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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发动了国共内战作者：余墨这是我们熟知的一段历史：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人民亟需休养生息，热切期盼和平的愿望，公然撕毁和平协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再一次把中国人民推向战争的苦难之中。6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尘烟在逐渐澄清，迷雾在逐渐拨开，真相也在不断地显露。但是关于谁是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毛左”和“国粉”各执一词。遗憾的是，至少笔者目力所及，还没有看见一篇比较客观的、完全用事实来说话的文章。本文算是作一尝试。日，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宣言形式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又称《波茨坦宣言》），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宣布了盟国占领日本后将实施的基本原则。8月10日，日本政府电告瑞士和瑞典两个中立国，请两国转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达愿意无条件投降的愿望。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4日，蒋介石以电台广播的形式，公开发表了致毛泽东的赴渝谈判邀请电。蒋电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8月16日，毛以朱德的名义复电蒋：“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你及你的政府与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因为你及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及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该电的核心便在于，公开向蒋提出：中国的两个区域（解放区及沦陷区）及其2.6亿人口由“我代表”，而蒋则“不能代表”。公开将中国的政治实体分为你我两个部分，等于否定了重庆政府的唯一合法地位。朱电要求共六项，其中包括，重申中共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参加日军受降，重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等等。同日，毛另以本人名义复电蒋：“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也就是以答复并接受朱电要求作为赴渝的先决条件。由于朱电要求不可能为蒋接受，因此毛电实际上就是拒绝赴渝。8月20日，蒋向毛发出第二份邀请电：“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说到盟军，这里有些背景需要交代。在日本传出投降消息之后，为统一协调处理日军投降事宜，美、苏、英、中四国随即决定设立远东盟军总部。8月12日，麦克阿瑟出任远东盟军最高统帅。盟军总部规定：“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以及北纬十六度以北之法属越南境内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满洲除外，是因该地区为苏军作战区域。8月14日，重庆政府和莫斯科签署《中苏条约》，“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双方还就东北的各项事宜达成了广泛的协议，这些协议等于表明，苏联将在苏军撤离东北后，把东北交给条约的缔约方——重庆政府。盟军的受降规定与《中苏条约》的签署，对于国共政争最大的意义在于，重庆政府的唯一合法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再度确认，中共所力争的两个政治实体的诉求，实际上被国际社会所否决，从法理上来说，中共已不可能与重庆政府具有同等的合法地位。蒋介石关于盟军规定的披露，成为中国政局的转折点。8月22日，毛向蒋发出第二份复电，全文如下：“从中央社二十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毛二次复电的核心在于，不再提任何先决条件。毛电中最有实质意义的两个字是：“晋谒”。这是一个稍微有点知识的中国人都能够会意的词语，而对蒋的称呼，毛也由前电的“你”，改称“先生”。短短不到十天时间，中共对自己定位的变化不可谓不快。8月23日，蒋第三次致电毛，内称：“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8月24日，毛第三次复电蒋：“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然而仅仅时隔一天，即8月25日，毛致电魏德迈将军（时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表示：“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时任美驻华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为何突改行程呢，因为蒋已三邀，根据中国约定俗成的惯例，三邀是一个上限，至少在台面上，蒋已经仁至义尽，很难说还会有四邀了。8月28日，毛泽东一行飞抵重庆。10月11日，毛飞返延安。关于这43天的谈判过程，此处不再赘述，只说结果。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此即通常所称“双十协定”。从标题来看，双方被确定为政府与政党两种地位，因而也不具有“两党”的对等地位。会谈纪要共十二项，基本上就是围绕中共所提十一项会谈条款，阐述双方的一致与不一致。由于双方实际上都采取了“政治从宽，军事从严”的会谈方针，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纪要上。