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九达人：既然你预测罗马会输球，为什么却又是最后十分钟打假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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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你信誓旦旦的说罗马赛前有迹象输球，却又是“注意意甲最后10分钟假球”，这不自相矛盾吗？盘口和赔率，还会暗示你假球在多少分钟开始？要知道：博洛尼亚进的三个球，分别是在72、73和90分钟进的。
这也从盘口和赔率上暗示大家吗？
盘口都是忽悠人的，要不庄家怎么捞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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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答：
他会预测个毛毛
庄家控盘的高招就在这里，你也许不清楚，其实庄家真正收钱最多的是走地的投注，当罗马2比0领先时，玩家估计罗马还会进球，于是上盘还是受注不少，这时候博洛尼进2球扳平，接着庄家还是开的诱惑上盘的走地盘口，玩家估计罗马还会进一球，于是很多资金追罗马，没想到最后时刻反被绝杀！！！就像昨天的皇马，开场一分钟丢一球，谁不会继续追皇马进球呢？整整90分钟的走地，光在皇马上的受注，庄家盈利不少啊！！！看来你真的不懂足球玩法的操作。
那最后打假球不就是菠菜公司操纵的吗.这也正是验证了盘口和赔率为什么异常.我是有点自相矛盾.我矛盾的是菠菜公司操纵的这场比赛.很容易让人看出来.
要真的这么肯定的话，那你买下半场的外围反超不是更好吗，最少几十倍的水，70分钟买的话块倍最少反70到80倍了！！足球就是踢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几十场上百场的比赛总会有被反超的现象！！
有问题的赛事，碰都不要碰，后悔也来不及，罗马31也防不住。全是被历史战绩忽悠了，哎
他M的90分钟
害死我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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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官方宣布主帅下课 前任功勋主帅或二进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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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被解雇
　　新浪体育讯　　北京时间1月13日，意甲豪强罗马队官方宣布，球队解雇主帅鲁迪-加西亚，副队长德罗西的父亲暂时掌管球队，据此前报道，斯帕莱蒂很可能将会二进宫。
　　加西亚本赛季率领罗马队开局顺利，然而进入11月份后遭遇低谷，过去的10场正式比赛仅取胜一场。罗马俱乐部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声明：“鲁迪-加西亚和他的助手博姆帕德、菲查克斯即日起不再担任一线队教练职务。加西亚先生2013年6月入主罗马，当赛季帮助罗马取得10连胜开局并且获得联赛亚军，俱乐部感谢他所做的一切，不过现在球队决定选择一条新的道路前进。”
　　《意大利足球》报道称罗马新主帅的人选将是此前执教过球队的斯帕莱蒂。
　　这位前泽尼特主帅已乘飞机前往美国迈阿密与罗马主席帕罗塔见面。据《天空体育》消息称斯帕莱蒂已经与罗马谈好了细节，将会接受一份为期18个月的合同。而加西亚的女朋友，身为罗马电视台的记者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也确认了加西亚将被解雇的消息：“这很令人失望，他是一个毫不索取全心热爱罗马的人。”在面对《慢镜头》的一个采访中她还表示：“我们这么快就忘了，斯帕莱蒂也是个被俱乐部抛弃过的人。”斯帕莱蒂曾在年期间执教罗马，他曾率领球队夺得意大利杯并获得过联赛第二名。(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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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在罗马的发展和教难
圣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各行省内发展的情形，以及它在各个阶层的社会中发展的情形，然后就要来和您一块儿探讨，有关教难的各种情况和问题之所在，欢迎您的收听。
首先，我们来探讨教会在义大利的情形。公元70年，耶路撒冷毁灭以后，教会的中心便自然的转移到了罗马
，从罗马再向四方推进。信德传布得很快，尤其在义大利南部，迅速地组织了起来。在第三世纪中叶，教宗“高尔乃略”在罗马召开一次会议，参加的主教竟有60位之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法国的情形，法国在当时的名字叫做高卢，高卢开教可能很早，而马赛，是希腊和小亚细亚商旅经常出入的大港口，福音大概由此传入，先是传布罗亚河流域，在第三世纪，才传入其他地方。起初，只在城镇中传教，到圣“玛尔定”的时候，才逐渐传入乡间。高卢的南边是西班牙，相传圣“保禄”大概曾经亲自到西班牙开教。对第一世纪的情形，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在第二世纪，已有好几位主教，在三百年左右曾召开会议，当时就有35位主教参加，由此可见，教会在这里已奠定了坚固基础。
西班牙隔海对岸的北非，开教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知的是，它开始一定很早，因为在第二世纪的末叶，在相当于现在的突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地，教会已经完全组织起来了，神职人员的人数也不在少数，活动的中心也很多，甚至在好几个地方，有教友们的公墓，在第三世纪初期，曾经召开过一次70位主教出席的会议，当时非洲的教会是最兴盛的一处，还曾经出过像“戴尔都良”和圣“西比连”等名满天下、首屈一指的教父。
再来看看埃及的情形。根据古老的传说，第二部福音的作者圣“马尔谷”曾做过埃及的第一任主教，虽无法确定，但埃及很早开教，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在第二世纪的末叶，埃及的教务异常的兴盛，而且还拥有第一流的神学家，在第三世纪继续的发展，有多位主教分散在埃及境内，信奉天主教的信友可以说已遍及全国，以后，埃及竟然成了修会生活的发祥地。相传圣“玛窦”去了爱底约比亚，爱底约比亚至今还是东非的基督信仰的世界。
接着我们再谈谈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的情形。在耶路撒冷毁灭以后，教友四散逃难，教会在巴勒斯坦已经少有活动和发展，但在小亚细亚，却进展得极为可观，不但在各城镇，连偏远的乡下也很盛行。
在罗马帝国的北方，福音的种子也传到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甚至越过多瑙河以北传入
哥德人中间。此外，在大不列颠的英国也有了信从基督的人，而帝国的东面，阿尔美尼亚及波斯等国，教会也已盛行。
我们惯常听说，最初的教友，只是社会下阶层的小人物。起初大多数皈依的人，固然是下层社会的人居多，像做手艺的啦！织布的啦！皮匠啦！鞋匠啦！而且啊！多数还是奴隶呢！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当时绝大数的国民都是这一类的人嘛！就历史资料的显示，从公元62年起，甚至在“尼禄”的宫廷里都有皈依天主的奴隶，有些奴隶竟然说服了他们的主人皈依天主。也有恢复自由以后升了神父，当了主教或教宗的，例如教宗圣“加里斯多一世”，他早先原是个矿场的奴隶，而殉教致命的奴隶，更是不计其数了。初期教会中，社会的其他阶层中，也早已有教友。“保禄”本身就是一位犹太知识份子，他忠实的合作者“路加”是一位医生，他曾使塞普鲁斯岛的总督“色尔爵．保禄”和雅典最高法院的“狄约尼削”皈依圣教会，此外，在罗马和其他地方，常见社会各阶层的高级人物慢慢的也逐渐领洗进教了。
公元第一世纪的末叶，就曾有两位教友做过罗马帝国的“执政官”，而“执政官”是当时罗马的最高官吏，其中一个还是皇帝“道米仙”的堂兄，他竟在公元95年的教难中殉教，他的夫人也被充军。从第二世纪起，在罗马富绅的家庭，常有赞助教会和济贫穷教友的记载，这些记录是从圣“加理斯多”地窟里找到的，而这个地窟是属于为著名的贵族家庭的坟墓。在中层社会内，很早便有法官和律师们归依圣教会，至于以哲学、修辞学等其他学问为职业的文人，似乎多所顾虑，不敢遽然进教，直到第二世末和第三世纪初，才逐渐有归依进教的文人。然而在他们皈依以后，却贡献了他们全部的才智来服务教会，因此当时曾有不少的护教人士，或以著作、或以言论保卫了圣教会，其中最为有名的有圣“西比连”，他是“雄辩术”的教授，后来当了迦太基主教；还有“戴尔都良”，他是一位佼佼的法律学士；“犹斯定”是哲学教授。军人的生活，对遵守教规虽然不容易，但在最初的三世纪中，却有不少士兵奉了教。在教难的末期，竟然有整队士兵全都是奉教的，圣“茂利斯”和他的全队士兵集体殉道是一个例子了。当时帝国的境内，治安良好，军队平常都去戍守边区，这为传播福音颇有助益，当教难发生时军人殉道的也很多。
总之，圣教会传播得非常的迅速。公元250年间，已经遍布全国，而且还传了帝国国境以外的地区。教友的数字虽然无法统计，但社会各阶层都有教友，则是事实。为此“戴尔都良”在第三世纪初，曾写下了这样脍炙人口的词句：“我们不过从昨天才开始，但已布满了你们的城镇、家庭、公共场所、议会、兵营、朝廷、元老院和市场，只给们剩下了邪神的庙宇，如果我们同你们分开，你们便是被弃置于荒野的啦！”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在第三世纪末叶，教友的数目的确是异常的庞大，以至使得皇帝们感觉到威胁。最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当教友，必须放弃当时的放浪生活、必须背弃国教、远离庙宇和游艺节目，尤其按照当代的说法“当一名教友，应该随时准备着牺牲性命”。在这种情形下，仍然有那么惊人的进展，这可以说，决不是一般人力可以幸致的。
救主基督早就预言“祂的门徒要遭受迫害”，在教会开始时，这个预言便已逐渐实现。最初三百年的教会史，可以称之为“教会受难史”，也可以称它为“殉道烈士们的历史”。罗马帝国加诸于教会的流血迫害，给这一时代印上了鲜明的记号，因此这一个时期，我们特别称之为“教难时期”。
