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关键词看王毅访美如何为中美关系清障铺路，一拖二清障车 - 华东交谊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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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关键词看王毅访美如何为中美关系清障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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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编者按】日至25日，应美国国务卿克里邀请，外交部长王毅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2013年以来，王毅第二次接受克里邀请，以外长身份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王毅密集会见美方官员、智库学者，就地区和国际重大敏感问题与美方交换意见，并与美方一道积极规划安排2016年中美双边高层交…
【编者按】日至25日，应美国国务卿克里邀请，外交部长王毅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此访是2013年以来，王毅第二次接受克里邀请，以外长身份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王毅密集会见美方官员、智库学者，就地区和国际重大敏感问题与美方交换意见，并与美方一道积极规划安排2016年中美双边高层交往及机制性对话。在与克里会谈时，王毅指出，两国外交部门的职责，就是要发现问题、直面问题、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如同“清道夫”，随时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扫清障碍，铺平道路。此访中，王毅外长与美方相关人士重点围绕哪些问题为两国关系清障铺路?效果如何?本网梳理出八个关键词让您看个明白。当地时间2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白宫会见对王毅外长。关键词一:第四届核安全峰会背景:日至4月1日，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核安全峰会旨在倡导核安全和打击防范核恐怖主义，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倡议下，首届峰会于2010年在华盛顿召开。第二届和第三届峰会分别于2012年在韩国首尔、2014年在荷兰海牙举行。中国国家领导人出席前述历届峰会。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将是最后一次。美国白宫声明指出，此次峰会将继续讨论全球合作打击核恐怖主义，美国将寻求达成一项增强全球核安全框架文件。鉴于国家领导人外访前有高级别官员“打前站”的惯例，就峰会筹备工作及相关问题与美方交换看法成为王毅此访重要任务。双方表态: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克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会见会谈时，王毅均表示，中方支持美方于3月底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愿为美方即将主办的峰会作出积极贡献。王毅还表示，欢迎奥巴马总统9月赴华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美方表示，美中关系十分重要，期待着习主席出席将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支持中方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当地时间2月23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关键词二:朝鲜半岛局势日，朝鲜进行氢弹试验;2月7日，以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卫星。这些行动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半岛局势再现紧张。2月7日，韩国宣布韩美决定正式启动商讨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萨德”系统。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新的对朝制裁法案。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从事发射活动，将于近期达成制裁新决议。中方表示支持安理会通过新的有力的对朝决议，同时呼吁各方避免刺激半岛局势紧张升级。“萨德”反导系统覆盖范围深入亚洲大陆腹地，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利用半岛核问题侵害中国的安全利益。2月17日，王毅外长提出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新思路。时值朝鲜新核试和射星后不久，今后两个月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有可能在半岛聚集叠加。王毅此次访美多次在不同场合与美方深入交换意见，阐明中国对半岛问题的态度和立场。中方表态:2月23日，王毅在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克里共同会见记者时，就朝鲜半岛局势阐述了中方立场。王毅表示，我们认为，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出发，不能接受朝鲜的核、导开发计划，不能承认朝鲜的拥核国地位。目前联合国安理会涉朝新决议的磋商已取得重要进展，有望近期内达成一致。中方相信，这个决议一旦执行，将有效遏阻朝鲜核、导计划的进一步推进。但同时，中方也再次强调，安理会决议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半岛核问题，各方最终还是要重新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作为六方会谈东道国，中方本着客观公正态度，一直在努力探索恢复谈判的途径和方式。根据半岛形势的最新发展，中方提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思路。我们知道各方意见并不一致，中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如果有更好建议，欢迎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同时中方认为并进思路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切实可行的，既坚持了半岛无核化的大方向，又平衡照顾了各方主要关切。中方愿适时与各方探讨推进这一思路的具体路径和步骤。今后两个月的半岛局势值得高度关注，各种不稳定因素有可能在半岛聚集叠加。中方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加强对话，共同努力避免局势轮番紧张升级，尤其要避免误读误判，防止局势恶化失控。为此，中方再次呼吁各方都不要再采取进一步加剧半岛局势紧张的行动。2月25日，王毅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题为《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演讲。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王毅详细阐述中国基本立场。