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日本对中国三坪房间的侵略者,例如南京大屠杀,以及当今社会的国际交往?

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的?
导读:在研究七十年前(本文写于2007年)开始的那场抗日卫国战争之时,有一个话题我总是尽量回避。那就是“南京大屠杀”。
  其实,我开始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的文献,和南京大屠杀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是在几年以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在BBS上面辩论,对方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终于,耐不住性子的萨愤而问道:无论你怎样讲,总不能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
  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
  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了愤怒
在研究七十年前(本文写于2007年)开始的那场抗日卫国战争之时,有一个话题我总是尽量回避。那就是“南京大屠杀”。其实,我开始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的文献,和南京大屠杀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是在几年以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在BBS上面辩论,对方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终于,耐不住性子的萨愤而问道:无论你怎样讲,总不能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了愤怒。我下了一个决心,就让我用日本的史料,来说服你吧。在我的书橱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如今已经堆积如山。然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却很少。是因为在日本没有这样的史料吗?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纪录比比皆是。我只是没有勇气面对。没有勇气面对我们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原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作为海军军官的奥宫认出这支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我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这已经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官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一万五千人以上,12月24日至第二年1月5日,处刑数千人。”这样的记载车载斗量。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料中,总计373页的书中,有95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那部分书页,我至今没有勇气打开。每当此时,我多么希望日本极端右翼宣传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谣言”是真的才好,我国我民,作了何等恶事,以至承受如此天下难言之惨!然而,墨写的谎言如何能够改变血写的历史呢?正是因为证据如此确凿,假如问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从官方而言,日本方面从来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传统都存在着对南京大屠杀(日文:南京大虐杀)的描述。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袒露了当时的暴行。这是1999年1月,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17-1 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图片下面的说明是:倒在床上叙说的佐藤道:“对着几千名络绎不绝朝对岸逃去的人群,用九二式重机枪开火射击了。”佐藤是日军原十六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的士兵,参加了对南京的进攻。他在采访中对这次屠杀的背景介绍道:“在扬子江畔包围了几千名在岸边的人群。一个中队的八挺重机枪对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可以看到人群中的女人和老人。距离四五百米,变着角度扫射,打到的地方人墙就崩塌下去。他们用力地摇着白旗,我想也是很可怜。我们是按照小队长‘打’的命令来干的,但是,这命令(中国人统统杀掉)应该是出自师团部。”但是,就日本普遍舆论而言,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确实有着极大的分歧。其中,除了接受传统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的部分民众以外,比较典型的“修正看法”就有四种之多。第一种看法,南京大屠杀虚构说。南京大屠杀虚构说是在日本极端右翼和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观点,曾在网上与我进行辩论的日本青年大体属于这个派别。其中,比较典型的公开言论当属日大桥政太郎在《产经新闻》发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其原因是“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看到数千人被屠杀的目击者一个也没有”。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组织对中国报道中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杀”标题下的历史照片一一进行检证,以证明其并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部分人多半属于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然而,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越来越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如同阳光下的雪一样迅速瓦解。