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由主义政治思潮
1. 自由主义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始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基于20世纪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现代自由主义较传统自由主义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著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详尽阐释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正义论》（1971）的问世标志着20世纪自由主义步入巅峰。
2.传统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比较
1. 传统自由主义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现代自由主义以道德学说和新契约论为理论基础。
2. 传统自由主义将个人自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现代自由主义力求把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相结合。
3. 传统自由主义将生命、自由和财产视为公民自然权利，现代自由主义强调公民权利范围的不断扩大。
4. 传统自由主义认为以契约为基础的国家应消极无为，现代自由主义主张扩大国家积极作用，建设福利国家。
3.冲击（60年代—80年代）
1. 政治多元主义的冲击。作为意识形态，多元主义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持否定态度。政治多元主义认为，人类天性是多元而非一元的，而自由主义将个人权利置于最高地位时提出了人民普遍接受的价值，这种对一元的追求会对个人造成损害。
2. 社群主义的冲击。社群主义的形成，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反思、批判，矛头直指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社群主义批判了自由主义方法论，从集体主义出发，认为自由主义关于理性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是不实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他所在的社群和社群关系；社群主义也批判了自由主义价值观，认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权利和价值。
3. 保守主义的冲击。保守主义将6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政府全面干预不仅妨碍了资本主义发展，还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保守主义主张，必须限制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减小国家对公民的强制。
1. 诺齐克出版了《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直指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他认为，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实际在为国家功能扩大提供依据。强调国家只需具备能为一切人提供同等保护的功能，将这种国家称为“最低限度的国家”；诺齐克将权利看做道德的根本标准，批驳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认为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侵犯。
1.从80年代开始，自由主义有所复兴，直接原因是保守主义无力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中期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重新分析了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的原因，在90年代成为官方指导理论。主旨是在自由放任的政府和过度干预的政府之间，寻找新的道路（“第三条道路”），这恰好是8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2.伯林与两种自由概念：
1. 以赛亚·伯林的代表作《自由的两种概念》（1958），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受到重视，伯林的基本思想被再次阐释，成为自由主义复兴的开端。
2. 伯林认为政治的中心问题是服从与强制的问题，自由的政治意义有两种，一是“消极的”自由，一是“积极的”自由。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含义是：当个人处于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状态时，个人就是自由的；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就是自己治理自己，或参与控制自己生活过程的欲望。
3. 在伯林看来，个人的自由应是没有其他人或群体干涉他的行动（也就是消极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只是指个人能不受别人阻扰而径自行动的范围，唯有在某人使你无法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才可以说自己缺乏政治自由。因此，对于弱势群体，要给他们政治权利，又不让政府干涉他们，等于没有自由。只有先提供人们运用自由的必要环境，自由才有价值，因此，为了维护个人自由，一定要为个人享有自由权利创造必要条件。
4. 对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倡导的仍是积极自由。有效、积极的社会立法和全面的福利国家可看做积极自由的发展，是人的自由的完善。
3.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正义理论：道德正义
1. 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自由主义的第一次复兴，是经历了行为主义政治思潮巨大冲击后自由主义的崛起。
1. 在对自由主义表现形式的理解上，普遍认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表现出来的是新自由主义倾向。19世纪上半期到20世纪中叶，功利主义在政治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认为功利主义是传统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而罗尔斯用以取代功利主义的理论则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
2. 在思维方式方面，也都认为罗尔斯明显不同于以往思维模式：《正义论》以前的英美伦理学甚至整个哲学都是以实证和分析占主导地位，伦理学家只专注于从形式方面探讨，而不关心紧迫的现实道德问题，而罗尔斯秉承了康德自由主义传统，由实证分析转到思辨概括，由形式问题转到实质问题，他在更高层次上对康德哲学思维进行了回归。
3. 在对政治哲学主题的理解上，《正义论》的发表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主题发生了从“自由”到“正义”的重要变换，古典自由主义奠基者洛克和康德强调“自由”，而罗尔斯强调“正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转变，“正义”成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主题。
4. 从契约论角度，《正义论》作为规范政治理论复兴的重要标志就在于罗尔斯恢复了社会契约论这种支配启蒙运动的政治思想模式。
1. 正义的第一个原则简单说就是平等的自由原则。“平等的自由”指国家的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自由的权利主体。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机会均等，即罗尔斯所说的“机会对所有人平等开放”；二是“差别原则”，即罗尔斯所说的“任何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都应该这样安排，使其最有利于最少数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
2. 第一个正义原则的目的是确保平等的“基本自由”。罗尔斯的“基本自由”是指：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政治自由、结社自由以及由人身自由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由法治涵盖的权利和自由。因此，第一个正义原则优先于第二个正义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中的机会均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正义原则表明，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心是平等，第一个正义原则确保平等的自由，第二个正义原则确保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利益分配。
4. 原初状态的证明：
1. 两个正义原则提出来后，罗尔斯需要进行证明。他的论证有两个特点：第一，他的论证是契约论的；第二，这种选择是在原初状态进行的，而原初状态建立了理想的选择环境，以克服偏见、利害关系给人带来的影响。
2. 得出正义原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首要目标。为保证所选原则的正义性，他认为，关键步骤是要首先排除各种社会和自然的偶然因素对主体选择活动的影响，消除各种可能的“交易优势”，使主体在进入选择状态时处于公平地位。其次是保证选择主体在选择过程中具有同等的“自我”特性，不存在身份等级差异。这一工作是通过“无知之幕”完成的。
3. “原初状态”是罗尔斯指出的用来“达到某种确定的正义观的纯粹假设状态”，它“相应于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中的自然状态”。 在这种纯粹自然的假定状态中，人们受“无知之幕”（aveilof
ignorance）遮蔽，浑然无知于其自然天赋和社会地位。完全自由的个人进行反复推理和选择后相互订立原始契约。这种“无知”是完全脱立于具体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个体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做出的选择，罗尔斯认为才是个体最真切的需要、最自由的想法。他之所以提出假设状态下的“原初状态—无知之幕”前提，目的是摆脱目的论控制，建立起超然于特殊愿望和具体需要之上的普遍正义原则。
5.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修正：
1. 从道德正义到政治正义
1. 罗尔斯的正义观以道德正义为基础，受到保守主义和社群主义挑战。他为了进一步阐述自由主义思想，又完成了《政治自由主义》。与《正义论》相比较，两本书的理论框架没有差异，但主旨有所改变。他将其阐释为作为“完备性的理念”的道德正义与“政治的正义观念”的区分。
