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密云李各庄拆迁死亡事件调查
　　拆迁经济学
　　1997年，我到处找房子，终于找到这栋完美的维多利亚式小别墅，它靠近水边，景色优美……我把每一分钟闲暇时间都用来装修它，让它变成了我的梦想之家。我把它刷成了浅橙色，因为这是我最爱的颜色。1998年，一个地产经纪人跑来给我出了个价，说是要代表某匿名买家买下这栋房子。我跟她说，这房子我完全没想过要卖。但她说，要是我不卖的话，房子会被政府征用。她的建议是放弃算了，谁斗得过政府呀。
　　——美国“钉子户”苏赛特·凯洛在美国国会参议员司法委员会上的证词
　　◎李鸿谷
　　各国“钉子户”的起点事件以及原因，大体上都差不多。果然，与地产经纪人未谈妥的当年，美国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政府征用了凯洛的房子，并将之转交给一家私人开发商。凯洛当然不服，她与新伦敦市政府的诉讼案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7年后，2005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多数做出判决，支持新伦敦市政府，宣布本次征用合法。
　　对凯洛而言，这当然是一起未能获胜的诉讼。不过，这种拆迁困境，对于中美两国的分析者而言，解读方式，却相去甚远。
　　将“钉子户”作为重要的一个章节，在自己所著的《困局经济学》里论述的美国人迈克尔·赫勒，立论的基石是：“私有产权能提高社会福利，过多的所有权却造成反效果——破坏市场，阻碍创新，耗费生命。”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其创造出的流行的审视美国经济问题的“反公地悲剧”里，列举的重要事实之一是：1978年，(美国)航空业取消管制，乘客周转量翻了3倍。那么，打那以后，美国新建了多少机场呢？只有一个，1995年建起来的丹佛机场。结果，我们经常眼巴巴地坐在机场候机，飞机要么是迟到了，要么是准点到达却没地方可降落，只好在半空兜圈子。为什么如此？“居民们想方设法地推迟、阻挠机场建设项目。”在美国这个有太多所有者的市场里，迈克尔·赫勒的观察是，“(结果)人人都妨碍着他人。私有制不再是所有权的终点站，私有化也会走到破坏财富的地步。”
　　“钉子户”例案，在迈克尔·赫勒的评判体系里，是用来说明这种“反公地悲剧”的非正面事实——过多的所有权及其捍卫造成的反效果，破坏财富。这或许稍稍令人意外。
　　对应于美国航空业取消管制的年份，1978年——由此开始的中国30年历程，中国的机场数量由78个，提高到158个(不含香港和澳门)，翻了一番；而公路通路里程由89万公里，翻了两番，达到373万公里。两相对比，我们当然可以将中国的发展命名为“中国奇迹”。这些需要使用大量土地的道路与机场，能够顺利建成，对应于美国30年仅新建一座机场的拆迁困境，我们换一种表述，将其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拆迁红利”，也似无不妥。
　　但是，仅将焦点聚集于成就，我们将难以理解下述事实：国家信访局数据表明，年接待的上访人数中，有近40%涉及拆迁；这一期间建设部统计的这个比例则高达70%～80%。而中国社科院在此时间段完成的调查报告表明：只有2‰的上访能够解决问题。中国当然也有强度更大的拆迁困局，而且其社会性影响力不可低估。
　　将“中国奇迹”的建设成就与拆迁及“钉子户”分开来观察，我们任何结论都可能是片断式的，陷入宣传或妖魔化套路。迈克尔·赫勒带给我们的，或许不仅是令我们意外的他将“钉子户”负面化的倾向，而是他对制度运行及其成本的分析。那么，我们有无可能在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发现并理解中国的成就与成本呢？或者，我们有无可能在“正义非正义”的简单的两分法之外，去完成一个“拆迁经济学”的分析？
　　一国之富裕的经济学观察，目前相对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工具是制度分析。“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林毅夫这一结论之后，稍有深入的分析来自张五常。在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里，他论述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移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30年来的发展的重心所在。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而我将指出，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用上一种刚好坐在上述的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后者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
　　张五常的解释，仍然是过程中的阶段性论述。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土地使用的历史演进，那么类似“合约”之类的经济学术语，当会被我们所能感知的事实描述与理解。
　　以中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演变史进入检索，1991年，现行条例出台。研究者王才亮解释说：这一条例当时是为了与《城市规划法》相配套而颁布的，立法思想是想通过旧城改造、房屋拆迁，改善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当时的城市建设主体是国有单位，政府主导整个拆迁过程。真正的变化开始于1994年，这时开始第一次“房改”，当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颁布，房地产开始市场化。
　　市场化的结果是：利益主体由单纯的国家与公有开始多元化。
　　纯粹公有制的中国城市住房结构，如何生成市场化？对此疑问，其实在早期时候，中国农村承包制出现之际，即为核心性问题。经济学家周其仁为解答“在清一色的公有制内部怎么就产生了改革公有体制的力量？更一般的问题是，私有权利究竟怎样从国家维护的公有制里产生出来？”——他耗去10年时间，终于清晰给予“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所以产生的经济学解释。但是，周其仁一如张五常，只是描述了“承包责任合约”——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形成过程，如何明确定义？他们并未提供答案。
　　西方产权研究中未必常用的概念：混合型产权结构——国家宣称拥有所有权，然后创造私有权。或许是理解“所有权与经营权(私有权)分离”结构最有解释力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在这一所有权明确归属之下，“房改”一经启动，使用权即开始从所有权里分离而出。这种分离一旦完成，“私有权”当然被“创造”出来。回到“房改”，它的结果是自然形成了地方政府、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在内相对固定的利益格局。单纯的利益主体由此瓦解。在法律制度的演进里，针对这种利益格局的变化，2004年3月，《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增加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所有权之下，创造出来的“私有权”受宪法保护。
