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英雄于连
500多年前的一天晚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中心广场上闪烁着五光十色的灯火，全城的人都跑出来唱歌跳舞，欢庆自己打败了外国侵略者。钟声、礼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交织成雄壮的乐曲，在首都的上空回荡。就在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残敌悄悄溜进了市政厅的地下室。地下室里放着许多火药，只要一颗火星溅到火药上，就会引起爆炸，城市将毁于一旦。残敌堆好炸药，用一条导火线接上，一直伸到外面的院子里，点上火后慌忙溜走了。着了火的导火线，正“咝咝”地向地下室延烧进去，谁也没发现这危险的火花。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正在危急关头，偏巧有个叫于连的小男孩到小院里玩耍，他在墙角边发现了闪着火花的导火线，燃烧的导火线正在一寸寸变短。他知道地下室里有火药，并且在战争中懂得了导火线在火光中变短是怎么一回事。他想去用水扑灭，可这里没有水，到远处去打水已经来不及了，就是跑出去喊大人来，恐怕也已救之不及。正在危急时刻，小于连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跑到墙角边，朝导火线上撒了一泡尿。真灵，这泡尿竟把导火线浇灭了。一场灾难消失了，布鲁塞尔城在顷刻间化险为夷。
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小英雄，他的名字叫于连。
于连实际上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他是一个有产阶级的独子，在一次欢庆的人群中走失。几天以后，当他被找到时，正在做着他每天都做的事，撒尿。
也有另一种更为人们乐于接受的说法，小于连在十五世纪外国入侵者点燃炸药引线，准备炸毁布鲁塞尔时，他在黑夜出来撒尿把导火线浇灭。挽救了布鲁塞尔，使它免遭毁灭。
这个传说中的小英雄被后人感激、敬佩，在1619年他们铸造了一座铜像，纪念这位布鲁塞尔市人们心中的英雄。
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大广场旁，有一条古老的砖石铺路的小巷，在巷子的中间地段，有一座高约50公分的小男孩铜像，它就是小于连。这个享有布鲁塞尔第一公民美誉的小于连，头发卷曲蓬松，胖胖的小脸上鼻子略向上翘，嘴上挂着调皮的微笑，一丝不挂，旁若无人地站在那里撒尿。
他的脚下是当时供布鲁塞尔市民取水的泉眼。
到了布鲁塞尔的游人，除了必去看望小于连外，还一定要去参观他的服装展览馆。
从1696年荷兰总督为他制作了第一套服装开始，世界各地到此参观游览的人送给小于连的服装多的不计其数。他大概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拥有服装最多、款式最全的人了。看看那一件件、一套套的精工细做的漂亮服装，你会赞叹不已。精美的服装是小于连的个人财产，也是服装设计师的艺术杰作啊！
不仅如此，这个小英雄还每逢节日，便着盛装。遇有外国国庆时，他定会穿上该国的民族服装。在1979年布鲁塞尔建城一千周年的庆典时，北京市白介夫副市长还赠送了他一套中国的民族服装。
在漫长的岁月里，小于连的铜像曾多次被盗，但历经周折还是回到了布鲁塞尔市。他几乎成了布鲁塞尔的象征和守护神！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心广场附近的“埃杜弗”街口，有一座引人注目的
“撒尿小童”(Manneken Pis)铜雕像[1]。这个小孩蓬松的头发，翘翘的鼻子，光着身子，笑眯眯地站在一个约2米高的大理石雕花台座上，旁若无人地在撒尿。他的“尿”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息地浇注在下面的水池里，他那天真活泼的姿态，栩栩如生的神采，十分逼真，惹人喜爱！这就是被比利时人民称誉为“布鲁塞尔第一市民”的小于连(Juliaant)。据传说，14世纪时外国侵略军准备炸毁布鲁塞尔这座城市，小于连急中生智，用一泡尿浇灭了正在燃烧的导火线，从而挽救了布鲁塞尔古城，使全城百姓幸免于难。比利时人民将小于廉引为自豪，盛赞他那勇敢机智、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 　　另一个传说中他是布莱邦特(Brabant)公爵高德福莱德二世(Godfried II)。1142年，这个两岁领主的部队与格利姆伯根(Grimbergen)领主博施奥茨(Berthouts)的部队作战。他的部队把这个婴儿领主放在篮子里吊在一棵树上以激励己方战士。在这个篮子中，小领主向着敌人撒尿。战斗以敌军的失败告终。
据今五百多年前，有一次，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百姓们与入侵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战胜了侵略者。
就在人们欢庆民族战争伟大胜利的时候，没想到，一个潜藏着的敌人趁大伙儿麻痹，悄悄潜入市政厅地下室试图搞破坏。当时，市政厅地下室正好堆满了武器炸药。他见四处无人，便放好炸药包，点燃导火线跑掉了。
他刚走，一个叫于连的小孩子便来到地下室玩，他很快看见了燃着的导火线。情况万分火急，找人已经来不及了，他急中生智，赶紧撒尿淋湿了导火线，扑灭了火花。
布鲁塞尔人民后来知道了，特地请艺术家为他塑了一尊裸体撒尿铜像，以表彰和纪念这位拯救城市和人民的民族小英雄。300多年来，小于连收到人们赠送的服装已有800多套了。1979年布鲁塞尔建成1000周年之际，北京市向于连赠送了一套汉族对襟小褂；2006年，为欢迎中国航天员费俊龙一行到访，于连穿上了印有五星红旗的“中国航天服”。
日，小于连又穿上了由中国浙江省海宁市赠送的皮质中国传统服装。这款点缀着“五福托寿”图案的“中国红”真皮唐装是于连接受的第819件服装。代表布鲁塞尔市政府接受唐装的“比利时小尿童之友协会”主席范登豪特表示，这件带有浓郁“中国红”特色的唐装是于连所收到的最漂亮的服装之一，它是中比友谊的最好象征。
专程从上海赶到布鲁塞尔出席赠衣仪式的比利时驻上海副总领事米思诺认为，在中欧合作进一步广泛和深入之时，这件中国唐装的到来具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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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京都“令氏豪宅”持有人亮相日 18:56 来源于
传闻中李友送给令计划儿子令谷的两栋“价值5亿美元的京都豪宅”，实际持有人为前摩根士丹利香港公司董事总经理张颂义夫妇
京都东山区下河原通高台寺河原町的“润心庵”附近，有条狭窄的石板路，被称“石塀小路”。 陈立雄/财新记者
【财新网】（记者 陈立雄
元月初，大雪之后的日本京都很冷，但仍吸引了很多来自亚洲和西方国家的游客。
　　位于京都东山区下河原通高台寺河原町的“润心庵”附近，有条狭窄的石板路，被称“石塀小路”，保持着大正时代初期街头的风貌，现在到处都有高级饭庄、酒馆和旅馆。京都市将这个地区制定为“传统建筑物保存地区”，房屋原则上是两层。这一带地处京都东北，毗邻以风景闻名的清水寺，很多人来这里拍照或拍摄电视剧。
　　一个月前，“润心庵”引起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源于一篇“细节丰富”的网文：集团CEO“给与令谷在日本京都花3.8亿美元买了两套豪宅”“目前市场价值超5亿美元”；在2012年3月令谷出车祸之后，“大约一年前”，李友将其中一栋豪宅从令家转给另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孩子及小舅子，“这两人居然用真名与李友女儿一起通过三层信托架构来持有”。谷丽萍和令谷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妻子和儿子。令计划已于日因涉嫌严重违纪遭到调查。李友也于日被司法机关带走协助调查。　　这篇文章先是刊载于部分海外华文网站，并迅速在国内微博微信圈流传，还附有数张这两处房产登记薄的照片，显示该房产为一家名为Beansprouts Junshin-an Limited（润心庵）的公司2012年购买。
　　2015年元旦期间，财新记者到实地探访，看到两处住宅为相邻的两栋二层木质楼房。其中较大的一栋上挂有“润心庵”的名字，而另一栋较小住宅门旁的信箱上，则有“Mui Bing How Tammy”的名字。
　　财新记者检索到，“Mui Bing How Tammy”和一位名为Zhang Songyi的人士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注册有一家名为Woo Foong Hong Limited的离岸公司，两人分别担任这家公司的董事。另外，ZhangSongyi和Mui Bing How还在BVI共同设立有离岸公司Pharma Equities Limited。
　　财新记者进一步检索发现，Zhang Songyi即是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的知名人物张颂义。现年59岁的张颂义是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曾担任摩根士丹利香港公司董事总经理，和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企业合并、收购、重组及剥离部门的董事总经理，他还曾是保利协鑫（03800.HK）、龙源电力（00916.HK）、尚德电力(NYSE：STP)、中国再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00987.HK)以及新浪网（NASDAQ：SINA）的董事。
　　“那两栋房子是我们买的。”日，张颂义在电话中告诉财新记者，Mui Bing How即是自己的太太，中文名为梅冰巧，“那个Beansprouts Junshin-an Limited是我们两人共同持有，梅小姐是唯一的董事。公司是通过BVI的注册登记公司Portcullis Trustnet注册成立的”。
　　张颂义透露，房子是他们直接从一位90来岁的日本老先生里买的，“这位老先生和孩子在神户有公司，他们把房子抵押出去了。在我们买前一两年，他们要把房子拍卖，底价好像是6亿日元左右，我们和他谈了很长时间，最后不到3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2400万元人民币)买的，他们拿到钱之后还款，解除了抵押”。
　　张颂义介绍，是一个日本朋友向我们介绍的这个房子，这个日本朋友是京都一所大学的艺术教授，他经常在东京、京都，对当地比较熟悉，“当时推荐给我们的价格不到4亿日元”。
　　张颂义称，由于夫妇二人不懂日文，所以与那个日本朋友签署了委托书，委托他去找律师办理的具体手续，“那个Beansprouts Junshin-an Limited是我们为了买这个房子注册的”。
　　“这两个房子是在一个房产证上，上面有两个号。其中一个比较老，还曾是保护文物，另一个比较破旧，原房主改造重建了，重建时用的材料还比较好。现在是一个门牌，前后门，前面是新房子，后面是老房子。”张颂义表示，自己和太太每年都去京都，就住在那里。平时请个老太太帮助打扫照料，一周去一两次，房主的太太也会去照料。
　　张颂义所说和财新记者在京都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一致。一位京都当地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原来“润心庵”不对外开放，是每天私下邀请少数客人的高级旅馆，据说前首相森喜朗也来过。现在虽然仍在牌子上有“润心庵”的名字，但这家旅馆两三年前已停止经营，现在有中国所有者将这个房屋当作别墅，每年只有几次来住。
