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啥最恨这首诗?九一八他为何不抵抗?
中国近代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广西大学的创建人和首任校长，是中国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人之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草者之一，曾担任孙中山革命政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的国民党元老级人物马军武曾写过一首讽刺东北少帅张学良、题目为《哀沈阳》的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这首诗流传很广，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马军武的确人如其名，是一名勇武的知识分子。想想看，张学良当时虽然没放一枪一炮就丢了东三省，但他毕竟是一代军阀，是海陆空三军的副帅，名义上位置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马军武的这首诗一定会给张学良深深的刺激。马军武也没想到这首诗有如此效果，对此还洋洋得意，并认为这是民国版的《圆圆曲》。
这首诗直到晚年张学良还记恨在心，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不止一次地提及这首诗。“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她(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朱五)开过一句玩笑!”“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
其实，这首诗中有一些不确定之处，有可能张学良的确与朱五没关系，与蝴蝶也只是普通关系，但少帅是花花公子这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拈花惹草也是家常便饭，张也曾讲过他的不少风流史。
不过，九一八事变时的确非因其拈花惹草，受毒瘾的影响远甚吸毒。一些资料显示，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的毒瘾已非常深，身体已垮，形如枯高，九一八事前张学良已到北京协和医院戒毒，事变时张根本不在东北，而是在北京戒毒。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根据张自己在晚年的口述回忆录所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因此，客观上，不抵抗的决定是张学良做出的。而根据蒋介石日记，蒋最迟是9月19日知道的此事。知道此事后，蒋介石作为一国统帅并未向张下达抵抗命令，9月22、23日，蒋介石甚至和国民政府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要求“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事实上默认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并退守锦州。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东三省当时是怎么丢的。
从法理上来说，蒋介石是一国统帅，当然应该下命令抵抗。但是，当时的客观现实是东北三省仍在张学良的控制之下，抵抗与否关键在张学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抵抗的责任并非蒋介石和张学良某一人的责任，而是两人都有份。
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除了判断失误外，在占豪（微信号:占豪）看来很可能与其毒瘾已经非常之深有很大关系。试想，当他的毒瘾已到了每半小时就要注射一次吗啡的地步，他哪里还有心思在军务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张学良基本已丧失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和对日作战的意志，在没有蒋介石支撑的情况下，一个毒入膏肓的花花公子又哪里有勇气抵抗日本人？
假设一下，如果当时郭松龄还在并是张学良的左膀右臂，相信绝不可能不抵抗。当年，郭松龄之所以倒戈反张作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张要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日本的军事支持，这在郭松龄看来是卖国，故与冯玉祥联手反张作霖。不想，郭还是高估了军阀的义气，郭被冯玉祥摆了一道，最终被张作霖给消灭了。
九一八事时，如当时二三十万兵力、飞机大炮都很先进的东北军敢于和日本关东军较量，一万多人的关东军战胜东北军的可能性并不高。日本人如果不是九一八得手太容易，就不可能那么快推进到北京边上，也就很难有后来的七七事变全面侵华。
所以，张学良也不要为自己开脱，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你不抵抗跑了。看看东北军撤离后谁在抗战？是东北抗联的战士们，是杨靖宇、赵尚志等英雄领导的“自干军”在抵抗。相比他们，在民族大义方面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都抬不起头。
当然，张学良在杨虎城的撺掇下领导了“西安事变”，并最终促使蒋介石抗日，这一事件改变了二战进程，意义非常重大，对中国的生死存亡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张也算将功补过吧。当然，张顶多也就仅此而已了，我们要客观看待历史，要理解其曾经的功过，不能吹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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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
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却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驻朝鲜）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
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
