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东鲁梵林拾叶录（二）
（七）隋代兖州普乐寺
隋文帝时建塔的兖州普乐寺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广弘明集》卷十七兖州所上表章中的“敕书分送起塔，以瑕丘县普乐寺最为清净，即于其所奉安”和《续高僧传》卷十六《法性传》中的“仁寿元年敕诏送舍利于本州普乐寺”，是现知有关兖州普乐寺在瑕丘的最早记载。
明代以后，人们普遍认为普乐寺就是后来的兴隆寺的前身，今兴隆塔就是隋文帝所建的舍利塔。此说最早见于明万历元年的《兖州府志》卷四十八《寺观志》：
兴隆寺，在府治东北。按，本寺旧名普乐，隋文帝仁寿二年建，宋太平兴国七年改为兴隆。
同书卷四十五《古迹志》：
兴隆寺塔，在府治东北隅，隋开皇间建，高十三层，中虚，可登顶巅。有尉迟公修建年月。
按开皇为隋文帝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开皇间可理解为公元581年—600年间，后改仁寿；仁寿二年为公元602年，两者其实相差无多。但如前文所述，隋文帝诏令五十一州建塔藏舍利，为仁寿二年之事，怎么能在其之前的“开皇间”就建了塔呢？并且，从《广弘明集》所載兖州所上表章中的话看，是当时已先有寺，那寺怎能是“仁寿二年建”呢？无疑这两条记載都不很正确。因此，万历二十四年于慎行重修《兖州府志》时，在卷二十五《寺观志》中对此二说作了综合和修正，删去了其中“有尉迟公修建年月”这很关键的一句，作：
兴隆寺，在北门内大东街，旧名普乐，隋文帝仁寿二年建，宋太平兴国七年改为兴隆……古塔十三级，高峻入云，隋时物也……
此后的各种府志、县志、地名志、乡土志，均持此说。&
但是，明万历时距隋代已近千年，这么长的时间中，能确切证明此塔建于隋代的记載只有一件所谓“尉迟公修建年月”，却又被于慎行的重修府志删去，这就不能不令人进而怀疑，上述兴隆寺“旧名普乐”的说法，是果真如此吗？
笔者认为，形成隋普乐寺即后来的兴隆寺这种认识的关键在于兴隆塔。因为人们一直确信兴隆塔就是隋仁寿二年所奉敕建的舍利塔。既然《广弘明集》明文记载兖州舍利塔在普乐寺，那么塔所在的兴隆塔当然就是隋代的普乐寺了。由塔而证寺，再以寺来证塔，虽未免有巡环论证之嫌，但数百年来，无人怀疑。
&而万历元年本府志“有尉迟公修建年月”一语，正是人们认为兴隆寺建于隋代的重要根据，虽然谁也不知道这个尉迟公是什么人，这个修建年月是刻石还是墨书。这句话的来源我们也无法知道，但可以想象，如果在万历元年时塔上确实有这件题刻，二十年后于慎行重修府志时不会看不到，要知道这句话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文，而是有关兴隆塔年代的最直接最重要的证据，其重要性他当然知道。但他删掉了这句话，这就意味着他认为此事为无稽之谈，不足传信。
认真核对两本府志的古迹志，可以看出还有类似的例子。如：元年本有“三国魏贾使君碑”一条，二十四年本删去“三国”二字。这是因为贾使君碑实为北朝之魏（元魏）而非三国之魏（曹魏）。又如：元年本有“汉韩信路”一条：“在滋阳县东北三十里，相传韩信袭齐故道”，二十四年本也将此条删去，应是认为其说牽强附会，不足为据（康熙元年《滋阳县志》亦有此条，而光绪十二年本亦删去）。这两例都说明于慎行重修府志时做了一些认真的考证，其立论较元年本要审慎严谨很多，因此是比较可信的。
但应该指出的是，“有尉迟公修建年月”这句话，并不因为于慎行的不认可而不被人们引用。清初人仲宏道作滋阳八景诗，其中《兴隆塔影》一首中有“碧苔渐蚀开皇字，黄绢犹留学士题”一联，上联所谓“开皇字”，即开皇年间题字，也就是所谓“尉迟公修建年月”
