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消失的16个少数民族，他们最终去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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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消失的16个少数民族，他们最终去向何处？
&关于中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现在人有很多错误的看法，比如，汉族是纯血统的，这不对，汉族是无数个民族融合起来的。汉族是内容不断变化的“民族”，生活在中国版图上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以下16个主要民族结局看，尽管古代有杀戮，但他们都没有消失，比如“党项”没有蒙古族灭绝，羯在16国时代也没有被灭族。原来说匈奴被西汉打败后，部分成了欧洲的“匈奴帝国”，但近年通过数十俱古代匈奴尸体的DNA 分析，欧洲匈奴和中国的匈奴毫无关系，这个重大考古和生物研究成就。看看《史记》，最早的“汉族”就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的，根据人类考古学，最早的人类出自东非，匈奴和“汉族”来自同一个祖先。&希特勒这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种族主义者的下场大家都知道。美国有大量的移民人口，也没有怎么害怕污染了他们本民族的血统。一匈奴在秦汉时期称雄中原以北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前215年被逐出黄河河套地区，历经东汉时分裂，南匈奴进入中原内附，北匈奴从漠北西迁，中间经历了约三百年。中国古代的匈奴和欧洲的匈人(匈奴)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同一民族。近年来使用DNA等测试手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话说：“淳维以殷时奔北边。”意即夏的后裔淳维，在商朝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还有一说认为，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带著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是中国所称的匈奴。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真正与匈奴进行大规模战斗是在汉朝。汉初前201年，韩王刘信投降匈奴。次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冒顿单于3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计逃脱，之后开始与匈奴和亲。其后的文、景诸帝也是沿用和亲政策以休养生息。前57年匈奴分裂，郅支单于获胜据漠北，呼韩邪单于前51年南下投靠汉朝。前33年呼韩邪单于娶王昭君与汉修好。48年，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两部，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为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89年到91年南匈奴与汉联合夹击北匈奴，先后败之于漠北和阿尔泰山，迫使其西迁，从此北匈奴就从中国古书中消失。187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专权之际，南匈奴发生内讧。195年，南匈奴参与了中原混战，东汉蔡邕之女蔡文姬被掳掠去匈奴。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汉丞相曹操，蔡文姬归汉。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4世纪初，匈奴族的五部大都督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为将。乘西晋八王之乱之后的混乱时期，刘渊起兵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自称汉王，311年刘渊子刘聪攻占洛阳，316年攻占长安，灭西晋。史称前赵或汉赵。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后代称为铁弗人。铁弗人刘勃勃被鲜卑拓跋氏击败后投奔羌人的后秦。后自认为是末代的匈奴王，改姓赫连，在河套地区创立夏国，史称胡夏。425年赫连勃勃卒，子赫连昌继位。428年北魏俘赫连昌。赫连昌弟赫连定在平凉自称夏皇帝。431年北魏俘赫连定，夏亡。夏国的国都统万城是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在东亚留下的唯一的遗迹。匈奴融入靠近高丽的鲜卑的宇文氏部落，进入朝鲜半岛。后来宇文氏篡西魏建立的北周政权，后被汉族外戚杨坚所篡。杨坚创立隋朝，统一中原。以上是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匈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从中国历史中消失，和其他一些民族一起融入华夏族。匈奴后裔汉化后，所改汉姓有刘、贺、丛、呼延、万俟等，很多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二东胡东胡是一个古老的游牧为主的民族，自商代初年到西汉，东胡存在了大约1300年。东胡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东胡”一名最早见于成书年代是先秦的《逸周书》，《逸周书·王会篇》提到“东胡黄罴 山戎戎菽”，在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发掘的东胡人墓葬被认为是对上述说法的旁证。春秋时期，东胡居住在燕国北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北有东胡、山戎”。战国时期，东胡居住在燕国和赵国北部，这个时期东胡最为强盛，号称“控弦之士二十万”，曾多次南下侵入中原。秦汉之际，东胡逐渐衰落。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余部聚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后来的乌桓族与鲜卑族。从此东胡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三乌桓秦末汉初(前3世纪末)之际，匈奴王冒顿单于击败东胡。东胡人北迁至鲜卑山和乌桓山，各以山名为族号，分别形成鲜卑人和乌桓人。乌桓山即现大兴安岭中部的东西罕山。乌桓随水草放牧，以穹庐为室，常要向匈奴进贡，匈奴每岁向乌桓征收牲畜、皮革。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乌桓趁匈奴内乱之时进攻匈奴，把匈奴赶出大漠以南。