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时评：今日教师的使命是什么？_新浪教育_新浪网
教育时评：今日教师的使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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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第31个教师节。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联合北京教育新闻中心、朝阳区教委等共同承办庆祝活动。庆祝的主题是“守望教育，乐享生活”，倡导教师关爱自己和家人，关爱社会，乐享品质生活。
　　应该说，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教育价值观和生活观。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的时代背景下，教师当守望什么样的教育，教师应过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生活，既考验着今日教师执教的外围环境，也考验着每一位教师的职业素养和人生追求，也注定成为今日教师的重要使命。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自古如是。但过去的教师多强调做“传道、授业、解惑”，教育多主张培育“穷则独修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教学多强调“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对教师要绝对服从。而时至今日，个性、自主、创造、师生平等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因此，今日教育首先强调培育一个身心健康的公民，不仅有学识，更要有社会责任感，不仅要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还要有民族情怀和国家使命。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需要我们的教师在“什么是真正好的教育”，“教育要培养什么人”上有清醒的认识――也即在守望教育上站稳脚跟。
　　此前和今年教师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提到，教师一要“牢记教书育人的使命”；二要有“改革创新的精神”，勉励教师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三要“促进社会的公平”，并提出“全社会都要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前者可谓是对教师使命的要求，后者则是为使命的达成所希望营造的外部条件。
　　真正好的教育当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尤其是心灵的提升。一位教师曾这样反思：当我们大谈“以人为本”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课堂教学仍然固守在“学生参与度高、时间利用率高、目标达成率高”的课堂三维目标，而不注重学生生命质量的提高和灵魂幸福指数的帮助上，那我们的“以人为本”就只能算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名词。
　　“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该给予学生什么样的终身素养”是曾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的北京优秀教师王春易苦苦追问的两个问题。为此，这位曾被人认为是教学能手的教师开始尝试新的教学方式，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学生。
　　其实，“守望教育”和“乐享生活”是“一币两面”。对于教师这一职业而言，教育本身何尝不是一种生活？一个追寻什么才是真正教育并为此付出实践的为人师者，其必然因学生成长成才而乐享自己的教育人生。反之，如果一名教师所教的学生体验不到成长的幸福和创造的喜悦，不论这位教师获取什么样的荣誉，其内心深处是感受不到幸福的，何谈乐享教育人生？
　　由此看来，“守望教育，乐享生活”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教师安于现状，善待自己，自我感觉良好，而是基于教师这一职业素养和学生的成长，不停追寻，不断创新，“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去”，用自己的付出为孩子未来的阳光人生奠基。本社评论员 线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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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
为“十三五”教育改革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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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使命
当前，我省和全国一样，正处在发展进程转段、发展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遭遇了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全国、全社会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转换期，经济下行是发展规律的自然体现，但关键是要尽快缩短这个转换期，首先，缩短转换期要明确当前发展阶段的三个要素：一是发展的阶段性，我们进入到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时期；二是新阶段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三是实现新理念要有新的战略举措，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的优化改革。在这三个方面要有重大作为，无一离不开教育的有效支撑，只有教育提供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创新型知识、创新型文化，才能真正解决当前发展中的瓶颈问题，要解决新时期发展的问题，教育的使命的确是任重道远。
——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徐济超
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大力提升服务发展水平
这里说的教育服务发展主要聚焦在高教和职教上，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凸显了教育服务能力与发展需求的差距，致使创新竞争力不强，竞争市场份额不足，经济下行压力依然沉重。新时期要大力提升教育质量，提升服务发展的意识，提升服务发展的能力，更加有效支撑经济新常态时期的健康持续发展。
大力提升高教的服务发展能力。一是实施高教的知识创新工程。二是加强优势特色学科建设。三是提升服务发展水平。四是加快推进高校分类管理。
——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徐济超
教育领域也要牢固树立、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教育领域也要牢固树立、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在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培养模式、保障机制、评价体系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坚持协调发展，推进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省委高校工委书记 省教育厅厅长 朱清孟
“十三五”教育工作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对教育工作特别强调要“提高教育质量”，这也非常切合我省教育改革发展实际。过去，我们在规模、土地、设备等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教育的外延式发展为今后教育改革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十三五”时期我省教育工作必须突出“一个主题”，即“提高教育质量”，把时间、精力、资源更多地用到加强各级各类教育内涵发展，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上来。坚持做到“五个下功夫”，在立德树人上下功夫，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强化服务上下功夫，不断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和水平；在调整结构上下功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教育领域的落实，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教育有效供给；在促进公平上下功夫，使人民群众在教育改革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不断激发新的发展活力。通过我们的努力，实现我省教育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省委高校工委书记 省教育厅厅长 朱清孟
