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出走天京&凌迟时被割了多少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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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历史上的今天：石达开出走天京 凌迟时被割了多少刀
　　1856年9月初，太平天国天京变乱起，北王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奉诏回京，韦欲杀石，石达开连在缒城出逃，家属遇害，石在安庆起兵讨韦。天王洪秀全杀韦，并召石人京辅政。石达开抵京，加封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提理政务。因洪秀全疑虑石达开，重用长兄洪仁发及洪仁达，对石时加压制。
　　日(清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石达开逃离天京，率部离京远走。途中张贴布告，鼓励军民“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未几，洪秀全削两兄王爵，送去镌刻义王金牌一道，表示尽弃前嫌，并附全朝文武求援表章，石达开置之不理，带走皖、赣精锐部队约10多万人独立行动，分散了太平天国的军力。
　　太平天国中最完美的男人
　　石达开凌迟时被割了多少刀?
　　太平天国中最完美的男人，非石达开莫属。他不仅是一位形象很阳光的大帅哥(时人曾赞其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颇富文韬武略，而且是当时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其短暂的人生(卒时年仅32岁)迸发出许多闪光点，照亮了太平天国本来乏善可陈的历史天空。
　　石达开是广西贵县(今贵港)人。生于农家，虽自幼丧父，饱经磨难，但少年时勤于耕读，颇知诗书，尤喜孙子兵法。早年加入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前夕，即1847年秋，洪秀全和冯云山至贵县访石达开，邀其共图大事。太平天国史志谓之“访石相公”，以“三顾茅庐”喻之。16岁的石达开就这样走上了反对满清腐朽统治的革命道路，并成为革命组织的核心领导人。
　　1851年金田起义时，石达开率众四千余人赴金田团营，战斗中屡立战功，被封为太平军左军主将、永安封王时受封为翼王五千岁，意为“羽翼天朝”。在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中，石达开年纪最轻，也最具军事才能，是一位玉树临风、英姿勃勃的少帅。倘若他走在时下的都市街头，一定会有不少少女为他的酷与帅发出尖叫。此时的他，虽已声名赫赫，但从其辉煌无比的整个人生来看，其金戈铁马决胜沙场立功立德的军事生涯才刚刚拉开了序幕。
　　太平军从广西向金陵进军，途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石达开均为开路先锋，攻城夺镇，所向无敌。尤其是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阵亡后，太平军在长沙城下陷入清军反包围，形势万分危急，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缓解了太平军的缺粮之危，又多次击败进犯之敌，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士气，其后，为全军先导，经河西安全撤军，跳出反包围圈，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二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令清军闻风丧胆，号之曰“石敢当”。
　　1853年3月，太平军建都天京(今南京)后，石达开负责天京城的卫戍工作，建立起严密的防御、警戒体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卫戍区司令。刘继兴考证，定都之后，诸王享乐主义抬头，广选美女，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己有，唯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非常之难能可贵。
　　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出镇安庆，节制西征，他打破太平天国以往重视攻占城池、轻视根据地建设的传统，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扩大根据地范围，亲自指挥攻克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迫使守城名将江忠源兵败自尽。
　　在安徽，石达开展现出了超人的政治才能。过去，太平天国没有基层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石达开到安徽后，很快组织各地人民登记户口，选举基层官吏，又开科举试，招揽人才，建立起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使太平天国真正具备了国家的规模;与此同时，整肃军纪，恢复治安，赈济贫困，慰问疾苦，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并制定税法，征收税赋，为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活动提供所需物资。1854年初，石达开在安徽人民的赞颂声中离开安徽，回京述职，太平天国领导层对他的政治实践给予充分肯定，从此放弃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全面推行符合实情的经济政策。
　　1854年夏秋，太平军在西征战场遭遇湘军的凶狠反扑，节节败退，失地千里。石达开看出两军之差距在于水师，便命人仿照湘军的船式来造舰，加紧操练水师。在湘军兵锋直逼九江的危急时刻，石达开再度出任西征军主帅，亲赴前敌指挥，于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统帅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西线军事步入全盛。同年秋天，石达开又挥师江西，四个月连下七府四十七县。由于他军纪严明，施政务实，爱护百姓，求贤若渴，江西人民争相拥戴，许多原本对太平天国不友好的知识分子也转而支持太平军，队伍很快从一万多人扩充到十万余众，敌人哀叹“民心全变，大势已去”。
　　1856年3月，石达开在江西大败湘军，至此，湘军统帅曾国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经陷入太平军铜墙铁壁的四面合围，对外联络全被切断，可惜石达开于此时被调回天京参加解围战。接下来石达开又大破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三年的包围。
　　同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天京爆发内讧，东王杨秀清及其部下2万余人被杀害。石达开闻讯，从湖北赶回天京，因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将被加害，即缒城逃出天京，但家眷被杀。到安庆后，便起兵回京靖难。天王洪秀全迫于形势，处死韦昌辉，并诏令石达开回京辅政。石达开回天京后，深受满朝文武拥戴，被尊为“义王”。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但天王洪秀全见石达开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对石达开百般牵制，甚至意图加害。
　　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不得已于1857年5月离京避祸，先后转战于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在建立四川根据地的过程中，先后四进四川。1863年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次日渡河，但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三日后，清军陆续赶到布防，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多次抢渡不成，粮草用尽，陷入绝境。为求建立“生擒石达开”的奇功，四川总督骆秉章遣使劝降，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经双方谈判，由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随石达开进入清营，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石达开麾下两千将士全部战死。
　　1863年(同治二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他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骆秉章率领清兵把石达开和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绑赴刑场。石、曾二人分别被面对面缚在两个十字木桩上。执行凌迟时，刽子手先对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过，惨叫狂呼，石达开斥责他说：“为什么不能忍受此须臾时间?”曾仕和这才咬紧牙关，不再叫喊。石达开受刑时，被割一百多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连敌对势力的四川布政使刘蓉，都不得不如此赞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历史点评：石达开是太平天胱罡挥写嫔实娜宋镏唬辍氨环贸錾健保潘晖乘Ь攴馔酰簧笔蹦杲鋈辏坝帽址ǜ呙鳎篮笕粤疃允中挠杏嗉拢谒砗笫曛卸疾欢嫌腥舜蜃潘钠旌糯邮路辞寤疃透锩硕梁ジ锩橙嗽ü瑁∷担婊雀髦置浇樾氖录Ｒ浴凹だ衿耪僦臼浚拇蹈锩薄Ｓ泄厮拿窦浯当椴妓白焦拇蟀敫鲋泄硐殖鏊蹦晟畹酶鞯孛裰诎鳌
　　延伸阅读：翼王石达开的三大谜团：解密最后时刻的石达开