　　理解中国的发展奇迹，这种混合型产权结构——30年时间，我们有了2倍的机场增量，与4倍的公路通路里程数量，当是最有力量的分析工具。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当我们未必完全明白其意义的时候，已然完成了制度变迁最关键的步骤。
　　宏大的制度变迁，未必那么容易被理解，但微观的经济利益，却是方便被感知与计算的。“拆迁经济学”在相当意义上，是对新生成的利益结构——地方政府、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各自利益的计算与评估。研究者朱东恺与施国庆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村一级经济组织得25%～30%，农民只得5%～10%。而另一位研究者陈铭更具体地计算浙江省某区域土地征收资料，所得增值收益的分配结果是：政府为56.97%，开发商为37.79%，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户为5.24%。这当然是一种严重失衡。在这种不平衡的利益结构之下，冲突甚至极端冲突，或者都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任何制度都有其成本与代价，但是，在目前中国土地增值的利益分配里，结构如此倾斜，显然经济学的分析之后，其后果未必仅止于经济，而可能是政治性的。如果也套用迈克尔·赫勒的句式，“混合型产权结构可以促成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利益结构的失衡却可能带来反效果”。中美两国拆迁困局固然制度背景迥异，美国最高法院以5对4的微弱比例否认了苏赛特·凯洛的个人利益主张，是对美国所有权过于分散的制度结构的一种校正。但其利益结构调整程序设计，却未必不值得我们重视。
　　当然，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现实之下，漫长的7年诉讼，显然时间成本过于昂贵。那么，我们能否建立更有效率更低时间成本的利益调整机制？这是对我们智力的考验。■
　　密云李各庄拆迁死亡案：土地所有者的收益
　　日，从北京密云县城前往城关镇的李各庄，10分钟车程，几乎很少感觉到村庄与城市的分隔，新铺的水泥路旁都是密集新盖的6层住宅。它导致这个靠近县城的村庄近5年的拆迁史。2004年始，李各庄开始集中村民土地建小产权房，书记张玉良觉得这是农村土地利用的唯一“正确发展方向”。
　　村委会成为集开发商、拆迁规则制定者和拆迁公司三位一体角色，也因此导致了部分村民的激烈反应。日，坚决拒绝拆迁的村民王再英在夜间被村治保主任找来的几个河南拆迁工人打死。本刊记者调查了该起死亡事件，村庄土地所有权的认定，以及所有权让渡的复杂计算方式，包括由此而来的转让是否公正问题始终横贯了这起事件，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
　　记者◎王恺&& 杨璐&&
　　实习记者◎吴丽纬&& 摄影◎于楚众
　　拆迁中的悲惨死亡
　　这场后来被形容得分外凄惨的死亡，发生时完全在黑暗中。
　　日深夜，在已经闹拆迁数月的李各庄，有数个不眠的家庭。不眠的原因很简单：前段时间，拆迁公司叫来的人总是半夜砸房，这些抵抗者也采取了很一致的对抗方式，听到狗叫立刻上房顶，把贮备好的瓦块石头往下扔，以阻止拆迁公司的人靠近——这也是邻近几个村庄最流行的反拆迁方式。
　　40多岁的张玉山和妻子王晓辉，当时已经在自家房顶上睡了4个月。3月初强制拆迁开始，他们就坚定地选择了这种站得高看得远的方法，凌晨1点，安静空旷的村子远远传来了争执声，王晓辉被骂人的声音惊醒，赶紧爬出临时搭的窝棚向外张望，见四五个黑影手里拿着棍子匆匆忙忙跑了。她现在向本刊记者叙述时强调：“刚买了大手电，可照来照去看不清楚。”
　　距离张玉山家最近的就是王再英家——9户拒绝拆迁的人家中最身单势孤的一户。妻子离开，自己家三兄弟几乎不来往，装了一只假眼的他，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老母和十几岁的儿子。前几年养鸡，王再英赶上禽流感，背了一身的债，在村里，毫无疑问他属于被轻视的那一类。拆迁开始后，住在石头房子里的王再英只得到一套住房和少量赔款，他无法接受，才加入了坚决不拆迁的行列。
　　因为王再英是弱者，他也是9户人家里被强制拆迁最彻底的一家。因为一直没有达成协议，所以他也选择了看守的办法，只是势力单薄，第一次，挖掘机和铲车就直接把王家的石头墙房子给推平了。
　　可是王再英并没有妥协，他的儿子、县城高中高三的学生王彪现在对本刊记者回忆：“那时候我和我爸一起住在蔬菜大棚，我爸白天睡觉，晚上到自家的房子前守。”王彪要去上学，正值高三，他还是班长，晚上看守废墟的任务就落在父亲一人身上。
　　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看着那堆石头瓦砾？王彪对我们的问题很反感，他直愣愣地看着我们：“那是我们家的房子啊！”
　　于是又有了第二次强拆，村民们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村里请来的潭州拆迁公司的人，用大衣把王再英蒙住头按倒在地，然后挖掘机又把废墟给铲了一遍。可是，他还是守在废墟上，因为与村里的拆迁协议并没有最后签订下来。后来采访中我们知道，村里答应的补偿款是50万元，可是王再英觉得，自己家后院的护坡面积没被算进去，坚决要求多给几十平方米的损失，争执不下的也就是5万元的总数。
　　7月2日凌晨，王再英和拆迁公司发生第三次冲突。王晓辉往王再英家的方向看：“路灯早就被掐断了，我们看见地上有一点点亮，我想是王再英的手电筒，不过那天下着雨，也许是水面的反光。”
　　王晓辉告诉本刊记者，她当时不断地让丈夫张玉山给王再英打电话：“手机没人接，不管他在村里是个什么样的身份，拆迁后，我们觉得王再英吃不上、喝不上，守着自己的家，挺可怜的。”
　　张玉山和王晓辉于是就战战兢兢地下了房顶，往王再英家的废墟前走，为了壮胆，他们撒开了家里养的3条大狗。走了200米，就到了王家的那片废墟：“王再英脸朝地趴在地上，一只胳膊朝东，一只胳膊朝西，怎么叫都不出声。”像是一个身体被很别扭地放在那里睡觉。
　　他们就不敢再动，于是赶紧报警，王晓辉跑去找来同为钉子户的唐忠义家一块儿做伴，两家人共同守着王再英直到警察到来。“当时天黑还看不到很多血，没觉得多么惨。直到警察们都来了，才发现血流了一地，地也是深色的，流进去不太看得出来。王再英的一只眼睛被打了出来，开始我们以为是他的那只假眼，后来才发现是真的那只。”
　　整个案件的侦破几乎没花时间，杀人者很明确地锁定了最近几个月一直在村里砸房的拆迁公司的那帮人，只是责任认定相对复杂：几个月来一直拆房的是镇直属的潭州拆迁公司，可是当天晚上布置任务的是村里的治安干部王守财，接到任务的是村里拆迁队的负责人董金武，他雇佣在深夜执行任务的是一群河南人。这群人在邻近地区拆迁已经几年，按照董金武的说法“是很有办法的人”。尽管他都叫不上他们的名字，只找了领头的高进忠，原因是“他老实，每次帮我拆完房子，不会从里面偷个钢筋啥的”。
　　这件死亡案的起因是为了彻底清除王再英的家，这次村里出了高价，3000元。以往白天干活一人也就是100元，可是这次一人500元，时间已经到7月2日凌晨1点，高进忠看见凑齐了7个人，说走吧，7个男人就横七竖八挤在一辆小破车里，赶向王再英的家。
　　死亡几乎发生在瞬间，几个砖头，几记撬棍，甚至在审讯的时候，都很难说清楚究竟是谁给出的致命一击。法庭记录是，王再英在前面跑，他们在后面追，直到把他彻底打倒。“赶紧走吧，人不行了。”不知道是谁说了这句话，前后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王再英的家终于彻底消失了，在现场看见，昔日两个石头垒的大院子现在全部是一人多高的蒿草，淹没了曾经的人家痕迹。