第二世纪的教难多属地方性的，而且是间歇性的，第三世纪的教难，则是由皇帝明令发动的普遍性，几乎普及全国，情形惨烈，但为时颇短，而且使教会有喘息的时期。教难以后，丰富的记载如文录、目击记、以及详尽的法庭档案都足以提供历史学者们的研究。然而，在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外，还有一连串无可置信的传闻。使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是，后世的人，喜欢给古代的英雄烈士妄加许多荣衔，历史学家们在考证和批评历史事件的时候，曾经下过这样的结论：“教难时期并没有数百万殉道烈士，并且也曾经有许多教友临阵失去了勇气，各地教友全都视死的说法是豪无根据的夸张之辞。”这样一个历史真像的揭露，难免使人感到遗憾。其实，古代教难与后世的教难一样，总是满目疮痍的，教会从不希望受迫害，教难结束后，教会感到欢欣。既然如同我们前面所讲的，罗马帝国并不禁止多神的敬礼，而且还准许不同的教派存在，那么为什么独对天教如此的仇视，竟要以惨酷的流血来加以迫害呢？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一开始，基督信徒的气质与众不同，触犯了几项罗马刑法，在帝国政权的指使下，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教难。他们认为，基督徒触犯了有关罗马帝国祭祀的“侵犯与侮辱尊严”的罪，事实上，信友们放弃了对皇帝的祭祀，就已经足够使他们获得这一项罪名了。
“侵犯与侮辱尊严罪”是从严重的叛国与反对政权的情事而来的，这条法律本身相当含糊，有些早期的皇帝，像“底培里”、“道米提安”，曾经将它扩大，应用到许多可笑的事上，譬如，出卖一座有皇帝石像的公园，或其他似的有不尊敬帝国的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惩罚。这条含糊不清、弹性极大的法律，因此可用于每一件事上，基督徒当然包括在内了，但这只是历史家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的正确性，到现在是问题。根据所知道的档案资料，受难教友的案件，从来没有一件是涉及“侵犯侮辱尊严罪”的，后来我们考证得到这条独裁的法律，原来是专门提供给皇帝贬谪私敌异己，像元老们以及一些个高级官吏的，而很少用在平民百姓们身上。大部份的殉教烈士，都是属于平民百姓以下的阶级。有人称赞“图拉真”皇帝，因为他拒绝采用这一条法律，以便摆脱前任皇帝的旧例，并且规定了惩罚基督徒的新法律。
拒绝参加帝国典礼的人，可以认为是犯了“悔辱尊严罪”，但是这种帝国祭祀，不一定是宗教的或强迫参加的定期礼节。罗马有祭司会议，定期举行礼仪，为崇敬已经去逝的和正在位的皇帝所恭敬的神明和其他的神袛，妨碍这样的礼节，当然是一种渎圣的行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参与罗马祭祀，没有资格或没有责任参加的人，一生准免出席这样的场合。当时罗马市民对帝国祭祀所抱持的态度，与现代人对无名英雄纪念会、周会之类的集会所抱持的态度相仿，不愿参加的人可留在家里或到别处去，基督徒并不反对出席这样的典礼，当然那仅仅是出席而已。“戴尔都良”曾在“关于偶像崇拜”这本书里，畅论这事，他说
：“身为奴隶的教友可以陪主人参加教外的集会，在别人家做客，可以参观教外礼节的进行，但当基督徒因职务关系，被迫组织崇敬的礼仪，问是就发生了。”
教会最初三百年的历史，可以称它为“教会受难史”，至于为什么会受到罗马当局的迫害呢？从罗马的法律“侮辱尊严罪”来看，当信友因为职务的关系，被迫组织崇敬的礼仪时，问题就产生了，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继续分析教难的原因是什么？
“戴尔都良”在他的“关于偶像崇拜”这本书里，他怀疑那些置身在统治阶级中的教友能避免崇拜偶像的暗礁。在教难期中，身居统治阶级的信友很少，据我们所知，其中殉难烈士少之又少。另外一些史学家认为，基督徒忠于自己的祭献，时常举行罗马帝国所禁止的礼节，已经触犯了渎圣之罪。所谓“渎圣”，就是亵渎了圣物，那些是圣物呢？罗马人认为是神庙、祭台、神像，还有坟地。在教难时，信友们特别的谨慎，避免涉足于教外人事的圣地，后来有许多传说，竟以这类事来渲染殉教烈士的生平。依照十二铜牌法，所有非罗马的礼仪是被禁止的，至少也应该得到政府的许可才可以举行，但是这条法律条文早已废止了。在帝国时代，罗马城及全帝国境内，本地的，或外来的各种礼仪，只要不妨害公众安全，都已经不受法律和权威的限制了，而且在当时，教外人士并不以为基督徒的弥撒献祭是一种宗教礼仪，因为信友们没有神庙、没有祭台、没有神像，他们既不点香、也不焚膏，罗马人视他们为“无神论者”。
我们还可以追问，信友的生活方式，是否与罗马的刑法有抵触，因而引起教难呢？为什么几世纪以来，法官们屡次对信友颁布新的敕令？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这些敕令的内容彼此也不相同。历史学家，仍在盲目地搜集着教难的法律依据的文献，他们始终认为罗马帝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不错，罗马的民法是卓越的，许多现代文明国家都在步它的后尘，然而罗马的刑法则是很不完善的，尤其是罗马的诉讼程序法就更差了，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表面上似乎无瑕可指的法治政府里，找出形事范畴内的专制与残暴，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有些历史学家把教难的原因，从法律圈子移到政治领域上，以为当时罗马帝国的存在，受到基督信友的威胁，教会的势力越来越雄厚，帝国本身节节自卫，进而惩罚、迫害教友了。这样解释，可说是无稽之谈，如果把教难看成是帝国与教会之间的斗争，那么在斗争过程中，事无大小，侵略者显然是罗马帝国，但是，我们知道，掀起教难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民众，有时官吏被迫行动，这种情形在第二世纪时尤其显著。距离罗马很远的里昂、斯米纳、迦太基、亚历山大里亚等地的人，难道也狂热地关心着帝国的前途，而设法消除自己的同胞吗？也许后期教难时的罗马皇帝像“戴克里先”、“贾勒略”曾经由于政治的动机来迫害信友，但是，谁也不能证实这件事。
大约在公元300年左右，教友人数极众，简直可以形成一个现代的政党来发挥政治的功能，可是，那时候的信友，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冀望，信友们从不曾想到争战，把皇帝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甚至在最惨烈的迫害，他们也从不设法抗衡。“戴克里先”皇帝曾经为歼灭基督徒而忧愤填胸，这至多也只能解释教难为什么一直延续到公元300年，而绝不能拿来解释教难掀起的原因。在“尼禄”和“图拉真”的时代，信友为数尚少，没有人预知教会的未来，“尼禄”和“图拉真”不仅想做先见之明的皇帝，似乎也想做先知呢！
教难的另一个明显的因素是人间的仇恨，我们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爱与恨扮演着极其显要的角色，比理智所表演的精彩得多。历来基督徒的刽子手，总是以美妙的幌子做俺护来执行他们的任务，而骨子里却埋藏着对教会、对信友的憎恨，历史学家是不能对这些人性中的黑暗面漠不关心的。那么是否每一位按照法律惩罚信友的皇帝和官吏，都深怀憎恨？那也不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只知道服役国家，履行职责而已。
才思飘逸的“戴尔都良”说：“真理一进了世界，就引起了憎恨！”这种憎恨潜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一次又一次地换上新装，好像永无止息似的？”先说一说犹太人吧！最初罗马人不以基督徒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他们也没有把对犹太人的嫌恨转移到基督徒身上，后来，他们从犹太人那儿获得犹太人敌视基督徒的事实，犹太人有意骚动排斥基督徒，公元156年，“斯米纳教难”，便是一个例子。“戴尔都良”记述犹太人的会堂，成为流血的场所时，对这些悲惨的斗争是知之甚详的。
同样的，在憎恨者的行列中，有一些在经济生活上，因基督徒而受到打击的人，他们不是泰然自若的祭师们，而是那些靠异教祭祀为生的商人，以及与他们有关连的占卜者、星相家、教师和哲学家。“宗徒大事录”中不也记戴了“保禄”宗徒在厄弗所宣讲“用手制造的，不是神！”以致使得制造神像的银匠感受到失业的危险，而联合起来跑到剧场，引来了一场混乱的集合，几乎要“保禄”的命呢！
帝国的态度也左右着舆论。普通市民除了和统治阶级声声相应以外，不能有别的见解，许多人或许这么想：“让这些个基督徒去我行我素吧！政府总会有再三惩戒他们的措施的。”没有人相信舆论所加于基督徒的总总罪名，但是基督徒的活动却使群众恼怒，他们暗中举行祭献，激起了百姓具有敌意的好奇心。“戴尔都良”曾有这样的记载：群众特别喜欢打扰正在参与礼仪的教友，例如“塔西西”的殉道是因为他拒绝了放弃圣体的劝告。
基督信仰无声无息的传播是令人忧愤的，无论在何处，你都会邂逅信友，你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而且信友们静肃严穆的生活，对别人像是一种沉默的谴责。“儒斯定”曾记述了一个可做为代表性的故事：有一个罗马贵族妇女
，一向和丈夫过着放荡的生活，后来皈依了基督，要求她的丈夫信守丈夫的忠贞，否则她就要和他分居，他的丈夫在妻子身上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便去告发曾给他妻子讲道理的信友“普脱勒美”，于是“普脱勒美”被官方逮捕，为信仰而致命。
教友们生活在罗马人中间，却不追随他们的风俗习惯。一个罗马人虽然对他们的神袛失掉了信心，但也仍然要照惯例举行外表的敬礼，一个外教人同时对各种不同的神奉献祭祀，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对，还认为是因此而多蒙疪佑，而基督徒呢？却大大的不同
，他既信仰了唯一的天主，便不能再去敬礼其他的神和偶像了。罗马最爱好的娱乐，就是露天剧场内那些个残酷猥亵的表演，教友们当然是不去参加了，外教人无法了解他们所以拒绝参加的理由，便不免对教友们产生了恶感和疑心，因此称他们为第三种人，这就是说，既非罗马人，又不是犹太人，简直是一群无以名之的怪人，所有的人既然不愿意和他们接近，自然处处被岐视憎厌了！“戴尔都良”曾这样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听说王某某还不错，可惜他是个教徒！另一个说：‘想不到张某某那样的聪明，竟然信奉了基督！’可是谁也不去想，王某某、张某某之所以不错，正是因为他们信教的缘故啊！”教友们拒绝对皇帝的相钦崇叩拜，不但是冒犯尊严而且表示自己不是好公民，并且还算是亵圣，所以教会初期的教友，披控告为不信神。
此外教友还显得非常神秘，不能当着外教人举行圣事，外人对奥迹无从知道，自然的便要加以嘲笑了，何况保持秘密也是招人诬蔑的原因，因此控告教友密秘集会，并且在集会时荒淫乱行、叩拜驴子的头、举行魔术、举行圣体圣事竟被控告成以婴儿作祭品，然后分食婴儿的肉，像这种不伦不类的诬蔑，竟有官吏采信，连所谓有知识的人也不例外。
在前面，我们已述说过“尼禄”如何利用了教外人这种对基督徒的仇视心理，把罗马城的大火嫁祸在基督徒身上，开始了一场空前的大教难，从此，在帝国境内，便制定了一条法律“严禁人民信奉基督教”不过呢！在具体实施时，每一个皇帝的作风各不相同罢了！