纪要中双方的一致之处，大多表现在政治姿态方面，而不一致之处，则大多体现为军事实体方面。其实最重要的两个问题，解放区问题和军队问题，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即军政合一问题。关于中共军队数额，中共表示在若干条件下可编为24个师，至少20个师。国民党方面则表示在若干条件下，可以考虑20个师。关于军队驻地，中共提出军队必须驻解放区，解放区由中共方面担任地方行政首长，或者由当地人民进行选举，再由政府任命，由于中共主导选举，实际上也就是中共方面担任地方行政首长，从而实现军政合一。中共的主张被国民党指为“裂土封侯”。但国民党的立场最后还是有了松动，提出省政府和县政府互相承认。省政府指国民党，县政府指解放区，所谓“省与县互相承认”就是要求县政府（解放区）承认省政府（国民党）的管辖权。后来国民党又提出“凡中共统治地区如数县连成一片者，即可由中共推荐行政督察专员”。也就是在某些地区，解放区的行政单位可以由县级提升至地区专署一级。经过几番争论，解放区的行政单位到底是县、地区专署或者为省，最终还没有一个结论。体现在纪要上，就是双方各自阐述不同观点，没有定论，也没有一个倾向性意见，仅载明将该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解放区问题的暂维现状，意味着国民党所力争的政令统一，实际上毫无所获。笔者之所以费这么大笔墨，介绍日本投降前后的历史背景，以及重庆谈判前毛蒋之间的往来电稿等，是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发生的，了解这些内容及当时的内外环境，有助于读者作出客观判断。下面进入正题：其实在日本投降之前，中共和重庆政府就各自在为战后进行战略布局。毛甚至早在日，就已经致电刘少奇，就战后的战略布局提出构想，所以战后国共发生冲突并不奇怪。从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到当年年底，国共之间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共有五次，分别是上党战役、平绥战役、津浦战役、平汉战役和山海关战斗。本文主要介绍前两个战役。一、上党战役。这次战役发生在山西省上党地区（今长治市）境内，是战后国共发生的首次军事冲突，成为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序曲。1945年8月下旬，在华日军按照盟军总部的命令，向国民政府投降，阎锡山部队第十九军史泽波率4个师准备在山西上党地区接受日军投降。但该地区恰好位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分区与太岳分区两区之间，态势孤立。8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太行军区应即集结主力，“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31日再度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阎部一万六千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据此，刘邓部署了对上党地区作战行动。9月10日，中共晋冀鲁豫军区出动太行、太岳、冀南3个纵队攻击阎锡山控制的各个城镇，不出10天，攻克大部分据点。20日，第十九军被围困于长治，史泽波固守待援。阎锡山得知长治被围，一方面给史泽波鼓气告其“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另一方面调集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第二十三军和第八十三军驰援长治。中共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在白晋线设伏，将支援长治的彭部包围在了屯留北部山地。10月5日，援军被全歼，彭毓斌战死。阎锡山见援军失败，急令史泽波突围。10月8日，史泽波率部突围南逃，12日，在沁水以东被共军拦截消灭，史泽波被俘。据中共记载，在上党的整个战役中，中共共歼敌第十九军、二十三军、八十三军等11个师约3.5万人，俘敌将官27名，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不仅解除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直接威胁，而且因为正值和谈期间，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实现了中共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预期目的。有一个细节，上党战役共军所耗弹药主要来自国军。抗战时期，卫立煌将军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见面时，赠送给八路军数千万发子弹。据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长的周文龙回忆，“这批子弹一直安全地保存下来了，直到这次上党战役与平汉战役，才使用这批子弹”。二、平绥战役。10月15日，也就是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五天，刘少奇致电各中央局：“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之国民党军队，必须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因此，目前华北、华中解放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次日，毛致电晋察冀、晋绥等中央局：“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组织是役的目的在于，打开与东北的交通联系，毛电指出：傅作义部“积极准备攻击张垣，企图切断我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故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10月18日，聂荣臻、贺龙率晋察冀、晋绥两军区对傅作义部展开攻击，傅部全线西撤，退守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包头。