东汉对乌桓优抚，允许乌桓人部分移居太原关内各地，驻牧于辽东属国，乌桓人大多归附于汉。乌桓南迁后，原居地为鲜卑所占，留在塞外的部分乌桓人民，亦附鲜卑，常助鲜卑寇边。东汉末年，辽东、辽西等地的乌桓大人趁乱称王。初平元年(190年)，辽西乌桓大人蹋顿统一现辽宁一带的乌桓各部。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袁绍官渡之战之后败给曹操，其子袁熙、袁尚投奔乌桓蹋顿，形成残余势力。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战于柳城，斩蹋顿诸王，从此乌桓彻底衰落，地位为鲜卑取代。五胡十六国时期，乌桓与各族杂居，形成“杂胡”。乌桓和匈奴的混血后代“铁弗”人赫连勃勃立国胡夏。唐朝时嫩江以北有乌丸国，传说是乌桓后人所创。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派兵征伐，之后乌桓融入其他民族。四鲜卑汉朝时期，匈奴以东的游牧部落被匈奴的冒顿单于击败后，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成为乌桓和鲜卑二族，合称东胡民族。鲜卑起源于辽东塞外鲜卑山，后主要活动于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旗哈古勒河附近。鲜卑起源自黄帝之孙曰始均, 《晋书》记载：曾在晋代受封为“鲜卑都督”的慕容廆， “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号曰东胡。”有熊氏，就是黄帝部落。87年鲜卑崛起，在2世纪时继承匈奴领地，称雄塞北。4世纪西晋灭亡后，陆续在华北建立前燕、代国、后燕、西燕、西秦、南凉、南燕及北魏等国，而漠北则由鲜卑别支柔然称霸。439年北魏统一华北，之后时常与柔然发生冲突。而后北魏经历六镇之乱后分裂成东魏、西魏，东魏西魏随后也分别被北齐、北周所篡。最后北周统一华北，于581年因杨坚篡位而亡。称霸塞北的柔然汗国也于552年为突厥汗国所灭。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在青海建立的鲜卑别支吐谷浑汗国则维持到663年为吐番汗国所灭。三国时期在乌桓被曹操征伐之后衰落，鲜卑崛起。在西晋至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分为三大支部。(1) 东部有段部、慕容部、宇文部等。其中段部曾和晋阳的刘琨联合，后被羯人的后赵击溃，融入中原。有人认为该部与宋朝时期的大理段氏有关，但并无实证。慕容部的慕容皝于五胡十六国前期创立的大燕国，史称前燕。前燕于能臣慕容恪死后衰落，慕容暐(字景茂)在位时亡于氐人苻氏的前秦，而慕容恪之弟慕容垂在此之前已降前秦。384年，在前秦淝水之战败于东晋之后，慕容垂复国建立燕国，史称后燕。同时慕容暐的弟弟慕容冲(小名凤皇，前燕的中山王，大司马)也建立了一个燕国，史称西燕。394年西燕被后燕所灭。后燕后被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击败后北逃。留在南部的一支后燕皇族由慕容德率领成立南燕，南燕后被东晋所灭。(慕容皝、慕容恪、慕容垂、慕容德等人均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出现在虚构人物“慕容复”的“大燕皇族世系表”中。)宇文部与高句丽通好，但败给了慕容皝的前燕。之后南北朝时期宇文氏篡西魏成立北周。北周后为外戚杨坚所篡，成立隋朝。宇文部落中的迭刺部后来是契丹创始时期的“契丹八部”之一。(2) 北部，即中部，有著名的拓跋部，以及与其多次交战的柔然。386年，代国后代拓跋圭自称代王，建立北魏。北魏后来统一中国北方，在南北朝初期与南朝对立。北魏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之后分别被北齐和北周所代替。柔然与南北朝时期统治中原北方的北魏拓拔氏多次交战。柔然被突厥系民族击败后，分为南北两支。柔然的南支逃到辽河上游，成为契丹人的祖先之一。北支逃到雅布洛诺夫山脉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是室韦的祖先。室韦是蒙古人的祖先之一。参见柔然。(3) 西鲜卑慕容皝之庶兄慕容吐谷浑率部从东北迁到青海东部，称为吐谷浑。吐谷浑在鼎盛时期占据现青海、甘肃、新疆南部、四川西部。663年(唐龙朔三年)，吐蕃攻占吐谷浑全境，吐谷浑灭亡。史书上的看法认为，鲜卑与匈奴混血后代称为铁弗人。铁弗人赫连勃勃成立夏国。在阴山以北，鲜卑与敕勒融合形成乞伏部。383年，前秦的乞伏国仁在淝水之战之后造反，后在现甘肃榆中成立秦国，史称西秦。400年，西秦被羌人姚氏的后秦击败，乞伏干归投奔南凉。409年乞伏干归重建西秦。431年西秦被赫连氏的夏国所灭。秃发氏与拓跋同源。397年，后凉的秃发乌孤叛变独立，建立南凉。414年南凉灭于乞伏的西秦，秃发部人投奔北魏，被赐姓“源”。部分被其他民族同化，部分演化为柔然五柔然柔然，鲜卑人的一支。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继匈奴、鲜卑之后，活动于中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古代民族，主要是柔然和敕勒。当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处于十六国、南北朝纷争对峙时期。柔然源于东胡族，4世纪中叶附属于拓跋部，主要游牧在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拓跋部南迁后，进居阴山一带。5世纪初，首领社仑迁居漠北，合并附近的部落组成联盟。柔然最盛时，其势遍及大漠南北，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与地豆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和通辽市一带)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的库莫奚及契丹为邻，西边远及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使天山南路诸国如乌孙服属。鲜卑人拓跋部创立的北魏政权曾多次与柔然互相征伐。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击败柔然牟汗纥升盖可汗，肃清其在戈壁以南的势力后，认为柔然人智力低下，像只会蠕动的虫子一样，下令改称柔然为蠕蠕。552年，柔然人在蒙古高原被突厥土门可汗击败，汗国崩溃。柔然王室由邓叔子可汗率领，南逃至西魏，西魏太师宇文泰不敢收留，将此部三千余人收捕，交突厥使者全数斩杀于长安青门外。另一部柔然西迁中亚，后同当地一些嚈哒部落为逃避突厥追杀进入欧洲，称阿瓦尔人，占领了中欧潘诺尼亚一带。568年，巴颜可汗建立了阿瓦尔王国，后阿瓦尔人又携同其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南下巴尔干半岛，602年，攻打拜占庭不克。这些军事行动使得整个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化了。公元9世纪初，阿瓦尔王国被查理曼大帝击溃，阿瓦尔人定居下来，成为现代匈牙利民族族源之一。还有一些柔然人逃至外兴安岭一带，融入当地室韦民族。室韦人是蒙古人的祖先。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中国东北地区的契丹民族也有柔然族源。