接下来，我们再综合的说一下第一期的教难，古代基督教作家总以为一手造成教难的是“尼禄”皇帝，而实际上，在“尼禄”皇帝以前，就已有殉教烈士，至少，我们知道的有六品执事“斯德望”、宗徒“大雅各伯”都是为信德而致命。
假如公元64年，“尼禄”所实施的迫害，只发生了一次，以后没再重演，那么，我们可以用“尼禄”皇帝凶狠嗜杀的个性来解释，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尼禄”恐惧众怒难息，才嫁祸于基督徒，然而公元64年以后教难一再的重演，一直延续到第四世纪末期，足见罗马政权一贯仇视圣教会。罗马既然是一个注重法律的国家，它这样迫害教会、残杀教友是否有什么法律的根据呢？这个问题，信徒们很早就提出来了。第二世纪末叶，“戴尔都良”在“为真教辩护”这本书上，就质问罗马人说：“你们不妨翻阅一下你们的历史，便可以知道，罗马帝国第一个对我们的教会下毐手的是“尼禄”，以后，步其后尘的是以残酷著称，有人称他为“小型尼禄”的“道米先”皇帝，这些仇视圣教会的皇帝都是残暴不仁，为人民所唾弃的败类，至于那些赏罚严明，爱民如子的贤君，从来就没有一个曾与基督徒为敌，迫害宗教的法律，只有荒淫无耻、嗜杀成性的暴君才会予以执行。”这种辩护方法确实聪明，把迫害教会的责任，都放在声明狼藉的暴君身上。当时罗马政府的确曾颁布过仇教的法令，但是，只有残暴无道的昏君，才甘冒天下之大不讳、悍然执行。这些法律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教难的原因，出于政治的原因、出于外教人的仇视，再来颁布仇教的法令，“戴尔都良”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与圣教会为敌的而发动教难的，却大都是那些昏庸残暴的君王，而真正勤政爱民的君王，不曾与教会为敌，其实这个论证并不一定完全正确，那么事实究竟是如何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要来根据实际作深入的探讨，欢迎您收听。
在圣教会的教难历史上，若干位号称贤明的罗马皇帝，虽然没有颁布新的仇教法令，但是至少也曾是萧规曹随，很认真的执行过仇教的法令，而“戴尔都良”
所谓的安居乐业的升平时代，也正涂满了基督徒的鲜血呢！所以我们可以断定，罗马政权一贯迫害教会的行动，一定有法律上的依据，但这些迫害教会的法令，内容究竟是怎么定的？我们不得而知。公元110年或111年时，“图拉真”皇帝批覆“毕利纳”的诏书，是以旧有的法律成例为依据，“戴尔都良”
明白的指出，“尼禄”曾经颁布过一道迫害基督徒的法律，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这一类迫害基督徒的法律，它的理论根据究竟在那儿？
基督信徒是与犹太教脱离了的分裂份子，他们不能享受罗马赋予以色列民族的特权。而特权中最重要的，是尊重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不强迫以色列人向国家的神衹献祭，然而这不能作为基督信徒应该受惩治的理由。至于普通刑法上的罪，例如纵火烧城，这也只有无知的愚民，才会想到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指控基督徒的，如果借用这一类的藉口，来发动大规模的迫害运动，那简直是匪夷所思了！为什么别的东方宗教都受到国家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唯独基督圣教，被认为是非法的迷信，而受到刑法的制裁呢？
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纵观整个教难的来笼去脉，也就不难发现。在以前的节目里曾谈过，这种对立的局面，罗马帝国本身以及基督徒本身，最初都还茫然不知。
基督信徒既然不肯崇拜罗马的神，而且拒绝向罗马帝国及皇帝献祭，依照罗马法律，已经是犯了大逆不道和亵渎神明的罪名，然而亵渎神明的罪名，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才能成立。在第一、二世纪，信友从来没有犯下捣毁神像的行为，亵渎神明的罪，也就自然难以成立，至于大逆不道的罪，是到了第三世纪，才有正式的法令，明文规定，如果信友拒绝向罗马帝国及其皇帝献祭，就以大逆不道和亵渎神明的罪来论处，因此，公元第一、第二世纪的迫害基督徒，一定另有法令根据。
有人说，罗马的官吏，有权采取一切弹性便宜的措施，用以维持帝国各地的治安，根据这项权力，官吏们可以将扰乱公共治安的罪犯，处以死刑，可是这种假定，仍然缺乏充份的根据，因为基督徒是最奉公守法的安份良民，如果说信仰耶稣基，足以妨害治安，那么妨害治安的，也决不是基督徒，而是向基督徒瓯事挑衅的仇教份子，由此可见，罗马的地方官吏是很难以这项权力作为维持治安的藉口，出面予以干涉。关于这一点，只须看官吏们往往得向中央政府皇帝那儿请示处理宗教案件的办法，可见地方官吏是多么的左右为难呢！
一般来说，“加入基督教会是为非法的”这项法律原则，自从公元64年“尼禄”迫害教会开始，已为政府当正式采用了，但是罗马当局采用这原则的根据何在，我们仍然无法找得到。罗马帝国似乎在自卫本能的推动下，不知不觉的对新生的教会展开无情的打击，企图要消灭它，而圣教会从一始就昂然负起了耶稣所交待的神圣任务，在这个现世的世界上，作矛盾另诡的标记，在忧苦和灾难中生存、在忧苦和灾难中成长发展。
大规模的教难是随着两种因素而展开的，一个因素是，罗马帝国在公元第一到第三世纪内
，力图巩固政权，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从而必然的排斥一般所谓不信奉国教的份子；另一个因素是，基督信友经过了长时期同甘共苦的生活，受着理论家的薰陶、殉道烈士带头的模范作用，越来越认识对立的局面是必然的，妥协是不可能的。这种对立的局面，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随着前面所说的那些因素而逐渐发展的，所以最初的130年内
，也就是从公元64年到192年，迫害是波浪式的，忽而强烈忽而松懈，至少还不能认为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从第三世纪起，形式完全改观，迫害成了一种有系统的行动，政府颁布了特别法令，对全国各地的基督信友普遍的杀害。在这种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迫害运动中，流血牺牲的人数，当然的，都要远比过去来得庞大了。
若干的宗教著作、传统的说法是，罗马政权对圣教会的迫害，共有10次。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十”是个整数，而且含有象征的意义，一提到十次迫害，人们就联想到旧约时期，在埃及的十大灾祸，或联想到“若望”“宗徒默示录”中，所描述的那只野兽，头上有十个角，角上戴了十个金冠，和圣徒作战。而事实上，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迫害，只有四、五次，如果要将小型的地方性的迫害都计算在内
，那就超过十倍了！
罗马帝国固然有它的一套似是而非的理由，对圣教会横加迫害，那么为什么迫害的程度会如此的残酷呢？那是因为罗马社会已经腐败而且开始解体了，这种疯狂的的迫害，正是它崩溃的前兆，罗马帝国不惜以最野蛮的手段，杀害无辜教友，不仅将不少善良的信友送进枉死城，同时也替自己掘下了坟墓。
当时罗马人爱好的流血、爱好将囚犯当着群众执行死刑，供人民聚集时观看，主人将奴隶活活地鞭死、将奴隶的肉喂给鱼吃，这对当时的旁观者来说，简直是平淡无奇的事。此外，从共和时代的末期开始，统治阶级爱用当众流血的表演，来供人消遣，人民向政府的要求有两项，那就是面色和表演。对一般罗马人来说，两者的重要性是相等的。当时的罗马人，把看表演当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如何组织各次的表演，以解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那是执政当局头疼的事了。这些血淋淋的事太残酷了！举个例子说！一幕哑剧演到最后的结局阶段，在这一幕内，剧中某主角应该被人杀死，就去叫来一个死囚代替演员登台，假戏真做，这死囚当场就被杀而死，没有比这更真实的演出了；表演希腊神话“普罗梅德”身系岩石的一幕时，就用一个木制十字架代替岩石，将囚犯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类逼真的演出，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不忍目睹。而首创以活人供处于饥饿之下的野兽撕裂吞噬的是“奥古斯督”大帝，是他，第一个下令将一个名叫“塞路禄”的江洋大盗解往竞技场，放出一大批虎、豹，活活的将他咬死。罗马的法典中，有一道法令规定：政府可以将死囚提解到罗马，当众供野兽吞噬。这种野蛮的表演节目
，由罗马流传到全国各地，成群的野兽在竞技场当众表演扑杀掠食活人的节目
，成千成万的角斗者，而这些大部份都不是出于志愿的奴隶或囚犯，他们互相残杀，供一批批疯狂的观众欣赏。在这些表演中，场子内判死刑的囚犯，必须咬紧牙关，拚个你死我活，到后来全都被杀死；另一种表演是把活人投入野兽群中，供虎、豹、狮子饱餐一顿人肉佳肴。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样的屠杀，简直是惨无人道到了极点，然而当时的罗马人，却视为平淡无奇，而且非这样紧张，就看得不够刺激过隐。
罗马帝国一面力图不择手段镇压反抗份子，巩固自己的政权，一面妄想以野蛮的表演节目来取悦人民，麻醉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愤怒情绪。我们必须认识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才能明白迫害教友的教难的具体情势及其残酷的特性。对初期教会发动第二次大型迫害，制造教难的是“道米先”皇帝。“道米先”皇帝虽然有不少的长处，他为人聪敏，勤谨，实事求是，但是他也是暴虐无道、傲慢自私、猜忌多疑，他的残酷，可以说与“尼禄”不分轩轾。公元81年，他的胞兄“提都”去世以后，就由“道米先”继承了王位。他的胞兄“提都”就是那位在公元70年率领罗马大军，进军犹太，攻陷耶路撒冷，摧毁圣殿的大将，后来当了罗马帝国的皇帝，死后胞弟“道米先”继承了他的皇位，那时候“道米先”还不满30岁，登基以后，他那猜忌多疑的个性，常使他担忧自己的皇位会被别人推翻，对各阶级的人民都抱着猜疑不安的态度，滥杀无辜，以呈其性，终于在公元96年，死于非命。
“道米先”的自卑心理常猜疑罗马贵族，因为罗马贵族很瞧不起他，他的祖先是一
个出身乡村的投机份子，他自己呢！是藉着胞兄的余荫而取得了王位。贵族们常在诗歌中对他加以冷潮热讽，他害怕他们中有人将篡夺他的皇位；“道米先”也猜疑哲学家，因为这些哲学家鼓吹自由思想，反对专制独裁；他也猜疑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活动的范围遍及全国，势力越来越大；“道米先”也猜疑基督信徒，因为圣教会无孔不入，由平民阶级，伸展至贵族阶级，甚至也渗入了皇室。自从“尼禄”去逝后，在短短20多年内，教会的势力遍及社会的各阶层，封彊大吏中，信奉基督的有“亚基吕”总督；皇亲国戚中有“惠斯巴西安”的胞弟“沙比纽斯”、“沙比纽斯”的儿子“克肋孟”夫妇，也就是“道米先”皇帝自己的堂兄弟、“提都”的儿子，皇帝的未来继承人。“道米先”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要铲除异己，先从贵族阶级开刀。若干贵族在日尔曼发动武装政变时，也发动推翻王室的政变，可惜政变失败，皇帝为了澈底的摧毁反抗势力，就把与叛乱有关的人物一律处死或充军异乡，哲学家、星相家、堪舆家不久也遭遇同命运，杀死的杀死，放逐的放逐，过了不久，迫害的箭头就转向犹太教徒和基督徒。