上个世纪末,由于中国方面大量公布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经历,相信这种观点的日本民众产生了极大动摇,但依然有少数死硬分子坚持那是中国政府组织的宣传,不足为据。然而,随着生命即将终结,一些参加过大屠杀的日军老兵良心发现,近年来逐渐打破沉默,开始提供真实的历史事实,给日本社会极大的震动。例如,二零零二年,松冈环采访的旧日军老兵回忆录《南京战》,一本书就收录了102名原日军官兵的证言,每一条证言都重现了当年南京发生的残忍暴行。在这样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观点,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市场,呈现日渐式微的情况。不过右翼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目的,无非一个是争取部分盲目的日本青年的支持,一个是“取法乎上,只得其中”,抵消真实历史的影响。但是,我国的部分历史著作或者宣传资料中,对于历史照片的引用存在若干失误,对极右政客混淆视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犹不及,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事情。17-2原日军士兵境昌平在2000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提供了他用毛笔书写的日记,其中记录了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12月13日在下关用重机枪屠杀中国战俘的场景。他是负责押运战俘前往屠杀地点的,由于屠杀地点设在突堤以下,战俘看不到以为是要释放他们,还对境昌平说“谢谢”。境昌平还记载了日本海军的士兵和穿和服的日本平民拿中国人练习刀术的过程。第二种说法,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但死亡人数值得重新计算。这是目前日本市场比较大的一种观点,包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取消了一直以来“死亡三十万人”的内容。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讯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然而,日方颇有舆论认为,中方认定的南京大屠杀造成30万人死亡的数目太大,实际死亡人数低于此。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曾在1982年发表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考证当时南京民间掩埋尸体约四万余,崇善会堂等慈善机构掩埋的遗体十五万五千,并据此推测当时死亡人数为约二十万人。日方并经常引用东京审判判决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占领南京的一个月期间,共计杀害战俘三万人,包含男女儿童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人,周边居民两万。同时,近郊的难民有五万七千人被证明因虐杀和饥饿而死。”由于这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结果,东京审判法庭推定南京大屠杀“死亡二十万人”。日方较多人认为大屠杀实际死亡人数在数万人,因为日《大公报》曾发表文章,称南京大屠杀死者6-7万。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仅仅数千人,因为拉贝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放下武器逃入安全区的中国兵被搜捕,以数千人为单位有组织地处死”,他们显然没有理解“为单位”的含义。此外,曾任当时日本大使馆参事的日高信六郎声称,当时南京市人口总计不过三十万,不可能都被杀光,所以三十万的数字不够准确。这种观点也可说是以偏概全。首先,《大公报》1938年报道南京大屠杀时根本无法到当地考察,死亡数字属于推断,不足为凭。其次,除了掩埋的尸体外,日军承认曾将大批尸体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因此,根据掩埋尸体数量统计死亡人数,应有一定缺口。至于南京人口问题,日高统计的数字仅仅是安全区内的居民,事实上大屠杀发生的地区囊括整个南京及其郊区。南京人口在战前为101万9千人,南京战役打响的11月23日,市长马超俊尚表示南京还有市民五十多万,难民二十多万。由于上海、松江、苏州等地的失陷,大批难民涌入首都南京。当时国民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于日军会攻占南京普遍思想准备不足,实际日本大本营最初也不准备占领南京。而当日军大举快速进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加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封江,大批难民只得滞留南京直到日军破城,他们的人数无法统计。由于没有当地固定户口、住处和社会关系,在此后日军追捕“败残兵”、“便衣兵”的过程中,难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7-3原日军士兵松田五郎在2001年5月提供给新闻界的日记。下面的说明记录道:松田五郎的日记记载,在12月14日一天,他所在的分队大约10个人,就杀掉了55个中国人。松田当时是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所在的10人分队先后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250名,以及日军强奸中国女性的经过。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最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历史考证来证实。但是,无论死亡人数是数万还是三十万,都无法改变南京确曾发生了大屠杀的事实,只是一个大屠杀的规模问题。第三种说法,南京大屠杀是“下克上”的结果。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并非日军有组织进行,即便有组织进行,也是中下级军官擅自做主。其中主要是为当时的派遣军司令,因此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松井石根开脱。这里面最典型的可见角良晴(南京大屠杀时为松井的副官)所著《七生赋》。在这本书中,他描述当时的情景——下关有13万中国人试图逃向对面的浦口但是无法过江,第六师团电话询问怎样处理?“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勇中佐(二战末期死于冲绳)回答:“攻击。”角良晴连忙向司令官松井报告此事,松井叫来长勇,道:“13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长勇中佐回答道:“里面可能有败兵。”