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万里长征，张学良感慨万千，蒋介石只评价七个字！
年间，中国红军进行万里长征，从长江以南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行动，甚至成为近代史上的传奇故事，对于红军的万里长征，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别是如何评价的呢？1934年11月，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率军追杀，张学良“剿共”三个多月，屡屡受挫，自己的人死伤被俘虏一万多人，张学良闻讯后，对长征的红军感慨不已：“红军经过长途跋涉后，还能击败我的东北军，这真是值得深思！这样的军队，我是带不出来的！”红军和长征给张学良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直到1991年张学良接受访谈，他还曾说道：“毛主席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要是让我领，就会给领没了，但他（毛主席）有这个力量！”万里长征不仅仅使张学良感慨颇深，蒋介石也曾对长征作出评价。1935年 1月，长征红军渡过赤水，蒋介石派刘湘、周成虎等人赴四川泸州叙永显共同防御，一时间叙永地区集聚了十多万国民军队。大地为证|红军长征能胜利是因为蒋介石故意“放水”吗？-蒋介石,红军,放水,封锁线,追剿,匪,蒋经国,蒋纬国,四川,西南,-中国新闻-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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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为证|红军长征能胜利是因为蒋介石故意“放水”吗？
　　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有飞机侦察轰炸的艰难处境下，红军历经千山万水，经过数百次的战役战斗，终于实现了三军胜利会师。当年的万里长征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然而，近年却有人声称，红军长征之所以成功，是蒋介石故意“放水”。一些媒体不加分辨就进行转载，别有用心者还借题发挥，大肆炒作。　　一、传言：长征胜利是因为蒋介石故意“放水”？　　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就说：“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其目的，是为了让“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因为蒋介石已预见到：“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蒋纬国还称：“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　　图片说明：《蒋纬国口述自传》资料图　　海外一位女作者说：“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她甚至径直断言：“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　　二、“蒋介石‘放水’长征说”为何站不住脚　　理由1：如果蒋介石故意“放水”红军去西南，那不设封锁线岂不更便于红军西撤和中央军尾随吗？　　事实：第五次“围剿”后期，蒋介石为避免损失过大，故运用“驱其离巢”之策略，在西面留出缺口，同时加大其他方向的压力，逼迫红军西走。这主要是出于他对“剿共”军事形势的考量，从表面上看虽貌似“放水”，但其实乃是欲擒故纵，他早已在“远处张网”，部署了多道封锁线。图片说明：第五次围剿陈诚大胜获蒋介石犒赏。图为蒋介石与陈诚资料图，来自龙源期刊网　　理由2：如果蒋介石故意“放水”红军去西南，红军又怎会在湘江一战中损失过半？　　事实：中央红军突围后不久，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勉励自己：“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并不断调兵遣将，严令追堵，企图用多道封锁线剿灭红军，“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阻其入黔”。据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证实，为阻止红军“西窜”，蒋介石还曾颁发过“剿匪计划大纲”，明确要求各军“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如计划失败，则应防止“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这一时期，他最担心中央红军沿红六军团西征故道，经黔东北上，与湘西二、六军团或川北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企图在湘桂黔边予以全歼，不让其进入贵州。图片说明：蒋介石密令手谕（资料图，来自中新网）　　理由3：如果蒋介石有意驱赶红军去四川，红军又怎会北渡长江受阻，以至于不得不四渡赤水、费尽周折？　　事实：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虽然开始将追剿红军和统一西南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以求一石二鸟，但在其内心中，“此时仍以先破赤匪为要也”，所以频繁调动各部防堵，并无驱赶红军进入四川之意。蒋介石下达给薛岳等前线将领的指示明确就表示，“不顾一切，跟匪穷追，最为紧要”，“所谓斩草除根，此其时矣”。此后在红军经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期间，蒋介石同样兴师动众，处心积虑欲消灭红军，并在日记中对未能达此目的屡屡表示懊恼。图片说明：蒋介石日记手稿（资料图，来自中新网）　　理由4：“释放共产国际联络员换回蒋经国”的建议都被蒋介石回绝了，他又怎么可能因此放弃剿灭中共的大好机会呢？　　事实：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明确表示：“非消灭赣匪，不能与俄谈话。”此种必欲除之而后快之语，足见其反共决心。况且，当宋庆龄于1931年建议释放共产国际联络员牛兰夫妇以遣返蒋经国时，蒋介石都坚决回绝：“余宁使经儿不还，或任被苏俄残杀，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而换我亲子也。”　　图片说明：历史上的蒋介石(右)与蒋经国父子(资料图片，来自国际在线)　　三、国民党追剿失败、红军长征能胜利的真相是什么？　　国民党追剿失败并非因为蒋介石故意“放水”，而是诸多因素造成的。　　1、各地军阀貌合神离、各求自保　　尽管蒋介石本人不曾“放水”，但各地方实力派则确实屡屡敷衍。除了粤系借道以及桂系对红军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川军也不乏对红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图片说明：红军长征途中，粤系军阀陈济棠放红军连过两道封锁线。