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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人生存现状调查：住不进去的养老院
福州老人护理院，一名老人抱着心爱的玩具坐在走廊里。人口老龄化，这个谈论多年的老话题，正在变成真真切切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现在，中国正全面迎来“421家庭”时代、“空巢”时代，我们正在以跑步的速度进入老龄社会，养老形势十分急迫。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老人有1.78亿。但截止到2010年，我国养老机构仅4万多个，床位300万余张，不足全国老年人口的2%。这造成了很多老人想住养老院安享晚年，却住不进去的困境。为什么住进养老院这么难?又该如何让每个人“老有所养”?《生命时报》记者深入调查分析，与专家共同探讨。7年我才排进养老院经过7年苦苦等待，张奶奶和老伴儿终于住进了北京最“火”的一家公立养老院。“为住进养老院，我们托了不少关系，住进来就彻底踏实了。”张奶奶一直没要孩子，所以养老问题考虑得比较早，老两口商量好一起在养老院颐养天年。退休后，他们在家里互相照顾，直到70多岁才开始联系养老院。“谁想到这么难进，早知道这样，一退休就应该登记排号。”7年前，当养老院的接待人员告诉他们，前面已经排了近千人时，老两口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但是，他们还是很坚定地选择公立养老院，“就是图个放心、踏实。以前听说过不少民办养老院的负面新闻，所以不会考虑。”同时登记了几家大型公立养老院后，老两口便开始了漫长等待。起初，还满心期待，有一些盼头。但是，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每次电话咨询时都是“没床位，接着等”的答复，这让岁数一年老过一年的他们渐渐有了恐惧感，“真担心排上时，已经没那口气了。”于是，他们开始想法找关系，层层托、层层找，“拉下老脸也得把自己最后一程安排好”，张奶奶对这个想法十分坚定。今年年初，张奶奶和老伴儿终于如愿以偿，住进了这家配套设施以及护理服务均处于领先地位的公立养老院。虽然住进去以后，老两口不是很习惯，但他们还是十分庆幸能“挤”进来。7月13日上午10点多，家住北京市房山区的张先生再次拨通了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电话。“您好，请问我家老人排到多少位了?”电话那头的回答跟3个月前所差无几，“前面还有几千人，着急的话就去其他家看看吧。”这是张先生给母亲登记了3年后，又一个“无功而返”的电话。无奈之下，张先生又先后去了多家养老院“考察”。他发现，多数公立养老院设施完善、服务齐全，地址多在市区，价格相对便宜，但是“一床难求”;有些远郊的小型公立养老院，虽然有空床，但“那里的设施条件很差，把老人送进去我不放心”;私立养老院的条件相对要差一些，收费又高，每月将近4000块钱，“这个经济压力太大了”。去年，张先生的母亲突发脑溢血，成了需要卧床的半自理老人，但不少养老院都拒收不能自理的老人。这样的窘境更让张先生一筹莫展。今年82岁高龄的王大爷，独自一人生活在北京市西城区椿树馆街附近。每天，他自己打胰岛素，自己做饭、吃饭、遛弯、看电视;每个周末，洗个澡，洗洗衣服;每月中旬，独自坐公交车去医院开药。迟暮的生命，就这样日复一日简单地重复着。王大爷有一个独子，但早就因为闹矛盾断了联系。几年前老伴儿去世后，生活就全靠他自己打理。但是岁数不饶人，王大爷越发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生病了，真的没法照顾自己。”邻居纷纷劝他找个养老院。王大爷便通过社区，在几家大型公立养老院登了记，却一直杳无音信;私立养老院几千元的费用，王大爷不足3000元的退休金又无力支付。他只能继续这样独自生活着。两极化的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的故事，每天都在很多有老人的家庭中上演着。公立养老院究竟是什么样?为什么这么难进?近日，《生命时报》记者展开了详细调查，发现了公立养老院的“双重面孔”。同为公立养老院，有的床位过千，有的却仅有几十张;有的场地开阔、风景优美、服务周到，有的却空间狭小，缺乏基本护理人员;有的排队人数近万，有的却床位闲置……7月10日，记者来到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的第一社会福利院(以下简称一福)。身处闹市区静谧之处的它，交通十分便利，周边环境宜人。“一床难求”都不足以形容它抢手的程度，“排10年也住不进”似乎更为恰当。初进一福，记者看到，里面的环境和条件不亚于星级酒店。这里共有1100张床位，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人分别住在不同区域，院内还有一所老年病医院，阅览室、书画室、棋牌室、台球室、健身房、网吧和多功能厅等活动场所一应俱全。