王毅指出，目前大家最关心的是朝鲜半岛核问题。我要强调中方的三点基本立场:第一点，我们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朝鲜半岛不能有核，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自己制造还是引进部署。第二点，半岛不能战、不能乱。中方作为六方会谈东道主，本着公正客观立场，提出了一个并进谈判的思路，那就是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这两个方面需要齐头并进，它的特征在于明确了无核化的大方向，同时合理平衡地解决了各方要价。第三点，中国正当的国家利益必须得到保障。美国有可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最终将由韩国来决定。中国不干涉韩国内政，也理解美国和韩国在这种复杂形势下维护自身安全的迫切需要。但“萨德”反导系统X波段雷达覆盖范围已深入中国内陆，中国的正当国家安全和利益很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威胁。美国和韩国商量是否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应该考虑中国的合理安全关切。美方表态:2月24日，美国国会众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民主党首席成员恩格尔等联邦众议员在会见王毅时表示，美方愿在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上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当地时间2月24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顿国会山会见美国国会参院外委会主席科克、民主党首席成员卡丁等联邦参议员。关键词三:南海问题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炒作中国在南海搞“军事化”。实际上，美国不断加强在南海军力部署，频繁派出军用舰机进入南海海域，并一再诱压盟国或伙伴在南海搞针对性极强的“联合军演”和“联合巡航”。在中方看来，一方面，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拥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在南海部署国土防御设施是合理适度的。另一方面，非军事化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不能实施双重或多重标准，需要域内及有关域外国家一道作出努力。与朝鲜半岛局势一样，南海问题也是王毅访美期间与美方讨论的重中之重。2月23日，王毅在同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时，就南海问题阐述中方立场。王毅指出，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方有权维护自己的主权和正当海洋权益。同时中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通过谈判解决争议。作为南海的最大沿岸国，中国有能力、也有信心同东盟国家一道，继续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维护好各国根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自由。我和克里国务卿都同意应以和平方式、通过谈判解决争议。中美也同意就海上问题开展进一步沟通，增进相互了解，避免和防止误判。希望大家不要只关注是否部署雷达，更应重视不时闯入南海的导弹驱逐舰和战略轰炸机。不要只关注中国是否部署了什么，还应了解那些非法占据中国岛礁的国家几十年来在南沙部署的各类雷达及种种军事设施。南沙的非军事化不是哪一家的事，而是需要各方一起为之作出努力。为此，我们希望今后少一些抵近侦察的挑衅，少一些先进武器的炫耀。2月24日，王毅在会见美国国会参院外委会主席科克、民主党首席成员卡丁等联邦参议员。王毅应询介绍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王毅指出，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维护南海航行安全与自由符合中方自身利益。中方愿意依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有关国家协商解决分歧，同时中方也坚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美方历史上曾支持中国对南沙岛礁的主权主张，现在至少应信守对南沙主权争议不持立场的承诺，为本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2月25日，王毅外长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题为《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演讲。关于南海局势，王毅发表看法。王毅说，南海局势实际上是总体平稳的。因为没有一条商船抱怨过它在南海的航行受到了干扰。南沙部分岛礁确实存在争议。中国有42个岛礁被一些国家相继非法占领。但尽管如此，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以和平的方式、根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寻求妥善解决。这是中国政府坚定明确的立场，也成为确保南海局势总体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正在与东盟国家一起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国和东盟国家完全有能力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曾经提出过几条建议:第一，争议各方要按照DOC的规定，通过直接商谈和平解决争议。DOC第四条明确规定，争议由直接当事方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都在DOC上签了字，这份文件是有约束力的。尽管菲律宾不愿同中国谈，但我们仍然在同其他国家一起履行这一规定。第二，域内国家即使不是争议国，但作为南海沿岸国，应一起努力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维护根据国际法规定享有的航行自由。中国将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第三，域外国家能够支持有关争议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支持中国和东盟一起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如果能做到以上三点，南海将继续保持和平与稳定。2月23日，克里同王毅举行会谈时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在亚太开展良性互动，不希望南海问题成为美中两国间问题。2月24日，王毅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就南海问题，双方一致认为有关各方应共同努力，保持南海的和平稳定。南海问题应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当地时间2月24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国会众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民主党首席成员恩格尔等联邦众议员。