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阻止战争的狗一切战争”这种说法对吗?

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如何对谈“为什么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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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如何对谈“为什么要战争”?
编者按:1932年7月~9月,经由国际联盟的牵线,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这两位著名的德国籍犹太人,就战争的成因和医治战争的方法进行了公开讨论。两人的往来信件被集结成册,以《为什么要战争》的名字出版,但随后不久希特勒上台,这一册子立刻被查禁,因此并未赢得应有的关注。由于一战的残酷,当时社会弥漫着和平主义的思潮,但面对德、意、日的步步紧逼,和平主义似乎无力带来和平。尽管如此,两人的讨论对于战争问题之洞见,在今日看来仍极具借鉴意义。以下文章由罗杰根据爱因斯坦、弗洛伊德信件综合编辑。为什么要战争之爱因斯坦亲爱的弗洛伊德先生:根据国际联盟智慧合作研究所的提议,我可以邀请一位人士,就任何问题坦诚地交流我们的观点。我希望利用这个好机会,和您探讨目前所有文明共同面对的最顽固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存在使人类摆脱战争幽灵的方法吗?众所周知的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这一问题已经攸关文明的兴亡。但尽管如此,所有努力给出解决方案的热情尝试,都以可悲的失败告终。此外,我还相信,那些专门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专业人士,对于自己无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挫败感与日俱增,他们热切希望倾听专注于科学的人士的意见,因为他们能站在较远的距离之外,提供更开阔的见解。就我而言,我思想的目标并不能够深入洞察人类意志与情感的黑暗面。因此,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我能做的仅仅是澄清争议中的问题,为了得出更清晰的解决方案扫清障碍,使得您能够运用对于人类本能的深厚知识来处理这一问题。对于某些人类的心理障碍,精神科学的门外汉只能模模糊糊地揣测到其存在,却不能理解其相互作用以及难料的变化。我相信,您能够推荐一种政治学以外的教育方法,以此来清除那些精神障碍。残酷的国家主权作为一个不受民族主义偏见影响的人,我个人认为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表层:在国际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立法和司法组织,来处理国家间的冲突。每个国家都要遵守这一组织发出的命令,提请它对每一次争端作出决定,毫无保留地接受它的裁决,并采取特别法庭认为执行判决必要的一切措施。但从一开始,我就遇到了困难。特别法庭是一个人类机构,如果它的力量不足以执行判决的话,就更容易受到来自超司法压力的扭曲。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法律与强力不可避免地总是如影随形,只有当共同体(裁决正是以他们的名义、根据他们的利益发布的)的力量能有效地促使各方尊重司法的理想,司法判决才能接近共同体所需要的理想的司法。但是,目前我们远未能拥有这样一个超国家组织,能够以毋庸置疑的权威作出裁决,并保证绝对执行裁决结果。由此,得出了我的第一公理:追求国际安全,就意味着每个国家需要无条件地放弃行动的自由——即主权——而且,无疑没有任何其他道路能够通往国际安全。过去十年间,人们为达到这一目的进行了很多真诚的努力,但其失败使得我们不得不坚信,强大的心理因素在发挥作用,妨碍这些努力成功。有些因素不难找到,每个国家统治阶级的典型特征都是对权力的热切渴望,这使得他们对任何国家主权的限制怀有敌意。另一团体的行动也常常支持着这种政治权力饥饿症,他们的动机纯粹是出于赚钱的经济考虑。我尤其注意到,这一小规模但坚定的团体,主要由对社会条件和制约因素无动于衷的个人组成,他们将战争、武器的制造和贩卖简单地视为增进个人利益、扩张个人影响的机会。但认识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只是理解真实事态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多数人会因战争而承受损失和痛苦,这一小团体是如何做到扭曲大多数人的意志,令他们为自己的野心服务?