来源：《河南教育》（高教）2016年第3期
新乡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地址：河南省新乡市金穗大道191号电话：&&邮编：453000十三五时期实施义务教育学校什么普及高中
十三五时期实施义务教育学校什么普及高中
　　》》相关衔接　　10日下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就“教育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中国教育总体水平已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问：有机构发布报告称我国的教育水平已进入世界中上行列，请问袁部长，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袁贵仁：2015年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长规划实施五周年，也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在这个重要的节点，教育部邀请独立的第三方对中国的教育发展进行评估，评估的最主要结论是：中国教育发展总体水平已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评估报告关键数据显示：第一，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为75%，达到世界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第二，小学净入学率99.9%，初中毛入学率为104%。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超过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三，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0%，这两项都高于世界中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2 “十三五”期间中国义务教育仍为九年　　问：未来我国的义务教育是否会进一步延长?　　袁贵仁：在研究“十三五”规划纲要时，我们组织专家进行了反复的论证测算，也征求了各界意见。经过中央决策，“十三五”期间，中国义务教育仍然为九年。我们不延长九年义务教育，把重点放在把义务教育办得更好。　　“十三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十三五”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就意味着国家已经明确中国的教育普及是十二年，就是说九年义务教育加三年高中阶段教育，这是明确的要求和安排。　　高等教育现在毛入学率是40%，到2020年要提高到50%。按照国际通常的说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下叫精英化阶段，15%～50%叫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50%以上叫普及化阶段。“十三五”期间我国义务教育仍然是九年，但是我们的普及是大大延伸了。　　3虚心学习借鉴各国有益教育做法经验　　问：怎样看待中西方教育的异同?　　袁贵仁：中国有悠久的、优秀的教育传统，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特色和模式。中国教育注重基本知识的传授、基本技能的训练，注重行为规范的养成，再加上中国老师的辛勤付出和学生的刻苦勤奋，中国教育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优秀成绩，培养出了优秀人才。　　但是，我们确有自己的不足。比如，我们的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我们的学生创新精神不强，实践能力不足。中国教育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要推进素质教育，主要目标就是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在这些方面，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学习。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应当立足中国大地，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同时虚心学习借鉴各国有益的、成功的教育做法和经验，由此把中国的教育办得更好，也对世界教育作出中国的贡献。　　4 高校转型关键是调整专业设置　　问：在高校转型的工作当中哪些高校会转型?　　袁贵仁：中国高校的转型发展，实质上是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表现在培养理论型、学术型人才的学校比较多，而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学校比较少，也就是大家经常批评的，学校同质化的现象比较严重。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尽吻合。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优化结构，办出特色，提高质量，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多样化的需求，所以要推动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地方高校要率先转型，从培养理论型人才转到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适应当前经济转型的需要，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转型的关键是调整专业设置;转型的真正核心是人才培养模式。爱因斯坦的活，爱迪生干不了;爱迪生的活，爱因斯坦也干不了。我们需要通过转型来培养更多的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在一线能够从事工作的高素质技术人才、技能人才。　　5为学校和用人单位牵线搭桥　　问：如何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袁贵仁：在各方努力下，大学生就业创业总体态势良好，初次就业率连续13年保持在70%以上，创业人数逐年增加，明显增长。　　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创业带动就业。首先，教育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做好“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和“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鼓励毕业生勇于创业、积极就业;其次要认真细化落实国家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并通过多种方式，让每一位毕业生深入了解;另外，还需要加强就业指导，充分收集和广泛发布就业信息，为学生和用人单位牵线搭桥;最后，要开展精准帮扶“一人一策”，使毕业生能够找到自己理想工作。　　创新创业教育不是说每个学生都能成为企业家，首先是要使他们形成创新理念、创新思维、创新素质，来为我们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来为我们国家在2020年成为创新国家服务。　　6坚决防范、制止“校园欺凌”事件　　问：教育部将如何解决校园暴力问题?　　袁贵仁：所谓“校园欺凌”主要是同学之间蓄意、恶意形成的一些不安全事件，有的来自校外，有的来自校内，这些事件关系到中小学生的安全健康而受到广泛关注。对此，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高度重视，提出努力打造平安校园，既要防止外来的伤害，也要防止内部学生之间的伤害。　　对教育部门而言，首先要加强学生教育，倡导团结友善的精神，提高学生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提高一些有不良倾向学生的自我管理和情绪控制能力，同时要提高更多同学的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的意识，通过学校教育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　　同时，要加强学校的管理，包括构建学校的安全网络，对发现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早制止、及早化解、及早给予批评教育，避免小毛病变成大错误，甚至走向犯罪。