　　2009年12月，王再英被杀案一审宣判，王守财和董金武被判处两年刑期，缓刑两年；领头的河南人高进忠被判处无期徒刑，剩下的几个人各自刑期不等。
　　在王彪看来，最不能接受的是，村里领导拆迁最上层的带头者书记张玉良什么事情都没有，检察院甚至都没有起诉。家被彻底清除后，无处可去的他只能住在学校里，村里每月给他200元补贴，也托人带话给他80万元的赔偿，让他不要再告状了。“可那是我爹。”王彪几乎绝望地向本刊记者叫喊，他不时地低头，眼泪并不多，他不愿意流给外人看。
　　因为这起突发的死亡事件，整个李各庄的拆迁停顿下来，村里处处还显示出拆迁陡然停顿的迹象：有的房屋门窗已经卸下，主体结构还在，挡在要道上；村庄穿插着老平房、6层居民楼和简陋的小产权别墅群落；这种局面显然还将长久持续——前后已进行了5年的村庄头等大事拆迁竟如此收尾，真是出乎意料。
村干部变成拆迁办负责人征农民宅基地
&&& 土地所有者的预期收益
　　尽管村民普遍觉得，村支书兼村长张玉良“飞扬跋扈”——不过，他的许多经典名言还是中性的，也被村民们广泛流传。有句话，能够准确地形容张玉良对李各庄土地价值的期待：“我要让土地长出金子来。”而这种金子，显然不能来自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
　　张玉良的前任张玉奎对本刊记者回忆，他在任的2000年初，村里收入基本上还是农业收入为主，当时张玉良是他的副手，“管理砖瓦厂，并没有赚钱，没觉得他有什么经营才能”。可是，张玉良上台后，正值整个京郊土地的转型开始，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室一份论文表明，从2000年开始，不仅是近郊，北京远郊也开始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大量土地使用性质开始变更。
　　这种背景，使所谓“没有经营才能”的张玉良成为经营高手。
　　整个李各庄有2000多亩地，在张玉奎手中，只有100多亩土地被集中起来作为蔬菜大棚，这也是2000年前后土地出产值最高的一种方式。那时候粮食价格低廉，张玉奎翻出手中的记录本，一亩地如果种植粮食，最多只有三四千元的净收入，而成为蔬菜大棚，“当时一年算下来，一亩地收入差不多能上万元”。
　　张玉奎的大棚改良尚未完成，张玉良就上台了。同样，张玉良施政纲领也包括不再种粮而改种蔬菜，兴办奶牛养殖场。可是他的方式不一样，原来村里2000多亩地被分散给了1800多人，非常碎片，张玉良第一个措施就是集中土地：每户人家交出自己包产到户的土地，改为分发口粮的方式。
　　当时还是村民代表的唐忠义还记得那次会议，村里只有几个老人反对土地集中，多数村民代表听说不用再种地还有口粮可拿，都很高兴。“村离县城近，本身就有很多人在外找活，不愿意在土里刨食，何况，村耕地的性质本身就属于集体所有。”唐忠义告诉本刊记者。
　　所以，当张玉良站在台上宣布的时候，会场里集中讨论的不再是土地是否该集中，而是集中讨论该拿多少口粮的问题。当时说是每人每年300斤面粉，除此，年满65岁的老人还有一月100元的养老金，多数人都觉得，不干活而拿钱，挺好。“下面嗡嗡的，议论得可高兴啦。”
　　唐忠义得意于自己当年提出反对意见，为村民们争取了更多利益，“第二天县里派人下来听取村民意见，我就说，唐庄就是一人400斤面，怎么我们村少了呢？结果后来定下来，第一年是300斤面粉，以后每年往上涨10斤。现在就已经有快400斤了”。就这样，村里几乎所有土地都集中到村委会手中。
　　张玉良曾经和村委会的骨干们很得意地分析自己的这招，比起“杯酒释兵权”还要厉害，一年几万斤面粉的价格非常有限，而他获得的是土地的支配权。他在村里修建了蔬菜大棚和养殖场，村民的基本收益有了保证。更关键的是，他在一块最靠近县城的土地上，修建了一片小产权的别墅群。
　　这片别墅群使张玉良真正做到了在密云一举成名。现在别墅群距密云县城只要10分钟车程，在2003年出售的时候，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只要25万元左右，只是不公开发售，发售权掌握在村委会手中。
　　开始的几幢别墅就把县委领导给吸引来了，村民委员田保春曾经很得意地告诉村民：“县领导都来我们村里买别墅了，包括密云县政协以及县人大的领导。”
　　张玉良于是又有一句名言流传开来：“还种啥庄稼啊，种房子吧。”
　　整个土地操作充分显示他的经营才能，先是花村里不多的钱买了邻近的唐庄的土地：他后来对人说，自己又占便宜了，一亩地只花了8万元，“现在是买不回来了”。这些土地被用来修建公路，村里的别墅群到县城中心的路程被缩短为10分钟。然后是盖房子没用钱，由湖北五建集团垫资修建，等别墅卖出后再进行偿付。而别墅建好后也改变了卖给村民的承诺，张玉良动员村委员会干部们一起去参观北京韩村河——一个集体土地开发为商品住宅的著名例子，大家回来后统一了意见：“卖给城里人才值钱。”
　　在一份上报密云县委的先进事迹材料中，张玉良坦诚自己是受了离密云县最近的村庄季庄的启发：2002年县政府批准季庄建设商品房，他看见后怦然心动：“这搞房地产也太赚钱了，不过季庄的钱让开发商赚走了，我们不干，要开发就由我们村委会开发。”
　　别墅的销售成绩使得张玉良有了资金，更有了进一步启动建设小产权居民楼的想法。还是在那份材料中，他诉说了自己的宏图，计划要在村里兴建300幢别墅，这些资金回收后，用来集中改建村民住宅，普遍兴建6层居民楼，让村里人全部住上这种住宅。而且，别墅贩卖后的收入还可以用于村民的暖气费和物业管理费，并且是终生支付——这是两项农村居民们最不愿意交纳的费用，邻近的村庄就出现了住在新楼的村民拒绝交纳这部分费用而闹事的新闻。
　　一切似乎都正常而理想，但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出现了，村里可以使用的集中土地并不充足，而张玉良想让“土地里长出黄金”的梦想，首先受到的就是土地资源制约。他不得不去鼓动村民动迁，把各家各户的宅基地集中起来，在其上建立住宅。按照他的设计，这种住宅楼第一步将建设18幢，村民住满后，还有大量小产权住宅可以用于销售。
　　按照村民的计算，最少将有100套左右的小产权住宅掌握在村委会手中——它将带来至少上亿元的收入。
　　李各庄地理与拆迁规则
　　这是个狭窄而局促的村庄，虽是第一次来这里，可还是很能看清楚村里的每块土地已经物尽其用，何况还有京承铁路绕村而过，而规划中的101国道也将占用村里的一部分土地，用于修建一个匝道。
　　张玉良幻想能将土地的价值翻若干番——这必须依靠他手中还有土地。
　　斤斤计较土地已经成为农民的本能，张玉奎给我们算了一个简单的账：村里2000亩地除去蔬菜大棚和养牛场的600亩外，还有承包给外地人的砂石厂占据了200亩，别墅陆续征集了300亩。再除下来宅基地，只有远处约10亩旱田无人过问，“但是那里离公路太远，无论是做住宅还是别墅，都存在加大基础投入的问题”。
　　已经走上了开发乡村土地之路的张玉良，只能开始动宅基地的脑筋。可是，“宅基地是什么～那是农民的根本，和村里的集体用地不一样，农民终生有使用权的。而且，这种使用权审批很严格，从2000年之后，李各庄基本就没有新批准的宅基地了”。张玉奎对本刊记者回忆，村里最后一块批准的宅基地还是在他手中诞生的，是因为特殊原因，他把村民带到县政府才争取来的。
　　既然是村委会自己充当开发商，而且要对付的是当地村民手中的宅基地，张玉良和村委会完全没有相应的规则可以参考，只能自己设计一套拆迁思路。2004年，李各庄的拆迁方案出台，村民们开始意识到，村干部角色转换了，明确地和大家处于谈判的两端中。“5个村干部变了名称，成了拆迁办负责人，专门上每家每户算账。”尽管大家还都是按照传统的叔、舅等亲戚关系相称，可是彼此间算计起来很是精密。
