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农村传统乡绅的消失――与刘毓庆先生商讨& & 刘毓庆先生的《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一文，对我国农村乡绅阶层的起源、形成，以及他们在社会历史上的有益作用和功能，都有详实、生动的记述。堪为一篇好文章，不作赘述。& & 美中不足的是两点，一是此文对乡绅在历史上自觉维系传统道德和政府法规，着墨不够。二是此文对乡绅的消失，没有说到点子上。& & 先说一，有关乡绅在历史上维系传统道德和政府法规问题。& & 旧时代，特别是在民国前，历代朝廷，在乡村的政权职能机构，几乎为零。当时，每县只有一个县令（县长），依赖数名衙役（公职人员）和班头（类似警察局长和公安局长），行使朝廷的政权执政权。县衙下面各乡村，没有乡、镇长，每村只有一个相当于村干的不吃皇粮、没有俸禄的里正，上传下达朝廷和官府的旨意。& & 但农村社会，并未因朝廷的政权和军事力量薄弱，发生混乱。实际上，广大农村社会是长期处于和谐社会状态。& & 可以说，这种社会安定，乡绅们功不可没。& & 当然，社会安详、和谐，不是没有矛盾。& & 旧时代农村社会生活中各种社会矛盾，必然会发生。 & & 如：偷窃、强占、欺男霸女，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的行为，以及社会公益的防火防盗、修桥补路、捐款救灾、建塔办学事业的筹措资金等等，也时有发生。但这些案件和事情，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是靠官府的官员，利用政权法规来处理、判决、平衡进行实施的。当时的官府，没有那个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力量，来处理这些众多的社会矛盾。& & 这些绵绵不绝的社会矛盾，绝大多数是通过乡规民约来制约、处理、消化的。& & 而担当执行乡规民约的“执法者”，基本上就是这些各地的乡绅或族长。当然，很多族长本身就乡绅。& & 乡绅们凭借自身的声望、威信、学识，和传统道德理念，担当着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中规矩条款的仲裁。在他们无权处置的情况下，他们会将犯事者扭送到官，由官府判定。& & 他们不断地不计报酬地平息着社会上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 & 乡绅们在不断耗费自己精力、时间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也在不断增加自己的权威。反之，抑或是对人、事处理不公，削弱着自己的权威。& & 后者必然被社会淘汰。& & 大量唐宋传奇和明清话本、小说、笔记，以及各地、各种的地方志，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方面足够的研究资料。& & 也就是说，乡绅，实际上是公认的乡村评判是非的权威。他们充当了政权的义务执法者，是民间社会矛盾的调节者。起着向下传达中央旨意，向上传递民间疾苦的信息中介作用。& & 同时，乡绅们必须在惩罚他人的时候，警策自己，对自己自律。也只有这样，这些人才能保障自己的权威社会地位。& & 这就是乡绅能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社会本质和历史价值。& & 对此，刘毓庆先生的《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一文，似有疏漏。& & 再说二，有关乡绅阶级的消失问题。& & 这个问题，刘毓庆先生没有说到点子上。& & 《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一文认定：“对于乡绅的消失，可以归咎于社会近代化变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 & 文中，刘毓庆先生的这个“工业文明”的认定，是指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该文强调改革开放是只抓经济改革，没抓政治体制改革，引发“工业革命”，消灭了乡绅阶级。& & 这与历史事实，大不相符。& & 民国时期，固然打倒了皇权，在民主共和的口号下，乡绅队伍已经大量削减，但不可否认，当时各地的农村社会，依然保留有大量乡绅的存在。全国的各地乡绅阶层，依然担负着传统的社会责任，在政府鞭长莫及的广大农村，自觉维持、拥护着政权的法律、法规，保障、维护着政府法规和乡规民约的有效实施。& & 民国时期，乡绅们依然是稳定农村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 乡绅，基本上消失在新政权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中，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 首先，乡绅都是地主，或工商业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或官僚地主。不容置疑，他们都是新政权的阶级敌人，必须消灭或改造。可以说，数千年维系传统社会上下关系纽带的乡绅阶级，顷刻间遭受到灭顶之灾，被彻底灭绝。& & 这些乡绅，有的逃亡海外或港台，有的被镇压处死，有的被判刑关押，有的被管制劳动改造，基本上失去了全部财产和人身自由，成为了无产阶级的敌人，被“革命群众”“专政”。& & 同时，他们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 & 其次，新政权的农村社会，大到分田分地，中到当兵选干，小到读书婚嫁，一切社会义务和矛盾，全是乡、村的无产阶级两级政权包揽处理。别说身为阶级敌人的“乡绅”，就是一些有头有面的人物，谁敢插手干涉？& & 乡绅，曾经是是中国农村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阶级。& & 而新政权建立后，是不允许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存在的。整个社会各行各业，任谁都不允许自由、独立发展，都必须由行政权力掌控。& & 所以，斯时不仅消灭了乡绅阶级，也斩断了乡绅阶级的传承后路，使之彻底绝迹，再难滋生。& & 新的乡村干部，取代了旧社会乡绅的社会功能，他们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他们不可能有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公民特质，只能是党和政府的驯服工具。& & 何况，依顺权力有很多好处，而坚持思想自由、人格独立，无异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危险不言而喻。& & 为自身安危和利害关系计，他们必然会选择依附权利。& & 因此，在取消、摧毁私塾、学堂的大潮中，谁敢再私自办学？在发生各种案件的时候，谁敢再私设公堂？& & 乡绅的消失，也是新政权广大农村村一级政权普遍建立的必然结果。& & 以后农村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更是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农村产生乡绅阶级的所有条件。全中国广大农民，包括以前的乡绅在内，一无例外地全部成为了农村的无产阶级。& & 因此，笔者认为，刘毓庆先生《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一文，定论“对于乡绅的消失，可以归咎于社会近代化变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结论是错误的。