(责编：朱晓慧（实习）、陈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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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咸丰帝奕詝登基之时，昔日所接受的儒家典籍与诗文习作的教育与错综复杂的现实政治举措，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他没有太多的政治经验。但清军人关二百年来封建王朝的统治已经规范化、格式化了，只要照章办事即可，况且清朝又特别强调悟守“祖制”。事在人为，但有时候外在的力量可以扼杀“新生命”的诞生。　　他明白，封建政治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用人，于是随着求言活动的展开，年轻的咸丰帝开始着手人事变动。他下令地方官查明林则徐“能否来京候简”，为起用林则徐作准备；起用在鸦片战争中主持台湾抗战后被降职的姚莹办理两淮盐务；批准军机大臣陈孚恩、大学士播世恩退休。　　至年底，他亲颁朱谕，革去深受道光帝信任的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职务，将文渊阁大学士看英降为五品顶戴，以六品员外郎候补，并将闽浙总督刘韵坷病免。咸丰元年，他又将福建巡抚徐继舍解职召京；后革去陕甘总督琦善的职务。在此期间，他在部院大臣的安排上也作了一批调整。　　从上述人事调整来看，他重用的是对外持强硬态度的官员，罢黜的是对外持和议态度的人士。就契机原因而言，是咸丰帝登基未久，英国派舰到天津大沽送交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巴麦尊（H.JPalmerston）致穆彰阿、省英的信，引起了清政府的一场虚惊。透过这些表象可以看出，新皇帝在对外政策上与老皇帝的差异，说明鸦片战争这场“千年奇变”在新皇帝心中引起的屈辱感受。　　咸丰帝通过这些人事变动，向中外朝野显示他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决心。然而，咸丰帝当政时的清王朝，已经从康、雍、乾三世鼎盛时期败落到谷底，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可以说是内外交困，突出的表现为：其一，鸦片战争后，来自海上的西方列强对清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胁。　　第二次战争随时可能发生。有识之士魏源已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呼吁，提出仿照西方办法制舰造炮、训练军队的建议。咸丰帝并没有感受到世界大势，没有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只是按传统的方法整顿海防。他颁发了一道上谕，令沿海各省督抚筹办海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此后他又多次下令整顿海防；但是，他又害怕整顿海防会刺激西方歹喂，谕旨中强调“不动声色”，“断不可稍有泄漏，以启衅端”。这种既仇恨又恐惧的矛盾心理，使得他不可能采取任何果断措施。而对外来武力侵略的抵御，在于国家的强盛；国防力量的增长，不是罢免几个主和的人就可以解决得了的。结果，历时一年的海防整顿，各地官吏只是应付应付，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因而没有任何效果。由于咸丰的这种矛盾在支配着他的思想，此后，他一直没有对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采取相应的海防措施。　　其二，国库银两急速减少。清王朝在乾隆末年时，国库存底白银达七千万两，经嘉庆、道光朝耗用（仅道光后期战费、河工等项开支就高达七千万两），所剩无几。咸丰帝即位时，户部库银仅存一百八十七万两。户部大臣卓秉恬在咸丰帝上台未久，向他报告财政情况称：“人不敷出，为数尚拒。”清王朝的财源，主要为地丁潜粮、盐课、关税。根据祖宗“永不加赋”的规定，地丁嘈粮上面已无文章可做；关税数额较小，又牵涉到那些惹不起的“洋人”；可以动动脑筋的只是盐课一项。咸丰帝立即派人整顿盐务，期望增加收人，但收效甚微。　　其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由于人口猛增，土地兼并激烈，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社会流民数量激增。大量的民众聚集在白莲教、三合会、拜上帝会等会党、教门的旗帜下，公然对抗官府。同时，封建官僚在政治上因循守旧，无所作为。许多官吏以“浮收”（不按《赋役全书》规定的科则，擅自加收钱粮）、“勒折”（应当征收的粮食，却以高价折收银钱；应当征收纹银，却以高价折收制钱）等种种名目，中饱私囊，祸害乡民。在地主、官府的压榨剥削下，民众的纳税能力下降，清政府的税收减少，社会经济恶性循环，社会秩序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对此，咸丰帝曾发出过一些整顿吏治的谕旨，但丝毫不起作用。　　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咸丰帝不是毫无认识，而是认识不够深刻；不是毫无对策，而是对策不得力。从当时官吏们的奏折文书来看，他们也无高明招术，责任并不全在咸丰帝。但是，危局需英主，没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要想振衰起弊是十分困难的。年轻的咸丰帝，在其当政的最初日子里，曾在用人上显示他的壮志雄心；但实政的处置却显示其才智平平。治清史的同行们有一个共识，即清代的皇帝个个励精图治（至于是否能做到属另一回事），不似明代的那几个昏君，居然几年不上朝，放任国运衰败。　　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清代的制度。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垂相之后，明、清两代都是皇帝亲理政务。天子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根本不可能处置全部政务，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逐渐形成了辅佐班子。　　明代为内阁，到了清代，除沿袭内阁外，康熙时出现了南书房，雍正时演化成为军机处。从性质上讲，明代内阁、清代军机处都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任务是为皇帝拟旨。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清代的军机大臣，也都是差而不是官，由皇帝钦定，不必循官场之例迁转。但两者的最大区别是，明代各地、各衙门的报告先交内阁，由内阁对此提出处理意见，谓“票拟”，再交皇帝审阅，批准后作为谕旨下达。皇帝若懒得动笔，可由司礼秉笔太监代劳。这就出现一条缝隙，政务可以由内阁、司笔太监转化为谕旨。明代的这种制度造成了内阁与宦官的对立，甚至对抗。司礼秉笔太监利用其朱批权形成了势力极大的宦官集团，左右政治，如魏忠贤等人；而内阁权重时也出现过严篙等权相。清代的变化，亦有吸取明代教训的因素。　　清代不同了，清代沿袭的题本制度（同样交内阁票拟），到了勤政的雍正帝手中，大多变为奏折。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清代有直接上奏权的官员，在中央有六部九卿和给事中、御史等言官，在地方为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学政，但提督学政很少上奏，布政使、按察使只能呈题本。而雍正帝改题为奏后，题本、内阁的意义渐渐消失。）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皇帝批准后下发。在这种体制下，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便梗塞：皇帝若不将某一奏折下发军机处，此谓“留中不发”，俗称“折子淹了”，其内容仅皇帝和上奏人两人心知，军机大臣也不得闻，政坛中会出现一些流言。若皇帝将全部奏折都不发下，政治就会动荡了。这使得皇帝每天不得不花大量时间阅看奏折。至于皇帝批阅奏章专用的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否则杀头。以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每天要阅读、研究几万字的奏折，立即形成对策下发，还须召见京内外大臣，这确实超出了平常人的极限。当时人谓天子日理万机、宵衣吁食，有时也不全是阿谈之词。　　年轻的奕詝登上皇位时，颇有点大干一番的味道。他极力效法祖宗的勤政风范，从《实录》中看，他此时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达，其中不少是亲笔写的朱批、朱谕，不劳军机大臣动手。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守住这份祖业，重显祖宗昔日荣光。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便主演了一场好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一七八二年生，满洲镶兰旗人。一八〇五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在词臣上迁转。一八一三年升礼部右侍郎，此后屡降屡升。当时每年有四百万石槽米北运，以供京城之用，潜运成为一大政。但承负运输的运河又多受黄河影响，潜米经常不能运京。行海运，即从长江出海运至天津，当时为一创举。主办其事的为琦善、陶澎等人。　　一八二五年，穆彰阿以槽运总督襄办海运始为道光帝所重，召京后署理工部尚书。此时穆彰阿丁父忧，按照旗人的规定，守制百天即可出为官，但不以实任，改为署理，以示守孝之意。一八二七年，旨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一八二八年，任军机大臣；一八三七年起，为首席军机大臣。　　由此至一八五〇年，他一直是道光帝最信赖的人。　　道光帝不仅因循守旧，还生性多疑。穆彰阿位居首辅，几乎每天都被召见，但很少建言，每遇垂询，必尽力揣摩帝意而迎合之，而不究事理本身。他对于道光末年的政治败坏，应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严格说起来，穆彰阿也是咸丰帝的老师。一八三六年即奕詝人学时，他即为上书房的总师傅，至一八四九年初因保举不当被罢，改为杜受田，可不知为何，道光帝临死前两个月，穆又复充上书房的总师傅。对于这位老师，咸丰帝一直都不喜欢。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咸丰帝登基后，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很可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穆彰阿多次充当考官，且长期结交京内外官员，特别喜欢拉拢年轻有才的下级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时人谓之“穆党”。据史料记载，从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五〇年，穆彰阿历任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教习庶吉士各七次，朝考阅卷大臣、考试试差阅卷大臣各六次，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五次，殿试读卷官、武英殿读卷官、大考翰詹阅卷大臣、拔贡朝考阅卷大臣各一次，可谓门生遍天下。　　咸丰帝更加不满的是穆氏的对外政策，这就不得不谈到先前那场鸦片战争。一八四〇年七月至一八四二年九月，英国侵略中国，蹂嗬东南沿海，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今天看来应当是很清楚的，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军事的落后。但当时的士大夫不承认这一点，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他们认为，战争的失败在于忠臣林则徐等人的抵抗主张没有得以实现，在于奸臣琦善、曹英等人一心畏夷媚夷，而穆彰阿又在此时蒙蔽了道光帝。这种观点在战后的《中西纪事》、《道光洋艘征抚记》等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可视为当时的普遍认识。　　士大夫的看法归结起来，就是主张对“逆夷”强硬而不是屈服，而广州反人城斗争又使他们误以为强硬政策获得了胜利。由于中英南京条约中英文本的歧义，战后英国人是否可进人通商口岸城市，中英双方有着分歧。《中英南京条约》中文本第二款称：“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通商贸易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据此条规定，来华的英国商人只能住在“港口”而不能人城，英国外交官可以入城。该条约英文本措辞不同，若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中国皇帝陛下同意，英国国民及其家人和仆从，从今以后获准居住于广州、厦门、福州府、宁波和上海的城市和镇，以进行通商贸易，不受干扰和限制；统治大不列颠及各处的女王陛下，将指派监督或领事官员，驻扎上述城市和镇……”据此文本，英人有权入城。从实际执行来看，各地也有区别。