六契丹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她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先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后建立辽朝。主体被女真族和汉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契丹人大多融入其他中国北方的民族，如女真族、蒙古族等。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有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在俄语、希腊语，以及中古英语中，整个中国均被称为“契丹”。如现在在俄语中中国的发音是“Kitay”。 当代英语也有用"Cathay"来表示中国，如 Cathay Pacific(国泰航空，“中国太平洋航空”)。七蒙古蒙古族是东北亚主要民族之一，也是蒙古国的主体民族。除蒙古国外，蒙古族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及临近省份以及俄罗斯联邦。全世界蒙古族人约为1000万人，一半以上居住在中国境内。鄂温克族(2万7千人)和土族(24万人)也有时被认为是蒙古人的分支。为先秦时东胡的一部分，由鲜卑演化而来，一直生存到现在。汉朝时期，东胡被匈奴的冒顿单于击败后，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分为乌桓和鲜卑二族。乌桓在被曹操征伐之后衰落，鲜卑一族崛起，在西晋时期鲜卑主要分为段部、慕容部、拓拔部、柔然部等。其中柔然与南北朝时期统治中原北方的北魏拓拔氏多次交战。柔然被突厥系民族击败后，分为南北两支。柔然的南支逃到辽河上游，成为契丹人的祖先。北支逃到雅布洛诺夫山脉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是室韦的祖先。《旧唐书》有“蒙兀室韦”，“蒙兀” 与“蒙古”是同名异译，在蒙古语中意为“永恒的火焰”。蒙古诸部中，东蒙古来自室韦诸部，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嫡系后裔。宋朝时期，在蒙古高原上的突厥系民族的统治逐渐衰落，东边的包括成吉思汗祖先的室韦诸部开始西迁至蒙古高原内部的。室韦诸部在突厥语中称作鞑靼。西部蒙古诸部则在同一时期在由突厥或突厥化的部落的基础上形成。明朝时东、西蒙古分称为鞑靼和瓦剌。八突厥突厥是中亚民族的主要成份之一。现在全球约有1.3亿操突厥语族语言的人，他们大多自称是突厥人或者突厥人的后裔。这些人的分布在土耳其、阿塞拜疆、塞浦路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的新疆，遍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突厥人主要讲突厥语。突厥语属阿尔泰语系，跟蒙古语是兄弟语言。突厥带有匈奴的血统。在南北朝至唐朝时住在现今中国西北地方。现代土耳其人，认为自己是突厥的直系后裔，他们认为突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元48年立国的北匈奴。西元6世纪突厥部落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初归附于柔然。西魏时首领土门击败铁勒，破柔然，建立政权，东至大兴安岭，西抵西海(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接阿姆河南，建立了官制，有立法，有文字。隋初分裂为东西两部，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攻灭东突厥，在武则天时期，再度建立后东突厥帝国。约在7世纪末8世纪初，最后亡于回纥。九回鹘回纥，中国古代民族名，亦称“乌护”、“乌纥”、“韦纥”、“回鹘”。回纥是维吾尔族及裕固族等族的前身。在唐朝的同时代，回纥和吐蕃在北方和西方立国，对中国历史有深远的影响。回纥的前身敕勒是最早在西元前三世纪为分布于贝加尔湖以南的部落联合体。该部落群有狄历、敕勒、铁勒、丁零等名称，都是相同发音的音译。由于使用一种“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大车，又被称为高车。这些部落共有袁纥、薛延陀、契苾等十五部。北魏时，东铁勒袁纥游牧于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流域，且为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隋朝称韦纥，隋大业元年，袁纥部因反抗突厥的压迫，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成立联盟，总称回纥。唐天宝三年(西元744年)，以骨力裴罗为领袖的回纥联盟在唐朝大军的配合下，推翻了突厥汗国，并建立起漠北回纥汗国，王庭(牙帐)设于鄂尔浑河流域，居民仍以游牧为主。&唐朝时，回纥取“迅捷如鹘然”的意思，改作回鹘。立国后，回纥因历史的关系与唐朝的关系一直很好，不像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要对农业国进行骚扰与掠夺。回纥曾帮助唐平定安史之乱。
版图最大时疆域东接室韦，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跨大漠。回纥后因长期与吐蕃战争，加上内讧不断，于846年被所属部黠戛斯所亡。三路西迁一迁吐鲁番盆地，称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一迁葱岭西楚河一带，称葱岭西回鹘。一迁河西走廊，称河西回鹘，后来成为河西地方的土著，就是现在的裕固族。其中前两支定居新疆的回纥，发展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十女真女真(或女贞与女直)，亦作女真族，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 汉-晋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隋-唐称“黑水靺鞨”，辽-金时期称“女真”、“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清朝以后，“女真”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女真”在明朝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金史·世纪》记载：“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1115年，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新宾县二道河子畔的赫图阿拉城称汗建国，国号为“大金”，史称后金。1644年女真人(满洲)入主中原，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清朝的建立，奠定了中国日后版图的基础。十一党项党项是古代西北的一个民族，是羌族的一支，又称作党项羌，是西夏王朝的建立者。&党项族原居住在四川松藩高原一带，以畜牧为生，唐朝中期时，受到吐蕃所迫，主要北移至今天宁夏、甘肃、陕西交界一带，原居地的党项族人则受吐蕃贵族役使，被称作弭药人。