　　村里人分析，为了让村民们愿意动迁，张玉良还真是动了脑筋：“像那个什么不交暖气费和物业费，就是我们村独有的。”而且，同意拆迁的每个人头可以领200元每月的租房补助费用，在密云，这费用还算高的。
　　可是，整体的拆迁规则还是让村民们糊涂起来，在我们这样的外来者看来就更糊涂——与别的村庄由房地产公司开发简单按面积算钱大相径庭：村里现有住房，按照每平方米200～1200元的价格进行拆迁补偿，区分原则在于房屋的新旧。盖好的楼房村民可以只花每平方米1000元的价格购买，最便宜的每平方米800元。可购买的套数，则按照每个家庭年满18而又不到65岁的人口计算。当时密云城内的房屋价格已经是每平方米3000元，谁家买的多，就意味着多赚一笔。
　　这份混杂着乡村传统和市场特征的独特拆迁规划出台后，村庄里家家户户立刻陷入了紧张的计算过程。家中子女多且年满18岁的家庭最为满意，因为意味着他们能多拿到几套房，许多村民表示，能多买一套就是一套，哪怕是借钱买也干。
　　2004年，第一批村民开始拆迁，但很快大家意识到，复杂的计算公式对他们没多少用：因为拆迁补偿款项并不到他们手里，而是折算到买房款中。一般的家庭都拿不到补偿款，直接拿到毛坯房，就算有，也就只有一两万块而已，装修都不够。
　　短暂的不满情绪，很快被村里几个主要干部给平息下来，村民们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女会计宣传的一段话：“村民免费享受住楼房所需负担的物业费用和取暖费用，这笔开销可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如果住上20年100平方米的楼房，就可以减少5万多元的固定支出。现在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楼房最低都要花上35万元左右，村民们现在住的房子卖掉后，能买上一套楼房吗？何况房价一直在飙升，李各庄村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又处于增值的好地界，在这里有住房，是不是意味着固定资产的价值在上涨呢？书记就是在为大家想事情啊。”大家平时对女会计的印象不好，就觉得她爱穿得花里胡哨的，可是听了这番话，村民觉得，她还真懂行。
　　不过，村里还是有明白人不肯马上拆迁，张玉奎就是其中之一，他按照一个农民的日常思维在行事：“如果房子在涨价，那就说明地也在涨价，我不拆迁这宅基地就是我的，说不定能遇见更好的买主，为什么要现在卖给你呢？”
　　而更多村民则从别的村打听消息：听说邻村村民一套同样大小的房子拆迁补偿了80万元，又听说地理位置还不如他们村庄的村民因为修公路拆迁而得了近100万元，他们立刻对自己的房子有了更高等级的预期，开始拒绝马上拆迁。可是，村里的拆迁规则，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变革，哪怕是在出现了死亡事件之后。
　　因为自己搞过建筑工程，加上和给村里修建楼房的张志军关系甚好，所以张玉奎能明白张玉良为什么不肯提高拆迁补偿价格：成本限制。
　　按照张玉良自己公开的材料，村里盖的别墅总共卖了2500万元，就算是这部分钱全部用来投资新楼也不充足。“2004年盖一幢是500万元，这两年一幢是700万元，村民们等于是以地换他的楼，基本上不拿钱出来，他还要倒给个几万块的。我是觉得他手里没什么资金了。”张玉良只能依靠自己的美好预期，拆迁出让的土地越多，房子盖得越多，那就意味着他手中可出售的资产越多。
　　在资金紧张的状态下，必然要压缩整体开支——严格控制拆迁费用，成为盘旋在李各庄天空上方的唯一主题。
一个村庄的拆迁利益链
&&& 琐屑的争端
　　因为格局狭小，李各庄的9家拒绝拆迁的“钉子户”虽对补偿的预期也不尽相同，但是所求都不算高，争取的最多也就是几万元的利益。他们对北京别的区县那种拆迁补几百万元的故事闻所未闻，也就是和邻村比比，据说最成功的唐庄，一家坚决拒绝拆迁，在房顶上战斗了数月，最终得了80万元的补偿。
　　规划中的居民楼最南面的是田德兴一家三口，他们和老父亲同住在补偿最低的石头墙房子里，5间房，半亩多大的院子。这栋房子建于1987年，与村支书张玉良的房子时间相差两年，房屋构造和格局基本相同。“我不跟别人比，我只跟张玉良比。张玉良家按照33万元做的价，我们也得要这么多。”
　　这个要求遇到的阻力并不大，可是同张玉良家差异的地方在于田德兴家的老房子四周有一圈滴水，大约各要向外扩50厘米。村里的拆迁工作组没有把四周滴水的面积计算在补偿范围内，田德兴不满意，他拒绝搬迁，准备和张玉良谈判。
　　同样是石头墙类型的田德然家情况又不同。他们两口子和儿子一家同住，老两口的年龄都超过了70岁的上限，小孙女不够18岁的下限，三代人一共只能分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跟现在320平方米的老宅子相比会拥挤很多。
　　田德然眼里看到的是前面相同的院子：那户人家因为有3个儿子，一共可以分到4套房子。并且因为在几年前翻修成了新房，每平方米的作价在1200块钱，高出了田家1000块。田德然由此心理不平衡。除此之外，320平方米的房子作价后只值15万块钱，除去用于抵消按照1000块钱一平方米的价格卖给他们的那套90平方米的房子外，只剩下6万块钱，这些要发到农民自己手里的现金村委会还要截流，一大家子搬出老宅子最后只能拿到3万块钱，田德然觉得这样的补偿制度不够公平。他认为既然是要占村民们的土地那就应该一视同仁地按照征地面积来分配房子和补偿款。
　　从田德然家出来不远处就是唐忠义家的砖瓦房，方正的房屋围着中间的大院子，看起来高大、宽敞。唐家的宅基地相当于前面两家的总数，有0.828亩，光是房屋面积就有310平方米。这栋新一些的房子按照村里的最高赔偿等级作价，一共可以得到补偿款约50万元。
　　唐忠义对这个数目基本满意，全家人喜气洋洋地把家里的物品打包装箱，期待着搬新房。可是在补偿房屋的问题上，唐家和村委会分歧很大。唐忠义的要求是一套120平方米和两套90平方米的楼房，加起来300平方米——“我家有310平方米嘛，等于我还少了10平方米。”补偿的50万元除了买房，剩下的装修也够了。
　　可是村委会对这个让步并不领情，他们按照统一制定的规则只给老两口一套房子和儿子一套房。“老祖宗给留下的宅基地就这么大，怎么到我们这儿就变小了。”令唐忠义不服气的还有补偿房屋过程中的暗箱操作，“非农业户口的和考大学考出去20多年的，有的也分到了房”。
　　比唐忠义的房子还要崭新的，是9户中最北面的张玉山家，在北京开出租车的张玉山2005年才刚刚翻修这幢房子，有200多平方米，前后3个院，装修也很不错。按照村里标准，房子可以得到34万元赔偿，张玉山的儿子过了18岁，一家人可以购买两套房。
　　不过在计算方式上，双方无法协调：门口一条过道，其实当初是院子的一部分，只是重新改造的时候给划成过道的，张玉山手里还有这块地的土地证，但是计算面积的时候却没有算进去。因为计算方式的不同争端还有几例，王再英家就是如此。张玉山说：“护坡是老人修的，留下来已经30年左右，可是村里这次硬是不算。”
　　另外，村里的规定是主动搬迁一个院奖励1万元，张玉山家一共有两个院子，他们认为村里应该奖励2万块钱，可是村里并不答应。
　　村里把拆迁提上议事日程后，每20家一组进行了谈判，一轮下来这9户坚决不同意的村民就和村委会产生了矛盾。村委会分别停发了田德然和唐忠义家属们每月100元的养老金，还把在大队当保安的唐忠义辞退回家。
　　而田德兴和王晓辉都曾经到大队上去找过张玉良，他们都觉得自己的要求都不算高，而且谁也不想跟村干部关系太僵。但是每次都是一点儿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这让村民们很恼火。
　　一个村庄的拆迁利益链
　　就在拆迁的这几年里，整个村庄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转变，最突出的，是出现了专门靠拆房子赚钱的村拆迁队，董金武就是负责人。村里人都说他是靠和村委会的王守财关系好才混到这个活的，“邻村的包干队想来拆房，没门”。