上海、宁波很快就实现了入城。厦门城只是一个直径一华里的圆型要塞，英人也没有要求人城福州于一八四五年实现英外交官人城，普通英人至一八五〇年才实现入城。广州因绅民反对，成为一件大案。英人进广州城之前，居住在今广州沙面以东大三元酒家一带的商馆，距广州城西南城墙仅二百米。广州绅民在人城问题上的坚决反抗态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没有认清反侵略的真正方向。　　一八四八年初，香英被召回北京，晋文渊阁大学士。继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的徐广络、广东巡抚叶名深，对外持强硬态度。他们于一八四九年四月断然拒绝英人入城，并组织团勇近十万人，准备与英军一战。因入城一事小，且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英方宣布将人城一事暂为搁置。因为翻译问题，清方以为英方永远放弃了人城的权利。这一个小小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主张强硬的官绅士民，认定只要由强硬派掌权，就会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屈辱挨打的局面。就连道光帝也为此一振，认为这是兵法中“善之善”的“不战而胜”，封徐广给为子爵，封叶名深为男爵。广州反人城斗争胜利时，咸丰帝已经十八岁了，离他当皇帝还不到一年。他已经懂事了，由此，摆在咸丰帝面前的结论，似乎是很明显的，只要罢斥这批对外软弱的官员即可，只可惜父皇当时受穆阿彰的“蒙蔽”。　　咸丰帝登基未久，中英关系中又发生了一件事。一八四九年英人人广州城被挫后，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向国内报告，英国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指示文翰继续交涉，并发下他本人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文翰因在广州受阻，便驾船北上，企图在中外关系较好的上海打开缺口。一八五〇年五月，文翰到达上海，与两江总督陆建浪会谈，要求转递巴麦尊致穆彰阿、曹英的照会和他本人致眷英照会。陆建浪先是拒绝，但听说英国将派船北上天津，态度立即软了下来。咸丰帝收到陆建流的奏折，旨命陆建壕劝文翰南下，有事只许与兼理五口通商事宜的徐广绪交涉。谕旨中称：“若非削切晓谕，于妄念初萌之际示以限制，势必以无厌之词，向在京各衙门纷纷呈投，成何事体！”　　咸丰帝这时的策略是，不与这些莱鹜不驯的“夷”人们打交道，让善于制“夷”的徐广绪来办理此事。同日，他还发给徐广谱一旨，让他“坚明约束”，“折其虚侨，破其要挟”。　　巴麦尊的照会指责徐广绍危害中英“和好”关系，并要求在北京进行谈判，“商订其事”。这种直接照会京内大臣的告状做法，使咸丰帝认定英方在行“反间计”陷害忠良徐广绪。而巴麦尊的照会不发给别人，偏偏发给穆彰阿、曹英，又很容易使人发生怀疑。特别要命的是，文翰给着英的照会内有一段话：“兹以贵大臣本属贵国大员，熟悉外务事理，众所共知。更念本国前大臣等素与贵大臣频恒札商，极敦谊礼，衷怀欣慰，为此乘机备文，照会贵大臣阅悉。”　　这种来自敌方的对香英及其外交政策的赞扬，实实在在是帮了誉英的倒忙。于是，咸丰帝借机以誊英所奏用人行政理财诸端，持论过偏，传旨申斥。同时，咸丰帝以英人梗顽，命林则徐进京，听候简用。咸丰帝的意向，已经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了。　　文翰没有罢休。他派翻译麦华陀（WHMedhurst）前往大津投递文书，当地地方官奉旨予以拒绝，他本人在上海的活动也毫无效果。七月，他只能垂头丧气地返回香港。文翰的此次北上交涉，无果而终。咸丰帝却从这次对抗中增强了信心，认为英“夷”也不过如此。然而，他为自己不能赶走这些可恶的“夷”人而遗憾。当他得知上海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雷电击劈时，深情地在臣子的奏折上朱批道：“敬感之余，更深惭愧。”　　过了不到两个月，又出一事。步军统领衙门抓住了手持察帖到普英家门前投递的天主教徒丁光明。此事还牵涉到传教士罗类思。罗类思（LMBesi）系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鸦片战争前即潜入上海，一八四一年为山东教区主教。丁光明为山东历城人，一八四五年与罗类思有交往。一八四七年罗类思已经离华。当时人又误将罗类思当作大西洋国罗玛府人。　　大西洋国，当时指葡萄牙；罗玛府，即罗马，在意大利。刑部对该案审理后上奏，要求眷英对此事作出解释（此时刑部尚书为杜受田）。尽管香英不用吹灰之力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但在咸丰帝心中又留下了着英可能与外人有勾结的阴影。　　一八五〇年十二月一日，咸丰帝动手了。这一天，他打破向皇太贵妃（即其养母博尔济锦氏）请安后再办公的惯例，首先颁下一道《罪穆彰阿、者英诏》的朱谕。这份文件的分量不亚于一次政变，紫禁城为之震动，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这道谕旨长达千言，反映了咸丰帝的真实思想，故全录于下：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坠，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联之过。然献替可否，匡联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心同德，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看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　　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则必立育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俊。　　自本年正月（农历）联亲政之初，（穆）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追数月后，则渐施其伎俩。如英夷船至天津，伊犹引誉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茶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则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联派林则徐驰赴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联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　　至若首英之自外生成。畏葱无能，残堪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夷，周顾国家。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至变生不测。赖我皇考炯悉其伪，速令来京，然不即予罢斥，亦必有待也。今年替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事周旋，欺联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失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　　穆彰阿暗而难知，誊英显而易著，然贻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使联不负皇考付托之重钦？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有之重法，联心实有不忍，著从宽革职，永不叙用。曹英虽无能已极，然究属迫于时势，亦著从宽降为五品顶带，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至伊二人私行阁上，乃天下共见者，联不为已甚，姑不深问。　　办理此事，联熟思审处，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惮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惊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诸大端者，直陈勿隐，毋得仍顾师生之谊，援之引恩。守正不阿，靖共尔位。　　联实有厚望焉。　　布告中外，咸使知联意。”　　这一篇谕文，读之颇感气势，不难看出是咸丰帝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咸丰帝一吐为快，说出了他多年的心声。　　朱谕颁下后，京内外大小臣工奔走捧读，齐声赞扬。他们看到了新君的明察秋毫，看到了新君有意振作，看到了清王朝的希望。用忠摈奸，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最古老且最常用的原则，由此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中形成了一固定模式：乱世的基本表征就是奸臣当道，一旦圣主罢斥群奸，起用忠良，定云雾重开，万众欢腾，王朝也会走向中兴。这一套路，经杜受田的多年宣教，早已浇铸在咸丰帝的心中，他早已决心力行，做一名中兴的圣君。穆彰阿罢斥了，首英降革了，导致道光朝病衰的妖氛似乎铲除了。在此咸丰帝舒志、臣子们额庆之际，似乎谁也没有认真想一想，中国的问题仅靠换几个当权派就会解决吗？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咸丰帝的谕旨指摘穆彰阿的具体罪名有二：一是排斥达洪阿、姚莹；二是阻挠林则徐的复出。　　达洪阿前为台湾镇总兵，姚莹前任台湾道，鸦片战争期间两人共同负责保卫台湾，竭尽心力。一八四一年九月，英军运输船纳尔不达号（Nerbudda）在台湾基隆海面遇险。船上二百七十四人有三十四人乘小艇逃走（多为军官和英人），剩下的印度人除病溺而死外，有一百三十三人为台湾守军生擒，三十二人被斩首。一八四二年三月，英另一运输船阿纳号（Ann）亦在台湾中部沿海遇险，船上五十七人有四十九人被守军活捉。然而这两次事件被达洪阿、姚莹渲染为击败来犯英军的重大军事胜利。　　这种有关胜利的说法有两点站不住脚：一、鸦片战争中，英军的每一次进攻都是有组织的，而没有人发现英军对台湾的进攻组织计划和命令；二、英军若要进攻台湾不会派这么小的武装，且只派运输船而不派战舰。至于姚莹所称五犯台湾，更难核实。一八四二年五月，就在清军在鸦片战争中节节败退之际，道光帝亲自下令，台湾所囚俘虏中除头目外，其余“均著即行正法，以纤积忿而快人心”。战争结束后，英方要求释放战俘。当得知各台湾战俘除十一人外皆被处死，他们立刻交涉，颇有战端重起之势。在此情势下，以弹勃琦善私许香港而名扬天下的闽浙总督恰良，赴台亲自调查后发现，达洪阿、姚莹两次奏报抗英获胜纯属虚构，请求将两人治罪。道光帝得奏后下令将两人革职，解京送刑部审讯。一八四三年十月，穆彰阿奉旨参与审讯，事后奏折中对达、姚二人尚有回护之意，结果道光帝下旨“免治其罪”。因两人前已革职，后也没有再起用。由此看来，达洪阿、姚莹之狱是出自圣裁，与穆彰阿似无关联。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后发配伊犁。一八四五年释回，一八四六年任陕西巡抚，一八四七年任云贵总督，一八四九年因病自己要求开缺。穆彰阿若要阻止林则徐复出，在道光朝即可大作手脚。至咸丰帝上台后调林则徐进京，也是林则徐本人称病不出。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咸丰帝颁下朱谕的前八天，林则徐已经病死在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了（关于林则徐病故的奏折此时尚未到达北京）。　　香英的罪名更是子虚乌有。朱谕中讲了两条：其一是人城一事上过于软弱，前文已经介绍过了。其二是咸丰帝登基后，香英在几次召对时皆主张对英国“应事周旋”，即不宜使用强硬手段。实际上，这也是咸丰帝下决心对穆、首开刀的主因。