居住区分为套房、单间和双人间，平均每个房间二三十平方米，都配备了电视、空调等家用电器。此外，24小时生活热水、供氧、呼叫、消防报警等生活辅助系统也十分完备。台球室内，85岁的李大爷正全神贯注地打着台球。他告诉记者，一福的服务、设施都挺好，人员素质也都很高，但是，“在这里生活得时间长了，感觉还是很压抑，有点被关起来的感觉。身边都是老人，时不时听说谁走了，会有生命结束的恐惧感。”随后，记者以家属身份咨询一福接待处“大概几年能排进来?”工作人员说，“这不好说，除了老人‘西’去，很少有人退房，每年能空二三十张床，10年都不一定能排进来。”目前，所有床位都是满负荷，前面排了9000多人，其中自理区刚排到2007年登记的。与一福一墙之隔的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只接收能够自理的老人。其生活服务设施同样十分完备，但仅有230张床位。记者咨询了解到，这里的入住时间也说不准，前面已经排了上千人。跟“招牌”市属公立养老院相比，北京市乡镇、街道办的养老院却是另一番景象。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附近的怡乐园敬老院，是一家由街道投资兴办的养老院，于1998年开业，一共有56张床位。经过几次询问，记者才找到“隐蔽”于一所大型餐厅旁的这家养老院。推开大门，是个小小的露天院子，三五个老人坐在院中晒着太阳。正对大门的是厨房，“大厨”正在室外准备今天的食材。整栋大楼，只有一楼属于养老院，楼上是居民住宅。一眼可以望到尽头的楼道显得有些阴暗，一名老人站在楼道中间，背影显得格外孤独和无助。房间分为四人间和单间。在四人间，记者看到四张床脚对脚顶在一起，仅留出一条狭窄的过道，老人的东西零散地码放在床边。单人间也不大，摆了一张单人床，就基本没有活动空间了。记者了解到，目前这家养老院还有两张男床，女床已经住满了，如果排号也不知要等多久。据民政局网站介绍，该养老院“能通过专业的技能、护理水准为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养老、护理、康复、医疗等服务项目。”但实际上，由于缺少专业护理人员，这里目前只接收全自理老人。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类似情况在多家街道养老院中有所体现。床位少、空间小、位置偏、护理缺，几乎成了共性。因为入住老人少，所以收入少，资金不充裕，很难再有钱去改善环境。再加上宣传力度不够，街道养老院陷入了恶性循环。乡镇政府设立的养老机构同样面临这个问题。虽然收费较低，但位置偏远，主要分布在远郊区县，周边配套生活医疗服务设施缺乏，导致了养老品质大打折扣，让很多人不愿意选择。多元化养老各有苦衷事实上，难以入住的公立养老院并非老人度过晚年的唯一或最好选择。急速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让不少人看中了“养老”这块市场上巨大的“蛋糕”。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民营养老机构开始逐步发展，然而，20多年过去了，它们不仅难以和公立养老院平分天下，经营困难、空床率高、对老人护理不周等负面新闻更是降低了老人对它们的信任度。此外，新兴的房地产经济中，也有人将“养老”作为房子的一大卖点，力图打造新型的养老社区。这些在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多元化养老方式，能否让中国老人消费得起、满足他们的养老需求?记者进行了多方调查。民营养老院困境重重。7月13日，记者来到位于河北省某地级市城乡结合部的一家民营养老院。养老院位于外环路边，楼前不断有一辆辆货车疾驰而过，掀起阵阵尘土。推开大门，十几平方米的院子里，靠窗摆着一排木椅，门厅里，七八个老人正围坐在一起看电视。这里更像一个大家庭，老人们住在各自的房间里，没有统一的作息时间表，随性地出来散步、看电视，能自理的老人偶尔去附近的澡堂泡个澡。有时候，会有一些文艺队来给老人们义演小品、相声。养老院的陈院长告诉记者，这里开了6年多，投资不算太大，一共30多万，可是承包后的头两年都亏损，直到第3年下半年，老人基本住满了，经营状况才开始回暖。这几年中，陈院长只是听新闻里说，政府支持民办养老院，可他却没得到过一分钱的补贴。这家养老院的收费算是比较低的，自理老人每月800元，全护理老人每月1500元。陈院长说：“民办养老院的利润很薄，很多同行都中途不干了。不好干，照顾老人的标准一点儿不能降，但是成本不断在涨。”护理员不好找，这是养老院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伺候老人的活，很多人不愿意干，一个月工资1600元，包吃包住，但没人愿意来。”目前，陈院长手下一共有14个护理员，却要照顾60位老人。老人社区服务坚持不易。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熊必俊教授居住的小区叫“太阳城”，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虽然地方偏远了点，却是北京开发较早、且目前已小有名气的养老社区之一。