；又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据康熙版《兖州府志》说兴隆塔“相传为尉迟敬德重修”，可见是康熙府志又将“尉迟公”坐实为唐初名将尉迟恭（字敬德）。这两例都是于慎行删掉那句话以后出现的。真是以讹传讹，愈传愈广。
也许可以认为，由于人们确信兴隆塔就是隋仁寿二年建的舍利塔，才有好事者为了坐实这一点而编造了这一记載；而由于这条记載，使数百年来的人们更确信兴隆塔所在之处就是隋代的普乐寺。因此在清代人的笔下，普乐寺和兴隆寺是可以互授通称的。
例如：冯云鹏等编《金石索》中有一件《唐普乐寺僧九定等造像石刻》。题识说，“此石在滋阳县之大寺，旧嵌在大殿壁间……鹏至滋时，遍寻不得，询之寺僧，方知其售与孙渊如观察……”这里的孙渊如即清代学者孙星衍。大寺指兴隆寺，这个称呼直到近代仍有，《兖州县地名志》有大寺门街，即在此寺之附近。在《金石索》一书所缩摹的这件石刻的拓片上，并没有普乐寺三字。冯云鹏之所以这样命名，只是源于他认为兴隆寺“旧称普乐”，而且此石上有“先天二年”的年款，所以称唐普乐寺。而孙星衍在《寰宇访碑录》中，就称此石为“兴隆寺僧九定等造像”。
最近对兴隆塔地宫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兴隆塔并不是隋代所建，而是北宋嘉佑八年建；地宫所藏也不是隋文帝所颁舍利，而是于阗僧人法藏从西域取回的舍利。虽然对地宫碑的解读也许还有不同看法，但至少从已经发现的文物看，无法证明兴隆塔与隋代所建的塔有关。因此可以说自明万历元年起就流传的说法并不对，而梁思成、罗哲文诸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
那么，隋代的普乐寺到底在哪里呢？
当然，也不能排除就在现塔附近的可能性。明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普乐寺、龙兴寺、甚至还出现了兴龙寺（见光绪县志《古迹志·金石》：“唐兴龙寺残石，藏李氏”。疑为龙兴寺或兴隆寺讹）都是兴隆寺的前身（关于龙兴寺，将在下文讨论），也许有我们所未知的根据；但也有可能普乐寺与此地毫无关系。
关于隋普乐寺何在，光绪十二年《滋阳县志》卷六《古迹·金石》上的一条记载，似乎提供了一条线索：
普乐寺残碑，在文昌阁。武后天授二年，正书，高尺许。道光中得之西关土中，移置于此。
（周元英《滋阳县乡土志》“兴隆塔”下全抄此条，但误天授为天寿。）
按，既称“普乐寺残碑”，应是因为残碑上有“普乐寺”三字。武后即武则天，天授二年为691年，这说明唐代时仍有普乐寺。“道光中得之西关土中”，有可能是普乐寺就在西关某地。此残碑为唐代修葺普乐寺的功德碑，后普乐寺毁于兵燹，碑亦残毁入土，于道光中偶然被发现，后作为古物移于文昌阁。文昌阁在今中御桥南路以东的鼓楼街路南，解放后在其址建起了酱菜厂。据老文物工作者孙华铎先生说，其地解放初期还有不少古碑。当然现在是踪影全无了。
要想真正解决隋普乐寺何在的问题，只能寄希望于将来有新的材料尤其是考古发掘材料的出现。据《续高僧传》所记，当时分得舍利的仅山东地区就有十处，而这十处中，现已知有三处被出土遗物证实。一处是青州的胜福寺舍利塔，清代出土，舍利塔下铭现藏青州市博物馆，阮元《山左金石志》著录；一处是济南南郊神通寺四门塔，1972年维修该塔时发现了舍利函，现藏于济南市历城区博物馆；三是平阴县洪范镇的崇梵寺塔，1982年发现了“大隋皇帝舍利宝塔石函”，发掘报告载《考古》1986年4期。
我们期待着兖州的隋舍利塔地宫或石函有朝一日会被发现，到那时候普乐寺在哪里的问题便迎刃而解；自然，也期待着文昌阁的那件残碑有朝一日被再次发现，那至少可以对普乐寺是否在西关的推测证实或证伪。
（八）隋代两高僧——宝安与法性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载有宝安和法性的传。宝安和法性均为兖州人，年代相近，且都曾奉敕护送舍利，可谓兖州佛教史上双峰并峙的人物。下边摘要传中文字并略加疏解，以见其事迹。