北移的党项则分为八部，唐末，其中较强的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曾被唐朝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李。至宋初，首领李继捧归降宋，但族人拥立李继迁叛宋自立，李继迁之孙李元昊称帝，成立了西夏，统治西北地区达约200年之久，西夏为蒙古灭亡后，党项族被蒙古人称作“唐兀”，属色目人的一族，在元朝时还有部分甚为活跃，但其后逐渐与其他各族融合，党项之名逐渐消失于中国历史上。据近年来人类学家的查访，在四川地区尚有党项族人的后代，可能是西夏灭亡后南移的党项人与弭药人融合而成，此外在安徽、河南等地也有党项人的后裔存在。十二羌羌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现主要聚居区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和汶川县。现有人口30.6万人(2000年)。羌族地区至今仍保留原始宗教，盛行万物有灵，多种信仰的灵物崇拜。羌族历史可追溯至上古时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聚居于中国西北，秦国曾与羌族展开过战斗，至汉朝未止。三国时羌族开始迁居中原，分布于中国中部的山部地区。五胡十六国期间，384年羌人姚苌利用前秦苻坚淝水之战兵败后，关中空虚之际，自称万年秦王。386年姚苌称帝于长安，建立后秦。北宋到南宋时，1038年至1227年期间，羌族的一支，党项族曾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建立了大夏政权，史称西夏。十三氐古代中国西北部少数民族之一，氐族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一说氐族与羌族同源。曾有说法，指属于藏族(古代的吐蕃人)一支的白马藏人。春秋战国时始以氐为族名，居于中国西北部。汉朝至三国期间，氐族曾两度大迁徙，至关中一带居住。其时还有如羌族的少数民族迁入关中。十六国时晋室南下，氐人便在北方建立前秦、后凉、仇池等政权。随著长居于中国日久，在唐朝时代，一部分氐族人与吐蕃人相融合，而其余氐族则与其他民族相融合。十四 吐蕃今天的藏族，吐蕃王朝是一个位于青藏高原的古代王国，由松赞干布到达磨延续两百多年，是西藏历史上创立的第一个政权。按照藏族历史的传统，松赞干布是第33任吐蕃国王。846年，达磨赞普被杀，吐蕃分裂为贵族领主割据的局面。元朝后受到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十五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源于小月氏﹐曾附属于匈奴﹐故又称“匈奴别部”。匈奴衰亡后﹐南匈奴及一些原附于匈奴的部众﹐于魏晋时代散居上谷郡与汉人杂居。他们以农耕为主，信奉“胡天”(祆教)。晋时，羯人石勒建立后赵，为十六国之一﹐后渐融入其他民族之中。部分旧史解释说羯胡主要散居于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时至今日，山西﹑河北及陕西渭水北诸山间也多有此族。他们与汉族杂处﹐主要从事农业﹐相貌特征为深目﹑高鼻﹑多须﹐通常用火葬﹐信仰“胡天”(祆教)﹐姓氏有石﹑支﹑康﹑白等。十六丁零敕勒，中国古代民族，属于原始游牧部落，又称赤勒、铁勒、高车、丁零(丁灵、狄历)。敕勒人最早生活在贝加尔湖附近，在冒顿单于时臣属于匈奴。南迁入中原的敕勒被称为丁零。鲜卑人因北方的敕勒人使用车轮高大的车子，称之为高车。汉朝击溃北匈奴之后，敕勒的地域开始南移，与中原的汉人交往。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继匈奴、鲜卑之后，敕勒人和柔然人活动于中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在中原的丁零人曾建立翟魏政权。4世纪中叶，生活在阴山一带的人大都已鲜卑化。著名的《敕勒歌》，是北齐时敕勒人的鲜卑语的牧歌，后被翻译成汉语。敕勒人在北魏时期大量参加鲜卑人、汉人的战争，其中大部和丁零人一起逐渐融入汉族。敕勒中北方的一部臣服突厥汗国，后来成为回纥，现代维吾尔族的祖先。俄罗斯联邦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境内的雅库特人也是敕勒人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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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皇五帝起5000余年中国历史经历了多次的大一统、大分裂，这也使得中华民族与很多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很多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慢慢融入了中华民族。现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建的，在历史长河中涌现出很多杰出的人物，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中国历史中那些杰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他们创立的辉煌。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下面的五位杰出少数民族首领，分别是辽朝耶律阿保机、西夏李元昊、金朝完颜阿骨打、蒙古成吉思汗、清朝努尔哈赤。1、耶律阿保机大辽的创立者耶律阿保机，原来是契丹迭剌部的首领，后当选契丹各部的大汗，到了改选可汗的时候耶律阿保机不让位，引起了阿保机家族的反对，爆发了“诸弟之乱”，耶律阿保机平定了叛乱，从此不再改选可汗。在唐末中原混战时期阿保机趁机统一了契丹八部，建立辽，创立契丹文。耶律阿保机雄才伟略，倾心汉化，重用了一大批的汉人如韩延徽等，以契丹人管制契丹人，汉人管制汉人的，营造都城，建立孔庙、佛寺等，依靠汉臣创立皇帝制度。公元926年阿保机在出征渤海还皇都途中病逝于扶余（今吉林四平西），终年55岁，庙号太祖。2、李元昊李元昊，李元昊是北魏皇室鲜卑拓跋氏之后，党项拓跋氏，拓跋元昊，后改称嵬名曩霄，唐朝时期由于祖上平叛有功赐国姓李。建立西夏，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依照宋朝管制设立文武大臣，创造西夏文。李元昊建国后，西夏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宋多次与西夏战争都无功而返，之后挫败了辽兴宗对西夏的进攻，奠定了宋、辽、夏三分天下的格局。后由于性格的残暴被自己儿子所杀，庙号景宗。3、完颜阿骨打完颜阿骨打，汉名旻，女真族，完颜劾里钵之子，由于女真部落一直被辽压迫，公元1114年，起兵反抗辽朝，建国号“金”，创建女真文字。建国后不久立即向辽朝的黄龙府进攻，辽天祚帝弃国不顾，金以摧枯拉朽之势攻下辽黄龙府，与宋达成海上之盟，夹击辽，一举拿下辽国多个都城，大片辽国国土都被金占领，之后完颜阿骨打亲自领兵自上京出发，追击辽天祚帝，天祚帝又逃跑，金大胜而归。公元1123年完颜阿骨打在返回上京的路上病死，时年五十六岁，其弟完颜吴乞买即皇帝位，完颜阿骨打庙号太祖。