脱离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道路，而单讲文化发展道路。
这种论断也割裂了中国文化史的承继关系，割裂中外文化的比较和借鉴。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弘扬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优秀文化，并不是要调和“左”派和右派。习近平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⑨脱离中国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现实制度，抽象地谈论所谓“左”派和右派的价值观念，难以作出科学解释。
中国传统文化，有民主性精华的部分，也有封建性糟粕的部分，因此，“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⑩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运动水到渠成的道路，应当成为当下的改革共识。该作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的价值观、大同社会等有相同之处；邓小平设计的小康社会，就是儒家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道路应该是儒家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立场的结合。马克思与孔子，是载着中国马车向未来奔去的左右双轮。
这种“儒家社会主义”观，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却忽视了二者的本质区别。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理念、社会目标、为政品德、民族精神、思维方式等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契合点，但二者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封建等级制度之上的上层建筑。它在阶级本质、经济基础、社会道路、服务对象、教化方式上，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从本质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不是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结合，也不是儒家社会主义。当代中国小康社会目标，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科学规划，这与小农经济理想不可同日而语，与空想社会划清了界限。
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转轨之后，第二步要积极推动以儒家文化复兴为核心的文化建设，直至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领导权。该作者认为，未来中国政治秩序将具有“中体西用”属性。其政治制度将是以儒家道统为宪法原则的、吸纳社会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宪政的新型政治制度。未来中国的政治，不会是自由主义宪政，而将是儒家社会主义宪政。
这种“儒家宪政论”，看到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承继关系，看到中西文明的交流，却没有抓住中国道路的本质。首先，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打倒孔家店”历史传统基础上，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后，做出的郑重选择。儒家思想宣扬君权神授、君主臣从，奉行三纲五常、等级人学，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这种落后腐朽制度，怎么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宪法原则？
其次，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都载入了宪法。宪法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依法治国，首先是依照宪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可以吸收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和理念，但不能吸收三权分立的核心制度。弘扬传统文化，不是要建设所谓“儒家社会主义宪政”，而是构建中国特色民主制度。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可能做到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将会迷失方向、失去生命。新中国成立之后，儒家文化过去不可能、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掌握文化领导权。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视传统文化，并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占领道义的制高点、文明的制高点、文化知识的制高点，而不能将对传统文化的解释权、传播权拱手相让于人，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掌握文化领导权。
应该警惕儒家学派与“宪政民主”等思潮的汇合，干扰中国政治道路和文化选择。有比较才好鉴别，有交锋才益创新，有实践才利选择，有历史才能致远。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史，了解习近平文化强国战略的基本内容，才能作出科学的阐释。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针对当代人类面临诸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突出问题，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这些难题的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他希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
有人认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习近平提倡用传统文化解决世界性难题，是要儒学“包治百病”。这种“包治百病论”显然是一种误解。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解决所有全球性问题的答案。习近平根据传统文化中提出解决世界性难题的思路，是主张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并没有主张中国文明“包医百病”，没有抱守“华夏中心主义”和陷入“中国文明威胁论”的陷阱。相反，他在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中，强调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同文明互相尊重、交流互鉴，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地位和贡献。他指出：“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打造什么样的国家形象，这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首先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塑造新型大国形象，需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这需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提炼和阐释中国道路、理论体系、中国制度，把它们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的历史渊源。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四个讲清楚”的任务：即“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应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很多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他强调，中华文化中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依然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这些思想与西方霸权主义奉行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等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是反驳“中国威胁论”等论调的文化资源。
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了解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钥匙。中国走向世界，中华文明也必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中国道路、中国文明越被世界所认可，中国的国家安全越有保障，中国文明的发展空间就越广阔。
概以言之，欲实现中国梦，中华文明也必须强大；欲中华文明强大，国家综合国力也必须强大；欲综合国力强大，文化软实力也必须强大；文化软实力强大，必须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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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
作者：张伯里
《光明日报》（ 日&01版）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当时，中央红军遭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党内“左”倾领导人坚持其错误领导，无力改变中央红军面临的危局，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险。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批评和纠正，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形成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从而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由严重失败走向复兴和胜利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转折点，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和深远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的进程。今天我们纪念遵义会议，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回顾遵义会议经过及其影响，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党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务必坚持。
&&&&遵义会议是为挽救危局而临时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主题是批评和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会上大家的发言，主要是批评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遵义会议批评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决定取消“三人团”，在军事和组织上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对中央领导层和红军将领触动很大，使他们认识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而会议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让他参与军事领导工作，则直接推动了实事求是在全党的贯彻落实。时至今日，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组成部分，是与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政治地位的上升有着密切联系的。
&&&&新的历史时期，实事求是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为此，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阶段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同时，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对此，我们要牢记于心、付之于行。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既不能超越现实，急于求成，也不能故步自封，落后实际，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第二，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的一大特点，也是党领导取得各项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必须继承发扬。