隋京师净影寺释宝安传
释宝安，兖州人。安贫习学，见者敬之。初依慧远，听涉《涅槃》，博究宗领。周灭齐亡，南投陈国；大隋一统，还归乡壤。行次湹洛，又从远焉。因仍故业，弥见深隐，开皇七年慕义入关，住净影寺。当远盛日，法轮之下听众将千，讲会制约，一付安掌……安随机接喻，匡救有仪……讲《十地》、《涅槃》，纯熟时匠，性存摄默，不好扬演，有间酬对，辩泻泉流。仁寿二年，奉敕置塔于营州梵幢寺……晚还京寺，不测其终。
按，传中所说的慧远，是隋代著名义学高僧，其传在《续高僧传》卷八。周武帝灭法时，慧远曾当面向武帝陈词，虽未起作用，但其护法勇气已使他名声远播。此后他隐居汲郡山中，一日不废佛事。后佛禁稍开，他讲经于少林寺。后来奉隋文帝敕入驻京师大兴禅寺，又移净影寺。当时名气极大，被称为隋代三大法师之一。宝安在开皇七年（587）后住净影寺，正是慧远的名声如日中天之时。慧远讲经时，“法轮之下听众将千”，而“讲会制约一付安掌”，可见宝安不仅是慧远的入室弟子，还是慧远佛教活动的组织者。对于诸如协调关系，处理矛盾等，他能“随机喻接，匡救有仪”，说明宝安具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当然他也还是一个出色的僧人，对佛学尤其是《涅槃经》有很深的研究。平时性格比较内敛，不善多言，但需要时说起来也是辩才机智，滔滔不绝。
仁寿二年时，宝安奉敕护送舍利到营州，即今辽宁省朝阳市。他的传中写了两件安葬舍利时的灵异现象，一是安葬舍利的当夜塔上放白光，“明彻朗然，良久乃灭”，而且“前后三度。”二是用一个巨大的石龟改为盛放舍利的石函，原本为时间不够和搬运费力而发愁，不料却“自然分析，不劳镌琢，宛尔成就”，而且虽然很大很重，安放时却“薄用拖曳”就行。——这种种灵异自然当不得真，是当时各地均要上报朝廷，以此来说明安葬舍利的虔诚的。
隋京师胜光寺释法性传
释法性，兖州人，少习禅学，精厉行道。少欲头陀，孤游海曲，时复入俗。形骸所资，终潜林阜，沉隐为任。开皇十四年，文帝东巡，搜访岩穴，因召入京，住胜光寺。仁寿元年，敕召送舍利于本州普乐寺。……文帝既崩，置大禅定延住供养，遂卒于寺，八十余矣。
按，这个传写得太简略，从中可以知道的是，法性虽然自幼年起就修习佛教（修头陀行），但他“时复入俗”，最终是“沈隐”于“林阜”，是一个默默无闻来往进退于僧俗之间的修行者。是开皇十四年文帝那次东巡时，搜访民间的高人隐士，他才被发现出来，算来他其时应是古稀之年了。此后他住进了京城的胜光寺，接着，又荣膺了到故乡护送舍利的重任。据隋文帝的诏书要求，护送舍利的僧人都是“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即既有佛法修养又擅长于宣扬佛法者。他们“各将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陆香百二十斤”。护送舍利的专使走到州境时，会受到高规格的欢迎接待。这对于大半生都沉隐林阜默默无闻的法性来说，真可谓衣锦还乡了。
法性最后卒于大禅定寺。大禅定寺是隋文帝为独孤皇后之死而敕建，规模很大，有高僧一百二十人。元释昙噩编的《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十七也有法性的小传，基本上与上引相同而略简。但最后一句却说：“大禅定者，帝于末年特为性造也，后果终于此寺。”不知其说根据是什么。按《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中有“献后之丧，创禅定寺荐冥福……即以迁为寺主”的话，说大禅定寺是“特为性造，”恐未必是事实。
（九）著名孝僧——慧斌
《缁门崇行录》之《孝亲至行》篇有《凿井报父》条，云：