4、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蒙古帝国可汗，尊号“成吉思汗”，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成吉思汗童年时候父亲就被塔塔尔部毒死，蒙古部落分崩离析，铁木真通过自己努力，完成了蒙古部的统一。之后消灭了包括结义兄弟札木合、塔塔尔、蔑儿乞、乃蛮、克烈等强大部落，完成蒙古高原各部落的统一，称成吉思汗。之后不断的发动对外战争，歼灭了金国，出征西亚，消灭了西辽、花剌子模等国，占领了西亚大片领地，1227年在征伐西夏的时候去世，被秘密安葬，至今任然不法确定成吉思汗墓地。元世祖忽必烈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5、努尔哈赤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清朝的奠基者，后金开国之君，建立满清八旗制度。25岁时候依靠父祖留下的13副铠甲起步平定了女真各部，统一女真。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年号天命。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在盛京“告天”誓师，宣读了与明朝结有的“七大恨”的讨明檄文，萨尔浒一站大败明军，萨尔浒之役后，迁都沈阳。之后席卷辽东，攻下明朝在辽七十余城，宁远之战，明朝守将袁崇焕红夷大炮击败努尔哈赤，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去世，清朝建立后，尊努尔哈赤为清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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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新文章白草：宁夏少数民族作家七人志
宁夏作家群体中，石舒清、李进祥、了一容、马金莲、平原、阿舍、曹海英的创作实绩甚为突出；同时，他们也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代表性人物。拥有特定的民族身份（回族、东乡族、维吾尔族），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相同之点。除此之外，无论在文体、叙事、想象等诸多方面，几位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尽一致，各有千秋。这也表明了，评价、判断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标准首先应该是文学标准，而非其民族身份，尽管少数民族生活题材本身所裹挟的新鲜气息往往会使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但这些民俗风情无论有多么特殊，须经过一个充分的文学化过程，成为文本系统的一部分。打动读者心灵的不是所谓特殊的、自在的生活，而是被创造出来的、被呈现出来的生活形式，包括少数民族那种确乎不太一样的生命感、伦理观念以及风习民俗等。了一容就曾公开声明，他不愿意被人仅仅称为“少数民族作家”，他希望自己的文学能够使得“所有的人都可以产生共鸣的东西”（《黑河》后记），应该说，他道出了一种共同的声音。
2011年，石舒清发表了短篇小说《借人头》，作品取材现代历史文献资料，描写了“军统”纪律之严苛以及惩罚属下之酷虐性。有一位学者读后专门来询问我，文坛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同名的石舒清？《借人头》不像是他所认识的石舒清的风格。
石舒清本人也曾说过，他尝试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资料为素材，创作一些带有系列性质的短篇小说。作品寄出后，他很尊敬的一位文学编辑复信劝告，希望他还是写写西海固的东西，像《清水里的刀子》就不错。
这两个例子颇有意味：作家总是寻求某种变化，可是读者、编辑的欣赏口味似乎反倒有点滞后。或许，石舒清先前的风格过于明显，影响并左右了一种阅读期待。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石舒清身上，恐怕很多作家都遇到过，并非个例。王蒙先生就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他有新作问世，不止一位评论者希望他回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路子上；他还举例说，也有人表示过希望王安忆小说总像《雨，沙沙沙》，希望铁凝小说总像《哦，香雪》。王蒙先生说，如此要求作者，一如要求人们永远长不大、永远做天真活泼的孩子，当然属于不可能（《批评或有之隔》）。在另一篇文章中，王蒙先生也说到许多作家的创作，皆经历过一个由最初的单纯、清新逐渐到丰富、驳杂的过程（《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有自觉创新意识的作家，大都会经过这样一个艰难而有味的过程。
石舒清的变化从90年代后期即开始了，除继续写作西海固题材小说外，同期亦逐渐拓宽取材领域，如《列车上》（2002年），观察夜行车上一对青年男女隔床拉手，看一眼寻常，多看一眼则激起已逝的温情；《凉咖啡》（2003年）则是与往日同学叙旧，毕竟境过情迁，犹如半杯余剩咖啡，寂寞、淡然；《小米媳妇》（2013年）又将视角转向了初进城市的乡下媳妇，她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然而愈多费力，愈形尴尬。将目光转向城市，尤注意于自己目见耳闻的城市风情，试图从不同侧面表现此种生活，也是石舒清同期创作上表现出的一个趋向。
有计划地创作系列性质的短篇小说，是石舒清寻求变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比如“土匪系列”，他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再如表现合作化时期农村生活的作品，已完成了数篇，与以往作品比较，风格自是大异——当然，这种风格非凭空而出，其来有自，是对他已有风格的拓宽。
在艺术性或美学意蕴上，借用王蒙先生现成说法，石舒清已由单纯、清新发展到深厚、丰富。杜甫诗句“篇终接混茫”所悬置的境界、标准，亦为石舒清所深深服膺。他近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某种程度上实现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古今》（2013年）是一组短篇，它们将日常生活、民间传说、伦理观念、性禁忌等多个主题融合一处，读后令人生愉悦之感，可又难以说清。《公冶长》（2014年）描写民间文学家孙富生听木匠父子两代人讲述同一个雌性蟒蛇“出轨”的传说。政治运动干扰，使得这个故事被讲述的时间跨度达30年之久，由此造成结构上的包容性，大主题套着小主题：比起充满活力的、自成系统的民间精神，政治对人的伤害不过一瞬；夫妇一方出轨总要被外人发现，这是民间传说的一个基本类型，但木匠父子二人的“文本”显然并不相同，前者赞同揭发偷情者，后者则指为多事。政治运动、采风、民间传说、情色故事、伦理变迁等等在包容性结构中，成就了一个具有层次感且极为丰富的文本。
写得要短，意味须长，这是目前石舒清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追求。而此种深长意味则源自于其作品中的文化底蕴——有一位著名作家给石舒清的信中，谈到了阅读石舒清作品时所得印象，即，从中可见出中国文化底蕴。其实，坦率地说，也就是汉文化的深厚底蕴。