2008年起，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专业化服务为依靠的居家养老模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2010年，很多老人看中太阳城的环境与医疗等配套设施，选择买房入住。熊必俊教授觉得，他们算得上是居家养老这一模式的受益者。一走进太阳城小区，记者就明显感到这里与其他小区的不同。住宅楼单元门口不仅设置了无障碍通道，从门口到电梯的路上也没有一个台阶;电梯与医院的非常相似，宽大且两侧都有扶手，可防止老人跌倒;入户门和房间内所有的门，都采用了加宽型，可任由轮椅出入;由于很多老人眼神不好，房间在设计上特别增加了采光性。此外，熊必俊教授告诉记者，小区虽大，但每隔半小时就会有电瓶车绕小区一圈，将老人送到超市、邮局等生活服务区。社区食堂更是为很多老人解决了吃饭问题，两人吃一顿饭不过20多元，甚至更少，若是不方便出门，食堂还有送餐服务。每个老人的家里，都装着一套“医疗求救系统”，就在固定电话的旁边，还有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小呼叫器，小区附近就是999急救中心，只要一呼叫，医护人员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但规划虽好，坚持不易。有居民向媒体反映，如今这里的服务远不如刚住进来那几年了。“那时每栋楼下都配备一名保安，出门手臂一挥，电瓶车就停在眼前，如果你拿的东西重了，小区工作人员会马上过来帮忙。可现在，这里和普通小区的差别越来越小了。”首批买房的胡奶奶说。养老公寓收费昂贵。在太阳城中，有两栋叫“银龄公寓”的楼。熊教授说，它们类似于养老公寓，只允许出租给60岁以上的老人，可自主选择是否提供护理服务，但费用不低。记者了解了一下，入住银龄公寓的每位老人押金以10万元起步，交纳的押金越多，房租越便宜。老人如果需要护工，还要按自理、半自理和无自理能力的情况支付相应费用。按照雇一位护工每月3000元计算，这里的居住成本可达到每月五六千元。与“银龄公寓”类似的，还有中国燕达国际健康城。2010年，这一号称“国际高端医疗和养护航母”的房地产项目在北京燕郊开业，将客户群锁定在社会精英、海外人士等收入较高的老年退休群体。今年50岁的赵女士是北京某外企一名高管，儿子已经在国外定居，因此很早就开始考虑自己和老伴的养老问题。2011年，健康城开业不久，她就拉着老伴去参观。“硬件倒是挺好的，楼建得很漂亮，小区里还有一条河，公寓里有无障碍设施，旁边有护士站，但总体感觉没什么人气。”健康城里有一座5星级的国际医院，但赵女士发现，医院里大屏幕上显示的专家名字很少，而且基本没什么人来看病。“这种养老模式挺好的，但总觉得目前仅停留在理念化上，还少了点实用性。”7月13日，记者拨通了燕达国际健康城的咨询电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今健康城的入住率已经达到70%以上，90%的住户都是中央机关和各部委的退休干部。一间66平方米的一居室，月租金为5600元。该工作人员说，如果不愿意交高额租金，也可以采取“押金抵减”方式，一次性交84万元押金，3年内可以免费住在小区里，享受医疗、保洁、老年大学等各项服务，3年后不住可以将押金全额退还老人。7月15日，记者专门走访了这家健康城，发现它并非全像该工作人员说的那么好。目前健康城的入住率只有40%左右，入住的老人确实素质很高，但价格也让人望而却步，最便宜的“家居式”公寓针对能自理的老人，打完7折后，一对老夫妻住每月仍需8000多元。“托老所”无急救设备。近年来，照管老人的“托老所”成为养老机构的一种重要补充。这些“托老所”大多开在社区里，被托管的老人白天在这里用餐、洗澡、午休、就医、读报上网等，晚上再回到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与养老院相比，托老所的优势是价格便宜，老人来去自由。每个月的托老费用，多则六七百元，少则三四百元，大大减轻了老人及子女的经济压力。然而，大部分托老所没有配备医疗急救设备和人员，既不能接收无法自理和半自理老人，也不具备留宿条件。再加上个别老年人不愿接受这种“幼儿园式”的管理模式，所以托老所在一些地方开展得并不顺利。“公立难进，私立难营”原因何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共有1.78亿60岁以上的老人，但截至2010年，只有314.9万张养老机构的床位，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现实是：每60个老人要去争抢一个养老院床位。事实上，很多老人并不喜欢住在养老院。有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农村老人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分别为11.3%和12.5%。