对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进迫，清政府应当采取何种策略，从思想角度和政治角度来看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正义性，后者强调可行性。作为一名政治家，香英主和并不为错，这是他正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如将国运民生意气用事，孤注一掷，其意气虽畅快，但后果不堪设想。首英的错误不在于主和，而在于苟和。　　由此反观主张对外强硬的官员，他们在战争期间大多远离战区，没有直接跟西“夷”打过交道，奏折制度的机密和各地奏报中的粉饰，使他们无从了解实情真相，偏信那些如前述达洪阿、姚莹之类。类似的说法还有：林则徐的制敌方案可以制胜，但因奸俊陷害而不得实行；关天培的抗战可以获胜，但因琦善不救援而败；裕谦在浙江的失败在于余步云的贪生逃命；陈化成在吴淞已经获胜，但因牛鉴逃跑而牺牲……这些说法将鸦片战争中复杂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社会问题，简单地概括为忠奸矛盾。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判断也不是依据敌我力量之对比，而是为了洛守传统的“夷”夏之别，顺昌逆亡的道理。他们相信义理的力量不可战胜，认为战胜逆“夷”的手段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正心”“诚意”即可“平天下”。　　咸丰帝在杜受田的教导下，饱浸性理名教之义，周知兵革器物之力。　　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受到了绝大多数官吏和几乎全部士林学子的欢迎。　　然而，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儒学典籍和性理名教学说在外洋的刀枪火器面前显得毫无用处，因为在战争和外交面前决定胜负的是武器优劣和国力强弱。咸丰帝不知道“格致”和“器用”为何物，更别说去学习和采用了。　　通过罢免穆彰阿、肴英，咸丰帝表达了其全新的对外政策：将启用对外强硬的官员，使用强硬的手段来对抗英国等西方国家。他的这种全力保住并尽可能挽回国家权益的意向，是值得肯定的；但就实际举措而言，以为用忠摈奸即可抗“夷”的策略则显得十分幼稚。对外强硬取决于武力的强大，若非如此，只是一种虚张。咸丰帝也明白这个道理，在其闻悉文翰、麦华陀驾舟北上时，便提出这一问题：“至沿海各处防堵，数年以来，想早已有备无患。”这句话说得不那么自信，底气不够足。而当麦华陀南下之后，又下旨：“从前夷船由海人江，江浙一带屡经失事（指鸦片战争），追溯前因，能勿早之为计……（各沿海督抚）各就紧要处所，预为筹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员，总须慎选晓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诌懦弱者概应更换。”　　此道谕旨颁下后，安徽布政使蒋文庆、前潜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学政黄赞汤亦先后上奏，提出具体计谋，咸丰帝皆发下，令沿海各省参照执行。蒋文庆建议：1．沿海各省将备弃兵，日日讲求训练；2．沿海地方官，力图团练之法；3．仿造台湾定例，道、府地方府节制辖地驻军。周天爵判断英国再犯有三个方向，即长江、天津、山海关。他建议用木头或石料制作三十万斤大炮，并在战术上诱敌登岸，用火攻、陆战制敌。黄赞汤要求在粮炯、器械、义勇上早作准备，早定出奇制胜的计谋。　　咸丰帝的谕旨，只令筹防，而未言及如何筹防。蒋文庆、周天爵、黄赞汤的计谋未能切中要害，甚至不着边际，与战时杜受田的“木樟火攻法”相类似。然而，圣旨又是不能不执行的，各地的做法也就阴奉阳违，各行其道。对此，咸丰帝也无能为力，他拿不出像样的海防政策来，地方官也没有制敌良策，只好各行其是，独自行事了。　　直隶总督呐尔经额的方法是，以大沽、北塘的海口炮台为依托进行抗击，并在炮台之后组织团练。对此，他信心十足，宣称“此臣十载筹防所可深信者，不敢于圣主面前，稍作过量语”。按照这一方法，直隶其实什么事也不必做（炮台早已建成，团练也已成常设）。　　盛京将军奕兴的方法更简单。他认为根本不必设防，若英军前来，诱之登岸，坚壁清野，然后以奉天的“劲旅”来剿灭不善击刺步伐的英军，“正我兵所长”，没有什么问题。按此，奉天也不必筹防，到开战时再说吧。　　两江总督陆建派奏称，鉴于上海已经开放，“自当另为一议”（实为不设防之议），松江、苏州一带河汉，用沉船的方法阻止英舰船的进军，另行募勇、火攻诸法。然沉船、募勇、火攻须战时才可实施，江苏此时也无事可做。　　浙江巡抚常大淳对策有二，一是继续补造战船（浙江水师战船在鸦片战争中损失殆尽，尚未补造完竣），二是将团练之法寓于保甲之中。前者是继续进行正在做的事，后者是以保甲取代团练，实际上一切均无需新张。　　两广总督徐广络、广东巡抚叶名深仍宣布采用一八四九年反人城斗争的老办法：一是断绝通商，二是借助民力。其理由是，英国以贸易为生计，英商挟重资而来，不敢冒商业风险而进攻贸易重埠广州。一旦开战，香港英军仅一两千人，何抵抗于广州数万民众？且香港巢穴可虞，黄埔船货可虞，广州城外英国商馆可虞，英人岂无顾惜？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不敢动手，因此也不必尤人自扰，凭着他们以往的“有效”措施即足以制敌！　　最不可思议的是闽浙总督刘韵坷、福建巡抚徐继金的奏折。他们与那些表面上大讲如何筹防，实际上一件实事也不做的官员不同，公然主张不设防。其理由为：一、英国控制了制海权，战争无法取胜；二、诱敌深人将导致英军蹂踊内地，而陆战必胜的说法不可靠；三、福建港宽水深，无险可扼；四、团练战时不足恃，平时又易流为寇；五、筹防措施会刺激英方，可能招至祸患。　　咸丰帝接连几道上谕，换来的却是地方官这些笔头子上耍功夫、实际无所作为的奏折。此时的咸丰非常愤怒，没想到这些大臣到关键时候竟是这样效忠皇上的。这些地方官老于世故，知道若处处遵旨办事，听到风就下雨，就有三头六臂也恐怕做得不到位。筹防是很花钱的，若真的造炮修船，练兵团练，银子从何而来？中央财政肯定不给拨款，地方上又从哪儿弄这笔钱呢？面对这些实际问题，咸丰帝束手无策。结果，他对各地的做法都予以认可。其中他最欣赏的是徐广绪、叶名深，在他们的奏折仁朱批“卿智深勇著，视国如家，所奏各情甚当。联闻汝今秋偶有微病，此时佳善否？”这里表现出来的重点，仍是赞扬徐名深、叶广给对英国的态度，而不是注意他们的筹防。即便对于刘韵坷、徐继金的不设防言论，他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　　其实，各地官员们之所以置整顿海防于不顾，除了惜银惜力外，还因为受两种思想的左右。其一是英军船坚炮利，清朝无法组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与之对抗。前叙周天爵的奏折中称：“惟前次失事，皆专事海门，一切船只炮位，事事效壑。”徐广给、叶名深也同意这种说法，并裁减广东水师的战船。周天爵、徐广络等的意见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必效法英国等西方国家，在“船只炮位”中作实际的努力。虽说清朝此时尚无建设近代海军的能力，但此时是战后宝贵的和平时期，放弃这种努力就是放弃近代化的尝试，中国以后也只能用传统的冷兵器来对抗西方了。　　其二是英军不善陆战。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裕谦等人就有此类言论，认为英军虽可横行海上，但一至陆地，清军将稳操胜券。战争的实践使道光帝发现此中的谬误，一八四一年九月，道光帝收到厦门战败的奏报，才发现英军居然也会陆战。但由于清朝战后讳败讳辱，不思振作，未能正确地总结教训，直至此时，英军不善陆战的神话仍未破灭，各地疆吏仍将陆战取胜当作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的制敌良谋。　　鸦片战争使部分清朝官员认清了中英军事实力的差距。刘韵坷在鸦片战争期间任浙江巡抚，最初主战，上奏启用林则徐，后因屡战屡败而主和，上了有名的“十可虑”奏折。战后，他表面上与英国搞好关系，暗地里仍有籍制之策。徐继舍在鸦片战争中任福建汀漳龙道，组织漳州一带的防御，战后撰写了《稼环志略》。这是一部中国早期介绍西方史地的重要著作。他们两人的奏议，应当说要比那些空叫“防夷”而不知“夷”为何物的臣工们的言词，更切合实际。他们虽然对海外夷国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却拿不出具体的行之有效的作战策略。　　年轻的咸丰帝和内外臣工们在制夷的问题上拿不出具体办法，但当时中国就没有制夷的策略吗？答案是否定的。有一名叫魏源的名士，写下了一部名为《海国图志》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惊世的命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他所准备“师”的西方长技为三个方面：造船、造炮、养兵练兵之法。他的继承者们在他的理论上又提出了学习洋人政治、法治的建议，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未用”的富强之策。但他“师夷”却在东流岛国－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开阔了日人的视野。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仅仅“师”这些长技仍是制不了“夷”的。但是，魏源指明了一个方向，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就能与世界大势发展相一致。据档案记载，一八五三年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此书修缮贴锦进呈。至于咸丰帝有没有细读过这本书，读后又有什么感受，今人皆无从得知。但是，即便他此时想有一番作为，历史也没有给他创造一个好的机遇，而且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把大清朝这个烂摊子稍微的修正一下，历史给他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咸丰也许真的生不逢时，西方列强窥视中国，把中国视为口中猎物，时不时地骚扰中国，以武力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此时的国内也不太平静。　　一八五〇年九月十二日，四川西昌境内刚刚发生了强烈地震，地裂冒水，山体滑坡，房屋、庙宇一概倒塌。除外来人口死亡不计外，压毙男女二万零六百余人，倒塌房屋二万六千余间，十余万人民流离失所。　　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五日黎明，江淮风雨交加，奔腾咆啸的黄河于江苏丰县北岸决口，门门始陷四丘十丈，继塌宽至数百丈，汹涌的黄河水一泻千里。丰、沛两县顿成泽国，受灾面积达六十个州县，邻近山东各县亦被水冲，田庐漂没，房舍坍塌，淹毙人日不计其数，无家可归者更不知多少。　　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刚刚即位的咸丰皇帝，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账灾抚恤固非易事，将来堵筑决口，没有数百万银两是不可能的。更让咸丰帝忧心如焚的是遍及南中国各地蓬勃发展的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帝面临的是对他的空前的挑战，如果有所闪失，丢掉祖宗传下的基业，他将无法面对列祖列宗。大清政权正经历着洪水和起义的考验。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是拜上帝会领袖洪秀全的生日。各地团营的首领见起义时机己经成熟，便在金田村“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从此，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大起义正式爆发了。七天以后，咸丰始知确切的消息。　　起初，他采纳杜受田的举荐，调湖南提督向荣、云南提督张必禄率兵人桂镇压，旋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赴桂督师。殊料，林则徐病残途中，张必禄死于军营。