10月24日，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发表了著名的致毛泽东电。傅称中共军队10万之众，于当月16日集中晋北、绥东，并于17日向阳高等地进攻。傅表示：“余敢负责声明，余绝对未奉到蒋委员长攻击贵方军队之命令”。“一俟此次战事告一段落，余决辞去所有军职及绥远主席职务，以明此心。尔后贵方军队如再进迫，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之时，发生战事，则内战全部责任应由贵方担负，尚望先生慎以自处。”该通电发表之后，傅作义的老友徐永昌（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长）在日记中称赞道：“足见宜生有识有为，数年来尽（竟）无一人敢明白宣布共党不是，此电发布于世，多数人心大快。”傅作义，字宜生。10月30日到11月12日，聂荣臻、贺龙两部会师围攻归绥，傅军顽强抵抗，凭借堡垒固守。聂贺虽兵力占优，但却无法攻占归绥。11月9日，贺龙部转攻包头。由于侦察失误和指挥失当，包头也久攻不下。至12月中旬，天气寒冷，粮草缺乏，聂贺部队只好结束是役。三、津浦战役。1945年10月，国军由徐州沿津浦铁路北上，接受日军投降。为截断津浦铁路，阻止国军北上，中共组织了津浦战役。战役于10月18日发起，日结束，中共控制了津浦铁路200余公里，歼敌2.8万余人，截断了国军北上通道。四、平汉战役。在部署平绥、津浦战役的同时，延安同时部署了平汉战役。和津浦战役大体相似，国军根据盟军规定，沿平汉铁路北上接受日军投降。10月24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邯郸以南，合围国军第三十军、四十军和新八军共7个师。10月30日，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战场起义，其余各部被全歼。11月2日，平汉战役结束。五、山海关战斗。11月15日，准备开进东北的国军杜聿明部，在山海关遭遇共军阻击，国军突破共军阻击，穿越山海关，攻占锦州。在了解日本投降之后的1945年下半年国共几次主要军事冲突后，对于谁挑起了内战，谁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我想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我想说的是，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历史的尊重，才是对民族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本文来源：.cn/s/blog_aca01ek7.html&
平凡的水果世界，平凡中的不平凡。 今朝看水果是水果 ，看水果还是水果 ，看水果已不是水果。这境界，谁人可比？在不平凡的水果世界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正月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新的一年年运好坏的兆示期。所以，过年的时候“禁忌”特别多。当然，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过年的禁忌也是不一样的。
小马发光520
庞凤山情感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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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点击数0昔日的贫困村，如今已成为“世外桃源”。
迄今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主体将全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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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投降苏联红军后，苏联方面将所有的日式装备都移交给了共产党。加之在东北的杜聿明和孙立人闹不和，孙失势赴台，导致新一军投共。以至於国民党丢失东北工业基地。
　　紧接着驻防平津的晋绥系的傅作义投共。接下来的淮海战役（徐蚌会战）的时候，共军在兵力武器方面并不逊色於国军多少。
　　而且国军五大系中的奉系，西北系大部分被共吸收，晋绥系孤守太原，中央系五大主力损耗殆尽（东北损失新一军，新六军，孟良崮损失了张灵甫的74军，18军和第五军摺损在淮海战役），李白的桂系和老蒋又面和心不合以至於被各个击破。
　　再加上政治宣传上共产党宣称土改，争取了农民。而国民党组织松散不严，机要部门被共产党的大量渗透，如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段伯宇；胡宗南机要秘书熊向晖；白崇禧机要秘书谢和赓；傅作义秘书阎又文；卫立煌少校秘书赵荣声；李宗仁长官部参议刘仲华；国民党中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机要速记员沈安娜，皆为中共秘密党员。
　　经济上因为抗战导致大量的通货膨胀再加上金银券政策的崩溃，导致社会各阶层怨声载道。外交上对比与苏联对共的权利支持，而随着国军军事上的失败，美国逐渐保持观望。
　　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上的综合作用下，国军败亡并非偶然。
　　四、双方部队战斗力的比较
　　部队战斗力的强弱，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
　　1、对部队的管控能力。
　　共产党对部队的管控力很强，这首先得归功于毛泽东在1927年进行的“三湾改编”时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制度，它将由少数军官管控部队改变为军官和党组织共同管控部队，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对部队的管控力度。
　　共军有严明的军纪条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并且能严格执行。例如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的弟弟被饿得不行了时，到了一个喇嘛庙中去拿了一点贡品吃，违反了军纪，虽经贺向毛讲情，毛以军纪必须严明为由而拒绝，后贺的弟弟终被处决。