然而，当老人不能自理时，除了养老院，他们还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吗?将近60岁的徐女士在国外生活过多年，回国后她正对自己的养老做安排。“退休后会先找保姆，如果生活不到一起，就会考虑养老院。在国外，老人不可能跟孩子一起生活，都在社区和养老院。而且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两个孩子要照顾四个老人，压力太大了，我们要自己解决养老问题。”在了解国内养老院的现状后，她表示不一定非要挤公立养老院，会考虑民营的，“不过要看管理情况、收费标准、服务设施等。”徐女士认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应该在社区，因为大家长期在社区生活，环境熟悉，话题也聊得来。由于政府投入有限，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的现状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而对于民营养老院来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郭平认为，“它们大多在郊区，距离市中心较远，附近相关配套设施不够完善，很多老人不愿意选择。”此外，民营养老院经营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难，也令它们无法发展壮大。以北京为例，最新数据显示，全市401家养老机构中，有186家民办养老院，占46.4%，然而，它们普遍面临着以下问题：城市中心区寸土寸金，民营养老院规划、用地不得不让位于商业价值;扶持政策多年未落实到位;失能、半失能老人被公立养老机构所拒，只能辗转至此，随之而来的是高成本、高风险……郭平表示，目前我国民营养老院能享受的优惠政策还不够完善。“据我了解，民营养老院如果入住率不到50%，就难以为继，达到70%可以维持经营。”这导致很多民营机构为节约成本，减少配套设施，造成护理人员不够专业，服务不够规范，价格也比公立养老院高很多。要解决我国养老院“公立难进，私立难营”的尴尬状况，郭平指出，光靠政府扶持还不行，“应该打破养老院属于非营利机构的限制，吸引民营资本进入，适当开放市场化运作，通过市场竞争，提升我国整体的养老服务品质。”此外，不管是公立还是民营养老机构，专业护理人员紧缺是它们普遍面临的问题。有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最少需要1000万护理人员，但目前从事这个职业的，只有22万人，其中真正持证上岗的仅2万人。护工大多数都能为老人做清洁、饮食、排泄等基础护理工作，但对于老年专科疾病的护理、心理抚慰、康复指导等却知之甚少，且一个护工同时照料五六个老人也是常事。在熊必俊看来，养老院再好，也应该尽可能推迟入院时间，居家养老还是人们意愿的主流。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认为，强化居家养老，最重要是做好三件事：一是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二是针对不同对象开展不同的服务内容，减轻亲属照料的压力;三是尽可能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徐女士告诉记者，国外不少养老院都和幼儿园建在一起，老人和孩子一起玩儿，可以极大缓解他们的孤独和抑郁。家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有着难以言喻的非凡意义，安坐家中却能享受到各种养老服务，徐女士说，这是她所盼望的“中国式”养老。(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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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母退休工资一万，却送亲妈住养老院，得知原因，我没法淡定了
社会生活爆料
和老婆结婚前我就听说她有一个很强大的外婆，早年丧夫独自带大三个女儿，每个女儿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很优秀。老婆的大姨已经移民加拿大，很少回国，但是每年都会寄钱给外婆。二姨在上海定居，退休时是局级干部。我岳母则是大学老师，桃李满天下，如今退休了，退休工资每月也有一万多。起初，外婆是住在岳母家的。当年我提亲时，外婆对我真心不错，看见我就乐呵呵的，在岳父岳母面前替我说了不少好话。但是听老婆说外婆是很刚烈的女人，脾气也不太好，即便是这样的年纪的老人了，岳母也没少被她骂哭过。我和老婆结婚后，因为工作忙很少回去探望老人，但是会经常接到岳父母打过来的电话，外婆总会插进来聊两句，嘱咐我们为事业操劳，不要忘记照顾自己的身体。