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为什么中国的钱这么多？
[导读]如果按广义货币与GDP之比来衡量，1980年中国的广义 “钱”量只是GDP的22%，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只有0.22元钱在流通。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钱”化程度直线上升。文章摘自《金融的逻辑》 作者：陈志武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流动性过剩”，“钱太多”，这是时下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中东石油“钱”、俄罗斯与加拿大自然资源“钱”、美国高科技“钱”等等，到处是“钱”，以至于开放式基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公司，随便就有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管理，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上市不费吹灰之力就融资219亿美元！在中国，“钱”更是多得不得了。如果按广义货币与GDP之比来衡量，那么，1980年中国的广义 “钱”量只是GDP的22%，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只有0.22元钱在流通。从那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钱”化程度直线上升，到 2003年达到最高，流通的“钱”量是GDP的1.9倍，相对于每一块钱的GDP产出差不多有2元钱在流通，社会上的确到处是钱！从表面看，今天世界的钱似乎太多，有一种非理性繁荣，中国的货币供应水平尤其是历史上少有的，也比世界其他国家都高。就以2006年为例，日本的广义货币相当于GDP的140%，美国的广义货币为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不过，单纯从货币供应占GDP之比还不能判断“钱”是太多还是太少，关键还要看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如果通货膨胀不是问题，货币供应、资本供应再多也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各国中央银行都以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虽然各国货币供应多，但目前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却都在2%至3%左右，这说明货币供应多得有因。可是，这么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钱多”、世界的流动性“过剩”不是问题。为什么“钱”多、资本多而通货却不膨胀呢？跟以往历史时期比，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已经有一种全球金融大泡沫，而且会像一些人预测得那样不久要破灭？这些的确是新时代的新现象，我们不妨借这种难得的历史时期，来重新审视资本的奥秘，以看清当今经济的根本特征。以往，我们更关注过去 200年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忽视了发生于过去150年的金融革命。不认识这场金融革命，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钱、资本和财富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钱？资本？财富？简单讲，“钱”主要是一个货币的概念，流动性最好，可直接用于交换，并同时又是市场交换的结果，是具有最普遍接收性的价值载体。钱既可以是纸币，也可以为东西，比如金银、丝绸，只要大家都认就行。资本也是活的价值，尽管其“活”性较钱低，但它是能够生产价值的价值。而财富既包括流动性的，也包括不流动的价值，即死的有价物，一般的财富并不一定能产生财富。从契约理论的角度讲，财富往往是物、是“东西”，货币是把 “东西”卖掉之后的价值载体，而资本更多是“东西” 的“产权证”，它是广义的货币，是与具体的“东西”相对应的产权。最能区分这三者的“东西”要算土地，土地是财富，但它不一定是资本，更不一定是钱。首先，土地必须能买卖交易，否则它既不是钱，又不能转换成资本。比如，如果土地是国有，就不能被买卖，土地顶多是财富，不是资本，也不能变成钱，更生不了多少钱。如果土地是私有并且能被买卖，那么土地与钱之间只有一次交易相隔，土地就能随时变成钱，就像钱了。当然，即使私有土地可以买卖，除了直接出售之外土地还不一定能转换成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在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权益保护相对可靠的情况下，土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被抵押转换成资本。这时，土地的“产权证”就最重要，“产权证”的流动性使土地权成为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所承载的财富赚更多的钱。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未来收入，比如，个人的未来收入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可以感觉到但不能花的财富，也不是资本。通过将部分未来收入以“产权证”（抵押）形式流动起来，未来收入流也能成为资本。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问题是：什么决定财富、资本与钱之间的相互距离呢？一个国家对“东西”、对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的能力，也就是市场、契约与产权制度，决定了这三者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只不过，通过这些“产权证”，把本来就已存在但是“死”的“东西”和未来收入流变活了。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金融票据、证券、货币是相对于实在的价值而发行的，金融化在增加价值载体的流通性的同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 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钱多了在2007年的一次交谈中，《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说到，中国今天似乎充满了互相矛盾的现象，让人难以理出头绪。一方面腐败这么严重，许多钱被贪污浪费，或者以形象工程烧钱，或者通过国有银行继续向那些不断亏损的国企输血；可是，另一方面，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许多地方，在空气中你能处处感受到那种日夜不熄的创业干劲，谁都在谈生意、做投资赚钱。而且，现在中国人的钱的确很多，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这种增长到底能持续多久？为什么在市场制度、法治秩序还欠缺的中国，其经济仍然能持续增长这么多年？这位朋友做记者许多年，在中国已经两年有余，碰到、看到、听到的事当然很多，但中国的事让他对这个社会、对今天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着迷，中国为什么在庞大行政机器压制下还这么有活力？谈到这里，我说，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如果简单点讲，是由于“改革开放”，但从更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钱化”和“资本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这些年的经历。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大致可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与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到市场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的阶段，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当然，“市场化”阶段使中国“钱”多，这好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普遍没“钱”。而之所以没“钱”，并非完全由于没有“东西”，而是由于那时的市场化水平极低，几乎没有“东西”可以通过市场换成“钱”，也没有什么出口贸易，经济被“钱”化得太少，所以，那时候张三可以有“东西”、有一双手，也有许多时间，但他没有“钱”。文革时期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得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等等，而不能带“钱”。也就是说，那时候要东西有，但要钱则没有。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出差旅行要靠自己带粮菜、被褥，一方面旅行在外的时间不可能太久、走的距离不能太远，另一方面能够跨地区运输的货物也必然有限。因此，“钱”化程度低的社会自然是人口流动少、跨地区贸易有限的社会。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使几乎所有的“东西”可以在市场上交易，包括各类农产品、制造品、劳动力、房产等等都可交易，市场的交易自由度在逐年上升。不管是国内贸易、出口贸易，还是简单的日常市场交易，这些都需要货币支付，自然地对“钱”的需求上升了，“钱”的供应必然要上去。因此，在“东西”产出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相对于GDP的比例必然会升高。与此同时，外贸出口在逐年猛增，这本身就加快了中国资源和劳动力的变现规模和速度，必然也使中国钱多。不过，钱多的原因还不只如此。一方面，货币化的上升催化人口流动、催化跨区域贸易。也就是说，如果市场很发达、“钱”的供应不稀缺，张三出差之前可先把自己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在本地市场卖掉，换成“钱”，然后带着“钱”而不是“东西”出差，每到一家目的地餐馆、酒店用现金支付即可。到今天，当然连现钞都不用带，信用卡更方便，远道旅行就容易得多。因此，货币化发展对人口流动、异地贸易是一种根本性的催化剂。许多人会说，虽然货币化带来方便，可是各地市场物价差别很大，张三家乡的大米、蔬菜、肉食比外地更便宜，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自带食物、被褥合算。—— 这当然有道理，但这恰恰说明市场化的重要性，如果市场化发展足够到位，如果跨地区的“投机倒把”商业运作畅通无阻，那么，到最后，各地之间的物价可能会因为运输成本还有差别，但那种价差会低于异地运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张三当然会选择先将“东西”换成“钱”，带“钱”出差。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有人还选择带粮菜出差，那说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加深。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增加、异地贸易的上升也反过来增加对“钱”的需求，又刺激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升。当一个村、一个镇、一个社会的人哪里也不远游、不外出的时候，他们对“钱”的需要会很少，金融在经济中的份量会很低。可是，一旦远游盛行，一旦异地就业日益普遍，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钱”相对于经济产出的比例就越多。换句话说，即使人均收入没有上升，人口流动以及异地就业的逐年增加也会让货币供应量增加，更何况GDP在快速增长呢！这种因真实需要而增加的货币供应，当然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社会“钱化”的另一个催化剂。1800年时，美国95%的人口生活在农场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吃住都靠自己的农场，许多农民连续数周见不着一分“钱”，也用不着“钱”，最多与邻村农民以货易货就够了。那时，全美国的货币供应才2800万美元，农业经济不需要“钱”。反过来说，农业经济也就没“钱”！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城市创造了众多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美国人逐渐离开农场进入城市，靠领薪水过日子，这时，人们的吃住行都要靠“钱”买！对货币的需求因非农的发展、因城市化而自然地猛增，到1900年基础货币供应量升至24亿美元。到2006年，美国经济已完全以服务业为主，农业占GDP不到2%，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超过80%，对“钱”的需求自不用说，2006年仅基础货币量就高达13000亿美元，比1900年的水平上了许多层楼！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过去28年也在飞速发展，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16%，到2004年超过40%的人生活在城镇；1978年时，农业占中国GDP的41.3%，到2002年则只占14.5%。