2. 罗尔斯认识到，主要问题在于是社会契约论传统被看做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没有区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在《正义论》中，没有把道德正义学说与政治正义观念区别开来。在社会中，所有公民把公平正义作为完备性的哲学学说来认可，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现代社会具有道德、哲学学说的多元化特征，这表明他曾使用的公平正义的良序社会理念是不现实的。
互相对峙的学说，怎样才能共同存在？怎样才能一致认同一个立宪政体的政治观念？这显然是有关政治正义的问题，不是关于至善的问题。因此，政治观念的观点要限定在政治价值范围内，并提供公共的证明基础；政治观念的原则要以实践理性原则为基础，应该注重制度框架的构建。这种制度框架是政治建构，不是道德建构，政治的正义原则是建构程序的结果。在政治建构程序中，理性个人采用政治的正义原则规范社会基本结构。当公民们共享合乎理性的政治正义观念时，便可以在此基础上对根本政治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并作出合理决定。
4. 显然，罗尔斯所讲的建构程序和理念，与他臆想的建立公平正义的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的过程相似，只是前者是政治建构，而后者是道德建构，后者那种普遍适用的道德正义变成了只限于立宪民主政体的政治正义。
罗尔斯的正义观念从道德正义向政治正义的转变，使他的正义理论具有了历史的特定性。两百多年来西方民主思想的发展演变，已使当代人对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在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中的表达各不相同。罗尔斯把这种分歧归结为民主思想传统本身的冲突。冲突双方如同贡斯当概括的是“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现代人的自由”反映的是洛克的思想传统，如思想和良心自由、基本个人权利、财产权利；“古代人的自由”以卢梭思想传统为代表，如平等的政治自由和公共生活的价值。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就是力图在这两种传统中作出评判。
3. 政治正义观念的特征
1. 罗尔斯把政治正义观念的特征归纳为：①能适用于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即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现代立宪民主政体就属于这种结构；②政治的正义观念是作为独立观点表现出来的。它独立于任何完备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或道德学说之外，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的区别，在于两者的应用范围不同；③政治的正义观念的内容是由确定的基本理念的术语表达的，这些基本理念被看做隐含在自由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
1. 英国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德·雅赛在罗尔斯之后，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作了更严密的阐述。主要体现在《重申自由主义》中。雅赛认为，为了维护自由主义的本性，确立能使自由主义理想的大厦得以构筑的基石是完全必要的。
2. 这种基石主要有六块，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六个基本原则，分别是：个人主义原则、政治原则、无支配原则、契约原则、优先原则和排斥原则。前三个原则是有关选择的原则，后三个原则是有关社会共存的原则。
个人主义原则的含义是：个人能选择，且只有个人才能选择，群体、国家都不能代替；政治原则的含义是：个人能为自己选择，也为别人选择。大型利益可被许多人统一选择，选择成本由许多人分担；无支配原则的含义是：选择自己偏爱的选择方案，而非“被支配的”方案，并且人的选择能力不能受压制；契约原则的含义是：承诺必须兑现，这一原则是社会共存的基石，是单方面义务和契约制度的道德基础。但有些契约需依靠强制执行来履行，雅赛认为应当由社会承担而不由国家垄断；优先原则的含义是：按照先来后到的时间顺序确定行为次序；排斥原则的含义是：所有权都是私有的，个人的所有权不是“大家”的、不能共享，雅赛对“共同所有权”持否定态度。
第二章 保守主义政治思潮
1.随着1979年，英国保守党以压倒优势在下院选举中获胜，撒切尔夫人打着“新保守主义”的旗号登上首相宝座，整个80年代是保守派主宰西方政治舞台的时期，也是二战后保守主义的黄金时期。
1. 首先，福利国家政策引起的滞涨危机是保守主义崛起的主要经济原因，为主张自由放任、反对福利国家的自由保守主义提供了有利契机;
2. 其次，国家干预的过分扩展，导致了行政机构膨胀、官僚主义滋长和政府权威衰落，从而引起的严重不满是保守主义兴起的政治原因;
3. 最后，人们的内心空虚和道德观念淡漠引起的精神危机，是保守主义崛起的思想文化原因。尼采宣告的“上帝死了”意味着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传统伦理道德解体，个人主义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伦理原则。个人主义造成了价值相对主义盛行，“垮掉的一代”就是个人主义精神危机的表现，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强调宗教与道德、维护秩序与传统的保守主义逐渐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1. 根据保守的对象划分，大体可分为以下派别：一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保守对象的自由保守主义；二是以宗教、传统道德等为保守对象的传统保守主义；三是带有这种色彩、既保守自由经济和自由民主传统又保守传统美德的新保守主义。
2. 自由保守主义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以保守自由市场为重点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另一类是以保守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为重点的政治学家、哲学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
3. 传统保守主义属于保守主义正宗，一般以柏克为思想祖师，其特点是强调传统价值，重视宗教和家庭的作用。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最著名的是社群主义伦理学家。
4. 新保守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思潮，也是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运动的主流派别。这一派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原因之一是它的折中特点，能把自由保守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主张，与传统保守主义的捍卫传统道德的要求结合起来，较全面地满足了这个时期应付经济、政治、文化危机的需要。
二、诺齐克的最弱意义的国家
1. 他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主要探讨最理想的政府职能是什么的问题。批判了各种主张扩大政府职能的理由，论证了最弱意义国家的正当性，反映了当代自由保守派对国家职能的典型看法。他的“最弱意义的国家”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守夜人”国家。
2. 诺齐克为证明这种国家的正当性，从国家的最初产生和活动中寻找根据。首先假设了无政府状态，像洛克那样认为即使在这种好的状态中，仍然有许多缺陷，为解决惩罚和索赔方面的不便，人们组成各种互相保护的机构。个人首先与家庭、朋友形成互惠性保护性社团，后来发展为在一个地区内，有几个不同的保护性社团提供服务，但逐渐产生了支配性的保护社团，这就是国家的产生。
3. 这种国家的存在有两个重要条件：它拥有这一地区内使用强力的独占权；对这一地区的所有人提供保护。诺齐克认为这种社团形成的过程没有侵犯个人权利，因为这种支配性社团的合法权利只是其成员自愿移交给社团的个人权利的总和，而且社团只有通过保护成员的个人权利才能证明其合法性。所以，国家建立的目的就是使个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很显然，他的思想只是对洛克思想的发挥。
4. 诺齐克之所以重视权利，就是因为他把权利看成道德的根本标准，只要侵犯了个人权利就是不正义的。
三、哈耶克论自发的扩展秩序
1. 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概念是哈耶克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他区分了“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两种类型。人造秩序是由某人把每个要素放在确定位置并指挥其活动形成的秩序，也就是有助于实施某个先定具体目标的集体工具；自发秩序是每个人在追求各自目的的过程中自动形成的，所以有利于互相竞争的多种个人目标的实现。由此推出，有助于自发秩序生成和运转的条件是自由、一般规则和竞争。
计划经济和所有人为设计秩序的企图，都是过分相信和崇拜理性从而滥用理性的结果，是肇始于笛卡尔的建构论理性主义的产物，这种秩序不仅是低效的，而且必然破坏个人自由。不过，哈耶克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而是认为要认识到理性的限度，将理性应用于有限领域中。他之所以否定规则和秩序是理性设计的产物，除了认为理性无法理解许多秩序和规则的意义和效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即理性不能合理预测和控制未来的进化。
四、民主危机与回到自由主义民主
1. 保守主义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主危机，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克罗齐和亨廷顿等人写给三边委员会的关于民主危机的报告。
2. 亨廷顿指出，政府活动的膨胀和政府权威的下降是民主混乱的表现，而民主混乱对政治系统的功能产生了严重后果。亨廷顿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民主泛滥”即民主过分发展。要挽救这一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民主。
萨托利于1987年出版了《民主新论》，主要目的是恢复“主流民主学说”即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主张人民主权的至善论者一般都强调直接民主或参与民主，反对精英统治，忽视专家的作用。在他看来，这是把古代民主理想化的表现，是看不到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根本差异的结果。要求公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导致了社会生活各种功能的深度失衡，而实行间接民主就能避免这些弊端。间接民主不强调公民直接参与行使权力，而是强调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
2. 萨托利要恢复的“主流民主理论”，就是传统自由主义理论。这不是强调人民主权和人民参政权，而是强调分权和法治，强调宪政和对权力的限制，强调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政治自由、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这些回归自由主义民主的呼吁，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保守派的共同愿望。