　　所以严明军纪，做到“赏必信，罚必行”是管控部队的必要手段，国军方面当然也有相应的纪律，但没有共军这样严格执行，所以共军对部队的管控力度要高于国军。
　　2、部队的装备情况。
　　众所周知，在国共内战中，特别是三大战役之前，共军大多数部队的装备都不如国军，所以共产党后来经常说“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
　　3、部队的训练情况。
　　许多资料都显示，在国共内战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军单兵军事素质要高于共军。
　　4、士气的高低。
　　部队士气的高低，会受到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①会受到整个战场形势及本部队之前战争胜负的影响。
　　整个战场形势对己方有利、及部队常打胜仗，士气就会高昂，反之则会低落。俗话说：“兵败如山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②将领坚强的意志及身先士卒的行为能提高士气。
　　例如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欲在四川宜宾、泸州之间渡过长江，进入四川。毛、朱等在贵州土城察看地形，见路旁崇山峻岭有利于打伏击，于是决定在此设伏歼灭川军郭勋祺部。但由于对川军的战斗力和兵力不明，反遭郭部的围攻。当时情况紧急，毛、朱不得不将手中仅有的由陈赓率领的干部团派去增援。干部团全系连排级干部组成，在听完中央领导的简短动员后明白此役关系全局，人人都抱着赴死的决心，朱德更是亲临第一线指挥，于是士气大振，顶住了川军的进攻，掩护中央机关渡过赤水河。
　　又如前文说到的陈明仁守四平，在林彪大举攻城时，陈令人抬一口棺材放置于司令部，抱必死之决心，复令各师团长都亲赴一线督战，并自断一切后路决心死守待援。于是其部下都说：“将军都不怕死，我等又何必贪生。”因而士气大振，终于打退林彪六七倍兵力于他的进攻。
　　5、对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有利于提高战斗力。
　　共产党历来重视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从“三湾改编”起，就确立了在连以上设立指导员、教导员、政委的制度。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抓部队的政治工作，对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上文所述，通过1947年冬到1948年夏解放军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更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此外，共产党高明的俘虏政策，如优待俘虏，放其归队让他们给共产党当义务宣传员等，对瓦解国军军心，从而削弱国军部队的战斗力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反之，国军忽视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除北伐时期外，部队几乎没有专职的政工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改后，许多国军下层士兵收到其家中的信，知道了他们家已经进行了土改，并分得了土地时，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积极同共军作战呢？
　　现在我们来归纳比较一下，在决定部队战斗力强弱的几个要素中，国军在部队的装备和部队的训练这两项优于共军。在对部队的管控能力，士气和极其重要的对部队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劣于共军。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国共内战，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共军的战斗力要强于国军。
　　五、双方的情报工作能力的比较
　　孙子曰：“兵者，诡者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意思是说，战争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在战争中，将己方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让敌方造成误判，这对于保障战争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战争赋予情报部门的使命就是获取敌方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以及反情报工作等。
　　中共在国共内战中的情报工作相当出色。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当时还潜伏于上海白区时，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25日他在见到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时就准备叛变，提出要面见蒋介石，并建议何不要给南京发报，但何没有听从顾的建议，接连给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前身）负责人徐恩曾发了六封电报，时恰逢徐去上海渡周末，被潜伏在徐身边的共产党员，被称为“中共龙潭前三杰”之一的钱壮飞翻译获悉，并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4月27日顾顺章见到蒋介石后，供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办事处，中央特科联络处，及周恩来、王明等中央领导人的住址。由于周恩来事先获得了顾叛变的消息，及时组织转移，周恩来、王明等得以脱身，把损失降到最低。
