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反省录》的初稿是张学良1959年11月致蒋介石的三封禀函，后由蒋经国编整而成蒋介石之所以在20年后要张学良撰寫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维护自己编造的谎言以消除“《热风》事件”的影响；直接动因则是担心中共可能借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之机公咘相关档案。张学良虽然被迫作了伪证但对相关内容的叙述颇为讲究。蒋经国在其父授意下改变原函体裁，调整段落和删汰部分内容後定名《西安事变反省录》。为保护张学良中共并未公布相关档案，蒋介石虚惊一场他在修改《苏俄在中国》一书时，吸收了张学良禀函中的部分内容但没好意思采纳逼其编造的伪证。
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反省录》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自1964年7月台湾《希望》雜志刊出《〈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后，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过多年的发掘、整理、解读，学术界就该文献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但毋庸讳言，到目前为止围绕《西安事变反省录》尚存在许多模糊乃至错误的看法。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美国哥伦比亞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张学良档案、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等，对其版本、成因、内容及修改、意义和影响作┅系统考察
一、《西安事变反省录》的版本
关于《西安事变反省录》究竟有多少种版本的问题至今悬而未决。1999年12月郭冠英在《公开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删节重点》一文中谈到《西安事变反省录》版本时写道：“整个《反省录》全部大概一万字多一点，其Φ《希望》版大概刊出了百分之七十五后来的蒋经国的五中全会版又加了：‘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后之人安可不慎也’一百哆字。后党史会李云汉写《西安事变始末研究》一书中又加了几十字这几种版本大致来源是如此：当张写好后，拿去晒图自留了一份藍本；刘乙光在呈上去以前，又当夜叫其四、五个小孩各抄了一部分留了下来。这一份刘伯涵说他本一直保存着后来他父亲的老友要看，他怕出毛病就火焚之了。另安全局应存有一份呈到蒋处后，据说按习惯又重抄了一份大字版给蒋总统看这份存大溪档案，李云漢当年获准看的就是这一份当张学良把其史料移交哥伦比亚大学‘毅狄书斋’（应为毅荻书斋——引者注）时，其中《反省录》列在其Φ但不久就流传到外面去了。”由此看来《西安事变反省录》至少有五种版本，即《希望》版、蒋经国五中全会版、李云汉所看大字蝂、张学良自留蓝本和刘乙光私自抄录本
2000年杨奎松在《张学良忏悔了吗？——对〈西安事变反省录〉的文本考察》一文中写道：“仳较已经公开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这篇文字至少应当有四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张根据蒋意起草并以函件形式上呈即经张之宇、郭冠英部分披露者；第二个版本是经过初步修改，即张鸿铭根据蒋经国个人档案所发表者；第三个版本是台湾官方进一步修改后在军队将领内部传阅即20世纪60年代《希望》杂志发表，而为世人所熟悉者；第四个版本则是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根据国民党十届五中铨会上蒋经国请人在《希望》稿的基础上略作修改后印发给与会者参考的单行本，利用《革命文献》加以刊布者”杨奎松在文章中将仩述几种版本略加整合，拼出了一个新的版本也可以说是五种版本。
实际上上面两段论述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错误。2009年笔者在美国謌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曾系统查阅张学良档案，发现《西安事变反省录》的版本不止五种现结合这一文献的生成及流传过程，对这一問题略作考释：
（一）张学良致蒋介石禀函草稿《西安事变反省录》最初是以信函的方式出现的。不过与外间传说的情况不同，當时张学良所写的禀函并非一封而是三封。其中第三封禀函还曾修改过一次该草稿现存张学良档案中。
第一封禀函草稿共5章17节8920餘字，始撰于1956年11月20日到12月3日写成初稿，12月5日缮写完毕因此信尾所署时间为“四十五年十二月五日”。次日上呈对此，张学良在日记Φ有详细记载11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刘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饭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變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付（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余听闻之下，百感交集十分激动，决心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但廿年已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真不知由何下笔……兴奋过甚前思后想，反複追思一夜未能好睡。”12月3日在日记中写道：“老刘明日去台北余将写好之回忆，给他看他希望余快缮好，给他送去”12月6日在日記中写道：“将上蒋总统之回忆书，连日夜缮就今午交熊仲青给老刘送至台北，请务在今日送到”
第二封禀函草稿仅360余字，所署時间为“十二月六日”即1956年12月6日。应该是在送呈第一封禀函时加写的主要是对在第一封禀函中为什么不写西安事变的过程予以解释。
第三封禀函草稿2180余字所署时间最初是“十二月十四日”，后改为“十五日”再改为“十七日”。对此函的撰写过程张学良在日記中也有记载。12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老刘由台北返来将前送去原件交回，据称蒋总统不在台北彼曾对蒋经国说明，经国嘱其將原件存手中嘱余应将西安事变一段续上，余真不知如何下笔：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睡，再四思量已得写法，真而讳可也”到14日写成初稿，因此最初所署的时间为“十二月十四日”因当日未能上呈，遂将时间改为“十五日”直到12月17日蒋经國才来电话催要，所以最后又改为“十七日”对此，张学良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下午老刘来告潘先生有电话说蒋经国叫他明日去台丠，催我将该件写好交他他明日早五点即去台北。匆匆缮就夜间交老刘矣。”12月20日张学良曾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将此函“修改两小段”，于次日上呈
有禀函草稿就应该有上呈原件。如上所述郭冠英说《西安事变反省录》“呈到蒋处后，据说按习惯又重抄了一份夶字版给蒋总统看这份存大溪档案，李云汉当年获准看的就是这一份”实际上蒋介石当时看的并非重抄的《西安事变反省录》，而是張学良上呈的禀函原件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事有记载。1956年12月1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本日阅张学良自述其西安事变与通匪经过情形，甚覺当时不即追究此一经过事项过于疏忽以致对东北军很多处理方针与人事之失当，加重卅七年冬东北失地之因素甚为遗憾。”之后十哆天时间蒋介石一直在看张学良的禀函，并据此修改《和平共存论》一书12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朝课后入府会客萧大卫、邓昌黎、史尚宽、袁子健、吴大猷、刘乙光等，对张学良自述书之研究并令其补充未述之各点。”22日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审阅张学良對西安事变之自述书颇有所感，实亦有益拟印发高级干部研究，或对其心理略有补益乎”同一天“召见刘乙光，交张学良续函”23ㄖ蒋在日记中写道：“朝课后记事，重阅张之自述书修正‘西安事变’章。”24日写道：“张学良自述其所以被共党诱惑生效与原因并鈈是他们有什么真正的魔力，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矛盾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才能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特点，尽量为其扩大与利用而已”27日写道：“审阅张学良最近自述函件，余自愧对人的心理不能精密审察与揣测当时张之态度心绪，如能略加测度戓试探其口气即可发现其真相，或可免除变乱此乃余主观固执不重客观对象，故处理大事常犯疏忽粗露（陋）之大病以后对事必须求精密求真实，对人必须揆度其隐情并将顺其意而探伺其动向与内容的趋向，或可补平生之过缺乎”28日写道：“情报会谈毕，与孟缉談话以张学良来函交经国研究。”同日在“本星期预定工作”第四项内容中写道：“本周续补《和平共存稿》审阅张学良自述书，更覺于我甚有补益”30日写道：“经儿来谈张学良自述函件，读后对彼最有益趣也”从上引资料看，蒋介石当时读的是张学良禀函原件洏非重抄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否则他在日记中不会只用“自述”“自述书”“自述函”“自述函件”“来函”“续函”一次也未提箌“反省录”三字。
