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新增200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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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新增200亿市场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其中《意见》第十六条强调，大力发展第三方专业服务，加快发展检验检测等八项第三方专业化服务，不断丰富和完善创业服务。且检验检测早在“十二五”期间就被列为国家八大高新技术服务业的第三项，《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将检验检测列为科技服务业。在生物医药领域，主要承担医疗机构或其他与医学检验相关的企业或机构检验外包业务被称作“独立医学实验室”（Independent Clinical Laboratory），又称“第三方检验”，核心是规模经济，即通过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获取成本优势、质量优势、技术优势，从而达到多方的共赢，减少医疗费用支出。国内独立医学实验室服务产业链独立医学实验室——规模经济的产物独立医学实验室的四大优势独立医学实验室（Independent Clinical Laboratory，ICL），又称第三方检验，是独立于医疗机构之外独立提供医学检验服务的公司，它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初为大型医院商业化运营其临床实验室，为中小医院提供委托检测服务。为什么独立医学实验室能够存在？核心：需求+规模经济“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专业化分工时代对低成本的追求催生规模经济的繁荣。美国：三轮驱动使美国独立医学实验室行业快速发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变成现在独立运营的独立医学实验室平台，现已成为医疗服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中，美国独立医学实验室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美国独立医学实验室的发展历程从美国独立医学实验室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医疗控费、技术升级和更严格的实验室监管标准这成为独立医学实验室行业的主要驱动因素。医疗控费压缩医疗机构利润，技术升级使医疗机构承受更大的检验成本，更严格的实验标准使占市场 12%的私人诊所市场转移至独立医学实验室。中国：独立医学实验室的发展起步晚，发展快，行业呈跳跃式发展相比之下，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的萌芽和快速发展正值先后两次医改。 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行业跳跃式发展（用 20 年时间走完了美国 60 多年的历程）得益于新形势下我国医改红利的释放和 21 世纪的检验技术的高速革新，化学发光和精准医疗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引爆行业扩容。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中国独立医学实验室的发展历程回首2015年：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发展爆发元年随着我国医改红利的持续释放，医疗服务行业受资金青睐将持续发酵。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发展不到20年，经历了近10年的快速发展期，独立医学实验室企业跑马圈地已过半程，龙头企业全国中心省市布局已基本完成，市场规模5年复合增长率50%以上。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数量增长情况（数量：所）根据东吴证券近日发布的调研报告：截止2015年底，由其他行业向医药生物行业跨界转型的公司数量达80余家，其中向医疗服务行业转型公司数量最多。2015年是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发展爆发元年，数量由216家猛增至356家。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各省分布（数量：所）从地域来看：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五省独立医学实验室数量占比近 50%，即北京和南方地区发展较快，北方总体发展较慢。新医改形势下驱动行业迅速扩容的医疗控费、分级诊疗、民营医院发展等因素依然存在，不过新技术的应用将是长期驱动因素。体外诊断新技术的发展趋势此外，龙头公司全国布局已过半程，开始战略布局地级市，向区域性中心实验室发展，近期将出现连锁实验室、区域实验室、医院附属实验室和各专科实验室并存的局面。龙头公司将通过渠道整合、共建实验室、实验室托管等多种方式进行区域性扩张。展望2020年：200亿新增市场待挖掘独立医学实验室虽起源于美国，但在医疗保障更为健全的欧洲和日本同样发展良好。根据 Quest、Labcorp、Labco 和 BML 四个龙头公司的年报推测美欧日独立实验室市场市场规模已分别达 200 亿美元、 145 亿美元和 100 亿美元，渗透率约为 38%、50%和 67%。国外独立实验室做到如此大的规模，是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是商业保险的发展；第二个是私人诊所和基本医疗的普及和覆盖；第三个是冷链物流的高速发达；第四个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和获得认可；第五个是医院管理和现代化成本核算；第六个是社会医疗支出增加和医保控费导至医学独立实验室的快速发展；第七个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行业的整合和快速增长。