唐慧斌，兖州人。父朗在朝，年迫期颐，爱敬无繇。乃于汶水之阴，九逵之会，建义井一区，以报父恩。立碑铭之，有“殷忧暮景，见子无期；百年几日，对此长悲”之句。
按，慧斌在《续高僧传》卷二十有传，题为《唐京师弘福寺释慧斌传》。文近千言，叙其一生事颇详。上引其实是传之结尾处的一段内容的摘要。下边略引此文，介绍其事迹：
释慧斌，姓何氏，兖州人也。博览经艺，文义洞开……年十九岁，乡党所崇，为州助教。而情厌梗烦，怀慕出世。年二十三方预剪落，寻即听经律，相沿两载。睹讲习喧挠，惟论声势，便入台山，修诸静虑。一入八载，备行观法，乃往泰山灵岩诸寺，以行道务为先。年三十四方隶官名，住秦州梁父甑山存道寺，更寻律部，博听经论，而性狎禅林，誉彰遐迩。及献后云背，禅定修兴，下敕征延，乃旋京邑……下诏征为弘福寺主，……贞观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终寺，时年七十有二……
按：从慧斌贞观十九年时卒时年七十二岁，可知他生于北齐武平五年（574）。本传后文有说：“初，斌父朗有子七人，家世儒宗，斌第二也”，可知他是生在一个世代读儒书的家庭里。他书读得不错，十九岁做了州助教，但一直有宗教情结，终于在二十三岁出家，时为隋开皇十七年（597）。但对寻常寺院的教育不满意（“讲习喧挠，惟论声势”），便到台山去静修。台山，未详在何处，大抵应在泰山附近。八年后，到“泰山灵岩诸寺”；“三十四岁方隶官名”，应是指他取得了朝廷的度牒。此时为隋炀帝大业四年（608）。
传中说他“隶官名”后住秦州梁父甑山存道寺。这里的秦州二字费解。历史上的秦州皆在今甘肃省，而慧斌早期的活动范围未出今山东中部一带，何况甘肃也没有梁父和甑山。怀疑这里的“秦州”是“泰山”二字因字形相近而致讹。泰山脚下有梁父山是尽人皆知的，而在西汉时又置有梁父县，在今新泰市西南。东汉时梁父县改为梁父国，西晋时复为梁父县，隋开皇二年移置于今宁阳县东北，唐贞观初废。甑山见《北史·张华原传》，张华原为兖州刺史，“州东北七十里有甑山……”而据乾隆版《曲阜县志》卷三十六，今曲阜城北四十五里的九仙山即甑山。因此，传中所说的甑山存道寺，应在今九仙山一带，其地在隋代正为梁父县。
传中说“及献后云背，禅定修兴，下敕征延，乃旋京邑。”所说的献后即隋文帝的文献独孤皇后，她于仁寿二年八月卒。禅定即大禅定寺，是独孤皇后死后文帝为其荐冥福而建。《续高僧传·昙迁传》载：“及献后云崩，于京邑西南置禅定寺……敕曰……宜于海内名德禅师百二十人，各二侍者，并委迁禅师搜扬……即以迁为寺主”。可见慧斌（及前文的法性）就是当时新建大禅定寺后入住的一百二十名大德之一。
慧斌后来又被下诏征为弘福寺主，应该是隋灭唐兴以后的事了。弘福寺为长安著名寺院，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李世民曾在此寺皈依三宝，自称菩萨戒弟子，而慧斌在贞观十九年圆寂，则太宗皈依三宝时慧斌正为该寺寺主。于此可见慧斌在佛界地位之高。
另外，传中还提到了“魏王以下，内外懿亲及梁宋诸公皆承戒素。”魏王指唐太宗第四子李泰，贞观十年徙封魏王；梁公指房玄龄，贞观十一年封梁国公；宋公或许指萧瑀。他们都是显赫一时的人物，都对慧斌十分崇拜。
传的最后才提到他凿井报父的事，如文前所引。值得注意的是，凿井的地点：“汶水之阴，九逵之会”（逵即大路，九逵之会指交通畅达之地）和碑铭中的“玉检之南，峄阳之北，获麟之野，秉礼之国”，玉检指代泰山，峄阳指峄山，获麟之野在今嘉祥，秉礼之国指鲁国即曲阜，这些地名均在今兖州一带。
（十）楞伽名家——法冲
唐代初年，兖州法集寺著名僧人法冲是一个有鲜明的性格和高深的佛学造诣的人物，其事见《续高僧传》卷三十五：
释法冲字孝敦，姓李，陇西成纪人。父祖历仕魏齐，故生于兖部。冲幼而秀异，傲岸时俗。弱冠与仆射房玄龄善，相谓曰：“大丈夫不登五品者，则共不仕，为逸人矣！”冲年二十四，果为鹰扬郎将。
