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中说禅的“患与不患”creep到底什么意思啥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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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缠论中“患”与“不患”的含义,并请举例说明。深入学习过缠论的请回答。
不负如来050
  “患”:是质疑的、不确定的;  “不患”是不用质疑的、事实的、确定的  原文:“缠中说禅技术分析基本原理一”:任何级别的任何走势类型终要完成,即“走势终完美”。这个原理的重要性在于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很难实用的、静态的“所有级别的走势都能分解成趋势与盘整”,转化成动态的、可以实用的“走势类型终要完成”(见微知著的预测效果)。这就是论语所说的智慧:“所有级别的走势都能分解成趋势与盘整”是“不患”的,是无位次的,而“走势类型终要完成”的“走势终完美”以“所有级别的走势都能分解成趋势与盘整”的无位次而位次之,而“患”之。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就连断句也与别人不一样!)“患”,即“畏”。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患”,以“不患”的“无位”而“立”,“立”在古代是和“位”相通的,“患,所以立”,“患,所以位”也。  而“不患,莫己知求”,“求”,选择。“莫己知求”,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为可知也”,“为”,就;“可”,能。“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  因此,缠中说禅把孔子的这句话用白话直译过来,就是:孔子说:“不患”,无位次;“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  老子说“人之大患,患其有身”,其实,凡其“有”,必有其“患”。站在终极的角度,一切存在都有其“患”,而“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但所谓的终极,也是相对而言的,在具体的存在系统中,也相应有其“患”与“不患”。在这系统似乎无位次的“不患”,在另一系统内就成了“患”;反之,在某一系统的“患”,在另一系统内就成了“不患”。每一个现实系统的存在,都有其“患”与“不患”。  关于“患”和“不患”,“无位次”和“位次”的初步理“患”不好翻译,可以模糊得等价于“畏”。“位次”,即“位”,来自于“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非常勉强的单薄的理解是顺序、逻辑关系。人不可能真正得了解自我和世界,因为自我和世界本来就是因缘和合而成,出在变化之中——这种理解本身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所以,不能了解加上和合而成,就构成了一切所谓的“位次”都没有意义,有无都一样,所以就是“无位次”。但是,恰恰是因为“无位次”,“位次”的定义才可建立(互为条件),“位次”的意义才可以无可依赖地存在。这一切都成了这样一种真实:绝对可知绝对把握是不存在,即便存在也和不存在没有任何区别的。重要的是,要在不存在中看到存在的东西,从存在的东西中看到新生的东西,不断由不知到知,再由知到不知,或在每一个当下的构成中。  “患”是基于“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的,那么知道这一点的意义何在呢?这一点珍贵在指出了找路的唯一方向,即“当下”的“位次”是怎么样的。其他,比如将方向基于人心(或人的素质,人的思想,人的觉悟),将方向基于某种理论、某种神秘力量、奇迹,都不过是幻化空想,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世界仅仅是用来改变的,自己仅仅使用来当下的。任何先验的前提都是“患”与“不患”成为当下的一种向量,并没有特权。除了“当下”的“位次”,其余的一切包括自己的时间、精力都是条件,都是和合的一种向量。无论愿与不愿、知与不知,当下就是这些的和合。而自己在其中充当的就是“与天其时天与其时,与地其利地与其利,与人其和人与其和”的缠。与之共振,当下的世界就此改变,所谓“悦”“乐”不言自明。
谢谢你的回答,看来你也很喜欢缠论的内容了。
回答中引用了“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能谈谈对这句的理解吗?
另外,记忆中,缠还有“与天其时则天与其时”的表述,能顺便谈谈对这句的理解吗?
荀子还喜欢谈“参”,如“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王制》)“专心一致,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性恶》)天人虽然各有其职分,不能互相替代,但从更大的范围看,天人又是一体的,人的活动可以参赞天地的变化。所以荀子既讲天人之分,也讲天人合一,二者构成其思想的整体。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在以后的长期发展中,则逐渐强化和积淀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观念之一,并且渗入政治、艺术、科学以及日常习俗、心理底层等各个领域。而天人之分的观念却长期被人们忽视,没有形成一股足以与天人合一相抗衡的思想洪流。由于天人合一重道德,轻认识;重综合,轻分析;重直觉,轻逻辑,结果导致了对自然认识的轻视,严重影响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造成了中国在近代历史上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但根据竹简的内容,天人之分其实也有深刻的历史渊源,而且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总是相伴而生的,没有不讲天人之分的天人合一,也没有不讲天人合一的天人之分。但不论是竹简还是荀子,其天人之分都不是以认识自然为价值趋向,竹简的天人之分主要讨论的是如何面对命运的问题,因而是人生论的而不是认识论的;荀子虽然涉及到人与自然的问题,并提出要“制天命而用之”,但在万物之所以生成的问题上,却主张“不求知天”,这就从根本上堵住了探求自然奥秘的可能。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问题是,它始终没有产生出将主体与客体严格区分开,并以认识自然为价值趋向的天人之分思想。从这一点看,真正影响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与其说是天人合一,不如说是天人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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