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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
导读：2.基督徒群体的内部分化：灵性资本，基督徒的群体生活被他们自身界定为是平等的生活，还是发现基督徒群体生活中精英的活动及其影响，以及基督徒群体内部独特的分化逻辑，基督徒群体内部分化和精英生产的逻辑是灵性资本内群比较的结果，如何去测度不同基督徒灵性资源(spiritualcapita])的差异？，艾纳孔对宗教资本的界定涵盖了布迪厄多元资本论中的社会资本（同伴的友谊网络）、符号，在布迪厄符号资本的基围发生什么事情，别人说着好也好坏也好，你相信好像上帝会帮助你处理好。你做事情会很认真去做，不管这个事情看得见也好看不见也好，你会很踏实地去做，我做不到这一点。那是从他的镜子来看我自己的情况。区别还有很多，将来去的地方也不同。（访谈资料：基督徒HM）
2.共时比较：非基督徒眼中的基督徒
在我们对非基督徒的访谈中，他们对基督徒有积极的评价，也有消极的评价。关于消极评价，请看下面的访谈资料：
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挣扎，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在普通的生活中挣扎，就是在与你本来很难过下去的时候，你过下去了，就是挺着这种能力。我觉得这就是生命的尊严，就是这种能力。他们（基督徒）偷懒他们就信上帝。（访谈资料：非基督徒HYQ）
变成基督徒的那些人，也许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失意者，他们没有勇气去直面困难和挫折，只好退缩到信仰中。（访谈资料：非基督徒CDH）。
非基督徒对基督徒也有积极评价，请看下面的访谈资料：
一个是他们比我们这些世俗的人更有精神，眼里闪烁着理想的光芒，不像我们世俗的人有时候会很迷茫，他们有一个确定的意识形态，确定的理想。不光是基督徒是这样的，而是所有的宗教的信徒都是这样的，比如我接触过的伊斯兰的教徒和佛教徒，他们表现他们的宗教一面或者说是神圣生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种表情，就比如祈祷的时候。但是在生活中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和普通人一样的，比如吃喝玩乐，比如他们的喜怒衷乐也和普通人一样。但是到关键时刻，比如他碰到一个很危机的事情，他可能有一个诉求，比如他可以祷告啊，这样他的心情可以很快地平静下来。所以我觉得宗教客观上有心理安慰这样一个功能。（访谈资料：非基督徒TFM）
3.历时比较：皈依和洗礼前后
在受访的基督徒中，每位都会以感恩态度详细描述皈依和洗礼前后自身整体上的改变。
皈依之前，我是个罪人，像其他的罪人一样，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出于主的慈悲和恩典，我终于向主悔改，成为主的子女，过着“重生”的生活。（访谈资料：基督徒KF）
像其他姑娘一样，我曾经有许多梦想，美丽的梦想。我一直向往童话中那只可爱的蓝蝴蝶，可每每在实际中抓在手中就变成灰蝴蝶。我尝试过种种生活，美院中开放的舞会，青年艺术家的沙龙，以及激动人心的爱情。但这些都不能平息我内心的不安和躁动。一次，内心极度疲乏的时候，我偶然地走进教堂。那静穆的氛围，圣洁的唱诗，一下子全抓住了我的心，我的心充满了感动。我终于找到了我灵魂的绿草地。我忏悔我所犯下的过失，躺在主的温柔的怀中找到了平安。（访谈资料：基督徒YS）
（三）基督徒内群的人际比较：内群分化
1.基督徒内群平等性
基督徒之间互称兄弟姐妹。他们之间的交往剥离了世俗社会生活中所注重的社会身份，呈现出令人惊异的平等性。在我们的问卷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认为在聚会中有核心人物吗？”在被访的31人中，回答“有”的12人，“没有”的15人，没回答者4人。
有位基督徒在访谈中特意陈述了这个问题。
在团契里，有些人出面组织管理。这样的人他的地位应该是低的，或者说至少他自己把自己的地位是放低的，就自己宁愿谦卑。耶稣也说，他来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在团契里面，这些人也是一样。就是说你们要做最大的，就要做最小的。你要学会去服侍别人，不是说我就是灵命很高或怎么样然后你们大家来服侍我，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的人骄傲）是有可能的，当你（受）恩赐很多的时候，你常常会撇开上帝，把荣耀归为自己。人在追求神的荣耀时常常会标榜自己，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你为他祷告，让上帝来亲自左右他。因为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是有内在圣灵的责备，他会告诉你，就是圣经上说，无论你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你心里必定会有声音告诉你，这是正路，想想上帝的保守。骄傲自然是很大一个敌人，上帝最抵挡的就是骄傲的人。（访谈资料：基督徒DN）