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起步较晚，21世纪初才有第一家商业化独立医学实验室。但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发展迅速，2014年市场规模47.6亿，2015年数据约为75亿规模，近五年复合增长率50%以上。目前行业处于快速扩张期，跑马圈地为主，兼并收购提高行业集中度为辅。但未来行业集中度提升是必然趋势。2015年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行业市场份额分布根据 2015 年销售数据来看，金域检验营收 24 亿左右，艾迪康 15 亿左右，迪安诊断 11 亿左右，市场占有率分别约 32%、20%和 14.7%。金域检验于 2001 年开始涉足医学检验，艾迪康和迪安诊断分别成立于 2004 年，是我国较早成立的独立医学实验室企业，先发优势明显，行业格局初步形成。随着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数量的增加，竞争将趋于激烈，预计行业龙头将强者恒强，市场占有率将进一步提升。由于医疗控费延伸至检验端，使医疗机构检验外包动力进一步增强、分级诊疗逐步落实,患者资源下沉，基层医疗机构检验外包比例相对较高、民营医疗机构飞速发展、以中小型医疗机构居多、技术进步驱动行业扩容等原因，以基因检测和个体化精准医疗为主的分子诊断将是独立医学实验室新增长点，预计未来五年仍将保持30%以上增速，新增200亿市场空间待挖掘。我国独立医学实验室业务结构互联网时代独立医学实验室必须建立在服务信息化和产业平台化的基础上，提高自身服务能力，扩大经营规模。并依据自身条件，在医疗机构检验外包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诸如科研服务、司法鉴定、CRO服务、食品环境检测、健康体检、慢病管理等业务的多元化发展。附：广发医药调研独立医学实验室问答环节问：从样本量看，样本量来源于医院、保险、体检机构的百分比如何？答：目前70%以上来源于医院，但近两年，一些实验室在找不同的市场渠道。比如达安，在这个行业无论资金、品牌、后台都很不错，但在临床检验方面做得并不是非常理想，但近两年有很大起色，来源于两个方面的突破。一个是保险行业，去年3亿临检收入中几千万来源于保险，这在以前是很少的；第二个是由于达安基因的优势，取得国家第二代基因测序肿瘤基因检测的资质，试剂、设备、检测都得到国家卫计委的批准。此外，还有20%左右收入来源于体检，剩下10%来源于其他。国家近两年推行的两癌筛查，每个省都投入几千万甚至上亿经费，还有老年病体检、慢病管理、农民工体检等，这些方面国家释放了许多资金。资金主要有两个去向，一部分留给有能力的医院来做，医院能力不够的，特别是两癌筛查，比如宫检图片、液基细胞学检查、HPV检测，通常都会交给第三方实验室。艾迪康一个子公司在某个省每年总收入不到8000万，但老年病体检就占到将近2000万。问：三甲医院基本可以做700-800个项目，有的500-600，第三方可以做2000项，这700-800个项目占检测市场价值量有多大？答：这700-800个项目占整个价值量的90%以上。现在医院外包给独立实验室的是医院做不了，成本很高，耗人力、不愿意去做的项目。问：在公安及司法鉴定领域，第三方业务发展的如何？答：第三方医学检验和司法鉴定还是有区别的。司法鉴定市场容量非常有限，国家还有一些政策影响或限制，大家不一定会相信第三方。迪安有块业务主要是做亲子鉴定，一方面是私人对亲权的鉴定，还有一个是上户口的问题，3个月以内没有出生证明就必须重新做亲子鉴定，这个给行业带来一定空间，包括金域、达安都要做，但总体空间不大。问：在第三方实验室，包括生化、免疫、化学发光、基因测序、病理等，不同项目的结构差异如何？答：第三方和医院在检验项目结构上还是有很大区别。从整个行业看，在第三方，病理，包括组织病理、细胞病理，占20%左右；生化占5-10%；发光比重比较大，占20-30%，甚至40%，不同实验室结构不同；免疫15%左右，也有20%的，这和每个实验室推广的重点有关；基因检测，包括传统PCR，在10-15%左右；一些特殊的检测，样本量不大，占5%左右，金域在特检方面占10%左右。如果从大结构来看，划分为特检、病理和传统化验，其比例大概为1：2：7。问：在病理方面，金域和麦克奥迪相比怎么样？答：麦克奥迪以病理和细胞学为主，金域在整个行业病理诊断做的很好，量在中国也是最大的，但这几年随着基数扩大，今年营收大概在24、25亿左右，因此病理比重在下降，估计也有20%左右。问：哪些项目比重增速比较快？答：生化过去在独立实验室比重很小，占2-3%左右，现在5-10%，主要是由于国家对老年病体检，慢病管理等的投入，还有就是民营医院强调价格，成本核算比医院更精确，更倾向于外包给第三方独立实验室做，因此生化的比重在增加。比重增速最快的当然还是化学发光。比重在不断变化，特别是每个公司侧重点不一样，比如上海天祥，很常规，生化和化学发光占80%左右。问：连锁化运营区域推广时要获取牌照，模式是怎样的，是不是要找当地某个合作方？答：2008年以前拿牌照非常难，因为没有出生证，所以通过打擦边球或借鉴其他医疗机构的标准批牌照，包括金域、迪安、达安、艾迪康，基本都在当地找合作伙伴或加盟方。2008年批照相对容易以后，比如金域，将以前参股或控股的公司，逐步回收变成独资。再比如迪安也是一样，为了降低经营风险、短期内获得市场快速成长，不论并购还是在当地获取牌照，都是在当地找合作方，过两三年全部拿回来。备注：本文部分内容根据东吴证券和广发证券医药调研团队的调研报告整理。来源：生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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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实验室：打造未来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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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 Labs公司首席执行官维姬·霍尔特野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当你走进位于明尼苏达州普利茅斯的这座新整修过的厂区时，就会嗅到这家公司要大干一场的欲望。