　　财新记者查到的房产登记信息显示，这桩交易的时间确实发生在日。两个房屋均是木造两层，总面积分别为197平方米和89平方米。
　　197平米房子的分类是旅馆，持有人是View Max，应该是老先生及其孩子的公司。一楼是108.22平米，二楼是89.01平米。2003年新建。日被京都市政府扣押，本次交易后抵押权被抹掉。
　　89平米的房子分类是店铺，木造瓦顶，一楼是46.28平米，二楼是42.31平米，附属的卫生间是4.95平米。1990年代两次被当地政府扣押。2002年由松本初子购买了这个房地产，本次交易后抵押也解除。财新记者根据房产登记薄上松本初子留的地址，找到了松本初子的家，她承认听说了有关自己原房产的说法，有很多人问过她，她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
　　张颂义则称在财新记者联系他之前，并未听说有关自己房产的传言。他称自己多年前在某个会上见过李友，但不知道郭文贵是谁，和他们的公司也没有合作，所谓“三层信托持有”的说法是“胡说八道”。
　　张颂义1956年出生在香港，1985年耶鲁法学博士毕业后，先是供职于美国美邦律师事务所，1993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主要做电力、基础设施，曾任副总裁、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联合部门主管。2001年离开大摩后，还曾以合约形式留任高级顾问。
　　2002年1月，张颂义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了Mandra Capital（曼图资本），并在国内其熟悉的电力和能源行业进行了多笔投资，比如曾拥有13.8%的旭光资源股份（00067.HK）和9亿股保利协鑫股份，并在多家公司担任董事。目前他仍是新浪和龙源电力的董事会成员。
　　2011年广东的冠昊生物（代码300238）登陆创业板，上市前在香港注册的华翘国际有限公司持有650万股占10.64%，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股东为SIG Capitall Ⅱ Limited，这是一家在英属维尔京岛注册成立的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张颂义夫妇的Pharma Equities Limited是股东之一，占8.92%，由三名持新加坡护照的投资人Yao Liang、Wei Qing和Jiang Jianmei成立的We Light Investment Private Limited占股7.69%。
　　张颂义称，自己只是SIG Capital的一个小出资人，对其他出资人情况不了解。■
【反腐周记】年终反腐大戏 令计划韩学键孙鸿志入笼日 19:06 来源于
上周，中央纪委推出年终反腐巨制，共有一位副国级、两位副省部级官员落马。反腐风暴的持续推进，既表明了决策层切除腐败毒瘤的决心，也令现存体制的痼疾更加彰显，铲除腐败土壤的需求更为迫切
【财新网】（记者
一、年终猎狐 令计划冬至
　　12月22日，冬至，落马。
　　当晚8点，新华社发布了令计划落马的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则年终反腐的重磅消息，早在两年多前的某个凌晨就已开始酝酿，但当飘荡已久的靴子终于落地，仍一石激起千层浪。
　　令计划落马早在2012年8月就有端倪，其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他突然由中央办公厅主任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有消息人士透露，令计划本有希望进入政治局，突然转至相对不那么重要的统战部，说明其政治生命出现重大转折。
　　今年以来，令氏家族的故乡山西出现“塌方式”腐败，多名与运城有交集的高官落马。自2014年2月原山西省人大副主任开始，山西省一共有七名现职副省级官员及一名调职至中央的省级干部落马，其中三位为运城籍（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一位曾在运城为官（原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白云）。（详细报道请见《》）
　　随后，这把大火烧到令氏家族门口。今年6月19日，令计划的二哥、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被查，10月，令计划的幼弟、北京商人令完成也被有关部门带走；令计划的养子、已故大哥令方针的儿子令狐剑出走海外。
　　四面楚歌之下，令计划继续出席各种场合，但频频亮相仍不能令其得以保全，终难逃冬至一劫。
　　今日（12月29日），2014年第50期财新《新世纪》重磅推出封面报道《》，聚焦令计划、令政策、令完成，力图完整呈现令氏三兄从山西平陆走出以来，数十年的上升轨迹，与最终到来的向下转折。
　　令计划是半年来被正式宣布遭受组织调查的第四位国家领导人，此前三位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从权势上看，曾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令计划排在他的政协同事苏荣之前，与执掌军队政治大权的徐才厚差可比拟。
　　岁末年终，反腐大戏高潮迭起。本期财新《新世纪》社论指出，“反腐风暴”持续推进，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的落马，表明了决策层切除腐败毒瘤的决心。但高层腐败分子曝光，也使现存体制的痼疾更加彰显，铲除腐败土壤的需求更为迫切。2015年的改革必然伴随着反腐的深化，这势必要求执政党切实推进法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的源头。反腐为改革清路，而反腐成果也需改革来巩固，这正是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东北打虎战正酣 大庆韩学键被查
　　东北打虎激战正酣，12月22日下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被查。继隋凤富之后，一个月内黑龙江又一“副省级”落马。
　　回顾其仕途，韩学键从黑龙江省商业厅财会处科员起步，先后从事商贸工作22年。2002年10月起开始到地方任职，先后任齐齐哈尔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两年后，韩学键被调往邻市大庆，历任副书记、代市长、市长，2008年2月接替改任副省长的盖如垠正位大庆市委书记，并于2010年7月成为黑龙江省委常委，进入副省级官员行列。
　　韩学键已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第61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此前，在席卷全国的反腐浪潮中，东北三省一直拍苍蝇多、打老虎少。直到今年7月，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陈铁新被查，首位省部级“老虎”才浮出水面。
　　随后，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黑龙江，笼罩在黑土地上的乌云被逐渐拨开。农垦系统成为了首当其冲的重灾区，据中央巡视组反馈称“有的地方和单位党政一把手连续发案，农垦、森工、煤炭系统及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领域违纪违法案件频发。”11月27日，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隋凤富被查。
　　与此同时，齐齐哈尔和大庆也相继成为为了黑龙江反腐的风暴眼，在韩学键之前，齐齐哈尔已有两位市委原常委落马，分别是原书记杨信和原秘书长邓晓军。
三、中央纪委“起床打虎” 工商总局副局长落马
　　中央纪委又出“起床打虎”新招。12月26日6时55分，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通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孙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此前，中央纪委官网“周五打虎、周一拍蝇”模式已被人们熟知。在央视播出的专题片《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正风肃纪纪实》中，中央纪委也已坦承这一规律，称（其网站）“巧妙地运用传播规律，坚持在一段时期里相对较多地在每周五公布最新案情”。
　　孙鸿志是一名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的“65后”副部级官员。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孙鸿志今年49岁（出生于1965年9月），拥有工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
　　他从1986年7月担任长春煤炭科学研究所自动控制室研究人员、助理工程师，到2006年3月任吉林省煤炭工业局局长，前后在煤炭领域工作近20年。2013年5月，孙鸿志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广告监督司司长升任现职，成为“65后”的省部级官员。
　　中共十八后，国务院部委的反腐暴风眼一直在发改委、国资委，而同样握有重权的工商总局则较为平静，孙鸿志落马是国家工商总局被打的第一虎。■
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约翰·克利斯朵夫》日 20:23 来源于
克利斯朵夫并不是为平民利益奋斗的英雄，也不是圣女贞德那样出身平民的民族英雄
【】（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米琴）《约翰·克利斯朵夫》（1912）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荣获诺奖的小说。翻译家傅雷在抗战时期将其译成中文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文革中，这部小说被批宣扬个人奋斗而遭禁，可青年学子们或从图书馆“偷”或从私人处借，争相传阅。
　　那时，最让一些青年震惊的，是克利斯朵夫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特别是小说中的这段话：“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克利斯朵夫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深深影响了那时中国青年中的思想者。
　　克利斯朵夫对彼时中国青年的另一影响，是其对“有闲青年”的鄙视。他认为，他们“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生存的意义，怕工作，怕孤独，永远埋在安乐椅里，出了咖啡馆，就得上戏院”。而他每天都要想自己为“不朽的生命做了些什么”，不想让每一天白过或糟蹋掉。
　　当代中国青年如果读这部小说的话，最惊讶的恐怕是克利斯朵夫对金钱的鄙视。他出身贫寒，母亲在富人家帮佣。小时候，他穿有钱主人小孩的旧衣服遭嘲笑，因为是“穷小子”而受尽侮辱。可是，他并没想成为一个有钱人，反而还特别讨厌远亲中的一个暴发户，甚至对他脸上啐了一口。克利斯朵夫从小就梦想成为一个英雄。