按：传最后说法冲“至今麟德七十九矣”，麟德为664—665年，可知他约生在隋文帝开皇六年（586）。二十四岁为鹰扬郎将，是大业五年（609）。据《隋书·百官志》载，大业三年，改骠骑将军府为鹰扬将军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鹰扬郎将为正五品阶。
遭母忧，读《涅槃经》，见“居家迫迮”之文，遂发出家心……又至安州暠法师下，听《大品》、《三论》、《楞伽经》，即入武都山修业……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剃度者处以极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
按：法冲因母亲去世时听讲《涅槃经》而萌生出家念头。所谓“居家迫迮之文”，见该经《圣行品第七》：“……居家迫迮犹如牢狱，一切烦恼由之而生；出家宽旷犹如虚空，一切善法因之生长……”。安州即今湖北安陆，暠法师指慧暠，是一位大传教师，《续高僧传》卷十五有传。武都山在四川绵竹县。
法冲为了对佛教的信仰而违反禁令私自剃度，甘愿冒处死之罪，其信仰之虔诚坚决可谓已达极致。法冲的性格，就是这么敢作敢为，毫无妥协。只要他认准的事，无论面对多大困难，一定会坚持到底。无论面对什么权威人物，也绝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其雷厉风行、光明磊落中所表现出的魄力和气度，实在是不同凡响。这种性格在以下几个事例中表现得很充分：
——和蔡子晃的论辩。蔡子晃又叫蔡晃，是一个道士，曾多次参加朝廷组织的三教论辩。法冲在安州，蔡欲与法冲论辩，尚未开始，便被法冲斥为“汝形同外道，邪述缠怀……早可识机，无悔于后！”结果蔡子晃被法冲的气概所震慑，“默然逡巡而退”，自己打退堂鼓了。于是法冲被佛徒称为：“护法菩萨，斯其人矣！”
——和宰相房玄龄的关系。法冲和房玄龄自幼相善，房玄龄后来有信给法冲，法冲在信后题曰：“我与三界无所须，卿至三槐位亦极。”按三界即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指人世间的生死流转；三槐典出《周礼》，指三公一类的高官。法冲这两句话表明了对自己所拥有的最高智慧的自豪和自信，甚至认为老朋友虽位极人臣，较已仍尚差一间。
——有一次法冲看见万年县县令郑钦泰在寺院打人，便上前制止。郑钦泰说，“打人罪我自当”，言外之意是嫌法冲多管闲事。可是法冲却义正辞严：“国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惟善行之。公今于寺打人，岂名为国祈福？”把郑说得哑口无言，只好放下架子向法冲表示礼谢。
——当时最著名的高僧唐三藏玄奘，正在翻译从西域取回的经典。他曾对人说过，不要讲以前所翻之经，意思是以后讲经就讲我新译之经。法冲得知后却放出话来，说你玄奘大师就是读着旧译经出家的。如果真的此后不许读旧译经，那请你现在先还了俗，然后再依新经重新出家。玄奘听到这些话，竟也不再坚持。
前边说过，法冲是违反禁令私自剃度的和尚，没有官籍；后来曾有过几次机会入籍，他却“高让不受”。到快五十岁时，兖州官府强迫他“入度”，从此他才成为兖州法集寺的在籍僧人。但他的性格是独来独往，难以拘束的，他甘愿做一个栖止无定的头陀僧。所谓头陀僧，即修头陀行的僧人。此派僧人在衣食住行诸方面均极力节俭刻苦，穿很少的衣服；乞食，还不能多吃；住在远离人家的地方，甚至荒坟野冢之间；休息时要趺坐，不准横卧，以对自己身体的苦行来求得灵魂的解脱与智慧的升华。《法冲传》中说他“一生游定为务，曾无栖泊”，“此法师乃法界头陀僧也！”这种为了弘扬佛法而摩顶放踵、身践力行的人格力量，也是很感人的。
《法冲传》记载了他与长安弘福寺润法师的一次对话：
弘福润法师初未相识，曰：“何处老大德？”答：“兖州小老僧耳！”又问：“何为远至？”答曰：“闻此少一乘，欲宣一乘教纲，漉信地鱼龙，故至。”润曰：“斯实大心开士也！”