原型实验室公司（Proto Labs）的机器每天24小时轰鸣不停，将几十种不同类型的塑料和金属材料制成零部件，服务于施乐（Xerox）、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美敦力（Medtronic）、（）和福特汽车（Ford）等众多大公司需要的原型产品。偌大的厂区（166,000平方英尺）空空荡荡，甚至能听到回音。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56岁的首席执行官维姬·霍尔特（Vicki Holt,）正准备大展身手。霍尔特今年2月份执掌原型实验室，目标是将公司从销售额1.85亿美元的原型制造企业快速提升为10亿美元级别的技术巨头。身材高挑的霍尔特有着一头标志性的金黄色短发，身着精致的外套，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工厂老板。霍尔特坚持认为，尽管公司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运营着六家工厂，但原型实验室根本不是一家制造公司。她的理由是：公司的全部流程——从接受网上订单，到利用数控机床、3-D打印、塑料或金属灌注成型技术来制造零部件，一切都是自动化操作。关注这家公司的分析师几乎都将其定位为技术公司，只有一个人例外。霍尔特笑着说，这一位不久也会倒戈。原型实验室的总部坐落在距离明尼阿波利斯大约20英里的小城枫树原（Maple Plain）。坐在自己朴素的办公室里，霍尔特自信地说：“我们的市场潜力非常大。”在谈到她为原型实验室勾勒的发展轨迹时，霍尔特时不时敲打桌面来强调重点：公司的业务涵盖三大洲，这些地区每年的市场需求高达900亿美元，而原型实验室最终的目标是抢占70亿美元的份额。“我们目前的销售额只有2亿美元，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她在目标的选择上却是谨慎的，将重点放在医疗器材设备和照明行业上。选择前者，是因为这类产品要想获得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需要经过非常繁琐的程序（这也意味着大量的产品迭代和测试，进而需要高度定制的零部件）；而关注照明业务，是因为目前许多建筑物正在进行LED改造，但监管非常严格，因此需要大量的原型产品。原型实验室是一家在挫折中诞生的公司。其创始拉里·卢吉思（Larry Lukis）是一位发明家，当初设计了一种激光打印机，但却因为需要等待数月才能拿到订购的模塑部件而苦恼不已，而且这类定制零部件的价格极其昂贵。因此在1999年，他成立了Protomold公司，通过软件来自动加工这类零部件。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打印机之外的巨大市场。消费产品、医疗设备、家用电器、电子设备及汽车行业的工程师们不久就纷至沓来，因为他的公司制作的原型零部件价格低廉、作工精良、交货迅速。无论是医学实验或产品测试之前的应急订单，还是已停产产品（比如老款的洗衣机）的小批量零部件，亦或是急于推向市场的新产品（如施乐复印机），Protomold公司都是他们的首选。客户将其零部件的3D电脑设计资料通过网络发送到公司，即可在数小时之内拿到报价。同行业的大公司对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小业务不屑一顾，而更偏爱单一零部件的大批量业务。卢吉思的这家小公司自创立以来，年均增长率高达25%——除了在美国经济衰退的2009年，公司在这一年增加了数控机床服务业务，并将公司名改为原型实验室。原型实验室的工厂内景。从上传设计到生产部件，整个流程都是自动化操作。“没有人能做到他们所做的事。”投资银行派杰（Piper Jaffray）董事总经理特洛伊·詹森（Troy Jensen）赞赏地说。但是他有一个担忧，那就是人们对3D打印机日益膨胀的热情。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开始使用3D打印设备，同时技术也正在从塑料向金属等更耐用的材料发展，于是越来越多的原型可以由各公司自行生产。不过，威廉布莱尔公司（William Blair）的分析师布莱恩·德拉伯（Brian Drab）认为，就速度、规模和成本而言，没有什么能够胜过灌注成型。霍尔特的前任是布拉德·克利夫兰（Brad Cleveland）的接班人，他在2001年向卢吉思毛遂自荐并担任CEO（由于一直患有脑肿瘤，克里夫兰辞去职务并售出了他所持7,500万美元股份中的大部分）。在2012年上市的原型实验室急需一位具有大公司管理经验的人来接班。而霍尔特之前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不到三年时间，她就让一家不景气的飞机舱窗户塑料薄膜和聚合物生产商Spartech起死回生，使其营收大增73%。两年前，她将这家销售额达到12亿美元的公司以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聚合材料生产商普立万（PolyOne）。虽然霍尔特不喜欢多谈这个问题，但在制造行业，女掌门确实是凤毛麟角（在制造业，女性从业人员只占27%）；而在所有行业中，女性高管在美国大公司中只占5%。“这种现状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来改变。”她感叹道。霍尔特拥有杜克大学（Duke）化学学士学位以及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的MBA学位，这为她在高分子科学、金融和市场等多个领域的出色表现奠定了基础。她在孟山都公司（Monsanto）各个塑料部门有着18年的管理经验，还负责过食品和药品原料的销售。此外，她在PPG工业公司任职七年，这让她具备了经营全球业务的经验。在Spartech，她又积累了让企业扭亏为盈的过人才干。为了使原型实验室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霍尔特希望扩大客户基础，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工程师。她说，不同的客户“都需要接受咨询，需要有人给他们出谋划策，比如‘我需要灌注成型、机械加工或添加剂吗？我要使用哪些钻机？’等问题。”她一边说一遍用力敲了敲桌上的增长曲线图，图中预言了公司销售额最终会达到10亿美元。她兴奋地说道：“秘诀就是行动起来，让客户能够真正激发我们的增长。”当然，全球每个地方的增长点各不相同，霍尔特也深知这一点。例如，原型实验室发现，向德国或日本的客户兜售“快速、廉价的零部件”，一定会被认为是品质低下；而在美国，越来越复杂的原型需求促使霍尔特收购了3D打印机公司FineLine。霍尔特也在对原型实验室进行结构改造。据她介绍，随着公司的扩张以及结构日趋复杂，最大的挑战就是让从技术到销售岗位的所有人员“保持步调一致”。公司最近招募了300人，使总人数达到1,000人。她需要更多熟悉专有定制部件各个方面的销售和营销人才，以及更多的开发人员来让前段流程（自动报价、上传3D CAD文件，选择正确材料）更加简化、更方便客户；她也需要负责编写并维护工厂运行所需软件的人员；此外，她还需要更多既能操作机械设备，又可以管理工作流程的高技能工人。