五、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与社群主义的传统道德
1.丹尼尔·贝尔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1. 美国社会学家贝尔，于1976年出版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重点批判了现代主义文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危害与冲击，其观点较典型地代表了保守主义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看法。
2. 贝尔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由技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各种矛盾。技术—经济领域的任务是生产的组织和产品与服务的分配，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政治领域是调节冲突的部门，轴心原则是合法性，暗含的条件是有关平等的思想；文化领域是意义领域，现代文化的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特点是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
3. 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和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矛盾，按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希望提高自我的文化之间也存在矛盾。也就是说，政治和文化的轴心原则与经济的轴心原则是矛盾的。贝尔重点分析了西方社会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的矛盾，并对文化中的现代主义进行了批判。
文化和经济的矛盾根源于宗教衰落和现代主义兴起。宗教精神强调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在新教伦理还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经济和文化是一致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根本含义是：社会基本单位不再是群体而是个人。现代主义的心理中心是“无神”观念，亵渎一切传统中视为神圣的东西，向往自我无限扩张，实质上是把冲动追求当成了行为规范。现代主义重视的是现在和将来，而不是过去。然而人们一旦与过去切断联系，就容易产生空虚感，造成精神危机或信仰危机。
5. 追求享乐主义的现代主义已在侵蚀现代文明根基，要想摆脱危机，就应使整个社会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
1. 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者试图重建面临崩溃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这一工作主要是由社群主义者进行。他们强调：一是主张用“社群”代替自由主义的“个人”，二是强调“公益”高于个人“权利”。通过对“社群”的强调，重新解释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否定了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念，肯定了人的社会性。
2. 麦金泰尔在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道德状况进行了批判，追寻了西方历史中的美德传统，提出用传统美德伦理取代自由主义规范伦理，试图以此挽救西方社会中的道德危机或精神危机。
麦金泰尔认为，当代社会的道德危机主要是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是自由主义的规则伦理代替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代表的美德伦理传统所造成的。自由主义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设定人们关于什么是善的生活的观念不可能达成一致，因此每个人都有选择自认为好的生活的权利和自由。为了使人们互相冲突的选择能够实现，需要一套在价值上保持中立的调节冲突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用规则代替美德作为伦理学核心概念。
4. 麦金泰尔之所以重视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就是因为他把其理论看成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主力。不过，他在恢复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传统的同时，又根据这一传统阐发了自己的美德理论。
1. 首先，麦金泰尔区分了实践的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并把美德看作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的必需品质。实践的内在利益是人在追求实践活动本身的卓越的过程中获得的利益，通过获得这种利益，人获得了内心的充实，它的实现有利于参加实践的整个群体。
2. 其次，麦金泰尔把美德看作有益于整体生活的善的品质。生活被看做对作为生活整体的善的寻求，因此，不理解作为生活整体的终极目的的善，就不能理解美德。
3. 最后，他认为善的观念只有在继续存在的社会传统的范围内才能得到阐释并拥有，离开传统既不能理解善，也不能理解美德。自我必须在社群中发现它的道德身份。维持传统就是维持美德。
第三章 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潮
一、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特征
1. 西欧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基本价值，但并不意味在实践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根本的改造。实际上，西欧社会党人推行的现实政策与他们的纲领、目标相背离。
2. 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上虽然肯定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但并不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唯一科学思想体系，而是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
3. 西欧社会党人代表的政治势力属于中左力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间阶层人口不断增加，促使各国社会党采取更温和、渐进的政治纲领，增加了伦理、道德色彩的理论内容，失去了以往的革命性。
4.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在国家观方面也发生了新变化。在理论上论证了现存国家的合理性，把福利国家理论与民主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但80年代保守主义全面复兴时，各国社会党人开始认为必须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
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党人还没能够创造出具有欧洲特色的新理论，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贫乏状态依是其致命缺陷。
第四章 基督教神学政治思想
一、基督教政治思想的特征
1.神学理论的开放性和时代性
1. 首先在基督教内部进一步发展了宽容精神和开放精神，容忍各思想流派的自由探讨。
2. 基督教内部的对话发展到与世界各种宗教的对话和交流。
3. 还扩大到与当代各种意识形态和思想流派的对话与融合。比如，基督教开始与其一向敌视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对话。
4. 基督教神学对社会和时代的焦点问题给予积极关注，如和平问题、发展问题等。
2.思维重心的政治现实性
1. 教会鼓励人们以积极参与的态度关注现实，投身社会运动。
第五章 民族主义政治思想
一、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1. 民族主义作为观念形态，最早表现为一种情感、一种个体对所属群体的感情联系纽带，是一种文化标志。这种观念形态的民族主义到十七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演变成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观念相结合，使建立“民族国家”成为趋势，导致了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
1.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
1. 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和产生
1. 西欧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于十四世纪，产生于十五、六世纪。在这三个世纪里，倡导民族主义的思想家有但丁、马基雅维利和路德。
2. 这个时期民族主义思想的特点是：反对罗马教廷对各国政治上的控制、干涉和经济上的盘剥，主张建立脱离罗马教廷的独立民族教会；拥戴王权，反对贵族势力分裂割据，要求建立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宣传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主张使用本民族语言，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
2. 民族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
1. 从17世纪初到1871年德国统一，是西欧民族主义在理论上形成完备体系的时期。欧洲专制王朝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最初形态，为民族主义兴起准备了条件。在这期间，对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有：格劳秀斯、弥尔顿、赫尔德、黑格尔等。
2. 主要特点是：谋求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而且必须是民主共和制国家，谋求将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有机结合起来。
3.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期的民族主义思想
1. 这一时期是美洲殖民地革命时期，形成了另一种民族主义思想。主要特点是：反对欧洲殖民统治，主张民族独立；主张建立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主张民族平等和种族平等。
4.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
1.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和北美一些民族主义者堕落成侵略扩张的民族沙文主义。基本特点为：从血统及遗传因素上强调本民族至高无上，有权统治和奴役其他民族；强调侵略战争对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意义；鼓吹民族崇拜，煽动盲目的爱国热情。