一个明显的答案可能是:当前的统治阶级,虽然居于少数地位,但他们掌握了学校和媒体,通常也掌握了教堂,这使得他们能够控制大众的情绪,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工具。如何治愈战争狂热但这一答案并不是充分的。由此会产生下一个问题:这一装置何以运行得如此成功,激起人们狂热的激情,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可能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人们内心深处有仇恨和毁灭的欲望。通常情况下,这种激情处于潜伏状态,只有在非常条件下,才会迸发出来。但调动这种激情,使之成为一种集体癫狂的力量,相对而言并不太困难。这里正是我们所考虑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深谙人类本能的专家能解开这一谜题。在此,我提出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否可能控制人类精神的演变,从而抵御仇恨和毁灭的精神疾病?我所考虑的决不只是所谓未开化的大众。经验证明,正是所谓的“知识阶层”最容易产生这种灾难性的集体思维,因为知识分子与质朴的生活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只是通过印刷的纸张,接触生活最轻松的人造形式。总结一下:迄今为止,我讨论的只是国家间的战争,即所谓国际冲突。但我同样担心,侵略性的本能会在其他环境下以其他形式发作。例如内战,早些时候是由宗教狂热引发,如今则是由于社会因素;又比如对少数种族的清洗。我之所以专注于这一人与人之间最典型、最残酷、最极端的冲突形式,是因为这是我们探索阻止一切武装冲突的方法的最佳对象。我想在您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找到关于以上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的答案。但如果您能够用自己的最新发现来展现世界和平的问题,也许会作出全新的开创性贡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什么要战争之弗洛伊德亲爱的爱因斯坦先生:您的讨论始于强力与权利的关系,这当然是讨论这一主题很好的切入口。但是,我更愿意用一个更加强硬、生动的词汇来代替“强力”一词:暴力。如今在权利与暴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原则上是依赖暴力解决的,这与动物界的情况完全一样。然而,人类同样容易因为意见不同而产生冲突,这些意见有时是关于最抽象的思想,对于这类冲突,需要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解决机制。但这种改进只是晚期才出现的。权利与暴力先来考虑小型的共同体,在这里,群体的力量决定了所有权归属,以及谁的意志将占据上风。很快,附属物件的力量成为了决定因素,谁的武器更强,或者谁运用武器的技术更高超,谁就能成为胜利者。但冲突的目标并未改变:通过伤害强迫一方退缩。当对手完全丧失行动能力时,也就是被杀死时,冲突能够取得最彻底的胜利。这一过程有两大优点:首先,对手的敌意无法复活;其次,他的下场威慑了其他人采取同样的行动。此外,对敌人的杀戮也满足了本能的欲望。但其他方面的考虑会抵制杀戮的意愿,这就是当敌人的精神已经溃败,但肉体尚存时,将其作为奴隶驱使。在这里,暴力的表现形式不是杀戮,而是征服。这样的赦免行为出现后,胜利者必须考虑到受害者燃起的复仇欲望,因此,他个人的安全感也部分地丧失了。因此,在原始社会下,更胜一筹的武力四处横行。我们知道,根据进化论,沿着一条从暴力通往法律的道路,这种状态最终得以修正。但这一道路又从何而来?肯定是出于这样一条真理:一个人的强权可能被许多弱者的联盟打败,即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战胜了蛮力,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对于孤立的巨人取得了自己的权利。因此,我们可以将“权利”(即法律)定义为共同体的强力。但这种权利仍然是暴力的一种形式,只要有个体阻挡其道路,就会立刻对他发起攻击,采用的方法相同,达成的结果也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在于,这种暴力是共享的,而不是个体独占的暴力。要完成从赤裸裸的暴力向法治的转变,首先必须达到一种心理状态:多数的联盟必须是稳定的、持久的。如果联盟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击败某个傲慢的个体,在这个强权垮台之后,联盟就会作鸟兽散,一无所获。这时,其他人就会利用自己的强权,寻求重建暴力的统治,如此循环将永无终结。因此,人民的联盟必须持久且组织良好;必须通过一定的规则,来防止出现反抗;必须建立组织,确保其规则——即法律——被遵守;并保证当法律需要时,能够适时地实施暴力行为。