婚后一年我和老婆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出生后，老婆提出把儿子送到岳母那里，给岳母带，等孩子上幼儿园后再接回来我们自己带。我知道老婆是因为和我妈处不来，怕我把我妈接过来带孩子所以才有了这个主意。我也落得清闲，免得被家庭琐事困住影响事业发展，所以高兴的同意了。今年过年去岳母家拜年，进门却没见到外婆。我问外婆去哪里了？岳母还没开口就红了眼睛，说把外婆送到离小区很近的养老院去住了。岳父说，自从我们将孩子送过来住后，岳母除了要照顾外婆还要照顾小孩，老人小孩都马虎不得，特别是外婆，年岁大了脾气越发不好，岳母实在是疲惫。所以和外婆商量后，将她送进离小区很近的养老院，那里有人专门照顾她的生活起居，比在家里更周到。岳母得空了，就做了好吃的，送过去探望她。我和老婆赶紧去养老院去给外婆拜年，她精神状态还不错，人也还算开朗。临走之前，外婆很是舍不得，悠悠的说了句，“”以前我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临了老了，三个孩子家却都容不下我一个人了。罢了，罢了，你们都过得好，我也别无所求了。”外婆这句话让我和老婆内心一阵心酸。我俩决定回去说服岳母把外婆接回来，我们出钱给家里请个保姆帮岳母分担下家务，周末把孩子接回家自己照顾。工作很重要，但是亲情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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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爱生活爱休闲娱乐，生活记实爆料老人护理面临尴尬：公立养老院没床位 民营住不起|退休金|养老|投资_新浪财经_新浪网
　　老人护理： 是“银发经济” 还是背不起的“负担”？
　　作为常见老年病的一种，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Disease）是一种在中年时期出现衰老征象的进行性大脑变性疾病，临床上以进行性痴呆为主要特征。
　　据我国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的数据，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的阿尔茨海默病人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的193万人发展到了万人。病人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病人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这其中，仅有21%的病人得到了规范的诊断治疗。
　　病人问：我们该去哪儿？
　　在北京海淀香山老年公寓，住着刘奶奶和与她类似的老人，他们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记忆障碍、失语、失认、执行功能障碍等特征，同时身体其他机能健康。
　　“一开始谁也不愿意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来，亲戚朋友都会觉得你很不孝。”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刘奶奶的家人要求匿名。“可如果不送，我们又真的没有能力去照顾她，就算一个人不上班，天天在家看着都照顾不过来。”
　　作为一名阿尔茨海默的重病患者，在家人决定将刘奶奶送至养老院之前，老人已经走失过两次。
　　刘奶奶的大儿子对记者透露，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请保姆，但是大多数的家政阿姨到他们家看到老人的情况，就摇摇头走了：照顾这样的老人不仅耗时耗力，而且一不留神就会出事，风险大；更何况，在如今的北京家政服务市场，保姆资源本就难求。
　　在香山老年公寓，刘奶奶每个月的看护费用需要一万多，这是全家人走遍北京后找到的最便宜的接受阿尔茨海默病人的民营养老院了。公立养老院虽然一个月只要3000多，但似乎永远没有空余床位。刘奶奶一个月的退休金3000元全部交给养老院，大儿子和二儿子每人每个月给6000元，而二儿子自己的月工资才4000多元。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14年底，目前中国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数量达到了3500万到4000万，在这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达到了2400万，归属于低收入人群的数量为2300万。