从“兖州小老僧”的回答，不难想象法冲当时的豪迈自负的气度，足令兖州人生色。
文中所说的“一乘”，即“南天竺一乘宗”，是起于《楞伽经》的佛教宗派。此派又叫楞伽宗，后来发展为禅宗，成为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其最早起源即菩提达摩禅师。
法冲在佛学史上最重要贡献，就在于对《楞伽经》的研究和传承上。传中说：
冲以《楞伽经》奥典沉沦日久，所在追访，不惮夷险。会可师后裔盛习此经，即依师学，屡击大节，便合徒众，任冲转教。即相续讲三十余遍；又遇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又得百遍……
文中的可师即慧可，是菩提达摩的弟子，《续高僧传》卷十六有传。慧可是后来禅宗所排谱系中的二祖，地位很高。法冲曾得过慧可再传弟子的真传，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因此成为一代高僧。《法冲传》在详细地叙述了《楞伽经》的传承源流后，叙到法冲时说：
冲公自从经术，又以《楞伽》名家。前后敷弘将二百遍，须便为引，曾未涉文，而通便适缘，寄势陶诱，得意加一，随缘便异。师学者苦请出义，乃告曰：“义者，道理也。言说已粗，况说在纸，粗中之粗矣！”事不获己，作书五卷，题为私记，今盛行之。
法冲认为《楞伽经》的深微精妙处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因此他并不愿著书立说。只是在徒众的苦请下，无奈才作疏五卷。
《续高僧传》中的这篇《法冲传》，不仅使我们得以了解了1500多年前兖州一位高僧的情况，更是宗教史、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先生作《楞伽宗考》时，曾反复引用。释法冲在初期禅宗的形成和流传以及思想发展史上是很受瞩目的人物。
（十一）崇明寺·道宗·府河残石·叶和尚
李白《李太白集》卷二十九有《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颂并序》。其中有：
鲁郡崇明寺南门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者，盖天下之壮观。……以天下所立兹幢，多临诸旗亭，喧嚣湫溢，本非经行网绕之所，乃颁下明诏，令移于宝坊……
按：《新唐书·地理志》载“天宝元年，改兖州为鲁郡……领县十一”，治所在瑕丘县。且此颂序中有“其录事参军，六曹英竂，及十一县官署”之语，可见崇明寺必在鲁郡治瑕丘县。
清末陆增祥编《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十八记有一件石刻：
崇明寺造像题名。高一寸五分，广五寸六分；七行，行二字，六分，正书：“兖州瑕丘县崇明寺沙门宝玉□□”
亦可证崇明寺在瑕丘。
李白的经幢序中写到了当时鲁郡都督李辅：
我太官广武伯陇西李公，先名琬，奉诏书改为辅。其从政也，素而宽，仁而惠，五方镇牧，声闻于天。帝乃加剖竹于鲁，鲁道粲然可观……乃再宠厥功，发挥象教……
按，李辅本姓独孤氏，开元中上表请改李氏，奉诏改名辅。曾历任郢、海、淄、唐、陈五州刺史，鲁郡都督，广平太守，袭广武伯。是当时鲁郡所属十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由他来主持崇明寺经幢工程，也可见得崇明寺规格之高。
市博物馆现收藏有一件从城内少陵台下府河中出土的唐代残石。石上残存字中说到了一个寺院：
……寺建德年废，隋开皇……大业十年，寺废……。