　　早期西方文学中的英雄几乎都出身贵族，但“英雄”的涵义不尽相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均为贵族首领，最著名的有英勇善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阿基琉斯，以及用智慧战胜神妖灵怪，经受住各种精神考验的俄底修斯[注1]。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俄狄浦斯王勇于追寻真相，敢于担当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那是他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铸成的[注2]。另一位英雄是贵族妇女安提戈涅，她以自己生命为代价挑战独裁暴君的权威[注3]。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英雄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哈姆莱特王子[注4]。而模仿骑士英雄的堂吉诃德也是乡村贵族，他那位平民出身的跟班桑丘就没有什么英雄的情怀[注5]。浪漫主义时期流行“拜伦式英雄”，而拜伦本身就是男爵。雨果笔下的冉·阿让出身社会底层，可与其说他是英雄，不如说他是圣徒[注6]。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里的主人公毕巧林也是贵族青年[注7]，而《红与黑》中出身平民的于连，其英雄梦被上流社会彻底粉碎。不过，在临死前，他表现出真正的英雄气概[注8]。
　　克利斯朵夫的平民形象和于连的不同。于连虽然衣履寒酸，但有俊美外表；克利斯朵夫不仅相貌偏丑，还不修边幅，没有教养，举止粗鲁，不讲卫生。可是，他不像于连那样在贵族面前时时敏感于自己的“平民”身份，并因此而自卑。相反，他在精神上比贵族还自傲。他在给那位不允许自己女儿和他谈恋爱的贵妇人的信中说：“我没有权利爱你的女儿。可是我的心要爱什么人，世界上无论什么也阻止不了；即使我没有你的门第，我可是和你一样高贵。唯有心才能使人高贵：我尽管不是一个伯爵，我的品德也许超过多少伯爵的品德。”
　　克利斯朵夫有非凡的音乐天才，这使他能为音乐中的“伟大的灵魂”所感动，从而产生出一种崇高的精神，也就是对至善至美的追求。艺术在他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把艺术比作“罗盘针”，“外边尽管是狂风暴雨，它始终指着北斗星”。他对艺术家的价值也有最高级别的肯定，比如视“莎士比亚和贝多芬”为“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生命的灵泉”，而且认为“应当由艺术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
　　当然，他崇尚的是“最高的艺术，名副其实的艺术”。这种艺术“是一颗向无垠的太空飞射出去的彗星”，“总是力，总是火，是天上闪出来的电光”，像太阳一样是战胜黑夜的生命。他极鄙视那些以娱乐为目的的低级艺术。因此，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发觉了德国艺术的谎言”，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发表对媚俗的艺术的激烈批评，开始与艺术界的腐败现象进行斗争。他振臂疾呼，想把一般群众从麻痹状态中唤醒。
　　他的斗争对象除谎言和庸俗之外，还包括奴性、偏见等。他感到如果有志之士不起来奋斗的话，“人类以几千年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要崩溃了”。他就像背水一战的勇士般告诫人们：“决不能怀疑你所信为善与真的东西。凡是你相信的，你都应当保护。不问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切不可退让。在这个世界上，最渺小的人和最强大的人同样有一种责任。……别以为单枪骑马的反抗是白费的！敢肯定自己的信念就是一种力量。”
　　然而，克利斯朵夫从没反抗社会的不公，他并不是为平民利益而奋斗的英雄。他的斗争对象之一是“公众的愚蠢”，主要是为公众的精神健康而奋斗。他并不认为平民阶级比其它阶级更先进，甚至还聚焦其弱点：“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这样。他们一忽儿如醉若狂，说得天花乱坠，一忽儿垂头丧气，心灰意懒。他们抱着极大的，毫无根据的幻象，不是自己苦心孤诣创造出来的，只凭着把他们带到下等酒店去的懒惰的习气，从别处现现成成接受来的。无可救药的思想的懒惰，原因太多了：好比一头困惫不堪的野兽，只想躺在地下，消消停停的咀嚼它的食料，做它的梦。梦消灭以后，只有更累，更觉得口干舌燥。他们老是没头没脑的捧一个领袖，过了一晌又对他猜疑，把他丢掉。最可叹的是他们并没有错：一个又一个的领袖都是被功名，财富，和虚荣勾引得来的”。
　　在对待平民革命、工人运动上，克利斯朵夫有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象克利斯朵夫那样的艺术家，良心上不能不拥护劳工的政党。不公平的社会情形，贫富的悬殊，使脑力劳动者感到的痛苦比谁都深刻”。商业化社会对艺术家的腐蚀和摧残也使他向往一个新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艺术家享有充分的津贴，其作品不再与金钱挂钩。他说：“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并不值一百万。一笔钱跟一件艺术品根本是不相干的；艺术品既不在金钱之上，亦不在金钱之下，而是在金钱之外。”而非商业社会恰恰是当时劳工政党所宣扬的社会。
　　另一方面，作为有独立思想的艺术家，他又不愿与任何党派沾边。当有人问他支持保守派还是激进派的工人组织时，他回答说：“只要你们只关心物质的利益，你们就不会使我感到兴趣。等到有一天你们为了一种信仰而奋斗的时候，我一定跟你们联合起来。要不然，大家为了肚子而拼命，我来干什么？我是艺术家，有保卫艺术的责任，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我们的职司是要救出智慧的光明。”
　　一些领袖人物把平民运动当作猎取权位的手段，以及在理论上宣扬暴力，都让克利斯朵夫痛恨。此外，他一接触“工团组合——那些弱者的可怕的联盟，他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便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这般需要把彼此缚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他甚至不同情弱者，因为“他既是从穷苦与孤独中间挣扎出来的，别人为什么不照样的做？” 他似乎没想到，人与人之间存在能力、智商等等方面的差异。
　　作者说克利斯朵夫没有“遗传的救世精神”，是“平民式的头脑，认为将来仍旧逃不出过去的一套”。不过，归根结蒂，他是艺术界独立精神的象征，不可能加入任何党派组织。他信奉席勒的说法，“你和群众的关系，唯有斗争是不会使你后悔的”。
　　他也不是像圣女贞德那样出身平民的民族英雄[注9]，国家主义派的报纸甚至称他为“卖国贼”。他对德国音乐权威的批评，被国人指责为“冒犯那些为国增光的宗师”，“搞些诋毁民族的光荣，动摇人心的玩艺儿”。
　　作者指出，“一个人在精神上到了相当程度，就不再分什么民族，而对于邻族的祸福会感觉得象同胞的祸福一样亲切。”克利斯朵夫不仅关心自己民族的问题，也关心别国的问题。他看到巴黎艺术界的腐败情形也同样发出激烈的批评：“你们沾沾自喜的培养你们民族的病，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喜欢色欲，喜欢虚幻的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带去上鸦片烟馆。”而且，他“恨不得唤起整个民族的健全的力，使全法国所有的老实人都奋臂而起”。
　　克利斯朵夫对谎言的攻击，也是为了解除不同民族之间的误会。他认为，“各民族之间所以那么难于互相了解而那么容易彼此轻蔑，就因为有这些谎言作祟”。
　　他像一个受难的英雄，人们“怀着恶意取笑他，把他的思想歪曲，诬蔑，踩在脚下，把他变成小丑来制他死命”。小说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了坦白的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象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克利斯朵夫正是一个有勇气这样干的人。
　　小说也描写了英雄成长的过程。诗人奥里维的出现，显现出克利斯朵夫的“盲目的夸张”和“一相情愿的幻想”。在奥里维的指点下，他变得成熟多了。圣女贞德的故事，则使他认识到自己缺乏慈悲和善意。
　　晚年的克利斯朵夫成为有名气的作曲家，有众多粉丝，可不愿成为青年人的偶像。他对自己的成功毫不介意，而是等待“一种比以前更有力量的艺术”。他的义子奇怪“克利斯朵夫怎么能忍受那种精神上的孤独，怎么能跟艺术团体，政治党派，宗教党派，任何集团都不发生关系”。现如今，那些被美国教授马克·鲍尔莱因称为“愚蠢一代”(依赖社交网站的一代)的青年，怕是更难理解克利斯朵夫了[注10]。
　　实际上，小说中最出色的部分是对克利斯朵夫情感生活的描写。他对父母、男友、女友、情人、舅舅、外公等的感情，比他的奋斗还更感人肺腑。有如此丰富感情生活的克利斯朵夫，至死都没感到什么孤独。他觉得自己的心都已经填满了。
　　伟大的艺术是永恒的。坚守最高艺术理想的克利斯朵夫的英雄形象，也永远不会过时。克利斯朵夫的平民舅舅对“英雄”曾下过这样耐人寻味的定义：“我可不大弄得清什么叫做英雄；可是照我想，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
注1：参看作者的。
　　注2：参看作者的。
　　注3：参看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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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5：参看作者的
　　注6：参看作者的
　　注7：参看作者的
　　注8：参看作者的
　　注9：参看作者的
　　注10：Mark Bauerlein，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愚蠢的一代：数码时代如何使年轻一代变傻并危及我们的未来)，2009
仇富、羡富与拒富——《红与黑》中的于连日 18:18 来源于
那一枪彻底消灭了于连想飞黄腾达的野心，因此他也就大彻大悟了
【】（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米琴）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的小说《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是为很多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世界名著。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于连，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人物之一。他的仇富和羡富心理，在当今社会并不鲜见。不过，于连最终拒绝成为富人，甚至以死来对抗贵族集团，可能让很多当代人难以理解。
　　小说一开始，就交代于连有仇富心理：“对于上流社会，他感到的只是仇恨和厌恶。”他所以产生这种仇恨，有诸多原因。
　　首先，他出身贫困卑微，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歧视。在富人眼里，他只是“乡下人”或“木匠的儿子”，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贵族出身的市长，在决定请于连做家庭教师时就说：“我本来绝不会想到让木工的儿子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和他决斗过的贵族子弟，得知他的身份后，也“不愿意人家说他和一个木匠的儿子决斗过”。一位银行家的太太，甚至称他为“粪堆里出生的、傲慢无礼的小东西”。