　　“普通的养老院，不具有医养结合功能的是不能够接收阿尔茨海默的病人的。公办的福利院很难进；至于护理院，按照规定也需要长期卧床的病人才可以收治，这些病人达不到这个标准。”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会长王军向记者透露，目前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4万多家养老机构，真正具备养老资质、可以接收这些病人的还不到20%。
　　背不起的负担
　　根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数据，在未来，中国大中城市老年空巢家庭率将高达70%。北京市民政局的统计显示，目前全市70%的老年人退休金为3000元上下，而一旦瘫痪，这些老人每月的护理、调养费用至少需要7000元，上万元的消费也很普遍。
　　把目光从一线城市投向二三线城市，这一情况显得更为糟糕。
　　比如一种从日本进口的阿尔茨海默治疗药物安利生，在最贵的时候每周7片的支出是518元。王军告诉记者，这在一线城市尚归属于医保报销范围，但在很多二三线城市就只能自掏腰包。
　　在北京，目前北京全市的养老院床位约为8万张。这其中，归属于公立养老院的几乎没有一张空置的床位，但私立养老院的空置率却高达50%。
　　“民营的养老院宁愿床位空着，也没有办法降价，因为收治这样的失能老人成本价就是一万多。”一家外资养老护理机构庸柏汇老年护养创始人之一海燕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那么，公立的养老院为何只收四分之一的价格？
　　除了原本的基建费用、设备设施较民营养老院大幅便宜之外，来自国家、省级、市级甚至区县的各级补贴成为了这些公立养老院得以维系的重要原因。
　　但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的养老院来说，现状依旧是入不敷出的。
　　“按照现在的情况，政府管不了。”王军告诉记者，她的这一判断来自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以及越来越严重的养老金亏空问题。根据公开数据，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国养老保险亏空预计将超过3000亿，相比2014年的1563亿再次显著扩大。
　　难以促发的“银发经济”
　　随老龄化而不断增长的失能老人数量、与日俱增的床位缺口，与之相关的“银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供求不平衡。然而，在这个行业，哪怕有着巨大的需求，市场仍然难被激活。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已经有包括泰康人寿在内的8家保险机构相继进军老年护理产业，总投资额超过300亿。但遗憾的是，这些民营的养老机构如今几乎全部处于亏损状态。
　　海燕向记者透露，自己已经做好了前几年不能赚钱的准备。
　　“楼宇建设、设备投资已经超过了一二个亿，此外，更贵的是人力成本，除非第一家养老院做出口碑，开成连锁的形式，否则成本难以下降，没有办法赚钱。”海燕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从医院、学校里招了很多护士，来进行专门的培训。目前国内还没有老龄学科这个专业，一名护理人员我们需要培训两到三年，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力的成本比硬件还要高。”海燕表示。
　　按照国际上的普遍要求，照顾这些失能老人所需要的护理人员比例是2：1，也就是两个护士照顾一个老人，但目前国内能做到的情况只是1：10，10个老人才分得一个护士，中国现实与国际标准之间差了20倍。
　　除了数量短缺，护理人员的素质也存在不足。在市场上，护理行业中40岁以上的护工占了一半，其中70%连高中学历都不到。
　　据了解，目前国内专业医疗护理持证人员人数尚不足两万，就算按照国际公认的普通养老服务人员配比（3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计算，目前全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2.12亿，该行业的缺口也达到了1000万人以上。
　　包括海燕在内的众多民营养老机构投资者将这一尴尬的现状归咎于公立养老医院的价格紊乱：“消费者会误以为护理养老的价格就应该是3000多，我们就算亏本1万出头来标价，也没有人肯来。”在海燕看来，政府应该“绕开”机构去补贴老年病患者个人，“如果他们每个月政府的养老金、保险金能有六七千，子女再补贴一点，情况就会好很多。”
　　在王军看来，养老护理市场的不平衡则需要更深入的规划改革：“科研投入、养老的机构都严重不足，政府如果无力负担就应该通过减税、补贴的形式来激发市场的活力，让市场来解决这些问题，让护理人员愿意干这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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