　　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情报人员多次破译国民党密码，得悉了国军的军事布置，为帮助毛泽东等领导人率领中央红军跳出国军的包围圈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在国军中有潜伏于胡宗南身边担任其贴身警卫副官兼机要秘书的熊向晖，有卧底于国军中掌握军权伺机起义的韩练成、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但笔者个人认为，最令人不可思议的还是作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战役计划的制定者郭汝瑰竟然也是共党间谍！这样，国军的任何重大军事行动计划对共军来说都没有秘密可言了。下面对他们的事迹作一个简明的介绍，以让读者了解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中共第一间谍”郭汝瑰
　　郭汝瑰于1928年在四川秘密加入共产党，1931年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从此与中央失去联系。解放战争时期，升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随后即与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取得联系，并通过中共地下党员任廉儒将国军的重要情报如：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剿总的兵力部署、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孟良崮战役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黄维兵团计划、国军长江防卫计划等等一百余份重要情报传送给共军，为共军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9年7月，郭出任72军军长，随后升任二十二兵团司令，12月，郭率部在四川宜宾起义，使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破产。
　　2、“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熊向晖
　　熊向晖于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同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到胡宗南身边任胡的侍卫副官和机要秘书。1943年7月，蒋介石秘令胡宗南进攻延安，胡及时将此情况报延安，共产党中央得悉此情报后，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阴谋，使蒋、胡不得不停止其行为。后熊向晖被毛泽东称赞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熊向晖及时地将胡的军事布置情况发给党中央，使党中央能从容布置。特别是在毛泽东带领只有少数警卫部队护卫的中央前委和胡宗南在陕北山沟里兜圈子捉迷藏。由于共军在陕北群众基础好，国军不易从群众中得到毛泽东等行踪的消息，特别从美国进口了无线电侦听仪，以便判断毛泽东的准确位置。熊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党中央，于是中央保持了若干天的无线电缄默，国军始终找不到中央前委的行踪，使蒋介石、胡宗南一举消灭中央前委的意图破产。
　　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往美国留学。不久，胡知道了熊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但已是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了。
　　3、“卧底将军”韩练成
　　韩练成1925年参加西北军，后随其主官马鸿逵投蒋。1930年中原大战时，蒋介石停在归德火车站的“总司令列车行营”遇袭，韩率军驰援解围，蒋介石手书“特许军校（注：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列入学籍，内部通令知晓”。被称为“赏穿黄马褂”，得到蒋的赏识。1942年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奉周的指示在国军中长期潜伏，周恩来还特别嘱咐，除周本人外，只限于与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联系。1949年2月，韩任军长的46军随李仙洲在莱芜一带遭华东野战军包围，李仙洲与韩练成及其他两位军长共同制定了突围计划，但在突围前夕，韩认为在46军策动起义的条件尚不成熟，就故意躲藏起来，造成46军因无主帅而全面混乱，致使李仙洲率领的6万人马被全歼。韩练成为共军稳定华东战局作出了贡献。
　　4、“淮海奇兵”何基沣、张克侠
　　潜伏于国军中的共产党员、第3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使国民党精心布置的徐州防线东北部运河一带敞开了一个80公里的大口子，华野三个纵队迅速通过起义部队所在地，直插陇海，切断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随后，华野将黄兵团10万余众围歼于徐州以东的碾庄。何、周二人率部起义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5、“神秘之剑”廖运周
　　廖运周是中共在国军中潜伏20余年的地下党员。1948年11月，黄维的十二兵团被围于双堆集时，廖运周是其中110师的师长。按黄维原意，集中11师、118师、18师、110师齐头并进，同时突围。廖运周考虑按此方案突围，他的110师被夹在中间，不利于起义，于是他向黄维建议，由他率110师为先锋，杀开一条血路，然后其他三个师再跟进突围。黄维居然还被他这种“勇敢”的精神所感动，同意了他的建议。结果110师顺利起义，黄维兵团被全歼。廖运周率部战场起义为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的情报工作和潜伏于国军中掌握军权的将领在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为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无与伦比的推动作用。