&&&&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重大问题的先例。遵义会议召开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经中断，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客观形势逼迫党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模式，自主地去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没有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客观上反而有利于党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选择。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磨炼，党已经有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在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卓越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等曾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人，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中觉悟，认识到固守教条不行，必须改变过去的思维和做法。于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召开并主导了遵义会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作出了战略决策、改选了领导人。历史证明，遵义会议的决定和选择是正确的。由遵义会议彰显的独立自主精神，之后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常态。经过长征，随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党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优良作风。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已经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西化”“分化”乃至和平演变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党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现阶段，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体现中国人应有的定力和自信心，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这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敢于担当，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关键因素，也是党胜利前进和发展的基本要素，应大力倡导。
&&&&遵义会议前后，面对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处境极其艰难，危在旦夕。当时，唯有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生机。但是，当时作为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博古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而是依然延续教条主义的领导。面对危急形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没有回避和退缩，而是敢于担当，毅然对“左倾”错误提出批评。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红军攻克遵义后，他们又奋起挽救危局，不仅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而且在会上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指挥错误进行严厉批评和及时纠正，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当时，博古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李德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其他与会者不顾个人得失，对他们的错误毫不留情，提出尖锐的批评。这的确承担着很大风险，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气魄。事实证明，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对于党的发展至关重要，有利于及时纠正党内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从而保证党的领导方向的正确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党内一些人缺乏担当精神。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甘愿做“圆滑官”“老好人”“推拉门”“墙头草”，喜欢“和稀泥”。对于工作中的问题或错误思想苗头，他们不是去直面应对、及时解决，而是明哲保身，极力回避，以至贻害无穷。对此，我们必须要下大力气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必须要“敢于担当”，把“敢于担当”作为好干部的五个条件之一，认为“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倡导“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的执政理念。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其目的就是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要在工作实践中，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目前，“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尤其要倡导敢于担当精神，有所作为。
&&&&第四，顾全大局，反映了遵义会议期间党的领导集体的崇高精神品质，应成为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切工作的重要准则。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能够实现这一转折，一个重要原因不可或缺，就是党的中央领导层普遍能够顾全大局，具有为党负责的高度的政治觉悟、大局观念和责任感。这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从党和中国革命利益与大局出发，超越个人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主导了遵义会议的方向，并深刻影响了与会的其他人，从而形成克服“左”倾错误的合力。即便是受到严厉批评的博古，也能够以大局为重，严格遵守会上通过的决议，并根据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主动交了权。据伍修权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品质。”这保证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难能可贵的是，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在遵义会议之后得到了延续。虽然当时毛泽东还不是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但他参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他的主张和意见大都成为中央的意志和决议。邓小平曾就此指出：“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遵义会议前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不顾及职务、权力、名誉、地位，以革命大局为重，表现了崇高的革命品德。正是他们追求真理、维护真理的崇高品质和为党负责、顾全大局的态度，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当前，党中央就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总体规划和设计。这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要求广大领导干部心怀全局观念，处处顾全大局。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无论做什么决策，干什么事情，“都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真正符合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要求。
&&&&第五，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遵义会议期间践行党内民主的主要方式，在我们今天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应广泛开展。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党内民主的典范。遵义会议对错误路线的纠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民主讨论的酝酿过程。之前，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讨论，已经对“左”倾错误有了初步认识和纠正。遵义会议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批评和纠正进一步深入。突出的表现是，针对博古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缺少从主观上检查自己领导责任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发言完全否定博古的“正报告”，批驳其对错误的辩解。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李富春等也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展开批评，从而形成遵义会议集中批评“左”倾错误领导的局面。
&&&&正是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遵义会议最后决定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分工及军事战略上的改变等。这些决定是遵义会议集体讨论的结果，是党内民主的结晶，在根本上挽救了党和红军，影响深远。综观遵义会议全过程，可以看出，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能够做出影响深远的决定，是和广泛的、充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民主决策达成科学决策的典范。
&&&&现阶段，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上，必然会面对许多复杂情况和问题，也会面临一些突发偶发事件。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除了需要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之外，还应该大力发扬党内民主，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深刻剖析和检查自己，又开展诚恳的互相批评，触及思想和灵魂。”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更好地应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遵义会议尽管已经过去80年了，但是，它所彰显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于担当、顾全大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不朽的，依然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今天我们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不仅要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更重要的是要发掘遵义会议精神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导意义，增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心和决心。如是看，遵义会议意义深远，遵义会议精神长存！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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