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9.18”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9.18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此后，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人！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严明军纪国法，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9.18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吴佩孚怒斥：“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9.18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瘾君子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
1936年12月，张学良在西安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国民政府军政人员，是为西安事变。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为了抗日。苏俄永远是世界上最无耻的国家，它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而最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泽东：绝不容许杀蒋。并且斯大林明确指示：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军事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着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所以，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张学良的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其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着名的大汉奸之一。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经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大陆，尽管他在大陆被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1980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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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张作霖之子，乳名小六子。
胡适说：“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优秀的史学家特别重视“史德”——“善恶必书”、“析理居正”，也就是实事求是地记录、公正客观地分析和论断历史。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许多史实被歪曲和捏造;出于政治需要，被歪曲、捏造的成分更甚。
纵观近代历史，张学良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纵览对张学良的历史记录，似乎粉饰的成分太多，揭短的成分少了些。有关张学良正面的记录在此不予赘述，今天扒一扒张学良一生上不得台面的五件事：
一、子承父业，子却将父业拱手让与外人，此为败家：
张学良其父张作霖土匪起家，沙场挥缰十几年，占据了东三省，统兵20万，号称“东北王”。蒋介石与张作霖交战多年，欲吞东三省未逞。在日张作霖死后不足半年，不顾部下全员反对，违背其父遗愿，宣布易旗，白白地把东三省奉献给蒋介石，换了个有名无权的“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当，坐镇北京。此为罕见的败家子也。
二、父仇子报，子却不报，此为不孝：
二十世纪起，日本加剧对东北的经济侵略，要修大郑铁路，张作霖抗衡不准。在日，张作霖兵败自北京乘火车回沈阳时，日本人秘密在皇姑屯埋设炸弹，爆炸火车，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作霖受重伤，不治而亡，享年55岁。张学良不但没有向日本追究此事，不报杀父之仇，反而与日本达成友好协议，又回到北京去当总司令，抽大烟迷酒色，在天津与赵四小姐鬼混。此为十足的不孝之徒也。
三、身为军人，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弃国土和人民于水火之中，此为卖国不忠：
日本为加快武力侵华的步伐，于日，在沈阳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张学良下令不抵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仅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军仅一万人，而张学良率领手下20万大军不发一枪一炮，慌慌退至锦州，后又逃到关内陕北。东三省沦陷给日本，东北人沦为亡国奴。老百姓送给他一个“不抵抗将军”的称号。此为卖国不忠之罪也。
四、骨肉相残，此为不道：
在“九一八事变“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张学良进驻红军驻地后方，任陕北剿匪总司令，配合蒋介石，围剿陕甘红军，频频向红军进攻6次，牵制分散了红军抗击蒋介石的力量。外敌入侵之际，枪口不是对外，而是亲疏不分，骨肉相残，此为卑鄙的不道。
五、国家危难之际，却迷醉酒色纳妾，中年抛却糟糠之妻：
张学良在北京任总司令时，开始过上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抽大烟，嫖女人，在天津与美女赵四小姐，整天恋于舞场，不顾原配夫人劝解，将赵四纳为妾;最后在狱中与六十六岁高龄的原配夫人离婚，与赵四结婚，其先后纳了11个小妾。此为薄情无义之罪。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历史中的每一个人物，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客观、公正，而不是粉饰、矫正、抹黑!