松井道:“也许有溃兵吧,但放了他们可以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长勇回答:“是。”但是,当第六师团第二次电话请示的时候,他还是命令:“攻击!”第二天(18日),司令官(松井)要到下关去视察。“但是,绵延两公里的道路,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地面都看不到,这种状况实在无法交待。于是,参谋长饭沼少将说道:‘治安太差,无法保障安全。’推辞了这次视察。第三天(19日),参谋长命人焚烧尸体,并盖上土。第四天,司令官(松井)道:‘哪怕就一个人也要去看看,准备车。’ 无奈之下我只好尽可能让他坐在看不到外面的地方。车子在垫了尸体的土路上艰难前进,司令官突然号哭起来。这都是下克上的恶果啊。”按照角的说法,松井只是个被架空的大善人而已。长勇确实也曾经在1938年吹嘘过——“杀了30万人是我的命令。”然而,这明显是对松井的美化,当时日军的各部指挥官,如山田支队的指挥官山田梅二,多在日记中保留了接受命令进行大屠杀的纪录。长勇一个小小的参谋能够指挥得动那么多高级将领而松井一无所知吗?而且,松井自己的日记中也保留了与此相反的内容。在1980年关于日本教科书审定的案件中,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山田一良曾用这本日记表示松井与大屠杀无关。然而,法庭却在他出示的日记中,找到了六百多处被山田修改的痕迹!实在是欲盖弥彰。从目前所收集到的证据看,日军参与屠杀的包括了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三舰队第十一战队等各个部队,而且作业娴熟,如果没有组织,令人难以置信。而是否松井下令,对改变南京大屠杀的性质毫无意义,那是日军自己的事情。第四种说法,的确发生了大屠杀,但属于合法的杀戮,即“屠杀合法论”。日本方面还有一部分学者持“合法屠杀”说。屠杀还合法,在任何现代文明的理念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但的确有些日本学者从法理角度,试图证明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屠杀是合法的。他们首先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锁定在战俘之上,至于平民的遇害,则强调那是因为部分中国军队脱下军服混入平民,成为了“便衣兵”,为了搜索他们,日军才误杀平民。而对于战俘的杀戮,在日本这些学者眼中,是合法的。如日本有名的右翼学者、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就这样描述——日军攻占南京时,卫戍司令唐生智逃走,部分中国士兵脱掉军装进入安全区。日军进入安全区搜捕这些“便衣兵”,并将他们集体处刑(屠杀)。“这种处刑是合法的,”东中野修道说,“战时国际法规定对于投降的士兵应该给与战俘的特殊待遇,保护其生命安全,但,这是指的‘穿军服,经过训练,并有指挥官管辖的战斗员 ’而已,指挥官逃亡,或没穿军装者,都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利”(日《产经新闻》)。持与此近似的观点的还包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他们认为,战前日本并没有批准《日内瓦条约》,因此不必遵守日内瓦条约禁止报复俘虏、禁止对俘虏的杀害、暴行、侮辱等条款。而在日本签署过的有关国际条约1907年《海牙公约》中,第8条规定“俘虏应顺从所俘国军队的法规、命令,如有不服从情况,可以使用必要的严重手段进行惩处。”藤冈等人的看法是这个严重手段包括了进行处死的范围。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混淆视听。首先,南京大屠杀中大量遇害的并非军人;其次,所谓指挥官逃亡部下即不算战俘根本不成立,因为战斗中上下级失去联系的情况很多,这种情况下就不再认为失去联系的部队不再是军人十分荒唐;再次,所谓“便衣兵”指的是欧美国家对于平民游击队的概念,其先决条件是穿着便衣,对于其他国家军队有主动的攻击行为。这显然不符合南京战役中部分中国士兵为了逃命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进入安全区的情况,这是偷换概念;最后,《海牙公约》并没有允许处决俘虏的条款,相反,其附则第三条规定:须以人道原则对待俘虏;第二十三条规定:放下武器或者失去自卫手段者,乞求投降的敌军,不得加以杀害。而《日内瓦公约》日本虽然没有批准,但日本政府同时口头表示会尊重这一条约的条款,而1941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曾明确在对各国的照会中说明,战争中日本将“遵循《日内瓦条约》的规定”。其实,若干日本学者的所谓研究,不过是文字游戏。无论有无条约规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为,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恶所在,这根本不是任何法律条文可以改变的。此外,日本还有“战争集体疯狂说”、“中国坚壁清野自行屠杀说”等若干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解读观点。由于其影响小,亦不为日本正常公众所接受,故此不再详细介绍。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作者奥宫正武在书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暗夜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奥宫的纪录中,告诉他这件事的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人杀死10人或11人。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在日军兽行中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闪烁。这是唯一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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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关注日本社会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林泉忠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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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75周年,再过三天,日本民主党时代即将过去,同时日本「右翼」首相也将再次强势登场,民主党时代沉寂了三年的日本对历史的认识问题恐将再度上演。在新一年的中日「历史问题」风暴即将来临之前,先来理解一下日本社会是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的。