就像美国社会的经历一样，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当然也使中国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上升，“什么都需要钱”！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也不表明中国人本质上更自私、更自利了，而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后生活方式、工作性质的必需。农村人的温饱可以通过自己双手、不用现金就能实现，而城市人连基本温饱都要用钱买。所以，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不是在制造虚假繁荣，由产业结构调整而增加的货币供应也是“钱多得有因”。 “资本化”带来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只是缩短了“财富”跟“钱”之间的距离，而“资本化”改革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钱”越来越多的更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第二阶段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将以下四大类“财富”转换成“资本”，使中国的金融资本大增。第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第四是政府未来财政收入。—— 这四类财富是任何国家的核心资本源。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资本，能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的产权被明确界定、能被买卖，最好是能以产权契约的形式自由买卖。前面谈到，1978年时，中国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是国有，不能交易买卖，所以，那时的土地、自然资源没有资本价值。企业基本全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它们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那时，老百姓的未来劳动收入流是否能被“资本化”呢？当然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老百姓换工作、结婚都没有自我决定的自由，都要领导批准，个人的双手、大脑也属于国有财产，个人的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虽然在第一阶段改革中商品交易自由、劳动力交易自由在中国慢慢恢复，人们可以选择辞职换工作，也可以选择以自我创业的形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但还不等于有资源资本化、企业资本化、收入流资本化、人力资本化了！正如前面所说，在财富、资产、未来收入能资本化之前，它们首先必须被产权化，产权的范围和归属要清晰，而且这些产权必须可以通过票据化形式自由交易、流通起来才变成资本。从80年代末开始，首先是股份制企业形式的恢复，在一片争论中股票市场于1990年推出。对此后的资本化改革来说，当时围绕股份制和产权的讨论是非常基础性的铺垫工作，没有那些讨论，就没有后来资本化改革所需要的认知储备和法律制度上的深化。当然，在明晰了产权制度的同时，企业产权还必须从国有转变成可以私有，否则，明晰后的产权只要还是国有，就不能真正做市场化的交易，从而就不能被资本化。好在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不断民营化，私有经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股市也在发展，包括境内股市和境外股市。这两方面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中国经济资本化的能力，到今天A股市值达到17万亿元，境外上市公司市值近1.5万亿美元，相当于11万多亿元，境内外股市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超过28万亿元的资本！上市后的公司股票本身就是新的资本供给，新资本供给量等于股票价格。还只有2千亿元左右，仅为GDP的1%。当然，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也是对企业未来收入的资本化，只是期限往往较短，资本属性相对较低。 土地、资源与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第二个资本源是土地、自然资源和房地产。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由于住房基本属于单位、不能交易，这块财富数额巨大但也是死的。从1998年开始，土地以两种方式在资本化，其一，各地政府每年将部分土地出售，供房地产开发或者工业建设，这是土地的直接货币化，本身还不是资本化。卖土地的收入是为地方政府贪污和浪费埋单的主要方式。按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的估算，仅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大约有6150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当然为腐败浪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出售之后，这种使用权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交易，让使用权证具备了资本的属性，而且是相对独立于土地之外的资本，使全社会的资本供给也因此增加。换言之，那些土地照样存在、不会跑掉，但其使用权作为可交易的契约具有单独的资本价值。其二，房地产商品化带出的不只是住房交易这种实物市场，而且在住房私有并可交易的情况下，房产又可拿来作抵押借贷，通过住房按揭贷款，将房产所占用的土地、房子本身的资产以及业主自己的未来劳动收入作金融资本化。也就是说，虽然住房按揭贷款的质押物是房屋，但真正用来做支付保障的不是房屋，而是买主的未来工资收入，所以，住房按揭贷款体现的主要是买主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价值，而这种资本化也是在土地使用权私有、房地产市场化之后才有的事。因此，从本质上看，1998年的房地产改革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为中国的土地、资源以及老百姓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开了大门。1997年时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是190亿元，2006年底升到2.2万亿元，也就是说，所有住房按揭贷款票据所代表的资本总值为2.2万亿元，这是许多家庭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所以，那次改革为今天提供了至少2.2万亿的金融资本，如果没有住房按揭贷款，人们未来的收入照样会有，但却无法变成今天的资本了。第三个资本源是众多个人的未来收入流。虽然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但那只是一小部分，2.2万亿的住房按揭贷款只是中国GDP的11%，而美国的13万亿美元按揭贷款是其GDP的100%，所以中国的个人收入资本化空间还很巨大。其他消费信贷还在起步阶段，汽车信贷、信用卡借贷、学生信贷等都可看成是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前资本化的金融契约，这些工具当然也增加中国的资本供应，但到目前的消费信贷规模还只是2千多亿元，是中国GDP的1%，相比之下，美国消费信贷为3.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30%。 资本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讲到最后，我们可以把中国和美国在1978年时的境况做简单对比，以此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1978年时，美国的企业资产与收入流、土地与资源、老百姓未来收入流不仅都是私有并能自由交易，而且相当一部分已证券化、金融化成资本，所以这些年美国能做的资本化空间越来越小。相比之下，中国则恰好在另一个极端，1978年时中国是什么都国有，从而不能买卖交易，更没有被资本化。所以，在1978年之后，即使不算外资的进入，中国政府每年只要让部分国企民营化并把它们未来的收入证券化，或者出售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并让土地产权自由交易，或者通过住房按揭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等让老百姓将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每年做一点这三类资本化运作中的一个或两个，即可给中国提供大量的资本，即可让中国的“钱”多很多。这就是对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的资本化解释。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也有各种未来收入流这28万亿元的金融资本代表的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是这些公司有形资产的价值，比如厂房、设备等等，相当于公司的账面值或说净资产，反映公司过去的投入，但这只是公司市值很小的一部分，更大部分是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是对未来收入的资本化。以无锡尚德为例，它的市值是53亿美元，但其净资产只有6.6亿美元，是公司总市值的八分之一，所以，有46.4亿美元是无锡尚德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今天这46.4亿美元的资本供给是没有的，中国的“钱”就会少46.4亿美元！中国银行A股价格是每股净资产的3.8倍，其中2.8倍是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因此中国银行近四分之三的市值是未来收入资本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千千万万个无锡尚德公司，但是，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折现机器，这些公司的未来收入流再多，这个国家也不见得有多少金融资本。比如，在80年代中国还没有股市，中国企业也不少，只是不能在境内或到境外上市，所以中国当时没有能力将未来收入流转化成资本，中国就很缺资本，只好靠引进外资。除股市之外，各类企业债也是将企业未来收入流做证券资本化的方式，可惜中国企业债市场规模，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资产和收入流转变成资本，甚至也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重要性。但要做到资本化，特别是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那么，资本化的制度架构就极其关键，不仅私有产权要界定清楚，而且要有可靠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架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不能深化。当然，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也说明，企业国有、土地国有以及人力资源国有在过去抑制了多少资本，机会成本大得无法估算。虽然过去十余年的资本化改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力，未来的持续增长还只能靠更多资产、更多收入流的资本化，只有进一步的资本化才会给内需增长提供动力，才会有个人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为了使中国更有“钱”，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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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的警告
向松祚：对中国经济的七个警告日 19:35来源：&&&&&& 观点地产新媒体主办的“2016城市观点论坛北京行”于5月17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资产的时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做主旨发言，其措辞颇为大胆直率。（21世纪）