张学良固然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共产党及杨虎城将军更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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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静听辉声：九一八国难家仇&张学良不放一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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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不抵抗呢？我想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去看，我们必须对东北这个地区和中国关内的历史关系来探讨。我们知道东北原来叫“东三省”，当时实际上分成四个省，从西方来讲，经常是称为满洲，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历史文献，东北就是称为“满洲”，比如张学良的父亲叫“满洲王”，我们后来叫“东北王”，实际上满洲就是东北，从历史的名称变化来说，清王朝时代，它是以满洲进入关内打败了明王朝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当时满洲就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特殊的地位，所以从地理上讲，我们已经不怎么谈了，但是在叙述当年的事情，有时候不得不用“满洲”这个词，包括后来溥仪重新成立了一个“伪满洲国”。&&&&&&&&我们知道，在同盟会期间，就是孙中山革命的时候，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提出一个重要的口号，其中之一就是要“驱逐鞑虏&&还我中华”。当时孙中山的革命最初是把推翻满清的统治为已任的，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和推翻满族的统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时所谓“中华”，就是明王朝的概念。一些历史叙述经常在英文上讲，或者过去的史书上叫“原本的中华”就是长城以内的，而长城之外属于满洲。&&&&&&&&满洲有一个历史的变化，就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成了主要影响东北的国际势力。在这之前是俄国。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之后，俄国的主要军队就走了，日本的势力进入了东北，包括它的铁路，从大连的南满铁路，南满铁路就是从大连到长春，长春到哈尔滨再到满洲里通向苏联（俄罗斯），这块是北满铁路，这两条铁路加在一起就叫“中东路”。&&&&&&&&中东铁路在日俄战争之前，南满铁路属于日本人参与管理，属于日本的地盘，北满铁路从长春到哈尔滨到满洲里属于苏联的势力管辖范围。在1931年之前的东北，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外国势力瓜分的对象。从日本来讲，它的军队，比如关东军的司令部已经在东北有了驻扎的部队。然后满铁株式会社，实际上是带有半政府性质的管理，它有它的租界，有它的势力范围。我们现在讲的“九?一八事变”，就是“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了中国，实际上“九?一八”之前的东北，已经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势力的侵吞了，这个事实已经存在。&&&&&&&&所以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的整个历史地位的变化主要就是他能够在1905年之后，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后，他是作为一个土匪出身的军阀，他能够在俄国的势力和日本的势力，或者1921年后又在苏联和日本势力之间打交道，他在这个过程中互相的利用，他确保了东北没有被日本吞并，也没有被苏联完全把利益夺走。他的历史地位，就是他通过这样一种军阀的方式，保持了东北和中国领土完整的联系。&&&&&&&&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设计的爆炸事件炸死之后，张学良就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成为新的“东北王”，而且在1928年之后，他宣布归属中央政府，整个东北第一次挂起了统一的中国国旗。而在这之前，包括孙中山时代，北京的民国政府指挥不了东北。就因为这样一种特殊的东北地位，张学良在面对“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他考虑的实际上是整个东北的地位和他的东北军的实力是否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所以，我们一方面讲，他未来的“西安事变”将决定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但是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虽然他爱国，但是他的那种地方军阀的心态、那种保存实力，维护自己家族对东北的统治等等这方面，他的这种心理占了上风。由于传统意义上的东北和中央政府，它不是铁板一块，中央政府管不了东北，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是靠自己的传统军队、传统的思路和日本、苏联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当日本在沈阳对他的军营突然发起攻击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东北军会不会在与日本的对抗中完全失败呢？这就是导致他决定放弃抵抗的直接原因，就是1929年，他和苏联打过一仗，而且惨败。1929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长期以来，张作霖是在日本和苏联之间徘徊或者互相利用，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前后，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张作霖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所以他在北京制造了“闯进苏联驻北京使馆，抓走了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等一批人，最后把李大钊处以绞刑”，从这个事件来讲，张作霖，包括后来张学良和苏联、中国共产党应该是有很深的过节，或者深仇大恨。所以1928年张学良决定归顺国民政府，就是和蒋介石站在一起，整个东北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这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也是老谋深算，应该说，他是想借苏联之手消耗东北军的力量，就发生了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前面讲了中东铁路、长春以北到满洲里一直是苏联管理，在十月革命之前，是俄国政府的管理人员，十月革命之后，依然是苏联的管理人员，整个几千人都是苏联的人员，它的利益、铁路的管理、交通，包括利润等等都是属于苏联的。