&公元81年，“道米先”登基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到公元96年，他死于非命为止的这段时间内，他为了铲除异己、摧毁反对他的势力，先从贵族阶级开刀，并把直接或间接与反叛有关的人物，一律处死或充军异乡，然后箭头就转向了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道米先”如何迫害基督徒，欢迎您的收听。
自从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毁灭圣殿以后，过去犹太教徒向圣殿缴纳的捐税，罗马政府照旧征收，名义上是扩充“朱彼特神”的祭祀费用，实际上都入了国库。“惠斯巴西安”和“提都”父子先后执政期间，征收捐税的办法还相当的宽大，等到“道米先”登基以后，便改采最严峻的办法，而且还把征税的对象予以扩大，除了真正的犹太教徒外，凡是信奉一种教的，都应当纳税，这样一来，基督徒也都应该负担这项捐税了。为什么将基督徒和犹太教并为一类了？政府是否故意引诱基督徒提出抗议，而让他们自己暴露身份，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除了这种宗教性理由外，罗马政府也是想要增加国库的收入，才扩大了增税的对象。总括来说，“道米先”的迫害圣教会，基本上是含有政治作用的。他曾经听人说起，基督将会旧地重临，统治世界，所以内心不免惴惴不安，担忧自己的皇位终将不保。他发动的迫害，先从贵族中的基督徒开始，“亚基吕”总督牺牲了！自己的堂兄弟“克肋孟”也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判处死刑，“克肋孟”的妻子“道米提拉”也被放逐到荒岛上。多疑的他为了要斩草除根，更不惜派人到巴勒斯坦搜捕犹太国王的旧裔，圣“犹达”宗徒，原是耶稣的近亲，所以他的子孙就遭到逮捕，送往罗马受审。
迫害越演越烈，后来竟发展成为全面性的迫害。“道米先”在位的最后几年，也就是公元92到96年，迫害达到了高潮。公元96年，“格肋孟”教宗致书给“格林多教会”，曾提到罗马教会团体遭受了严重的灾祸和打击，这次迫害的残酷，和“尼禄”的时代不相上下。例如，圣“若望”宗徒受到“鼎镬”的酷刑，被投入沸油之中，就是那段时期的事。这次的迫害，更遍及全国，不只以罗马一个地方为限，圣“若望”放逐“巴特摩斯”岛时，对殉道烈士遭遇的苦难，记忆犹新，所以当他执笔撰写“默示录”时，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这场大屠杀感到无比的悲哀。
在第一世纪末叶，圣教会完全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但是天主的事业，是经得起任何打击的，打击越强烈，教会的基础越巩固，在忧患交加、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教会一天比一天壮大，踏在自己鲜血的道上迈步前进，而固守信仰的圣教烈士，不肯崇拜邪神，与罗马政权发生摩擦，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圣“若望”在“默示录”第十三章15节上指出：“不钦崇野兽和它图像的人，都被杀死！”还有“默示录”第17章第2、第6、以及第18章24节的话：“以污秽的酒灌醉了世界，将它的长袍浸泡在信友的鲜血中”，这是，前后30年间，罗马与圣教会的对立，日趋明显，大规模的屠杀，已是剑拔弩张，迫在眉睫了。而一般人民对教友们盲目的仇视，完全是因为不明了圣教会的真实性质，便杜撰了种种幼稚无稽的诬词，诽谤教会。圣教会越发达，盲目的仇恨越强烈，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往往酿成流血惨剧，很多信友便这样受到无谓的牺牲了！
为什么一般无知民众会仇视信友呢！这其中的原因很是复杂，我们综合成5个项目来跟听众们做说明。(1)教友们的生活方式太严肃，普通人自愧不如，便因忌妒而生仇。(2)教友们反对当时流行的放荡生活，不肯与一般的人同流合污。(3)为了避免官厅的查缉，教友们往往秘密的举行集会，有时候也在晚上集会，在外教人目光中，这些集会多少含有神秘的色彩。(4)教友大部份属于平民阶级，也就是一般贵族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人。(5)迫害运动扩大后，大家竞相挟嫌告发，同时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里，以残杀和酷刑来满足自己仇视的心理。此外，由于一般人对基督圣教的礼仪认识不够，因而产生了很多的误会，例如举行圣体礼仪时，被人误会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野蛮行为。这一类荒唐无稽的误会，在第二世纪最为流行，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公元150年左右，有一个才识平庸，徒有虚名的修辞学家名叫“傅龙冬”，他竟妄称基督徒把一个幼童和在面粉里面，叫一个新教友用刀刺破他的心，并喝他的血，再由参加集会的人将幼童的四肢分解。像这样幼稚的故事，一望而知，完全出于虚构，居然会有人有声有色的加以叙述，可见，当时人们对圣教会的真正性质，显然一无所知。
另一类危险性比较轻微的讥讽，是歪曲圣教会的内容，把教会的教义描写成荒诞不经，例如，当时人们传说，基督徒崇拜的是一个有驴子的头却有人的身体的神。公元1857年“巴拉坦”曾发掘出一幅壁画，那幅画是用小刀雕刻在墙上的，画着一只驴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幅壁画现在保存在罗马“基却博物馆”，旁边有一行小字写的是：这是“亚力撒玛”所崇拜的神！由此可见，无知的人用多么幼稚可笑的方式诋毁圣教会。此外，一般人的心里，遇到有灾祸发生，就会想办法找出一个人来，把全部责任都卸在他身上，方才肯平息心头的怒气，这种策略，暴君“尼禄”知道得最清楚，所以在罗马大火后，便很巧妙的把全部罪责一古脑儿的推在基督徒身上，自己既可置身事外，又可以平息民怨。在外教气氛非常浓厚的罗马社会，一般人的思想带着强烈的迷信色彩，再加上巫术盛行，遇到了任何不幸的灾难，便想入非非，归咎于某种超自然的邪魔势力。他们认为，基督徒常在深夜举行宗教仪式，而通常巫师作法也都在夜间，所以这些基督徒一定在施展某种秘密的巫法，降灾祸给一般人民。“戴尔都良”曾感叹的说，在台伯河泛滥成灾的时候、在尼罗河干旱的时候，无论有地震、灾荒、战争、瘟疫，一切天灾人祸都应由基督负责，百姓们就会大声高呼：“把基督徒带去喂狮子！杀掉基督徒！”最后，物质利益的冲突，也是引起若干商人仇视基督徒的一项因素。因为圣教会的教义，普遍传入民间以后，售卖迷信的宗教器物，以及售卖祭祀用的商人，营业一落千丈，而制造这些迷信偶像等宗教器物的，则面临了失业的危机，他们便与基督的圣教会势不两立，一心予以破坏。此外，私人的忌妒争吵、挟嫌报复，也往往是大规模迫害成为重大教难的导火线。
总之，迫害圣教会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很多情形，盲目的或由私人发动的仇教行为，往往是由神庙管理人、巫师或是外教司祭的挑拨教唆而引起。群众的情感是很容易被激动的，于是就一呼百应，便发生聚众捣毁信友举行宗教仪式的处所、以及信友的公墓等暴动行为，事态一扩大，人们便把信友扭送衙门，控告信友不信国教，要求官厅支持群众的行动，依法惩罚处理。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发生了迫害教会的合法性问题，当然群众情感一旦冲动起来，绝不会考虑自己的行动是否合法，而且根本将法律问题搁在一旁了。我们要问，事情一闹到官里，政府人员对这些个不法的暴动，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呢？关于这一点，罗马官吏的态度一般来说，很值得我们的称赞的，因为他们有守法的优良习惯，往往设法弹压暴动，维持最低程度的法律立场，例如“图拉真”皇帝时的“毕利纳”，就是一位在迫害圣教会的教难中，奉公守法，主持公道的开明官吏。“毕利纳”在公元112年任总督的任内，上书给“图拉真”皇帝，详细的报告了基督圣教发展的情况，请求皇帝决定处理的办法，“图拉真”也就根据“毕利纳”的奏章，制定了对待基督徒的政策，这是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法律地位，第一次正式获得确定。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点，政府当局不必主动地查缉谁是基督徒。第二点，如果基督徒被人检举，经过侦讯属实的话，就应依法处罚。第三点，如果被检举者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崇拜罗马的神类，就应立刻销案加以释放。“毕利纳”的奏章和“图拉真”皇帝的诏书，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两个文件，告诉了我们，耶稣死后八十年左右，福音在罗马帝国发展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解释了“安东尼王朝”对基督所采的态度。我们根据这些文件可以知道，“安东尼王朝”的四位皇帝，素以仁慈爱民见称，为什么竟纵容下属屠杀教友呢？
“图拉真”是罗马帝国可数的贤君之一，他对百姓相当的宽仁。他曾说过，与其无罪的人受不白之冤，宁可使有罪的人逍遥法外。而“毕利纳”呢，也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良臣，宅心仁厚，对待奴隶常慈爱，在他的信函当中，我们看到他多么关心奴隶的生活，自动解放他们，看到奴隶患应而心生不安、看到奴隶天逝而心生悲哀。公元112年，“毕利纳”以皇帝特使的名义，治理本都和俾斯尼亚两省。“毕利纳”办起公事来，一丝不苟，非常有责任心，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就即刻向皇帝请示，而当时基督徒的地位确实是很微妙的，究竟如何处理？“毕利纳”自个儿不敢擅作主张，于是就上书皇帝。在当时，小亚细亚地区，圣教会很发达，许多教会团体，还可能是圣“保禄”
宗徒自己亲手建立的，圣教会也给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澈底的改革，人们不再到神庙去祭神，也不再信奉罗马的国教，售卖祭品的商人，营业大受影响，若干基督徒被告下狱，解送到皇帝的特使“毕利纳”的地方来。
&第二世纪初期，教会团体就已经非常发达的小亚细亚地区，而这些团体，可能还是圣“保禄”宗徒当年亲手创立的，领洗奉教的教友们，给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澈底的改革，他们不再前往庙宇去祭神，也不再信奉罗马的国教，而使售卖祭祀用的牲口及和宗教物品的商人，在营业上大受影响，因此，招至某些教友就被告发而被逮捕下狱，又被解送到皇帝的特使“毕利纳”这儿来了。今天，我们就要接下来看看，“毕利纳”将会如何处理这些被告发而被逮捕的教友？以及这些教友的下场将如何？欢迎您的收听。