　　主要内容：　　1、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非常严重，有水分的经济数据根本掩盖不了这个问题；　　2、中国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富豪人数虽然超过美国，但至少有一两亿非常非常贫穷；　　3、中央新闻通稿显示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非常不满意；　　4、统计局的并没有反应真正的通胀指数，说弄不好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胀，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5、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如果你的杠杆率不断地在加大，不断地在升高，总有一天会出大麻烦；　　6、中国不良贷款率非常高，很多数据被通过调账，通过涨息，通过所谓的重组给掩盖住了；　　7、一个国家内部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出现通胀，要么货币贬值，要么资产价格调整，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　　发言实录：　　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我这个人是最不喜欢谈命题作文的，但是主办方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从CPI来看经济回暖和房地产走势。我想我的大师兄陈淮教授刚才已经谈到房地产走势了，所以房地产走势我就不谈了，我谈谈从银行的角度来看看的看法。我谈三个基本的看法：　　先提出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对中国的好像很担心，很焦虑，担心的到底是什么？　　焦虑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看看我们的宏观数据，今年一季度增长6.7%。我看了一下最各国发布的数据，这个6.7%在全世界是NO.1，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增长速度更高，然后这个6.7%是怎么构成的？这里面就有一个疑问了。　　我看看前两天发布的数据，大家都知道学的第一课，怎么构成的？就是企业的利润+老百姓的收入+政府的税收。政府的税收一季度增长多少？8.7%。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多少？7.1%，超过7%。企业的利润怎么样？企业利润增长是7.4%。这就要说第一课，这个数字加不起来，企业利润、老百姓、政府的税收都超过GDP的增速，这怎么解释？　　这里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6.7%的速度很多人还不相信，但是你要看另外三个速度，如果加起来好像我们这个增速应该比6.7%还要高，这里面只有几个解释：　　一个解释就是我们的企业内的增速，老百姓可支配增速，财政收入的增速可能不是那么实，或者有虚假的成份，但是财政收入很难有虚假成份，是不是企业利润，我们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不能代表行业，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居民可支配收入可能取的样本不对。所以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要分析这个数据，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很难自圆其说。　　我提出这几个数据的说法是什么？就是即使我们把这些水分都扣掉，把这些不能解释的因素都扣掉，哪怕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6.5%，甚至6%，在全世界仍然是最高的，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　　我想在座的各位也要思考这个问题，好像我们都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担忧，我们担忧什么？我想我们今天所担忧的可能不是这个宏观的数据，我们今天的担忧是什么，我们今天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数据加不起来，这三个数据即使能够加起来，但是它也用一个平均的数据掩盖了结构性矛盾。　　今天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焦虑，这么担忧，国内国外的说法这么多，对趋势的解读这么分歧，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结构性矛盾太突出，这个结构性矛盾首先体现是行业内部的矛盾。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传统制造业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银行的数据看得非常清楚。钢铁、煤炭、光伏、电解铝、水泥，这些行业我想银行很难去回避这个矛盾。很多行业里面的企业还本付息就是有问题，钢铁企业、煤炭企业现在确实有很多企业无法按时还本付息，但是这个行业里面另外一些行业非常好，但是另外一些行业又非常糟糕。　　刚才谈房地产，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这么好，但是很多的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东三省城市、西北部城市可能很多情况是相当令人忧心，这是区域结构性问题。　　还有收入差距的问题，昨天中央财政领导小组的会议，专门谈到如何增加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要解决这个平均分化收入差距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有大量的富人，现在不是有一个数据说中国的富豪已经超过美国了吗？资产10亿还是多少以上的叫富豪，超级富豪人数已经超过美国，但是中国可能仍然有至少一两亿的非常非常贫穷的人，这是叫做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这个结构性矛盾是非常严峻的。　　当然，还有一个结构性矛盾，这个结构性矛盾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货币，其实并没有流入到实体经济，它流入到虚拟经济，流入到投机炒作里面去了。　　我们这些年的货币扩张非常的快，数量非常的庞大，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在说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我经常说，我们的货币信贷量虽然非常大，但是结构极其不合理。我说过三多三少的问题，银行每年都有很详细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来三多三少的问题这么多年没有解决，而且不仅没有解决，还更加在恶化。　　什么叫三多三少？国有大企业拿的信贷资金太多，现在国有大企业差不多仍然拿走了整个信贷资金的接近50%，第二个就是传统制造业，第三个是房地产。所以我很不同意有很多房地产行业内部的人士说房地产行业缺钱，说钱不够。　　我有一次主持博鳌房地产论坛，我问很多房地产大佬，我说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后异口同声的说缺钱。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房地产这个行业差不多拿走了全部社会融资，我刚才讲的国有企业是银行贷款，现在讲的是社会融资的概念，根据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房地产这一个行业拿走了整个社会融资的总量的41%，当然我们在座的房地产大佬们说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大，贡献有多大？　　房地产行业确实是中国的支柱性行业，但是你别忘了，对经济的贡献达到21%，但是你拿走了社会融资的41%。　　所以我们今天对中国经济的担心和焦虑，主要不是在6.7%还是6.6%还是6.5%，我们是结构性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失衡，是结构性的脆弱，是结构性的风险。就好像一个人去医院体检，查血压，查各种指标，好像这些指标都没事儿，有很多人就是这样，查这些指标没事儿，但就是觉得身体不舒服，可能是你的内在结构失衡了，这个指标反应不出来。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怎么去认识中国经济的问题，我讲的第一个观点，我们今天对中国经济的认识，必须要从总量的数据转到结构性的矛盾，如果我们不去重视这些结构性的矛盾，我不能说中国经济崩溃，现在说中国经济什么崩溃、硬着陆，那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能说这个话。但是崩溃有不同的方式，硬着陆有不同的方式，风险总会有人承担，这种结构性的风险，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旦爆发出来，一旦暴露出来，谁来承担这个风险？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大家去仔细的研究。　　前几天人民日报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判断，我认为这个分析判断是很中肯、很客观的。果不其然，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已经预测了，他说过几天中央还要专题研究供给侧改革，昨天新闻联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最新一次的会议，专门研究供给侧的改革，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中国经济今天的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结构性的问题。　　这里面大家注意，昨天这个新闻公告里面这些话，我认为讲的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实际上对供给侧结构改革很不满意，然后专门讲到四句话，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不能因为困难多而不作为，不能因为有风险而躲避，不能因为有阵痛而不前。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在讨论房地产的时候，为什么中央下这么大的决心提“三去一降一补”，难道中央判断错了吗？而且这个判断不是最近刚提的，已经提了两三年了，所以我们今天判断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或者我们判断中国经济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回到，或者应该统一到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的失衡，或者叫结构性的矛盾。　　昨天的会议里面专门讲到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说的非常清楚，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行业来讲，都应该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且说的很清楚，当前必须要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所以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增长速度CPI多少、MR多少、GDP多少，这些大而化之的数据是一个平均数，这个平均数掩盖了内在的结构性的大麻烦，这个话我想已经讲到顶了，已经是最严厉的用词。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从我们商业银行来看，现在商业银行说的很直白一点，那个快速增长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所谓的CPI并不能反映中国真正的通胀情况，我从来不同意统计学的CPI能够反映中国通胀的情况。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通胀它的大部分的构成要素是制造业的产品，但是真正现在影响老百姓生活的最重要的几大因素其实并没有包括进去，或者在里面包括的因素非常小。　　比如说房地产、教育、医疗，这些因素在CPI里面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的反映，它能够反映通胀吗？我们学经济学，其实古典经济学对通胀的定义是对的，古典经济学角度讲的人们生活的指数，或者叫生活的痛苦指数的变化程度，不是所谓的CPI，我们今天的CPI2.3%，按照中国的情况来讲就是通缩了，但是我们谈通胀不能只谈那几个行业，不能只谈传统制造业，不能只谈工业产品。　　我相信我们今天平心而论，今天老百姓从城镇到农村，生活压力最大的不是买一个苹果手机，也不是买个汽车，而是能不能买到一个像样的房子，能不能上到一个像样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得病以后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方便的医疗服务，这才是今天影响老百姓生活最严峻的最麻烦的问题。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　　北京的学区房，那绝对是极其荒谬的，全世界很难看到这样的现象，全世界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像北京这样极端的也是不多的，但是我们要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没有那么多好的小学、幼儿园呢？全国几乎很多城市房子盖的非常的漂亮，但是你在这些房子中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幼儿园，找不到一个像样的诊所，这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下，CPI怎么能够反映真正的通胀？　　