5. 20世纪的民族主义
1. 民族主义在二战时沦为法西斯主义分子推行种族灭绝和清洗政策的工具，二战后因冷战而被压制，并服务于冷战。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再次席卷全球，并影响着冷战后多极化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1. 价值多元论与两种自由观
1. 以赛亚·伯林主张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哲学前提，是他的价值多元论以及建立在价值多元论基础上的两种自由观。
2. 归属感与民族主义
1. 伯林认为，人的需要是多元的，归属感是其中之一。如果自由意味着人们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之间选择，判断这些选择是否有价值，就必须把它放在特定民族文化背景中。也就是说，归属感是与特定的民族相联系的，对于选择自由的理解，离不开特定民族文化背景。
1. 伯林认为，民族主义有两种，即进攻性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民族主义。进攻性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在政治上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等。进攻性民族主义以德国民族主义为典型。非进攻性民族主义源于赫尔德所说的归属感，要点在于文化自决，认为民族文化是多样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存；每个民族的文化在价值上是相等的。
第六章 绿色和平主义的政治思想
一、绿色和平主义的基本特征
1. 绿色政治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
2. 崇尚新激进主义，或“新乌托邦主义”。否定工业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及其制度，追求建立自然和社会生态平衡的“绿色社会”，其现实性受到怀疑。
3. 在思想方法上赞同整体论，强调宇宙的整体性，以及局部之间、局部和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4. 在哲学立场上，绿色分子信奉后物质论，批判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无止境的物质追求，主张超越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探求生活目的。
第八章 后行为主义的政治思想
一、实证研究的主流地位
1.按原有途径继续进展的实证研究
1. 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创立的各种研究途径，继续向纵深延伸。在公共舆论调查领域，这种倾向体现得比较明显；政治系统的研究继续发展；有关政治沟通对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结果也趋于细致。
2.美国政治科学界的新动态及有关辩驳
1. 1991年由伊斯顿等人主编的《政治科学的发展：比较研究》问世。概括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科学的总态势：第一，缺乏一致性目的；第二，缺少研究核心。
2. 从政治科学的具体研究分支上讲，伊斯顿提到四个类别：第一是科学方法的发展；第二是政策分析的发展；第三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第四是认知政治学的发展，认知政治学的起点，是假定政治行为包含强有力的理性成分。认知政治学提供了诸种模式，比如理性选择模式、博弈论等。
3. 伊斯顿认为，理性方法推动了政治哲学研究。在行为主义时期，伦理研究几乎停止。到后行为主义时期，重新证明伦理观点与伦理判断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比如罗尔斯的《正义论》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大部分工作。
4. 赫伯特·西蒙有意划清行为主义方法论同理性选择模式的界限，在他看来，行为主义革命并非推崇理性，而是注重真实的人的行为。在行为主义文献里，从没有把个别决策者看做独立于社会的原因，人类理性只在一定社会背景下才能体现自身。他也反对将理性作为决策研究方法的前提，决策始于目标与价值，并认为行为主义仍代表着政治科学主流，还没有被博弈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取代。
1.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概念的讨论
1. 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系统分析曾取代了国家概念，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国家概念在美国社会科学界重新复活。这一潮流的代表是欧洲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普兰查斯。
2. 普兰查斯提出对国家定义的两种解释：1.国家是制度化的权力；2.国家是阶级冲突的焦点。
1. J. 内特尔在1968年发表的《作为概念变量的国家》，是把国家概念重新引入政治科学的最早尝试。他认为国家可以从四个意义上把握：（1）国家是整合了一整套功能与结构、并将其适用性予以普遍化的集体（2）国家是国际关系领域里的独立单元（3）国家既是自主性的集体，也是高度社会普遍性的集合概念（4）国家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2. 1979年，斯考切波在研究近现代社会革命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再次提出国家自主性概念。她认为，国家组织相对于主导阶级的直接控制而言是自主的。
3. 20世纪80年代末，米格代尔以国家能力概念为核心，探讨了当代发展中国家中较普遍的弱国家现象。他提出了国家能力概念，即国家领导人通过计划、政策和行为应对各种社会变化的能力，包括按照各种路径深入社会、调整社会关系、抽取资源、分配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强国家是富于高度能力去实现这些任务的国家。
1. 1988年，阿尔蒙德著文系统批驳了国家主义学派。之后，米切尔著文总结国家主义学派的缺陷，认为国家主义流派用各种方法定义国家，但大部分工作并没有把国家和社会区分开，国家只是相对于社会有部分或全部自主性。
1.第一阶段：政治文化的兴起
1. 战后几十年，由于社会科学主流学科的迅速扩展和职业化，以前的心理学和人类学方法不再有说服力，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文化研究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兴起。政治文化研究采用更严格的方法论，要求对大规模人口和次文化群体的统计学抽样、对访谈程式的复杂设计等类型的定量和科学过程。
2.第二阶段：这一研究途径的衰弱
1. 政治文化研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理由是：政治和社会态度只是阶级和种族地位的反映；对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冲击来自经济学，即引入政治研究的市场和算计模式。“理性选择”、“公共选择”蓬勃发展，这些理论还自诩能准确预言政治行为，因此，政治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不必要的。
3.第三阶段：政治文化的复兴
1.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公共选择理论的势头受到遏制，人们普遍承认，政治文化领域活跃的调查研究对于理解经济增长和民主化大有裨益。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如派伊的《官僚与干部》、英格尔哈特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
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想
一、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
1.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侧重于从文化角度对政治的微观方面进行分析
1. 在他们看来，文化属于精神性领域，是一种观念、情感和价值准则。由于一定的精神文化是一定的制度建立、发展和变革的重要的源泉，因而制度和文化状况形成了互动关系。制度是文化的精神表现，文化又是潜在制度。因此，要变革制度就要变革精神。
2. 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想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统治的微观机制并对其进行解构
1. 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思想的骨干部分是解构主义。通过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阅读”，将隐藏在背后的文化机制暴露出来，使人认识到其中权力的运用，促使对结构产生怀疑，进而颠覆它的合法性。
2. 后现代主义者一方面解构结构，另一方面有寻求将多样性结合在一起的途径。在他们看来，建立在基础主义基础上的文化是一元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要打破这种模式，将对话作为政治社会的基础。
1. 后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福柯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理性化秩序，特别是这种秩序背后的微观权力机制，在思想界形成了重要影响。
福柯指出，政治思想家往往将国家视为主权组织，通过不同政府部门履行对社会的管理职能。他认为这种分析过于简单化，从现实考察看，权力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种力量关系的复合，真正用来支撑国家权力运作的是存在于它之外的各种权力关系，即微型权力，它是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的实质就是这种权力关系的复合。权力通过类似网络的组织实现统治管理职能，每个集团、每个人都受制于权力，同时又运用着权力，构成了权力网络的运行。
3. 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福柯分析了西方民主政治。在对近代以来历史考察中，民主政治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但从现实考察，西方在走向民主和自由的过程中，全面监控的权力网络到处展开，依靠这个网络，将每个个体尽收于该制度里。
1. 这种微型权力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规训权力——纪律和规范化的权力，虽然并非强制的，但通过较隐蔽的方式对个体进行全方位控制。权力对个体的控制除了采用纪律的、规范的等外在手段外，关键还要占有人的灵魂。为了论证这种规训权力的合法性，权力往往还和话语、科学以及知识联系在一起。由于话语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所以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要受社会筛选、组织和分配，话语总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