要吸引人才并不容易。一个主要的限制是“千禧一代不喜欢居住在枫树原”。原型实验室一方面要和霍尼韦尔（Honeywell）和3M这些公司争夺工程师，同时又要说服别人从硅谷搬到这个半年时间都处在极地漩涡影响下的地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霍尔特向地方高中派出工作人员，向学生进行宣传：来这工作不需要大学文凭，最开始的时薪最低为11美元，成为主管后时薪可高达30美元。当谈到如何留住开发人员的问题时，霍尔特意外地变得活泼起来。“我们得小声点说，”她说着，指了指那些弓着背、埋头在屏幕中的工程师们，这些人都坐在一间与总部其他办公室独立开来的大房间中。“我们增加了一个休息区，比不了（）那种，但是你懂的。”她笑着说，“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加一个熔岩灯。”作者 Hollie Slade译 杨宏 校 李其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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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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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厅|孙施文：上海城市未来发展，我们要关注什么？
发表于( 22:21) 本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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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正在研究和编制中，我参与了前面的很多讨论和相关工作。最近结合其他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学习和思考，针对前一阵讨论的成果，有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基本上是补缺和深化，希望能对修编中的规划研究有些启发。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讨论是学术性的，偏重于战略问题，没有结论甚至没有答案，有待继续研究和深入。
上海城市发展定位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刘行 头条资料
经过上上下下多次讨论，上海总体规划基本确立的目标关键词包括“创新、生态、人文”等。我的理解，“创新”为了经济繁荣，是支柱性、导向性的，“生态”和“人文”是支撑性的，而且是实现前者的条件，因此我把它们整合在一起，且围绕前者展开讨论。
根据上海发展战略研究的界定，“创新之城”的核心内容，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综合性全球城市。上海希望未来可以成为一个在全球有一定支配能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具有影响力的城市，从原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走向全球的经济中心城市。二是科技创新中心，其核心是推动重大创新功能型平台和科技创新集聚区建设。
针对这样的发展目标，上海未来空间发展战略应当关注些什么样的问题？
对上海城市发展定位的再思考
01 关于全球资源配置中心
提升上海在全球资源配置的经济影响力，关键是有一系列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有影响力的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集聚，那么我们就要关注，这些机构和这些人为什么要来上海？上海能否实现他们的安居乐业？这是实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从空间规划的角度来看，核心问题就是为这些机构和人员提供适宜的就业和生活的空间。这里先说机构和就业，后面再说生活空间。
卡斯特讲“流的空间”和“场所的空间”，城市规划可能更关注场所的空间，但场所的空间是由流的空间决定的。根据这个思路，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些在全球网络中具有资源支配能力的机构从哪儿来？为什么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集聚到上海？它们是从香港、新加坡、东京来，还是从北京、武汉、成都，或者美洲、欧洲来？我们常说，要集聚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是针对中国的总部、中华区总部，还是亚洲总部？尽管这些工作也许不是我们的规划所能确定的，但我们要知道吸引的是什么，它们的运行模式如何，我们才可能进行针对性的资源配置，提供适宜的空间。
全球资源配置中心，或者说，这些机构主要以办公楼的方式出现。前些年就有一种说法，认为因特网兴起，这些机构不再需要集聚，但事实很清楚，那些全球城市，纽约、伦敦等还在集聚，城市中心区的岗位没有减少，还在增长。当然，有一些机构迁出了中心城区，那么，哪些机构在集聚，哪些在撤离？甚至在同一个机构内是如何纵向分离，哪部分留在了中心区，哪部分迁了出去？它们为何集聚，为何撤离？它们为什么需要或能够集聚或外迁的？这直接关系到上海未来空间格局的基本配置。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研究上海全球城市发展目标，通常都以纽约、伦敦为对标城市，这确实很重要，但上海要加入到顶尖的全球城市行列中，东京可能是我们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上海和东京可以有互补，我们可以去争取新的增量部分，但必须考虑全球城市在职能和空间上分布的特征与需求，也才有可能对上海自身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等有更清醒的认识。