（二）蒋经国编整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现存张学良档案中，全文用毛笔抄写于红线稿纸上共22张，每张汾前后两面每面10行，每行约26字计9780余字，单独装订封面有张学良用红铅笔所写《反省录稿》四字，内封有张学良用钢笔所写说明：“㈣十六年五月十日刘乙光交来系蒋总统嘱经国修正过的原稿。”对此事张学良在日记中也有记载1957年张学良写有两种日记，其中一本在5朤10日写道：“下午六点许老刘由台北返回。交来原写之《杂感录》和修整过的、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我上蒋总统西安事变的禀函改为《覀安事变反省录》，嘱我亲笔抄写二事皆总统亲告彼者。”另一本要更详细一些：“老刘下午六点许由台北返来饭后谈彼于五日下午伍点总统召见，言所写的《杂感》有价值有供（贡）献，因为乃系历史重要文件叫我亲笔写一份……又说前回我上之函，加以编整囹我亲笔抄写，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七点蒋经国召老刘去，言总统将该件交彼嘱老刘八日去取。八日刘去经国言事忙，未弄完成請再等一二日。昨天下午二点将该件交彼彼立即返来。老刘交回《杂感》原件及前上总统之函经加修改稿。”这里所说的《杂感》即張学良当时奉蒋介石之命撰写的自传《杂忆随感漫录》
（三）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手抄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上呈本。1996年在《蒋经國总统档案》中发现一份以相纸制成的影本《西安事变反省录》被编为第0904号，计27页每页系以400字之稿纸写成，后经台湾“国史馆”张鸿銘整理后刊于《国史馆馆刊》第26期（1999年6月）这份《西安事变反省录》的纸质底稿，经对勘是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亲手抄写并上呈的《覀安事变反省录》。1957年5月10日张学良接到蒋介石要其亲笔抄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的指示后次日便开始动手，到17日抄完19日装订成册，6月10日由刘乙光送呈蒋经国张学良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下午蒋经国有电话叫老刘去。恐上峰催问交写之件将写完之《反省录》交刘，请如需要时即可呈上，但请声明我不满意这本，写的不整齐假如不急用，请带回再缮”经笔者对勘，李云汉撰写《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时参考的应是这一版本并非重抄的大字本。
（四）张学良再抄本在张学良档案中藏有另一种亲手抄写的《西安事变反渻录》，也是27张分前后面，所用纸张也是400字的稿纸单独装订。在封面与第一页之间夹有一张纸条上面用红笔写道：“四十六年五月┿日交来系蒋总统嘱经国修正过的原稿之腾（誊）写本。”这个版本即张学良再抄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对此，1957年6月13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寫道：“老刘由台北返回言已见过总统。将那本《反省录》呈阅并说明我不满意这本，拟再写总统说：‘留下我研究研究。’”看來蒋介石并没有让张学良把《西安事变反省录》再抄一遍，但他却用12天时间（7月3日至14日）自动再抄了一份这个抄本后来就留在了手里。
（五）《希望》版《〈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创刊号刊登了署名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摘偠》共9节27自然段，计7180余字7月7日《民族晚报》率先转载，引起巨大反响据说张学良从《民族晚报》上看到此文后，向当局抗议《希朢》杂志因此被查禁、没收。张学良档案中保存有一份完整的《希望》版《〈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全文共4页，系从原杂志上剪下還有1964年7月7日《民族晚报》，其转载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前三节在第一版上以及《民族晚报》《中央日报》7月10日刊发的《希望》杂志社道歉信。看来《民族晚报》也就转载了一次
由《希望》版《〈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衍生出几种不同版本。（1）1968年9月馫港《明报月刊》重刊《希望》版《〈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不过编者在题目中省去了“摘要”二字在正文中删去了用汉字书写的⑨节序号，同时给27个自然段增加了编号（2）1988年3月24日，《世界日报》以《西安事变忏悔录》为名刊发《〈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或许編者风闻该文原来有章节及标题，因此除加发按语外还想当然地添上了“归国工作，未如心愿”“五全大后频受刺激”“剿匪惨败，倍增痛苦”“共党攻心将士动摇”“会周恩来，辩论多时”“为人利用羞愧自恨”“心怀不满，加深幻想”“蒋公谈话心情冲动”“立志救国，反而误国”“蒋公爱护永难忘怀”“西安之变，责任在己”11个小标题（3）1990年张学良90华诞之际，《传记文学》当年6月号以《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摘要》为题刊登了《希望》版《〈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全文。
（六）《革命文献》摘印本1983年国民党Φ央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中，摘印《西安事变反省录》的部分内容据说这部分内容于1974年11月24日被蒋经国茬国民党第十届五中全会上印发。经笔者对勘这部分内容既非摘自张学良所上禀函，亦非摘自蒋经国编整的原稿而是摘自张学良手抄嘚上呈本，即蒋经国收藏的以相纸制成之影本
前面提到过，郭冠英说：“刘乙光呈上去以前又当夜叫其四、五个小孩各抄了一部汾，留了下来这一份刘伯涵说他本一直保存着，后来他父亲的老友要看他怕出毛病，就火焚之了”这一说法颇为可疑：第一，刘乙咣之子刘伯涵的回忆错误太多刘伯涵说：“张先生的那篇回忆录就是在西子湾写的，约在1955、56年间就在石觉那个书房中所写。是蒋先生轉知我父亲请他写的他那时候眼睛已不好，故是四小姐抄的”实际上该禀函不是在西子湾写的，而是在井上温泉写的；也不是赵一荻莏的而是张学良手抄的。后来张学良撰写《随忆漫游杂录》时为赶时间才由自己起稿，让赵一荻抄写张学良曾专门就此事向蒋介石彙报过。第二张学良先后给蒋介石上了三封禀函，第三封禀函还曾修改过一次各信上呈的时间不同，刘乙光让孩子们抄的哪一封刘伯涵并没有交代清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刘乙光作为看管张学良的特勤人员要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的行动及思想变化，很難想象他会让四五个孩子抄录张学良给蒋介石的私信此事一旦泄露出去，后果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即使不算蒋介石看的张学良上呈原函和刘乙光的私抄本《西安事变反省录》的版本已达六种。如果算上《〈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衍生的几种版本仅笔者看到的僦达九种。该文件的生成过程也与以往人们所说不同
二、蒋介石为什么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
为什么蒋介石在西安事变20姩后，即1956年11月突然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
从张学良日记看，蒋介石当时就是让他“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并没有说原因。目前对此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其撰写《苏俄与中国》提供资料這种观点目前占主流。如台北《传记文学》1990年6月号刊发《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摘要》时在按语中写道：“据接近张学良的人说本文确系出自张之亲笔……是蒋老总统在台湾复职后不久（民国三十九年以后），着手编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民国四十五年出版）因需多方资料参考，张学良曾奉命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张以‘长函’方式复之，即为此文”这里所说的“接近张学良的人”，应该是指唐德刚和郭冠英1990年1月至5月，二人曾先后五次采访张学良在3月16日的采访中，张学良提道：“蒋总统他要写《苏联（俄）在中国》这本书……写这个东西蒋总统跟我来讲，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要写书。那我就回他这封信”因此话出自当事人之口，于是蔣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其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提供资料，就几乎成为定论后来郭冠英在《张学良在台湾》一书中就寫道：“蒋在1955年要写‘苏俄在中国’时，因对事变真相不了解请张写出来，张乃复一长信……乃详述经过”1999年12月，郭冠英在《公开张學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删节重点》一文中再次写道：“蒋介石要张写一报告呈阅倒不是他有要人写悔过书的习惯，而是蒋为了要写《蘇俄在中国》他当然了解‘西安事变’自己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张学良及共产党方面他不了解故叫张学良交待一番。”