实际上真正的通胀，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绝对不是2.3%，今天我们用这个数据去街上问老百姓，说中国的数据没有通胀，你说老百姓相信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综合的考虑中国现在的这种货币信贷高速扩张，大规模扩张这种背景下所隐含的极其严重的通胀问题，虽然CPI没有反映，但是现实是非常残酷的，何况我们今天的CPI也部分反映了通胀，我们的食品涨了7.4%，如果单看食品这一块，7.4%已经是相当严峻的通胀了。对低收入阶层，低收入老百姓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所以我们靠这种大规模的货币扩张、货币刺激、信贷刺激来稳增长，能稳的下去吗？我可以非常严肃的警告，中国弄不好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胀，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我们相信经济还有规律的话，这就不是危言耸听。　　第三个观点，中国今天面临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高杠杆的风险。高杠杆就是高负债，高杠杆多少杠杆是高？当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是我想几百年以来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有一个一致的经验，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还是政府，如果你的杠杆率不断地在加大，不断地在升高，总有一天你会出大麻烦。　　我们今天的高杠杆有各种数据可以衡量，非金融公司、非金融企业的全部负债，占GDP的比例早已超过240%，这是官方的数据，其他很多机构也估算过这个数据，所谓非金融部门就是政府的负债、个人的负债加上企业的负债，这三大负债的总额早已超过GDP的240%。光我们现在银行贷款的余额已经100万个亿了，MR140万个亿。　　过去这么多年依靠这样的高杠杆、高信贷剧烈的扩张，一方面搞出庞大的过剩产能，一方面很多行业出现严重的泡沫，一方面出现了一些通胀，现在怎么办？各位都知道，我们现在全部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在今年一季度都突破了2%，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2%是大大低估了银行的不良贷款。很多都是通过调账，通过涨息，通过所谓的重组，把不良贷款暂时掩盖住了。光86家钢铁企业，负债总额3.3万亿，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银行贷款，很多钢铁企业动辄就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几千亿。　　我想这种风险时间关系我不展开去说，很多的例子，总有一天大家要承担。很不幸的是这种风险的承担，最终可能又是由中国的老百姓来承担，那不就是通胀吗？所以提出债转股的时候好像媒体采访我要我写文章，我是非常明确的反对什么债转股。　　我说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他借钱的时候不能按时还本付息，现在银行转过来变成他的股东，他能够给银行分红吗？玩这种把戏，很欣慰的这一次人民日报的也等于是否定了债转股，僵尸企业该退出的就得退出，该破产的就得破产，这种痛苦今天不想承担未来的痛苦只会更大。　　当有一天我们银行的资本被不良贷款，被坏账全部吃掉的时候怎么办？政府的银行是不会垮掉的，谁来补充资本金？补充资本金只有财政部拿钱，再发债，那么就是无中生有，那么就是由广大的老百姓来承担今天的银行坏账。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所有的关心中国经济的朋友，都应该从这个层面来真正认识中国经济的问题，要放弃这种货币信贷万能主义的思维。当然，我们有一些企业家都是希望货币进一步的宽松，信贷进一步的宽松，他们好套现走人。有内地移民，已经有外国身份，现在就等着钱转移出去了。　　这种高杠杆、高负债的风险总要以一种方式体现出来，今天中国房价如此之高，客观来讲，人民币就面临贬值的压力，因为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内部出现资产价格的泡沫，出现通胀，你的货币必然贬值，要么你的货币贬值，要么资产价格调整，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　　现在很多人讨论，到底中国选哪一条路，是选择货币贬值还是选择资产价值大幅下调，还是这两者都选择一部分。我想这个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高杠杆、高负债的风险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的麻烦。这一次人民日报的权威人士也讲的很清楚，有人讲中国经济面临两难，我们确实面临最大的两难，我们必须去杠杆，但是去杠杆就必须放弃或者部分放弃所谓的稳增长。　　这一次明确的结论，去杠杆必须要去，就是一难两难变一难就是下决心去杠杆、去负债。所以说的很清楚，僵尸企业该退出就要退出，银行该收债就要收债，不要通过什么债转股，又在玩这么把戏。　　所以这一次最后回到昨天财经频道小组会议，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不能因为有困难而不作为，不能因为有风险而躲避，不能因为有阵痛而不前，我想这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了。所以我们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走向，谢谢各位。向松祚：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困难日 22:40:13 密金融
&&&&&&&&&&&&&&&& &来源 新浪财经作者 向松祚（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为什么中国经济出现了这么多困难？我们说的短期、中期、长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深层次的认识。我认为中国真正面临的长期根本性困难，是原创性科技创新严重不足。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人员，我这些年对中国经济的建议和意见比较多，所以外界认为我对中国的经济很悲观。甚至一些朋友认为我是在唱衰中国经济，我想借此机会做一点声明。同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一样，对像我这样出生在六十年代中期，差不多有十多年吃不饱饭的经历的人而言，是没有任何理由唱衰中国经济的，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否定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之所以要提出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的困难和风险，是因为我对中国的期望非常之高。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优秀文化财富的文明古国，我们先祖是非常骄傲的，任何事情，我们是不会和我们同水平，或者比我们水平低的国家相比的，我们现在的标的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富有的国家，我想这是我们真正的中国梦。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中国梦，有这样的自豪心态，骄傲心态，我们才在深刻的研究，深刻的分析，或者研判中国经济正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我们希望能找到解决的途径，找到方法去克服这种困难和风险。对中国经济现状的三个判断对今天中国经济现状，我总共有三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宏观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政政策效果越来越差。我想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2016年上半年货币信贷政策出来以后，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这也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院型官员，特别引用了一些货币信用方面的数据，比如说M1增速超过25%；M2增速超过13%，说明我们的各路资金，趴在账上，根本就没有流入实体经济。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情况，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这说明我们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政政策所造成的效果，在大幅度地下降。我们今天必须要从依靠短期的宏观政策，要转向基本面的，长期的政策。第二个判断，就是我们的资产价格，包括股票，包括房地产，也包括其他的金融投机资产的价格。现在大家看起来，资产价格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共识，并非是因为所有刚性需求，或是实际的需求，而主要是因为庞大的货币信用投放所推动起来的。所以去年开始，中国部分城市开始房价疯狂上涨，展示了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不健康的一面。庞大的资金和信贷，不在实体经济投资，一会跑到股市，一会又跑到房地产，一会跑到文化古董市场，炒来炒去，这是今天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第三个判断，是改革，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判断。作为一个独立研究人员，我最担心的是，我认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在很多方面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要想解决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真改革而不是假改革。我们今天的改革是文件多，口号多，会议多，论坛多，说法多，但是真正的落实很少。为什么民间投资增速只有2.8%，为什么如此剧烈地下滑？我想原因不是因为货币紧缩，不是因为财政政策不宽松，不是因为没有投资机会，而是因为人们对政策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有所怀疑，彷徨和观望。第三个基本判断是最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今天中国经济的一系列问题能不能解决，直接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真心推动改革。我下面将具体谈一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困难，或者说最大的风险。我们分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来进行简要的分析：短期：信贷扩张正积累巨大风险短期来看，中国经济最大的困难和风险就是我前面讲的几个判断和具体的数据，已经告诉了我们，那就是我们高杠杆和高负债，所引起各种风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是靠庞大的经济投入吗？是靠我们全要素的生产力的提高吗？当然，这些会起一部分的作用，但最重要的是靠我们庞大的债务扩张和信贷扩张。我们可以看到，到今年的6月底，总债务和GDP的比率，已经从2008年的155%上升到了目前的260%，总额从49万亿上升到182万亿。其中最主要的是银行贷款，那么这里面谁把钱拿去了？主要是非金融的公司，他们现在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了114万亿，所以为什么中央提出了“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这三个问题是我们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着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现在我们有一个说法，不一定很准确很科学。2009年以来，我国信贷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在显著的下降，从大约1上升4。创造1元的GDP至少需要4元信用来推动。这个比例在今年上半年已经扩大了5甚至6，为什么货币信贷的效果越来越低？我们看到企业的高负债带来的银行系统的风险，这个数据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根据官方的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末，全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额达到1.4万亿，不良贷款率也达到了1.75%，两年内翻番。如果加上关注类贷款，不良贷款比率已经达到了5.5%。一些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实际已经达到了8%-10%。钢铁行业，总共负债余额达到4万个亿，86个钢铁企业的负债总额就超过了3.3万亿，煤炭同样如此，有很多钢铁集团、煤炭集团动辄贷款数百亿，上千亿，乃至数千亿，怎么去还本息，这是一个巨大问题。如果我们这个状况持续下去，有一个压力测试，如果全国银行不良率达到7.62%，则全部资本金都会被坏账吃掉，全国银行体系“技术上”破产。当然，在座各位说，我们的银行都是中央政府的银行，都是地方政府的银行，不会破产，所以我们可以躺在这个结论上睡大觉。