“毕利纳”，接下了这些告发基督徒的案子，于是就非常仔细的审讯了被捕而解送到他这样来的基督徒。他清楚的知道，控告教友们的罪，完全是莫须有的，但是从“尼禄”皇朝开始，法律上就曾经明定，严禁人民作基督徒，既然被逮捕来的人对自己的教友身份一再的直认不讳，“毕利纳”呢，也就根据过去既成的惯例，将他们都判了死刑，而那些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囚犯，就解送到罗马去，听候皇帝的发落。可是，事情却越闹越大，问题也越来越复杂，群众们看到这批基督徒被判处了极刑，得到了很大的鼓励，胆子也大了，纷纷开始控告教友，还有许多是匿名的指控的，官厅接到了控词，就去按着地赴查访，对那些被指为教徒的，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逮捕后解送到“毕利纳”这儿来，请“毕利纳”依法裁判。
“毕利纳”原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实在不忍心将教友们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送往刑场去处死，对每一个案件详细的审讯。其中有一部份人，很英勇的坦白承认自己是教友，他就根据他们的供词，依照法律既成的惯列办理，宣判死刑；而另有一些人承认自己曾经一度进了教，但早已退出。“毕利纳”想起，群众们往往指控基督徒犯罪作恶，便查问这些先进了教
，然后又叛教的罪犯，有没有犯过其他普通刑法上的罪，他们一个个都坚决的说，过去他们从未触犯过任何的刑法，若是有罪的话，那就是当他们还是教友的时候，曾经以基督徒的身份，在黎明之前参加集会，唱圣歌、赞颂天主，他们还在集会中发誓，永远都不犯窃盗、凶杀、奸淫的罪，他们还共同举行圣餐。“毕利纳”审讯完了，心里甚觉不安，因为实在找不出他们的罪状，他就只有去向当时的皇帝“图拉真‘请示，是否基督徒的身份本身就构成一种罪？假如凡是基督徒都一律严惩，那么不但承认信奉基督教的人都应处死刑，连那些背教的教徒也难逃一死。“毕利纳”还在奏章中，劝“图拉真”皇帝，采取宽大的政策，对背教者不咎既往，一律赦免。
“图拉真”对“毕利纳”的奏章的批覆，主要的可归为三点。在上星期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为您谈到过，为了清楚起见，我愿意再重覆的说一次。第一点，政府当局，不必主动去查缉那一个是基督徒。第二点，如果基督徒被人检举，经过侦讯确实无误，应该依法处罪。第三点，如果被检举者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崇拜罗马的各类神袛，应该即刻销案释放。根据“图拉真”的诏令，我们可以获得下面几点结论，第一，信仰基督教的罪，是一种特殊的罪名，犯罪的人只要表示悔罪，并崇拜罗马的神就可以获得赦免，而普通的犯罪，像杀人、窃盗绝不能享受到这种宽大的处分。第二，基督徒的确是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而不是杀人放火的窃盗歹徒，在过去一般人对教徒的诬蔑，也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政府机关，绝不主动的去查缉基督徒。第四呢，基督徒尽量在合法检举的情形下，方可予以追诉。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基督徒在没有被追诉以前，以经退出教会或是在审讯当中，表示要退出教会，就应立刻案释放，不再追究。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罗马政府所颁布的诏书，采用的办法，是很聪明的，但是，宗教信仰对人的心灵具有伟大无比的力量，对于这一点呢，罗马当局却根本汒然不知，它以为这种聪明的措施，一定能够遏止圣教会的发展，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它的估计错了！再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罗马政权在第二世纪初期，还没有把基督教当作是自己的死敌，所以呢！还没有采取有系统的办法，有计划的来摧毁圣教会。可是，我们必须指出，“图拉真”的诏书在内容，有着前后矛盾、模棱两可，未免近乎滑稽，所以“戴尔都良”以讥讽嘲笑的口气说：“基督徒并不是因为犯了罪才被处罚，而是因为有人检举才被处罚，而政府方面，如果没有人检举教徒，又不主动的查缉追诉，这岂不是矛盾到极点吗？”
以后的每位罗马皇帝对基督徒的政策，都以“图拉真”的这个诏书为根据。例如亚细亚的一位总督向当时的“哈德良”皇帝上书，指出：一般人民对付基督徒的手段，过于残暴，而基督徒呢！除了宗教信仰以外，就没有犯下任何具体的罪行，而把他们都处死，似乎有失公平。而“哈德良
”的批示，尽也是模棱两可的，他表示：凡事应该依法处理，但不要轻信谣言或诬告，政府必须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这算是什么回覆呢？对属下提出的问题，不正是答非所问嘛！还有那位以虔诚出名“安东尼”皇帝，他对罗马的神道固然非常尊重，对基督圣教，也只是萧规曹随，按既成之前例来办理，从未采取有计划的措施，企图消灭圣教会。在“安东尼”的朝代，烈士“普托勒美”在罗马法庭受审，审讯的话，由圣“儒斯定”纪录下来，一共只有三句：“你是基督吗？”“是的！”“去死吧！”
总之，“安东尼”王朝的反圣教政策，主要的原因是，维持秩序和避免触怒舆论。为了这个缘故呢，第二世纪的教难，有着几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教难大都属于地方性的、偶然发生的，而不是全面性的、有计划的来迫害教会，这些迫害也都来自群众的告发，某些地区群众和教友之间相安无事，没有冲突产生，也就没有迫害教会的暴行发生；相反的，如果群众对信徒鼓躁暴动时，官厅便出面干涉，迫害教会。至于迫害的程度呢，又要看各地的行政长官而定，有的长官不愿过于株连大兴冤狱，便大事化小从轻发落；有的长官，办事很认真，遇到有群众告发教友的事发生，不肯轻易放过，就常是严刑拷打，必定将教友置之死地而后快。教友偶然触怒了邻居或亲戚便可能被检举告发到官厅，民众若稍稍有不满，或在当地遇到了灾难，便嫁祸于教友而触发教难，甚至台伯河泛滥殃及罗马时、尼罗河泛滥而损及粮食减产时、地震啦！天灾啦！瘟疫流行啦！都将怒气发在教友身上，将他们告到官厅，因此教难虽然不常是普遍性的，但为教友们来说，则常是一种威胁，人人都晓得奉教便是冒殉道的危险。
公元第二世纪，无数可歌可泣的殉道教友，不仅包括家喻户晓的著名历史人物，同时也包括了许多无名英雄。他们舍生证道的史迹，大都已经失传，甚至连他们的姓名，由于年代久远，也无从查考了！然而，用鲜血给基督圣教铺平道路的，正是这些无名英雄们啊！我们目睹今天圣教会的繁荣发展，基督的名传到了世界各地，想到当年殉道烈士们，为圣教会树立根基的英烈们，他们的信德精神着实令人敬佩，这些千千万万的烈士、烈女，不分年龄、地位、性别或为教宗、主教、或为贩夫走卒，他们所作证的，是同一的信仰，他们所渴望的，是同样的牺牲，英勇的事迹也属大同小异，我们只能从“致命圣人录”这本书中，为您选出几位特别著名、特别突出的向您作个报导，一方面，您可举一反三，一方面，也作为教会光荣的象征。
我们第一个要举出的殉道烈士，是安提约基亚的圣“依纳爵”主教。他是一位有魄力、敢做敢为的人、是一个十字架革命家的典型人物、是一个为了信仰及正义，不惜赴汤蹈火的英雄，他曾说：“我们无论在做任何行为时，都应该想到，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他的这句话，成了很多努力修务圣德的热心教友奉为圭臬。宗徒们的几个继任者，他也都认识，所以他是宗徒时代的直接证人之一。他通过圣“保禄”或圣“伯多禄”的媒介，直接与耶稣发生联系，他是安提约基亚的第二任主教，也是圣宗徒们的亲炙弟子。圣“依纳爵”主教，是在“图拉真”皇帝在位的初年被捕的，大概和圣“伯多禄”的第三位继任者圣“格肋孟”在罗马殉道，以及圣“西默盎”在耶路撒冷殉道的时间相近。他的案件，由何人发动检举，我们没有文献可以考证，我们所确实知道的是，他在公元107年遇难，和其他的两位同伴，在安提约基亚宣判了死刑以后，被解送到罗马，供饿狮猛虎所撕裂吞噬。他在去罗马的途中，给小亚细亚和罗马教会写了七封书信，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内容异常的动人，称得上是教会早期文学的矶珠，成为不朽的名著，堪与圣“保禄”的书信相比美。他自知即将为真理、为基督捐躯，热血在他身上沸腾着，他这样说：“无论在刀剑的锋刃，或在猛兽的爪牙下，我都与天主相偕，我与天主永不分离。”他给罗马教友写这封信的动机，是因为他听说罗马的教友正在设法营救他，他尽力制止他们不要那样做，他的信上这样写着
：“祭台既然准备好了，请让我去流血献祭吧！请让我作野兽的食饵被猛兽吞噬，如此，我就能亲近天主，我是天主的麦粒，希望藉着野兽们的利牙，被研磨成为面粉，成为基督无玷的面饼，你们为我恳求吾主耶稣，肯藉野兽的牙齿，把我做成牺牲，献给天主，希望它们快来咬死我，不要像对待其他殉道者那样，不敢下口，如果是那样，我要激怒他们，巴不得最酷烈的刑罚加在我身上，只要我能享有基督便够了。”他担心因着罗马的教友营救他，使他被释放而失去了致命的荣冠。圣‘依纳爵“到了罗马，不久就遇难了！如他所愿，死于野兽们利牙之中，麦粒，终于被研成面粉，做了基督无玷的面饼，踏上了殉道者的血路。
在缅怀安提约基亚的殉道主教圣“依纳爵”，以及士米纳的“鲍利加布”主教，他们壮烈成仁为主牺牲殉道的英烈事迹；也讲到了现在的法国，就是当时称为高卢的这个地方，看到其中最为活跃的里昂信友团体；公元177年，九十高龄的“保丹”主教以及五十多位教友先后被不同的残酷刑罚处死；女奴“白朗蒂诺”和年仅15岁的少年“本地克斯”，也以英勇慷溉的表现为主基督的名而在酷刑之下走上殉道之路。今天的“朝圣之途”，我们将从高卢的里昂教区回到罗马，我们要带领各位到一位殉道圣女，"则济利亚"
的旧地参观，同时为各位讲述她的英勇事迹，欢迎您的收听。
“麦克奥里略”皇帝在位的最后几年，当高卢的教难刚刚停止，多难的教会又在罗马遭到了打击，当时的罗马帝国也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大不列颠、莱茵河、多瑙河和亚美利亚这些地方，在军事方面失去优势，国内又有疫疠盛行，军人叛变，为了移转人民的注意力，掩饰帝国千疮百孔的局势，自然又拿基督徒来开刀了。
圣女"则济利亚"，她是在公元178年到180年间殉道的，也就是我国东汉灵帝在位期间。她出身贵族，她的家族是罗马最高贵、最古老的一个家族，也就是“则济利亚”大家族。在罗马的共和国时代，“则济利亚”家族的人，位高爵显，在“维爱斯”和“迦太基”战役中，屡次的立下了汗马之功，是罗马人所崇拜的民族英雄，“则济利亚”家族的妇女，在当时妇女社会中，以贤德著称，也许您会问，系出名门的"则济利亚"怎么会信奉了基督的教会呢？相传呢，是她的一个信仰基督的奶娘把基督的教义传给了她。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安东尼”皇帝在位的时候，殉道烈士当中，不就是有两位也是贵族妇女，圣女“伯拉赛特”和圣女“普登西爱纳”。"则济利亚"
虽然在锦衣丰食、养尊处优的生活下长大，但是却能够不忘勤修苦行，古老的传记中这样说："则济利亚"
在她所穿的锦绣衣服里面，带着用马尾制成的