虽然过去三年民主党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相对比较「正确」,然而其实年初也发生了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於2月20日公然在到访的南京市代表团面前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随后引发中方一连串的反制措施。在如何「正确」认识日本侵华战争等「历史问题」上,战后日本社会一直存在许多争论,不仅成为两国民间交往中难以绕过的议题,也成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不定时炸弹。河村的言论,除了个人因素外,其实也反映了该议题在日本战后六十多年来争论不休的弔诡现象。&&&&&&&&&& &&&&日本政府对「南京事件」的态度多年来,「历史问题」透过几种层面呈现,包括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科学)省通过「右翼」史观的历史教科书、中国战争受害者到日本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赔偿、日本于中国东北遗留的毒气弹处理问题等等。除此之外,历届日本官员个人否认过去战争罪行、推卸战争责任的「失言」,不仅每每唤起受害者的惨痛记忆,也刺激反日民族主义的高涨,成为导致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历史问题」挥之不去的重要因素。其实,河村的言论在日本并非个别事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观点早已有之。「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社会多以「南京事件」称之。虽然一九四六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认定大屠杀的事实,并清楚指出被屠杀的中国人「超过二十万人」,然而由於日本的教科书大多轻描淡写,因此一般人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不熟悉。值得强调的是,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在经历过美国佔领期间后重新出发,发展至今天的格局,其前提是接受了这个在日本俗称「东京审判」的结果。因此,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并不敢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屠杀否定论」的登场另一方面,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却也一直存在异议,认为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质疑其公平性。在质疑「南京大屠杀」史实方面,最早在日本社会引发广泛关注的,要数作家铃木明於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虚幻的「南京大虐杀」》了。此书问世后,「屠杀否定论」者层出不穷,主要论者还包括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的最高责任者松井石根的前秘书)与东中野修道(历史学家、日本「南京」学会会长)等。虽然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如洞富雄(早稻田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学教授)、藤原彰和吉田裕(同為一桥大学教授)等透过论证加以驳斥,然而「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并未因此停止。另一方面,「屠杀否定论」出现在国际媒体,并因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是一九九零年时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前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在杂誌《花花公子》的採访中,直言「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中国人编造出来的故事」。此一採访经刊登后震惊国际社会,并一度引发国际史学界对此一事件探究的热潮。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於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名著《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便是在此一脉络下问世的。&&&&&&&& &&&&&&&「屠杀否定论」在网络的散播与影响然而,国际舆论的压力并未使日本社会围绕在「南京大屠杀」的争议销声匿跡。不仅如此,日本社会在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右倾化,以「右翼」文化界人士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也开始编写改变「自虐史观」的教科书。一时之间,「右翼」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日本的书店。而网络的兴起,也使「右翼」史观大量充斥於网络世界,对原本在战争责任上缺乏清晰认识的日本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造成不可低估的影响。年前,在笔者任教的日本大学课堂上,负责以「南京大屠杀事件」為题发表的学生就在报告中指出「『南京大屠杀』有『存在』和『不存在』两种观点」,其他听者便留下了「该事件有待釐清」的印象,该名学生坦承此一説法来自网络上的言论。&&&&&&&&&&&&&& &&「历史问题」恐将死灰复燃「南京大屠杀」在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中,扮演著指标性的重要角色。战后国人透过「南京大屠杀」的敍述,了解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包括「愤青」一代的「反日」情结,也大多来自大屠杀相关的图片与描述。另一方面,对许多不愿直面过去侵略战争的日本「右翼」及许多日本民族主义者而言,「南京大屠杀」则是最刺激他们民族自尊心与荣耀感的死穴。一九九五年,曇花一现的社会党籍首相村山富市在「战后五十年」之际,反省过去日本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并首次清晰地对亚洲受害者道歉,此一「村山谈话」后来成为历届日本政府沿袭的外交精神。不过,随着民主党时代的结束以及自民党「右翼指数」最高的安倍晋三即将再次入主永田町总理府,在经历过今年的钓鱼岛冲突后,「历史问题」在明年再度成为中日冲突的变项恐怕难以避免。〈作者:林泉忠。