于是，咸丰义急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沉为钦差大臣，接办广西军务，以前任槽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　　结果将帅不和，互相攻汗推楼。咸丰帝对绿营汉将的表现很是不满，于是考虑派遣满蒙将帅出征。三月十日，咸丰特遣蒙古贵族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疾驰湖南、广西，复派镶黄旗蒙古都统巴清德、镶白旗满洲副都统达洪阿等十余名满蒙将弃，统领八旗兵丁，另调各省绿营，企图一举消灭太平军。赛尚阿行前，咸丰特赐他“遏必隆刀”，以壮其行，并拨给库努二百万两作为军晌，授其节制各路兵马之权，对他甚是器重。　　但翰苑出身的赛尚阿，于行军打仗槽然不知为何事；而八旗贵宵又骄横贵据，抗不从命，所带之兵，全是游惰之夫，勇于私斗，怯于临敌。结果，他们在太平军面前一败涂地。　　一八五二年六月，因黄河丰北决口，山东、江北受灾严重，饿俘遍野，饥民夹道。咸丰深恐由此激起更大的动乱，急派大学士杜受田前往灾区临娠，同时发努巨万，以治河工。但决口甚巨，劳而无功，黄河又于是年塞而复决，黄流肆虐，一片汪洋，“所在民多饿俘，尸骸遍野”。　　黄河决口与太平军起义，一北一南，前后呼应，让咸丰帝君臣焦头烂额，疲于应对。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分析道：“今广西‘会匪滋事’，二年以来，命将出师，竟无成效；南河丰工，久未合龙，潜运之阻滞，灾民之屯聚，处处堪虞；河工费已近五百万，军需费已一千万，百官束手无策，必然加倍胶削，邦本愈摇。”黄河费了好多的人力物力，终于第二年合龙。但汹涌澎湃的农民大起义却方兴未艾。就在黄河塞而复决的前夕，被清军重重包围在永安城的太平军，在洪秀全的指挥下，“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　　他们选择清军防御力量较薄弱的古苏冲作为突破口，全队突围，阵斩清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等清军官兵四五千人，直逼广西省会桂林。咸丰闻讯，焦灼万分。　　他一面任命在籍的汉族官僚为东南各省的团练大臣，组织地方武装，以图遏制汹涌的革命浪潮；一面下诏罪己，以图激励文武百官，效忠朝廷。　　一八五二年四月，年轻的咸丰帝首次颁诏罪己：“自登基二载以来，无日不以敬天爱民为念，兢兢业业，夙夜不逗，何敢稍存满溢之志，致开逸欲之萌。然因循疲玩，法令废弛，以致‘盗贼’横行，重烦兵力。　　劳师糜晌，未能迅就荡平，皆吾罪也。而南河丰工漫口，至今尚未堵合，灾民荡析离居，更为可悯，均联薄德，惟有自省愈尤，倍深刻责而己。”　　然而，皇帝的引咎自责，并不能扭转战场上的败局。太平军于永安冲出重围后，攻桂林、围长沙，所过郡县，望风披靡。咸丰于愤撇中，急将赛尚阿被职拿问，另遣两广总督徐广络为钦差大臣，统兵追剿。复起用琦善署河南巡抚，命两江总督陆建诚等三路清军前堵后追，妄图保住武昌。同时，为防止太平军北上，清廷慌忙抽调黑龙江、吉林等地驻防八旗，以及直隶、陕甘等地绿营二万余人，赶赴琦善大营，屯兵江北。　　但这些临时杂凑的各路清军，或远在千里之外，行军迟缓；或迟延观望，闻警先遁。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七日太平军水陆两军，直趋武汉。接着，旬月之间，太平军连克汉阳、汉口和武昌三镇，威胁苏皖、震撼豫蜀，清廷极为震惊。愧恨交加的咸丰帝立即将钦差大臣徐广绪革职拿问，命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并破例增设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署河南巡抚琦善，率军进防信阳、新野一带；一个是两江总督陆建凉，督师扼守江皖，以图保住江南重镇－南京。　　一八五三年二月七日，正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的除夕。兴高采烈的太平军张灯结彩，击鼓奏乐，和武昌人民一道大庆三天，既是庆贺胜利，也是喜迎新年。二月九日，太平军又放弃武昌，直捣南京。水陆两军，顺流东下，帆慢蔽江，黄旗遮日，头尾数十里，锐不可挡。　　与此同时，纷纷扬扬的大雪笼罩着沉闷的紫禁城。除夕夜过，养心殿东暖阁内仍旧是烛火通明，年轻的咸丰帝正兴致勃勃地举行明窗开笔之典。他按照祖宗传下来的例典，先御朱毫，后染墨翰，用“万年青”御笔，写下了一首祈盼捷音，国泰民安的吉祥诗：　　开笔迎韶率言吉，元正例有冠吟篇。　　三冬雪润丰堪卜，大地阳回捷速传。　　昊双祖恩心对越，金既玉烛柞绵延。　　途长益励思兢惕，巩固王基勉绍先。　　咸丰望着自己清秀、遒劲的墨宝，依然暗自得意。他脸上的得意之情尚未消失，阴历二月初十日，南京城破的败讯便传人宫内。当他得知钦差大臣陆建藏、前广西巡抚邹鸣鹤、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以下满蒙将弃全部阵亡，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称天京）的消息后，不禁五内俱焚，寝食难安。盛怒之中，咸丰一面拿问失职将帅，一面调兵遣将，诏催各地清军驰赴大江两岸。长江以南，以向荣为首扎营于紫金山一带，称为“江南大营”；长江以北，钦差大臣琦善等人领兵驻扎扬州城外，称为“江北大营”，南北两路，防剿兼施，以遏制太平军北上。　　同年四月，惶恐不安的咸丰帝再次下诏罪己：“联以薄德，敬承考命，抚育万方，兢兢业业，已三年矣。深惭治理乖方，想尤丛集，溯自道光三十年秋，‘逆丑’跳梁，征调频仍，迄无成效。将士疲于甲胃，黔黎苦于差摇。当今之时，司牧者何事，而吾民涂炭未复，吾一人辜恩咎重，夫复何辞。联惟有虔恳昊天，速消民劫，期与军营诸将士，共奋安民之志，扫荡此“贼”，以苏民困。因志吾之过以自警焉。并命礼部及各地封疆大吏将这《罪己诏》刊刻誊黄，宣示中外。”　　前方的损兵折将、败讯频传，令咸丰心烦意乱。初居养心殿时的那种信心百倍的心情已完全变成了愧疚和不安。他不敢正视壁上媚间那些祖宗们留下的遗物和墨宝，他理解《三朝圣训》的每一句话，也懂得“勤政亲贤”（雍正御书）、“自强不息”（乾隆御书）和“如在其上”（嘉庆御书）的内在含义。但眼前残酷的现实，却绝不是这几幅警句所能应付的。　　望着袅袅上升的青烟，咸丰叹息不止。他恼恨自己，即位才三载，天下便糜烂不堪，祖宗的半壁江山几乎就要断送其手；他怨恨前方将帅，不实心效力，失陷城池，一溃千里。仰天长叹中，咸丰又一次看见“为君难”三个大字，这是圣祖仁皇帝的御笔。一股暖流沟通了那种说不清楚的心灵的交汇。他望着香烟缭绕的祖宗的神位，双腿一跪，不禁潜然泪下。　　咸丰心中积蓄的苦水，也如决堤的黄河，一溃不止。他想得到祖宗的宽容和谅解；他想排泄这些无以言状的苦闷，来解脱心头长期的重负。　　他感叹生不逢时，补天无力；他道出了天下大乱，库款奇缺的苦衷；而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祖宗留下的经制之师，怎么会如此腐败和无能？面对祖宗的牌位，他情不自禁地道出了胸中的苦闷：“自粤匪滋事以来，各省旗绿营汛弃兵，办防助剿，征调之数甚繁，无奈遇贼即逃，贼匪所过城池，到即失陷，亦未闻地方官如何守御，殊不可解。癸丑（即咸丰三年）春正月，寇去武昌，悉锐东趋，俘男女数十万，灿炉十万蔽江而下，而两江总督陆建流、江西巡抚张莆一闻警急，纷纷思避，标兵炮船，一夕不知所往，粮炯军装，尽被掳掠，自是寇直胭濒江数千里，如人无人之境。近复调集各路重兵，合之前调之兵，不下二十余万。近览军营奏报，各地镇将或以守候军火夫马，藉口逗留；或以防堵为名，远避地方，抗不遵调，畏葱玩误，儿致相沿成风，纵贼殃民，深堪痛恨咸丰这一段焚香告祖的独白并不虚伪。经济条件始终都制约着历史的发展，而任何君主也都不可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据《清文宗实录》统计，迄道光末年，除节年民欠正耗钱粮已全行豁免外，各省积欠的银两高达二千四百六十三万余两，相当于咸丰三年一年户部银库全年收人的五十一倍有余。而户部存银即使把已拨未解和起解在途的银两加在一起，也不过四百一十余万两。为镇压太平军起义，军兴三载，糜晌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库贮既竭，岁人奇缺，原来赖以补助财政困难的捐输，此时也毫不足恃，尽管清廷捐纳官爵一再减成，巧立名目，到咸丰三年，户部所收捐纳银不过六十七万余两，占户部全年收人的近百分之十五，而无法与嘉道两朝相比。因嘉庆一朝，常年所收捐纳银便占户部银两收入的百分之五六十，遇有特开事例之年，则收数多在千万两上下。　　国库如洗，筹款维艰，但咸丰的各项支出却与日俱增。咸丰即位后，旱、涝、风、虫各种自然灾害遍及十八行省。其中，元年秋黄河丰北决口，两载始行堵合。三年夏间，丰工复溢，黄水直灌微山湖。苏北、山东连续三年遭水灾，饥民十百为群，率皆老幼妇女，绕路啼号，不可胜数，或鹑衣百结，面无人色；或裸体无衣，伏地垂毙。其路旁倒毙死尸，多断衡残骸，惨不忍睹。而苏南大旱，赤地千里，以至人自相食。　　其时，正当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茶，咸丰瞻顾南方，惶恐不安。因他深怕太平军探闻河决，联络灾民，振臂一呼，四下响应，那大局更不堪设想，所以，尽管军需浩繁，山穷水尽，清政府还要设法对受灾较重的地区实行必要的抚恤贩济、镯缓饯粮的措施。据《清文宗实录》统计，从咸丰元年到咸丰三年，三年之中，清政府不得不姆缓钱粮额赋的地区，共有二十八府、一千五百三十八县、一百五十场（包括卫，下同）次；而由于农民起义军锋所至，清政府无可催征或被迫镯缓钱粮的地方，亦有八府、三百四十县次；此外，还贩贷直隶等十二省中二府、二百零九县、十三场次口粮银米和种子等，其中咸丰元年黄河决口，一次就拨库银五百万两修河抢险，并截槽粮等八百八十七万余石贩济鲁、苏、浙三省灾民。税收不足加上庞大的军费、河工、娠灾等例外开支，使整个清王朝的财政体制开始全面崩溃。　　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咸丰不得不“变以求通”。于是，原来由中央掌管的捐纳、捐输权限下放到地方督抚；允许地方自行举借内外债；产生了独立于国家财政系统之外的厘金制度；原来由中央统一调拨的解协款制度，也变为定额摊派，摊派后各省剩余的资金，则由地方支配。这样，随着地方分权的财政系统的逐步形成，晚清督抚专政的经济基础便不断扩大，为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产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至于咸丰帝所哀叹的官兵与“贼匪勾通一气，提镇大员等卖缺肥己，参游都守（均为清军中下级官弃）等扣恫虐兵、府厅州县各官纵盗殃民”等各种腐败现象，更是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本身所造成的。绿营与八旗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稳定地方，而非正规作战。这对封建中央集权来讲，便于控制各族人民和镇压局部地区人民的反抗斗争，一旦遇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对外战争时，其结构功能便明显地失去了效用。如绿营军队的结构特点：　　一是营制细密，化整为散；兵皆土著，将皆升转。在清代的典章中，我们找不到绿营军队战时的编制制度，而平时编制又因地理形势的不同，各省营制的缓冲疏密，兵数多寡都不一样。但总的原则是化整为散，全国的绿营兵都被束缚在大大小小的防地上，各有守土之责，很难迅速集中兵力，对付突起的大规模战争。如面对蔽江而来的太平军百万雄师，偌大的金陵城内，经多方调遣，连驻防旗营（三千九百余人）在内，仅得五千余人。而城垣周九十六里，垛口一万五千有奇，何言战守？同时清制，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兵非弃之所招，弃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铃束，以传舍之官，驭世业之兵，亦如州、县之于吏役，欲其整伤变化，服教从风，此必无之事”。所以，军兴伊始，兵不用命，将不知兵，不听号令，不遵调遣的事例屡屡发生。　　二是战时抽调，集凑成军；以文制武，以满制汉。清朝遇警调兵，是采取零星征调的方式，征调各营或出数十人，或出一二百人，杂凑成军。这种方法不仅将与将不和，卒与卒不习，而且限于交通、装备，行动起来十分迁缓。如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钦差大臣李星沉奏请咸丰简派总统将军来粤督剿。