这是一种启示。回族当代文学对汉语文学天然地有着一种向心力，甚至可以说，汉语文学就是回族文学的源头、母体。经过一个去标签化的过程之后，回族当代文学最终将汇入汉语文学。石舒清的创作实践便是一个例证。
李进祥小说多写乡村生活艰辛的一面，叙事风格颇为别致，犹如将诸般苦难一件件加在那些苦人身上，考验他们的忍耐力，亦拷问他们的人性。当这些苦人踉踉跄跄地似乎立刻要跌倒并陷入绝境之际，叙事者犹疑了，拿掉了最后那根稻草，反而用自己的肩膀承受人物的苦楚，脸上并闪着泪光。《四个穆萨》（2013年）就是一个极好例证：当名为“穆萨”的叙事者写着三个与己同名的人物遭际，令我们深深感动不已时，我们明明又感觉到这四个“穆萨”的背后，真真切切地站着作家本人，他比我们更感动于自己笔下的人物。
“回民出了事都这样，自己认命”（《遍地毒蝎》）。这是李进祥小说中类似于一个宿命般的观念，并不阴郁、黑暗，“前定”的宗教观念会化解掉人世的苦痛。所以，伤害、死亡就成了人物面对的常态化事件。然而，也有抗争，一向顺服命运的人物会突然间面目大变，性格迥异；有时仔细看，毋宁说那是叙事者站在人物面前，代替人物、甚至代替作家宣泄一种热情、不快或愤怒。《屠户》（2005年）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望子成龙的乡村屠户把不幸横死的儿子亲手埋在城边上，这还不够，他一刀刀地割着牛肉，恰如割着儿子的肉，卖与城里人，向他人宣示自己必将“扎根”城里。一种过度的愤怒导致情节、人物游离了艺术规则。
李进祥那些艺术性颇强的小说，正是叙事者离得最远、远到读者大可忽视了他的地步。比如《鹞子客》（2003年），当那个痴情的情人被“捉奸”并最后征询已婚女友是留下还是跟自己走时，作为读者，我们的心紧张得悬了起来。这一幕是多么熟悉。张贤亮《肖尔布拉克》（1983年）里的司机就曾问过自己的妻子——一个心有别属的陕北女人。“信天游”艺术哺育的青年男女，情感筑成了他们的性格逻辑，为情而生、为情而死才是他们的生活原则，所以陕北女子的答案没有悬念。可是，《鹞子客》里的回族女性，情感仅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因素。伊斯兰教关于婚姻的内化观念，将这个女性与她根本不可能喜爱的男性绑在了一起，个人感受被迫退于其次：倘若她的丈夫不予首肯，她的一切行为均为“非法”，在她所属的那个文化共同体圈子里，终被排斥、被边缘化。故而当终于听清她用尽所有力量说出“不”字时，我们读者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却有一种更大的凄凉、怆然之情涌出，为她的命运而悲伤。
节制和内敛是必要的，李进祥那些感人至深的小说往往在艺术上是无可挑剔的。中篇新作《二手房》（2016年）显示了李进祥艺术上的功力：一对农村夫妇进城打拼，终于买了一套二手房，就是这样一件简单到一句话可以说完的事情，却被写得那么充裕，读后觉得有一种满满的感受，一种莫名的感动——当女主人穿上前主人的时髦服装时，她恍恍惚惚地认出了，现在映入镜中的女人才是真正的自己，而先前那个似乎注定一生受苦的农村女人，反而变得陌生了。我们大可以说，这个辛劳的女人于暂时性地变换了一种视角、一种身份之际，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觉醒了云云，但是作家把一种微妙的感觉表达了出来，而且那样贴切，那种感觉不只女主人才拥有，作为读者，我们的心间亦溢满了说不出的感动。民族伦理的文学化表达，又使这个文本具有了确切无疑的深度：浅层结构上，这对入住二手房的农村夫妇，当他们探究着前主人遗留下的种种物事、种种秘密时，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终究也会和前面的主人一家一样，成为城里人，成为下一个购买二手房的人探究的对象；但在深层，毕竟他们内心深处的民族伦理标准，构筑着一条道德边界：不单是前主人遗忘掉的金银首饰须给人家保存完好，人家的秘密本身即为一种禁忌，某种意义上，秘密亦是一种权利，不可轻易碰触。
李进祥的叙述要远为出色，从容而有节奏感，犹如平静流动的水面，那样流利而令人禁不住生出愉悦之感；但突然之间，也会来那么一点波澜，不仅把他笔下的人物吓一跳，同样，也令作为读者的我们吃一惊吓：二手房的前女主人来了！她要找回“一件东西”，想想看一定不是普通物件。那会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分明感到作家李进祥在文本背后偷偷发笑，意思或许就是，你想知道那件“东西”是什么，请回头再读一遍小说。
这不是叙事上的小伎俩，也不是卖关子。我们不一定知道那个秘密“东西”是什么，但一定相信这对进城的农村夫妇会解决好，会把这件东西交给前主人——因为，这是他们入城以来的人生第一课。
了一容以往小说作品多取自他本人早年流浪生活经历。也许这种非同寻常的经历影响太大了，难以磨灭，他的长篇新作《黑河》（2015年）一开始即描写了一个苦命的流浪少年，在黑河边上经受着他那个年龄段本不该有的苦难生活。与这种经历直接相关的，则是了一容作品中常见的一个主题：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强烈渴望。
了一容关于历史观念的认识和描述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从来就离不开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为此，他不惜付出相应的艺术代价，设置了一个看似陈旧的结构：黑河边上的大地主赵二爷，他风光无限、奢华糜烂的生活随着“红色队伍”的来临而告终结。在年30年的当代文学实践中，地主与贫农间的斗争不仅仅是诸多文本的政治结构，同时也是其共享的艺术结构。《黑河》基本上复制了此种看上去已经过时的结构，但一种建构少数民族历史的意图以及先前文学史中较少出现过的少数民族地主人物形象，一定程度上又弥补了此缺陷。
在悖德及恶行方面，赵二爷与李如珍（《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地主）、钱文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地主）、韩老六（《暴风骤雨》中的地主）属同一类型人物；不同之处亦颇明显，当赵二爷被押赴刑场处决时，他并没有像阿Q一样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是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并感受到“他的灵魂变得纯洁、优秀、标准、合格起来”。这种令人诧异的且显得突兀的转变，正是少数民族宗教的潜性影响。政治审判令其以命抵偿；而宗教崇善标准的审判，则于其人向死之际，照出了罪恶灵魂下面那一点尚未完全泯灭掉的良知。明乎此，也就不难解释了一容何以敢说一个有罪之人是“纯洁”的。遗憾的是，在这个紧要细节和关口上，少了必要的解释性文字；不了解赵二爷所属民族宗教背景的读者，有充分理由认定人物性格变化缺乏内在逻辑：一个罪大恶极之徒，弃恶向善的心理变化未免有一些突兀。
黑河边上武家庄的安宁景象，与赵二爷之流的灭亡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大家共同埋葬了这个“有头有脸”、为富不仁的人物之后，武家庄清静祥和了许多；然而当正义和公平这梦幻般的理想似乎变得触手可及之时，艺术本身的严厉法则逼迫作家不得不呈现出无法粉饰的真实：赵家后人比起他的爷爷辈，脑子更活，手段更其高明，于商界中如鱼得水，因而愈加富有。即此可证在这部长篇新作中，意图与真实间的矛盾贯穿了文本始终。