原文刊登於《明報》,原题是:日本社会的「南京事件」观〉----------------------------------------------------------------------【参考资料】日本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一)日本桐原出版社正文:1937年12日军占领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注解:日军被认为在南京市内,对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一般市民和俘虏共计 20万的大量市民实施了大屠杀。 (二)山川出版社正文:1937年(昭和12年)12月,日军占领了中国首都南京。当时,日军杀害了 包括非战斗力量在内的多数中国人(南京事件,见注),随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注解:关于被杀害人数,有从数千人到30万人(目前中国的官方见解)的各种说法。尽管说法不一,但至今实际情况仍不明了。参考资料转引自:《国际先驱导报》2009年8月14日刊《日本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钟成)-----------------------------------------------------------------------------------------欢迎永久收藏作者凤凰网博客地址   林泉忠 博客 欢迎来到作者的微博,与作者交流。  林泉忠 新浪微博 /linquanzhongvip ()林泉忠 腾讯微博 〈歡迎續閲其它近期拙文〉& ?
&& (下) (附马英九“百年国庆”讲话全文)
---------------------------------------------------------------------- 博主林泉忠博士新书《中日国力逆转症候群》年底在香港出版,欢迎内地读者邮购(与的大陆版不尽相同)。有意邮购者,请写上姓名及电邮地址,电邮至: 本书的最新出版消息,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会透过电邮通知。新书定价:港币108元(内地读者将获折扣)。另,有意出版大陆版的出版界朋友,欢迎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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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东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哈佛大学富布赖特学者、凤凰网“十大观察家”、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明报月刊》等专栏作家。联络: 新浪微博:/linquanzhongvip 腾讯微博/linquanzhongvip 新书将选用读者评论,如不希望被选用者,请9/30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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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博报微信调查结果:南京大学生如何看待日本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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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南京大学生如何看待日本这个国家
日&&09:58:26&&&&
12月13日,中华民族的国耻日。
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当代大学生如何看南京大屠杀
83.1%的人认为: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令人反感
63%的人认为:我们缺乏对现代日本的了解,应该加强沟通
93.4%的人认为勿忘国耻
昨天,是30万同胞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遇难67周年的祭奠日。南京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在南京公布了
他们的“在宁高校千名大学生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的调研结果。97.9%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和否定的历史事实。
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这段至今仍让人痛苦的历史?调查结果显示:93.4%的人认为,必须加强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教育,让人们勿忘国耻;62.4%的人认为,既应该牢记历史,也要缔造中日和平的未来;6.4%的人认为,应淡化这段历史,更多地面向未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否应申报世界遗产?73%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应该”。
三成多的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哪一年
与大学生们对这段国难、国耻的不容篡改和否定的明确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了解较少,关注不够。有半数以上的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是哪一天,三成多的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哪一年,对于《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自杀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要扩建等消息,许多大学生并不知道。此外,有54.1%的大学生没有去过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研究者认为,这些情况说明,我们针对青少年群体确立的有关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教育还有一定的不足或缺陷。
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关于当前的中日关系,68%的人认为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60.7%的人认为有矛盾和冲突,但有共同的利益,会和平共处;21.5%的人担心会有越来越多的冲突,关系逐渐恶化;12.9%的人感觉说不清楚;只有2.8%的人坚信前景光明。63%的人认为我们现在缺乏对现代日本的了解,应该多去了解,加强沟通。
66.6%的人不认为日本是个“正常国家”