4. 由此，福柯对新社会运动推崇备至。新社会运动具有很强的分散化特征，通过分散的、小团体的为争取本团体权利斗争，来反对现代工业社会建立的种种机制。福柯主张分散化就是为了反抗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同质化、标准化，试图通过确立差异的地位来反抗权力的规范化倾向。
1.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
1. 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已成为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表现为：
1. 国家干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充当“守夜人”，而晚期资本主义，为了解决自由市场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资产阶级国家用国家管理资本的方式取代了自由竞争，建立起福利国家。但一旦资本主义国家将权力关系延伸到社会的经济关系领域，政治和经济便相联系，国家职能向社会各方面渗透；
技术统治。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在技术成为社会政治的重要基础的同时，也成为论证现存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把经济增长当做社会进步的唯一目标和政治统治者获得合法性的重要力量，技术与科学就成为保持社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科学技术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使科学技术规则成为政治的规则，由此衍生出的工具理性也成了唯一的社会准则，政治问题又成为技术问题，而技术问题依赖于专家的讨论，大众变得非政治化了。
2.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1. 哈贝马斯指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当国家在履行权力时，符合由时代的社会规范确立的社会同一性要求，就是衡量社会政治制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反之，如果该制度得不到这种支持，就会发生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对社会的渗透，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因为这种危机由于国家全面干预而发展成为普遍危机。
1. 经济危机。虽然国家干预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仍要听命于市场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持续的通货膨胀、生产停滞和严重的财政赤字这三种经济危机形式困扰着资本主义国家。
2. 政治危机。表现为两种形式：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前者是国家机器尤其是行政机关不能很好地履行有关经济职能造成的，是一种行政管理危机，同时，又是大众忠诚投入不足导致的合法性危机。不仅如此，由于行政干预扩大，与政治系统相对的文化系统也被纳入国家干预之下，加速了私人生活政治化，使原来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传统受到严重削弱，导致了合法性危机。
2. 在上述危机中，哈贝马斯着重强调合法性危机和文化危机，要摆脱晚期资本主义危机，首先要转向文化系统，用人们之间真诚的、非扭曲的沟通形式取代公民利己主义。
3.交往行动与程序民主的建立
1. 什么是交往？哈贝马斯指出，从哲学上说，必须从相互关系入手，指的是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倾向于积极自由，公民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集中体现了公民对政治参与权利的运用。由于积极自由不仅保障了公民消极自由的实现，而且保障了共同体权威的运用，在这方面，公民相互沟通为公民权力的权威提供了前提。由此出发，他认为国家主要职能应为广泛的意见形成过程提供保障。
2. 哈贝马斯将人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作为政治基本原则，并力求将这种沟通与市场机制分割开来，也反对将政治理解为抽象伦理。抽象伦理将政治过程取决于公民德性，而对哈贝马斯来说，民主过程的合法力量不是来自伦理信念的集中，而是来自确保“审议过程”公平的形式程序。他以程序性民主取代了纯粹伦理民主。
哈贝马斯将这种认识推广到对国家、社会以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上。依照程序主义观点，实践理性离开了普遍人权，转向话语规则和论辩形式。他将非中心化的公共领域的重建作为分析的重要内容，公共领域是独立于行政系统和经济系统之外的非正式舆论力量。依赖的是主体间自由的、高水平的交往。公民就政治领域的问题阐述看法，并通过政治选举渠道变成“交往权力”，交往权力又通过立法变成“行政权力”。这样，人们在公共领域的交往行动构成了整个政治过程的基础。
4. 总的来说，哈贝马斯对于民主政治的认识不过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凭借公共领域的语言交往行动而运作。对话、辩论、商讨构成了他的民主政治的真谛。
第九章 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思想
一、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概述
1.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
18世纪，斯密、李嘉图等西方经济学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自由市场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经济现实，凯恩斯经济学应运而生。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经济学部分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灵，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对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批评，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布坎南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构成了新政治经济学。
2. 公共选择主要是指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奥尔森的集团理论、唐斯的民主理论等完全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以方法论个人主义为原则。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三者一脉相承。产权理论是其共同出发点，其中诺思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2.新政治经济学政治观的主要特征
1. 共同特点首先是强调政治与经济的融合，其次是注重制度研究，最后都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使用泛经济学研究方法。
1. 公共选择学派拥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代表作有：布坎南的《同意的计算》、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尼斯坎南的《官僚与代议制政府》、阿罗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1. 假定每个活动于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面临选择时总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会。“政治人”与“经济人”一样，也是利己的和理性的，也依据个人偏好、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行动。政治人的主要角色是政治家和选民。
2. 这种假设的普遍性遭到怀疑。首先，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并不总是把追求私利当作唯一目标，非经济因素也可能成为行动动机，人有时也会成为利他主义者；其次，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对所有可能选择作出精确的利益计算；再者，政治活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使人的政治行为难以理性化。
1.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一样，基本活动也是交换；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一样，基础是交易行为，是利益互换。但政治交换不同于经济交换。在政治中通过交易形成的是公共物品，并且政治是集团之间而非个人之间的交换，最后，经济是商品交换，政治是“服从与统治的”交换。
3.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1. 认为人类一切活动都应从个体角度理解，集体行动不过是个体利益得以实现的工具，社会被看做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总量效果。首先，个人是政治决策的基本单位，个人是集体决定的唯一最终决策者；其次，政府不是抽象的实体，而是许多具有独立地位的个人构成的；最后，个人是评价一切行为的出发点。
2. 传统政治学将国家看成代表整个社会的唯一的决策单位，主张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而公共选择学派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引入政治学。
公共选择学派从经济学角度，认为政府存在的理由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规模优势。从公共物品角度，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有两种类型的政府：保护性的和生产性的。保护性政府的职能是确保契约性协议的执行和实施，生产性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物品。生产性政府是内在的，发挥程度取决于参加决策的每个人的价值判断，是集体抉择的产物。生产性政府是一种机制，使个人参与公共物品决策，并得到公共物品；保护性政府对其保护对象而言是外在的，不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作为“仲裁者”，类似于诺齐克的“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布坎南区分这两种国家时，实际上分别论述了政府的两种功能：保卫个人安全和生产公共物品。
从效率角度，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分为三类模式：一是仁慈的专制者模式，政府具有绝对权威，但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这种政府是有效率的；二是“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模式，政府机构庞大，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巨物型政府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专制君主政府，只是使统治者收入最大化，因此是低效率的，另一种是官僚政府，是使官僚机构收入最大化，也是低效率的；三是西方民主政府模式，在政府与选民之间有利益集团的联结，选民偏好能够得到反映，社会总产出有可能达到最大化，因而是有效率的，但有约束条件，即社会总产出与利益集团的竞争占用的资源量成反比。