按，建德为北周武帝宇文邕年号。这个周武帝就是历史上曾经灭佛的“三武一宗”之一。他于建德三年（574）“禁佛道二教，经像皆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一）。周武帝死后，佛禁又开；不久隋文帝灭周，佛教又兴。残石上的“周建德年废”是指建德三年禁佛时此寺荒废，“隋开皇……”后的文字应是开皇某年又重建；大业为隋炀帝杨广年号，十年为590年，距开皇间并不久，此次寺废，应是毁于火灾之类。此残石上还有“讲，下淮沂而麋至，名匠持斤……”明显是叙工程兴建事；又有“鲁侯”字样，使人想到前引李白颂中的鲁郡都督李辅。
李白那篇《崇明寺陀罗尼经幢颂》中，又写到了崇明寺中的僧人律师道宗：
有律师道宗，心总群妙，量包大千。日何莹而常明，天不言而自运。识岸浪注，玄机清发。每口演金偈，舌摇电光，开关延敌，罕有当者。由万窍通号于一风，众流俱纳于冥海。若乃严饰佛事，规矩梵天，法堂郁以雾开，香楼岌乎岛峙，皆我公之缔构也。以天宝八载五月一日，示灭大寺。百城号天，四众泣血，焚香散花，扶榇卧辙。仙鹤数十，飞鸣中绝。非至德动天，深仁感物者，其孰能于此乎？
按，《涅槃经》有云：“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可见律师就是讲经说法的僧人。文中的“口演金偈，舌摇电光，开关延敌，罕有当者，”正是形象的写出了道宗“善言解说”，舌辩无敌的神态。只是李白此文沿袭了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词华铺张而叙事甚少，使我们除了知道道宗律师于天宝八载（749）示灭大寺外，他的生平竟无可考见。
而值得注意的是，府河残石上的文字中也有个道宗：
……道宗在，洎上座慧琳，寺主崇梵……
而且残石文字中又有“大众围绕，知吒王之若灭……”“辩才无碍”“讲堂”等，似乎与“善言解说”的律师有关。使人怀疑，这个残石上所说的寺就是崇明寺，这个道宗有可能就是崇明寺的道宗。
又，《李太白集》卷二十八还有《鲁郡叶和尚像赞》，云：
海岳英灵，诞彼开士。了身皆空，观月在水。
如薪传火，朗彻生死。如云开天，廓然万里。
寂灭为乐，江河而闲。逆旅形内，虚舟世间。
邈彼昆阆，谁云可攀？
这一篇赞，黄钖珪《李太白年谱》谓作于天宝八载，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后来詹锳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又系于开元二十七年，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系于天宝四、五载，各家颇有不同。但后来安旗先生又发表《李白有关佛教行文系年选笺》一文（载《中国李白研究》1991年集），提出了不仅否认前人，而且推翻自己前说的新观点：
此赞与颂（按指《崇明寺陀罗尼经幢颂》）联系而观，赞中之叶和尚，当即颂中之律师道宗。二人同是鲁郡高僧，同是受戒之师，且同在示灭以后……似此则二人为一人。
既为同一人，则其文之系年应改为天宝八载。
道宗与鲁郡叶和尚同为一人，此虽为一家之言，尚待更有力之证明，但亦值得注意。
（十二）寺院——精神的家园
前文提到了唐代及以前的兖州寺院，有瑕丘尼寺、普乐寺、法集寺、崇明寺、龙兴寺、甑山存道寺，等等。此外，见之于记载的还有：
开元寺：《唐会要》卷四十七，开元二十六年，“诏天下诸郡立龙兴、开元二寺”，并要求千秋节时在开元寺祝寿。可见兖州是有开元寺的。另外，《旧五代史》卷一二九《慕容彦超传》中也提到了开元寺。慕容彦超在后汉、后周时任泰宁军节度使，驻瑕丘。后周广顺二年（951）叛，周太祖郭威派曹英大军征讨彦超，兖州形势危殆：
……先是，填星初至角亢，占者曰：角郑分，兖州属焉。彦超即率军府宾佐，步出西门三十里致祭。迎于开元寺，塑像以祀之，谓之菩萨。日至祈祷，又令民家竖黄幡以禳之……