关键词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美达成一个互利共赢、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既有利于积极扩大双向投资，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中美经贸合作，进一步巩固中美双边关系。2008年，双方启动投资协定谈判。2013年7月，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与美方进入实质性谈判。2015年6月，双方首次交换负面清单出价，正式开启负面清单谈判。截至2016年1月，谈判已进行24轮，目前总体进展顺利。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再次确认投资协定谈判是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最重要事项，将强力推进谈判。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为谈判注入强大政治动力。2016年是落实习主席访美成果的重要一年，王毅外长今年首次访美，再次强调了双方要“加快投资协定谈判进程”。2月23日，王毅与克里举行会谈时表示，今年是落实习近平主席访美成果的重要一年。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的共识，保持和加强高层及各级别对话交往，加快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进程，加强反腐败和执法合作，通过实施“中美旅游年”等项目进一步扩大人文和地方交流，并继续拓展双方在更广泛领域合作。2月24日，王毅在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时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为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注入新的动力。2月23日，克里与王毅举行会谈时表示，美方赞同加快美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愿意加强同中方各领域合作，发展更加富有成效的美中双边关系。2月24日，赖斯会见王毅时表示，美方愿意看到中国经济保持强有力增长，这也符合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美方愿同中方一道，推进加快美中投资协定谈判进程。2月24日，王毅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国会众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民主党首席成员恩格尔等联邦众议员。上述议员表示，美中作为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尽快达成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将给两国带来巨大利益，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当地时间2月24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关键词五: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2016年1月，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由于民进党固守“台独”立场，不承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九二共识”，台湾问题或再次给两岸关系带来挑战，并影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美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两国发展健康、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保障。中美双方需妥善处理台湾问题，进一步减少误判，增进互信，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2月23日，王毅在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时再次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克里则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当地时间2月23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顿会见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关键词六:中美关系双方都充分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2月23日，王毅在与克里举行会谈时指出，国际媒体往往聚焦中美两国存在的一些问题。但事实上，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局部摩擦。双方的会谈，不仅谈如何深化合作，也要谈如何管控分歧。两国外交部门的职责，就是要发现问题、直面问题、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如同“清道夫”，随时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扫清障碍，铺平道路。2月23日，王毅在与克里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同时，这一关系复杂、多元，难以简单定义。合作机遇把握不住可能转化为分歧，而分歧摩擦处理好了就能成为合作亮点。发展中美关系要做好“加法”和“减法”。“加法”就是要通过拓展务实合作，不断积累中美关系的积极面，扩大正能量。“减法”就是要建设性管控好分歧。王毅强调，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基于两国间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我们要用望远镜眺望中美关系的未来，而不是用显微镜放大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双方应继续以长远的眼光和战略的视野把握和推进中美关系。2月25日，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王毅重述了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指出，“中国会不会成为美国将来最主要的对手，甚至取代美国”的命题完全不存在。首先，中国虽然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按照人均计算，仍排在世界80名以后。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要聚焦自身的发展。我们不会去和别人竞争，也无意去取代谁。第二，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了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谁也离不离开谁。中美一旦发生冲突肯定是双输，而合作才能双赢。中美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补性，我们应该不断发掘中美合作的潜力和空间。他还阐明了“中国不会取代美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就是中国，中国今后也不会成为另一个美国。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多少扩张的基因，也没有多少当救世主的冲动。即便将来强大了，中国仍然不是美国。