3.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现实中的政府介于“巨物模式”与“民主模式”之间。从政府官员角度，作为经济人，他们的目标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选民对官员又有制约，对这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有限制，使其行为趋向公共利益。
根据上述理论，政府存在缺陷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失灵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即使动机是公共利益，由于政治家和官员的理性和知识有限，其行为结果仍可能走向反面；政府失灵的另一个表现是政府行为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原因在于政府行为缺乏竞争机制，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扩张，结果是公共产品超量供应，造成资源浪费；政府行为的低效率还表现为政府决策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原因一是立法对行政的权力制约无效，二是官员决策的出发点是部门利益，是机构规模和预算的最大化，结果使政府开支扩大，但无益于公共福利。
1. 在西方民主政府模式下，选民用选票选择政府。因此，政府为获得选民支持，需要满足选民的要求。选民的要求主要是增加公共福利和个人收入，途径包括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增税和减少公共福利则会冒失去选票的政治风险。在不增税的前提下，政府筹款的方式只剩下借款和发行货币，用于开支增加，税收没有同时增加，只好实行赤字财政，并承担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后果。
2. 民主政治——选民压力——政府扩张财政，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揭示的经济政治循环。
1. 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中，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
1. 奥尔森把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中有关集团的观点和团体论当做正统集团理论，政治团体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本特利、杜鲁门等。政治团体论认为，政策是各种集团利益的调和，对压力集团的正面功能给予肯定。
2. 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康芒斯关于集团中个体会自动支持团体行动的观点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至少在集团中，有理性的个人不会为集团利益而自愿采取行动。他认为正统团体理论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即认为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或企业的集团会自发组织起来，为集体利益出力。奥尔森进一步指出，正统团体论的哲学基础是多元论，仅停留在指出国家与团体具有同等地位上，没有进一步寻找团体在个人和国家之间是如何作用的。
3. 在批评正统集团理论的同时，奥尔森从个人为何参加集团行动这个问题出发，展开了自己的集团理论。利益是个人行为的基本驱动力，但有些个人无法单独增进的必不可少的利益，只能通过集体行动实现。
4. 按消费某一集体物品的人员数目的增减是如何影响享用集体物品的集团成员的利益，可以把集团分为“排外性”的与“相容性”两类，也就是当一个集团提供的是准公共物品时，就是“排外性集团”，目的是保持成员收益不减，团体成员人数越少，每个成员分得的份额就越大；另一类集团提供的是公共物品，不排除成员加入，增加成员会使分担成本的成员增加，这就是“相容性集团”，大多处于非市场环境下。
5. 尽管提供公共物品是集团的基本功能，但集团的个体成员并不会自动参与提供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这类“相容性”集团面临的问题是“搭便车”现象。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个体成员才会参与集体行动：认为自己从集团的收益大于参与集团的成本；受到鼓励或威胁参加集体行动。从这两点出发，可以把集团分为大集团、小集团和中等规模的集团。
小集团可自动提供集体物品，又称为特权集团；中等规模的集团通过合作可提供集体物品，但需经组织和协议，又称为中间集团；在大集团中只有通过激励才能形成集体行动，但建立协议或组织的难度大，组织成本高。理论上，所有成员都会对集体物品采取机会主义态度，这类集团被称为原子式集团。大集团无法提供任何集体物品，除非依靠外来激励，或者选择性激励会驱使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选择性激励包括鼓励、惩罚、强制等。
2.集团行为的分利化倾向
1. 对于集团来说，有两种增进成员利益的途径：一种是通过努力增加全社会总体利益，使自己在总利益中的份额增加；另一种是争取自己的成员在社会总利益中得到更多份额。经验表明，集团均倾向于后一种方式为成员谋利。当集团以第二种方式谋利时，自己集团的收入确实增加了，但社会总收入却减少了。
2. 集团的分利行为成功后，可能影响其他集团的积极性，会在更大范围引起生产水平下降。分利行为的零和特征使一些人收益的增加意味着另一些人收益的减少，导致分配不公，造成政治冲突加剧。分利活动频繁会使人把精力集中于院外活动等非经济活动上，扩大生产的动力减退了。
3. 奥尔森认为社会上还存在广泛性集团，其成员涉及社会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其利益占全社会收入的一大部分。广泛性集团是关心全社会利益的集团，有提高社会生产率的动机。广泛性集团的行动逻辑也遵循成本—收益分析，关心任何“分利”政策招致的社会损失，力求使其减至最小。
4. 广泛性集团的存在有利于社会效率，但单凭广泛性集团难以打破集团“分利”格局。纪律性和凝聚程度是广泛性集团对外力量的重要基础，如果社会中不能形成强有力且代表性广的广泛性集团，就无法避免“分利”结局。
3.国家兴衰的集团原因
1. 奥尔森从集团分利倾向出发，在国别研究和比较分析中，探讨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原因。认为国家兴衰原因在于社会中的利益集团结构。
2. 如他对英国的分析。英国社会长期以来国内较稳定，保证了绝大多数组织集体行动的集团能生存下来，特殊利益集团数目与日俱增。这些团体对提高社会生产力缺乏兴趣，却致力于从国民收入中攫取更大份额。由分利集团筑起的对自由流通的障碍以及决策缓慢和相互扯皮，大大削弱了经济活力和增长率。
3. 根据奥尔森对国家兴衰的分析，打碎分利集团联盟、消除制度僵化症，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
1.制度的含义及其功能
1.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看做一种秩序，由规则构成，从纵向可分为规范性行为准则、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三个层次。规范性行为准则包括道德、习俗、意识形态等，也从文化层面约束人的行为；宪法秩序指的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制度安排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行为准则。新制度经济学经常从“制度安排”这个意义上谈“制度”。
2. 首先，法律、契约和有关交换的制度安排的目的是确立经济秩序，以保证个人对经济活动的稳定预期。新制度经济学把降低交易成本作为制度的首要功能；其次，这些制度安排也是为了社会利益的增加而设立的。制度的存在更在于解决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社会通过建立排他性产权制度，规定在某一问题上谁有权，无权的一方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费，因此，外部影响问题可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交易方式得到解决。
2.制度变迁理论（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1. 制度变迁不是泛指制度的任何一种变化，而是特指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制度变迁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机制所作的边际调整，目的是增加收益。
2.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变迁理解为交易过程，变迁成本和收益决定着变迁是否发生以及如何进行。主体只有在能从变迁中获益或为避免受损时，才尝试变革制度。从结果上看，制度变迁是利益转移与再分配，这也会改变社会权力结构。
在制度的三个层次中，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的稳定周期长，而制度安排却经常变化，因此，制度变迁主要发生在制度安排层次。制度变迁是从制度出现不均衡开始的。不均衡是相当于供求而言，认为当行为者的利益要求在现有制度下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对新制度的需求，这实际是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要求；制度供给是变迁来源，在多数情况下，制度供给是政治产品，主要来自国家。实现制度变迁时政治权衡往往是第一位的，这种政治权威主要是对社会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以避免利益集团的冲突，但制度变革的政治领导人的成本收益也会和社会整体利益不一致。
4. 虽然制度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同国家制度变迁的动力不同。如果制度变迁是受利益驱使的，这种变迁就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有一种制度变迁由国家强制推行，被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
1.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制度改变，获利机会仅提供了制度变迁的一种动机，但这种制度创新能否发生还取决于创新者的预期收益与费用。当他发动对正式制度安排的改动时，“搭便车”问题便十分突出，这需要说服的技巧，用最少的成本，达成一致同意；至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改变，主要涉及个人的成本—收益比较，当制度不均衡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消潜在费用时，人们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
2.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自上而下的、非自发的变迁过程，主体是国家而非个人或团体。借助垄断的强制力，国家可在尽量短的时间里推进制度变迁，因此，变迁的效率比较高；再次，国家可以克服“搭便车“问题，可以制定强制性规则、意识形态控制等手段来遏制。这可以弥补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不足的缺陷，把个人因获利机会减少而不愿继续下去的制度变迁继续推进。