2.基督徒群体的内部分化：灵性资本
基督徒的群体生活被他们自身界定为是平等的生活，有别于非基督徒的世俗生活，超越了基于财富、声望和权力的社会分层逻辑，或精英生产逻辑。尽管如此，我们在长时间的实地研究中，还是发现基督徒群体生活中精英的活动及其影响，以及基督徒群体内部独特的分化逻辑。基督徒群体内部分化和精英生产的逻辑是灵性资本内群比较的结果。
灵性。灵性(spirituality)，无论基于万物有灵论(animism)还是笛卡儿的身心二元的系统诠释，首先不是物质或肉体。在心理学的演化过程中，灵性又从“心理”中分化出来，成为不灭的精神实体，不会随肉体的消亡而消亡，并会引发严肃的反应。在基督宗教的脉络中，灵性，或圣灵，是神圣的三位一体(the Trinity)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与圣父和圣子同等同存，直至永远。圣灵，通常被认为是神的灵或耶稣基督的灵，有其位格或存在形式。正如《新约?罗马书》中写的“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8:9-11)。
在神学之外，当代宗教社会心理学家也力图对灵性进行概念化。赫尔在仔细辨析的基础上认为灵性就是“由追求神圣而引发的情感、思想、体验和行为。而追求(search)是指识别、言说、维持或转变的努力；而神圣(sacred)，则是指个体所感知的神性存在、神性客体、终极实体，或终极真理”(Hill et al.,2000:66)。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徒的灵性，源于上帝的恩典和自身对神圣的不懈追求。但上帝的恩典并不是等额或平均分配的，而基督徒自身的追求也不是同质的。因此，不同的基督徒必然会有不同质的灵性资源、灵性修养和灵性感知。
灵性资本。如何去测度不同基督徒灵性资源(spiritual capita])的差异？资本，乃是所累积的劳动；灵性资本，应该是在灵性活动中劳动的积累。艾纳孔在其宗教市场论的图式中，类比经济资本，构造了宗教资本(religious capital)的概念。宗教资本，是宗教信徒所拥有的“与特定宗教有关的技能和经验，它们包括宗教知识、对教会仪轨和教义的熟悉程度，以及与宗教同伴的友谊网络”(Iannaccone,1990；转引自Verter,)。艾纳孔对宗教资本的界定涵盖了布迪厄多元资本论中的社会资本（同伴的友谊网络）、符号资本（教会仪轨和教义的熟悉程度）和文化资本（宗教知识）。但艾纳孔恰恰放弃了宗教的核心特征：信仰者的情感承诺。在艾纳孔的宗教资本基础上，斯达克和芬克把宗教资本理解为对特定宗教文化的掌握和依恋程度（斯达克、芬克，）。但这些宗教市场论学者对宗教生活的理解有致命的偏差。试比较一个不信仰基督宗教的基督宗教学者和一个不识字的乡村虔诚基督徒之间的宗教文化修养。前者可能对基督教义和《圣经》以及基督宗教的历史演化和现状有系统而雄辩的修养，但他不信；而后者可能连上帝或基督这些字都不会写，但上帝在他的心里。这也是文化学习和濡化(acculturation)之间的本质差别。
在布迪厄符号资本的基础上，伏泰尔构造了灵性资本的概念(Verter,2003)。但伏泰尔也过分强调信徒功利性的灵性资本积累和传递的逻辑，以求在社会位置层级化的激烈竞争中获得优势。就我们的实地研究而言，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在我们所研究的基督宗教群体内部，不同基督徒所蒙受的恩典和自身的灵性努力的相关特征可以被辨析出来。
第一，基督信仰的纯粹性―功利性。
奥尔波特在有关内在宗教―外在宗教的研究中，深刻地洞悉了这个问题的本质意义。所谓内在宗教，意味着信徒生活已经无保留地内藏着一个人信仰的全部包含总结汇报、教学研究、出国留学、农林牧渔、人文社科、经管营销、高中教育、工程科技、高等教育以及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等内容。本文共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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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徒商人，真有那么美？（附另一篇） | 沈阳的部落格
& & & &发表于日《财经天下》周刊的《中国的基督徒商人》，打破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边缘话题地位。无论与作者有哪些分歧，至少《中国的基督徒商人》一文中的叙述是符合事实的。
& & &实际上，这篇报道若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传播一脉相承。这本书从1987年首次发行开始，在中国大陆令人惊讶地被十来个出版社不断出版发行。“韦伯议题”不断被以讹传讹。关心基督教的人俨然能在这本书的标题中看到安身立命的道路，喜欢赚钱追求世俗成功的人则从中看到了自己在经济话题上的兴趣。
& & 为什么参加“工商团契”？
& & &团契是区别于教会的一种基督徒的聚集，其功能是周间聚会，而不是主日崇拜。顾名思义，大篇幅谈及“工商团契”的《中国的基督徒商人》一文的主要关注是中国的基督徒商人。韩牧忠实地叙述了体制内外两个群体是如何鼓吹或者参与到相关小圈子的舆论准备和组织运作中去的。