02 关于科技创新中心
上海提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策源地的目标，促使我们对上海需要什么样的创新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我一直以为，创新从来不是独立的，所有的创新是依附于各行各业，不存在也不可能有无所依凭的所谓创新。
依据创新所服务的对象及其发源的不同，创新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种是生产性创新，是在生产过程和产品制造（不限于工业生产）中展开的，是对既有的生产方式和手段的改造，过去我们称为“技术革新”。第二种是服务性创新，是应要求而回应的创新，是在特定需求引导下展开的。许多IT行业的工作就是如此，是为了特定管理或生活服务的要求而产生的。而很多具体的编程或产品生产中的创新则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创新。第三种是基础理论型的创新，更多是科学研究和实验室的产物。
这三种类型的创新，第三种显然是科学家和科学研究者的工作。第二种类型关键是能够把需求和技术联结起来的，即把技术运用到对需求的满足上来，硅谷成功的经验中，很关键的一条是风险投资的极端重要性，这些投资者随时把控着技术创新的方向，刺激着技术运用的方向。第一种类型必然是对既有的生产过程和技术非常熟悉的人，并且能够主动获取关联技术进展。
从上海未来发展的定位而言，所谓创新的重点应该是能够提升上海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方面，这是从全球吸纳更多存量到上海、把更多新产生的增量留在上海的关键所在。而从创新策源地的提法出发，关注点就应当集中在需求方面，以及能够将需求与技术进步相结合的联结上。需求源自于资源配置中心机构的运行和管理的需要，联结需求和技术应用则要求对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都能有清晰的认识。
刚才提到，创新在本质上是个体性的而非群体性的，所有创意的出发点和解决问题的关键点，都与个体有关。而城市要作为创新中心，实质是指这些创新人才在城市中的集聚，从而形成创新者之间的互动、互振，因此也就是要提供容纳和鼓动创新的氛围和环境，而不是让城市去创新。这就得研究这些人才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会集聚、为什么要集聚？他们需要什么？
有没有专门的、集中的创新空间？我觉得挺难的，也未必是必要的。国内现在的高科技园区都是生产性的，而且都是批量化生产的，是创新完成后的产品制造，甚至连第一类的创新都难以加入；基本上都是给成功者进驻的，而非为创新者的。创新、创意都是来自个体，有随机性，有其自身发生源点。创新很难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可能是在指定的地方、指定的空间里、在指定的领域里进行的。
所谓创新城市，把单兵作战的创新创意个体转换为群体，转换为集群很关键，但一定是他们有集聚的需求，是能够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这和许多因素有关，比如创新人群通常是很特别的人群，不特别还谈什么创新？那么，城市能否容纳他们独特的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城市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如何？当然，作为策源地而言，创新的需求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精细化管理和运行，创新的基础或原理来自于大学和科研机构，但是真正能够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类似于硅谷那样的风险投资者，他们对创新内容和方向的敏感甚至把控能力，对创新人才群体的熟悉以及他们能够提供的条件和管控方式等等，这是创新能够成批出现、能够集群化发展的关键。而这几者之间的关系会直接决定空间分布模式。
有一种说法：“大部分创新来自于移民集中的城市中心”，也许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尤其上海则可能未必。我们的城市中心未必是移民集中的地方。但创新来自年轻人，来自于边缘化群体和边缘化空间，或者说是多元化的群体和多元混杂空间，这是由历史所证实了的，在正规的高楼大厦、在一切都整整齐齐规规矩矩的办公楼里是难有创新的。
上海空间发展战略资源的再认识
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区。 杨一 头条资料
要实现上海城市发展的目标，为城市中各种人群提供适宜的生活质量，至为重要，也是保证城市能够不断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在911后曾这样说：“公司到这里来是因为劳动力愿意选择居住在此……虽然传统的经济发展激励办法，如税收优惠、分区奖励和保留协议是必要的，促使企业继续留在/返回曼哈顿下城，但它们不足以保证我们未来的经济活力。……虽然最近发生了可怕的灾难，纽约市的生活质量，仍然是这个城市促进经济发挥在那最强有力的资产。”
我这里之所以说“各种人群提供适宜的生活质量”，是因为不同层级、不同收入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他们各自的生活要求，而质量显然是和需求相对应的。我们一直说“以人为本”，甚至把这写入了规划文本，但很少甚至从来没有仔细分析过各种不同的人群在城市当中、对城市未来发展和他们自身发展有什么具体的需求。我们还是用现代主义的方法，把所有人都抽象为一种人，用平均化的指标方式如千人指标等等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这就必然产生很大的落差。这里不能全面来说，只能说些大的类型的事。
01 如何容纳高端人才和创新人才？