三月十日，清廷授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但直到六月八日，赛方抵桂林，离李星玩哀恳救兵之时已过百日（李星玩四月十二日死于军中）。且北兵南调，气候不适，使战斗力减弱。同时，用兵以来，内而朝中卿相，外而各省督抚，类皆翰苑出身，不谙军务。这种以文制武的明显弊端，致使指挥作战的主将在战场土权威性不强，必然出现将不从命，抗不遵调的现象。至于以满制汉的弊端，则更是不一而足。因此时的八旗贵胃，非初历戎行，即素行怯懦，而骄横贵据却不减当年。所以，旗（满族将帅）绿（汉族将帅）不和，阵前胡龋，每每误事。　　三是财政一统，傣晌微薄；差操不分，兵骄将惰。清代寄兵权于督抚，以收用文制武之效，为防督抚擅兵，又定协款与奏销制度，集响权于中央。绿营本世兵制度，将弃的捧薪极低，既使加上“养廉银”，一般中下层官员的生活也并不宽裕，兵丁则更苦，所以兵弃兼营小贩、手艺糊口的现象极为普遍。加之封建社会的日益腐朽，其将帅以营卒为厮役，不事操防，以空名冒钱粮，专事肥己；兵丁则疲弱涣散，实如倩丐，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绿营兵丁还要兼顾繁杂的差役，如释卒邮差，捕盗巡防等。　　这样便造成镇守与百役并肩、差操不分的混淆现象。应差弃兵逐渐养成油滑偷惰之习，其将帅更是惟耽安逸，养尊处优。一遇征调，官兵即向地方勒索车马酒食，稍不如意便百般凌辱，以致地方苦累，民不聊生。　　由这样的兵将组成的军队，其战斗力是不言而喻的。　　四是各成系统，各分吵域；彼此制约，自顾疆困。在清代中央集权的系统中，一省（或总督辖制的两三省）之内，政、财、军、法各权分立，各有系统，彼此制约，互不相让；而各省（或各相对独立的战区）之间，又由督抚统率各成系统，各对皇帝负责，彼此缺乏横向联系。一遇利害冲突，必然形成自顾疆困，各分岭域的状态。如咸丰二年五月，太平军攻克全州，逼近楚疆，前调至桂省的楚兵，广西巡抚邹鸣鹤坚留刁敬，“以纵贼出境为了事，以留兵自卫为得计”。为此，美国学者马士曾有一段精彩的评论：　　“如果黄河决口发生在河南，河南当局当然尽力以赴，但至于如何指导修复工作，使它的邻省山东不致受害，却不是他份内的事情，那是山东当局的事情。如果广西的一次叛变已被制止，叛军被迫逃进湖南省境，那以，‘让它去罢，感谢上苍，总算安然避开了一个恶人’。于是，这又成为湖南当局的事情了。”　　由此观之，一方面是文不知兵，武不用命，事权不一，腐败无能的乌合之众；另一面是同仇敌汽，前赴后继，事权归一，万众一心的太平军将士。咸丰尽管“宵旰焦劳，省躬滋惧”，焚香告祖，连连罪己，又能有什么用呢？　　就在咸丰调兵遣将，屯兵大江南北之际，天王洪秀全命天官副承相林凤祥、地官正垂相李开芳率领精锐将士两万余人，自扬州出师北伐。　　随后，春官正垂相吉文元白浦口、殿左三检点朱锡砚白大京经六合相继统军北上。太平天国投人北伐的兵力三批约有四万余人，其目标是袭取北京。他们采取师行间道、避实就虚的战略战术，攻人安徽后，一路势如破竹，连克滁州、临淮关、凤阳、毫州等地。　　咸丰三年五月，北伐军冲破了河南巡抚陆应谷的防御后，进逼开封城下，各地羽书告急。此时几乎已无兵可调、无款可筹的咸丰帝仓皇无措，他在陆应谷告急的奏折上握管哀叹：“汁省能守与否，惟在天也，非人也。”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太平军大队人马在巩县附近突破黄河天险，然后乘胜进围豫北重镇怀庆。　　无独有偶，太平军渡过黄河的第三天，雷雨大作，汹涌的黄河在丰北西坝再次决口。奔腾的黄河夹着疾风冷雨直灌东境微山湖，冲人运河，远近一片汪洋。接着，永定河、北运河、子牙河、卫河等先后漫溢，近徽各处被淹甚广，京城内亦水深数尺，官署民居多有倒塌。　　咸丰闻讯，大骂河员无能：“丰北大工，今春甫经合龙，现复漫决，当此贼氛未靖，筹炯维艰，又复出此巨工，该汛文武所司何事！”同时急派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理藩院尚书恩华和江宁将军托明阿为帮办大臣，调集重兵防堵。北伐军同清军展开了激战，“锁阴邦散重，岩岩峙巨关”，纳尔经额带兵刚到临铭关，北伐大军已兵临城下，清军仓皇失措，车驰卒奔，万余人溃散。太平军乘胜克沙河继续北上，前锋一度逼近保定。　　在太平军强大攻势下，清廷惊恐万状，京城大员家眷及官绅人等无不作鸟兽散，连正阳门外也如荒郊旷野，杳无人迹。咸丰帝急忙召集王公大臣商讨对策，要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作殊死一战。　　九月初九日，乾清宫上下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咸丰在这里举行遣将出征大典。他任命其叔父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并分别授予两人锐捷宝刀和纳库尼素宝刀，命“即日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捕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东三盟蒙古诸王劲旅，由京前往合剿”。接着，京师戒严，派恭亲王奕?署领侍卫内大臣，并准其佩带金桃皮鞘白虹刀，办理京城巡防事宜。其后，又命奕?入值军机，赞襄军务，全力围剿北伐军，“夙夜所筹枢务重，助黝有赖是诸卿”。　　“锐捷宝刀”和“白虹刀”是道光二十九年道光皇帝赐给他的两个爱子奕詝和奕?的两把传世宝刀，希望兄弟二人毋忘弓马骑射，棣华协力重振朝纲。危急时刻，咸丰以此激励将帅，他的最后赌注也完全押在这些满蒙亲贵的身上。当时，守卫京师的各旗营官兵约有十五万人。　　九月下旬，北伐军转战至天津附近。天津知县谢子澄带兵拼命顽抗，并掘开芥园大运河堤，使天津城南一片汪洋，倏成巨浸，以阻挡北伐军攻城。时届严寒，北伐军在饥寒交迫中停驻待援。　　咸丰四年初，北伐军放弃静海、独流南撤，二月退守阜城，平胡侯吉文元阵亡。四月，北伐军退至东光县连镇待援。其间，洪秀全两次派兵北援，均未成功。北伐军首领林风祥率军固守连镇，与僧格林沁大军相持数月之久。时英、美两国屡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交涉，咸丰惟恐夷人北上天津，内外相逼，大局更不堪设想，于是严谕僧格林沁“速将连镇‘贼匪’克日剿除，稗我数万重兵，不致为其牵掣，于防守（外夷）大有关系”。僧格林沁围绕连镇筑短墙二十公里，外掘深壕，紧逼围困，并引运河水淹灌连镇。　　五年一月，林凤祥率众突围，不幸受伤被俘，部众半死于刀枪之下，半死于运河水中。林凤祥被押解京师寸碟，就义时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后来太平天国追封其为求王，表彰他的忠勇义烈。　　北伐军另一首领李开芳率骑兵二千余人南下接应援军，被清军围困在山东高唐，与胜保对峙。后僧格林沁移军高唐，李开芳率部突围南下，退守冯官屯。清军故伎重演，筑围墙，掘长壕，引运河水灌冯官屯，屯中水深数尺。北伐军粮草火药尽湿，守御不成，突围无望，最后李开芳亦被清廷凌迟处死。　　红旗报捷的快马驰人北京后，咸丰喜出望外，连忙奔人寿康宫向皇贵太妃贺喜，并命人笔墨伺候，激动地写下了“喜报红族”四个字。　　一八五五年八月一日，愤怒的黄河于河南下北厅的铜瓦厢奔腾溃决，巨浪冲夭，水面横宽数十里至百数十里不等，致使河南、直隶、山东被淹州县多达四十有余。从此，正河断流，黄河改道经山东大清河人海，成为近代黄灾史上最重大的事件。黄流所过之区，灾黎遍野，处处哀鸿；而原有的下游河道则赤地千里，徒步可行，饿俘塞途，惨不忍睹。　　一八五六年四月，燕王秦日纲等人在扬州城外大败清钦差大臣托明阿等，再克扬州，清江北大营溃败。接着，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兵败自杀。　　同年五月，翼王石达开和秦日纲又合军夹攻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兵败走丹阳，自溢而死。这样，太平天国解除了威胁天京的肘腋之患，自上游武汉至下游镇江的千里大江上太平军畅行无阻，形成了太平天国军事史上的全盛时期。　　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咸丰皇帝在兵响两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变以求通。　　咸丰三年秋天，根据咸丰就地筹炯的旨意，首先在扬州江北大营产生了厘金制度。这是一种变相捐输，抽取日用必需品的百分之一税款，亦称“厘捐”，后来逐步推行到全国各省。它从产生之日起，便独立于国家的财政系统之外，由统兵大臣和各地督抚自行掌握，设局委员，总理其事。此项收人，各省逐年增加，不仅取代，而且远远超过了咸丰即位以前的常关关税，成为当时督抚权重的重要经济基础。除了厘金以外，原来由中央吏、户两部掌管的捐纳、捐输等权限也开始下放给地方。同时各省用兵需晌，又纷纷截留应该调拨中央的款项，使原来的解协款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政府只要解足一定份额的“京炯”外，其余款项便可自行收支挪用。这样，随着地方收支范围的不断扩大，地方财政与税收机构亦日趋完备，最后逐渐形成财政、税收、金融各自分开，归属于督抚的地方财政系统。与此同时，清王朝的财政中心也开始由中央向地方转移，这给整个中央集权系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为解决将领乏人、兵不堪用的问题，咸丰仿效前期以乡勇助官兵的办法，号召各省地方官举办团练。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短短一个月内，咸丰皇帝便先后任命四批团练大臣，总计达四十五人。但这些团练大臣碌碌无为者多，只有在籍侍郎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练兵效果显著。曾国藩接到咸丰命他“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的谕旨后，其心志本不在乡勇团练，而是要另起炉灶，创建新军。于是他打着团练的旗号，改革军制，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湖南乡绅，建立起一支新的武装力量－湘军。　　湘军兵制采用的是明代戚继光的束伍之法，其上兵的来源都是招自湖南的乡农，招募制度是兵必自招，将必亲选；各军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弃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弃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好像大树一样，大帅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上下一气贯通。　　其粮响军需由大帅自筹得来，故大帅有权支配各种晌项，其下弃兵亦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皇上。这样，就把清朝绿营制度下的兵为国有变成为兵为将有。湘军实际上成为了曾国藩的私军。　　湘军成立以后，咸丰帝对曾国藩一人统领重兵很不放心，不仅多方籍制，而且始终不把湘军放在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战场上，长期不授予曾国藩等人军政实权。　　一八五四年十月，湘军一举攻破太平军固守的武昌重镇。被太平军打得焦头烂额的咸丰闻报后，大喜过望，一时竟忘了原来的猜忌之心，立刻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并眉飞色舞地对军机大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首席军机大臣祁漓藻进言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里，一呼踱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听后默然变色。结果，曾国藩假意辞谢的奏疏还没有到达北京，皇帝早已改变了主意，降旨令曾国藩毋庸署埋湖北巡抚，仅赏给一个兵部侍郎衔。　　咸丰帝如此小心是有来由的。早在清代前期即已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中，地方督抚的权力是很大的，举凡地方上的民政、兵政、财政、司法诸大权都统辖于他。