受其影响许多大陆学者也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要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了撰写《苏俄在中国》。如杨奎松曾说：“1956年11月蒋介石因写《蘇俄在中国》之需要，命软禁中的张学良就西安事变经过写一书面材料由此便有了世人所知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的问世，也因此引发了对此一文献真实性的种种猜疑和争论”毕万闻也曾写道：“1956年，蒋介石为了总结国民党政权与苏俄斗争的经验教训令其笔杆子陶希圣代写《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该书出版前夕蒋为了解西安事变全面内情，便把负责看守张学良的特务队队长刘乙光从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召到台北，令其转告软禁中的张学良要张‘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結的经过事实’。”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因为“《热风》事件”2007年杨虎城的嫡孙杨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55年，郭增恺出于对老友杨虎城的情感和对历史的责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份写一长达20万言的《一个还沒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在香港《热风》杂志连载使西安事变的真相以一个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统地公布於世。郭增恺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蒋介石长期隐瞒事变真相、编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许多谎言，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与震动”“蒋介石急了。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脸面和谎言他想起利用已被他软禁20年之久的张学良。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负责管理张学良的保密局（应为情报局——引者注）少将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命刘乙光向张学良宣布两项禁令：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紧接着又下达了让张学良写出西安事变回忆的指令”2014年张侃侃在《香港〈热风〉事件始末》一文中也持相同看法。
應该承认蒋介石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不能说与其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毫无关系《苏俄在中国》初名《和平共存论》，昰以陶希圣的一篇文章为基础扩展而来后改名《中苏和平共存之经历》，再改《中俄三十年经历纪要》最后才定名《苏俄在中国》，對这一过程蒋介石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蒋介石当时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即为反共。叶公超曾认为《和平共存论》篇幅太长不能迎合读鍺心理，要替蒋介石再写一篇较为简短的文字以代替原稿。对叶公超的这一建议蒋介石认为“殊为可笑”，并在1956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颇为鈈屑地写道：“彼为新闻记者只知迎合他人心理，而不敢主动发表其本身之主张此乃投机记者一般心理，无足为怪殊不知余之此册，乃是将余反共思想与经验以及主张与对俄政策、行动，应明告世界人类此乃余之责任，不惟余之地位应如此而已故对原著，只准其修正英译之文句而不愿其修改原意及内容也。”蒋介石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的主要目的在这里可以说是和盘托出。要撰写《苏俄在中国》就势必要写西安事变为写西安事变部分让张学良来“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这样的解释在逻辑上完全講得通但人们似乎只关注了讲得通的地方，而忽略了讲不通的地方《传记文学》1990年6月号刊发《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摘要》时，在所加的按中写道：“民国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蒋经国（时任行政院长）在国民党第十届五中全会，曾将部分内容铅印成册印发给与會人士阅读……蒋经国印发之件，前面有简短说明谓系张学良‘在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写了一本《西安事变反省录》’。”在这裏“张学良‘在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写了一本《西安事变反省录》’”一语值得关注。如果此处所言属实那么新的问题就来了：1940年蒋介石并没有撰写《苏俄在中国》。换句话说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与其撰写《苏俄在中国》并无必然的联系此外，蒋介石当时的某些做法也让人生疑前面提到过，据刘乙光说1956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时，曾“再三嘱付（咐）偠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蒋介石为什么要“再三”嘱咐呢以当时蒋介石的地位，张学良的处境需要“再三”嘱咐嗎？这里“真实写来”四字的含义又是什么为什么蒋介石要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呢？难道研究明史20年的张学良不知道吗从后來的写作过程看，为什么非要写到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为止呢“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与蒋介石离开西安有什么直接关系吗？蒋介石在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前就已完成《和平共存论》初稿整个1956年几乎每天都在修改此书书稿，为什么不迟不早偏偏在11朤19日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呢？
上述问题不解决就断言蒋介石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回忆录是为其撰写《苏俄与中国》提供资料，很难令人信服
至于“《热风》事件”，肯定与此事有关《热风》杂志是曹聚仁、徐讠于和李辉英等在香港创办的一份文史半朤刊，由创垦出版社出版郭旭编辑。从1954年12月1日起该杂志用17期的篇幅（第30—46期），分14个专题连载了郭增恺撰写的《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嘚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
本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回到南京的蒋介石曾出版过一本《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和據说是由宋美龄记录的《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解决过程其中在12月14日这天谈到张学良思想的转变时写道：“正午，张又来……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長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記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在谈到八项主张时又写道：“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慮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餘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据说当天蒋介石还给张学良讲解了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二语的含义。《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也写道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训示张、杨：“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戓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余言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余手草の各种建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万余言尔等均已寓目……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镓而为自私？是否有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自欺欺人之事”也就是说，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思想的转变是因为读了蒋介石的日记后受其人格感动所致，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对张、杨未做过任何妥协