中国的银行确实不会出现破产，但这不等于中国不会出现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有各种各样表现形式，最终都将让国家付出代价，只是付出代价的方式和形式有所不同。银行要补充资本金，财政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最终金融危机的重担，只有全国人民来共担！所以从短期来看，我们今天面临的下行压力，我们前面讲的四个判断，正是因为我们前面的七八年时间，我们的宏观政策，或者我们的思维模式，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增长方式上面，所带来的巨大的负面的后果，我们必须要反思这一点。有人会说，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我们成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不起，我要告诉各位，我们应该仔细反思一下，GDP到底代表什么？GDP能代表我们的真实财富么？我们更要深刻的反思，我们GDP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我想我们的含金量，客观讲，不是很高。今年夏季，一场洪水，让我们看清很多事。所以我们不能沉醉于GDP世界第二带来的沾沾自喜，甚至洋洋自得。正是这种洋洋自得的心态，让我们没有反思过去这么多年，是不是有些政策确实是错的。我们今天正在为这些错误的政策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高杠杆和高负债让很多的企业，已经没有能力进行再投资。根据统计，自2013年以来，差不多40%的新增信贷被完全用于偿还利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新增信贷如此庞大，但是为什么我们上半年GDP增速只有6.7%，而且在持续下降，因为这些新增信贷的40%没有流入到真实投资，而是拿去还本付息。毫不讳言，现在很多的企业，特别钢铁、煤炭、制造行业的国有大企业，就是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生计。如果银行一旦抽贷，这些企业很可能马上就要濒临破产。各位都知道，很多地方省政府、市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政策，要求银行不能随便抽贷，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由于高负债高杠杆，让社会财富和利润，绝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几大银行手上。2800多家上市公司，总共利润也不到2.5万亿，十几家银行就拿到了全部利润的60%。最近美国一家知名的咨询机构麦肯锡，发布了报告，结论是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经济利润（与企业利润不同，但能更高地反映资本利用效率）的80%，被银行和金融机构拿走了。全国企业才拿到20%，可见我们的资本利用效率是多低下。中央政治局从2013年就开始，就反复强调，要提升有效投资、降低无效投资，消除浪费投资，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这个短期的问题是如何造成的？数据表明，我们的国有企业拿走了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的50%，而国有企业只不过贡献了GDP的40%、财政收入的30%、就业的20%，总之其拿到的资源与其做出的贡献极不相匹配。社会融资总额的大约41%进入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老板天天在鼓吹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中国经济离不开房地产，房地产行业拿走了那么多的资源，而其对GDP的广义贡献度只不过20%。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难道能永远靠房地产吗？这个高负债根源是我们知识产权结构的畸形，经济增长战略的畸形，导致的投资结构畸形、信贷结构的畸形，社会成本结构的畸形。所以说为什么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总额越来越大，社会融资评价成本却长期居高不下，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为什么？不是因为货币放的不多，不是因为贷款放的不多，是因为结构的畸形！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但是今天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大量金融资产在不断地快速增长，实际上这些庞大的资产创造的收益呢？金融资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实体经济的规模却在萎缩，这是非常危险的。中期：警惕全要素劳动生产力持续暴涨前面我们说的问题，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从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遇到的最大的风险是全要素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暴涨。当然，有些朋友，甚至我的一些同行，经济学者，认为全要素生产力这个概念无法直接测算，这个概念不可用，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全要素生产力可以综合地衡量一个国家的资源的利用效率。而有很多间接指标可以表明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这里我提供三大类的指标：1、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增速快速下降。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年我们的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下滑，我们今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已经下滑到了6%，前些年我们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仍然超过10%、15%，甚至20%。但现在这一数据出现了直线下行的态势。2、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大幅下降。1-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只有6.2%，与工业增加值增幅大体相当，而且增长率主要来自一些短期因素，譬如石油行业和炼焦行业的利润出现大幅度增长。实际上绝大多数行业的利润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增长。私营企业利润增长8.8%，国有企业利润连续19个月负增长，1-6月，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下降8%。这不是全要素生产力下降是什么呢？这是最令人担忧的，这表明中国整体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快速地下降。从长期的经济增长来看，这是最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深层次的问题。3、劳动者工资受到遏制甚至受到地方政府强力干预，担心劳动者工资增速超过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速。我们大家都知道，发展经济最终的目的是改善广大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提升他们的工资。前段时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在快速提升，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最近包括一些经济研究者都在讲，现在劳动者工资的增速，超过了生产力的增速。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正式的文件，要求在2-5年内，不再上调职工的最低工资，甚至降低。这说明什么，当然是说明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正在出现混乱。如果要素生产力在持续上升，那我们劳动人民的工资水平当然是持续上升。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相信我们官方发布的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增长数据，但是毫无疑问，过去30多年以来，我们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既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也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那么今天，全要素生产力的下降，劳动者的收入会不会出现快速的增长，我们怎么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根源性的难题。而这些难题，靠什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难以解决的。长期：原创性科技创新不足，才是中国经济最大困境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出现了这么多困难？我们说的短期、中期、长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深层次的认识。我认为中国真正面临的长期根本性困难，是原创性科技创新严重不足。这里我也列举了三组数据：第一：我国制造业整体仍处于全球产业的低端，产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都很差。这有太多例子。苹果手机90%在中国加工，批发价500美元的苹果手机，苹果公司拿走161元，全球经销商拿走160元，零配件供应商拿走17.25元，中国加工企业仅拿走6.5元加工费。整个中国汽车制造业号称全球第一，但是“货是中国货，芯却是外国芯”。所有的高科技差不多都是同样的故事。今天我们谈什么虚拟现实，谈什么人工智能，说好听点，我们是在积极追赶世界，说不好听一点，我们仍在亦步亦趋模仿别人。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中国260家最大的制造企业2014年利润总和只有4623亿元，平均一家企业利润17.7亿元。美国苹果公司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利润超过200亿美元（1260亿人民币）。意味着我国最大的260家制造企业的利润总和实际上还比不上一个苹果公司。而这样的公司在美国可以说比比皆是。中国能相比的，只有一家，就是华为，这样的公司在中国太少。我们再看今年中国大陆103家（如算上台湾7家，共110家）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企业，但这些企业并不是代表我们真正的科技实力，我们大多数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都是依靠国企的垄断经营。这样的世界500强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其中隐藏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大量的国企，甚至上市公司，都是依靠庞大的各种补贴来生存，这是另人匪夷所思也是令人震惊事实。说明我们即使是最好的企业，盈利能力也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我们的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即使是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企业，与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差距也是巨大的。所以我们说GDP增长6.7%这样的数据毫无意义，为什么我们这么关心GDP，GDP究竟代表什么，经济学一直在试图改进这些指标，但是很多我们今天是无法衡量的，向如果我们从上到下，不再谈GDP，撤销统计GDP的部门，我想中国经济会更好。但地方政府，为了乌纱帽，为了升官，还在谈GDP增长，甚至有很多造假的成分。这不是我说的，是中央巡视组说统计部门，有数字腐败的问题，这不就是数字造假吗？我们应该关心真正的核心问题：我们很多企业依然依靠廉价劳动力，环境污染、资源消耗、来给发达国家打工。我们今天根据权威部门的数据，我国核心和关键技术的对外依存度依然高达50%-60%（先进国家一般低于30%），新产品开发70%依靠外来技术。我们几乎没有引领全球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和跨国企业，大多数替外国企业做贴牌生产。第二：工信部长苗圩很客观地讲过，从全球产业链上，我们仍然处于第三梯队，即低端制造领域。第一梯队是指三个国家——美国、英国、以色列。在许许多多领域里，美国仍然遥遥领先于世界。而英国在新材料、新能源、大数据、汽车发动机、飞机发动机金融科技等领域领先世界；以色列领先的技术包括，信息安全或数字安全、高科技农业、航天航空、生物制药、污水处理、海水淡化、高端医疗仪器等。第二梯队是欧盟和日本主导的高端制造业。如果你了解历史，就知道现在流行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其实在60年甚至70年以前，就开始在国外生根发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想到，我们要做真正原创的东西。