& & 仅就此，与刘毓庆先生商讨。& & 原文链接： 一生钟爱诗书画 半世消磨烟酒茶 发表于：15-12-22 12:07 被系统删除于： 13:50:21 发表于：15-12-22 12:24 被系统删除于： 13:50:21 发表于：15-12-22 13:19 以下是引用 第3楼 @孔谙 的话： tikjcstyxkfdko...宇宙语？ 一生钟爱诗书画 半世消磨烟酒茶 发表于：15-12-22 15:21 & &&乡绅，基本上消失在新政权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中，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发表于：15-12-22 18:50 以下是引用 第5楼 @瓜尼达 的话： 乡绅，基本上消失在新政权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中，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发表于：15-12-22 18:57 他们不断地不计报酬地平息着社会上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 & & 乡绅们在不断耗费自己精力、时间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也在不断增加自己的权威。反之，抑或是对人、事处理不公，削弱着自己的权威。 呵呵：看大家玩滴那么开心！偶赶紧去！ 发表于：15-12-22 19:10 & & 大量唐宋传奇和明清话本、小说、笔记，以及各地、各种的地方志，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方面足够的研究资料。 发表于：15-12-22 21:48 49年“土改”运动，斗地主，斗土豪，分田产，游街戴高帽。乡绅阶级顷刻间遭受到灭顶之灾。 发表于：15-12-23 08:57 暴力革命，谋财害命，道德沦丧，祸国殃民。 快乐的活着！ 发表于：15-12-23 10:38 工业化会造成乡绅的没落是无庸置疑的，台湾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在大陆，没有等到工业化的兴起，土改之中，乡绅就被消灭干净了，这也是无庸置疑的。 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他们找去吧。 发表于：15-12-23 15:32 被系统删除于： 15:44:48 发表于：15-12-23 19:52 乡绅看重自己的声誉。 你尚未登录或可能已退出账号:(请先或者文︱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刘毓庆 & &本文摘编自《中华读书报》我们只要从晋南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过，看看那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稼穑为宝”“职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从这些连今天的大学生都不能完全理解的古典语汇中，我们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这里没有豪言半语，而充溢着的是内在的道德修束。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如果从读书人的数量来说，当代中国农村绝对是古代农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然而为什么却没有从前的典雅，而且也失去了传统农民的道德坚守与精神追求？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乡绅。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地了解。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因而“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绅衿论》，同治壬申五月一日《申报》）。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说：“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乡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所以郑玄说“先生”是“老人教学者”。从“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通俗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教授乡里，行化一方的故事。像汉代以力谏皇帝折断殿槛而闻名于世的朱云，退居乡里后，即教授诸生，“择诸生，然后为弟子”，培养出了两个著名的博士（《后汉书·朱云传》）。蜀中司马胜之，辞官不做，“训化乡闾，以恭敬为先”（《华阳国志》卷十一）。曾作过武威太守的冯豹，“以《诗传》教授乡里”（《东观汉记》卷十四）。宋之理学大家如二程、陆九渊、朱熹等，无一不是休官后还乡讲学，培育后进者。宋吕大防兄弟四人，大防曾为尚书右丞，大钓嘉佑进士，大忠曾为河北转运判官，大临曾为秘书省正字，都是“国家干部”，但中国乡村的第一份民规却出自他们之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蓝田《吕氏乡约》。南宋朱熹又对这《乡约》作了增损，由此而传播开来，对明清乡村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关于乡绅作为的记述。如《洪洞县志·人物志》记清之人物，靳之隆，曾为解州学正、阳城县教谕，“解任归，筑读书精舍，数百里负笈从游者，不下百数，各因其才，多所成就。处乡党以中正和平为一邑表率”。刘我礼，“考授州同，赠资政大夫”，“于里中建乡塾，捐资延师，寒畯多赖成就”。刘镇，刑部福建司郞中。致仕归，“所得俸尽赡三族。捐学田四十亩，助寒士膏火”。刘勷，直隶河督。致仕归，“督修学宫、城垣，并城南涧河石堤”。刘大悫，曾任贵西监司，以疾足乞假归，设墨庄家塾，“成就四方士甚多”。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这些乡绅，他们怀着四方之志，在青壮年时期通过科举、铨选，离开家乡，为国家效力。晚年归乡，则带着一身的荣耀相见于乡亲父老。他们的成就、德望为一乡民众所瞻仰，他们的学问知识为一乡学子所钦慕，他们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乡土。如此而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使中国乡土变成了人才生长的沃壤。有人对明代初期百年间的城乡中举人数作过统计，发现乡村多于城市。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功能。再说，在与六畜、五谷相互依赖、关爱中成长起来的人群，是否比城市叫卖喧嚣中的生命，更具有“仁人而爱物”的情怀呢？然而，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制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开始动摇，部分退休官员开始失去还乡的热情，在城市安置家眷。这种单向流动，在民国时期曾使一批有志之士深为担忧，而为乡村重建作过呼吁。