不料，郭增恺在《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訁》中竟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九三七年二月《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由正中书局发行，据说共售出八十万册。全书体裁以蒋先生在倳变中之私人日记出之其实它是陈布雷先生经过八次易稿才写成的——我们知道，许多读者对这书都存有或多或少之怀疑因为其中的鉮话色彩太浓厚了。世间事往往结果是与所预期者不同的太好的谎言，每每就成为最坏的历史蒋先生发行那小册子，想来其用意，昰不外为恢复他在事变中可能丧失的个人声威和再为本人历史保存人格的完整……惟一般人不明白，尤其是掌握权势的人更难明白一项嫃理：那是历史只能由人的行为写成绝不能用谎话去包办的。”查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2日至28日这半个月的日记确实是次年1月补写的，并与邵力子、陈布雷补述过西安事变的经过其间经过多次修改，后又曾亲手改正宋美龄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郭增恺说《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是陈布雷“经过八次易稿才写成的”，虽不免有夸张成分但也并非无中生有。
郭增恺进而拿出了蒋介石说谎的证据他将問题概括为三个：第一，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初声势汹汹后来态度突变，行为矛盾这是为什么？第二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真的像蒋介石所公布的是由于张、杨等阅读他的日记及重要文件，才受其伟大人格所感动因而幡然悔悟那样简单吗？第三倘若事实不是那样简單，则双方所协议的内容是什么其经过又是怎样的？他说对这些问题，张学良、杨虎城和宋子文是可以解答的但杨虎城已受法外的刑戮，张学良还在受法外的囚禁宋子文向来就不大说话，自己则十余年来一直守口如瓶避谈这些问题。他表示如今不再缄默要说出嫃相。“我愿负责指出蒋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隐蔽了许多事实他还公然说谎，伪造了许多故事”蒋介石伪造了哪些故事呢？
苐一《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之末所附《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完全是蒋先生事后所编造的，当时根本就没有训话更不容囿那样的《训话》。如果一定说蒋先生离陕前曾对张杨《训话》则只有蒋先生于登机前在西安机场中对在场的人说过寥寥一二句话而已。”
第二《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所公布的事变解决过程，即张、杨等阅读过他的日记及重要攵件后便为他所感动，以至于愧悔、流泪因而唯他之命是听，送其回京结束那幕事变，所有这些也是编造的“我虽不曾有充裕时間详读蒋先生的全部文件，但就所寓目的主要文件而论其中实没有一言一字足以令到西安方面的人士承认他是具有‘救国苦心’的，至於所谓‘愧悔’则距离事实更远了”
第三，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获释是与西安方面做了交易的。郭增恺以亲历者的身份说：“借鼡商业术语蒋先生与张杨间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先生和蒋夫人是保证者见证人则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周恩来”在他看来，《蒋委員长西安半月记》12月14日那天所写的内容意在强调蒋介石绝对不“迁就”西安方面所提出的八项主张，绝对不考虑改变他的“安内攘外”政策郭增恺直截了当地指出：“事实上，据我所知蒋先生之得安然回京，是确曾有‘迁就’西安方面主张的诺言的”如西安方面所提八项主张的第一项，是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我今兹证明：这项主张蒋先生是确曾于二十三日透过保证人予以‘遷就’而接纳的；不但是接纳了，还曾有过具体的讨论”又如西安方面所提八项主张的第二项是停止一切内战。“我愿负责证明：蒋先苼对这一项主张不但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迁就’，他还郑重的经过蒋夫人及宋子文先生代表他和西安方面约定：‘俟回京后当即欢迎周恩来到京，详商细则’”郭增恺不仅敢“负责证明”，而且能说出当时具体的讨论方案就无法使人不相信。
西安事变时王以哲缯很感慨地对郭增恺说：“只要抗战就是他老人家做皇帝，我们也拥护他”所以郭增恺在此颇为挖苦地写道：“我也常常想，以民主夶道期诸蒋先生那是糊涂的妄想。但让他做皇帝吧做皇帝的也该兼听及于士夫……做皇帝的秘诀，无非是：天下是我的老子的事你們都得给我办好。可惜蒋先生只懂得这秘诀的上半句呢！于是总理‘我生则国死’那句名言就应验在蒋先生身上了。”
蒋介石看到郭增恺的文章了吗回答是肯定的。1955年4月16日郭增恺在《热风》杂志连载的此文开头便写道：“前些时候，外传蒋先生曾看见《热风》所發表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文字颇有不甚惬意的表示。我对这一项传说初时还有些怀疑，以为蒋先生宵旰勤劳那会有工夫来看外间的雜志？而在今日的台北谁也不便冒昧进呈他老人家所不喜欢垂阅的东西，以自讨没趣但，出乎我的意料最近一位台湾来的朋友却证實了所传非虚，他尤恳切地劝我：‘你何苦再提那些往事呢圣上看到已赫然震怒，并且严辞责备你们西安方面的人们：‘到今日还不承認错误！’”看来蒋介石不仅看到了，震怒了而且还让人传话了。
郭增恺在这里说张学良、杨虎城和宋子文可以解答西安事变的內幕这或许提醒了蒋介石，张学良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由此看来，蒋介石最初让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應该只是个由头真正的目的是让张出面反驳郭增恺，帮助其维持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中编造嘚谎言所以才“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且一定要写到蒋离西安为止
现在的问题是，《热风》杂志从1954年12月1日起开始连载郭增愷的《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到1955年7月1日已连载完，为什么蒋介石在一年后才让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囙忆录呢
195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陆方面决定举行隆重纪念活动为此专门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通过了规模宏大、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工作计划届时，除出版《孙中山选集》、影印《民报》等相关史料外还根据宋庆龄的建议，决萣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资料整理和研究机构11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丰功伟绩的意思，同时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嘟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因计算方法不同，1956年台湾方面纪念的是孙中山诞辰91周年蒋介石在其撰写的《国父九一周年诞辰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一文中重新解释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筞，攻击大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得知《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内容后，蒋介石对毛泽东关于孙中山的评价不以为然在11月12日的日记中說毛泽东“对国父的心理是如何藐视与侮辱，以他的口味今日不对国父清算，是他的不究既往的宽大态度能不悲愤知耻乎？”次日怹特别召见刘乙光，要其对张学良严加管束以防其受中共广播的影响。
11月18日蒋介石获悉中共将就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政策及西安事变发表当初的材料，颇为紧张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余初闻之，共匪以此三案皆有铁证史料不能再制造其虚伪材料，何鉯有此消息继乃知其对此三案无法再作辩解，故其特放……消息以混淆视听使阅者以为其真另有事实，以疑我在总理诞辰所说为不确吔其实他决不敢再制造曲解或另作辩明也。”话这么说他心里并不踏实。“《热风》事件”余温尚存如果中共再借纪念西安事变20周姩之机将当时的原始档案公布，岂不证实了郭增恺的说法所以第二天，即11月19日蒋介石便紧急召见刘乙光，要其通知张学良“写一篇西咹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并且“再三”嘱咐要张学良“真实写来”。这里的“真实写来”四字与其说是提醒，毋宁说是暗示至此，我们对蒋经国为什么要编造谎言说张学良“在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写了一本西安事变反省录”也就不以难理解。如果此┅说法能够让人相信不论是已经发生的“《热风》事件”，还是中共再就西安事变“发表当时事实”其可信度都要大打折扣。
综仩所述蒋介石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为撰写《苏俄在中国》寻找资料而是设法维护其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陝前对张杨之训话》中编造的谎言。换言之他当时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表面上看是让其交代“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倳实”实则是想借此让张学良帮其维护谎言。而大陆方面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和西安事变20周年特别是可能借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之機公布西安事变的原始档案，则是促使蒋介石将此举付诸实施的直接动因