上海要成为全球城市，与核心功能相关的高端人才则是必需的，这些人才据说主要还无法靠国内培养，也就是说需要引进的。那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他们的生活要求是什么？上海能够提供他们所需的环境吗？这不仅仅是有否豪宅的问题。前段时间有个针对国际机构、跨国公司派驻中国代表的调查，他们认为首要的问题是环境污染，其次是子女上学，缺少被自己国家认可的教育体系；第三是缺少可以让家庭成员尤其是全职太太等参与社会活动的复合社区。按照美世“全球城市生活质量”排名，上海列在一百多位，尽管按惯例外派的补贴会比较高，但这些人群绝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和家庭的未来开玩笑的。现在外派中国机构的人员据说有薪资高配的倾向，很多还称不上是真正的高端人才。不是机构认为中国不重要，而是被这些问题所约束。佛罗里达说，产业跟着人走，上海要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用什么来吸引真正的高端呢？
即使是豪宅，也不是房间多、面积大就是的，也不是在陆家嘴周边建些所谓的高端住宅就能解决的，那都是给土豪用的。他们才不理会什么职住就近平衡呢。纽约、伦敦的规划里可以不讨论这些，因为那里有成片的适合这类人群的成熟社区，如长岛、西区等等，但在上海现在还没有，这是必须考虑的。
相对于这类可以被称为成功的人群，创新人才或者创意阶级则是尚未成功的甚至在长时间里还不会成功的人群，他们或许更具有波西米亚特色的生活方式，更具有先锋性，或者更加不循规蹈矩，上海能够容纳他们吗？上海有他们存在、活动的场所和空间吗？我们现在都忙着复制国外已经成熟的创新区、创意区，但都忽视它们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光有咖啡馆、酒吧之类是发展不起来的，何况，在他们的文化背景中咖啡馆、酒吧之类的活动模式和作用也不是我们所能够复制的。
02 城市的其他人群
高端人才、创新人才对于上海的未来发展确实重要，但相对而言还只是城市中的少部分人。正由于高端人才、创新人才对上海发展定位的实现必不可少，而且上海的规划中过去很少关注，还没有适宜的可容纳空间，所以我特别提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群就不重要。另外补充一句，创新只是少部分人而不是全民的事，城市的有序运行和发展还得依靠大部分兢兢业业的人的循规蹈矩的工作。如果指望大家都要创新，都在创新，世界只会一片混乱。
城市由不同的人群组成，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设施和不同场所的需求。比如，多样化的休闲娱乐，可能是办公楼白领或者创意阶级需要的，未必就是高端、低端人群所需的。大伦敦规划中提出的中央活动区CAZ实际上就是为这个人群服务的，这是他们未来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性人群，要把他们吸引过来。再如，中产阶级化、绅士化，gentrification，也不仅仅只是住房的更新提升的问题，国外有很多研究已经揭示了中产阶级化地段的特殊性，从中也反映出这些中产阶级们的需求，它们的生活质量的含义。而这些与中低收入群体的要求有所不同，这些人群通常还是中产阶级化地段中被排挤出去的。其中，当然有租金上涨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是相关设施已经发生改变，即使房租不涨这地区也不再适合他们的生活所需了。
中低收入人群是维持城市运行必不可缺的，城市的多样化、多元化设施也同样是需要他们来运行的。现在很多大城市要排挤他们，为他们制造种种不适宜，这显然是在拿城市的生存开玩笑。对于这样的人群，不仅要给他们提供适宜的住房，而且必须就近提供他们日常生活的必需，规划要提供给他们空间保障。我们现在泛泛而论的职住平衡、均等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等就应该是针对这个人群的。职住平衡不只是说这个地区有多少就业岗位、多少住房，还要看是提供给谁的就业岗位、谁的居住空间，现在上海几个新城的建设就有明显的错位。从另外的角度讲，这个人群大部分、绝大部分就是应该在中心城区的，把他们大量迁到郊区、迁到城市外围，对他们自身而言会直接打击到他们维持适宜生活质量的能力，而对于城市而言则是走向死胡同。
认清都市区办公楼群集聚与分散的需求
办公楼群的集聚有其自身的需求，比如面对面的交流，这不仅是维持这些管理控制机构的高质量运行所必需的，而且也是促进创新生发的关键所在。这也同样是这几十年来，在网络高度发达情况下，高端生产者服务业仍在不断集聚的原因。那么反观上海的问题恰恰在于，核心功能散置，办公楼群在城市中散布，由房地产开发方式所决定的使用者固化而导致必需的交往性活动难以形成，而与此相关联的、为高端服务业配套的专业服务机构发育不足或难以集聚，这些都制约着上海办公楼数量不少但质量难以提升。
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们一直用吸引制造业工厂的思维去吸引生产者服务业，比如强调低地价、人口红利或劳动力成本、生活成本低等等，所以一直有人在诟病上海的商务成本高。但想想纽约、伦敦、东京的商务成本不高吗？那它们为什么还在集聚？其实这些所谓的成本在各行业的成本构成中所占的比例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上海中心地区商务成本高的话，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办公楼工作缺乏分化和内部的垂直分离，前台工作和后台工作不分，从而导致该集聚的没有集聚，不该集聚的全扎在中心区。对于那些后台作业为主的工作来讲，当然商务成本高了，而且是很高了。从某种角度讲，对城市中心一些地区来说，就是要依靠市场机制，甚至坚持高成本，从而将一些承受不了的部门“逼”出去，把需要面对面交流的、与管理控制中心功能相关联的、专业化程度高的部门再集聚起来。别尽想着满足低端的要求，最后反而忽视了应该做的事情。由此，在整个大都市地区，就会出现中心城区、都会区、都市区等不同地区的办公楼群地区的职能分工和分化，但这显然不是一个等级化的序列，而是在不同区位上的重新集结。我以为，现在上海的专业化中心功能还有很大的短缺，未来发展有很大的潜力，但不应像现在那样，郊区政府四处出击，到处要建所谓的“总部基地”。
现有的办公楼群地区，也应予以重视。未来三十年，它们也不可能只是维持现状，应当将它们，以及它们和周边地区都看成是个“场所”，与城市的其他功能相结合，从满足从业人员的日常需求出发进行很好的营造。但也不应像现在的陆家嘴那样，每栋楼里都有饭店、超市之类的就以为是多功能了，身处市中心却弄得像个郊区的办公楼商务区，这不符合当代城市发展的特点。