　　董金武被判刑两年，缓刑在家，他向本刊记者解释自己并不是靠和谁的关系，而是因为早年在北京拆房，有经验，才组织了这么个队伍。“确定拆迁的人家我去拜访，出1万元或者8000元左右买他们的旧房子，然后叫民工来拆，暖气、铝合金门窗、墙砖、木头都能卖不少钱。有时候一根好的松木能卖上万元。”
　　他的民工队伍都是从附近招来的，2003年之后，大部分河南人就集中居住在附近的村庄，按打死王再英那天晚上开车的司机胡见宾对本刊记者的说法，最早是拆密云城里的房，云光商场附近科技馆的时候兴起了这个活。他是最早来的那批：“砸钢筋、水泥，然后把拆下来能卖的东西拿去卖钱。”因为没有本钱，所以河南老乡越来越多。负责包活的人有十几个，而打工的多到了五六百人，密云县城附近各村的拆房工作都由他们包了，“最早工钱是每天30元，现在慢慢升到了80元”。
　　也因为如此，那天晚上去拆王再英家开出了500元高价的时候，胡见宾觉得不太对，于是主动回避了那活，只是负责开车了事，“只拿了50元”。
　　这群河南民工的生活并不富裕，因为拆迁的活不是每天都有，所以，他们对董金武这种村庄的发包人很尊敬，高进忠是凭借他的“老实”最终争取了到董金武的信任，董金武去他家看过：“一个木板上面铺个褥子就当床了。每次他骑个破车过来，不爱打斗，拆完房子就在路边摊上吃碗面什么的。他老婆拆房的时候也来，负责砍砖，就是把砖头修理出来，一块砖5分钱，多的时候一天能挣上70元。”
　　高进忠在王再英案件中之所以被判处无期徒刑，除了他是河南人的小包工头之外，还因为他在那天晚上动手前说过一句话：“到那以后，把那看的人打跑。”
　　董金武告诉本刊记者：“尽管有时候活不多，可是村里那么多房子放那里了，最终不都得拆啊？我们村的改造规划都被县里批准了，我就不信那些人家最后还是不拆。”
　　很明显，董金武的上家就是村委会，因为村委会就是开发商，也是拆迁任务的发包商。不过在拆到最难拆的9户的时候，一开始不是找的董金武，张玉良将矛盾上交，由镇政府委托镇属潭州房地产拆迁公司来进行拆迁。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张玉良付出每家3万元的拆迁价格，总共27万元，誓要把自己的小产权房计划进行下去。
　　剧烈的反抗和一个弱者的死亡
　　那段拆迁的日子，被村民们形容为“鬼子进村”的日子。先是给拒绝拆迁的人家断水断电，然后是砸玻璃和屋顶，也有放火烧房子旁堆的柴火的。
　　2008年3月初，张玉良带着十几个村干部们对这9户人家进行了最后的走访，通知大家如果再不搬迁，村里就把他们移交给镇上的潭州公司负责。
　　“上午说完，下午潭州公司的郭生全就来了，态度挺好的，还说如果大队给的补偿合适，我们可以按照大队的走；如果他们请来的评估公司合适，就按照评估公司走。”王晓辉向本刊记者回忆。可是这9户村民并没有等来所谓的评估公司，潭州公司介入几天后村里来了一批不速之客。“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穿着一身黑、戴着墨镜，胳膊上还画着龙呀虎呀的，有时候手里拿着棒子，在村里来回转悠。”王晓辉告诉本刊记者。
　　第一家遭袭击的，是找过张玉良30多次的田德兴家。“天天有20多个小伙子在我家周围转悠，晚上就有人往家里扔砖头和装着石灰的玻璃瓶子，我早上开车送孩子上学，后面就有两辆没牌照的车一直跟着我，怎么甩都甩不掉。我怕伤了孩子，只好开进了派出所，那两辆车追到派出所门口才走。”
　　更让他害怕的是，其中一个人告诉他说：“唐庄打断腿的那事就是我干的，只判了94天，你看着拆不拆吧。”田德兴说他于是把9户人家召集起来商量对策，“砸完我家下一步就是你们了”。他们想向别的村学习，组织一个护卫队来和拆迁公司的人对着干，可是9户人家的位置非常分散，想组织一个队伍来集中力量保卫很不现实，商讨了3次的结果只能是各家保各家的平安。
　　田德兴的预言很快就得到了验证。5月份，田德然家准备过冬的柴火在半夜被人点燃了，早上起来一看全部被烧成了灰。几天后的夜里，“就听见房顶呼隆呼隆地响，那时候正好四川地震没两天，我以为我们庄也是地震了，跑到门口的时候，房瓦砸到了肩膀上，再一看屋顶被人给砸了”。田德然赶紧报警，可是过了半个多小时警察才赶到，人早就跑光了。
　　唐忠义家里有18块玻璃被砸，那是深夜，扔进来的石头还差点砸到孙女脑袋。从2008年4月份开始，唐家和张玉山家都在房顶上搭了窝棚，即便夜晚还是很冷，他们依旧坚持住在窝棚里轮流睡觉，随手可触的地方存放着成堆的砖头、瓦块、啤酒瓶来防身。“那时候村里已经断水断电了，晚上什么都看不见，不过只要张玉山家的狗一叫，我们就知道有人来了，谁来砸谁。”看到砸玻璃没用，拆迁公司雇来了挖掘机，直接扒唐家的屋顶。“我用砖头把挖掘机的玻璃都砸碎了，可是他们还是在门口堆了碎石让我们出不去，房顶被扒了一个大口子。”唐忠义告诉本刊记者。他的老伴抵抗时很亢奋，隔了几个月还是很亢奋，去医院看病，诊断是焦虑引起的神经官能症。
　　宅院保卫战中，让村民们刮目相看的是张玉山的媳妇王晓辉。王晓辉告诉本刊记者：“我遛狗回来村里的电线就差我家的没掐了，当时我姐的孩子要高考住在我家，没电怎么能行呢，我就牵着狗靠着电线杆子不走，周围有20多个穿黑衣服的围着我，可是他们都怕被狗咬，不敢上前。”
　　“我想这事没完，晚上我就在房顶上藏着，小狗一叫我就知道人来了，借着车灯我看来了十几个人。我就把房顶上的大油桶给掀下去了。”张玉山家一度成了攻不破的堡垒，虽然他的弟弟是村里的副书记，侄子就是村里承包盖新房的张志军，可是这些关系都无法让张玉山让步，拆迁公司做到这个份儿上，村民们的怒火已经被点燃了。
　　2008年4月份的一个周日，潭州公司的项卫华等人又雇来了挖掘机先是在王再英家的墙外堆土，堆得高过王家的墙，这样做就很方便强拆的人顺着土坡走上去往房顶和屋子里扔砖头。然后转过头来又要往张玉山家的墙边堆。王晓辉说她积累了多时的怒气爆发出来：“我把啤酒瓶子敲碎了，手里拿着它，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房顶上跳下来的，直接奔着挖掘机的司机就去了。你凭什么在我家门口堆土？”
　　王晓辉的行为让村里人刮目相看，眼前的她其实很瘦弱，看不出当时曾经那么暴烈。她不好意思地解释：“实在是逼急了，刚盖好3年的房子要被人毁了，心疼。”
　　也并不是所有人家都需要用这种激烈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占据了小产权房要道的王利明家也不同意拆迁，王利明说：“他要是敢砸我家一块玻璃，我不找别人就找你张玉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让王利明说话如此有底气是因为常住家里的女婿是武警部队驻密云的一个小领导，后来还升到雪豹突击队了。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村委会甚至都没上门谈过拆迁方案。
　　在几户村民的顽强抵抗下，潭州公司真正推倒的只有最弱的王再英家，“拆一家只给3万块钱，潭州公司看见村民拼命的架势也开始退却，他们觉得没必要这么卖命”，于是开始停顿不前。
　　董金武说他这是第一次从上家手里拿到钱，以往都是被拆迁的人家给他钱：“那次是我从村委员会手里拿了几千块。”
　　张玉山被知道内情的村民提醒：“加点小心吧，换人了。”他也及时地告诉了王再英，可是，王再英还是不肯离开自己的土地，每天在那堆木头旁睡觉，以表示自己的所有权。
　　他就被打死在自己家宅基地上，那块地如今归谁所有，刚满18岁的王彪茫然不知，他只知道一定要继续起诉：“把村委会那帮人全告进去。”■
餐厅老板招聘钉子户抗拒拆迁
&&& “鱼堡”纠纷与“职业钉子户”的诞生
　　陆大任说，这个“单子”完成后，他不会再接这种活了，“如果环境改变，那社会不再有钉子户，我们也不会有市场”，“谁也不希望这个职业成为行情吧？如果真的如此，国家得多丢脸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谁也不愿意靠当钉子户出名吧？”