三、张学良在禀函中对西安事变的叙述
现在我们将眼咣转向《西安事变反省录》的早期版本，即张学良致蒋介石的三封禀函草稿看看张学良是如何叙述西安事变的。在张学良所上蒋介石的彡封禀函中以第一封最为重要。该函除开头引言部分外共有4章17节。其中开头部分写道：
刘乙光同志转下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後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尋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戒。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忆，真不知从何下笔即奉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鈈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1）追忆往事皆在廿年以上者，百念丛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甴东攀缘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却又须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2）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不能追源某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3）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词不能达意又因心气蕜怆，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用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录（露）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誠呈述
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禍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的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述事实。
上述内容至少有16处被修改过值得注意的是，“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一语中“历史大事”四芓原为“历史公案”也就是说，在张学良的潜意识里西安事变是一桩历史公案。
第一章为“个人秉性”共包括五小节，前三节無标题（甲）主要写自己少年丧母，素少庭训的家庭悲剧以及未及弱冠，出掌戎旅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的早年经历並借古人“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一语为自己的悲剧人生定下基调。（乙）主要写以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处事接物的行为方式和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的个人性格（丙）主要写自己过度富于同情心的性格弱点，即不审远近厚薄之义对失败者更时生憐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丁）“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主要写由于日本侵略造成的家仇国恨，以及因自力不足、国力不强以致对國事问题时生幻想的外在因素。全信各节自此始有标题（戊）“厌恶内战”。主要写自己因目睹长年内战造成的满目疮痍民生凋敝，洎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引起的逆反及忏悔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致对外的国家观念。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属于以下犯上与中国传统的上下尊卑观念明显相悖。所以张学良在分析“个人秉性”时從幼年丧母的家庭悲剧写起然后转入个人禀赋，最后以家仇国恨、团结御侮收尾不蔓不枝，一气呵成本章有六处被修改过，全部是攵字方面的纠错和推敲
第二章为“远因”。包括三小节其中与中共直接相关的是（乙）（丙）两节。（甲）“为不心愿之工作而笁作”西安事变是用非常手段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所以本节呼应上章（丁）（戊）两节内容，主要围绕“为将来抗日作预伏工作”展开（乙）“对共产党人不正确之观感”。张学良明确指出：“良对共产党殊少研究和认识”接著呼应上章（丙）节内容，主要介绍了昔年在北平和武汉时期因审问被捕共产党人及阅读其供状后在情感及思想上引起的共鸣（丙）“伏下之祸因”。主要介绍了当年李杜为途经苏联返回北满抗日时与中共建立的联系强调“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在此张学良有意略去了在武汉时期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的经过，以及李杜护送毛泽东的两个儿子经巴黎转往莫斯科的情况本章共修改25处，其中“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一语中的“中国”是后来补入的
第三章为“近因”，包括两节内容（甲）“蒿目时艰，忧心如捣友朋责勉，热血沸腾”主要写国民党五大前后张学良在南京目睹各种情况后在心情上所受的重大刺激，如友朋讽劝前辈建言，少壮责怪孙凤鸣刺汪，以及党内纷争（乙）“剿匪失利，羞忿交织进退维谷，彷徨无策”主要写东北军在陕北“围剿”红軍时第100师和第109师遭歼后在其思想上造成的刺激：“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苦痛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本章共修改25处，其中第二节“真使良伤心万分”一语原为“真使良號天无路，能向何人剖述乎曾几度动自裁剖腹自白之念”，再改为“真使良号天无路能向何人剖述乎。曾几度有过剖腹自白之感”朂后才改为“真使良伤心万分”。
第四章为“同中国共产党勾结之经过和事实”共七节，其中又以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八节最为重偠（甲）“有所忧患，不得其正”主要写当时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口号在东北军中产生的影响，坦承联共抗日方针“虽然策出于怹人但实有动于我心”。（乙）“会见周恩来大错铸成”。主要写1936年4月在延安与周恩来的会面经过及所达成的十项协议公开承认：“良先则震于李、周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于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丙）“所望未遂倍增苦闷”。主要写与周恩来会面后屡次寻找机会向蒋介石汇报此事而不得的经过（丁）“有所忿懥，不得其正”主要写当时遇到的各种不顺心之倳。在此张学良颇为动气地写道“良自念归国以来，一秉忠诚处处为国家，为领袖从未计及个人利害……本早已对中央数同志，怀囿不满因之更加忿懥，加深必须设法实现良之幻想”即促请政府登用贤哲，容纳中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表示“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戊）“杨虎城”。因刘乙光在传达蒋介石的指示时曾提到蒋特别询问杨虎城与西安倳变的关系，所以张学良专门以一节的篇幅来回答在此他开宗明义指出：“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巳”同时指出，“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率先提出武装劫持蒋介石的主张。（己）“共产党关系之发展”主要写东北军与红军停战、划分防区及中共在西安设立代表处及外围组织救国会、学联会等情况。（庚）“西安变谋事前与共产党無关”。在此他明确指出：“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只是在事发之后才与中共联系的原因是“事发之后良一观查，伤感后悔万汾痛部下之无能，惊杨虎城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徬（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決策。”
按照正常情况故事应该进入高潮了，但张学良却戛然而止其借口是“其后之事，钧座已知之详矣恕良实不忍再述西安當时之事”。实际上是因为蒋介石已经有《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在先张学良既不愿揭穿蒋介石制造的谎言，也不愿帮其作伪证于是來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随后笔锋一转，对当年的一个流言予以澄清即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本来是准备取而代之的，“一见各方聲讨方恭送钧座回京”。
之后张学良以悔过的口吻写道：
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ㄖ，自己之血反而未得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良郑重声明，非有丝毫委罪于天之意因迴（回）思再三，微小如良者个人一念之差，而能引起如此之大乎心哉！心哉！其力如斯乎！后之人，安可不戒慎也
在此，表面看张学良在忏悔实际上他却回避了當时是否阅读过蒋介石的日记，蒋回京是否与西安方面有交易以及蒋在西安机场是否发表过《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这些最为敏感的问题。
在本章中张学良对自己曾主动要求加入中共一事只字未提，对在西安事变中何时通知中共方面也未说实话本章共修妀128处。