（图为陈济棠资料图，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四川军阀邓锡侯曾对部下面授机宜：“追击部队应与共军保持一日距离，既不失共军行踪，也不认真追击，放放空枪空炮，只要能上报就算了事。”　　时任川军第三师副团长的奉伯常也回忆：“在尾追途中，红军停我停，等红军走了又才前进。每日侦询土人和因伤病散失的红军，了解中央红军走向，上报应付蒋中央。”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蒋介石本人不曾“放水”，但各地方实力派则确实屡屡敷衍。　　2、国民党部队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　　国民党中央军在红军飘忽无常、行动迅猛的打击下，几乎是兵无斗志。这从蒋介石的一些史料中可以窥得一斑。图片说明：这是参加“围剿”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军空军（资料照片）。来自新华社　　日，蒋介石电责部下：“查现在大部股匪，任意窜渡大河巨川。而我防守部队，不能于匪窜渡之际及时制止，或于匪渡河之际击其半渡。甚至匪之主力已经渡过，而我军迄无查觉。军队如此腐败，实所罕见。……上下相率懒慢怠忽，敷衍塞责。……军人至此，可谓无耻之极。”　　4月8日，他又严责吴奇伟追击红军不力：“对此区区残匪，既不敢进攻，犹恐被匪诱入夹击……如此旷日持久，怕匪畏匪，尚能革命乎？此（非）剿匪而乃避匪，最后纵匪之逃窜而已。军人至此，精神安在？”21日，蒋介石还曾在日记中记载：“薛部之无组织与其卫兵之无训练，思之忧虑。”　　3、沿途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援　　三大主力红军举行的万里长征，经过了十多个省和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儿女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救治、保护红军伤病员，无私地提供粮草、衣被、资财，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图片说明：1936年2月，长征途中的王震（前左一）与苗族群众合影（资料照片）。来自新华社　　当时仅红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在云贵川三省就有近2万名各族青年加人了红军队伍。许多地方参军参战的场面非常感人，有父送子、妻送夫、父子、夫妻、弟兄或一家人父子母女共同参军的情况。　　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红军三大主力红军过境阿坝，驻留共16个月之久。阿坝藏、羌、回人民共为红军筹粮万斤，大小牲畜20万头，土盐5000余斤，及大量牛肉、食油、蔬菜等。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先后途经陇南，陇南人民筹集了数十万斤粮食支援红军。　　4、红军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将士的浴血拼搏　　中国工农红军能在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和极端艰难、险象环生的困境中，不断地、奇迹般地绝处逢生，取得“三军大会师”的辉煌胜利，最主要因为红军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将士的浴血拼搏。图片说明：1936年毛主席和朱德在陕北宝安县的合影。（资料图，来自中华网）　　特别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开始领导红军，随机应变，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走出了一步步好棋。红军充分发扬运动战的优长，在广阔的战场上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不断调动和迷惑敌人，先后四渡赤水，并乘虚南渡乌江，跳出了优势敌军的包围圈。接着，威逼贵阳，分兵黔东，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粉碎了敌人彻底消灭红军的企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在长征中，红军战士浴血拼搏，顽强战斗。红一方面军在突围渡过湘江后，86800余人的部队共折损52500余人（刘伯承称“折损过半”）。殿后部队红五军团34师未能过江，全部阵亡。师长陈树湘被俘后，敌人将其放入担架邀功请赏，陈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这是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川康边界的夹金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总之，国民党追剿失败、红军长征胜利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所谓蒋介石“放水”说纯属臆测，与事实相去甚远。或许蒋介石的某些决策在客观上有利于红军突围，但至少其主观上从未有意“放水”。说长征胜利是因为蒋介石“放水”，不仅是往长征伟大壮举上泼污水，也是往长征中牺牲的烈士身上泼污水，更是向人民军队泼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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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为证|红军长征能胜利是因为蒋介石故意“放水”吗？
日 08:10 来源:人民日报
　　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有飞机侦察轰炸的艰难处境下，红军历经千山万水，经过数百次的战役战斗，终于实现了三军胜利会师。当年的万里长征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然而，近年却有人声称，红军长征之所以成功，是蒋介石故意“放水”。一些媒体不加分辨就进行转载，别有用心者还借题发挥，大肆炒作。　　一、传言：长征胜利是因为蒋介石故意“放水”？　　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就说：“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其目的，是为了让“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因为蒋介石已预见到：“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蒋纬国还称：“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　　图片说明：《蒋纬国口述自传》资料图　　海外一位女作者说：“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她甚至径直断言：“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　　二、“蒋介石‘放水’长征说”为何站不住脚　　理由1：如果蒋介石故意“放水”红军去西南，那不设封锁线岂不更便于红军西撤和中央军尾随吗？　　