苦带，到了及笄的年龄，她的父母为她谈好了一门亲事，未来的夫婿也是出身望族，是著名的“瓦来里意”族的贵公子，家道十分的富裕，这段婚事，在一般人的眼光下，的确是门当户对，珠连壁合，“瓦来里意”家族的府邸在台伯河的对岸，谁也想不到这座美轮美奂的府邸，竟然成了"则济利亚"殉道的处所。
"则济利亚"从小就许愿要守贞事奉天主，她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未婚夫呢？她是因为怕被人出卖，而心里有顾忌吗？或者，这
是天主上智的一种措施？隆重的婚礼举行完了，宾客都告辞了，只剩下了两位新人在洞房里，"则济利亚"向上苍默祷，护佑她身体心灵纯洁无瑕，然后对新郎说：“我有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但是你必须发誓严守秘密。”“瓦来里意”看见新娘子突然双眉深锁、忧容满面，便一口答应决不泄漏秘密，于是呢，"则济利亚"
就把她守贞不嫁的理由，全盘托出，“瓦来里意”注意地倾听着，"则济利亚"
把耶稣的事迹、基督圣教的信道也讲给“瓦来里意”听，没想到耶稣的爱正对他展开了双臂，他也可以成为圣教会的一份子，奇迹也真出现了！“瓦来里意”听了新娘子的话，就跑到了亚比思大道，去见罗马的主教“乌尔班”，两脚跪在“乌尔班”面前，要求加入基督的羊栈，“乌尔班”给他付了洗。当“乌尔班”口中诵念着付洗经文的时候，“瓦来里意”在神视中，看见一个头上戴着金冠的老翁，递给他一卷书，书的第一面写着：“一个真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天主俯允了"则济利亚"的祈祷。
不久“瓦来里意”的胞弟，“弟伯尔斯”来探望兄嫂，一进门鼻子就闻到兄嫂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阵特异的香味，又看到他们的行动，听到他们话的口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由得感到惊奇，他们对“弟伯尔斯”说：“这是肉眼看不到的玫瑰和百合花发出来的香气”，接着，"则济利亚"
也把圣教会的道理讲给他听，奇迹又再度重演，‘弟伯尔斯“很兴奋的对嫂子"则济利亚"
说：“主的天使藉着你的口说了话！”他也跑到“乌尔班”主教那儿要求领洗。
领洗以后的两兄弟，全力宣扬，并且维护圣教会，他们在自己的花园里营建陵墓，用来安葬殉道的烈士们，又在家里举行宗教仪式，不久他们的活动开始受到了仇教份子的注意，将他们扭送官厅，依法审讯，法官看到他们兄弟俩是贵族子弟，原想网开一面，法外施恩，法庭开出来的条件却是让他们兄弟俩背弃基督圣教，可是兄弟俩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甘心情愿杀身成仁、舍生证道，他们俩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在旁边的一个差役，这个差役也追随了他们的榜样信奉了基督，于是由差役一变而成了死囚，三个人同时被押上了刑场，“瓦来里意”兄弟俩死于刀枪之下，这位差役呢，则被用皮鞭抽打而死。
"则济利亚"开始度童贞寡妇的生活，她把三位殉道者的遗体迎回安葬，她的信德反而比以前更加的坚固，她不久也被逮捕了，在法庭里公开了认自己的信仰，她说：
“我们决不否认天主的圣名，我们绝不能这样，我们宁愿为争取至高的自由而丧生，绝不忍辱偷生。”"则济利亚"
丝毫不畏惧法官，她以嘲笑的口气说：“你们所崇拜的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吗？”法官无言可对，下令将她处死，他们起初采用对待贵族妇女的那种死刑，那就是把她关在一间密不通风，烧得滚热的浴室里面，让她窒息而死，可是过了一天一夜，打开浴室的门，"则济利亚"
竟然安然无恙！她正在祈祷，于是又改用斩首的酷刑，刽子手连砍了三刀，还没能将颈骨切断，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斩刑最多只许砍三刀，这时候的"则济利亚"
躺在地上，满身是血，但却气息尚存，凭他那股坚强的意志力，竟还有力量劝慰在场的人，这是多么悲壮动人的一幕啊！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守贞女子的优越地位，她们虽然并不生男育女，却生了许多超性的儿女，奉献给天主，这种使命感，基本上就推翻了罗马人对妇女的观念，罗马人认为女子是种族繁衍的工具，"则济利亚"的守贞，大大的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则济利亚"的殉难事迹，固然深动感人，但是我们更爱读一段平铺直叙平凡无奇的故事，描述的文体十分的简洁，几乎是官厅的纪录或报告，这件殉难的事件，发生在非洲北岸的迦太基，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190年左右“科摩德”皇帝在位的初年，也就是东汉献帝的初平年间。迦太基是靠海的商港，是突尼西亚的商业中心，福音很早就传到了这里，公元130年左右，也就是东汉顺帝在位的初年，我们确实知道已经流传到北非，因为殉教的悲剧是在努米底亚的一个小村庄西里发生的。
西里村有12位信徒被人告发而被官厅所逮捕，其中有五位还是妇女呢！被解送到迦太基来受审。我们现在对当时审判的纪录，不加增删一句话或一个字，也不加上任何的注解，直接的述说给听众们来听，而让听众们自己去领会，信德能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产生多么大的勇气和圣化的作用啊！
当时的审判纪录如下：
７月１７日，斯贝拉杜、纳匝禄、西蒂纽、杜那达、塞康达和范斯帝亚等人在法庭受审。
总督说：“你们如果能回心转意，皇帝可以开恩宽恕你们”
斯贝拉杜说：“既使在别人虐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以德报怨，为他们祝福，我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
总督说：“不错！但我们有国教，你们必须信奉国教。”
斯贝拉杜说：“请你听我说，我告诉您一个极为简单的奥理。”
总督说：“我不要听你的话，你还是宣誓皇帝是神吧！”
斯贝拉杜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皇帝是神，我只钦崇无形无象，肉眼不能看见的天主，我绝不偷窃，也不抢劫，我还按期线纳国税。”
总督转身对别的被告说：“你们赶快放弃这些信仰吧！你们不要像他一样发疯。”
西蒂纽说：“除了我们的天主以外，我们不敬畏任何人。”
杜那达说：“我们按照凯撒应有的地位尊重他，然而我们所惊畏的只有天主。”
范斯蒂亚说：“我是一个女教友。”
塞康达说：“我也是一个女教，而且我要永远做教友。”
总督又对斯贝拉杜说：“你坚持主张信奉基督的宗教吗？”
斯贝拉杜回答说：“我是教友。”
这时全体被告都异口同声的宣称自己是教友。
总督再问：“你们还要考虑一下吗？”
斯贝拉杜回说：“我们的决定是明智的，我们不必再考虑了！”
总督接着又问：“你们这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斯贝拉杜说：“圣书！还有贤人保禄的书信。”
总督说：“我给你们30天的期限，你们从长考虑吧！”
斯贝拉杜说：“我是教友。”
众人都做了同样的表示。
总督宣读判词：“斯贝拉杜、纳匝禄、西蒂纽、杜那达、范斯帝亚、塞康达和其余的被告，承认信仰基督教，本人一再劝说，他们仍坚持拒绝，特宣判他们处死列。”
斯贝拉杜说：“我们感谢天主！”
纳匝禄也说：“今天，我们将因殉教而入天国。”
总督命传令官宣布：“将斯贝拉杜等12人处死。”
众被告一致宣称：“ 感谢天主”
就这样，他们都获得了殉教者的荣冠，他们在天国与圣父、圣子、圣神在一齐，于永世之世，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公元第二世纪，罗马帝国各地的教难，我们只能代表性的选出几个地方或几位比较有影响力，也比较著名的殉教圣人的事迹
在公元元178年到180年之间，“马克奥里略”在位的最后几年，罗马贵族家庭出身的圣女"则济利亚"的夫家“瓦来里意”家族的府邸，“则济利亚”在奶妈及女奴的教导下领洗奉教，并且许愿守贞，结婚以后，向他门当户对的夫婿“瓦来里意”透露守贞的心愿，并还向“瓦来里意
”‘讲述耶稣的生平事迹以及教会的道理，“瓦来里意”就在当时罗马的主教“乌尔班”的手中受洗，然后又把耶稣基督介绍给胞弟“弟伯尔斯”，“弟伯尔斯”也在“乌尔班”主教中领了洗，不久以后，他们在自己花园里营建陵墓安葬殉道烈士，以及举宗教仪式的行动，被仇教者告发，被捕受审死于刀枪之下，"则济利亚"
，这位被后世封为“音乐主保”的殉道圣女则被判室息而死，但24小时后，却安然无恙的在密室中祈祷，又再改判斩首之刑，刽子手连砍了三刀，颈项仍然没砍断，"则济利亚"
虽然全身鲜血淋淋，她还鼓足余力劝慰着四周的人；此外，我们也提到在公元年190年，北非迦太基城12名信徒被逮，在总督面前无恐无惧地接受审判，接受了死刑，为了这死刑，他们还异口同声的宣扬赞美天主！
今天的“朝圣之途”，我们将从时光隧道中走进公元第三世纪，也就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到西晋惠帝在位的一段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第二世纪是罗马帝国的极盛时代，但也早已埋下了衰颓的种子，这些衰颓的种子，便在第三世纪逐渐萌芽，社会逐渐失去了平衡，帝国的势力也逐渐衰弱，家庭制度日趋瓦解，伦理、风俗日益败坏，于是争夺王位的野心者屡次兴起内战。“高摩德”皇帝的被杀，结束了“安东尼皇朝”；“柏尔帝纳”在位仅仅只有87天，就被卫兵刺死；经过几个月的内战，一个从非洲来的皇位觊觎者，以残酷的武力恢复了罗马帝国的秩序，创立了一个新的皇朝，史学家称它为“塞弗禄皇朝”。
这个事件暴露了罗马帝国制度上的严重危机，帝国是由暴力统治的，在罗马帝国，皇帝掌握着全部的权力，但是谁赋予他大权独揽的？是元老吗？元老院早已无能为力了！是人民吗？人民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两个世纪了，所以皇帝的权力，是完全建立在由军队代所代表的暴力上面。
在整个第三世纪中，可以说罗马是处于军人专政的状态，皇帝的废立由军队来决定。军队则是因贿酪、嫉妒、恐惧、讨厌纪律等奇奇怪怪原因的，而拥立或推翻某个皇帝。因此统治着西方的罗马政权，事实上是一种盲目的，无法控制的力量，这个力量又纯粹是由卑鄙的利欲观念所支配着。而军队呢！它已经不是由罗马人民所组成的了。罗马人，对兵役已经不感兴趣，只是一些军官还是罗马人。在义大利的本土所征募到的军人越来少，而在其他各省区募集的士兵却越来越多，这些士兵大部份出身外族，例如日尔曼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等，他们被罗马军队征募，替罗马人驻守各地边防地区。而到了第三世纪的末期，整个罗马军都属于这个类型，这些招雇而来的人，根本就不认识罗马的传统精神，只知道服从地方上的军事长官，所以长官如果揭起反对某个领袖的旗帜时，兵士们就一致附和，权力一落在军队的手上，罗马传统的军队制度本身就瓦解了！这一切便形成了由下层开始的革命。