　　于连的仇富心态，也和自卑心理有关。小说提到，“他极其看不起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如此不幸、如此遭人蔑视的可怜虫”，总在扮演“愤怒平民的可悲角色”。他的脸上也总有种“持续不断的自卑感带来的严峻”。最初，在市长的妻子德·莱纳夫人身上，他“只看见一个富家女”，因此不能体会出她对他的真心关怀，甚至还认为“她像对待一个工人的儿子那样对待我”。终于被她的真情感动之后，他仍缺乏自信：“可是我这样穷，这样没有教养，这样无知，有时举止这样粗鲁，怎么会激起这样一种爱情呢。”他感到自己没教养与举止粗鲁，都在和富人接触之后。不过，他的自卑感主要来自于家庭出身。一听到“出身高贵”这个词，他就在心里“升起一股憎恶感”。在其它方面，他则十分自傲。他才智超人，有惊人的记忆力，又是本阶层中少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所以，他认为自己有潜力成为一个大人物。
　　于连仇富，还因为他嫉妒富人。小说写道，他最初见到侯爵儿子时被迷住了，“甚至想不到因为他比自己富有高贵而去嫉妒他、憎恨他”。于连从小就想飞黄腾达，成为有权势、有地位的大人物。可是，他所在的社会，没有给他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他虽然在私人传授下受过教育，精通拉丁文，但因为缺乏社会关系和金钱而无法获得远大前程。而那些贵族特权阶层的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切。这使他忿忿不平。他曾感慨：对有钱人来说，生活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
　　十九岁时，于连开始有机会和富人的生活近距离接触。他先是做了市长孩子的家庭教师。在他眼里：“维里埃的市长当然一直是世上所有有钱的人和蛮横的人的代表。”在受到市长的侮辱后，他“对有钱人的极端仇恨”差点儿就爆发了。对于一些富人发不义之财，可还受到人们尊敬，他特别气愤。对那个收容所所长，他尤其痛恨：“对廉洁的颂扬多么动听啊！仿佛这是唯一的美德，然而对于一个自从管理穷人的福利之后显然把自己的财产增加了两、三倍的人，却又那样地敬重，那样地阿谀奉承！我敢打赌，他连专供弃儿使用的经费都要捞，而这些可怜的人的苦难是比其他人的苦难更为神圣的！啊！恶魔！恶魔！”
　　那时，于连还是一个正直的青年，希望为正义而战。他设想自己做了市长后会“怀着良好的愿望”，把“那些欺骗行为统统除掉！让正义在维里埃取得胜利”。可是不久以后，在那个竞争激烈、充满伪善的神学院里，于连很快就变得虚伪和工于心计了。
　　于连最大的变化，发生在为位高权重的侯爵担任秘书之后。他对富人的羡慕，也因为接触到巴黎的顶级贵族生活而达到高潮。一见到富丽堂皇的侯爵府，他就感到心醉神迷。有一次参加某个贵族家的舞会，看到那些不同凡响的豪华装饰，他赞叹不已，“几乎因激动而胆怯起来”。他对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爱慕，最初主要“建立在她王后般的举止和令人赞叹的打扮上。”她衣着的精致趣味和举手投足的优雅，都让他神魂颠倒。作者评论道：“可以肯定地说，一个聪明的乡下人攀上社会上层，最使他感到惊异的莫过于贵族社会的漂亮女人了”。
　　于连所在神学院的指导神甫，早就告诉他：“如果您想巴结权贵，那您必将堕入地狱，万劫不复。您可能发迹，那就得损害受苦的人，奉承专区区长、市长，有权有势的人，为其欲望效劳”。可于连到侯爵府后，很快就走上了这条“必将堕入地狱”之路。侯爵想恢复君主专制的政治理念，与于连的雅各宾派民主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可他却忠心耿耿地为侯爵效劳，还学会了利益交换。侯爵要他介绍他认识的一个人，他就提出给自己的父亲谋个职务。侯爵还夸他变成熟了。而于连也忘记自己当初想主持正义的愿望，无意之中办了一件不正义的事。开始他还大吃一惊，但很快就安慰自己：“这没什么。”他认为，自己如果想发迹，还得干出许多这类的事，“而且还得会用动人的漂亮话遮掩起来”。在神学院时，于连还“时常痛苦地自嘲”，自己的行为“不过是一连串的作假”。可现在，他对自己的任何不义行动都能找出借口，以使自己心安理得。他甚至得出结论，要达目的就得不择手段。
　　在小说中，与“发迹”或“财富”对立的是爱情。作者在描述德·莱纳夫人时说：“尽管她在那些以财产自傲并只对金钱利益感兴趣的人中间长大，爱情却已经使她的灵魂变得宽宏大量。”于连对玛蒂尔德动了真情之后，也常忘记自己“发迹”或“成功”的野心，甚至将生死都置之度外。在玛蒂尔德冷淡他的那段日子里，“他有好几次想到了自杀”。他对自己说：“让她爱我一个礼拜，仅仅一个礼拜，……然后我就幸福地死去。未来于我何干？生命于我何干？”在玛蒂尔德向侯爵公布了她和于连的恋情及结婚计划后，于连时刻准备着让候爵打死。
　　于连对玛蒂尔德的爱有虚荣的成分，而且在隐意识里也有侯爵怀疑的那种“向上爬的庸俗欲望”。比如，侯爵被迫承认于连和女儿的关系时，曾让于连当上了骠骑兵中尉。那时，于连就“已经盘算着三十岁当上司令官”了。可最终，于连在财富和玛蒂尔德之间选择了后者。在收到德·莱纳夫人被迫写的抵毁于连的信后，侯爵曾提出，如果于连“走得远远的，离开法国，最好去美洲，我保证给他一万利弗尔的年金”。于连丝毫没考虑这个能使他一下子成为富人的提议，而是立即采取了向德·莱纳夫人开枪的行动。这个行动赢得玛蒂尔德对他的加倍爱恋，但实际上也是自我毁灭的举动。因为玛蒂尔德和德·莱纳夫人的种种努力，于连本来可以不被毁灭，即得到无罪释放。可是，他坚持宣称自己有蓄意谋杀罪，还拒绝上诉，最终导致被判死刑。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一枪彻底消灭了他想飞黄腾达的野心，因此他也就大彻大悟了。他首先悔恨枪击德·莱纳夫人的行为。他本以为，她的信永远毁了他的幸福。可是，现在他不再想“当时孜孜以求的东西了”，对幸福有了新的认识。于连对德·莱纳夫人说：“我们在韦尔吉的树林里散步的时候，我本来可以多么地幸福啊，可是一种强烈的野心却把我带到虚幻之国去了。不是把这近在唇边的可爱的胳膊紧抱在胸前，却让未来的幻想给夺去了；我为了建立巨大的财富，不得不进行数不清的战斗……不，如果您不来监狱看我，我死了还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呢。”他认为自己曾“为了闪光的东西抛弃了质朴平常的东西”，而且他那时是“根据时代的风尚行动”。于连也对玛蒂尔德感到悔恨，因为他发现自己真正爱的还是德·莱纳夫人。他也意识到，德·莱纳夫人对他的爱比玛蒂尔德更纯更深，可她有丈夫和孩子。在当时情况下，于连和她的爱情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于连只求一死，最主要的还是他对整个社会感到彻底失望，而且不愿意再向贵族集团妥协。他说：“我爱过真理，现在它在哪里？……到处都是伪善，至少也是招摇撞骗，甚至那些最有德的人，最伟大的人，也是如此。”在法庭上，他向贵族集团宣布：“我本没有荣幸属于你们那阶级，你们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农民，一个起来反抗他的卑贱命运的农民。”
　　临刑前那段日子，于连最担心自己表现出懦弱。他想，如果他缺乏赴死的勇气，“对瓦勒诺们，对维里埃那些平庸的伪君子们来说，这是怎样的胜利啊！他们在法国势力很大，占尽了种种社会利益。至此我至少可以对自己说：他们得到了金钱，的确，一切荣誉都堆在他们身上，而我，我有的是心灵的高尚。”
　　瓦勒诺正是那个曾当过收容所所长的暴发户。他靠厚颜无耻和丧尽天良爬到省长高位，还被封为男爵。在那个腐败的社会里，金钱地位和高尚心灵处于对立状态，而于连最终选择了后者。■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双城记》的警句日 16:30 来源于
狄更斯警告的不是底层的农民或平民，而是社会上的精英
【】（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米琴）不久前，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影像展在上海举行的消息。可惜，报道对展览的介绍，都没转述原英文介绍中有关“人权”和“法国大革命”那一段。英文介绍特别提到，展名出自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开篇头一句，而小说则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介绍指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发展出来的人权思想，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中第一次得到政治表达。但是，尽管有良好的初衷，人权还是被压缩了，因为革命的核心既包含人类最好的思想和行为，也包含最坏的思想和行为。这一说法，正是受到《双城记》的启发。
　　自1859年问世以来，《双城记》发行了两亿多册。这部文学名著，直到现在仍广泛用做课堂教材。其中的名言也至今常为人们所引用，特别是小说的开篇。
　　小说这样开始：“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任的时代，那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奔天堂，我们都将直奔地狱……”。接下来，作者告诉读者，那个时代其实跟现在非常相象，可一些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其好，是用形容词的最高级；说其不好，也是用形容词的最高级。
　　《双城记》呈现的世界，是一个善恶交织、爱恨并置，智慧和愚蠢共存，光明和黑暗搏斗的世界。小说暗示，如果前者战胜后者，人类就能迎来希望的春天，就可能奔向天堂，亦即理想社会，也就是小说结尾处英国青年卡尔登的愿景：社会公平、法律公正、人性美好，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幸福等等。为爱情和友情做出自我牺牲的卡尔登，以及为伸张正义而身陷囹圄的梅尼特医生，正代表了人类的希望。
　　相反，如果人们像小说中描写的一些人那样以恶抗恶，以残忍对抗残忍，以愚蠢对付愚蠢，那就只能造成恶性循环，使人类在绝望的冬天里徘徊，并最终走向毁灭。“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在很多人看来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可是《双城记》警告人们：“只要种下的仍然是掠夺与压迫的种子，那么结出的必然是同类的果实。”（第15章）
　　《双城记》并不是全面反映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小说，而是以法国大革命做背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之间的故事。大革命爆发之前的部分，小说着重描写了专制帝国里贵族和平民的尖锐对立。贵族们生活奢糜，飞扬跋扈，对农民的贫困表现得极度冷漠。有些贵族还肆无忌惮地欺凌和压榨平民百姓，手段残忍到令人发指，因而激起底层民众对整个贵族特权阶层的仇恨。
　　“深仇大恨”甚至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典型的例子就是被称为“复仇女神”的德发日太太。她的姐姐和哥哥被贵族迫害致死，而她和丈夫经营的小酒店不仅要缴纳沉重的赋税，还要经受腐败官吏的盘剥和警察的敲诈。原本善良、朴实的她，因为遭受这些不公平和摧残而心理变态，变得毫无同情心，连对自己都没有丝毫同情。革命爆发后，她成了极端复仇主义者，甚至到了丧心病狂、滥杀无辜的地步。