事实：第五次“围剿”后期，蒋介石为避免损失过大，故运用“驱其离巢”之策略，在西面留出缺口，同时加大其他方向的压力，逼迫红军西走。这主要是出于他对“剿共”军事形势的考量，从表面上看虽貌似“放水”，但其实乃是欲擒故纵，他早已在“远处张网”，部署了多道封锁线。图片说明：第五次围剿陈诚大胜获蒋介石犒赏。图为蒋介石与陈诚资料图，来自龙源期刊网　　理由2：如果蒋介石故意“放水”红军去西南，红军又怎会在湘江一战中损失过半？　　事实：中央红军突围后不久，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勉励自己：“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并不断调兵遣将，严令追堵，企图用多道封锁线剿灭红军，“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阻其入黔”。据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证实，为阻止红军“西窜”，蒋介石还曾颁发过“剿匪计划大纲”，明确要求各军“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如计划失败，则应防止“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这一时期，他最担心中央红军沿红六军团西征故道，经黔东北上，与湘西二、六军团或川北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企图在湘桂黔边予以全歼，不让其进入贵州。图片说明：蒋介石密令手谕（资料图，来自中新网）　　理由3：如果蒋介石有意驱赶红军去四川，红军又怎会北渡长江受阻，以至于不得不四渡赤水、费尽周折？　　事实：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虽然开始将追剿红军和统一西南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以求一石二鸟，但在其内心中，“此时仍以先破赤匪为要也”，所以频繁调动各部防堵，并无驱赶红军进入四川之意。蒋介石下达给薛岳等前线将领的指示明确就表示，“不顾一切，跟匪穷追，最为紧要”，“所谓斩草除根，此其时矣”。此后在红军经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期间，蒋介石同样兴师动众，处心积虑欲消灭红军，并在日记中对未能达此目的屡屡表示懊恼。图片说明：蒋介石日记手稿（资料图，来自中新网）　　理由4：“释放共产国际联络员换回蒋经国”的建议都被蒋介石回绝了，他又怎么可能因此放弃剿灭中共的大好机会呢？　　事实：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明确表示：“非消灭赣匪，不能与俄谈话。”此种必欲除之而后快之语，足见其反共决心。况且，当宋庆龄于1931年建议释放共产国际联络员牛兰夫妇以遣返蒋经国时，蒋介石都坚决回绝：“余宁使经儿不还，或任被苏俄残杀，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而换我亲子也。”　　图片说明：历史上的蒋介石(右)与蒋经国父子(资料图片，来自国际在线)　　三、国民党追剿失败、红军长征能胜利的真相是什么？　　国民党追剿失败并非因为蒋介石故意“放水”，而是诸多因素造成的。　　1、各地军阀貌合神离、各求自保　　尽管蒋介石本人不曾“放水”，但各地方实力派则确实屡屡敷衍。除了粤系借道以及桂系对红军实行“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川军也不乏对红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图片说明：红军长征途中，粤系军阀陈济棠放红军连过两道封锁线。（图为陈济棠资料图，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四川军阀邓锡侯曾对部下面授机宜：“追击部队应与共军保持一日距离，既不失共军行踪，也不认真追击，放放空枪空炮，只要能上报就算了事。”　　时任川军第三师副团长的奉伯常也回忆：“在尾追途中，红军停我停，等红军走了又才前进。每日侦询土人和因伤病散失的红军，了解中央红军走向，上报应付蒋中央。”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蒋介石本人不曾“放水”，但各地方实力派则确实屡屡敷衍。　　2、国民党部队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　　国民党中央军在红军飘忽无常、行动迅猛的打击下，几乎是兵无斗志。这从蒋介石的一些史料中可以窥得一斑。图片说明：这是参加“围剿”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军空军（资料照片）。来自新华社　　日，蒋介石电责部下：“查现在大部股匪，任意窜渡大河巨川。而我防守部队，不能于匪窜渡之际及时制止，或于匪渡河之际击其半渡。甚至匪之主力已经渡过，而我军迄无查觉。军队如此腐败，实所罕见。……上下相率懒慢怠忽，敷衍塞责。……军人至此，可谓无耻之极。”　　4月8日，他又严责吴奇伟追击红军不力：“对此区区残匪，既不敢进攻，犹恐被匪诱入夹击……如此旷日持久，怕匪畏匪，尚能革命乎？此（非）剿匪而乃避匪，最后纵匪之逃窜而已。军人至此，精神安在？”21日，蒋介石还曾在日记中记载：“薛部之无组织与其卫兵之无训练，思之忧虑。”　　3、沿途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援　　三大主力红军举行的万里长征，经过了十多个省和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儿女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救治、保护红军伤病员，无私地提供粮草、衣被、资财，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图片说明：1936年2月，长征途中的王震（前左一）与苗族群众合影（资料照片）。来自新华社　　当时仅红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在云贵川三省就有近2万名各族青年加人了红军队伍。许多地方参军参战的场面非常感人，有父送子、妻送夫、父子、夫妻、弟兄或一家人父子母女共同参军的情况。　　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红军三大主力红军过境阿坝，驻留共16个月之久。阿坝藏、羌、回人民共为红军筹粮万斤，大小牲畜20万头，土盐5000余斤，及大量牛肉、食油、蔬菜等。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先后途经陇南，陇南人民筹集了数十万斤粮食支援红军。　　