对共同体利益的认可会使一个群体的成员产生兄弟般的团结情绪,真正的力量正是来源于此。通过将权力转移至较大的联盟,赤裸裸的暴力被镇压了,而这一共同体是由同一情感的成员所构成。既然共同体由一群相同的个体组成,情况就很简单了。群体的法律可以决定个体在何种程度上放弃自己的个人自由以及使用个体力量行使暴力的权利,以保证群体的安全。但这种联盟只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现实的情况总是更加复杂,因为从一开始,群体中的个体在力量上就是不平等的: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儿童,由于战争与征服的缘故,很快又分化出胜利者与失败者——即主人与奴隶。从此时起,普通法开始体现力量上的不平等,法律由统治者并为统治者制定,奴隶阶级被赐予较少的权利。这之后,在国邦内部就出现了既导致法律不稳定,又推动立法进步的两个因素。首先,统治阶级的成员试图令自己超越于法律之上;其次,被统治阶级为争取更多的权利而不断斗争,并将成果写成条文,用平等的法律取代原有的缺陷。共同体之凝聚力在这种条件下,法律可能缓慢地适应变化了的状态,统治阶级却抵制新的事态,这样就会导致起义和内战,此时法律暂时被搁置,强力再度成为决定力量,直到一个新的法治政权出现。此外还存在着一种完全平静的、推动宪法变革的因素,即共同体中大众的文化演进。这一因素所遵循的规律全然不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群体内部,当发生利益冲突时,暴力也是无可避免的。在世界历史中,随处可见共同体之间、城市之间、国家之间、种族之间、部落之间、王国之间不断的冲突,几乎所有的冲突都是通过战争的煎熬得以解决。战争的结果总是征服与掠夺,以及失败者的垮台。对这些扩张战争无法作出全面的评判。有些战争,如蒙古人与突厥人之战,导致了彻底的灾难;而有些则推动了暴力向法律的转型,因为它们塑造了规模更大的单元,限制了暴力的滥用,并建立了新的政权解决一切争议。罗马的征服就将罗马治下的和平延伸到了地中海沿岸。法兰西国王们的征服欲望塑造了全新的和平、统一、繁荣的法国。尽管听起来很矛盾,但我们得承认,战争有可能铺平通往我们所渴求的、牢固的和平之路,因为正是战争塑造了庞大的帝国,在其疆域内,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禁止一切战争。但实际上,我们很少获得这样的结果,因为,作为胜利果实的统治总是不能长久的,新形成的单元很快又会分崩离析,原因就在于,在由暴力锻造成一体的各部分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凝聚力。迄今为止,征服形成的聚合体尽管庞大,总归有限,其内部的争议只能依靠武力解决。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所有这些军事行为的唯一结果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不再只是经常性的小规模战争,而是频率虽低、但破坏性更强的大战。考察今日世界,这一结论同样适用。只有一种方法能够确定结束战争,这就是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中央控制机构,该机构对所有利益冲突拥有最终发言权。为此,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最高司法法院;其次需要适当的执行力量。除非第二个条件得以满足,最高司法法院的建立只能是徒劳。显然,国际联盟满足了第一个条件,但第二个条件是缺失的。除非成员国提供,国联并无可以支配的力量。共同体形成凝聚力依靠的是两种因素,暴力强迫和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用术语说就是身份认同)。当其中之一失效时,另一种也许仍能维系群体的团结。显然,只有当这种情感是人们共享,且深植于心时,才能发挥出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测量这种情绪的效力。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情绪有时是有效的,例如泛希腊的概念。希腊人之于野蛮邻邦的优越感——体现于近邻同盟、神示所和奥运会中——就强大到足以以人道的方式化解希腊人之间的冲突。相反,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尽管依然享有巨大的权威,却无力再阻止大大小小的基督教国家向奥斯曼苏丹提供援助。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同样无法找到具有如此毋庸置疑威信的信念。如今在每个国家最为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显然起到的完全是相反的作用。