　　主笔◎李菁&& 摄影◎蔡小川
　　不平安的平安夜
　　日，北京被严寒笼罩。朝阳区安定路5-25号门口，虽然还挂着“鱼堡餐厅”的招牌，但这个平安夜显然不属于秦荣。在远处依稀传来热闹的圣诞歌曲中，秦荣对本刊记者感慨地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那一天餐厅的生意特别好，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小资旗号，所以吸引了不少年轻情侣们来就餐，甚至还有不少人排队等位。没想到一年后，我们这个地方却保不住了。”
　　被称为“职业钉子户”的陆大任尽职地守在餐馆附近，在白纸上写的自创口号：“严防死守、和谐共处。”门口上贴着一张白纸，写“停水停电已20天”。就在前一天，房屋的出租方东方凯晟公司派人上门收房，秦荣和男友报了警。这已是他们3天内的第5次冲突。警察们照样尽职地开着警车过来，把事件平息下来，但对这个略显复杂的纠纷也无能为力。
　　原有的十几家商户已陆续搬走，只剩下3家做餐饮的还坚守在此。秦荣的“鱼堡餐厅”显然像一个临时指挥部，他们不时互相走动传递信息。尽管小饭馆外警灯闪烁，但秦荣他们显然还是没有安全感，马路上有辆白车驶过，速度稍慢些，和前面的拉开了点距离，他们马上警觉地抬头注视着：“就是他们的车！”——“他们”，是出租方东方凯晟公司，秦荣他们全力以赴的，就是提防着“东方凯晟”派人来收房。有一辆依维柯车驶来，车上坐满了人，屋里的人立即坐直，齐刷刷向外看。不过车并没有停下来，径直向身后的工地开过去，众人紧绷的身体又慢慢松弛下来
　　17点，几位警察开着警车走了，气氛似乎又紧张起来。隔壁的“战友”“米粉家”的过来耳语一番，原来他又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一位警察，对方答应可以过来帮助巡视一下。
　　天气预报上说，晚上会刮五六级大风，最低温是零下14摄氏度，为10年来最低温。“现在才知道，当钉子户还真不容易！”钟博新和女友秦荣都穿上最厚的过冬衣服，感慨地说。
　　岁末寒冬里，鱼堡餐厅和邻近几家商户孤零零守在那儿，在身后那块被拍卖出48亿元的空荡荡的土地衬托下，已无任何烟火气的小餐厅更显出几分惨淡。
　　如果不是因为“史上最牛招聘”的噱头而吸引注意力，秦荣的“鱼堡餐厅”所遇到的纠纷，也会成为无数纠纷最普通也最不被关注的一桩。无论拆迁纠纷还是合同纠纷，或是拆迁引起的合同纠纷，公众关注的，显然不是这些法律层面上的讨论和交锋，而是在这起纠纷中所诞生出来的“职业钉子户”。这也使得2009年诸多沸沸扬扬的拆迁事件中又多了一个技术手段的新“案例”。
　　故事要从两个年轻人的创业梦开始讲起。钟博新出生于1979年，女友秦荣比他小两岁，在北京某大学读书期间，同样来自新疆的两人相遇并走到一起。
　　像很多在北京的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经过几年奋斗，两人有了稳定的工作，2004年还贷款在西二环的手帕口桥买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两个人的收入除了还贷款外还略有剩余，“基本也能过上满意的生活”，但他们并不满足。
　　“我们俩都属于‘北漂’，总觉得我们不像父母那样终生有保障。工作几年后，手头上略有点小积蓄，就想着自己投资做点小生意，趁年轻时拼一把。”小钟说。
　　到了2008年，两人攒了20多万元，过了春节，创业计划开始正式启动。两人最初的想法是开咖啡馆或酒吧，为此频频跑到后海和南锣鼓巷一带考察，但因为那一带房租较高，加上其他原因，迟迟未定下来，直到6月份的某一天，他们看到安定路这个地点的招租广告。
　　“我记得招租广告是写‘鸟巢餐饮一条街’的概念，我们俩就去看了，那天是沿着鸟巢一直走过来的。”秦荣回忆，虽然这里还是毛坯房，但确实离鸟巢近，又靠近地铁，15万元一年的租金也在可承受范围内，几经权衡，两人都觉得这个地点投资比较理想，当时挺兴奋的。
　　出面招商的，是后来被称为“二房东”的东方凯晟商贸公司。当时负责与秦荣打交道的东方凯晟员工王星宇告诉本刊记者，东方凯晟也是因为看好奥运商机才从“大房东”——新奥集团那里租下这几家门脸房。招租广告登出后，当时感兴趣的商户不少，其中就包括最终谈下来的秦荣。
　　2008年7月，秦荣与东方凯晟签订了为期3年的租约，租金为每3个月一付。
　　两个年轻人很快开始了将梦想付诸实际的努力。因为两人都爱吃鱼，他们决定以鱼为餐厅的特色，起了名字“鱼堡”，因为将目标消费群体锁定为白领，秦荣的确为餐厅花了不少心思。小钟说，完美主义者的秦荣事事亲力亲为，从装修到装饰，每一样东西都是她自己精心挑选的，“就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不久，鱼堡餐厅正式开业。他们的想法很明确：趁着北京奥运的热潮赚点钱。但两人很快发现，“把开餐厅的事情想得太简单”。“我们原来以为投资二三十万元，把装修弄好、雇好人之后就万事大吉，等真正运营起来才发现，经营一个餐厅，前期投入特别大。”
　　“因为原来的亚运村汽车市场已被拆迁，剩下的是一片巨大的空地，没有居民生活区作支撑，只有靠打广告才能吸引来消费者。”他们在电视和网络上投了四五家广告，“不停地往里投钱”，秦荣说，平均下来，一个月投入两万多元，压力越来越大。加之小钟在北大附近上班，秦荣的工作地点在国贸，又要管餐厅，为缓解压力，两人一商量，以5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原来住的房子，转而在餐厅所在的安立路东侧租了一套房子。
　　几个月后，餐厅渐渐有了起色，回头客越来越多。2009年5月，他们发现，“终于不用再往里投钱了”，账面第一次实现了持平。此后几个月越来越好，到了8月，净利已达8000块钱。可就在这时，他们却听到了这片房子要拆迁的“噩耗”。
　　其实，秦荣所租用的房子的真正产权方，也是被媒体称为“大房东”的，是北京新奥集团。
　　12月25日，新奥集团副总经理刘志宇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介绍说，2002年，北京市政府从北京市各局抽调一些人员，成立了“奥运场馆土地一级开发指挥部”，负责奥运场馆土地开发的相关业务。“但是这个机构的形成与国际惯例不符”，为此，2005年，原有的指挥部翻牌成立了“新奥集团”。目前，新奥集团的业务以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土地一级开发以及奥林匹克公园南区土地一级开发建设为主。
　　刘志宇告诉本刊记者，纠纷发生地点属于“奥林匹克公园南区”，也是原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所在地。这一块地的拆迁工作是从2003年开始的，当时涉及3000户居民，刘志宇说，“拆迁过程并没有出现什么阻力”，一是大部分居民认识到开奥运会是大局；另外，大部分居民也得到很好的安置：两居室一般可以获得七八十万元的补偿，可以每平方米2600元的价格在天通苑购房，所以整体进行得很顺利。
　　到了2007年底，奥林匹克南区的土地一级开发全部结束，所有居民全部搬走。但是靠马路边上的这幢三层小楼并没有被拆除。“这几幢房子盖得时间并不长，另外，它们毕竟也是社会财富，考虑到奥运期间可能会有施工工程人员需要一个暂时的住所，与其把它们拆了再盖一些简易房，还不如先保留下来。”刘志宇解释说。于是最终楼上被改成新奥物业的办公室，楼下的门脸房整租给了东方凯晟，再由东方凯晟分割租给招来的商户。刘志宇说，他们也没想到后来惹了麻烦。
　　风波是从拆迁的传闻开始的。