4、红军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将士的浴血拼搏　　中国工农红军能在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和极端艰难、险象环生的困境中，不断地、奇迹般地绝处逢生，取得“三军大会师”的辉煌胜利，最主要因为红军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将士的浴血拼搏。图片说明：1936年毛主席和朱德在陕北宝安县的合影。（资料图，来自中华网）　　特别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开始领导红军，随机应变，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走出了一步步好棋。红军充分发扬运动战的优长，在广阔的战场上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不断调动和迷惑敌人，先后四渡赤水，并乘虚南渡乌江，跳出了优势敌军的包围圈。接着，威逼贵阳，分兵黔东，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粉碎了敌人彻底消灭红军的企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在长征中，红军战士浴血拼搏，顽强战斗。红一方面军在突围渡过湘江后，86800余人的部队共折损52500余人（刘伯承称“折损过半”）。殿后部队红五军团34师未能过江，全部阵亡。师长陈树湘被俘后，敌人将其放入担架邀功请赏，陈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这是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川康边界的夹金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总之，国民党追剿失败、红军长征胜利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所谓蒋介石“放水”说纯属臆测，与事实相去甚远。或许蒋介石的某些决策在客观上有利于红军突围，但至少其主观上从未有意“放水”。说长征胜利是因为蒋介石“放水”，不仅是往长征伟大壮举上泼污水，也是往长征中牺牲的烈士身上泼污水，更是向人民军队泼污水。长征中的红星报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肖裕声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创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其地位相当于长征中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机关报，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当时唯一以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许多报道鲜为人知，对于研究红军长征史，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红星》报报样 从70年代末开始，我在研究人民解放军军战史中，对红军长征中的《红星》报，进行了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张爱萍老将军生前专门题写了“长征中的红星报”七个大字对我进行鼓励。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创刊于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32年1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在红军长征前《红星》报共发行80期。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其地位相当于长征中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机关报，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当时唯一以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许多报道鲜为人知，对于研究红军长征史，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从1934年7月至1935年8月停刊为止，在红军长征前有关长征准备的报道有3期，在长征中《红星》报发刊28期，共计31期。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和极其险峻的形势下，《红星》报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部署与战斗指令，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详细报道了长征中红军举行的战役战斗，传播红军与各地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消息，记载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实。 一、《红星》报真实完整地记载了红军长征战略目标的变迁 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在人们的印象中，仿佛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或者遵义会议后就确定要到陕北。事实上，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着长征的战略目标，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在长征的实践中经过逐步摸索、认识，逐步放弃原有打算，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对此，《红星》报有连续完整的报道，以第一手的资料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最初预定的战略目标―――到敌人远近后方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7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开始全面进攻。中共中央为了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以中央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敌后，到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根据地。