长篇小说《马兰花开》（2014年）是马金莲艺术功力的一次全面、整体性的展示。横溢的才气、老练的叙述以及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谨遵和维护，是这部长篇给人至为突出的印象。
马金莲擅长写日常生活，叙事丰赡、滋润，这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自是处处充溢着一种叙事魅力。这种魅力源于一种张力、一种对比性的结构——全部小说只写了两个家庭，马兰公婆家与作为明显对照的并不幸福的邻居家；而马兰家庭亦极不幸，其父系无可救药的赌徒；就马兰本人说，从一个即将参加高考的中学生，一下变为人妇，命运落差太大。对比，本身即会产生力量。
在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中，要找出一个与马兰相似的人物形象，作为分析和比对的参照，似乎是徒劳的。马兰身上聚合了一类众多不为人知的回族女性的影子：她们上过学，了解外面世界，暗暗下决心以知识改变自身命运，因为贫穷等因素制约，最后依旧黯然退回乡村一隅，生儿育女，默默过完一生。略有知识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了的女性，她们的痛苦是敏锐的、持久的。马兰从高处落下，被迫进入传统乡村社会，再从头学习一切等级、规范，她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以一种自觉到了的平等意识之身，去无条件侍奉公婆、丈夫。马兰有过反抗，然而是无力的。她把中学课本锁进小箱子里，可无法锁住梦想。直到有一天发现那些不甘于老死乡村、出门在外的姐妹们，一无技术、二无相应知识，以致出卖肉体，她终于缓慢而又痛苦地调整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亦从辛苦一生的婆婆身上，她终于了悟到，在这块土地上“把自己淬炼成一个稳重踏实、实实在在的女人，和生活紧紧相容水乳不分的女人”，或许并非一件坏事。
马兰不可能成为一个要时时出走的“娜拉”；也不可能与人私奔，逃入城市。看起来，她像是宿命般走上了婆婆走过的路；但这里有一个重大区别：比起老辈人，她有知识，会思考，敢于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试办养鸡场只是小试牛刀。民族传统，有如一条缓慢流动的长河，正是有了马兰和她的无数姐妹们的加入，并以自己的追求、劳动、奉献，维系了民族发展，使之充满活力、生生不息。
一部40万字的长篇，读下来不生厌倦，令人回味不已。石舒清说过，马金莲的小说每一篇都没有让他失望过，每一篇都满足了他的阅读期待。那么可以说，这部长篇也是。
马金莲是一个高产作家，虽有时也难免有题材上的重复之嫌，但其艺术水准基本上没有降低过。她是一个有天分的、悟性极高的作家。
《马兰花开》以前的诸多中短篇小说，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练习，一种实践，这条艺术之路一直铺下来，《马兰花开》便水到渠成了。于叹服这部长篇小说的魅力时，更觉之前诸种中短篇文本，它们和《马兰花开》一样的好看。
读《长河》，读《老人与窑》，三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并不让人产生一点疲倦感；而且，读着读着，于某些章节段落，又生发出一种推搡不开的感觉——似乎在读石舒清的小说，那种氛围，情绪，基调，像极了石舒清的风格。然后，在猛可之间，这种感觉很快便消失了，仔细看，依然是马金莲的作品。
一个作家总会或多或少地接受另一个前辈作家的影响，在某一些作品中表现得较为明显，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非常诱人的题目。马金莲当然已经走出了她的艺术之路，她先前的某些作品中浸润了石舒清的某种风格，亦不必讳言。
我初次读平原的小说，感觉那是一种内倾的叙述，勉强说是“为自己”吧——冷静倾诉，却是向着自我、向着内心，总之转向内面了。她的小说集名《镜子里面的舞蹈》（2008年），其实已经暗示了一种风格：对着镜子舞蹈，是无需观众来“看”的：孤寂之舞，亦无不自足；美丽之姿，却形显落寞。读此类作品，要之，欣赏其楚楚可怜、时有风致。作品亦不乏意义：给变态的社会一个孤冷的背影，未始不是一种蔑视。
石舒清说过，他读平原的小说，感觉就像“一杯清冽的水，那么这水里实际是有毒的”。这是颇准确的描述。表述自己，趋向心的深处，变成了一个人与自我搏斗，往往并不平静，内中积存一种尖锐、一种疼痛、一种万难释解的能量。
平原也似乎比较感兴趣于婚恋主题，她的小说中多写男女情爱。一般而言，在小说中，婚姻恋爱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题目，谁都可以写，所谓新，其实便是写各自不同的风格；一旦给人陈旧之感，则恰如张爱玲所说，不是婚恋主题写尽了，而是作家本身写不出新东西了，把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写尽了。平原笔下的男男女女，当其涉足婚恋时，有一种渴望，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有一种大力的拒绝，诸种因素合而为一股力量，奔向一个目的：要在一个正确的时间、一个正确的场合寻找到一种正确的感觉。倘若感觉不对，哪怕其他条件均为充足、正确，她的人物也必定会掉头而去，如《双鱼星座》中的朵拉，其实她已经做好了所有接纳的准备，她基本上打开了自己，就像花儿立刻要开放一样，只要那个人叫一声“朵拉”，这“天下最柔软的星座”将不顾一切允诺对方。然而就差了这一秒钟，那最饱满、正确的感觉与那个不合格的人擦肩而过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感觉找对了，便是出一场车祸，伤残了一条腿，也会终归走到一起、合二为一，如《埙》里的女主人秧，她于一种非常情境中——海拔三千米的山顶上呕吐着，晕晕乎乎地感觉到这个拍自己后背的男人和“多年前的一幕那么相像”；她更于一种极端情境中——一场意外的车祸瞬间，竟然感觉且记住了与这个男人的“身体接触”！结局是美好的，求仁得求仁，皆大欢喜。
这就是平原的风格。她把那种微妙的、奇特的感觉写了出来，因而她笔下的人物个个不同，正是他们的不同性格，显示了婚恋主题的不同和多面。
小说《风往北吹》（2013年）却又展现了平原的另一面。叙事从容，悠游不迫——雨夜中，弟弟驾车载“雨人”哥哥沿城市绕行观光。雨水顺着车窗流下，时隐时现着一个面部表情似痴而又非痴的男人。那景象寂寞而温馨，令人难以忘怀。
剑走偏锋，描写尖新，这和平原关注内心深处的非常变化有关。
阿舍的叙事一下子能抓住人的注意力——虽然不单单依靠比喻，但比喻的新颖、稀见、穿透力等特点，初读之下，让人眼前一亮，不自觉地跟随叙事者进入现场之中。比喻是叙事艺术的一项重要手法、技巧，用得好，会给整个文本增色。擅用比喻的作者，实际上也是艺术感觉特别敏锐、敏锐到过头的地步而不自知。还存在一种情况，是作者智慧的一种表现，词语、句子一旦涌现，连作者自己亦无法控制，甚至以词语、句子本身为描写对象。阿舍的小说中，均存在此两种因素。比如短篇小说《静好》（2013年）第一句，飞机孤立于荒滩上有如“一只被抛弃的蛋”；再如“爱是一根脆骨，轻轻一咬，就断了”；又如主人公平静得像“一面结着白霜的窗玻璃”等等。以物喻物，以物喻人，以具体喻抽象等等，令人过目难忘。
在叙事中强化某一个方面，突出某一种效果，比喻固然是最好的选择，可是用得多了，往往使我们读者驻足于小处、细节，而略其大者；对作者来说，整体叙事艺术上，又略失均衡感。