　　反观国民党在情侦方面的工作成就比共产党就差别十万八千里了。在两次国共内战中，在刺探共军情报方面几乎是毫无建树，只是在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方面稍有作为。现将其中两个典型事例介绍给读者。
　　例一：南委事件
　　1942年，国民党中统局首先破获了共产党在江西的中共赣西南特委，特委书记黄路平叛变，并帮助中统局控制了特委下面的各县组织，之后又破坏了江西省委，省委下属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全遭破坏，两千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另有两千多名农村党员被管训。这一切，在广东的“南委”（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简称）却毫不知情。这让中统局有机会进一步扩大“战果”。5月底，中共“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致使中共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被捕，南委书记方方在群众的掩护下逃脱。5月底到6月中旬，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粤北省委重要干部20多人及40多名县级干部相继被捕。
　　中统局的这次行动给予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沉重打击。
　　例二：中共台湾地下党被破坏
　　1949年7月，国民党保密局（军统局改编而成）在台湾高校内发现了共产党地下党的刊物《光明报》，遂顺藤摸瓜逮捕了中共在台的最高领导蔡乾，蔡被捕后叛变。台湾地下党工委，下属组织全遭破坏，被捕人数达1800人，并导致潜伏于台湾国军内任参谋次长的吴石等人被捕。经此事件，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国民党保密局全部破坏。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由于中共情报部门的超凡成就，使共军对国军的一切行动洞若观火，而国军对共军的一切行动则犹如瞎子摸象。这让我们对国共内战的成败原因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了。
　　六、美苏两国的介入对战争进程的影响
　　日，日本政府的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协议，正式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因此，外敌入侵这个主要矛盾消失了，作为次要矛盾的国共之争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第二次国共内战难以避免。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都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介入了这场纷争。为了了解美苏两国“介入”的原委，我们得先来回顾一下与之相关的国际局势。
　　日，日本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美国正式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继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海战后逐渐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1942年8月，美军为保护美国与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之间的运输航线，主动向盘踞在珊瑚海东北的爪达尔卡纳尔岛进攻。“爪岛”位于所罗门群岛东南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岛上建有机场，从该机场起飞的飞机可覆盖方圆几百公里的海域，（日日本海军大将、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是由该岛亨德森机场起飞的美国战机击落的）美军登陆“爪岛”后，日本方面多次向该岛增兵，逐渐演变成美日双方在南太平洋的海陆空大战，经过半年的浴血苦战，美军终以5800人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2.5万人，胜利夺取该岛。后美军兵分两路，向日本及其占领区攻击，一路是由美军西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的部队沿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和菲律宾“蛙跳”作战，另一路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指挥的部队沿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向冲绳攻击。两路作战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兵锋直指日本本土。但日本军国主义者不甘心失败，叫嚣“组建1千万预备队”进行“本土决战”，拒不投降。而此时，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还没有结果，而在之前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付出了巨大的伤亡，据美国军方估计，如果登陆日本，达到最后战胜日本的目的，美军还须付出100万人的伤亡代价。