　　随着专制王朝垮台，一些原来的被压迫者掌权，变成了压迫者。他们以贵族出身来定罪，对有私仇的普通百姓也构陷罪名，对政敌更是进行无情迫害。小说把人们的视线拉向那个令人心惊胆寒的断头台。每天，一辆辆装满死囚的马车奔向那个饮血的机器。死囚当中，甚至还有怀孕的妇女和无辜的儿童。
　　小说还描写了革命之前就存在于法国的种种酷刑。对于“断头台”在大革命中问世，作者认为产生这种恐怖惩罚工具的土壤一直未变。他警告说：“即使用类似的锤子再把人类砸变了形，它仍然会扭回到它原来那受折磨的模样。”（第15章）也就是说，如果产生邪恶与苦难的旧制度、旧手段，旧的思维模式等不变，人类社会就还会不断地恶性循环。
　　很多评论者都提到，狄更斯写《双城记》，是想对当时的英国提出警告。他认为，那时的英国和大革命前的法国一样，贫富差别巨大，社会极不公正，危机四伏。评论者特别指出，狄更斯警告的不是底层的农民或平民，而是社会精英。不识字的农民和贫困的平民，都不在他小说的读者群之内。他警告的主要是贵族特权阶层的人，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以及文化精英。
　　在小说末尾，作者通过站在断头台上的卡尔登的大脑，展望了法国的未来：“我看见一座美丽的城市和一个极具智慧的民族从这个深渊中升起。经过未来的漫长岁月,在他们为争取真正自由而奋斗的过程中，在他们的胜利与失败中，我看见这一时代的邪恶和自然衍生出此邪恶的前一时代的邪恶，逐渐赎去自己的罪孽，并逐渐消失。”这自然不光是对法兰西民族的憧憬，而是对每一个民族，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憧憬。
　　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影展，就是中外艺术家们为实现这一憧憬所做的努力之一。英文介绍形容，这个影展“反映了在当今生活中人们非常向往的自由、平等和安全的乌托邦理想，也反映了相反的东西：恐怖、不公平和战争”。■
媒体：令计划落马岗位是政治“冷宫”？
来源：综合作者：北京青年报
　　令计划落马9天后即被宣布免去中央统战部部长一职。　　2014年的最后一天，新华社发布对其免职消息的同时，正式公布了令计划的继任者：已于此前一天卸任天津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春兰，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十八大前，令计划突然由中央办公厅主任调往中央统战部出任部长，当时坊间即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统战部是“冷门”部门，当统战部长是被打入“冷宫”，仕途会受影响。　　现在看来，令计划的仕途走向似乎是这一观点的最佳注脚，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统战部管什么？　　先来看看，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的中共统战部是个什么机构？　　统战部，全称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顾名思义，就是党中央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根据统战部官网的介绍，该部门“是党中央在统战工作方面的参谋和助手”。　　中共具有统战工作性质的机构最早可以溯源到1937年12月，当时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中共代表团驻国民党统治区武汉，专门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工作。　　1年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规定，在区委以上各级党委之下设立统一战线工作部。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中央统一战线部”，“由王明负责”。当时的统战部负责调查和研究各党派、军队及少数民族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当时的党中央为统战部门确定了“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调整关系，安排人事”的基本职能。　　统战部官网列出了十项主要职能，概括来说主要涉及：统战的理论、方针、政策以及上情下达；联系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调查研究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当然，民族宗教、反分裂，以祖国统一为重点的海外统战工作都在职能之列。颇受外界关注的还有负责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　　简单的说，就是中共党外的事，基本归统战部“管”。统战部部长们的仕途轨迹　　对统战部有了基本了解之后，现在，再来看看统战部部长们的仕途轨迹。　　政知局小编梳理了1990年以来的历任统战部长的公开履历，发现他们多受到重用，成为国家领导人，还有三人在卸任统战部部长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孙春兰也是20多年来，首位兼任统战部部长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即便是在任上落马的令计划，也于2013年3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的国家领导人。2
这是丁关根当年陪同邓小平散步的镜头。 [url=][保存到相册][/url]
1丁关根：卸任后当政治局委员　　已于2012年7月逝世的丁关根曾担任过两年中央统战部长。1990年，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丁关根，开始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1992年他卸任统战部长，该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他还担任过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2王兆国，资料图 [url=][保存到相册][/url]
　2王兆国：统战部长兼任政协副主席　　王兆国从1992年至2002年担任了10年的中央统战部长。从51岁到61岁，他在自己的从政黄金年龄一直主政统战部，但这并未影响他的仕途发展。　　1992年，时任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的王兆国开始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一年后，他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此后中央统战部长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似乎成为“惯例”。十年后的2002年，他卸任中央统战部部长，顺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003年至2013年，他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
刘延东 [url=][保存到相册][/url]
3刘延东：从统战部长到副总理　　接替王兆国成为下一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是刘延东。2003年，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57岁的刘延东晋升为中央统战部长。与王兆国相似，也仅过了1年，她就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并继续兼任中央统战部长。2007年，卸任统战部长职务后，她顺利进入中央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委员。2013年起，她还兼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
4杜青林：卸任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2007年，61岁的杜青林从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任上调入中央，接替刘延东任中央统战部长。也是仅过1年，杜青林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并继续兼任中央统战部长至2012年。卸任统战部长后，他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连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今。1
　5令计划：唯一的在任落马者　　令计划在56岁那年出任中央统战部长，此前，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位居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样的要职。2012年8月起，他接替杜青林担任中央统战部长。1年后，他在意料中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2014年的冬至日，他的政治生命也同样在意料中被宣告终结了。12月22日，因涉嫌严重违纪，他接受组织调查；12月31日，被免职。令计划也成为20年来唯一一位“落马”的中央统战部长。1
　6孙春兰：首位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统战部的部长　　日，刚卸任天津市委书记的孙春兰，接替因违纪被免职的令计划，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64岁的孙春兰此前曾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福建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等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她在2012年就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二十年来首个由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统战部长的官员。此前，丁关根、王兆国、刘延东都是完成统战部长任期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　　政知局小编发现，从王兆国开始，至刘延东、杜青林，包括令计划在内，20多年来的历任中央统战部长，均在任职后1年左右的时间，顺利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资料｜新华社、 中央统战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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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个人博客----1,.cn/200311x
2[原创] 日记故事：写平常事，叙人间情之二& &3,我的省作协会员生涯[qctzb.]