按，兖州西门外三十里，其地应为嵫山。“迎于开元寺，塑像以祀之”，所迎的应是填星。填星即土星，“填”又作“镇”。土星大约二十八年绕太阳一周，大致和二十八宿数目相符，故有“岁镇一宿”的说法。填行至角亢，象征着进入了慕容彦超所在的兖州地区，因此他要去迎，并塑像祀之。至于称之为菩萨，大概是因为将其供奉于佛寺并且塑成菩萨形状之故。这里的开元寺，似应在瑕丘城内。
封岳寺、非烟寺，重轮寺：皆见于《唐会要》卷四十一：
乾封元年正月十七日，兖州置观寺各三座。观以紫云、仙鹤、万岁为称；寺以封岳、非烟、重轮为名。各度二七人。
这里的封岳寺，也许在泰山附近。非烟、重轮二寺不知所在，总之都在当时兖州辖区，是敕建寺院。
以上所列举的大都是有官方色彩的有名的寺院，而民间自创或规模不大的寺院，从城市到乡村，不知有多少，只是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人知了。
佛教教义中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以及天堂地狱等说法，对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有很强的吸引力，整个社会形成了十分浓厚的宗教氛围。不管其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如何，很多人都要尽其所能地去舍财施物以刊经造像，斋僧奉佛。下边引几条金口坝残石上的文字，以见一斑：
大齐天保八年……东兖州任城郡平原县□束灵晖为□□□□女造像一躯并两菩萨，复为国王帝主、师僧父母、法界众生、有形之类，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早成菩提……
按：天保八年为557年。当时兖州又叫东兖州（相对于定陶的西兖州而言），辖任城、东平、高平三郡，治瑕丘，但并无瑕丘县。平原县即后来的龚丘县，今宁阳县。因此这个功德主大概是今兖州西北乡一带的人。他施财造像，当是为其□□□□女祈福，至于后文的国王帝主、师僧父母之类，不过是陪衬。
维大唐开元廿二年岁次辛巳……原夫天□大如来居四大……道尊德尊法处二尊之上，故得迥超三界，独拔四流，为品物之……女弟子赵大娘……为本饥馑，将儿……
按，开元廿二年为734年。此为女施主赵大娘造功德之后的题记。从文中“为本饥馑将儿”几字可以知道她并非是很富裕的施主，是不是因为荒歉之年，而将儿子送人或舍入寺院？这里很有想象的空间。
……九年，岁次辛未九月丁未朔……志撰文，……今有功德主乃淹中……深时□久婴床枕，顺方医疗，转加困剧。误……乃炉焚薰陆，启告慈尊，愿救灾危，敬修功德……敬造石浮图九级并石像一铺，四面……相好圆备，乃梓匠镌珉……
按，这个“……九年”当为开元十九年（731），其年正是辛末。此为造九级石塔及佛像后刊以记功的，造塔的缘由是某人的疾病。看得出来，功德主地位较高，比较富有。碑侧文字中还有“……昌黎上姓疾病……”等，也许功德主姓韩。
……敬造无量寿佛乙躯，愿亡父母托生西方妙乐国土，恒遇诸佛，有缘属眷，现在安隐，生生世世……
按，这是为死去的父母造像。
清冯云鹏编《金石索》中录有《唐范洪恩造塔记》一件，并摹刻其文字，云：
大唐神龙二年岁次丙午，九月壬寅朔，廿五日丙寅，范洪恩内外眷属等，敬造七级浮图一所，石像三躯；女大娘又造十佛，上为天龙八部，自皇帝至师僧父母七代先亡见存内外眷属及法界众生，共同斯福……
按，神龙二年为706年。此石清代时在今新兖镇马青村天齐庙，后不知所在。上录文字很典型的表现了古代民众热心佛事的心理动机。他要为包括“七代先亡”和“现存”的“内外眷属”祈福。
佛陀世界，是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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