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去以色列投资，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以色列在很多领域里都处在世界最领先的水平，以色列人口相当于南京市，810万，面积和北京市差不多，而且有4/5是沙漠和半沙漠地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跻身到全球前列，靠的是原创的科学创新、原创的科学思想和技术创新。今天中国经济走到这个门槛上，我想，我们应该平下心来，应该冷静下来，我们在思考中国经济真正的核心难题，这个难题，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解决不了。但如果我们现在不去解决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去解决呢？中国贫富差距、教育匮乏等许多问题，都将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如果我们企业和个人，现在还只想着炒炒房地产，收购企业，搞点理财，那中国经济堪忧。以色列有一个30万人的小城市海法，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海法高科技园，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公司，有340多家在这里成立了最大的研发中心。为什么微软、苹果、英特尔包括华为，都跑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呢？靠的就是人才，这个小城市有三所大学，其中一所——以色列理工学院被称为中东的麻省理工学院。所以我这里要说的第三点就是，中国依然严重缺乏真正引领世界和人类未来的原创性思想和科学发明。从长远来看，原创性科学思想是最重要的竞争力。真正原创的东西必须要靠自己。我想提醒大家，中国，获得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儿兹奖的人数，与大国地位完全不相称。我们到现在为止，中国本土培养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似乎只有屠呦呦。我们看数据统计，为什么二战以前的德国，是世界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因为当时诺贝尔科学奖超过70%，被来自于德国的科学奖获得。二战后，美国成为诺贝尔科学奖绝对的垄断国家。我们再看图灵奖，基本被美国人全部垄断。我们再看看犹太人，占全球人口千分之二，拿走全部诺奖的27%。所以，我真诚地奉劝各位，我们不要再谈GDP、货币政策、降息、降准等表面数据数据，让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竞争力！真正的竞争力是伟大的科学思想、原创性学术思想。这些必须来自于大学和研究机构，大学的根本是学术，学术的根本是自由、自由的根本是独立，自由的根本又来自社会的宽容和包容。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检验我们长线竞争力的试金石。我们能不能允许不同的学术流派、学术思想，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我们能不能允许不同的思想流派都能够登堂入室？我每年都在呼吁，但我有时候也非常失望。如果学术不能自由不能独立，是不能产生科学思想的，不要以为我们拿点钱就能产生原创性的科学思想。几百年以来人类的科学发展规律表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能产生真正原创性的科学贡献。我想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最重大改革。我还有一个梦想，我们今天的企业，特别是手中握有大量资金的企业，能不能不要拿你的资金去控股什么银行，去收购很多的企业，去炒房地产、期货、股票，能不能拿你数亿、数十亿、数百亿资金去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不是研究你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不是研究你公司怎么赚钱，而是研究人类的未来和人类的下一步！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梦想，我和很多朋友讲过一个故事，美国有一个贝尔实验室，大家可以看看他们100多年以来取得的科技突破和重大创新，超过世界上很多国家！这或许是美国100多年能在科技领域独领风骚的秘密。它的资源配置里，科研是非常重要的方向，鼓励原创的科技创新，鼓励大家自由发挥，我想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核心的难题，也是我们最大的风险。因为今天世界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如果我们从思想方式上，从体制精神上，从资源搭配上，做出重大的调整，即使我们解决短期的所谓三去一降一补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我们中国的GDP还是难以得到大幅度提升。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到短期的货币扩张和信贷资本上去，唯一的希望就是原创和科技创新。&高层近日屡次发声 中国债务问题是否比想象中严重？ 08:26:04 来源： &&&& 　　从国资委到“权威人士”到李克强，近期高层屡次对债务问题发声。穆迪报告称，中国整体债务已增至大约GDP的280%，今年以来，中国债券市场上债务违约的风险已经从民企蔓延至国企及央企子公司。中国债务到底情况如何，是否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严重？　　中央频繁发声：既警示风险又喂“定心丸”　　国资委5月6日称，经风险排查目前中国铁物及户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存在债务风险问题。虽然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不利因素，但中央企业整体结构稳健，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5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权威人士”文章，文章表示，高杠杆是“原罪”，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背景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处理不好，小事会变成大事。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5月17日，李克强总理会见法国外长艾罗时表示，中国债务水平仍在可控范围内。　　穆迪发布中国负债报告：必须进行国企改革　　5月10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发布有关中国负债的报告称，中国整体债务已增至大约GDP的280%，与此同时，国企负债占GDP的115%左右。如果某些国企在偿债时遇到困难，政府可能需要承担其部分负债。　　对比日本和韩国国企债务比例，其负债在各自国家2014年GDP中的占比分别为31.0%和28.9%。　　“在这种情况下，若不进行，或有负债可能会继续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承担的成本可能变得高昂。”穆迪主权风险部高级副总裁Marie Diron表示。　　5月11日，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前IMF资深顾问巴利.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世界报业辛迪加》撰文指出，中国回避不了巨额贷款造成的坏账问题。IMF认为，在中国向非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中，有15%存在风险。目前，非金融机构债务规模约相当于中国GDP的150%。照此计算，中国坏账的账面金额可能相当于中国经济的四分之一。　　巴利认为，如果中国期待坏账问题自行痊愈，让贷款一直存续下去。在这种“滴管喂食”式的模式下，银行资本充足率良好的假象会一直延续，而那些本该被清算或的贷款人会继续存活，最终结果跟日本银行危机差不多：僵尸银行向僵尸企业提供贷款，人为挤压那些富有活力的企业并扼杀它们的成长。　　进入2016年，国企、央企频频违约打破国企信用“不破金身”　　继东北特钢、中煤集团、中铁物资被爆出债务违约后，中国债券市场上债务违约的风险已经从民企蔓延至国企及央企子公司。自此国企信用“不破金身”的形象被彻底打破。　　去杠杆、去产能的背景下，大量“身负”过剩产能的国企面临巨大的债务压力。目前，山西七大国有煤炭集团负债总额超过万亿，体量相当于山西省2015年的GDP，总体资产负债率达80%，并且山西煤炭的债务大部分在银行。2016年4月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煤炭企业已连续发生两起债务违约以及三起债券暂停、取消发行事件。　　在产能过剩行业整体生产经营及整体财务压力不减的背景下，市场各方普遍预期，年内更多国企背景的债券出现违约风险或成为大概率事件。　　5月17日，上海清算所网站公告，总部设在浙江的春和集团表示，由于现金流枯竭，公司目前无法按期足额偿付周一到期的一年期债券，从而成为中国债券市场至少第10家发生本地债券违约的公司。　　市场评论“债转股”：早晚是个大包袱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上提出用银行“债转股”来降低中国企业过多债务的问题。4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发布会时表示，债转股有降低过剩产能部门杠杆率的目的。　　17年后，中国再现“债转股”，然而市场上对“债转股”看法不一。　　穆迪在报告指出，债转股等措施将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来减少国企的或有负债，但债转股不会解决资产回报率下降的问题。因此，债转股同时会造成银行风险上升，进而提高政府面临的相关风险。　　此前IMF撰文指出：债转股可能让中国问题更加严重。文章以允许“僵尸”企业继续存续和经营为例，称银行通常不具备经营或企业重组的专业知识，而债转股可能造成利益冲突，即银行可能继续为现在的关联方提供贷款。　　彭博行业研究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欧乐鹰撰文表示，尽管一般来说要少破产清算，但对那些确实无法救的企业，该关闭的就坚决关闭，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不要动辄搞“债转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组，那样成本太高，自欺欺人，早晚是个大包袱。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认为，债转股企业的资质应是，有市场发展前景只是短期有流动性问题或因为行业周期暂时陷于困境的企业。　　原工行行长杨凯生也认为，要注意选择好债转股的对象，不宜在那些应该退出市场的企业中搞债转股。否则既不利于压缩过剩产能和结构调整，也难以实现债转股后企业经营状况的真正改善。　　消息称，首批“债转股”试点或将很快启动，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入选第一批债转股试点，预计在三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化解1万亿元左右规模的银行潜在不良资产。　　不过目前，多数银行对大规模债转股持保留意见，积极性较低。有知情人士透露，正在考虑给银行一定优惠政策，来提升银行“债转股”的积极性。高盛哈继铭：中国已进入干啥都不挣钱的阶段日14:33 《新财富》&&&&&&日前，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做客“高朋满座”论坛，他提出：“中国已被逼到墙角”，“宏观经济的扭曲程度，甚于日韩当年”，而“人口红利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但他同时判断，在经济增速放缓之后，消费反而会相对稳健，服务类消费领域会产生新的投资机会。　　产能过剩为什么还去日本买马桶盖？　　中国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问题在于经济失衡，产能过剩严重。过剩的一个很集中的标志是投资占GDP的比例过高，这个数字是非常具有综合性的指标。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中国有产能过剩的行业，也有供应不足的领域。　　单看某些行业，钢铁可能过剩，水泥可能过剩，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还去日本买马桶盖呢？说明有些领域在中国的需求很强，供应不上。从总量上来看，投资在三驾马车当中占比过高的话，那就表示代表着最终需求的消费和出口这两驾马车不够强劲，难以消化投资所创造的产能，因而出现了产能过剩。　　中国宏观经济的扭曲程度甚于日韩当年　　截至2015年，中国的投资率估计在46.3%。如果跟过去相比，几年前中国的投资率曾经达到47%以上，现在能够降到45%、46%这么一个水平，应当说很不容易，经济失衡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这是本届政府接手后经济出现的可喜现象。　　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45%、46%的投资率依然是全球最高的。有些国家的经济过去一度也是靠投资拉动的，也出现过这种过剩的现象。比如日本、韩国的投资率分别在1970年代和1990年代达到各自历史上的最高点，但是它们的最高点也没有超过40%。因此，如果以投资率过高来衡量宏观经济的扭曲程度的话，中国今天的扭曲程度比当年的日本和韩国要更加严重。　　