北川七兄弟来源于
2015年第1期 出版日期 日
北川一日交情，胜过世俗十年。多年后，七兄弟也许会想起2010 年“5·12 ”时的这张合影。谢海涛 摄
财新《新世纪》2015年第1期出版日期
□ 谢海涛 刘芳 | 文
　　母广军没想到，他会在老北川住那么久。
　　2014年8月的一个下午，他从棚子里坐起，招呼着远客，黝黑的面孔上掩不住落寞。
　　棚子搭在车间的操作台上，两边杂木狼藉，一排排控制柜像兵马俑一样，站在泥沙里。从外面看，周边砂石如丘，车间掩在草丛中，很难想象里面会住着人。
　　由车间向西，老北川的废墟扑面而来。北川中学东校区上的石头，青苔已深。一位母亲的悼亡横幅，年复一年挂着。“贺川在吗？儿子你好吗？还记得今天是你满二十一周岁的生日吗？”似乎满山满谷都是母亲的声音。
　　这些废墟，时刻提醒着母广军六年前发生的一切。日，山崩地裂，他失去了新婚的妻子和她腹中的儿子，一度痛不欲生。但逃出生天后，他和同事又出乎意料地重返北川，守护供职公司的财产，也守护着老北川。
　　初时三人，最多时七人。他们在废墟中相依为命，与贼娃子周旋，与城下的万余白骨相伴，一度只有余震、洪水、泥石流，与之不离不弃。
　　六年间，新北川的重建如火如荼，无数幸存者重组家庭，老北川也已变成了集历史纪念、科普宣传、爱国教育、羌文化传承于一体的旅游产业的一环。一切都在快速运转着。
　　只有他们的生活静止于此，慢如刀割。他们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着公司的复工，一次次燃起希望，又归于幻灭。
　　“5·12”大地震之后，母广军没想过自己还会重返北川。
　　当初逃出北川，在城外的帐篷里，他每天抽烟、喝酒，经常躲在铺盖里哭。看到人家夫妻恩爱，就有说不出来的气。“为什么地震中我没有死？如果我死了，让老婆活下来，至少娃娃还在！”
　　2008年6月上旬，他接到公司要求回城看守的电话。那时的北川已封城二十余日，满城废墟尸骨，唐家山堰塞湖洪峰过后，贼娃子又乘虚而入。他供职的绵阳启明星电子有限责任公司，设备时有丢失。他想着，反正也不想好好活了，如果工作，也许会忘掉伤心事，就接受了看厂任务。
　　他和同事罗承全、羊勇是在恐怖中走进北川的。那天是6月17日，三人背着被子、干粮，由任家坪的西山坡往上爬，爬过茶园，下到滑石板沟，往下走，穿过桔树林，再往山上爬，顺着席家沟，再往下，就是北川老城了。一路上，他不敢往老街的方向看。那里，王家岩的黄土连着废墟，高达数层楼。废墟之上，阳光刺眼，水泥块闪着光，风吹动蓝色塑钢，仿佛有人在关窗。虽是白日，仍让人不寒而栗……
　　下午4时，他们赶到公司，顿时惊住了。启明星公司原是北川最大的工业企业，由绵阳启明星集团控股，以开发载能工业、生产电极箔等为主。如今，厂区到处流着黄泥水，仓库里泥浆迸溅至屋顶，车间里居然鸡鸭乱跑，诡异地躺着数十只猪和羊，街上还跑着牛和狗。在这个人类出逃的荒凉世界，似乎它们才是老大。
　　当晚，他们在腐蚀箔车间二楼，用木板搭了地铺。车间北望湔江，东临宿舍楼废墟。从前，这里楼高五层，住了五六十人，地震中有九人遇难。
　　那夜风很大，吹得窗子直响，猪、狗都在叫。那种狗叫，不是汪汪地叫，而是呜-呜-呜，像被噎住了。有人说它们吃了死人肉。街上不时有手电光闪过，那是贼娃子在行动。
　　母广军三人戴着口罩，紧靠在一起。蚊子轰鸣着，一只蜡烛摇曳着。数百平方米的车间，就一根飘摇的蜡烛。整个北川就那一根蜡烛。
　　他们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背靠着背，熬到早晨五点，才睡着了。两小时后，他们爬起来巡逻。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一周后，他们才能睡着觉。每天七八点起床，吃点干粮，就去巡逻。随时观察湔江的水位，一涨水，就准备往山上跑。
　　此后很久，他们都被恐怖笼罩着。夜里最难熬。傍晚时，先是四山茫茫，继而伸手不见五指，废墟里不时有磷火闪烁。
　　与车间隔江相对的是曲山发电站，传言地震时有七人跳下来死了，后来来此看设备的村民，晚上经常听到江边有人嘻嘻哈哈摆龙门阵，有老汉，有小媳妇，拿了电筒去照，又什么都没有。
　　白天相对好过一些。看到有人从城里过，他们心里舒服许多。一个多月后，他们突然望见老城的黄土上，有烟冒出。那里曾经有老街最大的超市，难道还有人活着？他们的心收紧了。后来，警察爬进废墟的洞里，却一无所见。
　　当母广军重返北川时，他的父母和万余幸存者被迁至绵阳郊区。丧亲丧家之痛，无日无夜折磨着他们。震后数月，陆续有人自杀，甚至有人回到县城，死在自家的床上。
　　母广军他们更为煎熬。亲人已远离伤心地，他们却天天在里面，望着一个大坟场，如北川已故干部冯翔所写，“望得见悲伤，望得见思念，却望不见故乡”。
　　劫后的北川，面目全非。两边山峰险势逼人，左边景家山，右边王家岩，一片西南-东北走向的狭长地带里，两团鸟卵般的城区早已残破。王家岩的黄土压着半个老县城，景家山的巨石则覆在北川中学东校区上。从前青碧的湔江已浑如浊泪，绕过龙尾山，向东北而去。
　　这个川西北小城，原本有着不凡身世。此处古称神禹故里，为大禹隆生地，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建县，唐高宗永徽二年并入石泉县。1914年，复名北川。2003年成为全国首个羌族自治县。
　　县城原在治城，1952年迁至曲山。地处龙门山断裂带上的北川，境内有着多条大断层，其中北川大断层贯穿县境东南，曲山恰在其上。虽然自彼时起，北川就流传着“一旦地震，就会被‘包饺子’”的预言，也曾两度动议迁城，但多年来，北川宁静如世外。
　　直到2008年那一刻，全城80%房屋损毁，两万余居民伤亡80%以上，老城区只剩了数层楼高的水泥废墟，连着黄土高山。北川全县死15645人，失踪4311人，均占整个大地震中死亡、失踪总数近四分之一。
　　母广军曾经数次到那黄土上寻家。每一次站在那，恍惚间，那条叫曲山街的老街，似乎又活了过来。老街宽五六米，长四五百米，一路过去，是粮食局、供电所、医院、小学、幼儿园等；卖副食的，卖饲料的，弹棉花的，蹬三轮的，各操其业，市声如沸。
　　市声里不时传来哗哗声，那是麻将馆的声响。老街有十余麻将馆，最大一家是母广军幺爸（小叔）开的。幺爸沿街盖起五层楼，三楼出租，二楼开饭馆，一楼就是麻将馆。楼后大院内，也摆起三四十桌麻将。再后面是三层楼，住着母广军和伯伯两家。
　　地震开始时，老街晃得并不凶，六七秒后主震波就来了，先是横波，地下轰轰响，数秒后，纵波就来了，房子往上升，再往下降，王家岩的山头轰的一声喷出去，把底下的学校、医院等，推着往前走，然后再压在下面。
　　当时母家麻将馆里正有十几桌人，无一跑出来。母广军的老婆、婆婆、堂姐、堂妹夫、幺爸的岳父母，均遇难。
　　只有当时在户外的幺爸活了下来。第一波地震时，幺爸在关车门，灯还在一闪一闪的。婆婆坐在街上，摔了下去。幺爸一手扶门框，一手去拉婆婆。第二波地震来了，把他埋在下面，身上还压着一女子。三点左右，幺爸说，大姐，我压得难受，你动一下好不好？女子还动了两下。七点左右，幺爸让女子再动一下，她已不动了。四个小时后，幺爸听见外面有人，大声呼救才被救出。
　　地震时，母广军在公司里救人，看到很多人往老街方向跑，也跟着跑去。跑到北川大酒店，看到老县城大半被黄土盖上了，他几乎晕倒：埋了，真的埋了，真给老子埋了……
　　他很想知道，老婆当时在什么地方，是睡午觉，还是上网去了？上网的可能性小，怀孕后，叫她不要去上网，她还是比较乖的。
　　他们是2008年1月结婚的，老婆比他小八九岁，温柔体贴。他在外面打牌，输掉几百元。她会说：老公，我们不打了嘛，你也累到了，我们明天赢回来就行了。他听了，心里暖和。
　　数次寻家，他都没找到老婆的尸骨。只有一次，终于从房子的红顶上，认出自己的家，房子已被推跑三十多米。他从房顶钻进去，看见厨房的米袋里，有只碗是自己买的，断定是自家厨房，旁边应是自己的寝室。房间里，床上一堆骨头。看看床垫，却不是自家的。
　　他捡了一根骨头出来，又觉得不是老婆的。她的照片，只剩下手机里存的一张，是地震前两三天拍的，长发，圆脸，眉目如画。
　　身处悲怖中，活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初时，先进城的三兄弟，活得很狼狈。没水，没电，吃饭时，只能干吃方便面，就着瓶装水。后来，他们在附近山上，找到泉水，再找来一只锅，洗好菜，淘好米，撒点盐，都放在锅里烧。烧熟了，你挑一点吃，我挑一点吃。
　　直到精于烹饪的王强来了，他们才有了炒菜。
　　县城山边上，居民种了不少菜。人去城空，菜在疯长。他们背着背篓去摘菜，背回黄瓜、丝瓜等，数月不用买菜；湔江边上，鱼翔浅底。他们做了网具去捕鱼，小鱼指头粗，大鱼三四斤，王强做红烧鱼、剁椒鱼头。