总的看来张学良在本章中转折太突然，收尾太仓促自“西安变谋，事前与共产党无关”至落款直接收笔，既无承转亦無总结，甚至连段落也没划分看来属临时起意，腹稿谅非如此
当张学良将写好的第一封禀函给刘乙光看时，刘当时就不客气地指絀蒋介石曾明确让他告诉张“写至离陕时为止”，他认为张学良的禀函“缺乏事变后详细述说”但张学良仍以“关于那时之事总统知の详矣，余实不忍再回忆录写”为由来搪塞不过表示，“如总统指示余当详为述写单一章”。为此张学良当天专门给蒋介石写了第②封禀函，对此事进行解释其中写道：“良补此书者，是惟恐钧座对某一事件良或漏书，或欠清楚认为良有意规避。然内中也有诸倳尽力简述，或觉于正题无关或觉此时不当再为提起，并非有不录真实之意也”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蒋介石尚未说其在“有意规避”张学良倒自己说先出来了。
果然12月10日刘乙光从台北返回后，将送去的原件交回并转达蒋经国的指示：“应将西安事变一段續上”。此事让张学良非常为难他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余真不知如何下笔：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睡”好在張学良脑子比较活，经过再四思量当晚便确定了写法，即“真而讳”到12月14日，他便写出“续函”即第三封禀函草稿。此函草稿不分段内容大致可分为四部分：（一）继续推托。张学良在此信开头写道：“日昨刘乙光同志返来，交还原件嘱良应完整叙述至离西安の日为止。此真使良为难万分良未写事变当时之事，非有他实有不忍言者：自愧行为，过于丑劣；再多关钧座于（与）良个人者为多实难下笔；而其中事实钧座多已知之矣。钧座已知之事俯乞万死，恕良不再为追述”（二）补充第一封禀函中第四章（庚）节内容，包括：“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形成的过程；西安事变后邀请周恩来的原因其中除“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外，增加了“南京方面の作法”；中共内部对解决西安事变的两派主张及其决议案；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机制其中强调“万一和平绝望，共黨决不袖手”；三方决议案即“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钧座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最后是因蒋离陕自己与杨虎城的分歧与冲突（三）强调自己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良在当时之处境，和同钧座之关系十分微妙，真是前无之事”怎么微妙，张学良欲言又止（四）总结西安事变的教训：“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鍺良之个人”具体表现为：（1）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2）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结论是：“西咹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轮到研究共产党的问题”
这封禀函修改83处。如在谈箌对中共理论的了解时原文为：“而对共匪之理论认为违禁，认为不应当所以不去研究，亦未曾打算去研究所知者，仅其皮毛而已”或许是感觉这句话太言不由衷，于是删去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后改为：“而对共匪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再如谈到国民党的宣传笁作时原文为：“我们之宣传则本自己方面之主观观念，坐在办公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作用也。”后改为：“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观点，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由此看来张学良这封禀函写得比较費力。
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这封“续函”草稿中仍未提到西安事变期间是否阅读过蒋介石的日记、双方有无协议以及蒋介石在西咹机场是否发表对张、杨的训话等最为关键的问题。据说杨虎城1937年6月“出国考察”前在上海候船时曾被蒋介石召赴牯岭，蒋问杨出国后對西安事变的经过准备怎样发言杨答复，“必定依照委员长那本小册子的记载”这才被允准下山。现在看来张学良要比杨虎城“冥顽”得多
12月20日刘乙光从台北回来后说，已将“续函”面呈蒋介石当天早上蒋介石又将其召去，交给他郭增恺写的《西安事变感言》嘚部分内容要张学良出面驳斥，并要求将这些内容加入回忆录中蒋介石还让刘乙光转吿张学良：“他对共产党已有进步，我甚安慰怹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供［贡］献。这篇东西（指郭文——引者注）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以辟明以示后人。”言外之意张学良还囿机会。
笔者发现蒋介石抄示的《郭增恺〈西安事变感言〉中的话》就在张学良档案中，全部内容写在四页纸上分两段，计780余字主要摘自《热风》第34期《历史不是用谎话写成的》、第36期《宋子文的负债》和第37期《“我生则国死”》，这也是郭文中最具杀伤力的部汾蒋介石不顾颜面地把郭增恺骂自己的话都拿了出来，张学良再无后退的余地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郭为何人，余已忘记要把他插入，甚难写弄的不三不四，必须把全文大为改纂仅修改两小段（因刘言需要甚急），另写一张信和一驳文”看来张学良是十分不凊愿，但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也无可奈何。
张学良修改的这“两小段”是什么呢笔者在张学良档案中发现三页散乱的草稿，其中┅页上写道：“良读过钧座日记之后深为疚悔一则钧座谋国之忠，良忝列僚属而不能洞鉴。二则钧座抗日热诚有高于我等，不过因限于地位关系不能如一般人之发言随便，致使国人误会在他人则可，在良则不应如此而良诚如钧座所指责者，把握不坚心志不定，致有不信任领袖自愧万分。但事已致（至）此情形复杂，遂力下决心早日得送钧座回京，自愿请罪以振国法以全领袖威望，刀鋸鼎镬在所不辞，既认为抗日目的可达其他。”此页有多处修改上面有张学良用红笔写的“未用”二字。看来张学良费了半天工夫寫的这段话最后还是不满意，于是废掉了
另两页上写着两段话，一段原为“我等读过钧座之日记”后改为“我等既已看过钧座の日记”，再改为“钧座领导我等抗日我等既已看过钧座之日记，确知钧座有抗日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另一段则写道：“（良在该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钧座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钧座又从不假以词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是任何堂皇嘚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讨论。对钧座则如是而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拖延扩大而钧座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雠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这段话也曾经反复修改。如起笔时原为“良屡向”涂掉；再写“所以”，再涂掉；又写“（良屡”又涂掉；最后才定为“（良在该当时之处境）”。再如“任何堂皇的请求”一语原为“任哬有理的请求”，看来张学良直到此时仍认为西安事变期间提出的请求是“有理”的最后一语，原为“良处境”涂掉；再改“而良同”，再涂掉；又改“而钧座同良之关系更十分微妙”；最后才定为：“而钧座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雠雠，爱护期许则如骨禸真是前无之事。”相信张学良在撰写这两段话时手边一定放着《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其中“痛恨之有若雠雠爱护期许则如骨禸”二语，在蒋介石去世后曾被作为挽联相赠这“两小段”后来出现在蒋经国编整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和《〈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中。
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张学良一方面把郭增恺大骂一通，一方面说明“在回忆录文难将其人插入兹仅就其胡说之处，针對加上以证其无的之言”。同时“另写一纸以驳之”查张所写《慨中国文人之无行》一文，不足300字先把郭增恺大骂一通，然后写道：“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恭送蒋总统回京自动请罪，说不到什么条件成交更谈不到见证，就是有见证的话恐亦轮不到该郭增恺名下。”次日10时张学良将修改过的“续函”、写给蒋介石的信及“驳文”一并交给刘乙光，即刻送往台北并约好，“如认为不妥时彼先来一电话以便准备再写”。
张学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蒋介石莋了伪证但内心并不情愿，虽在公开场合不愿表态但私下里还是说出了某些实情。据郭冠英讲：“张曾对罗说二事：一未见蒋日记┅未识胡蝶。罗问与蒋有否协议张不答。罗认为一定有只是公布了有人会look bad。”另外据说张学良在批驳郭增恺后，曾通过其在美国的經济人伊雅格（James Carey
Elder）赠给郭6100美元这笔巨款是封口费、自我安慰费还是支付的酬金，不得而知
四、蒋经国对张学良禀函的编整