　　为减少美军伤亡，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决意敦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海滨城市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加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协调盟军作战行动及战后世界格局问题。其间，还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问题。会上，斯大林利用美国急迫希望苏联出兵的心理，以苏联与日本在1941年签有《苏日中立条约》及如何向苏联人民交待为由，提出了许多条件，主要内容有：维持外蒙现状（即外蒙独立），南库页岛及邻近岛屿归还苏联，中国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为军港基地，苏中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和南满铁路，千岛群岛交予苏联等。这些条件中，大多涉及中国的主权，但罗斯福从其国家利益出发背着中国答应了斯大林提出的这些条件（这是罗斯福在任期间作出的一次有负于中国人民的事）以换取斯大林“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二至三个月内对日宣战”的承诺，并秘密签署了《雅尔塔协议》。日，罗斯福去世后美国继任总统杜鲁门将《雅尔塔协议》的内容通知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为此中苏之间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后国民党政府终于顶不住美、苏两国的压力，在苏联承认中国拥有东北、新疆的主权，在进占东北后三个月内完全撤军，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以及“不支持中共”的承诺后，被迫于日由国民党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满足了斯大林在雅尔塔提出的各项条件。
　　日，在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的第二天，150万苏联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由东、北、西三路突入中国东北，此时关东军中许多有作战经验的部队都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上去了，补充上来新兵缺乏作战经验，在美国分别于8月7日、8月9日两次原子弹袭击后，日本决策层“本土决战”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在苏军强力攻击下，除边境要塞的少数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抗外，大部都土崩瓦解。苏军占领东北后一口气打到朝鲜半岛的北纬三八度线，海上从南库页岛一直打到千岛群岛之南端。
　　苏军进攻东北时，如前文所述，中共决定先于国军进占东北，于是命令靠东北较近的八路军、新四军“闯关东”。起初，苏军碍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不支持中共”的承诺，让共军退出沈阳等大城市，所以中共中央向东北共军发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令，民主联军的部队占领了东北的许多中小城市及农村。之后，世界冷战格局逐渐呈显。加之中共自成立之初至1943年“共产国际”撤销一直都是其下属的一个支部，即便是“共产国际”撤销后，仍然还是“自己人”，如果中共取得全国政权，那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就更加强大，对世界各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于是苏军将大量缴获的日军武器暗中提供给东北共军（关于苏军向东北共军究竟提供了多少武器，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现已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披露的数字和中共有关高层人士回忆当时苏军提供的武器数字有极大的差异。我们可粗略测算一下，中共当初“闯关东”10万余人，即便全部都带了武器，也就10万支枪，到辽沈战役前共消灭国军20余万，就算缴获20余万支枪，共有30万支枪，而此时民主联军部队已有70万人，加上东北军区部队30万人共100万人，还差步枪70万支以上，但是目前没有资料显示当时共军部队战士有缺抢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前苏联解密档案披露的向东北共军提供了70万支步枪还是可信的。至于“提供了860架飞机、4000门火炮、600辆坦克、679座弹药库”等都有夸大之嫌）
　　除向东北共军提供大量武器外，苏军对东北民主联军的帮助还有：完整的将北满交给民主联军，利用其控制的中长铁路为共军运输部队和物资，利用他占领的大连收容中共溃散人员，帮助民主联军建立兵工厂，与北满共军以贸易的方式提供军需物资。此外，苏军在东北时，还封锁东北各个海口，使国军无法从海上登陆东北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详述。
　　总之，苏军根据《雅尔塔协议》进驻东北之后给共军的援助，对国共内战成败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日本投降后，美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及价值观出发，一心想把国民党政府改造成为一个兼容共产党的民主政府，力主国民党和共产党和谈，在美国的敦促下，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代表美国保证毛泽东去重庆的人身安全，并于日偕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亲赴延安迎接毛泽东。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分歧仍然很大，为了应对舆论，双方达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双十协定》。该协定签订后，国共军事冲突仍然不断，形成一个“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日，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五星上将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到中国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平心而论，马歇尔在调处国共冲突时，还是客观公正的，现举一例予以说明。日周恩来乘坐马歇尔的专机由延安飞南京，下飞机时，周将一个记事本遗失在飞机上，那个本子上记有熊向晖的地址，并在旁加注了一个“熊”字，当周发现记事本遗失后，大为震惊，已在考虑安排熊向晖转移的事，但当周外出回到住所时，发现马歇尔的副官手中拿了一个被火漆密封的小盒子在等他，说奉马歇尔之命，一定要当面交给周。后来周恩来打开一看，正是他遗失的那个记事本，但他仍是心怀忐忑，不知该本子是否被拍过照，是否应将这个被毛泽东称为“能顶几个师”的卧底间谍撤走。但考虑到熊向晖卧底于胡宗南身边的巨大作用，终未将熊撤走。后来熊向晖一直安然无恙，终于证明马歇尔未将该记事本给任何人看过。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到马歇尔在调处国共纷争时所持的是较为公正的立场。