　　据秦荣回忆，2009年8月，新奥集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到餐厅吃饭时说：“你们这儿要拆了。”消息太突然，迟疑之下，她没有交8月份的房租，转而找到东方凯晟的总经理周某，对方回答是：“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至少保证你3年！”觉得吃了定心丸的秦荣，马上补交了8月份的房租。秦荣说，为了让她放心，东方凯晟方面还让她由原来的季付，改成先交一个月的租金，“等风声过去，再正常交”，8月18日，她补交了2万元房租。
　　可是拆迁的传言并没有就此消失。开始留意此事的秦荣又在网上查到了新奥集团的招标公告，公告上说，新奥集团要拆除旧办公楼，在奥林匹克南区建新的临时办公楼。几家商户不放心，9月，他们找到只有百米之远的新奥集团办公室。
　　据秦荣说，当时新奥集团一位姓郭的负责人接待了他们。当时这位郭姓负责人的回答是：这个地方是保不了3年的，房子本来是9月份要拆的，最迟也到10月份。新奥集团的态度是，房子是新奥物业租出去的，而他们是独立法人，所以赔偿问题跟新奥无关，由他们出面组织商户与东方凯晟商讨赔偿问题。秦荣说，东方凯晟提出了3.5万元的赔偿金额，这是她断断不能接受的。于是自9月份之后，她拒绝再交房屋租金。
　　此举无疑让东方凯晟很恼怒。2009年9月，东方凯晟先向朝阳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理由是因为秦荣拖欠房租，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东方凯晟的王星宇说，2008年，他们与新奥集团签了3年合同，所以他们才敢与商户也签3年。现在，他们一面要如期向新奥交租金，另一面，却从秦荣这些商户收不来钱，这也让他们遭受很大损失。王星宇说：“东方凯晟至今也没有接到拆迁的正式通知。”问题似乎就僵在那儿了，“我们告诉她(秦荣)房子不拆迁，她要我们拿出不拆迁的证据，我们也的确拿不出来。我们要她拿出拆迁的证据，她也拿不出来”。
　　于是问题又被抛到新奥集团那里：这些房子究竟是否要拆迁？刘志宇的回答是：“在签租赁合同的时候，没人知道这个房子何时要拆，包括我本人。我现在也可以说，这房子可以留用，为什么一定要拆？”刘志宇又说：“退一万步讲，即便我真的要拆迁，我也是拆我自己的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按刘志宇的理解，秦荣与东方凯晟之间并不是拆迁纠纷，而是合同纠纷。“秦荣应该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交租金，合同上没有说‘发现有拆迁迹象就不交’吧，拒交房租就是单方面取消合同，凯晟就有权收房。如果秦荣仍然准时按约缴纳租金，东方凯晟真的收房，是他们违约，要按合同约定赔偿。”
　　这个说法显然是秦荣不能接受的。她说，新奥集团的本意其实就是想拆迁，不过在惹来麻烦后才改口说“不拆”，否则不会将这条街的其他商户也陆陆续续赶走。因为这几家有的是商贸公司，租门脸是展示用的，有的是刚租的房，不像他们属于长线投资，损失不大，所以才没有计较。而刘志宇则说，因为商户成分比较复杂，管理难度和成本都比较大，所以他们才向东方凯晟提出收回几家商铺的要求。
　　餐厅在争执中又运作了一段时间，11月底，东方凯晟将水给停了，几天后，电也被掐了。“鱼堡”不得不停业。
　　职业钉子户
　　“我上网后才发现，关于这一类的纠纷挺多的，比我们惨的有的是，包括我们咨询律师时，他也是这样说。但事情没轮到自己，也不会有特别的感受。我们是2009年3月卖的房，出手后房价就噌噌地往上涨，当然这也怨不了别人，但我们做餐馆，就是做好了一年赔二年平三年赚的准备，就指着第三年。谁知道中途遇到这种事，所以想起来就觉得冤得慌。”小钟说。
　　在网上发“招聘钉子户”的广告是秦荣的主意。秦荣说，因为他们两人都要上班，平时没时间守在这里，所以她才有了这个想法，当然她也不排除吸引外界关注此事的动机。在这个标题为《绝对史上最牛招聘》的帖上，秦荣为她要招聘的拆迁钉子户开出如下条件：底薪1000元/月，另有2%提成，包吃包住。任职要求：1.最好有相关拆迁经验，知道如何跟恶势力抗衡和周旋；2.大专以上学历；3.责任感强，坚韧，勇敢，身体健壮；4.能吃苦，在面临停水停电黑社会势力时不屈不挠。
　　秦荣说，帖子发出去后，有十几个人打电话来应聘，她选择了3人进行面试，最终选择了有拆迁经验的陆大任。而被称为“职业钉子户”的陆大任的出现，让这个事件陡增了几分戏剧性。
　　46岁的陆大任是山西太原人。他说自己刚到北京找一位朋友，住在朋友家里，晚上的电视新闻里讲到了最近的拆迁纠纷，因为自己“和拆迁有关系”，他格外关注。在那档节目里，在介绍完成都自焚的唐福珍事件之后，也讲了秦荣的纠纷和她招聘钉子户的事情。“出于职业敏感”，他让朋友上网查了一下相关新闻，决定应聘。
　　出现在媒体前的陆大任总是用一个淡蓝色口罩遮住鼻子，他解释说主要是因为室内温度太低使他的过敏性鼻炎一再发作，另一个考虑，也是因为“父母还在”不想过多曝光自己。不仔细看，很难发现他花白头发后梳着一个小发髻，似乎宣告着他不是这个年龄该有的“循规蹈矩”。
　　显然见过一些世面的陆大任在媒体面前并不紧张。据他自己介绍，他最早是山西一事业单位的“小官”，“每天的工作就是喝茶看报纸混日子”。不久，因为一位亲戚从香港来山西投资房地产，他去帮助处理些杂事，自认为“手脚灵活、长眼色”的陆大任很快获得老板信任，先从建材原料方面做起，慢慢开始进入到拆迁领域。
　　有媒体形容陆大任为“前拆迁队长”，陆大任告诉本刊记者，其实他的工作自始至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头衔，自己也就是“拆房子的”。陆大任说，亲戚的房地产公司很有实力，在山西“数一数二”，那时拆迁的规则是开发公司给钱，“现场做评估，过去看一眼，一口价，比如说20万元，你就开始拉人拆吧”。
　　“早期拆迁的也都是土坯房，老百姓也愿意改善，所以基本没遇到什么阻力。”陆大任说，那时的拆迁工作是个肥差——除去机械和人力的几万块钱成本，开发商给的20万元拆迁费会有十几万块的剩余，他们随便造个表，填些数字，“象征性地交给公司几万元，其余全是自己的”。“以前为自己的公司做，后来哪个地方给钱就去哪个城市拆”，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拆迁，陆大任的口气里甚至都有些留恋。
　　在陆大任的印象中，到了1998年，随着大规模国家建设项目增多，跟开发商讨价还价的人在增加，拆迁赔偿越来越高，阻力也越来越大。不过那时还没有钉子户一说，比较难对付的&&&& ——他们称为“难缠户”，由街道办事处出面做工作，或者托关系，或者上门说情送个礼，一般也好解决。
　　陆大任说，到了2000年以后拆迁难度更大，“难缠户”已升级为“钉子户”，对付钉子户最直接的是舍得花钱，给足补偿款。明的不行，也来暗的：停水、停电，外围破坏、疲劳战、偷鸡摸狗，或者“找来几百甚至上千的社会闲杂人员”，“我们那叫略施小技”，他突然有些狡黠又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总的来说还是能解决问题，我没听说后来的自焚、扔燃烧弹这些极端事件”。
　　2003年，陆大任说他在邯郸拆迁时遇到过一次意外事件。几个住户拒绝搬迁，他们最终谈好了30多万元拆迁补偿款。签好字后，他们开始拆除房屋，铲车往前推进的时候，一个人突然冲出来一头撞在铲车上，大家顿时吓得目瞪口呆，赶紧把人送到医院却也没有抢救过来。事后他们推测是这家的男主人不知道补偿款已到位而采取的激烈之举，又赔了几万元平息了事件，“虽然不是我们的责任，但他就死在我面前，对我的触动还是挺大的”。