& & &第一个群体是自认为基督徒的一些企业主和企业管理领域的培训师。这个群体有其利益需求。对企业主来说，他们赚钱，需要把企业做大，需要有一个心灵的港湾，来证明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在《圣经》中，人的意义是被在十字架上舍死且三天后荣耀地复活的耶稣基督来赋予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是被基督所厌弃的。工商团契试图改变《圣经》的这个命题。去年9月，我以社会问题研究者的身份在温州做过一次“分享”，结论是当今不适合投资实体经济，结果是后面的自由发言时间在规则外被一些商人用来项目推销。“工商团契”参与者为了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不择手段”，由此略见一斑。
& & &第二个群体是类似韦伯这样的高校内外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也有相应的需求。就其社会处境而言，一般知识分子的弱点在于在体制给的财政工资之外再拿取更多收入，无论是作为零花钱还是作为丰厚的收入。与企业主的结合，知识成为一种商品，是知识分子最便捷的致富道路之一。客观上，对中国文明转型、乃至于“市场自由推动社会开放，社会开放促进宪政转型”这样的强烈需求，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群体参与“工商团契”的动力。
& & &当然实际需求更复杂。知识作为商品还是有正当性的。在一些“工商团契”中，他们交易的不是知识，是附庸风雅和名望财礼的交易。这种交易，在教会曾经外司空见惯。如今这种恶习，借着工商团契的平台，也进入了素称“保守”“传统”的中国城乡诸多教会。
& & 正是这两个群体的参与，“韦伯议题”在中国俨然有了实践性的社会基础。这个群体人数不多，主要集中在温州、上海、北京、成都等大中城市。但由于“韦伯议题”在一个启蒙运动时代的强大影响，使得“工商团契”在民间舆论上远远大于其组织影响。
& & &民族主义者韦伯不是悔改重生的基督徒。韦伯无论如何难以想到，“韦伯议题”会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在一个世纪之后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以至于在中国确立起了一种“世俗化神学”。话题的吊诡在于，无论对《圣经》的理解是多么地力不从心，韦伯至少是一个社会学家。在中国，这个实证主义者的精神粉丝，则是一群从来不知“实证”为何物的“市场功利主义者”，鼓吹一种没有“十字架救恩”的“有十字架的变革”。
& & 有一种假设看似过分，却极有讽刺意味。假如《圣经》坚持这种“世俗化神学”，《马太福音》的执笔人可能组建“税吏团契”，为福音在十字架上倒钉而死的彼得就会组建“渔夫团契”和“愤青团契”，卖主的犹大则会积极组建某种类型的“工商团契”和“地产团契”。这样人类史必然会重写。好在当时的使徒们宁死也要听从《圣经》要求走十字架道路。
& & &如果更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工商团契首先发轫于官办的“三自”体系，逐步向独立于“三自”体系的“家庭教会”蔓延，但也受到了传统教会异常强大的抵制。
& & 功利主义沦为拜金主义
& & &这里说的“功利主义”不是西方哲学史上由边沁、密尔等人发扬光大的“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而是在商业者身上司空见惯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圣经》明确说，人的心思若在“玛门”（金钱）身上，就不会定睛在基督身上。出于对永生的关注，归正的基督认信明确反对“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
& & &《中国的基督徒商人》一文忠实地写下了各地的“基督徒商人”为了金钱如何牺牲基督徒的信仰告白。在作者的采访调查下，北京某教会的工商业者聚会明确排除一些贫困的“弟兄姊妹”参与，各地企业里的那些基督徒商人试图将《圣经》作为管理哲学时力不从心以至于被迫在企业中限制基督徒员工的人数。这种功利主义追求难免会陷入失败。
& & &《圣经》没有一处文字说基督再来之前地上会多么美好；基督从来没有对他的信徒做过这种承诺。有“基督徒”认为有这种承诺，我们只能说他至少没读懂《圣经》。当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人的关注不在天上，而在地上。道理其实很简单，正如我们看外在的世界，总会发现眼球的聚焦如果不在远方，就在近处，不可能两全其美。
& & &边沁、密尔主张的“功利主义”看似超越、看似崇高，在《圣经》的实际叙述中，因为拒绝了基督的“永生之道”，仍然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
& & &如今，在中国的民间团体中，哪有能力如高校学院那样悠然自得地讨论“功利主义”？桑德尔那种“正义”话题的大规模专业性讨论，别说在温州等城市不会发生，在北大清华也越来越是一个理想。那么结果可想而知，中国的“功利主义”计算，必然沦落为“拜金主义”。