1929年张学良下定决心和苏联摊牌，驱逐了所有的苏方管理人员，把他们押送出境，押送到满洲里，驱逐出境。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他是一个爱国者，这是前面讲的，他觉得东北是中国的，不能让外国人的势力来干涉。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应该说他其实上了蒋介石的当，当时蒋介石派了几个人说服张学良归顺中央政府，一个叫吴铁城，一个叫张群，其中吴铁城后来当过上海市的市长，当时国民党海外部主任，他也是广东中山人。他对张学良有很深的影响力，而且他和孙中山儿子的关系很好，所以张学良在这方面很听从他们的。&&&&&&&&我认识一个老画家叫黄苗子先生，他曾经担任过吴铁城的秘书，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当时吴铁城被蒋介石安排到了东北，专门做张学良的工作，其中一个工作就是鼓动他向苏联宣战，改变苏联管理模式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国际性事件，苏联政府提出抗议，但是当时由于“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和苏联决裂、和中国共产党决裂，所以把中东路事件称为当时国内报道上很大的所谓爱国事件。&&&&当时张学良在1929年的时候，在国内的威望也很高，认为他是第一个敢把苏联人赶走的。结果张学良没想到，苏联真的派兵轰炸了东北，中国著名的外交部顾维钧在巴黎的时候遇到法国的一个外交家，法国外交家为当时中国和苏联发生矛盾和冲突很担忧，那个外交家告诉顾维钧，他说现在苏联的实力不敢和西方发生冲突，因为有历史原因，英国和法国都是很强势的。但是苏联是绝对不允许在它的东面，就是中国向它挑战。它的军事实力足以打败中国军队。所以顾维钧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很担心。因为是张学良把他请到东北去做他的顾问，他见到张学良之后，就把这些担忧告诉了张学良，但是顾维钧的回忆录中写到，当时张学良正处在亢奋状态中，实际上那时候他在29岁，血气方刚，他根本听不进周边有经验的老谋深算的外交家的建议，让他低调或者缓和，不要把矛盾那么激化，发展到一个军事冲突的地步。但是，张学良没听，也派军队到松花江绥芬河那一带和苏联的军队进行战斗。但是苏联的军事实力比东北军还要强，那一仗张学良的精锐部队死亡到六到八千，他用飞机轰炸，曾经有个美国记者是鲍威尔，当时是上海《英国评论报》的主编，他采访了整个中东路事件，也采访了张学良，也到前线看。他们在绥芬河上坐了两条船，后面的一条船，装了东北军几百人，包括一些军官的船被炸沉了，他是亲眼看见这个轮船被炸沉的。所以当时东北军的损失非常惨重。&&&&&&&&我想这个事情的失败对于张学良来讲，应该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顾维钧的回忆录也写到，张学良在打败之前是很亢奋，血气方刚的，但是一打败，苏联的军事力量那么强大，他损失那么惨重，他一下子很沮丧，他是大起大落情绪的人，他毕竟29岁，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军事经验，他一下子就变得很沮丧。&&&&&&&&这个变化在1929年的中东路战争失败之后，张学良的性格从过去的张扬，充满年轻人的血气方刚，开始发生了变化。他变的更加老练，或者是更加步步为营，保存实力是他第一位的。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如果自己要决定抵抗，他也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因为他从各方面来讲，甚至日本的军事力量超过了苏联的军事力量。日本在1905年的大连，在旅顺口战争中，就把苏联的舰队全部击败了，然后俄罗斯才撤回了他的军队，把南满铁路的利益交给了日本来管辖。所以日本当时的军事实力和全国的侵略精神是有目共睹。所以他是很害怕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的父亲是被日本人炸死，是坚决抗日的，张学良是坚决抗日的，他是绝对不愿意与日本人谈判，但是，从他一个新的少帅的角度来讲，他要保存东北军的实力，这样他才有资格和蒋介石对话，才有资格再确定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放弃抵抗，也是可以成立的。从推理上是可以成立的。而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九?一八事件”改变了张学良在1929年曾经已经树立了那种爱国者的伟大形象，因为他和苏联敢于打，哪怕打败了，当时中国国内的媒体上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但是“九?一八”不一样了，他几十万军队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撤回到关内，所以，这就成了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历史走向。从他自己来讲，他也没想到，国民党中央政府也是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1932年他曾经希望能够进行抵抗，但实际上他没有。所以1932年他下达了下野的通电，离开了东北军，自己由他的外国顾问陪他到法国去进行他的戒毒治疗。“九?一八”之后，张学良成了全民讨伐的一个卖国贼的形象。&&&&&&&&正因为有这样一些历史事件的原因，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的原因，这才是后来张学良回到国内，回到西安，奉蒋介石之命围剿红军，围剿过程中，他发觉自己的军队越来越受到一些消耗，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有些反省，和共产党开始有接触，最后发展成实行兵谏，“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他的历史形象。至于他在西安事变中为什么要采取“绑架”的方式或者实行“兵谏”的方式，在兵谏的过程中，他为什么突然把蒋介石放走？改变了西安事变的最初的既定模式。因为最终“西安事变”可能要把蒋介石杀掉，或者红军也和东北军联合，从西安开始向抗日前线进军。他为什么要把蒋介石放走？而且他放走蒋介石，又没有和他的同盟者--共产党打招呼？这又是一个需要我们解答的历史疑团或者值得我们去探索的。这个留待我们下次再谈。
（责任编辑：吴柯达(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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