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及创造新的根据地，并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7月25日，《红星》报第55期，发表《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社论。传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转移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号召全军指战员以纪念“八一”为动力，开展在敌人远近后方的游击战争，为创造新的苏区新的红军而斗争！这是红军长征的序幕。 （二）长征的第一个战略目的地―――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突围转移，开始长征。10月20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一期在《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的社论中，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指出：红军一年多的反五次“围剿”战斗，虽然取得了屡次的部分胜利，但这些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向着基本苏区进攻。为此，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这就是说，红军突围的“枪炮和刺刀的瞄准点首先是向着南部的敌人，首先是消灭南面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11月25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5期在《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的社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英勇红军实行突围的目的就在于“突破敌人封锁，深入广大白区，实行反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创造新苏区”。同时“推动了赣西湘南千里地区中广大群众的斗争，调动与打击了蒋介石及湘粤桂之敌，保卫了中央苏区，配合了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反攻中的伟大胜利”。 （三）长征途中红军的战略目标经历了多次调整 第一次调整―――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苏区 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奋战，红军于12月1日渡过湘江。至此，部队人员已折损过半。这时，敌人已经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并在红军前进的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严重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主张得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数领导人的赞成。12月18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1月15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68期在《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的社论中，传播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苏区的决定。社论指出：“经过3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我们不仅胜利的突破了敌人四道主要封锁线和黔军的四道防线，沿途攻占了不少的县城，影响了湘粤桂黔军的几省广大地区的工农劳苦群众，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开始，又克服了敌人的天险，渡过了乌江河，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了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广大地区！”“开始了最后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的新阶段。”因此，“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新苏区根据地”是“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 第二次调整―――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 红军占领遵义不久，蒋介石纠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蒋系的“中央军”一百五十多个团，几十万重兵合围红军。面对敌情的急剧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决计乘敌人合围以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渡过长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并与红二、六军团形成三路红军的协同作战，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河后，遭到四川军阀刘湘沿长江的全力阻挡，使红军无法按原定计划渡长江。若强渡不成，势必造成大军云集江边腹背受敌的危险。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摆脱敌人，调动敌人，待机破敌。2月10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9期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社论阐述了红军战略方针的改变是为了“使自己处处站在主动的地位，寻求广大的机动去消灭敌人，达到我们创造新苏区的目的”。社论同时指出：“我们将不仅能赤化云贵川边的广大地区，而且能依靠这一新的根据地胜利的前进，将引导我们配合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赤化整个的西南数省。”2月19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十期又发表了2月16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中，我们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 第三次调整―――创造黔北新苏区。