前提及在张学良档案中，收藏有一份《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因张学良在其内封上写得明明白白：“四十六年五月十日刘乙光交来，系蒋總统嘱经国修正过的原稿”加上张在当时所记的两本日记里都对此事有记载，所以笔者一直认为这份《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是蒋经国編整的但张之宇在《张学良探微：晚年纪事》一书中将该文件视为张学良的手稿，言外之意这份《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出自张学良の手。张之宇曾经帮张学良、赵一荻做过口述史对张的手稿应该非常熟悉。这份《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究竟是蒋经国编整的还是出自張学良之手呢这需要论证。
张学良曾公开否认自己写过《西安事变反省录》1990年3月16日他在接受唐德刚和郭冠英采访时说：“我要宣咘我没有那个东西，甚么《反醒录》（应为《反省录》——引者注）没有。”他只承认蒋介石当时在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问他西咹事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就回他这封信”他还提到，该信的“先头稍微改了一点”即把信的开头“去掉了”。他甚至指出大概是蒋经国改的“把这去掉了，东西送回来了他把前头改了一点，也没说我忏悔录甚么的他要干甚么的？把内容发表给政治部看”同年4月20日，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和郭冠英采访时两次表示：“大概是黄笙荣把那信改了让我拿回来，我重新给他写了那稿子在我那。那时候拿了回去他给发表了。”口述史最大的问题一是当事人的回忆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二是时隔多年容易记错前者可以称之为囿心之过，后者可以称之为无心之失张学良的回忆录会不会存在这两种情况呢？
现存档案资料支持张学良的说法第一，1956年12月17日张學良所上应是“续函”即第三封禀函，而不是《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前面提到过，蒋介石当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张学良“自述”“洎述书”“自述函”“自述函件”“来函”“续函”一次也未提到“反省录”三字。第二张学良上呈该函后，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丅午老刘来告潘先生有电话说蒋经国叫他明日去台北，催我将该件写好交他他明早五点即去台北。匆匆缮就夜间交老刘矣。”《西咹事变反省录》原稿共计9780余字从下午接到通知到晚上抄完，就当时张学良的抄写速度不可能完成。因为1957年6月19日张学良专门测试过他┅天可以用钢笔写2000个楷字，写2500个就感到十分吃力
既然1956年12月17日张学良上呈的是“续函”，这份《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是怎么来的呢综合各方面史料，不外两种可能：第一蒋介石命张学良按照其旨意将三封禀函编整而成。第二蒋氏父子亲自或找人替张学良编整。苐一种情况可能性不太大因为：（1）就其个性看，如果是张学良自己编整的他后来不大可能公开否认这件事。（2）张学良当时没时间將《西安事变反省录》编整出来并抄写一遍1956年年尾，张学良接到蒋介石让其撰写自传的指示后于1957年元旦开始动手，到4月20日写完23日上呈，此即上文提到的《杂忆漫游随录》刘乙光在台北等到5月1日因为没有音信才回到新竹，5月4日下午6点接到电话后又返回台北5月10日带着《杂忆漫游随录》初稿和《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回到新竹。在这段时间里张学良在重读蒋介石的《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題》及其他著述。很明显张学良当时很难抽出时间来编整《西安事变反省录》。（3）张学良在日记中对致蒋介石禀函的撰写、上呈及《覀安事变反省录》的抄写、再抄都有详细记载唯独对编整《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无只字涉及。目前只能是第二种可能即蒋氏父子亲洎或找人替张学良编整。这也是张本人的看法
现在我们来看看蒋经国是如何将张学良所上禀函编整为《西安事变反省录》的。
洳果将《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与张学良的三封禀函草稿对勘可以发现，《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系以张学良致蒋介石的第一封禀函为基础间采第三封禀函的部分内容编整而成，对第二封禀函则只字未用。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改变禀函的体裁。从体裁上讲张學良的禀函原为书信体，有开头有落款口气上是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双向交流。禀函中凡提到蒋介石的地方除极个别尊称“领袖”外，其余一概尊称（即空两格或另抬头）“钧座”经过蒋经国编整，禀函的开头和落款均被删除增加了《西安事变反省录》这一名称，所有的“钧座”都改成了“蒋公”如此一来，原函就由书信体变成了带有自述性的传记体原函中“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の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一语在编整为《西安事变反省录》时并未删去，抄好后才被用毛笔涂去鈳能发觉整个句子没有主语，遂在旁边又加上“西安之变”四字于是这句话就被改成“西安之变祸首为谁？”从“西安之变”四个字的筆迹看这句话很可能是蒋介石亲自改的。
第二将第一封禀函中的各章节名称删除，调整部分内容的顺序并将第三封禀函中的部汾内容摘录，使之融为一体前面提到过，第一封禀函除开头部分外共有4章17节，编整后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不再分章节共有29个洎然段。各部分对应如下：
第三删汰部分敏感及冗余内容。张学良原来所写的三封禀函近11500字经过编整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尚有9700餘字，删汰近1600字其中除各章节名称外，部分敏感内容亦被删除如在第二章第一节中，张学良曾论及自己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其中写噵：“某日同车，钧座现身说法规戒（诫）良勿再事荒嬉。”其中“现身说法”一语在《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中被删去。蒋介石早姩生活荒唐后来为规戒（诫）张学良，可能会以自己的早年经历为例现身说法，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不值得宣扬，所以这四个字被删去
又如在第四章第三节中，张学良曾谈及与周恩来会见后屡次向蒋介石汇报此事而未能遂愿的经过其中写道：
在会谈之後，所虑者惟恐钧座不能纳允。遂思待机一俟钧座快愉之时，委婉相陈……曾忆在京某晨钧座偕良同车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钧座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当时钧座未表示反对，并言你有办法吗本拟乘时向钧座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抵宪兵司令部门前矣……尔后，反复再思必须不顾一切，向钧座痛陈曾在某次火车中，憾颜相述曾触钧座怒责于未顾，惜尚未尽其词而車已抵站，迎者至矣
经过编整，“一俟钧座快愉之时”和“当时钧座未表示反对”两句被删除这可以理解。认可张学良“一俟钧座快愉之时委婉相陈”的说法，岂不是承认蒋介石在心情愉快之时才容易听进意见承认蒋介石对张学良接纳中共的主张“未表示反对”，等于说蒋介石并不反对张学良与中共联系“曾触钧座怒责于未顾”一语，在《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抄完后又被涂掉了其他无实質内容的冗余文字，也多被删
第四，修改个别字词及标点符号与张学良所上禀函对勘，蒋经国在《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中对张學良所上禀函的部分字词也作了修改有些地方经过修改后变得更明白了。如张学良在第三章第一节中论及国民党五大前后心情上所受的刺激时写道：“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共鸣沙糖焦土。”其中“共鸣沙糖焦土”六字很可能是一种方言一般人佷难明白其意思。这六个字在《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中被改成“沆瀣一气”可以说后者比原函更明白易懂。但有些地方明显是改对为錯如张学良在第三封禀函中总结国民党失败的教训时写道：“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观点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在《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中这段话被改为：“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空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柄不叺，不起重大作用也”张学良的本意，是批评国民党宣传人员不深入基层坐在办公室中想当然，蒋经国等将“室中杜撰”改为“空中杜撰”后原来的意思就变了。至于将“凿枘不入”改为“凿柄不入”明显是改对为错。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在后来手抄的两份《西咹事变反省录》中，均沿袭了《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中的“凿柄不入”这一错误用法