怎么样才能够让投资率降下来？一种做法是减少投资，容忍经济在短期内大幅度下滑。但是这么做会出现后遗症，失业和银行坏账的情况会变得严重，很多企业将会关闭，金融风险也都会暴露出来。这个做法显然是非常痛苦的。　　环境污染会制约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或者说是裂痕还有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甚至土地资源污染都会制约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要修复这些资源，据估计，每年都要消耗好几个百分点的GDP。一年所创造的GDP，有相当一部分都要投入到资源的恢复中去，实际上经济就没有多少增长了。如果经济的增长是以毁坏资源为前提的，这种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现在确实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有那么多的问题和挑战。　　另外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在1990年代之后，日本婴儿潮一代退休，导致人口急剧老龄化。因为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比日本在1990年代的时候会来得更快。老年人数大幅上升，而劳动人口急剧下降，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构成一个很大的挑战。　　现在开始，人更值钱，钱更值钱，干啥都难挣钱　　老龄化到来以后，中国遇到的挑战，可能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在一个国家人口红利爆发的时候，它产生三个非常正面的现象。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快。国家的劳动人口不断地增长，工资被不断地压低，劳动力成本始终不高。　　第二，国家的储蓄率一定是很高的。夫妻两个人一个小孩，家庭的储蓄能力非常强，所以资金供应也是过剩的。这笔资金可以存银行，可以买楼，也可以投股票，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资金价格相对也非常低廉。企业家会觉得这样的环境非常容易挣钱，工人工资低，到银行借钱利率低，就是人不值钱，钱也不值钱，所以干啥都能挣钱。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房地产价格会暴涨。那个时候人们储蓄率高，总要寻找一个载体来储蓄，放银行的话利率太低，可能比通胀还低，放股市里面风险大，所以大家都愿意去买房。买完以后发现房价还在呼呼涨，觉得将来孩子买的时候会太贵，所以又把孩子对房子的需求也提前释放了，这样房价就暴涨。　　另一方面，房地产的总体需求一定是下降的，因为人到了退休之后，就失去了原来中年时期购房的动力，再过几年可能会更多地想怎么把房子卖掉。而且，孩子的买房需求在早年已经被父母透支了，所以房地产总体的需求也一定是下降的。　　第三，国家的汇率容易升值。因为物品价格太低廉，出口竞争力太强了，别的国家没法与之竞争，所以每年都有很多的外汇收入，外汇储备不断地积累，就产生了巨大的升值压力。　　但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接下来老龄化将迅速到来，以上这三个现象都会逆转。劳动力供应不会像过去那么充裕，一定会提高劳动力成本。家庭储蓄率不会像原来那么高，即使个人的储蓄倾向还是没有变，但是问题是，社会当中的老人多了，老人是负储蓄者，他们几乎没有收入但是还得消费，一旦这个群体的占比高了以后，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就下来了，这么一来的话，资金供应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充裕。现在开始就是人更值钱，钱更值钱，干啥你都不挣钱，或者难挣钱。　　让低效、僵尸企业该倒闭就倒闭，该私有化就私有化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两类改革是最主要的：一类是提高效率的，国企改革便是其中一例；另外一类改革是产生新的增长动力的，城镇化即属于这种。前几年城镇化改革一直在积极推进，但更多的是推进土地基础设施的城镇化，没有怎么推人的城镇化，也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改革一直是一个障碍，难以实现人的城镇化。　　没有一个办法是完美的，强制性的去产能、去库存是必要的，但是同时也可以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很低的，比民营企业要低一半，但是它们得到政府巨大的补贴，资源价格和银行贷款利率都很低。有人做过计算，如果把这些补贴刨去以后，让国企接受与民企一样的土地价格、资金价格，中国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不挣钱的。　　也就是说，过去的资源很多流动到了效率比较低的所有制企业里面去。一个很明显的改革方法就是让资源更多地流到效率比较高的所有制企业，让效率比较低的企业、僵尸企业该倒闭就倒闭，该私有化就私有化，这样我们就不需要用那么多的投资来推动经济了，投资效率自然就得到提高，经济也依然能够保持6%到7%的增速。　　房地产政策全国一刀切，一线城市的房价就会暴涨　　我把过去十几年中国几百个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做了一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越大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越快，而中小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人口几乎不增长，有些地区的三四线城市人口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台的房地产政策是全国一刀切，那一定是一线城市的房价暴涨，而三四线城市未必涨。人往哪里涌，就会在哪里买房，这是最基本的规律。　　要实现户籍制度改革，可能要顺应人口的流向，人们不愿意到三四线城市去，你给他户口也没用的，人们愿意去的一二线城市，你不给户口照样会影响城镇化的进程。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需要加快速度推进的。　　现在中国有很多地方的房价实际上已经很贵了，而且政策也正在出现逆转和调整，前期大力扶植房地产的政策，现在也被认为风险较大。之前的房价其实也是政策给推起来的，如果政策方向改变了，那么房地产的繁荣也只是昙花一现的现象。　　经济增速下降不可避免，但也有新的投资机会　　产能过剩问题、投资率过高的问题、人口结构问题，还有资源问题，要瞬间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就无法增长，一下子又会出现其他问题，失业、金融风险就暴露出来。如果还按照原来的老路走，或者纠正失衡的步伐、改革的步伐慢一些的话，现存的问题进一步地积累，到未来的某个时刻会有更大的爆发。　　我认为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会放缓，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经济基数大了以后，必然不可能像过去增长得那么快。另外中国人口正在出现一个拐点式的变化：2015年以前，劳动人口占比是上升的，但是之后劳动人口的占比会急剧下降。所以，即使增长的基础还存在——我们的人均GDP比发达国家还低很多，但是经历了这么一个拐点，短期内也没有看到有重大的技术革命能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那么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很正常的现象。　　经济增速放缓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速度会明显回落，消费反而会相对稳健。投资者需要关注消费领域，尤其是服务类消费领域的投资机会，包括教育、医疗、养老、旅游休闲、互联网、影视、体育健身等行业。许多企业家已经在这些领域里耕耘了，一些在二级市场，一些可能是在风投、PE阶段。我也预祝大家在未来的投资当中，规避风险、把握机会。&&国务院督战民间投资 不能重蹈“4万亿”覆辙日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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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督战民间投资，不能重蹈覆辙 “4万亿”七年之痒　　■本报记者 陈岩鹏 北京报道　　经济开门向好难掩民间投资颓势。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上升，但是民间投资却出现了快速下滑。4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有5.2%，不到去年同期水平的一半。　　“自去年四季度特别是今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影响，民间投资增速有所放缓，占全部投资比重出现下降。”5月19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主持召开国务院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动员部署会议时称。　　事实上，经济一季度企稳的力量更多是政府拉动，一如2009年的4万亿计划，在信贷加政府推动基建投资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出现了暂时回暖，但同时也挤压了民间投资的空间。今年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这是不可持续的。他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想利用基建投资弥补民间投资乃至整体投资下滑的空间，但如果按照目前的增长模式分析，是没有这个能力做到的。　　民间投资下滑已经引起中央高层重视，5月20日，习近平主持深改组会议时称，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中央高层频频发声之际，本报记者获得的最新消息是，9个督查组已于5月20日奔赴东西南北中等省份，全力督导民间投资落地。这一次，不能重蹈4万亿投资覆辙。　　国务院全面督战　　民间投资到底怎么了？　　5月4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着力扩大民间投资。　　5天后，《人民日报》刊发的权威人士访谈也提到“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的问题。当天，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出通知，国务院将派出9个督查组赴18个省(区、市)开展实地督查，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和专题调研。发改委副秘书长许昆林在新闻发布会上则透露，“督查组20日左右就会出发。”　　“现在民间投资的动能是非常弱的。”财新智库莫尼塔董事总经理、宏观研究主管钟正生注意到，民间投资增速从去年底的10.1%一路下滑至4月的5.2%。同时，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也出现下滑，1-4月份为62.1%，比去年同期降低3.2个百分点。　　至于民间投资双降的原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官方解读中则提到三个影响因素：市场需求疲弱、企业投资愿意不足和市场准入限制依然存在。　　分区域看，今年的快速下滑主要是中部民间投资下降导致的。西部的民间投资早在2014年底就已经快速下降，现在在底部徘徊，一直维持着较高增速的中部民间资本投资出现了快速下挫，直接拉低了全国民间固定资本投资。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东北地区的民间固定资本投资更是下降了23.1%，降幅扩大6个百分点。　　从行业构成来看，民间固定资本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基础设施等形成了对比。(7.67)宏观研究团队指出，在第三产业中，民间投资占比下降最快的是一些具有公共属性的行业，比如水电供应、水利建设等。　　据悉，国务院督查组将围绕国务院2014年出台的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相关文件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同时开展第三方评估。　　“重点评估分析当前促进民间投资在政策落实、政府管理服务和投资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典型做法并开展相关调研，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5月20日，接近督查组的一位消息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　　难以摆脱的增长路径　　在民间投资一路下滑的同时，国有及国有控股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从去年底的10.9%飙升至今年4月的23.7%。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分析认为，基建投资基本是国企主导，今年基建投资力度加大，国企投资增速加快是必然。目前基建投资增速为19%，远高于全社会投资增速和制造业投资增速。　　让刘元春担忧的是，在市场内生增长动力不充分的时候，过分依赖信贷加政府拉动基建投资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这种大水漫灌的方式，效果很糟糕，现在'脱实就虚’的状况已经全面抬头。” 