& & 商人们组成的“工商团契”将传统的基督教会带入了巨大的试探。用一些牧师的话来说，教会不仅要和外边那些不信的人争论基督是否存在，如今还要和教会内部那些“受洗的慕道友”讨论基督实际要基督徒关注什么做什么；有一个无形的力量正在试图瓦解基督教会。
& & &因此，“中国的基督徒商人”组成的“工商团契”与其说是一群基督徒的聚集，不如说是一群既想谋求“永生”又想在地上拿到好处的人所组成的“熟人”或“半熟人”化了的“小圈子”。“熟人群体”和“半熟人群体”是社会学词汇，意思是他们还没进入现代性，通往“契约规则”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规则”还有很远的路途需要行走。
& & &我们不想在道德等层面讨论这个群体，而是希望在制度经济学上加深对这个话题的探讨。由于中国各种“基督教会”和各种形式的“工商团契”难以注册为法人，这些小共同体走的是“非正式组织”的路子。若大家都坚持正确的信仰，问题即便发生仍严重不到哪里去；一旦信仰组织成为功利主义平台，无非是否民主法治，总会出现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 & &温州借贷危机正是借着这样的小圈子而加速蔓延的。我们做过不完全的调查：据说2011年借贷危机的时候，温州90%的“教会”卷入了借贷危机，某些“教会”90%的“信徒”卷入了这种民间高利贷危机，甚至有“牧师”欠了几千万的账款试图要求教会帮忙还贷。
& & &信仰清晰的民间共同体有利于新游戏规则的培育
& & &韦伯所说的“新教”进入中国，如果从1807年马礼逊访华开始算起，已经走过了两百多个年头。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普通民众不难见到的生活方式。
& & &即便在西方世界，除了政教关系后来借着民主法治而走向相对平和，一些活跃人士把教会当成工具和教会内外的诸多矛盾，都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 & &《圣经》说，外在地，“空中掌权者”与基督的争战不会因为制度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内在地，肉体和情欲也常常引诱人犯罪。由此，核心关注要清晰：不要把组织化的“有形教会”当成满足地上目标的工具，而是要在基督的独特救恩中认识到教会在福音中的属灵使命。
& & &对中国来说，还有较之西方世界更为复杂的问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导致不稳定”。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好民间宗教信仰的公共参与这一老大难问题。近代中国更是在这个命题上打了场大败仗。
& & &基督教应该保持特色。有着两千年传统的基督信仰，如果因为缺乏核心关注而不讲实证，就容易退化为各种形式的打着“十字架”标签、却与经典中的十字架毫无关系的民间宗教。
& & &今天，就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范式而言，体制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上也是80年代“四个现代化”之后的一个升级版。这个升级版正视了国家治理的政治性，其前后背景正是民间对政府的“压力政治”以及作为回应的“维稳政治”。
& & &如果说基督教会仅仅以传福音为使命，教会内外的争论容易限制在属灵层面。一旦“教会”过分关心地上的福利与世界的改变，就会卷入到与各种群体的利益冲突之中去。利益冲突很容易演变为政治社会学中的“群体性事件”。我不想在这篇文章中探讨这种事件的制度化解之道，而是试图指出，中国体制内外，在目前并没有找到和平化解这种冲突的常规机制，甚至普遍没有做好将这种冲突的良性化解提上议事日程的准备。
& & &就此而言，具有多重关注的“工商团契”如何转型，以及教会在未来如何克服“工商团契”的这种危害，政府如何理性地面对这些“新事物”，在这个社会组织日益多样化、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的时代，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理论的紧要话题。
& & &进一步地，相关逻辑更加清晰：对转型中的中国来说，以“永生之道”回应地上的躁动不安，核心关注清晰可见的基督教会及其“工商团契”有利于现代性的游戏规则的确立；反之，一旦这个群体随波逐流，地上的争斗就会无边无际地开展，以致教会内外承受双重损失。
【登于日《时代周报》；见报稿3000余字，网址为
；同时推荐《从社会管理创新看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刊登于日《凤凰周刊》），见刊标题为《如何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网址为&】
（作者系&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社会管理创新看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