有些人认为,也许布尔什维克的思想能够终结战争,但这样的目标是遥不可及的,也许只有经过一连串血腥的内战之后才能达到。在目前的情况下,或许所有用理念的力量取代残酷暴力的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我们无视现实,不承认权利建立在残酷暴力的基础之上,并且依赖暴力的维护,我们的逻辑就会出问题。爱的本能与死的本能您对人类如此易于被战争狂热所感染惊奇,您并且推测人类具有仇恨和毁灭的本能,我对此完全赞同。我们假设人类的本能有两种,一种是保存与统一的本能,我们称之为“厄洛斯”;另一种是毁灭与杀戮的本能。这也就是爱与恨的理论形式。但我们在处理善与恶的概念时不能操之过急。这两种本能互相是不可或缺的,生命中所有的现象都由这两种本能的或对立、或和谐的行为触发。每种本能都不能单独发生作用,总是结伴而行,而对立的本能常常会改变行动的目标,有时甚至是达到目标的先决条件。例如自我保存的本能当然具有厄洛斯性质,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采取侵略性的行动。同样,针对某个对象的爱的本能,如果真要实现对对象的占有,就必须加入贪婪的本能。观察表明,我们不可能压制人类的侵略性趋势。有人说,在地球的某些幸福角落,大自然给予了人类需要的一切,那里的人们并不知道侵略或强制。我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布尔什维克们希望通过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和强制人与人的平等来消除侵略性,我也不认为这是可行的。在他们忙于战事时,对外敌的同仇敌忾正是他们凝聚起来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该讨论的不是彻底压制人类的侵略性本能,而是通过非战争的渠道将它发泄出来。从对于本能的讨论中,我们也许能够推导出一种消除战争的间接方法。如果说战争倾向源于毁灭性本能,那我们就可以用它的对立面,厄洛斯,来对付它。一切能够连接人类情感的情绪都可以作为战争解毒剂。很难判断,我们还要等待多久,其他人才会转变为和平主义者。但我们的希望,即人类的文化发展趋势与对未来战争形式的恐惧使得战争的终结指日可待,也许并不只是空想。同时我们还可以期望,促使文化发展的同一原因,也会阻止战争发生。致以最真诚的祝福!如果我的发现令您感到失望,致以最诚挚的歉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本文转载自共识网同道学园每周品读文学、哲学原典读书会正在进行点击以下链接了解近期活动详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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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应阻止“网络世界大战”
《环球》杂志
  应该看到,一旦人工智能发展出现失控局面,而人类继续任由网络战争发展下去,具有极大危险性和灾难性的“网络世界大战”也许有一天真会到来。
  如今,国家间网络战已经出现,多国网络部队日渐强大,进攻网络战成为首选,网络攻击手段不断升级,致使网络战频频发生,制止“网络世界大战”发生是当今人类的共同责任。
“第一次网络世界大战”?
  2016年,有人列举了多项网络战和网络攻击事件,认为人类社会“第一次网络世界大战”已经发生。英国《卫报》曾发表署名为马丁·贝拉姆的文章,将2007年爱沙尼亚受到的一系列密集网络攻击,作为“第一次网络世界大战”的起点。
  这一说法值得商榷。首先,世界大战是指世界主要国家集团间的全面战争,即参战国家众多、参战人数众多、伤亡人数众多、物质损耗巨大、时间持续长久、影响意义深远。
  上世纪发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是这样的战争,而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因不具有上述特征,不属于世界大战。尽管现今的网络战参与国家、人数、规模都很庞大,但仍难称为真正的“世界大战”。
  一种网络战争的定义是:以电脑为主,辅以现代高科技产品为主要攻击设备,在战时对敌方电脑网络进行攻击、入侵等,以达到控制敌方网络从而对其基础设施,如通讯、电路、航空、导航等进行干扰及破坏,从而达到不战而胜或削弱敌方战斗力目的的战争方式。
  为证明“网络世界大战”的说法,有人总结了十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发生的20起影响重大的网络攻击事件,其中,有多起针对目标国家的重要社会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金融、军事等设施,其目的是为了制造严重社会混乱,削弱和颠覆目标国家政权。