为了防止其擅权，清廷特在督抚之下设立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刑名和按幼，两司都不是督抚的属官，各听命于吏部和户部，有专折奏事之权，督抚对于他们，不过居于督率的地位。这样，中央便收各行省大权而不为督抚所把持。同时，清廷为防止武将擅权，督抚以文人锉任，不用武人，盖以武人知兵，不能轻与事权，文人不习兵事，不妨假以重任。这样，平时收以文制武之效；有大事的时候，清廷也不责之于督抚，而是特简经略大臣等，代表皇帝专事征伐。但翻江倒海的太平天国大起义打乱了清王朝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为度过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清廷被迫下放财权给督抚，允许他们就地筹款，自行支配。一般的地方督抚对兵事不感兴趣，对朝廷构不成什么威胁。曾国藩却不同，他颇知带兵用将，无疑是清廷中央集权政治的隐患。所以军机大臣一席话，使咸丰立时醒悟。他从此严守祖训，再不肯把督抚大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使其六七年中一直不能大行其志。　　咸丰的猜忌和防范，引起曾国藩集团的极大反感。　　咸丰十年春，清政府苦心经营的江南大营再度崩溃，十余万太平军如决堤的大潮，奔腾汹涌地席卷苏常。咸丰闻讯，愤而咯血。湘军集团的将领们却欢喜异常，以为是自己的出头之日。左宗棠掀髯笑日：“天下其有转机乎？”有人细问其故，左宗棠说：“江南大营将骄卒惰，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洗荡之，后来者可以措手耳。胡林翼也表示，朝廷若能让曾国藩主持江南军事，则大事可定。”　　江南大营溃败后，咸丰环顾天下，除了保卫京津以对抗英法联军的满蒙八旗外，实在无人可对付江南的太平军。但他还不想把督抚大权一下子交给曾国藩，江宁将军督办苏、浙、皖、赣四省军务的钦差大臣和春死后，咸丰先是命荆州将军都兴阿督办江苏江北军务，广西提督张玉良署理钦差大臣，江宁副都统魁玉署理江宁将军。但是势如破竹的太平军连战皆捷，江南大局危在旦夕，为挽回败局，巩固北路藩篱，万般无奈之中咸丰终于下令赏前任侍郎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但当时并没有给其典兵之权，直到英法联军北塘登陆、张玉良畏蕙革职、太平军占领余杭之后，咸丰才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从此，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场上，兵为将有的私人武装逐渐取代了兵为国有的八旗、绿营。　　曾国藩临危受命后，并没有按照咸丰的旨意办事。对咸丰催其“迅拨劲旅驰往救援”，“迅扫逆氛以慰联望”的十余道严旨，他也无动于衷。　　而且更让咸丰寒心的是，一八六〇年九月，他带领嫔妃宫监和亲信大臣逃往热河时，各地督抚、将军纷纷带兵赴京“勤王”，而唯有曾国藩接到“勤王”谕旨后，迟迟按兵不动，并以种种理由拖延时间，以待军国之变。　　在大兵压境、朝廷危在旦夕之际，曾国藩倒底在忙什么呢？他在全力经营自己的地盘。　　曾国藩得到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权力后，一方面破格请将，放胆添兵，积极培植羽翼；一方面扩张江南和皖南淮扬响地。待兵源、响源落实之后，他便积极扩张防地：首先接统皖南张莆诸军，渐次裁汰；其次控制督办宁国军务的周天受，合并其军，派荆州将军都兴阿接办扬州防务（都氏向为配合湘军之马队）；然后是镇压太平军的三支主力：左宗棠人浙，取代杭州将军瑞昌；李鸿章援沪，接替江苏巡抚薛焕的防务；其弟曾国荃一军围攻金陵，成为全局的核心。同时围绕着两江总督曾国藩，李鸿章任苏抚，沈葆祯任江抚，李续宜任皖抚，左宗棠任浙抚。把清廷原来对付太平军的几个战场，变成一个整体，大江南北的军政指挥权，完全为曾国藩所控制。两江总督统辖三省（苏、皖、赣），财富甲于全国。在此得天独厚的经济基础上，湘军集团急剧扩张。　　咸丰最不愿意看到的地方分权势力终于形成了，清代高度中央集权的金字塔开始倾斜。但历史就是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此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中央的权威一年不如一年，最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军阀割据，不能说跟这没有一定的关系。&连年的征战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使清王朝的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扩大财源，保证前线的的需要以及封建官僚的奢侈生活，咸丰不得不想一些办法度过困境，厘金制度应运而生。　　湘人曾国藩及其创建的湘军，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战场－湘鄂赣皖等省的顽强表现，帮了咸丰帝的大忙，缓解了其极为头疼的兵力不足的难题；但是，军费问题又突现在咸丰帝的面前。清朝的财政体系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制度：每年的财政收人是固定的，约银四千万两，主要来源于地丁钱粮；每年的支出也是固定的，近四千万两，主要用于官捧兵晌。其基本特点就是量入为出，而由此引出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弹性。由于收人是固定不变的，为政者没有钱去开办新的事业，而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如水灾、旱灾、蝗虫、战争、瘟疫，政府的收人锐减，支出巨增，往往会引起财政危机。战争是花钱的机器，其消耗量大得惊人。可清政府财用的匾乏，似乎没有影响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的决心。　　他从户部银库中支拨，从各地封贮银中调解，从内务府“私房钱”中发给。与先前和之后的列朝皇帝不同的是，咸丰帝动用皇家私产时毫不顾惜。兵部尚书桂良奏称，内务府存有金钟三口，重两千余斤，值银数十万两，请销熔以补军费。他立即命令内务府查明，派六弟奕?亲自监熔。　　结果这三口乾隆年间由宫廷工匠精制、镌有乾隆帝御制铭文、分别重八百斤、七百斤、五百八十斤的世界超级工艺品，被熔为金条、金块共计二十七万余两。据奕?奏，金钟除外包金，内质的成色是金三、银五、铜二，故只熔得这些黄金。户部奏请将宫廷园林中多余铜器发出，以供铸造铜钱。他又命令内务府查明，结果圆明园等处存放的非常珍贵的铜瓶、铜炉、铜龟鹤等二百二十八件，化成了八千七百四十七斤铜料。　　对于咸丰帝多次从内务府发银的谕旨，使总管内务府的各位大臣都处在“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的思想境界。到了一八五三年九月，内务府终于向咸丰帝亮出了红灯：存银仅四十一万两，再也不能支付皇室以外的任何开支了。年轻的咸丰帝似乎第一次知道，皇家也有财尽用窘的时候。经过百般筹措，咸丰帝从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三年七月，总共弄到了近三千万两的银子供应前线，换来的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而到了此时，咸丰帝已经山穷水尽，户部存银仅二十九万两，就连京官京兵的傣响也都发不出来了。对此，咸丰帝再也没有什么招术了。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最缺乏的是经济学教育；崇高的性理名教，将经济获利的行为贬为“小人”的举动。贵为“天子”，自然做事不能像“小人”，可没有钱则是万事不能。后来的情况表明，咸丰帝在财政问题上只能听任臣子们的摆布。而为了救急，臣子们的建策无不毒辣万分，咸丰帝只能照办不误：　　其一是官兵减棒减响。从一八五三年起，根据户部的提议，咸丰帝先后批准将京内外文官武弃营兵的傣响扣发两成。以后又多次扣减，已经减少的棒响，也经常欠发（尤其是京外）。到了后来，傣铜中又搭发大钱、银票、宝钞，更是名不副实。官弃的棒响减少，便变本加厉地搜刮百姓。早已腐败的吏治更是坏到无以复加。长期欠响的清军士兵，多次因闹晌而起事，不少人干脆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勾当。这一切，加剧了全国的动乱局势。　　其二是大开捐例，卖官育爵。开捐是清政府应付财用不足的传统手法，自康熙朝开创后，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对此种手段颇为痛恨，每次召见捐班官员皆容色不悦，曾经发生因捐纳官员应对粗便而退捐罢官的事例。道光帝虽对此不满意，但为了财政仍不得不为之。咸丰帝没有他父亲那种道德仁的顾忌。他需要银子，管不了那么许多。为了吸引富绅大商投资官秩官位，他根据臣子们的意见，来了个减价大拍卖。一八五一年，他将一八四六年的捐例核减一成，九折收捐。至次年底，户部收银三百万两。一八五三年，再减一成，按八折收捐，当年户部收得六十七万两。一八五四年，再减半成，按七五折收捐，户部得数甚少。　　户部所获捐银的减少，并不是当时收捐总数的缩小，这主要是因为捐银被地方官截留了。　　其三是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当时中国的货币是白银、铜钱双制式。银按成色以重量为计，钱由清政府铸造。为了用更少的成本获取更大的财富，咸丰帝批准了臣子们铸大钱的奏议。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起，户部开始铸造当十铜大钱（即1枚抵10枚制钱）。在此后的一年中，又添铸了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甚至当千的铜大钱。除了中央的户部外，又有十三行省先后获准开局铸造大钱。为了直接获利，各处并不全是开矿炼铜或进口洋铜，而是往往熔毁原值一文的制钱，改铸大钱。即便如此，铸铜钱仍嫌成本太高，当时的铜资源十分有限。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咸丰帝又批准了铸造铁钱，甚至批准了铸造当五、当十的铁大钱。是年九月，咸丰帝还批准了铸造铅钱。铜大钱、铁钱、铁大钱、铅铁，毕竟还用金属铸造，更能获利的是纸票。一八五三年四月五日，咸丰帝批准发行银票，即“户部官票”，面额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不等。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咸丰帝又批准户部印制宝钞，即“大清宝钞”，又称“钱票”，面额有一千文、二千文、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一百千文。除户部外，由户部监督的官银钱号，也发行了数量惊人的京钱票，面额有高达一万千文者！这种近乎无成本的纸币，获利惊人。如宝钞一张，工本费仅制钱一文六毫，造百万即可获利百万，造千万即可获利千万。除了户部外，京外十六省区也开设官银钱局，发行“局票”。　　从世界金融史来看，从以重量为计的贵金属货币，发展到以数量为计的贵金属或金属货币（如金圆、银圆、铜钱等），再发展到纸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清代的经济规模和商品交换的总量来看，纸币的运用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事实上，民间钱庄票号发行的各种票据也弥补了此种不足。但纸币的发行须有完善的金融理论来指导，须有周密的设计，其中相当数量的保证金及严格控制的发行额，已是今日使用纸币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决定性原则。可是，咸丰帝也罢，奏请发行银票、宝钞的官员也罢，他们并无近代金融知识，更无改造清朝落后的货币体系的构思。他们滥用行政权力发行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大钱、银票、宝钞，后果必然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这与直接掠夺人民无异。　　滥发通货恶果昭彰，咸丰帝却佯装不见。