见刊标题：如何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 & 当前被认为与国家稳定息息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之中，有一种颇为特殊的人民内部矛盾，即制度外人民内部矛盾，较为集中地体现为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治理困境。有必要探讨如何社会管理创新，理性对待以基督教家庭教会为代表的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只有制度化民主和制度化自治，才能积极地“化解社会矛盾”。
　　一、基督教家庭教会本质上属于制度外人民内部矛盾
　　基督教问题从来就不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既不能说是敌人，又算不上核心的“自己”。基督教是个边缘话题，它从属于中国革命逻辑。只有当执政党基于自己的革命激情，要在全国建立纯正的意识形态信仰之后，基督教才显得更加重要。这样中国就成立了与西方教会决裂的、接受执政党直接领导（包括政治领导、组织领导，也包括思想领导）的中国&“三自”（自治、自传、自养）体系。
　　出于特定的理解，一些信徒认为，共产党是应该被尊重的，基督徒理应接受共产党的执政，但是拒绝顺服其无神论体系。他们认为“三自”是政治组织而不是属灵机构，拒绝接受“三自”组织的登记和管理。为此，他们在家里聚会、读经、祷告、做礼拜。由于聚会模式，这样的教会被称为“家庭教会”（House&Church）。
　　由此，中国执政者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复杂的人群：这个人群不是自己的核心力量、不是政权的基础、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可是这个群体在政治上也并不以自己为敌。他们从不倾向主动给政府带来任何敌对性的政治活动，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甚至不参与任何群体性事件。教堂被拆毁，因为《圣经》要求“爱你的仇敌”、“为掌权者祷告”、“为压迫自己的人祷告”，他们没有任何积极的肢体抗争。在社会治安、慈善救济等方面，他们系统地为政府分忧解难。
　　官员开始对基督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国社会也开始惊讶地发现，“三自”发展成一个为了控制而控制的既得利益群体：它们对基督教的管理，越来越不再主要是基于宗教价值观的考虑，而发展为对教会财产和“十一奉献”的觊觎。
　　截止到2008年秋天，根据政治社会学家于建嵘学术团队长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的分析，“西方有一些宗教组织，说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亿二千万，国内也有一些家庭教会说它有八千万，七千到八千万，根据我们的调查，大约四千万左右的这样子，全国的基督教徒应该在七千万左右”。几百万个未登记的家庭教会，政治学家李凡强调，是中国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也有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
　　这些数字是否符合事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只有一个数字是朝野共同承认的，那就是中国的基督徒人数至少不低于2305万。数字是&“三自”所提供的：那些被称为“未登记教会”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信徒不被计算在内。这意味着，家庭教会困境的治理，变相地被推卸给了国家公安部门和安全部门。
　　在今天，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非法生存”，让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起来。在人们司空见惯的制度内人民内部矛盾（例如党内矛盾、城乡矛盾、东西部矛盾，等等）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制度外人民内部矛盾，相应地，基督教家庭教会则是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传统的分化瓦解、取缔消灭基督教教会的方式不再奏效。面对涉及到数千万人、可能数百万个教会的庞大社群，政府感到左右两难。
　　二、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问题呼唤社会管理创新
　　多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构因素有助于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一，有限开放的中国只能实行“分类控制的维稳体系”，大量的被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事件，以及制度内各种更具爆发力的结构性问题，转移了政府控制的激情；第二，&“三自”具有二元性（同时接受无神论体系），两种教会之间存在诸多模糊地带和过渡地带，“三自”反而是家庭教会与政府之间的防火墙。