国家进行制度变迁的动力更为复杂，第一点是统治者个人的成本收益分析，只有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时，才会采取行动；第二点是各种社会力量对社会利益和价值重新分配的要求，当现有制度结构不再适应社会中集团力量对比的变化时，国家将不得不修改制度安排。由于统治者个人利益不等于国家利益，而强制性强度变迁又由统治者实施，有时，统治者从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出发作出的制度选择，与国家的社会整体财富最大化目标相冲突。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可能是维持了低效率制度。
诺思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path）概念，为了从制度角度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总是走不出经济落后制度低效的怪圈。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即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路径依赖有不同方向，一种是某种制度选定以后，其报酬递增促进经济发展，这是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种是初始制度的报酬递增消退，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
3.制度的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1. 新制度经济学把国家放在制度的理论框架中讨论，认为国家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国家与其他制度安排一样，具有提供安全、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合作等功能；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和实施机构，国家是特殊的制度安排，与其他制度安排的一个区别是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国家也被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垄断了最强大的暴力，因此在提供秩序和界定产权方面效率最高。
2. 诺思把历史上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归结为两种：契约论和掠夺论。这两种理论均不全面，他用“暴力潜能”（violence potential）分配理论统一上述国家起源论。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的平等分配，掠夺论假定不平等的分配作为合法暴力的垄断者，而国家对暴力的使用可能是平等的，也可能是不平等的。
总的来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界定产权，制定社会基本规则，使统治者收益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以增加国家收入。但这两个目标是冲突的，通常被称为“诺思悖论”，即由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可以产生规模效益，而国家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时又不是中立的，统治者的目标总是与社会总收入的最大化不一致。“诺思悖论”反映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对立，一种经济上低效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却可能是合理的。
1. 诺思在分析了经济史后，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有矛盾：一方面假定人的本性是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另一方面又假设每个人都同意让渡部分权力给国家。经济人假设仅支持第一个假定，说明个人并非总是经济人，对个人行为的非经济解释，其中一方面就是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有力约束。纯粹的利己无法解释个人主动维护公共秩序的行为动机，也不能解释个人选择的差异性。
2. 作为规范性行为准则的一种，意识形态有规范功能，是制度的构成部分。从指导人的行为的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可以使人不必经过谨慎的成本—收益分析而直接行动，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成功的意识形态应具有灵活性，能随经验变化而调整，以便得到新团体的忠诚；意识形态还能够克服“搭便车”行为，促使一些群体不再按成本—收益函数的个人计算来行事，而是为公共物品的生产作贡献。
3. 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应的人力资本，政府投资于意识形态教育，可使人的行为按政府期望发生。但是作为一种制度成分，意识形态也会成为消极因素。意识形态刚性会阻碍制度创新，维持无效产权。统治者为维持统治合法性，往往不会创造新制度安排，而是维持旧的与原意识形态一致的制度安排，因此，新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统治者被新统治者替代后，才有可能建立。
第十章 政治社会学的政治思想
一、当代政治社会学的产生及思想特征
1. 当代西方政治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李普塞特在1960年出版的《政治人》对政治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具有里程碑意义。
2. 当代政治社会学的学术思想基础来自两个方面：早期政治社会学家的思想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特征。
3. 思想特征：政治社会学家具有比传统政治学家更为广阔的视野，认为政治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受社会学和行为主义影响，政治社会学家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并不注重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更多的是对事实的描述，主要运用经验的社会调查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比较方法，而较少进行政治哲学分析；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广泛。
二、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
1.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
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社会学者讨论最多的问题。李普塞特最早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讨论的是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直接采用了韦伯与熊彼特关于民主的观点，然后选定一批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或稳定的民主国家与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作为比较分析对象，再选取一些与民主制度发展与稳定相关的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的依据是直接运用各种信息资料。李普塞特从民主与经济发展、民主与合法性两方面考察了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
李普塞特赞同这样的观点：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验证这一观点，他以财富、工业化、城市化与教育作为显示经济发展的指数，并计算出各国上述指数的平均值。对于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影响，他的分析如下：经济发展增加收入，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安全，普及并提高教育，使低层阶级的政治观点更接近渐进主义，特别是教育水平的提高，这是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经济发展对改变社会阶级结构也有重要影响，由以大量下层阶级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变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菱形结构，使中产阶级政治影响力增强，有利于促进社会冲突缓和、民主稳固。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发展可以扩大民主的社会基础。
3. 他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的正相关性分析有重大意义，亨廷顿在《第三波》中也得出同样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走上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都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开始民主化进程的。
李普塞特还认为，民主制度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还取决于合法性和有效性。合法性危机是导致民主制度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要解决民主制度的稳定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根源。他通过对不同类型国家的调查分析得出结论：合法性危机发生于向新社会结构的过渡时期，国家如何处理“参与政治”危机，也是造成合法性危机的重要原因。他的结论是：和缓的变革有助于培养起共同的、长期延续的政治文化，这是使民主制度保持合法性与稳定的重要条件。
1. 西方历来注重文化因素与政治的相互影响，只是在1956年阿尔蒙德《比较政治系统》提出政治文化概念后，政治文化才成为西方政治学界研究的热点。
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中，对民主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作者主要探讨的问题是：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即政治文化影响民主政府的方式。他们将英、美、德、意、墨西哥均列为民主国家，通过调查分析，他们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与众不同的政治文化，而每种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取向都是不同层次公民政治取向的混合。他们提出了特殊的分类方法，把心理上远离国家机关的居民定义为“地域民”，表现地域型文化；把屈从于政府机构规章的人定义为“臣民”，表现依附型文化；还有“参与者”的参与型文化。