关于对日态度,对日本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81%的人认为是政府行为,只有17.5%的人认为是个人行为。83.1%的人认为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让人对日本产生反感。由此,甚至有66.6%的人不认为日本是个“正常国家”。问及对日本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态度,81.2%的人表示反对,16.2%的人表示说不好,只有2.6%的人表示支持。
82.2%的人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会卷土重来
日本国内许多舆论认为,日本已经对战争进行了反省,中国不应该再去纠缠历史,对于这种观点,88.3%的人表示反对;相反,82.2%的人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会卷土重来,中国应对日本始终保持警惕。关于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53%的人认为很强大,16%的人认为势力一般,9.6%的人认为只是一小撮人,20.6%的人表示不清楚。
歪曲历史美化战争让大学生对日本不信任
课题负责人觉得,对中日关系和未来前景的看法反映了中国民间的对日态度和对未来的信心,但是一些大学生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不乐观。
这表明,一些日本官员对待侵华战争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和做法,一次次伤害了受害者的感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甚至催生出一股过激的情绪;近些年来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美化战争的做法,已大大影响了大学生对战后日本的看法,使他们对日本不信任,并产生了不安全感。
据介绍,本次调查以在宁各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为主体,其中问卷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共采集了1000份样本。
审判战犯的笔录从台北运往南京
昨日下午,为维护正义审判和历史定论,台北市民石南阳将当年南京审判日本战犯的笔录捐献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批史料载有当年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供证。
石南阳所保存的这批卷宗里面,有他父亲石美瑜担任南京审判庭庭长时,对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指挥官谷寿夫、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等重要日本战犯的完整审判笔录。判决书的卷尾,还附有一份长达数十页的民众指证的死亡名单。
时任审判长的石美瑜曾亲自指挥军事法庭检调人员及法医,在南京中华门外,挖掘出大批掩埋受害者遗骸的“万人冢”,引起中外震惊。“万人冢”随后便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铁证,让包括谷寿夫及号称“百人斩”的日军军官井敏明、野田毅等多名战犯无法狡辩。
石美瑜已于1993年去世,这些珍贵史料一直尘封于其在台北的家中。石南阳说:“将这些文件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是我父亲的遗愿。这些文件足以证明日本侵略者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谁想否认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杨正泉,在13日举行的“纪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事件67周年”座谈会上说,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否认、抹杀或歪曲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思潮和势力抬头。
他指出,日本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化历史重负为前进动力,才能谋求中日两国关系稳定健康的发展。日本右翼势力如不能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就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和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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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新防卫大纲把中朝当成假想敌
12月10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及财政年度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将防御重点由北方转向西方,并把中国和朝鲜视为假想敌。
新大纲开篇即指出:“日本周边存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不明朗因素。对于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和日趋频繁的海洋活动,必须给予足够重视。”新大纲还别有用心地强调:“要对在领海内活动的外国潜艇采取适当措施。”
拓殖大学专门研究安全保障政策的森本敏教授露骨地指出:“新大纲就是要防范中国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与日本发生主权之争。”
可以说,新大纲的问世意味着日本“海外派兵”的永久化和法律化。
小泉政府的举动,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担忧和质疑。在冲绳县和石垣市,不少人忧心忡忡地说:“这样会引起军事冲突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10日表示:“我们对日本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战略以及可能由此带来的影响深表关注。希望日方充分顾及亚洲近邻各国人民的关切,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务必慎重行事,以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来源:新华社&&&&作者:&&&&编辑: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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