  现今发生的网络战还称不上“网络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是:至今尚未形成对抗的国家集团,未造成严重影响世界众多人口生存的灾害或灾难,更多的是网络强国对他国的攻击。
  在当今网络战中,国家、国家集团、跨国联盟、政治组织、民间组织、个人等,以复杂的原因和形式参与其中,相互存在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网络进攻、网络防御、网络侦察、网络监视等行为,“网络世界大战”更像是“网络世界混战”。
  由于网络战争具有隐蔽性、神秘性、模糊性、迅速性、软杀伤性、难以确定性,这种非传统的战争行为很容易被人忽视和淡忘。
  应该看到,一旦人工智能发展出现失控局面,而人类继续任由网络战争发展下去,具有极大危险性和灾难性的“网络世界大战”也许有一天真会到来。因为,各国已在不知不觉中,在网络战争准备和竞争领域,为“网络世界大战”积蓄能量,创造条件。
国家间网络战已出现
  发生于爱沙尼亚的网络战,被西方媒体称为首次“国家间的网络战”。位于塔林市中心的苏军解放塔林纪念碑,是一处历史标志性建筑。日,爱沙尼亚政府下令拆除,计划将其挪至一座军人公墓。当晚,上千名示威群众聚集在纪念碑周围,抗议政府的决定。示威群众与当地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很快演变成全城骚乱,并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在接下来的3周时间里,爱沙尼亚遭受了空前的“网络攻击”,官方称其总统府、议会、政府部门、主要政党、主要媒体,以及两家银行和通信部门网站,受到阻断服务类型的攻击,全部陷入瘫痪,
  对此,一些西方媒体声称,网络专家发现,对爱沙尼亚重要网站实施攻击的计算机IP地址,有许多源于俄罗斯境内,其中包括俄罗斯政府机构。
  爱沙尼亚《邮政时报》编辑梅里特·卡普利执意认为,“网攻源于俄罗斯,这是一次政治攻击!”英国《卫报》也称,“如果俄罗斯当局被证实在幕后策划了这次黑客攻击,那将是第一起国家对国家的‘网络战’。”
  不过,一些国际网络技术专家对这一结论表示怀疑。芬兰网络战专家米科对媒体说:“很难证明这次攻击与俄罗斯政府有关,事实上,如果俄罗斯真想对爱沙尼亚发动网络战,那么后果应该会严重得多。”
  如果说,人们对这场网络战是否属于国家间网络战还持有异议的话,那么2016年4月,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发动网络战,则是多年来首次由政府层面组织和发动、以网络袭击的方式发起的一场规模较大的网络战争。
  据悉,美国发动的这场网络战具体作战行动包括:利用数字工具库削弱“伊斯兰国”的在线通信网络、阻止其获得资金和进行贸易、通过网络攻击破坏“伊斯兰国”的军队指挥能力、中断“伊斯兰国”发动阴谋袭击的能力,以及限制其财政来源、支付能力。
  2013年5月,当时的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已有46个国家组建了网络战部队。这一数量约相当于全球国家数量的四分之一。而2011年调查时,组建网络战部队的国家仅有33个,新增国家包括日本。这一结果显示,网络空间内国家间的对抗趋于激烈。
  长期以来,美国的网络战部队堪称世界最强,今后也很难有人可与之匹敌。早在2009年,美国就正式建立世界上首个“网络战司令部”。网络司令部下设3支部队,分别是“国家任务部队”,分管关键电网、发电厂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计算机系统;“作战任务部队”协助指挥海外项目、执行攻击或其他进攻任务;“网络保护部队”保护国防部自己的网络。其发动网络战的实践和经验最丰富、最先进。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成功实施了较早的网络战,网络战分队通过激活隐藏的病毒,致使伊拉克防空系统完全瘫痪。在此后的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和北约同样成功进行了网络攻击,成为网络战史上成功的战例。
  媒体报道,作为第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多年来一直重视网络部队建设,成功地将网络攻击应用于实战之中。
  也有媒体称,俄军把防止和对抗网络信息侵略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国家成立了对总统负责的总统国家信息政策委员会,制定了网络信息战相关规划,以加强对信息化建设的领导和协调以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打赢网络战,俄军建立了特种信息部队,负责实施网络信息战攻防行动。