刘元春对本报记者说。今年以来，社会融资规模高速增长，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超过2.5万亿，超过了2009年1月份的1.6万亿。　　一些专家学者质疑：一季度投放了这么多钱，换来了多少增长？甚至有人把当前的增长模式跟2009年中央政府推出的4万亿计划相提并论。钟正生认为这样的比较有些机械，但他同时也承认，目前种种迹象表明，靠强刺激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在递减。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下称《报告》）称，政府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还未能拉动民间资本，这对未来的增长产生了制约。　　“民间投资对经济冷暖的敏感性更高，此轮经济复苏小周期更多的是政策性因素推动，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国企投资大幅反弹，而实体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依然不足，很难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说。　　章俊认为，本轮经济复苏小周期背后相关的流动性和政策支持是普通民企所难以企及的，民企依然需要面对融资难融资贵以及部分行业准入门槛过高等一系列困难，所以这些都造成民间投资下滑比较严重。国家统计局甚至警示：增速持续回落将会制约投资平稳增长。　　“民间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60%以上，但基建投资只占18%左右。所以如果民间投资再下降两三个点，就意味着基建要弥补这个缺口必须要再提高6到7个百分点，靠政府拉动很难。”刘元春说。　　不能重蹈4万亿覆辙　　不过，在钟正生看来，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政府投资太多、扩张太快由此对民间投资造成的挤出效应，而是有效投资需求不足。　　“这个时候政府投资站出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挤入效应，如果PPP项目政府先进去了，民间资本或许会更有动力和积极性进来。”钟正生说。　　《报告》建议，应加大政府财政出资结合民间资本构建各类产业基金，一方面扶持新技术和新业态来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产业，促进结构调整，提升产品品质；另一方面通过帮助民间资本分担风险，提升民间投资的风险偏好，促进民间投资。　　“产业基金由民间资本主导选项目，可以避免行政对市场发展的干扰，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提升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报告》称。　　对于此次民间投资督查工作，国务院提出，要整改存在的问题，克服不作为现象，完善鼓励民间投资政策，尊重和维护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　　“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倾听民企的呼声和诉求，深入梳理、研究解决民间投资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抓紧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杨晶说。　　但摆脱传统靠政府拉动的增长路径、恢复以民间投资为代表的市场内生动力，根本上还要靠改革。习近平总书记5月16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研究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5月18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持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的措施，营造有利创业创新的市场环境，并提出积极稳妥引入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和支持央企结构调整与重组的要求。　　刘元春认为，财政的着力点必须要发生一个重大的调整，否则按照老思路，那么我们不仅改不了革，同时稳增长也实现不了，所以要朝着改革与稳增长相契合的方向进行大幅度地转向。　　吃一堑必须要长一智。&&&&& &&&&& 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行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突出问题，其实早在去年初，西部地区的民间投资已经出现了急剧下行，并且几乎持续了全年，但因为西部地区占比相对少一些，所以并未在全国层面引起关注。　　西部地区民间投资，从2014年全年累计增速为20.3%，到2015年2月份增速陡然下行到11.4%，几乎腰斩。2015年全年，西部地区民间投资增速呈逐月下行态势，到2015年底全年民间投资增速已经急降到3.9%。　&& 2015年地方“稳增长”政策频出，对有一定拉动作用，但民间投资仍不为所动。西部地区民间投资增速在2016年还在继续下行，今年前4个月增速已经跌至2.9%。　　四川社科院副院长盛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西部跟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东部已经进入到创新驱动阶段，不再是资金密集型投资，但西部目前仍然主要靠产业投资，受产能过剩、劳动密集行业成本上升、去库存等影响，西部投资增速下行较快。　　业内专家指出，西部省份仍可在产业承接、技改方面有投资增量，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等也有很大投资空间，基建、公共服务投资缺口较大。不过，经济下行、产能过剩，使得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PPP优质项目不多也使得民间资本参与度不高。　　西部地区形势突变的2015年　　2016年民间投资的陡然下跌，若分区域来看，主要由于东部、中部地区增速的加速下行引起，这两大地区民间投资占全部民间投资的比重2016年4月份在80%左右。80%的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行，当然会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但这种下行压力，早在2015年西部省份就明显感觉到了。　　一年之内，西部民间投资增速下跌了16.4个百分点。西部同期虽下行明显，但要相对缓和。2015年前，西部民间投资增速要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截止到2014年年底，这两项增速分别为20.3%和17.5%。经过2015年的急速下降，这两项增速变为3.9%和9%。　　2015年是分水岭。西部省份高歌猛进的投资拉动一度被称为西部的“后发优势”。在此之前，西部地区民间投资增速要远高于全国民间投资增速，而全国民间投资增速又高于全国投资增速。　　盛毅表示，西部省份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只有3、4个百分点，GDP要实现7%~8%的增速，要求投资增速在10%以上。投资的下行，对西部省份经济影响很大。　　稳民间投资，效果有限　　具体到西部各省层面，可以看到很多急剧下跌的“戏剧化”数据。　　如陕西 2014年民间投资增速为21.1%，到2015年增速跌至7.5%，到今年前2个月变成-7.8%。同样的还有青海，2014年底民间投资增速为21.5%，2015年已经跌至-4.8%，2016年还在继续下行，为-17.1%。　　陕西在2015年出台了诸多“稳增长”的政策。　　为了促进民间投资深入基础设施领域，陕西省加大了PPP模式的推介。首批60个PPP示范项目涉及交通、水利、市政、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五大领域，24个省级PPP示范项目进入整体推进、全面落实阶段。　　陕西民间投资也呈现一些亮点。2015年陕西民间投资中，邮政业投资增长3.8倍，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投资增长89.9%，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55.6%，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34.8%。　　但陕西民间投资总体仍在下行。陕西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宝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受陕北能源化工投资的下行影响，陕西民间投资增速仍处在下行通道中。2015年，去产能、煤炭等价格走低、电力过剩等都对陕西造成较大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民间资本更加不愿意投资。　　部分省区民间投资有企稳迹象　　西部省份民间投资虽从2015年进入下行通道，目前似乎仍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不过，部分省份民间投资已经出现回升态势。　　四川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四川省完成民间投资4409.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00.6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比1月至3月回升1.1个百分点。全省民间投资从3月开始企稳回升，3月民间投资增长5.9%，4月增长8%，与全社会投资增速的差距逐步收窄，由1月至2月相差11个百分点收窄至4月的5.2个百分点。　　具体而言，建筑业民间投资回升幅度较大，信息传输、软件和服务业等民间投资增长迅速。　　盛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前两年民间投资曾出现负增长，年四川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如“回乡创业”、降成本等措施，四川民间投资增速现在算是稳住了。　　2015年4月份，四川政府围绕降低资源要素价格、缓解融资难、促进投资和开拓市场等领域推出共计36条具体措施，以提振实体经济。如推出要素价格管理改革，大幅降低省级电网大工业用电价格水平，每千瓦时下调2.01分。　　盛毅表示，地方政府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需要时间，降成本等措施能发挥一定效益，但整体作用有限。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相对落后，还可以通过承接东部更多工业项目，加大技术改造力量，来促进相关民间投资。　　另外，西部地区基建投资缺口较大，公共服务、环境治理等都需要加大投入，通过PPP可更多吸引民间资本。但基建这块，现在普遍存在效益较好的项目不多了，对民间资本吸引力有限。　　内蒙古 2015年民间投资增长9.7%，相比去年下行3.9%。内蒙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远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内蒙古2015年针对重大的化工项目，追加一些投资，也有部分技改投资；基建这块内蒙古空缺较多，2015年加大投入后，民间资本也获得一些投资空间；另外，物流、电商、旅游 、现代农业等领域，仍有不少民间资本进入。&&&&& 民企称遭地方政府JQK式忽悠&&&&& 一些受访的民间企业家反映，招商引资时企业被奉为座上宾，但在项目投产后，地方政府承诺的条件不兑现情况比较普遍，“新官不理旧账”问题较突出。企业将之形象地描述为“JQK”：先勾我们进来，圈块地给我们，然后再尅我们。&国务院雷霆十日摸底民间投资：个别访谈避开地方政府日 09:19作者：刘科 刘巍来源： 　　一场事先张扬的国务院督查行动在5月底席卷全国18个省市。　　5月20日，针对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现状，国务院派出9个督查组分赴18个省市，开展为期10天的督查和专题调研。　　这次雷霆行动源于民间投资下滑的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4月全国民间投资增速为5.2%，相较于去年年底民间投资10.1%的增速，可谓断崖式下跌。由于民间投资占全国2/3左右，其增速下滑对总体投资增长造成拖累。　　在短短的10天里，督查旋风般展开，在18省市走访、座谈了超过700家企业。国务院派出9个专项督查组，在未提前通知地方的情况下，到18个省市区进行了10天的督查—督查范围包括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青海、新疆等。　　为了更真实地了解情况，部分督查组在实地督查中采取随机挑选企业的方式，或临时更换企业名单—甚至全程不允许地方领导干部参加座谈。　　国务院督查组的每次出手，都表明了国务院对于政策落实的关切甚至不满意。　　据不完全统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任至今，国务院督查组对新能源推广、重大稳增长工程、民生等各方面进行过多次督查。例如，日，国务院派出8个督查组，抽调100余人，分别对27个中央部委及16个地方省市展开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为主题的10天大督查。　　“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经济下滑的势头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