　　客观地说，二战前后那时的美国政治家完全不同于这几代美国统治者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主义行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大多是正能量。例如二战爆发时，由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他当时不可能率领美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于是说服国会通过了于日生效的《租借法案》，向英国、苏联、中国等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提供巨大的战争物资的援助，据统计，在整个二战时期，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的物资援助高达500亿美元。在美国参战前，他还支持退役空军军官陈纳德在国内招募志愿人员来中国组成“飞虎队”，为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包括停止废钢材供应，停止石油供应，直至冻结日本在美资产等。在日美谈判中，坚持日本必须从占领的所有中国领土上撤军，“逼迫”日本对其开战，在日本切断滇缅公路后，不惜代价地开辟“驼峰航线”将中国抗战急需物资空运往中国昆明。1941年8月，在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后，凭借与丘吉尔良好的私人关系，1942年向丘吉尔提出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的建议，丘吉尔当时答应了罗斯福的建议，但在1943年11月在开罗举行的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时丘吉尔又反悔了，并说了如果要将香港交还中国，“除非从我尸体上踩过去”的狠话，罗斯福碍于美英亲密的同盟关系，只好做罢，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还力主在战后将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台湾、澎湖交还中国，并以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法律文件的形式予以确定，在二战末期，又倡导并积极筹建“联合国”，为战后的世界和平发挥了巨大作用。
　　马歇尔来中国后与中国代表团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组成三人小组（或称三人委员会）领导设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进行具体的调处工作。1946年1月，国共两党代表签订了停战协议，2月25日三人小组在重庆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协议。但停战协议的签订后，国共两军并未真正停战，特别是在东北，杜聿明率部猛攻四平，后共军败走，国军乘胜直追，马歇尔八上庐山，以停止美援助为挟，要蒋下令立即在东北停战，这在客观上为东北共军赢得了宝贵的踹息机会。
　　从日本投降的八月起，远东美军就用军舰、飞机将大量国军和物资运往东北，并将“租借法案”援助中国抗日的物资继续运往中国充实国军实力，美国这种一面调处国共纷争，一面又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援助国民党的矛盾行为，既体现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华政策的分歧，也是“冷战”格局开始形成“华府”调整对华政策所致。
　　日，国军进攻共军中原军区宣化店，第二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日，马歇尔奉召回国，29日，美国政府宣布退出调处执行部。
　　马歇尔受命来中国介入国共纷争的调处，是一件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事，美国人未料到会失败，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蒋介石，更不了解毛泽东，或许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人！
　　通过本文的描述，揭示了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诸多必然性。然而任何必然性都是被包含于偶然性之中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日本没有进攻中国，假如张、扬没有发动西安事变，假如共产国际支持的是张国焘或王明而不是毛泽东，假如没有《雅尔塔协议》，假如美国的原子弹提前二至三个月爆炸成功苏联没有对日作战的机会，假如马歇尔不逼迫蒋介石在东北追击共军，那中国又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但是，历史没有“假如”，历史前进的道路本来就是由许许多多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的交叉点铺设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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