　　车间里，鸡在散步，初时不敢吃。后来，有附近百姓回家，说是他们的鸡，吃了没问题。就去撵鸡，做了几次红烧鸡。车间还有几十只猪。可惜没电，没冰柜，不好杀猪。杀了，大热天，怎么吃嘛？王强兴犹未尽。
　　后来，猪、羊、鸡、鸭，或被主人带走，或被偷走，慢慢不见了。只有狗，依然在这荒凉世界里出没。地震震碎了其枷锁，焕发了其野性。它们在废墟下潜伏，在河滩上野合，在街上拉帮结派，咬架也咬人，如江湖黑帮。
　　每当开饭时，车间下面的荒草里，群狗举颈狂吠，奔走跳跃，争食抛下来的剩饭。他们收服了两只。狼狗琳琳守车间，小黑狗黑娃奔走左右，成了他们对付贼娃子的助手。
　　七八月间，贼娃子异常嚣张。守城的警察，给四兄弟发了警服，让他们协助巡逻。
　　四人全部睡在大铺上，晚上每两小时出去转一下，精神高度紧张，累极了才能睡着，稍微一动又醒了。有时，四人一路，四支电筒，四根棍，边走边吆喝：“出来，出来！”
　　贼娃子大多晚上出动，或翻山，或涉江，来了就挨家挨户翻东西，小则偷板凳、床垫，大则偷家电，把窗帘撕下来，把冰箱一捆，就往山上背。其身手之矫健，气焰之嚣张，让人惊讶。
　　有次贼娃子背着冰箱跑，四人空手去撵，都没撵上，那人把冰箱甩掉，人跑了。又一次，贼娃子在楼上叫板：你两个给我上来嘛。
　　“5·12”后，北川就没平静过，如同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先是余震，初时一天数震。“大不了一死嘛。”母广军没再担心过地震。只是，小城四面环山，山本青翠，震后大片山体滑坡，一下雨就隐患重重。
　　四人此后首次面对的大劫，是日的泥石流。
　　9月22日，北川大雨。次日晚，他们到警察值勤点串门，凌晨时分刚跑回车间，就听到关卡外面的山垮了。当天夜里，警察撤了，临走时喊叫他们，但雨太大了，他们没听到。
　　那天夜里，城外西山坡上，一股泥石流从滑石板沟，袭击了任家坪村九队，夺命十余条；另一股泥石流从魏家沟扑向北川中学；然后，两股泥石流与席家沟的泥石流汇合，东行数百米，直扑老县城……
　　9月24日晨，罗承全起来看江水，赶到北川大酒店时，就愣住了。
　　酒店附近，凭空出现了一个大湖。对面老县城的残墟大半被泥石流盖住了，有如庞贝古城。多日后，仍可见县委所在的文武街上黑石滚滚，黄泥泼溅，沿街楼房多被埋至两三层，水流穿楼而过，轰然作响。
　　当天，四兄弟在龙尾大桥断桥处，还救出一对被困在河对岸的夫妇。
　　北川城外同样危急。前后数日，仅擂鼓镇就有17690人受灾，死6人失踪10人，北川永久性农房建设一夜间打了水漂，县农办主任董玉飞此后自尽。
　　此后，每逢下雨，母广军们就格外紧张。比之泥石流，他们更担心湔江涨水。地震时，湔江上游唐家山处，曾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震堰塞湖，上亿立方米江水数天内部分淹没上游两个乡。此后泄洪数年，堰塞湖里仍是水量庞大。
　　日，雨又袭北川。凌晨四点，王强睡在腐蚀箔车间二楼，听到外面有人喊，“涨水了”。他下到一楼，水一下就到脖子了。他游到马路上，去叫化成车间的罗承全和母广军，三人随武警等翻山而逃。
　　至7月下旬，洪水仍是滔滔，他们抱着轮胎，想漂到车间去看看。没想到轮胎直打转，他们被从一栋房子冲到另一栋，被水下杂物刺得遍体鳞伤。
　　好在危难中，北川不单有惊险，还有爱情。
　　“9·24”泥石流时，命悬一线的北川城里，除了四兄弟，还有一位姑娘：安县人童蓉。她是来探望王强的。
　　王强的前妻冯怀均在地震中遇难。她在2008年4月来北川探亲，住在宿舍楼里。他们三岁的儿子王志诚，当时在曲山幼儿园。
　　地动山摇时，王强从车间摔了出去，抬眼看到，宿舍楼成了一堆红砖。同一刻，幼儿园被埋在黄土下……后来，郑州消防挖尸，他看到老婆被挖出来。那天，他只有拼命干活，汗透衣衫。
　　重返北川后，王强经常在夜里哭醒，头发隐隐白了。他像从前一样练字，看书，看《走出自我的围城》，又在车间架起了沙袋，晚上“砰砰”地打，打累了就去睡。
　　日，经人介绍，25岁的童蓉走近了他。她对丧妻后依然善待岳父母的王强心生好感。
　　震后的北川，苦难如山，三口之家的完整率只有10%。以情疗伤，是人们活下去的惟一慰藉。那些重情重义的灾区男子，成为女性青睐的真汉子。
　　相识三天后，童蓉来到北川。一进城，她就被吓住了，吃不下饭，晚上和四兄弟挤住在地铺上，又睡不着。次日，大雨袭城……
　　泥石流次日，王强的家人冒死探城，当天护送童蓉和羊勇出城。在小河湾，童蓉差点被水冲走。出城后，他们迎上了李铁梅一行。
　　李铁梅是羊勇的相亲对象，安县花荄人。两人相识不满一个月。泥石流的当天，李铁梅看着村外安昌河漂下来板房时，急得不得了。她想着羊勇，他离河那么近，不晓得冲到啥子地方去了。她想，管他死与活，去看他一下嘛。
　　电话一直打不通。次日，她请了假，带了花生、核桃，准备孤身赴北川。父亲联系了三台县羊家，羊勇的父亲和弟弟赶来，四人同赴北川。
　　患难见真情。泥石流之后的三个月间，羊勇与李铁梅、王强与童蓉，相继成婚。地震之后，无数重组的家庭，正成为北川复生的希望。
　　只有母广军还在借酒浇愁，思念亡妻。童蓉看在眼里，一根红线把表妹童小兰牵到了北川。两人相见时，是母广军前妻生日这一天，他刚烧纸回来。
　　偶然的巧合，带来了仿佛命定的姻缘。虽然初见面，童小兰对小母没感觉，当天晚上又被吓坏了。“有鬼啊”，凌晨四点，她打电话给表姐，五点睡下，六点又起来。
　　恐怖并未阻止爱情萌生。日，相识两月后，他们扯了结婚证。当天晚上，兄弟们高兴坏了，做了一大桌菜，干掉白酒两斤，啤酒36瓶。
　　母广军有了笑声，再不像以前喝闷酒，默默流泪。他对生活的态度也变了。结婚时，童家说让他嫁过去。母广军说，自己当时还有点大男子主义，现在想起来，你嫁给我，我嫁给你，都无所谓，只要感情合得来。人这一辈子，再来一次地震，什么都晓不得了。
　　爱情让北川有了暖意。每隔半月，童小兰就来探亲。初时晚上不敢一人呆着，后来小母走开半小时，她也不怕了。李铁梅也常来探望羊勇，初时也是怕，有一晚，紧张得咬了羊勇一口。后来，她胆子大了，一到晚上就兴奋。有次追贼娃子，她和童蓉跑在前头。
　　“我们要再造一个新北川。”
　　2009年3月，北川重建如火如荼之际，公司中层干部王健、张益明进城，带来了公司即将复工的消息。上年10月，同事唐志强已来增援。
　　他们有七个人了。
　　在万物复苏的春天里，他们像蜜蜂一样忙了起来。每天，王健指挥大伙清理资产。早上七点起床干活，八点派人做饭；饭后，又接着干，把泥沙埋掉的设备掏出来。七人干劲很足，抬钢管时喊着号子，以至于路人都很奇怪，这伙人在废墟里爬进爬出，干什么嘛。
　　他们过着集体生活。每人每月交200元伙食费，一月买一次米，七天买一次油，两天买一次菜。外面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也按时作息，努力和城外保持一致，尽管这时常是徒劳之举。死亡之城的关卡，使他们与世俗人生，近在咫尺，又远如天涯。每天，他们只通过电话和家人团聚。
　　他们满怀希望，复工的局势却灰暗下来。9月，北川县通知启明星公司，不能原地重建。10月，异地重建计划又落空。12月，北川地震遗址保护规划出台，要求老县城保持原真性、可逆性，遗址内的东西不要动。
　　熬到又一年“5·12”，公司里杂草有一人高了，留守北川的隐患，也逐渐显露出来。
　　久居水边废墟，罗承全的肩、王强的膝，一遇天冷就酸痛；从山上接下的泉水，时常呈绿色，后查出大肠肝菌等指标超标，七人出现稀便等。
　　失眠与焦虑仍在困扰他们。张益明经常梦见自己在逃亡，醒来一身汗，头发湿透。他甚至经常在夜里，突然抱着被子向外跑，到门口才醒过来。王健有几次被吓到了。有时他往旁边床上一摸，没人了，就会大喊：张益明，你跑哪里去了？
　　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王健压力很大。家里因震受灾，假如公司不重建，必须另找工作。一天夜里，他听到外面狗叫，就起来巡逻一番，回来后再也睡不着了，一想到兄弟们可能各奔东西，心里不是滋味。
　　尽管如此，他们每天巡逻依旧，走过倒塌的水塔，会感叹如果水塔砸向办公楼，张益明就完了；走过纯水室，看到墙上“马洪娃”三字，会感慨贼娃子留名示威的嚣张；走过宿舍楼废墟，会想起故友亲人：冯怀均、黄庭海、何昆……
　　2010年底，在老北川毁灭两年后，一个异地重建的新北川，如神话般地矗立在安昌河畔，半城楼宇半城绿树。失去的北川似乎又回来了。
　　母广军和 3984户居民在首批摇号分房后，住进了新北川。满眼新楼，城大而陌生，走走看看，百感交集。乔迁时母广军夫妇抱着新生的儿子，和伯伯、幺爸三家聚餐，如在往昔。
　　从此，他有了两个北川。老北川守厂，新北川养家。老北川危险重重，每月守厂工资，到手2500元左右，仅能糊口。
　　新北川之居，大不易。从前的房子在老北川毁了，政府号召捐献物权，迁进新北川，须重新买房。母广军在老北川有房无户，摇到96.54平方米的房子，每平方米800元，超过90平方米的部分，是1600元。