到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潮，乡村的命运便急剧直下。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都变成了城市人。先是城市工作的革命离休老干部，他们安居于为革命功臣建起的休干院、疗养院而再不“思蜀”。其次是工职人员中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人，因农村失去土地，完全没有了“归根”的念想，安居城市。再其次是基层官员，工作在乡，退居则入城。再其次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农村大学生，一批毕业于名校，留居城市工作；还一批毕业于不入流的学校，在三十年前原本应属于初中生是可以留居农村的知识人，现在也有了大学生身份，漂于城市而不思归。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加之城乡教育资源配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与规模，使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村落中的暴发户和农民中的精明能干者，或在大城市购买豪宅，安置子女户籍入城，享受京沪人口升学的优惠政策；或靠经商或其它谋生手段，定居城市，虽无城市人的合法身份，而为了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也艰难地过起了城市生活。还有一批农民工，望子成龙的切切之心迫使自己蜗居城市，为孩子离乡上学赚取费用。于是大批“空心村”出现了。中国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植根于乡土的中国文化之树，“叶”不归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这棵大树面临的不仅仅是凋败，而是枯死！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乡村失去“灵魂”之后，八亿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变为流民，游荡入城。城乡人口的单向流动，违背了“天道循环”的自然法则，其结果会如何呢？当然，对于乡绅的消失，可以归咎于社会近代化变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对传统价值观的摧毁。虽然近代出现的新型知识群体和有理想的革命者，其初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但面临自己最后归宿选择时，在城市良好的医疗条件保障下安享晚年，成了他们最合理的生活选择。“叶落归根”的传统价值观被彻底抛弃，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失了“根”的记忆；工业文明追求效益与利益的观念，冲刷了传统学人曾有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精神；安坐电视机前关注“养生堂”栏目，变成了他们的新常态。而殊不知他们的选择，比之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封建士大夫”，显得是多么卑微！于此，我不得不礼敬中国传统的乡绅，磬折于他们“归根”的壮举与高尚精神！“叶落归根”，归根则成肥料，不归根则成垃圾。他们不愿意作不归之叶，被人作为垃圾扫掉，而是要化为肥料，让生养自己的大树长得更茂盛。他们明白，自己尽管到垂暮之年，不能再有大为，但只要身影出现在乡土上，那曾经有过的荣誉就会发出光芒，激励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他们的价值已不在职所，而在乡土！附：乡下，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文︱湖南大学老师王君柏 & &本文摘编自《新华网·思客》2015年7月下旬，笔者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就是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乡散记。1. 星散的人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在老人的帮助下，回忆了三十年前的人口，也就是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一个小的自然村，整个行政村将近一千人。）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的在城市里安了家。）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2. 即将荒芜的土地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的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的蹂躏。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3.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劳的一代人。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的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4. 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得这片土地上来。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赡养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5. 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我们总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若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稳定群体。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的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6. 良风美俗的损蚀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孝道堪忧。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谈及子女们的孝顺，她不禁潸然泪下，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了又收，得到几千斤玉米，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大儿子回来后，从不给我什么，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也给他借了些，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认为我偏了心，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媳妇总是吵，回家就到处找。是啊，他们应该有钱，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