　　与此同时，拆迁市场也越来越难做。陆大任告诉本刊记者，后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拆迁队，拉几个人、租几台机器就可以四处拆，原来的供求关系也发生转变，由拆迁队付给开发商一笔钱才能揽到生意。同时，为了节约成本，拆迁的工作也越来越精细。陆大任说，因为最初拆的都是老房子，“破砖烂瓦也没什么价值，所以都是一次性处理完”，比如螺纹钢，以前，“只有成大件的拉走，小的都扔掉”，现在都得留着。门板、钢筋、预制板……都要进行再处理。“越分越细，也越来越操心”，陆大任戏称，“工还没开，人先算晕了”。这个行业越来越不好做，陆大任也陆陆续续将自己的设备出手，到了2005年，他完全退出了这一行。
　　如同招聘广告中承诺的那样，秦荣为陆大任买了份价值10万元的人身保险。而陆大任否认自己是冲着2%的赔偿提成来的，“那也真不叫个钱”，他说更主要的原因是，“以前我是对立面，了解这个事”。
　　陆大任与秦荣和小钟见面后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究竟有多大的决心？”这让秦荣感到很意外，“按理说这应该是我们问他的问题”。陆大任解释说，开发商与钉子户之间就是一场心理博弈的过程，“没有相当大的决心是坚持不下来的”。
　　不过当钉子户所要承受的考验，对陆大任自己也是个挑战，他也一再说，“没想到会那么恶劣和糟糕”。房屋被断电断水后有诸多不便，没有取暖来源，室内温度极低，有时他靠喝二锅头取暖。更难熬的是每一个夜晚。“到了晚上，这里完全是一片荒地，连个鬼都找不到”，每天晚上，新奥物业的保安会出来巡逻两次，白天他们是剑拔弩张的“敌我双方”，到了晚上，成了形影相吊的两个朋友。“我可盼着他来呢”，老陆说，保安年龄很小，也显得很孤单，路过这里，会过来和他有一搭没一搭聊几句。
　　秦荣对老陆的评价是很敬业，因为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陆大任几乎放弃整段的睡眠。如今，他对门口这条街上的各种动态已经了如指掌，他会清楚说出清洁车出没的时间“1：30～1：45，从北边往南开过来；2：30～2：45，再从南向北扫对面的马路”；再过一会儿，清洁工出现，陆大任也在核计哪几辆早班公共汽车该出现了，然后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在门口那张写有“已停水停电×天”的白纸上再加上一个数字……
　　陆大任显然也是慢慢适应突如其来的媒体名人的角色。室外，他拿着“钉子户”的小旗在接受香港一家媒体的采访。对方问他为什么不撤离，他回答：“因为我对他们有承诺。”记者连连称赞他这句说得精彩，让他对准镜头再重复一遍。陆大任提高嗓门，又郑重地发挥了一下：“因为我是男人，我对他们有承诺，承诺是山！”
　　除了陆大任这员“武”将外，秦荣还聘了一位“文”将——59岁上海市人徐达，他通过信访方式帮助秦荣。徐达的房子坐落在上海黄浦区，4年前被强拆，至今未拿到补偿款，目前他还正在打这个官司。徐达象征性地索取每个月100元的报酬，而这笔钱将捐给为了对抗“钓鱼”执法、割断手指证明自己清白的孙中界。他说参与此事的目的，就是想让公众更多地关注此事。
　　日的一则地产新闻，让秦荣觉得自己关于拆迁的担心再一次得到确证。这一天，中建国际和北京保利兴两家地产公司以48亿元的价格拍得奥林匹克南区的3块地。秦荣在新闻中看到，这块地将在日交给新的地产商。在她看来，新奥集团与东方凯晟联手赶他们走，也是为了如期交这块地。
　　新奥集团的副总经理刘志宇对本刊记者否定了这种关联：“房子的处理是可以在条款中单独约定的。因为开发周期比较长，买地的人也可以留下房子做临时用处，房子的结果跟地的结果没有关系。”但他也承认，在对外出租房子之初，“我们跟物业说得很清楚，集团早晚要收回”。
　　12月21日，东方凯晟商贸公司与秦荣的官司在朝阳法院安贞法庭开庭。秦荣说，在2008年6月与东方凯晟公司签了3年合同时，东方凯晟和新奥集团都知道2009年此商铺拆迁，所以，东方凯晟公司与他们签3年合同属欺诈。她当庭对东方凯晟公司提出反诉，要求其提供房屋不被拆迁的担保，并继续履行3年合同。
　　秦荣告诉本刊记者，东方凯晟公司的律师曾表示愿出10万元和解，条件是秦荣必须立即搬离腾空饭馆，但遭秦荣拒绝。对方的律师又提出，如果愿意腾房，他们可以对装修进行评估，然后按平方米数进行赔偿，“至少还是一个谈的态度”，秦荣感到有一点安慰。
　　没想到，就在开庭中午，双方却发生了第一次直接冲突。中午12时许，数名保安从屋外锁住“鱼堡”。东方凯晟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因为秦荣拖欠租金，他们按合同与欠租商户解除合同合法，采取封门措施亦合法。双方一度僵持近4个小时。
　　12月22日，双方再一次发生纠纷。陆大任说，数十“黑衣人”再次光顾，强制封店。“他们见我把门从里面锁上了，就几个人一块儿拉这门，终于把门拉开了，那4扇门被从墙上拉掉。”当时他被五六个壮汉一下子抬出屋外。隔壁米粉店的两名员工身体多处擦伤。陆大任说，一辆红色轿车开过来，米粉店的经理砸了车窗，他则用旗子冲里面捣，红车跑了。
　　对此，东方凯晟也有自己的说法。“我们收房也是为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考虑。冬天越来越冷，他们还找一个钉子户住在里面，万一在里面出什么意外，责任不也是我们的吗？”王星宇说，“不过是我们3个工作人员穿着花花绿绿的工作服，他们打电话报警。”他说，拆迁办的人过来拆门口地砖，“大大方方的”，也被理解为恶意行为。王星宇说，这在他们看来也是难以理解的。“来的都是我们工作人员，哪是什么黑衣人？来个人就是黑衣人，哪有那么多黑衣人！”王星宇反唇相讥。
　　目前，双方的不信任互相激化。东方凯晟的王星宇说：“他们一张口就说我们是‘骗子’，混淆视听，以为我们是房东我们就怎么强势了，而且利用这种非常规手法炒作自己获取社会同情。”在他们看来，激化矛盾的是秦荣等商户。据他说，纠纷发生之初，秦荣写下所有清单，“乱七八糟的都列上”，要价100万元左右，“‘米粉家’张嘴要200万元”，这在他们看来是“无理取闹”，直到开庭前，他们才降低了索赔数字。此种说法自然遭到秦荣的反驳。她说：“他们总对媒体说我们漫天要价，我就是想说，3年合约不是游戏。我要他们履行合同上的3年合约。”
　　至今，谁都无法用拆或不拆来给秦荣的房子做个承诺，或许用“地位模糊”来形容更合适。小钟和秦荣仍坚守在他们的阵地里，有阳光的午后，又没有记者来采访的时候，他们会走到房子外晒太阳取会儿暖。他们说，之前曾经想过投资失败，但没想到会遭遇这一类的纠纷。小钟说，两人最坏的打算是房子扒了，而他们一分钱赔偿也没有。“我们俩也商量了，我们现在必须尽力坚持，环境再艰难我们也要坚持，这是必须的！”他也给自己打气。
　　让秦荣和小钟感到安慰的是， 3个厨师还在跟着他们一起守。所以她到现在还没有放弃创业梦想。她的计划是拿到赔偿后找到一个新地方继续开业。唯一确定的收获是两个人感情更好了。“虽说我们还没有结婚，但也有患难夫妻的感觉。”小钟一边说，一边看了秦荣一眼，秦荣则自始至终是冷静的表情。
　　陆大任说，在一天天的共守中，他与小两口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除了雇佣关系之外，又多了点战友的意味。被“强拔”出来的那一天晚上，顶着微弱的烛光，小钟和秦荣找到陆大任商量，小钟说：“老陆你年龄不小，不行的话你考虑退出吧！”陆大任一口回绝，他说：“我进场的那天起就没想过退出。”气氛显得有些悲壮，结果，老陆和小钟都掉了泪。老陆说，这个“单子”完成后，他不会再接这种活了，“如果环境改变，那社会不再有钉子户，我们也不会有市场”，“谁也不希望这个职业成为行情吧？如果真的如此，国家得多丢脸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谁也不愿意靠当钉子户出名吧？”■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责任编辑：冯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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