　　菜价也贵了，比起附近乡镇，每斤要贵五毛。次年春天，童小兰在附近丘陵开荒种菜。
　　新北川新生之际，母广军在老北川的生活却尴尬起来。
　　在对复工绝望之后，张益明、王健相继离开北川。再后来，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区全面开放，关卡有武警执勤，城里有人值班。老北川似乎已不需要他们了。
　　再后来，2013年7月大洪水来了，他们的家当不见了，公司的原料罐子不见了，仓库物资不见了，厂里砂石堆积如矿区，巡逻小路也不见了。一度，他们在公司的四角值守；夜里，在河滩上巡逻。
　　更多的时候，他们在车间住守，五人分守两个车间。白天，车间四壁的彩钢瓦，时常被风吹得啪啪响。夜深时，江水似乎就在枕边咆哮。
　　日复一日，他们各自在棚子里躺着，睡醒了，就玩玩手机。在无边的空虚里，小唐说话更少了，烟瘾更大了。有时，他赤膊坐在棚外的土堆上，像野人一样。
　　家人已很久没来探亲了。
　　洪水之后，罗承全就不让家人来了。夏天随时涨水，太危险；条件也太苦，生活设施都被冲走了。
　　羊勇已等不来李铁梅。2012年7月，他们离婚了。从见面到结婚，仅三个月；到分手，不满四年。他归结为，地震后结婚太快，了解不多，一起生活时，出现矛盾不善处理。
　　震后的北川，一些家庭于患难中匆匆重组，又在柴米油盐中离散。地震时节的爱情，枯荣太容易。
　　王强要幸福得多。他每天至少给家里打三次电话。他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女儿身上。
　　在家时，他经常教女儿应对各种意外：
　　地震了，你怎么办？
　　地震小了，我就不跑。
　　地震大小，你能知道吗？地震一来，就往厕所跑。
　　洪水后，父亲、妻子都劝王强出去另找工作。王强顾虑重重：想多挣点钱，就要背井离乡。人到中年，万一闯荡失败，家人怎么办？孩子还小，不能让她从小缺失亲情。
　　罗承全曾在外漂泊十年，同样不想再离开故乡；童小兰怀上了第二个孩子，生活压力也让母广军不敢随便换工作。
　　是走，还是留？五兄弟时常睡不着。
　　原地重建已不可能，搬迁也无期。如果说不守了，又守了这么久，公司花费这么大；如果说设备已无法利用，但土地还在，人若撤走，与政府博弈，也就没了筹码；如果要守，也不知何时是个头？
　　于是，就剩下了等待。时间如海如沙，淹没着他们。年复一年，厂区石堆上长满了刷把草，变电站里芦苇丛生，似乎世间的沧海桑田，在北川只需要几年。■
我的优雅你永远不懂来源于
2015年第2期 出版日期 日
何振梁（）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
何振梁的最大纠结，源于他自身复杂多重的身份。腹诽也好，不公也罢，这一切都将随着何振梁驾鹤西去而烟消云散。资料图片
□ 杨旺 | 文
资深体育记者
　　日，85岁的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去世，引起国际奥委会和民间的持续缅怀（国际奥委会甚至下半旗默哀三日，这种最高礼遇只有2010年萨马兰奇去世可比），国家体育总局及其下属的《中国体育报》却有些选择性失语，这多少有些突兀。
　　这已经不是何振梁第一次遭遇体育机构的抵制了：1993年，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前后，前国家体委某位实权人物对何振梁极度不满，甚至拒绝在公开场合与他握手。2007年，《中国体育报》曾刊发一篇名为“申奥六鳞”的文章，暗示何振梁不该享有“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等美誉，此文作者是国家体育总局原党组书记李志坚。2009年，我与一干同事来到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的办公室，提及与“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何振梁的恩恩怨怨，袁伟民还是剑眉一挑，怒目而视，“真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动机究竟是什么”。
　　在国际组织和民间享有崇高威望的“中国HE”，与中国体制中的“某外交家”“某委员”，就这样制造着一种错位、纠结甚至冲突。
　　作为体育总局里面两个体系（技术体系VS行政体系）、两股管理体系（项目管理中心VS运动队体系）、甚至两种思维方式（唯金牌论VS大众体育）的典型性代表，何振梁的最大纠结，源于他自身复杂多重的身份。作为国家体委的外事干部，何振梁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国际奥委会这个非官方组织。1985年，他的双重身份发挥到极致：他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又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
　　这两者之间的博弈，既是个性学养使然，也可能是“文革”前后体委高干的代际差异，但是双方在文化认知、甚至在接受国际组织的规则方面认知的差异，才是其中最直接的根源。
　　何振梁1929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九岁时随全家迁居上海法租界，在教会学校读书，1950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何振梁自身的教育、阅历，使得他在应对西方文化、国际赛事组织规则方面显得游刃有余。这一点，从他和三届国际奥委会大佬均保持良好的关系即可见一斑。萨马兰奇当何振梁是亲哥们儿。萨马兰奇掌控中国甚至亚洲，何振梁是其中重要纽带。萨马兰奇宣布北京奥运会那字正腔圆的“北京”二字，就是来自于何振梁的亲口相传。罗格呢？尽管坊间盛产的是何振梁如何私下支持韩国金云龙，事实上，罗格在国际奥委会涉及大部分中国事务时，都会与何振梁沟通商议。至于如今的掌门人托马斯•巴赫，两人的生日都是12月29日，在这一天互赠礼物已经成常规礼节。去年巴赫还获赠一匹陶瓷雕塑马，寓意“马到成功”。
　　但是，何振梁的困难之处在于，自己代表的是一个体系庞大的体育组织，而且他要做的工作，是引导有关方面熟悉、理解和适应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游戏规则。在这个过程中，“中国HE”和“那个人”经常会产生尖锐的冲突。
　　试举几例。
　　1993年，北京在摩纳哥蒙特卡洛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前夕，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突然把一份报纸放在了何振梁面前。报纸标题大意是“北京奥申委官员讲：如果美国以人权问题反对北京申奥，中国将抵制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凭借常识判断，这严重违背《奥林匹克宪章》。何振梁于是以中国奥委会主席的身份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国际奥委会承诺无论申办结果如何，中国都将派代表团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后来何振梁承认，此举无意中伤害了“一些有爱国主义热情而忽略奥林匹克精神”的同志。
　　何振梁主张中国的有关部门与国际奥林匹克接轨，在工作作风上也会公开批评一些总局官员不懂国际事务规范，一些陋习和官僚习气急需改正。此举让相关官员不爽甚至暗恨在心。
　　中国代表团曾要求何振梁发挥个人影响力，将具有夺金希望的女垒继续留在奥运会项目中。但何的难处在于，此前自己已经设法让执委们将武术保留在可以考察的项目范围之内，无论程序还是做事规程，女垒之事都不适再提，于是对有关方面说了“NO”。
　　这些事情累积起来，给有关方面一种何振梁自立山头、难以驾驭的感觉。加上奥运外交事务瞬息万变，很多事情需要身居高位的何振梁当即拍板，而不是等待体育机构甚至政府部门集体决议。这一切都远远超越了有关方面所能容忍的底线。
　　腹诽也好，不公也罢，这一切都将随着何振梁驾鹤西去而烟消云散。但希望他所坚持的这些理念，能为现代体育人所传承。也希望他的国际奥委会后继者，比如杨扬们，能得到更充分的表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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