公民文化是混合型政治文化，首先是参与型文化，但也包含地域型和依附型文化。上述五个国家虽然都是民主国家，但政治文化表现出不同特征。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文化最接近公民文化，墨西哥更多偏向地域型文化，但渴望参与，德国更多偏向依附型文化，缺乏参与热情，意大利是地域型文化，在其臣民角色中却表现出较高程度的疏远。而英美公民文化也有不同特点，它们的政治文化是依附取向与参与取向的有机混合与平衡，英国人更倾向于依附取向，美国人更倾向于参与取向。
1. 首先，公民文化有助于政府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作为民主政府，一方面，必须有权力并能作出决策；另一方面，必须对公民负责。公民文化对这种平衡提供了必要支持。地域型和依附型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政府精英的行动，而公民对政治生活的主动参与又是政府责任的推动者，因此，在公民文化中的这种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平衡，加强了政府权力与责任的平衡。
2. 其次，公民文化有助于一致和歧义的平衡，这是民主系统必须保持的另一个平衡。公民文化作为建立在交流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包含社会信任与合作成分，不仅易使公民对社会精英抱有信任感，而且有助于公民政治合作；并且，公民文化中各种价值的相互交流，可以使歧义与一致保持动态平衡。
3. 再次，公民文化有助于功利取向与感情取向的平衡。稳定的民主需要出于利益考虑的功利倾向与感情倾向的平衡，而在公民文化中，多种价值取向的交流与混合有助于平衡。
3.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巴林顿·摩尔于1966年出版了《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以世界现代化的政治演进道路为线索，通过对英、美、法、德、日、中、苏等国的对比研究，探索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由传统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摩尔把注意力转向封建贵族和农民，传统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组合模式的转换，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他总结出通往现代社会的三种政治演进道路：以英、美、法等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道路，德、日、意的法西斯主义道路和苏、中的共产主义道路。
2. 摩尔认为，英、法、美等国之所以会选择民主政治演进道路，主要取决于以下条件：
1. 第一，在专制君主与贵族之间建立均势。在17、18世纪，上述三条道路的主要国家（除了美国）都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只有法国和英国有相对独立的贵族阶级，而君主与贵族的均势，成为促进民主发展的因素。
第二，农业向适宜形式的商品经济的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阶级能否被纳入商品经济体系中成为商品生产者，是事关民主成败的关键因素。他分析了欧洲在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商品化的三种形式：英国土地贵族促使农奴自由迁移的形式；法国土地贵族先让农奴实际占有土地，再强制农奴提交部分劳动产品由贵族进入市场交易的形式；在德国和俄国等欧洲东部地区出现的封建庄园制的反动，贵族将自由农民重新纳入农奴制的形式。三种形式中只有英国形式才有利于民主道路；法国形式严重影响了农民地位，只是由于大革命重创贵族阶级，才打开了通往民主的道路；欧洲东部的形式有害于民主。
3. 第三，土地贵族与城市上层阶级的联盟。这种现象只出现在英国，工商业领导者成长为社会支配力量、两个集团携手对抗君主官僚体制，这促使土地贵族形成资产阶级习性。
4. 第四，削弱土地贵族力量。土地贵族从性质上说是阻碍民主的因素，因为工商业者与土地贵族存在利益冲突，在较长的时间里必定会争夺政治领导权。
5. 第五，资产阶级革命暴力。他高度评价了暴力革命在西方民主化中的重要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对民主制度建立的重要作用还可通过德国、日本的反面经验体现出来。德国、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没有经过革命实现了现代化，却由此形成了法西斯主义道路。
1. 政治社会学家在社会冲突问题的研究上形成了不同派别，按政治态度标准划分，可分为冲突学派和一致学派。冲突学派是较激进的学派，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否认有统一价值观存在，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是这一派的代表；一致学派以李普塞特、贝尔等为代表，是主流学派，强调共同价值观的整合作用，认为冲突和一致可以达到平衡。
1.李普塞特的一致与冲突平衡的理论
1. 1985年，他的《一致与冲突》一书出版，集中反映了在社会冲突问题上的观点。在理论上继承了帕森斯和杜克海姆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传统，将社会稳定的协调平衡作为研究社会冲突的核心。
2. 李普塞特将他对社会冲突的研究概括为一致与冲突的关系，他从三个方面作了分析：
从社会学发展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社会学在社会结构、社会变革研究上的趋同倾向。主要表现在：第一，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功能主义都假设社会制度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两种理论基本都是以均衡模式为基础；第二，二者都承认社会内在矛盾的发展导致社会冲突和变革；第三，马克思主义与功能主义都讨论了社会等级关系，前者使用的是从经济关系中引申出来的阶级地位概念，后者使用的是从多种因素中引申出来的身份地位概念。
2. 李普塞特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不同政治力量的分裂冲突与一致的关系。虽然不同政治力量的分裂和冲突是普遍存在的，但也存在协调各种冲突的一致因素，即建立在竞争性政党制度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之所以能成为一致的因素，是因为它承认冲突是合法和必要的。他非常重视竞争性政党制度在整合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将其看做“阶级斗争的民主转化”，因此，民主制度的整合作用是通过政党制度发展逐步形成的。
李普塞特考察了西方社会由现代化进程引发的社会冲突与一致的关系。作为政治分析的现代化概念，不仅限于工业化和都市化带来的变化，还包括由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所包含的价值观以及权力资源的根本变革。现代化在价值观方面引发的冲突，主要是后工业社会价值观与工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的冲突。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冲突和精神压抑，导致保守主义和新左派意识形态兴起。保守主义力图复兴传统文化、宗教和社会结构，欧洲保守主义通常支持国家权力增强，美国保守主义则强调个人主义、自由放任。对于新左派思想，他认为实质上也具有反现代主义的保守主义倾向。
四、新合作主义政治思想
1.新合作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1. 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在当代政治社会学中主要表现为新合作主义（New
Corporatism）。合作主义又称为法团主义，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概念，表示由国家通过工会、生产协作组织控制工人群众的社会结构，因其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而声誉不佳。20世纪70年代，新合作主义冠以一个新字，以示与原合作主义的区别。新合作主义从理论上说，并不是一种理论体系，而是用来解释社会结构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反映了欧洲一些国家在二战后社会政治结构的新变化。
2. 二战后，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西方的迅猛发展，在对政治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上，由美国学者提出的多元主义分析模式也享有独尊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一些政治学者发现，多元主义建立在众多自治的利益组织能自行协调其利益冲突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且忽视了国家在协调利益冲突方面的作用。
新合作主义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最早进行系统阐述的是施密特和雷姆布拉什在1979年出版的《走向合作主义的中介》。由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影响，主要是保守主义政党上台后政策的变化，导致新合作主义强调的连接国家与利益组织的垄断性中介组织的功能失调，作为一种实践，新合作主义在80年代初期沉寂下来。但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并没有中断，并在最近几年开始被用于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2.新合作主义的概念与基本主张
新合作主义概念包括了以下三种含义：首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进入组织化阶段，国家是自主性组织，为解决社会冲突，国家应介入社会经济生活，通过制度和规则将分散利益组织起来，通过与有代表性的垄断组织的议合产生政策；其次，在国家干预组织下，分散的利益团体被不断组织进更大的利益组织中，最终在国家形成数量有限的、垄断性的、有代表性的、非竞争性的中介性组织，介于国家与分散的利益团体之间，集中、表达个体和利益团体的要求；再次，国家承认中介组织的合法性和绝对代表地位，中介组织则在承担公共责任、组织支持方面给予国家配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家控制。
新合作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秩序的统一与和谐。认为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析不适应欧洲社会，这两者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把个体看作社会与政治权力的基础，政府决策是不同利益集团协商的结果。这种认识是不切实际的，在社会生活中，是制度确定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国家和社会必须给利益组织以制度引导，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统一与和谐。新合作主义者不同意利益团体可通过协商实现权力均衡，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结果只能是最有实力的团体最接近政治决策，这是不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