为了挽救财政危机，户部用白银与票、钞、大钱搭放的方式支付财政用度，如兵晌，往往银、票对半，这实际上减少了开支一半；又如河工，竟然银二票八，这实际上减少开支的八成。从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一年咸丰帝去世，清中央政府发行的大钱、银票、宝钞、京钱票高达六千余万两，占这一时期国库总收入的七成。　　咸丰一朝的货币制度极为混乱。金融体系的动荡，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咸丰帝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大钱、银票、宝钞的强制推行，只不过缓苏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并没有因此得到落实。自一八五三年中央财政危机大爆发之后，前方将帅们再也收不到由户部拨来的实银，顶多不过是一纸他省协炯的公文。而各省对此种非份且无休止的支拨，也只能推诱不办。久而久之，此种皇皇的支拨协响的命令，成了一纸并无效用的具文，将帅们别指望凭着它就可以弄到银子。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央的财政命令已经不灵光了。至于户部发下的银票、宝钞、京钱票，民间往往拒收。在这种情势下，筹集军晌似乎已不再是中央政府的义务，而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战区地方官的责任。　　既然中央不负责军费，地方如何筹铜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央管不着也管不了的事了。于是，在战区各省，筹晌成了地方官诸般政务中的头等大事。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数省份用整理本省财政的方法，增加财政收人外其余省份都一筹莫展。而湖南、湖北都是湘军控制的省份。一八五五年湖南巡抚骆秉璋依靠幕僚左宗棠整顿田赋，其主要办法是抛开清朝原有的赋税机构，依靠乡绅直接征税，改“中饱”为“公费”，结果增加收入数十万两，而民众减少了实际缴纳额。一八五七年，湖北巡抚胡林翼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整顿，也大大增加了收人。许多省份的办法是利用各种名目加捐加税，其中有：　　四川的按粮津贴和随粮捐输。按粮津贴是按正项钱粮，带征同额的津贴。后因津贴仍不够用，复勒索民间按正规钱粮数额摊派捐输。　　江苏、安徽等省的亩捐。亩捐是按地丁钱粮数额的加征。最初在苏北开征，每亩捐钱二十文至八十文不等。后在苏南、安徽推行，数额不一，有每亩捐钱四百文者，亦有每亩捐谷二斗者。　　广东的沙田捐。沙田是广东沿海因泥沙冲积而形成的新土地，原来的国赋较轻，沙田捐是在正赋之外，每亩加征银二钱。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槽粮折色。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控制了长江潜粮转运的中心区域，南方各省的槽粮无法北运。清政府改实物为折色，即令各地缴纳白银抵充先前的谷物。一八五三年，部定每石潜粮折为白银十三两。但各省官吏大肆浮收，经常向农户多征数倍。　　这种新增加的捐税，集中于土地，也为地方官开辟了“浮收”的新管道，往往实征是其定额的数倍，多收的款项成为各级官吏“中饱”的渊蔽。在国库日虚的同时，许多官员腰包日盈。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新机会。　　然而，农业生产的技术和规模限定了其产出。过度的搜刮使小民赔累不起，只得挺而走险，全国都陷于战争状态。于是，各省地方官的眼睛转向了富绅大商。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劝捐。　　按照规定，各省将捐银数额交到户部后，再转行吏部，最后经皇帝批准发下标明捐得何种官爵的凭照。这种办法需要较长时间，往往银子交上去后，很久没有下文，还要花银子打点以催促办事青吏。为了提高效率，咸丰帝应地方官的请求，命吏部直接下发空白凭照，由地方官自填，定期汇总上报。从此，捐官捐爵成为一手交钱一手发照的直接生意。　　这种高效率一时性地促发了“官爵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同时，地方官握有空白凭照，不必再等户吏两部转文，也以军需为由将卖官胃爵的捐银截留。　　一八五四年以后，捐银成为各地军铜的主要来源之一，早期的湘军粮炯，基本都是靠这些空白凭照来解决的。但是，捐来的官爵大多是空衔，即便多缴银两捐补实缺，也须等待数年后方才有机会授职。花两三千两白银，捐一个七品知县的顶带，最初的自我感觉是能够跟县太爷平起平坐，但等到知县满街走，甚至知府、道员的顶戴日日相见时，反而衬托出真正的县太爷的八面威风。无论如何，实缺才是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虚缺实在不值一提。投资是需要回报的，当这种官场投资不能换来原来期望的实际效益时，捐纳市场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低迷。　　然而，庞大的军费开支不能容许捐银数量的下降。于是，原来标榜为“自愿”的捐纳，在实际操作层面“自愿”的成份越来越小。上门劝捐还算客气，不给面子的带兵勒捐也见多不怪。许多绅商畏惧官府的权势，只得一捐再捐，不情愿地用白花花的银子去换几张空头官衔的黄纸。　　绅商遍遭勒索之后，又有官员将目光注视到在外面做过大官发过大财的回乡在籍官员身上。这些官宦家庭，根本就看不起捐班，对空头名衔也毫无兴趣，可无奈于地方官一再劝勒，也不得不交出部分家产。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曾国藩对前两江总督陶澎家的逼捐，使陶家的女婿左宗棠十分不满，多有怨言，埋下了日后曾、左仇隙的种子。　　军费的需求使在职官员也难于幸免。这方面最生动的事例是：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北京，清军军费无出，户部尚书孙瑞珍（前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孙玉庭之子）被视为富户，王公大臣在集议中派孙家捐银三万，孙瑞珍闻此变色，自报家产仅七万，“若有虚言，便是龟子王八蛋”。这一场争论几乎弄到老拳相向。堂堂儒学一品大员竟以粗但的“龟子王八蛋”自誓，可见其恼羞成怒，也为史籍中添一笑料。　　京官不比地方官可以刮地皮，京官的棒禄已经一减再减。如此逼勒使这位负责全国财政的高官也受累不起。第二年，孙瑞珍以病告退。在职的官员对捐输也闻之色变，唯恐避之不及。　　尽管开捐已成为地方官敛集军响的主要手段，但时间越长，收益越低。道光朝中期捐一监生需银一百余两，到一八五七年仅十七两，捐者仍不踊跃。战区内富绅大商已受太平军的打击，复遭官军的劫抢，根本无力应付再三再四的逼捐。更何况还有两点需地方官作考虑：一是开捐终究挂着“自愿”的名义，总不能带兵人室抄寻，谏台对勒捐多有微词上闻，虽说咸丰帝基本不管，即便管也是装装门面，但也不能做得太过份；二是捐银的数量极不稳定，有时多一些，有时根本没有，但前方军营的开支是一个常数，不能有一时欠缺。　　厘金就在这时产生了。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输的变种，称为厘捐。　　首行区域为苏北，创办者为雷以诚。一八五三年，刑部侍郎雷以诚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主要任务是筹响。这可是一件极难办顶费力的差使。可他的一个幕僚钱江，帮了他的大忙。　　钱江，字东平，是当时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鸦片战争中，他以监生的身份来到广州，刊刻由何大庚起草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妨碍和局，被当地官员逮捕，充军新疆，与林则徐有过交往。释回后，赴北京，到处游走兜售其学，奔走各官僚门下，名噪一时。投靠雷以诚之后，多有建策，后恃才傲物触怒雷以诚，被雷氏杀掉。　　在雷氏一筹莫展时，钱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去设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品过境税，当时又被称作“行厘”）；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业税，当时称作“坐厘”）。厘捐的交纳者亦可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只不过这里面再也没有自愿的色彩了。　　一八五三年十月，雷以诚首先在里下河设立机构，向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米行派厘助铜，最初的标准是，每石米捐钱五十文。雷以诚一开始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哪里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钱二万串。次年四月，他向咸丰帝报告：“此种方法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数月以来，商民无事。”他还看出了此种方法的长期稳定性，奏折中还说如果长期实行此法定有助于军费筹措。于是，雷以诚一面宣称自己将在里下河各州县推行此法，一面提议由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各在其防堵的区域里，按前面的办法进行办理，咸丰帝收到这一奏折，并没有立即认识到此中的特别意义。他只是例行公事地认可了雷氏的做法，谕旨中说了一段极为含混的话：“粤逆（指太平军）窜扰以来，需响浩繁，势不能不借资民力，历经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奏请设局捐输，均已允行……（雷以诚）称里下河一带办理有效，其余各州县情形，想复不甚相远……”　　从这段谕旨来看，在咸丰帝的心中，厘捐与当时各省的捐纳捐输并没有什么区别，并用“想复不甚相远”一语，对雷以诚之前之后的行为予以承认而已。至于雷氏的建议，咸丰帝下旨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各就当地情形因地制宜，亦可照雷氏的方法变通办理。这是咸丰帝第一次对厘金一事的表态，虽未大力赞赏，却也留下很大的发展余地。　　一八五四年五月，雷以诚收到谕旨后，便在泰州设立分局，大张旗鼓地抽厘助炯。厘金的派捐范围从大米一项扩大到各类粮食、家禽、牲畜、油、盐、茶、糖、碱、棉、丝、布、衣物、酒、漆、纸、药材、锅碗及各类杂货。可以说，市面上卖的货物都抽厘。此外，对银号、钱庄亦按其营业额抽厘。江苏巡抚、两汀总督大约也在这年的下半年开始设卡抽厘。其具体做法今人限于史料还难以考证清楚。但到了一八五五年初，有人向咸丰帝报告“大江南北捐局过多”，可见其发展规模之迅速。　　一八五四年底，钦差大臣、降调内阁学士胜保发现了厘金的特异功能，上奏宣扬其种种好处，并请下旨各地仿行：“可否请旨伤下各路统兵大臣，会同本省邻省各督抚，会同地方官及公正绅董，仿照雷以诚及泰州公局劝谕章程，悉心筹办。官为督劝，商为经理，不经青吏之手，自无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随收随解，他省亦暂存藩库，为协拨各路军晌之需。”　　胜保的建议暗含三点特别值得读者和研究人员注意：一是以统兵大员为主，各地方官只是会同。他的真实意图是想自行征收；二是以公正绅董经手。这样事权分属，可摆脱地方官吏的种种牵制和侵渔；三是以济军需为名，随征随解。这样户部便无从插手，钱银便由领兵大员掌握。　　三方面的核心是，在清朝国家财政税收网络之外，另辟新的税收体系。　　咸丰帝似乎没有弄清楚胜保的真意，只是惯常地发下交户部议复。户部一方面认识不到厘金的意义，另一方面不知厘金征收之实额（各处多有瞒报甚至不报），因而对其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只是同意各省可以试一下。由此决定，战区各省督抚可以针对本省情况定夺，酌量抽厘。朝廷的这一决定，将征收厘金的权力下放到各省督抚手中，这对胜保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