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川黔滇边实行机动作战的决定，红军主力调头东进，二渡赤水河，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桐梓、遵义地区进攻，并于2月下旬在遵义战役中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三千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4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1期在《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不仅向全军指战员传达了建立黔北新苏区的决定，而且论述了桐梓、遵义胜利对于建立黔北新苏区的意义。社论指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这个胜利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追剿，初步的奠定了我们创造黔北新苏区的基础。”并号召全体红军继续打胜仗，以“巩固遵义桐梓，完全奠定黔北新苏区的基础”，为“赤化贵州而战”。 第四次调整―――从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到创造川西北新苏区 遵义战役后，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打乱敌人部署，中央红军又向西三渡赤水河。敌人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纷纷向川南调动，红军于是又向东四渡赤水河。接着，向南急进，渡过乌江，逼进贵阳。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也在四川的嘉陵江战役中不断取胜。这些都为红军在云贵川边创造新苏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4月10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4期在《一切为着创造新苏区》的社论中，提出红军在这一时期的任务就是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社论指出：“目前我们有着顺利的客观条件来创造云贵川新苏区。”要求全体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把光明灿烂的新苏区在云贵川地区创造起来”。 就在《红星》报提出建立云贵川边新苏区的同时，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放弃北渡长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四渡赤水河之后，中央红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进军云南，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就为红军继续北进奠定了基础。5月22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7期发表《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及时传播了党中央关于抢渡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战略决策。社论指出：“我野战军自胜利的渡过金沙江之后，已经取得了继续北进，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已经打下赤化川西北，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基础。放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为迅速渡过大渡河，实现这一基本战略方针而斗争！”社论同时指出：“我们渡过大渡河，便到达了川西的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更接近的配合的作战，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地方居民的条件上，都使我们更有利的去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缩短我们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为有后方的广大的运动战，更有力的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渡过大渡河，具着与渡金沙江时同样的重要意义。” 同年6月12日，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边会合。5月15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21期在《伟大的会合》社论中指出：“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与作战其目的就是要争取与四方面军的会合，使两大主力能在统一的指挥之下集中力量，赤化全四川，为赤化全中国的大事业奠定巩固的基础。会合的成功使我们获得完成这一巨大任务的先决条件。我们所已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我们面前有着更大的新的任务，这个任务―――赤化全四川的任务，只有胜利的战斗才能把他完成。继续的打胜仗，打更大的胜仗，这是我们的口号！” 第五次调整―――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总兵力达十多万人。这时，南面的“追剿军”薛岳兵团已被中央红军拖得精疲力竭，滞留于雅安地区；北面敌军胡宗南部，沿涪江北岸开向川西北，但尚未到达指定地点―――松潘地区；东面的四川军阀部队，刚被红四方面军重创，其内部矛盾重重，观望不前。因此，红军在战略上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正是北上东进的有利时机。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两个方面军主力共同北上甘肃南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7月10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25期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中，及时地向全军指战员传播了这一决定，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在数量上大大的增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而且使我们所进行的国内战争在质量上也起了新的变化”，“要求我们以新的战略方针来代替老的战略方针”。