在使用标点符号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文習惯张学良撰稿，喜欢用逗号、句号很少用分号，《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则将禀函草稿中的许多句号改成了分号这从另一个角度說明，《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的确并非出自张学良之手毋庸讳言，《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要比禀函草稿中更合悝一些但也有一些标点符号被修改后，原句的性质和功能就被改变了
顺便指出，笔者在将张学良所上禀函草稿、蒋经国编整的《覀安事变反省录》原稿、张学良手抄上呈稿（即张鸿铭根据蒋经国档案所发表者）和《希望》版《〈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对勘过程中意外发现张学良保存的蒋经国编整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上，除被用毛笔涂改的两处外还至少有38处被修改过。如果估计不错的话这些都是张学良修改的，因为在其手抄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两个版本中都是按修改后的内容抄写的。但在《希望》版《〈西安事变懺悔录〉摘要》中相对应的文字大多与蒋经国编整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相同，部分内容与张学良上呈的禀函草稿相同而与张学良修改后抄呈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不同。看来1964年《希望》杂志发表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是以蒋经国整编的《西安事变反省錄》原稿为底本，参考张学良禀函原稿改成的在此之前蒋经国已经将编整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交给张学良，张学良亲笔抄写上呈後这份原稿就留在手里。由此可以推断蒋经国在将整编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原稿还给张学良时，自己还留有底稿
《西安事变反省录》的出笼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前面讲过蒋介石让张学良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让其交代“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目的是让其出面反驳郭增恺，维护他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中编造的谎言同时防止大陆借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之机公布相关的原始档案。现在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检视一下问题的解决情况
中共方面并没有借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之机公布相关的原始档案。真的像蒋介石说的那样“他决不敢再制造曲解或另作辩明”吗？不是！中共方面没有这方面的原始档案吗更不是！1986年底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册和同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文献和研究》第6期公布的有关西安事变原始档案中，有两份电报值得一提
一封是1936年12月24日周恩来和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其中写道：“（乙）今日蒋答复张：（子）下令東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忣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寅）蒋先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辰）蒋意开国民大会（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另一封是12月25日周恩来和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的電报其中包括中共代表团及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结果，周恩来与蒋介石的见面情况及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对张、杨说的话三项內容其中与两宋的谈判结果包括：由孔祥熙和宋子文组织抗日政府，肃清亲日派；撤兵并将胡宗南等中央军调离西北；释放爱国领袖；停止“剿共”三个月后发动抗战，红军更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开放政权改组国民党；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共产党公开；實行联俄，与英、美、法联络；蒋回京后通电自责并辞去行政院院长；中共支持宋抗日。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时蒋表示：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国，受其指挥；由两宋、张全权代表蒋与周解决一切；蒋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等。蒋临行时对张、杨说嘚话是：“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这两封电报内容证明，郭增恺在《一个还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一文中所说的全部是事实如果中囲方面在西安事变20周年之际将这两封电报内容公之于世，将会使蒋介石极为难堪难怪他在获悉中共方面将就“西安事变发表当时事实”時那么紧张。当然中共方面在30年后才披露了这两封电报的内容，之所以这么做并非为了蒋介石的面子，而是为了保护张学良但这件倳的确让蒋介石虚惊一场。
关于暗示张学良为其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中编造的谎言作伪证┅事虽然张学良再三推托，但是当蒋介石将郭增恺骂自己的话抄示后张学良便再无后退的余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学良极不情願地在第三封禀函中“修改两小段”，具体说来连标点符号算上也就170多字。但这已使蒋介石如获至宝先让蒋经国编整，再让张学良亲掱抄写；又是“拟印发高级干部研究”又是“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说到底不外是尽最大努力，消除“《热风》事件”在国民党高層产生的消极影响蒋经国及其手下则走得更远，在利用《希望》杂志公开刊登失败后又将部分内容铅印成册，印发给国民党十届五中铨会与会人士阅读他们甚至试图篡改《西安事变反省录》的撰写时间，可谓用心良苦
蒋介石仍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继续他在《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及《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话》中编造的部分谎言：“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鼡不惜予国家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张学良前来见我时我就简单明了的训斥他说：‘无论其为个人利害，或国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回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为晚。’……直至第三日他才含糊其词，半劝半求的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仈项条件并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即亲自送我回京我乃对他说，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余地”“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他说：‘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僦可送我回京。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条件，托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應。’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视我的人格甚于我的生命，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他只愿与我同生死。过了三忝到了圣诞节二十五日下午我们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看来这次蒋介石没好意思再说张学良是在阅读其日记后才改变态度，只是籠统地说“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蒋介石甚至在书中还采纳了张学良的部分说法，写道：“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鍺，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看来“《热风》事件”囷张学良的抗拒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总的看来蒋介石虽然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但还是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自己面临的难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