为争取国际发展资源预留空间
我们的规划是针对未来三十年的，我们不能仅仅基于当下的需求和对城市现状的认知，必须考虑未来的可能需要，多设想一些可能性，多留出一些战略性空间资源。
比如，我们应当考虑，如果上海举行奥运会、举办国际大型峰会和国际组织大型活动等等的需要规划中不考虑，就别怨人到时不遵守规划。筹办世博会时，尽管时间还比较充裕，又是临时性的建构，但我们已经够手忙脚乱的了，只能就事论事地解决需求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比较从容，可以从城市整体结构的角度来考虑体系化的关系。比如，奥运会，纽约、伦敦不也都在申办吗？上海未来是不是也会申办呢？如果申办，如果与江浙一起举办，那么既要考虑主场馆、奥运村的选址，有没有可以容纳的空间？主场馆、分场馆如何联系？如何构建便捷的交通网络？这些设施与城市整体的关系如何？如果举办某些大型峰会，那么安保的需要和城市整体的格局关系又如何？我们不能仅仅为了安保、为了一次性使用时的方便而将它们都甩在外面，然后就长久地闲置它们。而是需要把这些设施为上海城市未来发展而用的，是能够为提升上海的全球地位服务的。
日，建设中的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中心景区。 赵昀 头条资料
上海的一些大型设施已经出现了严重错置，就是只顾着有没有一块可适用的地，而缺少从城市整体进行研究造成的。比如迪斯尼乐园，它的使用者主要是国内游客而不是国际游客，而国内航线主要在虹桥机场，于是游客就要穿过整个中心城区，这不是给城市添堵吗？更何况，江浙的游客一般都会驾车前来。再比如虹桥枢纽，合理的组合应该是国际航线与高铁的组合，这样国际空港可以服务于南京、合肥、杭州等地区，而国内航班一般没有这个转换的需求，它们都有直接的航线。那么，虹桥和浦东的空港职能能不能转换？现在看来已经几乎没有可能性了，因为虹桥机场的航线都在城市集中建设地区尤其是成片的居住区上空，对居民生活影响大，所以下半夜都要封场，这就无法满足国际航班的需要。而且上海地区空域非常紧张，几个机场间互有干扰，也不宜再将国际航线引向纵深。
为城市发展保护、运用好战略空间资源
上海要成为全球城市，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金融等等的发展非常重要，但仅此是不够的。如果对照一些国际著名的全球城市，上海还欠缺很多很多。
比如，上海有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的公共空间、公共活动场所？过去，上海的形象是用外滩，后来是用陆家嘴的高楼大厦来表达的，是用建筑的轮廓线或者说是城市的天际线表达的，这显然还是观光旅游阶段的思维方式，现在已经是体验旅游了，需要能够进入的、能够共同参与的公共空间。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着力形成相对凝聚的、具有城市品牌效应和国际影响力的公共活动场所的形象。这不仅仅是为了营销城市，更是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战略性举措。
上海还缺少多元的、丰富的文化生活。我们的剧场、剧院、博物馆、美术馆数量明显不足，我们的夜生活类型单一，还缺少国际购物、运动的场所等等。也许这些主要还不是缺少空间，而是内容和品质的问题，比如我们有不少美术馆，但缺乏具有国际意义的藏品和展览；我们的剧院、剧场也不少，但没有什么经久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家来上海都想看看的演出。所以这不仅是造几个漂亮的博物馆、美术馆、剧院的事。这可以说是上海未来发展成为全球城市的重要软肋。
上海黄浦江上来往的船舶不断。 赵昀 头条资料
上海还有很多具有战略意义的空间资源没有得到重视，有的还在被乱用、滥用，缺乏从战略角度的合理使用。比如黄浦江，大家都知道是上海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但我们主要还是从产业发展、房地产出发来考虑的，见了一堆的办公楼群，办公楼群为什么一定要集聚到滨江地区？黄浦江沿线的再生以及长江沿岸的利用应当以公共活动优先。说到公共活动优先，我们过去常误解成建公共建筑和设施，或者做一大片绿地。我们很少考虑怎么把公众吸引过来活动，公共建筑和设施是为这个服务的，但仅有建筑和设施是不够的，要把人流集聚过来参加活动，场所才有活力，有了活力才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公共性就是这么来的。刚才提到的具有城市品牌效应和国际影响力的公共活动场所，就应该出现在黄浦江沿线而不是别处。
对于上海的未来发展，我觉得，城市里弄住宅、乡村田野风光都应该上升到战略性空间资源的高度来认识。现在很多人都把这看成是城市建设中的负面，是要被拆除和改造的对象。但如果从上海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来看，所谓的高端、创新等，可能与这些地区，而不是与那些崭新的高楼大厦更有关联。里弄住宅地区应当拒绝拆旧建新式的更新，应鼓励居民自主式的改造，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而且里弄住宅的产权关系问题必须下决心解决，历史的欠账该还的必须得还，而且必须扩展到所谓的风貌区之外。田子坊地区现在出现的所谓过度商业化、艺术家外迁等现象并不可怕，完全可以让社会去选择、让市场去运行，艺术家可以去找新的地方，这可以促使城市地区不断轮替演变，这同样是创新精神的一种表现。郊区的乡村建设不应去谈发展，更要摒弃增长的观念，而应强调保护，保护乡野、保护田园风光。这不仅是生态保护、历史保护的问题，正如我前面所说，这是城市发展战略实施、城市整体营造的问题，要谈发展、增长去集建区谈，政府要有这个调控能力！
城市结构和空间组织要抛弃旧观念旧做法
城市空间布局我们已经习惯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做法，也就是雅典宪章所说的功能分区加交通，所有规划从结构关系入手。但当代城市发展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城市大都市区化，人的活动具有区段化倾向，就业、生活、闲暇活动更多地结合在一起，出现了许多新的组合，促进了各种各样社会交往的发生等等。于是城市地区内出现了片段化和主题化的特征，这就为我们进行空间组织带来新的课题。
首先，上海市域是个大都市区，我们要用大都市区的概念来组织整个市域空间。上海的中心城不是独立的城市，郊区新城也不是独立的城市，新市镇也不是独立的镇，在大都市区不存在城镇体系问题。大都市区内各类聚居点的职能配置、人口分布、交通联系等等都与以独立城市主导的城市体系结构甚至所谓的城市群内的关系不同。这个问题以前说过很多次了，今天不展开。