我们会以中国人的方式，以东方人的思维，以更加和谐和包容的态度来与其他国家交往，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中国应该发挥的作用。2月24日，美国国会参院外委会主席科克对王毅表示，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面对当今世界经济波动、极端主义威胁、核扩散等诸多挑战，美中双方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关切。2月24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表示，美中之间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和紧迫。美方愿与中方一道，加强各层级沟通交流，稳步推进双边关系，为美中关系未来发展奠定牢固基础。2月25日，奥巴马在会见王毅时说，美中关系十分重要，双方应继续保持沟通协调。当地时间2月25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关键词七:中国经济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中，王毅介绍中国的发展变化，指出中国以往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持续。中国做出决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结构性改革，走出一条节能、环保、绿色、循环和可持续的发展新路，并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王毅强调，由于我们不再依靠大规模投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尽管如此，我们去年仍然在10万亿美元的巨大基数上实现了6.9%的中高速增长，这其中增长的每个百分点都相当于10年前的2.6个百分点。中国，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发展引擎。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王毅明确表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中国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止。中国经济将会在更加健康、更有效率的基础上保持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并迈向中高端水平。自信来自何处?王毅指出，中国经济具有三个重要优势和潜力:巨大市场潜力、城镇化的发展和服务业的扩张。中国自身的发展一定会持续下去，同时也一定会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机遇。中国和美国一定会成为长期稳定的经贸合作伙伴。当地时间2月25日，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题为《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的演讲。关键词八:中国外交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中，王毅详细阐述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外交的五项使命。王毅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我们已经制定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的外交就是要为这个最大的内政来服务，就是要为中国实现发展目标提供更加稳定、良好、友善的外部环境，就是要为助力这个目标的实现营造和开创更多外部资源。王毅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外交要承担起五项重要使命。第一项使命，是中国外交要使更多国家和民众了解并理解中国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第二项使命，是中国外交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国外交的第三项使命，就是要更加积极有为地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服务。第四项使命，就是有效维护中国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第五项使命就是要更加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简政放权为“互联网+”蓬勃发展清障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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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互联网+”作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创新平台，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为推动“互联网+”更好发展，当前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创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更加公平高效的监管、更加简捷便利的服务，为“互联网+”蓬勃发展清障助力。
简政放权为加快实施“互联网+”清障破阻
党中央、国务院把简政放权作为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先手棋”“当头炮”，成效之著有目共睹。然而，也要看到，“重准入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管理理念根深蒂固。“互联网+”是全新的生产与经营模式，这些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有的因动了传统业态的“奶酪”而受阻，有的则直接与部门的“管制思维”和“管制手段”发生了冲突。加快“互联网+”的发展，首先要通过简政放权来清障破阻。
坚持市场导向。简政放权，从根本上讲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简政放权促进“互联网+”发展，首先要把上述指导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积极地发展市场体系，全面地理顺市场价格，坚定地维护市场秩序，能够由市场调节的坚决交给市场，由市场机制来决定新的生产方式和商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比如，电商虽然对传统商业形态造成严重冲击，但便利了消费者，节约了交易成本，为广大消费者所欢迎，其所代表的O2O模式也带动了传统商业模式的变革，因此应支持其发展。如果因为冲击了传统业态，部门就出来管制，这无疑与市场原则和市场体制相背离，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电商发展如此，其他“互联网+”的发展也是如此。
消除垄断壁垒。目前“互联网+”所涉及的一些领域，多少都面临着垄断壁垒和政策性约束，需要下大力降低或清除这些门槛和限制。比如“互联网+交通”催生了网络打车、网约专车等新的交通模式，这些模式与传统汽车租赁和客运服务管理制度发生了冲突。再比如“互联网+医疗”产生的在线问诊平台和处方药网售、“互联网+教育”产生的网络教育等，都对传统的医药和教育模式带来了挑战，迫切需要对现有的垄断和管制进行改革，积极而又稳妥地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营造进入便利、透明开放的市场环境。