于婚恋形式中试探、描述女性内心隐秘世界，亦是阿舍不少小说的一个共同主题——那是一个似乎太多冷色调的世界，变化迅疾，而且偶显怪异。短篇小说《矫正》（2013年）中的女性主人，因着讨厌其夫本人，看见他的脸上一颗黑色痦子，亦觉心惊肉跳，它被放大到简直成了阻碍情感交流的一种标志。用力稍过的叙事，力道很足，那其实亦是一种充满矛盾、扭结在一起的内力。
这种纠结的内力显现于叙事笔调上，有时颇显艰涩、滞重、刻苦，用个不太恰当但形象的说法，恰如观赏无限风光，目不暇接，可是脚下却磕磕绊绊。即使是散文作品，比如《白蝴蝶，黑蝴蝶》（2010年）这篇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文本，于充满力道的笔调中，依然充溢着一种压抑不住的紧张感。
阿舍的新作《我不知道我是谁》（2016年）透露了个中消息。这篇4万多字的长篇散文，似乎应算作《白蝴蝶，黑蝴蝶》的姊妹篇，它坦率地“晒”出了作者自己长久以来内心扭作一团的结。应该将两篇散文并置，互为参照，阿舍的精神轨迹、心路历程便显得清楚了：就像少年时候与伙伴们的经历相同，皆由太多不同的“风情、习俗、脾性、心理”所养育，身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品质”；那么，于成年之际，自己则又如此辛苦地穿梭于不同民族、文化、习俗之间，不断为外力所推动，变换身份，再确立身份。进入一种身份，必然要压抑一份自我意识，更何况须时时进入几种身份之中。或许，这就是阿舍颇感苦痛的地方，也是她作品中充满纠结之力的原因吧。
不论是何种身份限定，其实皆属狭隘观念，当其凸显一面、放大一面时，有意无意间造成更多盲区。文化与文学却具有一种超越性品质，永远与狭隘为敌。阿舍一个接一个地解开心间之结，她最终发现，唯有文学才是确立自我意识的一种正确形式。在此意义上，这个文本当是阿舍对自己的一次“文学治疗”，甚至可以说，她做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相当艰难的一步，跨出去了，与先前就不太一样了。
曹海英的短篇小说叙述干脆利落，洒脱爽利，几笔即将一种形象勾勒出来，但又不完全是客观冷静、置身事外的。仔细看去，于一种淡然的微笑之中，分明显示着一丝嘲弄，有如《伞》（2007年）中的那个“发明家”，撑着一把自制的多功能伞，从38层高楼一跃而下。“伞”无疑是一种象征，它反衬了灰色的生活背景，它也试图反抗灰色的生活，然而渺小、无力，开始便是失败。问题在于，把一种本为象征性的意象，写得太实了，因而它自身的逻辑反过来证明了它的悖论——那把伞原本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伞啊。
曹海英的叙事底色呈亮，是明朗的、宽阔的，即使处理一些带有灰色调的题材，整体氛围也不会太阴郁。《浪漫的事》（2012年）虽在结构上显出勉强对比的痕迹，拿一对已经陷入平庸生活中的年轻夫妇，与另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相比，表达了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平庸的婚姻生活，迟早有一天会杀死浪漫。小说的基调显然包含着某种嘲弄意味，正是它吸引人的地方。这令人想起鲁迅《幸福的家庭》所描叙的故事，当主妇用“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盯住男主人的脸时，他不仅想到那时的她，挂着眼泪，嘴唇通红着，要决计反抗一切跟他走。嘲弄的意味，无论是有意识地表露，还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都是文学中至为可贵的品质，反映了作者那种宽容地看待一切的理智和知性。
曹海英目前的创作路子似乎也颇为宽广，写啥像啥，写什么就是什么。杨绛先生评论奥斯丁时说过一句话：“她对自己创造的人物个个设身处地，亲切了解，比那些人物自己知道得还深、还透。”（《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倘若把这句极精辟的话借用过来，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妨说曹海英深切了解她笔下的人物，她写的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她写的老年人就是老年人，不用说，她写的女性就是女性的样子。因此，不能说曹海英这篇小说中女性写得好，便以为她擅长写女性，老年人写得好，便以为她擅长写老年人。《左右左》（2008年，后改名《黑暗中的身体》）就是一篇细致入微地探索女性身体感觉的作品，而且把这种感觉写得那样的深切，当其达于极致时，作为读者，你已经根本不在乎它是否在写女性特有的体验，它越过了所谓的“特有”局限，完全在写人。再如《鱼尾》（2009年）这篇小说，它把一个主妇柔软而又坚强的内心细微地呈现出来，鱼尾的摆动、男推销员进门后无礼的举动和男主人关于杀人事件的警告，这三个因素与女主人内心波动之间，自然无痕地建立了一种逻辑联系。曹海英也写某种反常心理、反常体验，但当她把种种反常呈示出来后，这些反常因素在文本中便成了正常的意象或形象。
曹海英的小说不刻意，不用力，随意、从容、亲切，叙事进程舒而不缓，一种情绪、氛围、色调自然地包围了你，你感觉不到这些因素是被“营造”出来的。《忙音》（2012年）里的老马，一个新近丧夫的女性，独处空室，面对“大片大片的空白和孤寂”，其内心之凄凉、无助，可想而知。清冷之境中，电话声猛可间响了起来，把老马吓了一跳，同样，把正在有滋不味阅读的读者你我也吓了一跳；更让人吃惊甚至慌恐的是，刚开始几次，电话那头无人应声！小说情节发展到这里，实际上已经自设了一种难度：写得太虚，那是现代派早已玩弄过的技巧，没有多大意思了；写得过于一般，比如一个朋友来电话安慰，更无意趣。读者的期待，读者的好奇心，完全被调动起来了，甚至不能自已地想参与进去，发挥想象：什么样的电话？是谁的电话？为何打来电话却不吭声？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种种想象，般般设想，都已先作者而生发出来。然而，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小说的结尾委实并不出彩：原来一个小孩子害怕，要找奶奶给他讲故事！“假”奶奶果然讲起了“真”故事，有板有眼地讲了一个刚刚看过的动画片，安慰那个她根本不认识的小孩子。如此结尾，让人觉得这篇小说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却是两个人的手笔，前边的内容非常出色，结尾仓促、急速，一点也看不出作者的用心。曹海英有不少文本，结尾处均存在类似的缺憾，似乎到了收束的时候，想象力一下子停顿了，情节进程走出了作者的视野，找不见了，作者又想急于补缀完毕，故而免不了痕迹外露。
古典小说中有一则故事：一个鬼魂要求爱她的男人保持一定的时间和必要的耐心，等她完全变成有生气的肉身，再全部展现美丽之身。可男主人实在太性急，于规定期限的前一天偷看了一眼，才发现女鬼的腿上还未生出肉来。读曹海英的这篇小说，我不由得想起很久以前读过的这则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以过于急促的心态强行干预，会使一种想象失去生机，变得干瘪无味。
想象也需要时间，需要养育，它有自己的内在生长逻辑，最终会以丰满美丽的形象回馈它的有耐心的作者。
刊于《民族文学》201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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