“塞普丁．塞弗禄”执政期间，也就是公元193年到211年，东滩献帝初平四年到建安16年时，他力图挽回，想要恢复帝国旧日的声望，他去逝后，罗马又陷入紊乱的局面，短短24年之内，换了四个皇帝，“塞弗禄”的儿子被军人杀死、篡位者“马克里努”作了5个月的皇帝被废、新君“挨拉加巴”在位四年，也死于非命、最后，第四个皇帝因想要推行改革，触怒了军队，终究被杀而死。公元235年到268年当中，就是中国三国时代，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这一段时间中，形形色色的想像不到人都会登上皇位，例如出身哥德族的“马希米努”，他的身高有两公尺40公分，有如鹤立鸡群，每天喝酒25公升，一脚能踩伤一只马腿，他也不会说拉丁话。不过在罗马这些短命的主人中，也有几个却是有才能的，也想要力图收舍残局、重振旧日帝国的声威，他们却都死于非，在战斗中、在骚乱中、在阴谋中，被人杀害。
在那段时期，一切自然因素似乎都联合起来将西方世界投入恐怖和混乱中，第三世纪五十年代，地中海一带发生地震，地震之后又发生海啸，义大利和北非饱受伤害，驻守边境的军队，虽然拥有坚固的堡垒，但边防在各方面已发生分裂，那时候，虽然蛮族入侵，但并不是成千成万的侵入罗马的国境，而是一种半和平半暴力式的渗透进来。莱茵河、多瑙河边境不断受到攻击，而在遥远的草原深处，日尔曼人受到来自亚洲的人向西迁移的影响，往地中海方面突进，有时冲入边界，袭击罗马省区，例如公元
258，曹魏的甘露三，法卅克人侵入了高卢和西班牙，一直达到非洲西北部，而在东方的波斯人，也力图收复旧日的领土，在东方也在进行着战争，造成罗马帝国处于腹背受敌，疲于奔命的局面，一面要在莱茵河、多瑙河应付日尔曼人的侵略；一面又得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抵抗波斯人，这些可怕的变动，当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引起严重的后果。其实呢！自从罗马帝国发动扩充领土的战争以来，它的生活程度已超过了本身所能供应的能力，罗马军队在占领的地区掠夺财富已消耗殆尽，征服领土的战争一结束，就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的危机又导致到了货币的贬值、物价飞涨、投机份子兴风作浪操纵取利，整个经济制度，已经是混乱不堪的局面。罗马帝国虽然即将达到灭亡的程度，不过在公元268年，也就中国西晋武帝即位初年，在“伊利利安”皇朝统治之下，却使灭亡延缓了70年。
政治、经济的危机，不过是罗马整个社会制度衰败的反映，从第三世纪开始，罗马帝国的破隙逐渐扩大加深，帝国的组织受到慢性的消蚀和破坏，伦理道德也不存在了，金钱至上，成了帝国的真正统治者，最基本的家庭伦理都被打倒了。而破坏道德伦理的是宫廷，上行下效，一唱百和，离婚姘居成了司空见惯的事，罗马的社会活力也在消耗步向枯竭，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观察罗马社会，都有一种衰败的印象，这个社会已不知自己应往何处去，只是盲目的向前走。许多人对于这种苦闷的局面感到不安、烦恼，它不再像“奥古斯都”时代那样，企图在本身的传统中觅取希望，而是将它的目光移往近东。近东的文化
开始侵入古老的罗马，拉
丁人的心灵完全浸沈在近东的潮流，这种仿效外国的作风，越来越严重，不仅在伦理和宗教方面，甚至在政治组织方面，罗马也效法波斯。面对着组织严密繁营强大的“波斯帝国”，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已破产的古罗马帝国，产生了自卑的心理，波斯的文化成了罗马人崇拜景仰的对象，“戴克里
先”在第三世纪末期，便处处仿效波斯社会的统治方式，连宫廷礼仪也不例外了。
这种混乱激动的情况，在宗教方面也达到了顶点。罗马人对现世的一切感到失望，便自然地想从宗教方面获得答案，罗马当局，从皇帝起直到最低级的官吏，继续奉行国教的仪式，崇拜国教的神，同时近东的泛神主义不断地打入罗马社会，近东各种宗教派系的神，都各有其崇拜者，此外，一切迷信、巫术、星相术像雨后的春笋，流行各处，当时罗马人对宗教问题所采的态度，可以拿“塞普丁．塞弗禄”皇帝的例子做个说明。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军人，但他除了崇拜罗马国教的神以外，同时还崇拜希腊的“力神”和“酒神”，他加入希腊的神密宗教，把迦太基的“天后神”带到了罗马，他也信仰埃及的“塞拉比神”，在叙利亚重修了“日神”的神庙，他还迷信星相术，他的妻子、小姨子、内侄女都是“日神”的司祭。
这种重矛盾、混乱的宗教信仰，可以归纳为四大类。
第一种是星相术，它发源于近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对于不可知的未来以及心中的愿望，都是从星相术中去求取满足，当时的罗马帝国，除了基督徒以外，几乎都相信从波斯传入的星相术。第二种是太阳教，当罗马军队在亚洲各国驻军之后，波斯的太阳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祅教”，就开始打入罗马军队，军队再将这种宗教传到帝国全境，太阳教在罗马获得迅速的成功，太阳神的神庙也在各地相继设立，仅仅在罗马城内的太阳神庙就有60座。第三种是新柏拉图主义，“塞弗禄”皇朝时，“阿茂尼．撒加斯”在近东的亚历山大城，设立了一个哲学学校，这学校立刻获得了广大的支持和声望，人们称这批学者们为“新柏拉图派”，顾名思义，似乎是一种哲学，但同时也是种宗教，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宗教性的哲学，这一派并不排斥偶像崇拜，他们尊敬外教的神，把偶像崇拜的理论加以整理，给予新的解释，利用“斯多噶学派”、“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来复兴偶像派。第四种是综合教派，星相术、太阳教、新柏拉图主义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并非彼此隔离对立的，三者综合后，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综合教派，这个衰败了的罗马社会，不肯接受固定的教义，宁愿接受武断的、混杂的、混合的宗教，其次呢，将各民族的信仰混合为一体，在政治方面是有利的，皇帝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确保领土的统一，所以呢，在这三世纪，大多数罗马皇帝都热烈拥获“综合教派”。
罗马社会在第三世纪中，所表现的宗教情形，便是这种状况，以前所提到的关于崇拜偶像所表现的特征，是越来越有力了。精神上的苦闷，以及对于真理的不安的追求，越来越敏锐，但是却无法得到满足，对圣教会的前途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些宗教形式，教会是抱持着对相反的立场，但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为教会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们将一些诚实的心灵推向更灵性、更人道的、更完傋及更令人得到安慰的教义，为挽救整个罗马古老世界的危机，就只有接受福音，信从主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希望了。
看到了第三世纪圣教会扩展的惰形，同时也看到教会内的冲突、磨擦的种种问题，但当教难来临，信仰受考验的时候，又彼此互相了解、和衷共济。教友们的成份虽然良莠不齐，带有人性弱点的凡人组成的圣教会，在天主亲自领导下，通过每一个历史阶段考验，向前迈进。今天的“朝圣之途”，我们将要看到教难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凶暴残酷的第三世纪教难的原因，以及殉教烈士们的英勇事迹，欢迎您的收听。
在某些范围内，第三世纪的教会和罗马社会的相互接近，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他们之间，基本上是对立的。一般群众对教会的仇视心理，骨子里也没改变，群众反对基督徒及圣教会的态度仍旧存在，对基督徒的暴动随时爆发着，在北非、埃及、罗马都有暴动发生，甚至比暴动更危险的是，教外人对圣教会展开了思想战。
有些外教人已经深深明白，这个基督宗教对罗马帝国的威胁，他们已不像第二世纪那样的责傋基督徒脱离群众，诬告基督徒蔑视罗马社会的法律、风俗和文化，他们充份认识古罗马社会和教会之间，正进行着一个有决定性的战斗。
罗马古老文化与基督徒的对立，究竟是怎样的呢？它不是一种法律方面的对立，因为教友一直都遵守着，宗徒传下来的爱国和守法的命令，他们都是奉公守法的善良公民，基督徒并不对罗马社会的一切措施都加以反对，他们认为，罗马安定的秩序、严密的行政组织，这些对于传教是有利的。他们所反对的是，罗马政府所推行的迷信、罗马政府所崇拜的国教神袛、他们所反对的是，罗马社会的不公平、罗马官吏及上层社会的腐化生活。
当然，罗马当局对于基督徒的这种思想和态度，绝对不肯容忍，因此，罗马的仇教政策，含有浓厚的政治因素。当罗马当局一旦认出了两者之间的对立根本无法调和时，便集中火力，以全部力量来打击这个令他们畏惧的敌人了。
第三世纪的罗马帝国恍如一个病入膏亡老人，有时在半昏迷的状态中，有时又神智清醒、强图挣扎，所以第三世纪的迫害是断断续续的，局势时而紧张、时而松弛。公元第三世纪的初期，教会大约享受了15年的和平，各地当局对圣教会采取不干涉政策，“安东尼”皇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高摩德”皇帝，对基督徒极端的宽大，甚至特赦了服苦役的基督徒，“高摩德”死后，政局混乱，想要争夺皇位的野心份子，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圣教会发动严厉的斗争。教会便利用这段短短时间的安定，治疗自己的创伤，充实自己的力量。“塞弗禄”皇帝即位以后的最初几年，情势也还算平静，有时偶然有一些仇教事件，基督徒被人检举，罗马当局仍然根据“图拉真”皇帝的诏令，将基督徒判处死刑，皇帝本人并没有参加这些迫害的行为，反而出面干涉，事情因而就不了了之了。不料到了公元200年，皇帝的态度，忽然的转变了，教会开始遭到空前严峻的迫害。
“塞弗禄”皇帝本人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小人，为了打击政敌，不惜采取诡计阴谋和暴力，他改变对待教会的政策，原因究竟为何？我们无法稽考。“塞弗禄”皇帝迫害圣教会的诏书令
，大概在公元200年之间颁发的，这个诏令并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法令，而只是一个指令而已。这项指示，对圣教会的打击是极为严重的，过去教会每天吸收许多新的份子，如今，入教是有罪的，劝人入教的也是有罪的，教会也就无法公开的传教了，好在打击的对象仅限于新入教的和劝人入教的教友，“塞弗禄”皇帝的指令
，创立了一种新的法律程序，过去，政府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教徒必须有人检举，才加以审理征罚，“图拉真”皇帝的诏令明白的规定，不可追索基督徒，而现在，根据新的指令，官吏应该负责去搜捕入教者和劝人入教的教友，不必等待群众的告发检举。这么一来，搜捕教友就成了一种有计划的行动，教徒所受的苦难是残酷的，所幸的是，这种恐怖行动是短时期的，教会尚有可以喘息的机会，过了一个时期，教难又再度爆发。在第三世纪，这样断断续续的教难，一直困扰着圣教会，教友们发挥了英勇的精神，以忍耐战胜暴力。