社论说：“野战军过去一时期的战略方针是以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求得达到一定的地区创造川西北苏区。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以后的战略方针是为的求得与中央野战军的会合。今天形势不同了，我们已经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合的伟大胜利，我们已经造成了打大胜仗创造广大的新苏区的有利条件，大大的缩短了我们野战军从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变为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我们当前的任务就不是为着到达一定的地区而进行长途的行军了，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用进攻的战斗争取与敌人决战的胜利，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由于《红星》报1935年8月停刊，对红军确立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后，又将战略目标最终调整为向东发展，建立陕甘根据地，没有再作报道。但该报的上述社论已表明红军战略目标的确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最后放在陕北，是在长征的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摸索才确立的。 　　二、《红星》报关于遵义会议的报道，是目前唯一最实时的文字记载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红星》报对会议做了专门报道，长征专号第9期至第11期在2月10日至3月4日，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并刊载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和《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这些重要文献在及时传达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的同时，及时传达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遵义会议的精神。 2月19日《红星》报所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中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一致确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认为过去在整个的反‘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没有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军事指挥基本处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一直到整个突围的行动中，还是继续着这一错误。这一错误路线的根源，是由于对政治形势之不了解，对敌人力量的夸大，对敌人堡垒主义的投降，以及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出发的。这一错误路线的恶果，是使中央主力红军遭到了相当的损失，中央苏区变成了游击区，使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这一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者是华夫同志与××（即博古）同志。干部会认为反对以右倾机会主义为根据的单纯防御路线，总结反对五次‘围剿’的经验，正是为着取得军事上或战略战术上的正确领导，以胜利的战斗来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色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消灭敌人，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在创造云贵川新苏区任务之下，全部队的党委须以最大的努力向全体战士进行充分的解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身作则的领导战士进行地方居民工作，发展游击战争，以猛烈地扩大红军来扩大我们的力量，同时必须反对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和任何机会主义的动摇。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领导之下，一定能够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和红色战士的积极性，取得战争与创造新苏区的胜利。”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当时在党和红军的报刊上公开报道党的“遵义会议”情况，传达党的“遵义会议”精神，以及部队指战员拥护党的中央政治局决议案情况的珍贵史料。对于研究党的“遵义会议”有着重要价值。 遵义战役后，在3月4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1期所刊《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又再次指出：“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局扩大会反对了华夫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 三、《红星》报对一些重大战役的详细报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定居欧洲的华裔张戎与其外籍丈夫合作出版了《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作者在书中歪曲历史事实，声称红军飞夺泸定桥“纯粹子虚乌有”等等。然而历史的事实是无法篡改的，翻开发黄的《红星》报，我们看到了红军长征中血战的画面，找到了真实的历史。 （一）《红星》报真实地再现了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 1934年底，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1月15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68期集中报道了红军进入贵州以来的胜利消息和革命活动。在《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这篇“前线通讯”中，真实地报道了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当我军进至蒋累河（即乌江）之线，黔敌的教导师两团，占领对河的高崖，企图配合薛纵队的追击部队，阻止我们前进和消灭我们在河之南岸。”