　　《人民日报》下属《环球时报》4月26日的“社评”也表达了体制的这种复杂心态：“基督教近年在中国发展很快，各地出现大量‘家庭教会’，他们普遍游离于社会原有的宗教管理系统之外。由于宗教自由受到中国宪法保护，‘家庭教会’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对于该怎么对待这一现象，政府一直很谨慎。……彻底解决它并不容易，很难‘一刀切’，这当中‘家庭教会’自己的行为方式很重要，如果它专注于宗教信仰，高度重视不与社会发生冲突，行为低调，就容易得到理解。相反，它就有可能给宗教管理制造麻烦，而这种麻烦也会绊住自身。”
　　《环球时报》含蓄地提出了分类控制的维稳体系。如果承认社会乃是确定的系统这个基础话题，就会发现，分类控制意味着分类开放。关键是看开放的数量。引用哈耶克的逻辑来说，从分类控制的外延变迁来看，我们能看到中国社会自由自生自发秩序的逐步拓展。制度外人民内部矛盾和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的出现，既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又给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如何促进社会稳定，2009年年底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所强调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系统思想体现了强烈的官方诉求。似乎可以这样总结：“社会矛盾化解”是宗旨和目标，“社会管理创新”是政策和制度保证，“公正廉洁执法”则是对公务员群体、尤其是对政法系统的要求。
　　这是建设性指导思想，关键是落实并确保执行过程中不走向反面。具体到基督教&“三自”体系的变迁及其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成因和后果来分析，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能够在政教关系理解上做到“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这8个字的指导思想能够给我们一些极富建设性的丰富联想和系统探索的启迪。
　　三、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系统化的执政理性
　　宗教制度的基础原则和基本方向就是制度化民主和制度化自治。制度化意味着原来不被制度所保障和吸纳的，应该被制度所保障和吸纳。原先在“三自”体系外被认为是非法生存的家庭教会及其聚会点和相关教育机构，既可以在制度内予以登记(注册)乃至备案。登记（注册）、备案各有其内涵：登记(注册)意味着政府批准了才被认为是合法的；备案则意味着教会可以合法地制度外生存。
　　中国的社团管理实行“双登记制度”。宗教组织必须经宗教事务局批准，例如以“三自”为主管部门。这是家庭教会矛盾的成因。社会管理创新呼唤授予基督教家庭教会独立的“法人”地位，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注册，而不需要申请其他部门为主管部门。一定有某些学者指出，这意味着授予其他类型的NGO同等的制度准入条件。事实上也未必；对宗教部门适度进行制度倾斜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本来，根据国际社会通行的宗教制度安排和中国宪法所强调的“依法治国”和“人权保障”条款，基督教教会只要采取备案制即可。基于这个制度精神，当前诸如“教会聚会点不能‘私’设”、传统的对家庭教会成员进行“转化”（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公安机关）、党政机关甚至介入教会神学和信仰理解的是非判断等工作方法，由于并不具有宪法意义上的正当性，已经逐步被国家有关部门放弃。
　　当然，制度内人民内部矛盾，呼唤更加人性化的决策智慧和工作理性。有些地方采取居委会参与的邻里监督办法，甚至动辄将基督教传道人和平信徒遣返回原籍，或者通知工作单位从派出所领回因宗教活动而被问话的平信徒。由于官民信息的不对称和政策理解的多样性，这些粗暴的办法必然加大了社会矛盾。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须承认，这是一种“两害相权”可以“取其轻”的做法。即使制度暂时不能创新，社会管理可以创新，哪怕相关人员力所能及地人性化对待制度外生存的公民，也是对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一个积极促进。
　　这也对基督教教会来说提出了合乎信仰纯正性的要求。即使问题暂时没有解决，只要坚持信仰恒久忍耐，一个将“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和“政治文明”写入宪法的政府，对基督教发展即使有不安也不会情绪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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