这是圣教会以鲜血写成的一页光荣历史，大多已经失传了。根据圣“希玻利特”的记述，我们因而能够知道，罗马有大批教友为真理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考古学家发掘出罗马的地窖时，发现“加利斯多地窖”，在公元第三世纪增建了许多的秘密通道，就是为给在紧急状况下，教友们避难逃生用的。亚历山大城的教理学校被迫关闭，许多新教友甚至是望教友都被判了死刑，年青的“波达米安”和她的母亲一齐被丢进了大铁锅里，大铁锅里是烧得滚热的沥青。在小亚细亚、卡帕多西亚的总督，因着自己的妻子皈依圣教会而大为愤怒，疯狂的迫害教友，在高卢，教难非常的惨烈，遇难的有里昂的主教圣“依肋内”、圣“安底奥”、“埃比多”、“马尔塞”、“瓦伦定”、“辛福林”。非洲各地，教难的时期虽然很短，其惨烈的程度，绝非笔墨所能描述，在这些殉道烈士中，最为杰出的是“菲力齐大”和“伯尔伯多亚”两位圣妇。“伯尔伯多亚”她出身贵族，是迦太基南部地方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结婚生子，度着幸福的家庭生活，教难爆发，迫害来临时，“伯尔伯都亚”和许多男女教友被逮，她和她的两位女仆“菲力齐大”、“莱渥加多”锁在同一个牢房中，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个青年，不久担任教导她们要理的“撒都鲁”也被捕了！负责执行仇教命令的是非洲的代理总督“希拉利亚”，为了能递补总督的实缺，他特别的卖力，而基督徒所遭到的特遇也就更加的残酷。
“伯尔伯都亚”于公元202年的秋天，被解送到迦太基监狱听候判决。在迦太基监狱中生活惨苦，黑暗的斗室中，塞满了人犯，热度和臭气不堪忍受，这对养尊处优、度着贵族生活的“伯尔伯多亚”更是苦上加苦，后来教会的两位执事，用钱买通狱吏，使犯人的待遇稍为好些。有人把“伯尔都亚”的孩子抱到监狱来，使她们母子重逢，“伯尔伯都亚”也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她自己形容说，从这时候起监狱已为她变成了宫殿了。物质上的痛苦还算算不得什么，最大的是精神上的苦，“伯尔伯都亚”看到自己的父亲长途跋涉到监狱来探望爱女，哀求她以骨肉为重，暂时屈服，以保全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假若当时您也在现场的话，您必也会感同身受，这是多么痛苦悲惨的事啊！然而“伯尔伯都亚”有的是勇气，她不惜牺牲一切，牺牲个人的生命，牺牲骨肉亲情，以换取致命的荣冠。在监狱里她的英勇精神，给众人起了示范作用，她和要理老师“撒都鲁”共同鼓励监狱内的其他囚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伯尔伯都亚”和她的同伴们，怀着致命和光荣进入天国的兴奋，和在充满望德的气氛中度过了冬天。第二年春天，总督将“伯尔伯都亚“提到衙门审问，劝“伯尔伯都亚”说：“为了顾念老父幼子、保全性命，你背弃信德，祭献吧！”她回答说：“不！我不祭献！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基督徒。”“伯尔伯多亚”的老父也在场，他苦苦求爱女背教，总督甚至还用苦刑恐吓，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伯尔伯都亚”钢铁般的意志，她被判解往竞技场供野兽吞噬。判决宣布后，发生了一作很令人感动的事，那时“伯尔伯都亚”的女仆“菲力齐大”，已怀有八个月的身孕，执刑的日子越接近她越焦急，因为法律禁止将怀孕的妇女处死刑，她担忧她的刑期将会延缓，使她不能同狱中的难友们同领受致命的荣冠。她们热切的共同祈祷了三天，求天主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到了晚上，“菲力齐大”开始阵痛，在生产的过程中，她不停地呻吟，狱卒讥笑她说，这一点痛苦你都已经吃不消了，那么把你投给野兽，那更该如何？“菲力齐大”回答说：“现在的痛苦，是我一个人承受，将来在竞技场上，另有一位将和我在一齐，祂将代我受苦，因为我是为祂而受苦的啊！”“菲力齐大”生了一个女婴，被一名妇女领养了。她们凯旋的日子终于来到，这几位殉道的圣人，出了监狱向刑场走去，他们走到刑场门边，监斩官下令给他们穿上邪神司祭的祭服戏弄他们，“伯尔伯都亚”以异常坚定的口气说：“我们是为保护我们的自由而心甘情愿来到这里，而且正是为拒绝祭神，我们才须牺牲生命，这是我们同你交换的条件。”行刑的时刻一到，首先把“莱渥加多”和一个年青人投给一只熊和一只豹，任由熊和豹把他们两个人撕碎了、咬烂了，随后又放出一只野猪将另一个年青人撞了几个翻滚，却没有咬他，再放了一只熊，仍然没动静，只好把这年青人活着给提了上来，至于“伯尔伯都亚”和“菲力齐大‘两位妇女则是被剥光了衣服，用网子罩住放在刑场中央，以便被野牛加以蹂躏，不料观众竟动了羞耻之心，给他们穿上了衣服。”伯尔伯都亚“先被野牛撞翻抛在空中，她一眼看见自己的长衣被撕破了，于是连忙把服拉紧，盖住自己的腿部，她对羞耻看得比疼痛还重要。然后在地上找到了他的发夹，把散开来的头发整齐的夹起来，他认为殉道者在这个光荣的时刻，不该披头散发一付哀伤的样子，装饰好后又站起来，一眼看见”菲力齐大“伤势严重卧在地上，便上前去把她扶起来，不料观众的心竟一时软化，使他们从生活之门走出来，那里知道，过不多久，群众又命人把还没死的几个人再度拉到刑场，有的被豹子咬死了，一名刽子手用剑向”伯尔伯都亚“砍去，但技术太差，砍在她的肩膀上，还是”伯尔伯都亚“自己捉住剑放在自己的咽喉上，帮助刽子手
砍断自己的脖，她是在公元203年殉道的，死的时候只有22岁。
这一段悲壮的事迹，是一个在场的人所记述的。
&公元第三世纪教会内的黑暗面，也在公元202年目睹了北非迦太基一场空前悲壮的大教难，两位年青的妇女“伯尔伯都亚”、“菲力齐大”及几位年青人，在各种屈辱和惨烈的竞技场中被野兽撕碎咬烂、被刽子手用剑砍死那种悲壮激昂的殉道，真是惊天动地！难怪“殉道者大事录”的编者说：“你们这些亲眼见到这些事的人，你们要纪念主的荣耀，你们这些读或听到这段传记的人，将与诸位殉道者通功，并与主耶稣通功，荣耀归于主基督耶稣！”我相信，在上星期收听这个节目的人，也像我一样一定深受感动久久不能自己，从心中发出浩叹，那份由衷钦佩的情怀不禁油然而生。
“塞弗禄”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固然是残酷的，比以往各次的迫害更为广泛、更为有组织，但是并不是全面性的，并不以全体基督徒为对象，在以后的三、四十年，罗马并没有采取全面性的迫害，而是镇压和宽大的政策互相交替，可以这么说，罗马当局对教会所采取的态度还不确定。
“塞弗禄”的儿子“加拉卡拉”是罗马历史上最凶狠的暴君之一，其残酷的程度不亚于“尼禄”、“道米先”、“高摩德”，然而他对基督徒并不采取严厉的政策，他虽没有撤销“塞弗禄”颁的仇教指令，但是呢！并不认真执行这个指令，在“加拉卡拉”当政的时期，只发生过几次地方性的仇教暴动。
“加拉卡拉”被刺以后，由他的侄子“埃拉．加巴拉”登基为皇，他荒淫无道，只知道寻欢作乐，对治理国政丝毫不感兴趣。他计划在巴拉丁山上建造一座神殿，将所有宗教的神，也包括基督徒的神在内，供在“日神”的四周，但神殿还来不及建造，就被人推翻了，由“亚历山大”登基为皇。“亚历山大”
受太后“朱莉亚”的影响，本身对罗马的传统观念颇为冷淡，因为“朱莉亚”对圣教会颇有好感，再加上朝臣中，信教的颇不乏人，而不肯对基督徒下毒手。他是综合派的信奉者，与基督徒关系甚为良好，在他当政的时代，基督徒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地位，至少他们有权，以他们认为适当的地方钦崇天主。可惜“亚历山大”在位不久，就被“马西米奴”推翻了。“马西米奴”原是一个巴尔干半岛上的牧羊人，身材魁伟、粗暴中还带着狡猾，在军事政变中登上皇位，于是就把罗马帝国当时的政策，作了个180度的改变，就因为“亚历山大”对基督徒采取的是宽大政策，他便选择了恐怖政策，这次的迫害，政治成份多于宗教成份。他在诏令中特别注意教会的领袖人物，在他眼光中认为，使基督的教会解体比消灭教友更为重要。皇帝的诏令是否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事实上，那时候帝国的许多地区与中央政府已经脱离关系，有些省区的行政首长视诏令如同具文；在有些省区，官员们还遵奉着皇帝的命令，焚毁教堂、逮捕主教，司祭判处死刑，有时连普通教友也被判死刑；教宗“蓬西安”和圣“希玻利特”被放逐到撒丁岛；近东的卡帕多西亚和本都迫害相当惨烈。好在这次教难并不长久，不久因为日尔曼人的入侵，“马西米奴”全力抵抗外敌，无暇兼顾国内的宗教事件。三年后，“马西米奴”也被卫兵所杀，仇教政策也就终止了。
“腓力”登上皇位后，更完全走上与基督徒妥协的路。“腓力”并没有颁布任何迫害教会的诏令，他和基督徒的关系相当的融洽，待基督非常宽大，但仇教的怒火并未全面平息。“腓力”在位的最后几个月，亚历山大城又发生了仇教事件，基督徒在街上，甚至在自己的家里受到袭击，被群众用石块打死，基督徒的住屋普遍受到抢劫，而抢劫的人彼此分赃不均互相斗殴，动员了全城的治安人员出来弹压，暴动才告平息。
公元249年，“代西乌”登上罗马帝国的皇位，他出生于多瑙河流域的罗马家庭，他也是原籍伊利利阿省区的第一个皇帝。伊利利阿省区，比罗马帝国其他省区，更富于军事精神和古罗马人的传统品德。伊利利阿是当时的国防重镇，驻屯在这个省区的军队都得经过严密的挑选才够资格。“代西乌”是一个因着战功而升任的军官，是古罗马传统的典型代表，他登上皇位以后，就力图恢复旧日罗马的繁盛，国教呢？是他筹划重建的政治制度的一部份，他认为，崇拜罗马的神袛和崇拜皇帝的宗教仪式，就是向国家效忠的表示，拒绝举行这种宗教仪式的人，便是判乱卖国份子。所以，公元250年，“代西乌”的仇教诏令宣布，也因此带来了全面性的、有系统性的迫害，其恐怖的程度，足以使被选的基督徒信友丧失信仰。“代西乌”诏令的对象，并不只以基督徒为限，凡是不遵奉国教的人，依法都应加以严厉的惩罚，但受害最深的是基督徒。
仇教诏令的执行非常的认真，在法定的期限内，帝国各地方的司法当局，应该搜查管区内可疑份子的宗教，这个命令是一般性的，执行的官吏绝对没有任意解释、弹性处理的权力，司法当局不能等到有人告发检举时，才采取行动，他们应该主动的去搜查和逮捕。诏令打击的对象，除了主教、司铎以外，也包括普通的教友在内，甚至连埃及最偏僻的乡村，也雷厉风行地推行着迫害基督徒的运动。迫害的运动一开始，不信国教的嫌疑份子被带到地方委员会审问，这个委员会由当地士绅和公务员组成。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户籍制度是很严密的，所以基督徒很不容易漏网。假如委会认为罪证不足的案件就给撤销，其余的就被带进神庙，接着就强迫他们向神像祭献，或在神像面前献香；被认为有基督徒身份的嫌疑者，就应该宣读一篇亵渎天主圣教会的声明书，还必须当着众人公开宣布否认基督，接着大家举行聚餐，那是一种宗教性的聚餐，嫌疑犯应该当着众人吃祭献过的肉、喝祭献过的酒，履行了这些手续之后，基督徒的嫌疑身份便算洗刷清白，当局最后再发给一张证明书，上面呢，有详细日期、当局的签署、领证人的身份，证明他不是基督徒。在各地的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了许多证明书，内容格式也都是一聿的。
“代西乌”的目标是很明显的，他不是一个嗜血的刽子手，他和过去的“图拉真”皇帝一样。“图拉真”曾经说过，他并不希望重罚信教的人，而是希他们停止信教。官吏们尽量采用迫使基督徒背教的措施，而不擅开杀戒，于是就用各种酷刑、硬骗软哄、威胁利诱，希望基督徒能背教。这真是一种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