为此，红军不怕一切险阻强渡过河。“第一次强渡的领导者是勇团（即第一军团第一师先遣团）三连连长毛正华同志，他率领三个筏子不顾一切牺牲，在敌火力射击底下奔杀而过。行至中流，因敌火力的威胁，同行的两个筏子被水冲走，惟有毛正华同志孤军奋斗，胜利的到达彼岸，被冲走的二个筏子不久亦自河的下游爬上来，此行计五人：毛正华、刘昌华、钟家通、温赞元、丁胜心。一登河的彼岸时，因众寡悬殊，不能遂行驱逐敌人的任务，困守于石崖下，忍饥挨冻，直至第二天，‘勇’团作第二次强渡尝试，二连连长杨尚坤同志带一机枪班一步枪班奔杀过河时，才发觉他们还在那里。这时，毛正华同志如虎生翼地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射，首即占领敌人主要阵地。但敌人犹不甘心，集结二营以上兵力作孤注一掷，向我们三班人实行反冲锋，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我们三班人的顽强抗战，终于稳住了敌人反冲锋，最后以五个连续炸弹，完全击溃敌人，夺取了敌人视为天险的高崖！”夺取乌江天险后，“蒋累河水流非常湍急，搭桥颇不容易，我们红色英雄王友才、羽辉明、唐占钦、赖采份等五同志此次为了迅速的架桥，不顾河水的冰冷，脱衣过水往返数次”。此外，该期《红星》报还在《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一文中报道了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名单。 （二）《红星》对遵义战役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军民鱼水情深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河，再次攻占遵义城。3月4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1期在《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一日克服桐梓遵义战斗经过》的标题下报道了这一战役的经过，并在《遵义新闻》的标题下同时报道了遵义群众庆祝红军胜利的活动：“遵义城的广大劳苦群众，听到红军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的消息，全城欢腾，更加兴奋起来，为着自己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县革命委员会已定于五日下午三时在第三中学举行盛大群众大会，庆祝红军的胜利和追悼为革命而牺牲的死难烈士。现已派人四出宣传，并布置会场，想明日开时必有一番盛况。”在《仁怀工农慰劳红军》一文中说：“我红军进到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了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肥猪三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他们说：‘红军在遵义桐梓的一切事情，我们都很清楚，红军是保护干（穷）人的军队，不拉?，不派捐，不杀人放火，公买公卖，打土豪分田地，改善干人的生活，不论王家烈周浑元怎样欺骗，我们还是全城开市，并且希望红军留在仁怀，解放仁怀的工农干人。’总政治部派了代表答谢了他们的慰劳，并详细说明红军的主张，随即把肥猪烧酒连同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分给当地群众，并且抚恤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的人民，欢声雷动，盛极一时。” （三）《红星》报对抢渡大渡河的记载，重现史实 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8期在《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绩》的大标题下分别报道了红一团、红三团、红四团、红五团抢渡大渡河的经过。在“十七个抢渡的英雄”报道中指出：红一团是“此次担任经冕宁到大渡河的先遣团，他们自接到任务后，不顾任何疲劳与困难，每天总以最强的速度赶路，临到河边的前一晚，更以一百廿里的急行军，进行夜袭敌人，占领了渡口，夺获了船只，取得了渡河重要条件。” “天险的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还更厉害，同时对岸又有敌人一营兵力以上扼守，‘牲’部二连十七个同志争先恐后的自动报名过河，在模范的二连连长及支书领导之下，坚决首先强渡，他们一致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敌人火力猛烈，不顾水急的危险，至高的表现了他们阶级战士可敬可爱的铁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很沉着的逐着雪花一般的险恶狂涛，在敌人不断射击之下，强渡过河刚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我们这十七个英雄，把敌人一营完全打坍，占领了重要阵地，取得了此次渡河第一步的伟大胜利。” 在《空前纪录的急行军》中报道：红五团“这次也是先头团之一，担任走越?(今越西)的一条路，他们很坚决英勇的前进，很迅速的将越?守兵一营大部消灭，胜利的占领了越?，并且能以打破纪录空前未有的强行军，一天走一百六十里追击敌人，活捉越?县长一名及反动分子多人，很迅速的向大渡河前进，牵制了很多敌人，使我们能胜利的渡河，模范的‘冲’部永远是模范。” 在《一个意志只要泸定桥》的报道中说：在红一团强渡胜利之后，“由于船只太少，我们又有占领泸定桥的任务，于是又派出了两个先头团沿大渡河的西岸向泸定桥前进。”还报道说：红四团“是西岸的先头团，他们用了坚决迅速的行动，打坍了途中的阻敌一营，并曾以最优秀的射击技能援助东岸的“胜”团与敌人作战，打死了敌人三百多。同时他们更用了急行军首先赶到了桥边。当他们到达桥边时，敌人数百扼守于桥东端，并已将桥板毁去一半，该团某连不顾一切攀着桥上的铁索，猛冲过去，把敌人吓得胆颤心惊连呼‘缴枪！缴枪！’此时在我们英勇无敌的红色战士的口中所呼出的口号是：‘不要你的枪！只要你的桥！’他们是为着执行强占泸定桥的任务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意志，就是无论〔如〕何要占领泸定桥，他们终于战胜了一切，他们是光荣的胜利了！” 在《一路打到泸定桥》的报道中：红三团“是东岸的先头团，他们一路都遇着敌人的顽强抗战，他们的意志也只有一个，就是要占领泸定桥，他们对着敌人就猛打猛冲，不怕敌人占据着如何的险要的高山与隘口，终敌不过红色战士的英勇□意志，他们仍然能够很快的冲破敌人重重的阻碍，达到了泸定桥。特别是他们牵制了许多敌人，给了‘勇’团（红四团）以很大的配合，与帮助，他们的胜利与‘勇’团是同样的伟大！” 通过这个报道我们可以看出，“飞夺泸定桥”是一个铁的事实，特别是“红军战士攀援铁索过桥”的史实更不容篡改。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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