  此外,日本政府组建的“网络空间防卫队”不容小觑。据悉,日本防卫省于2011年建立“网络空间防卫队”,由日本防卫相直接管辖,负责全时监视防卫省和自卫队的网络,应对潜在网络攻击。日本自卫队还组建了一支多达5000人的网络战部队,人员全部为计算机专家。为提升网络战实战能力,日本自卫队每年都组织跨部门的网络战演习,参加美国的“网络风暴”演习,列席欧美“国际监视与警戒网络”系列演习。
  法国则在2013年度《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中,将网络攻击确定为最大外部威胁之一,明确网络防御力量是法国除陆、海、空军之外的第四支军队,即第四大军种。法国为筹划国家级的网络防御行动链,计划投资10亿欧元,由法国国防参谋长联合军种办公室的行动规划和指挥中心监督执行。为加强网络战,法国政府还计划将民间网络安全与防御力量,培养和储备民间的网络战专家,作为一支重要国防后备力量。
  德国联邦国防军则在近期成立了网络信息空间指挥部,着手组建国防军负责网络安全的独立军种。新组建的“网军”将与联邦国防军平级,成为陆军、海军、空军、联合支援军、联合医疗军之外的第六军种。
  英国则成立了国家网络安全办公室,直接对首相负责,主要负责制定战略层面的网络战力量发展规划和网络安全行动纲要。英国网络战部队主要有两支:一是网络安全行动中心,隶属于国家通信情报总局,负责监控互联网和通信系统、维护民用网络系统,以及为军方网络战行动提供情报支援;二是网络作战集团,隶属于英国国防部,主要负责英军网络战相关训练与行动规划,协调军地技术专家对军事网络目标进行安全防护。
进攻性网络战成首选
  现在,许多建有强大网军的国家纷纷将打进攻性的网络战作为首选,在建军之初,明确以网络进攻为主,以网络防御为辅,强调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美军网络司令部前司令基思·亚历山大在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曾特别强调了美军新增40支网络部队,其中13支是专门用于进攻的,并将进行全球部署,从任一地点对特定目标发动攻击。
  2014年9月,美国网络司令部现任司令迈克尔·罗杰斯公开承认,美军正在组建一支新的网络防御部队——这支拥有6200名成员的部队,应在2016年之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旨在强化应对黑客活动,以及防御他国发起的网络攻击。业内人士认为,美军的这种说法值得怀疑,所谓网络防御之说只是对外的一种说法,目的是掩盖美国一贯隐蔽进行的网络进攻战。
  美国一直不断加大力度,研制新的网络武器。据透露,美国仅病毒武器就达2000多种,较早便列装于美军网络战技术部队。在开发新概念、新机理网络战武器方面,美国走在了各国前面。美军正在开发或已经开发出的网络战新技术和新武器包括:可用来嗜食硅基电子芯片的细菌、可用来破坏电子电路的微米/纳米机器人,以及针对网站的“网络数字大炮”等。
  以色列的网络部队不仅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十分注重进攻性作战。据悉,早在1979年,以色列就开始重视网络安全。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将互联网迅速开辟为另一个重要战场。以色列现有十多个网战小组,几乎都是至今无人知晓的秘密机构。
  2012年6月,以色列国防军网站上公布了军方对“网络战”的定义及作战目标,首次正式承认把网络战作为攻击手段。当月,以色列网络安全国际会议在特拉维夫召开,时任国防部长巴拉克表示,以色列要用互联网进行攻防,“我们正准备成为世界网络战的前沿阵地”。
  随着一些国家网络部队建设的不断加强,网络进攻技术和手段得到快速提升。在这方面,美国网络部队不时研制出令人惊奇的攻击武器和攻击手段。为此,美国不惜定期通过召开全球黑客大会等方式,观察并遴选顶级黑客,说服其为美国政府服务。
  这些黑客部队专门开发恶意软件,以及数字化武器。美国潜伏和攻击伊朗核设施的“震网”事件,至今仍给一些有核国家蒙上心理阴影。
  2010年8月,伊朗布什尔核电站遭到来源不明的计算机网络病毒攻击,伊朗有至少超过3万台电脑受袭,致使刚封顶的布什尔核电站,不得不取出核燃料延期启动,伊朗核发展计划也因此搁置,这种计算机病毒后来被冠名为“震网”。
  未来,具有国家背景的网络进攻和防御,恐将空前激烈和危险,因为现今的“世界网络混战”如果演变为真正的“世界网络大战”,那么必将造成众多国家公共基础设施严重破坏,甚至发生严重的核生化事故,人类社会可能倒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当今世界各国迫切需要制订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章程,制止“世界网络大战”发生。
  (作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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