其次，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总体上就是有很多个差异化的城市所组合成的，这不是上一版总规中对所谓二级市的理解，即使在中心城内，其实也是由很多个城市所组成的，即所谓的“cities in city”。这些小的城市就类似于生活圈，构成城市的主要要素一应俱全，但它们之间相互交织、互相支持，也就是有专业化、主题化、特色性的方向。它们之间也不构成等级化的序列。也就是说，在城市空间组织中，不应该再去讨论什么中心、副中心或几个副中心之类的问题。中心的功能具有遍在性，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扁平的，或者说是没有什么等级区分的。当代生活并不依循概念上的等级体系而进行的。谁能告诉我，纽约的副中心在哪里？伦敦的副中心又在哪里呢？
第三，对于像上海这样一个成熟的、高度发达的大都市地区，还有重新再结构的可能与必要吗？如果说，结构是表达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那么结构表达仍然需要，但这种结构的生成是在对地区关系进行清理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后生的，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先建构结构然后再来安排各地区的内容。上海今后的发展不是在谋求空间的拓展，不是要在一块空地上进行规划建设，而是在强调减量、存量的运用，因此也不可能天翻地覆地去改造，那么，结构的整理应当以点状的、片段的或者是地区性的局部修正与完善为主，并且是由此而引发出来的，这才有可能与政策区有更好的结合。因此，从一开始就想着要建立新结构肯定不是这个时期所需要的工作方式。
冲破圈层形态的束缚与地区网络的重塑
经过近几十年的建设，上海基本形成了内环、中环、外环、郊环组成的圈层式形态，这种形态明显是把自己看成是独立城市的结果，也是大都市区发展的障碍。但在既有现实面前，要冲破圈层束缚实现轴向发展就需要有强大的力量和持续的有目的工作。从总体上看，至少有两个方面必须特别予以重视，一是战略性设施的安排，另一就是都市区交通骨架的重构。
战略性设施布局必须体现城市空间发展的战略意图，包括像奥运会场馆的选址或者峰会会场的选址，都应当关注它们所产生的空间效应，而不是只关注其能否按期建成、经济效应怎样等。这些战略性设施的建设具有城市“触媒”的作用，会带动设施、人流等的汇聚，这就涉及到交通均衡性的问题，不仅是活动期间而且还要关注日常的交通均衡问题，甚至于还应考虑改善现状的交通流不均衡的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是，黄浦江是上海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如前面所说，也应该成为城市最为重要的公共活动中心地带，但现在的地铁网规划几乎都是远离黄浦江的，最近的站点也在两个街区之外，而且数量极为有限。那么，黄浦江的资源条件如何才能得到发挥？尽管上海的地质条件和施工条件会给工程带来许多成本问题，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很好地预先谋划，那么若干年后，可能连走线的机会都没有。这同样是需要放在战略层面上进行判断的。
关于都市区交通骨架，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设施能力与空间尺度严重不匹配。比如说，在长三角地区是可以高速公路和城际铁路、高铁线路作为发展轴线，但在大都市区范围内，这轴线显然是虚空的过境线路，与实际的地区发展不发生关联。再如，在市域范围内以地铁作为基本的捷运系统，显然是将城区的轨道交通模式运用到了都市区中，从而造成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使用极其不便。在这个尺度上，应该是城郊铁路发挥优势的，而且其网线组织也应该是分向放射状，而不是让每条线路都来贯穿整个城市的。
在地铁成为主导性城市公共交通后，城市的空间结构会相较于没有轨道交通时有较大的变化，但我们现在表现得并不充分，说明上海地铁建设与城市功能结构的匹配程度很差。即使仅就公共交通的组织而言也是如此。比如，就地面公交系统而言，地铁站就成为公交线路组织的关键点，这就需要重新定义公共交通枢纽的概念。说到枢纽，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交通枢纽的认识和定位问题。交通枢纽当然有集聚的作用，但也有疏解的作用，但好像我们只关注了集聚效应，而很少考虑其疏散的需要。例如，我们一看到几条线路交汇或者不同交通方式的换乘，我们就一定要扎上一堆的商业设施，好像不这样就不TOD似的。本来人流就已经够混杂的了，还引来一堆人，加剧混杂，还带来其他各种交通流。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来换乘的，通勤类的更需要快速通过，提高转换效率才是王道，但我们情愿牺牲这样的需要，就像沪宁、沪杭甚至京沪高铁，从班次密集程度讲基本上已经公交化了，但候车的方式仍然停留在过去绿皮车时代的观念上，而不采用公交化的，从而大大降低了其效用和舒适程度。
地铁线网的布局，也会影响到地区的空间结构。从合理的角度讲，地铁线路应当与城市交通干道分离，从而使地铁从社区中间走，根据需要在站点安排公共设施，交通干道在外围，车流向交通干道汇聚。城市轴向发展应当以这样的轴线方式延伸，才能更好地安排交通和地区网络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也应当成为城市空间组织的一种基本单元。应当避免地铁线路与交通干道复合，在交通干道上设置地铁站，然后还要在沿线安排安排大量大型公共设施，所有交通都汇集到这条路上来，是这样的干道不堪重负，也直接影响到地区组织的适宜性。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同济规划TJUPDI”，系孙施文教授在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聚焦上海2040”的讲座听录整理而成，并经主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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