简化行政审批。“互联网+”催生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不少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对这些新生事物，我们并不熟悉，要有包容心态，要允许试、允许改，不要一下子管死。确需审批许可的，也要优化审批流程，减少审批环节，简化许可手续，压缩许可时限，进一步精简各种要件。对于依附于审批事项上的各种评估、评价、检验、检测、认定、认证等事项，同样要大幅度精简。
放管结合为加快实施“互联网+”打造公平环境
我们要支持、包容“互联网+”这一新事物的发展。但支持不是撒手，包容不是不管。总结电商、“专车”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验，正确的选择应是在放松管制、放宽准入的同时，着力做好事中事后监管。
加强法治建设。一方面，要修订和完善传统行业的法律法规，为“互联网+”的进入留出空间，便于探索。另一方面，要加强“互联网+”立法，加快制定数据开放、平台共享、信息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按照共性先立、急用先行的原则，引导基础共性标准、关键技术标准的设立、推广和执行，完善“互联网+”标准体系。同时，要加强保护网络知识产权和打击网络犯罪工作，严厉打击各种网络侵权行为，特别是网络金融诈骗行为。
打造诚信环境。目前，不同主体建立的信用信息平台之间联通有限，信息共享度不高，征信评估准确性较低、评估难度较大。要抓住信用信息共享这个关键，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加强征信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在线披露和共享，为经营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认证等服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积累的信用数据，对现有的征信体系和测评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推进监管创新。“互联网+”的核心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把成千上万的供方和需方直接联结在一起，进行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拨和交易。这就要求政府的监管更要加强，更要创新。要构建多元监管体系，在实施制度监管、行政监管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监管、行业监管、自我监管、消费者监管的作用。“互联网+”形态下，人人皆为供给者，人人皆为消费者，人人皆为监管者。要适应互联网直接连通的特点，创新监管方式，从过去层级式、间接式监管向扁平化、直接化监管方式转变，缩短监管链条，提高协同性，打破层级性，提高监管效率。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加强对大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挖掘出数据背后反映的待监管信息，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问题，提前做出预判和部署。
优化服务为加快实施“互联网+”提供动力支撑
“互联网+”发展的基本主体是企业，根本动力是市场，但政府的作用也不可或缺。
搭建政策支撑平台。“互联网+”具有点多面广的发展特征，具有外溢性强的公共产品特点。要引导财政资金支持互联网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加大政府采购向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倾斜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互联网+”项目建设和运营。要积极探索支持“互联网+”发展的税收政策，对处在起步阶段但发展前途广阔、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经济业态，要落实好相关税收减免和扶持政策。要更加主动强化金融服务，积极发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对“互联网+”的投资引领作用，开展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创新试点。要进一步降低创新型、成长型互联网企业的上市准入门槛，鼓励企业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探索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着重推动金融机构为“互联网+”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有效融资支持。要研究制定并实施扶持“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创投计划，组建定向扶持发展基金。
推动数据资源开放。“互联网+”的核心是把特定领域的供给与众多个性化需求及时联结起来。所以，以需求信息为基础的数据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目前我国数据资源规模已居世界前列，但大部分处于隔离和沉睡状态，公共资源的公共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要充分认识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的战略意义，加快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的步伐。要探索建立国家信息开放统一平台和基础数据库，建立国家和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统一门户，完善数据开放渠道，提升公共数据资源的服务水平。跨界协调政府的数字化服务，整合建设国家层面的信息平台。要大力提升公共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鼓励公民和小微企业开发利用公共数据，不断强化公共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开发利用水平。同时，要高度重视数据资源的安全性，保护国家和商业秘密，维护社会伦理和个人隐私，将安全管理贯彻到数据资源开放的全过程。
发挥政府示范引领。政府既是“互联网+”的服务者、推动者，更应该是引领者、示范者。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努力实现无纸化办公、办文、办会，努力推动网上审批，实现审批要件的网上受理和网上办理，并促进部门间各类网上审批服务互联互通。要加快电子材料合法性建设，明确电子签名和电子公章在网上审批事务中的法律地位，为网上审批服务提供法律保障。要积极开发“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特别是移动服务平台，把与公民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集中到互联网平台上，使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满足购物、交费、家政、办证等多方面的需求。要开通汇集民意、民智、民情的各种网络通道，加强政民互动和信息公开，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要重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及时收集和分析反映社情民意的数据和信息，提高政府决策的准确性。（马建堂）
责任编辑： 温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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