还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一个团结、友善、和谐、相互尊重的环境，防止孩子们受社会不良风气的侵染。　　还要加强依法惩治，建立健全校规校纪，并通过修法、释法，让那些恶意造成重大伤害的欺凌者受到纪律、法规、法律的惩治，承担应当承担的后果。　　近期将会同有关部门对“校园欺凌”事件开展专项督查和专项治理，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努力，净化校风，优化环境，确保学生安全健康地成长成才。　　7寄宿制学校要优先安排留守儿童　　问：如何推进留守儿童的教育?　　袁贵仁：留守儿童是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群体，目前约6000万，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有2400多万。这是个很大的群体，由于他们远离父母，亲情缺失，监护不周，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甚至出现了一些被伤害的令人痛心的事件。今年2月份，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学校、社会有关群体，要共同努力，为留守儿童织密织牢一张关爱网、保护网，使他们能够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安全健康地成长。　　各地教育部门要做到三件事来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第一，做到三个优先，即：寄宿制学校优先安排留守儿童;营养餐的供给优先满足寄宿儿童的需要;上下学的交通安全，优先满足留守儿童的需要。第二，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他们独立、自立精神，同时要及时发现、及时制止留守儿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习惯、不良行为。要创造条件，使留守儿童能够通过电话、视频经常和远在他乡的父母沟通交流，缩短心理上的距离，拉近感情的沟通。第三，学校要保持和家长的沟通、联系、合作，要了解每个留守儿童的家庭背景。　　我们也呼吁各地、各校、各界都能伸出手来，奉献一点爱，使几千万留守儿童能像所有儿童一样，安全、健康地成长成才。　　链接　　高校去行政化进程慢　　北大校长向自己“开刀”　　高校去行政化，谈了很多年，只听声响，动静不大。每到全国“两会”上，云集了众多高校校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体，必然要对“高校去行政化”这一问题响亮发声。　　今年发声的人是北大校长林建华。被称为“改革校长”的他对解决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提出了更为直接的建议：“如果能够把级别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对于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处的。”　　这位副部级的北大校长，竟然建议取消自己的行政级别，可见高校行政化已让校长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实体经济　　10日上午，科技部部长万钢，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等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就“科技创新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高校、研究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仍存在障碍　　问：如何才能够保证让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大潮中开花结果?　　万钢：这几年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一些发展，但依然存在短板。从发展的角度看，2015年末，全国技术市场的成交额已经达到9835亿元，科技成果转化发展较快。但从结构上看，80%左右是企业进行转让和吸纳的，高校、研究院所在转化成果时还有一些障碍。　　对于如何破除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障碍，万钢说，第一，要取消审批程序;第二，收益权、分配权由高校按规定程序自主处理;第三，要促进企业和高校的紧密合作，鼓励高校科技资源的开放;最后，要加强技术市场的建设，培育一支既懂产业又懂科研的专门从事转化服务的队伍。　　周国辉：推进科技成果转化重点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明确供给方面的产权，给予科研人员自主处置权、收益权。第二，要有市场体系。　　众创空间　　未来更多聚焦实体经济　　问：下一步如何更好发展众创空间?　　万钢：目前全国已有约500家获国家各类支持的众创空间，和原有的企业孵化器、各类大学科技园、高新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形成了一个创业的体系。　　国务院发文明确要求众创空间未来在发展上更多聚焦于实体经济，更多用科技成果来带动量大面广的传统产业升级，更多面向市场的新需求、潜在需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很多企业的创新实践带来启迪，如海尔打开市场销售渠道、打开零部件资源渠道、打开制造服务的做法既推进众创的发展，又推进企业转型升级。YJBYS小编推荐更多十三五时期义务教育相关文章：1.2.3.4.5.6.7.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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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教授做客教育书院教授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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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4日下午，在我校雁塔校区学术交流中心二层报告厅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张力教授受邀做客教育书院教授讲会，并作了题为““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形势和政策导向”的解读报告，讲会主持人为教育学院院长陈鹏教授。
张力教授从两个问题对“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教育改革进行解读，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和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不同政策要点。首先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2020年前教育五大部署，概括为五个方面：坚定方向、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力促公平和加强师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四个层面重点的解读，过程中张力教授强调了中央对于体育和美育的高度重视，健康第一。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中，张力教授解读了围绕提高教育质量主线的四个关键点。最后，通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展望21世纪中国人的教育-学习：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为有用、更可持续。
在对“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不同政策要点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时，张力教授引用了大量的图表数据使内容更加直观清晰，便于师生们的理解。张教授首先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目标进行了简要解读，随后对各级各类教育中的政策要点进行详细解读。张力教授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将教育系统的重要使命和任务落到实处。
张力教授精彩的解读报告感染了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引发大家争相提问，张力教授就“核心素养”、“教育科研选题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最后，陈鹏教授就今天的讲会表示感谢，至此，历时三小时的讲会圆满落幕。您当前的位置：&>&&>&
【“十三五”时期货币政策的重要使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货币政策依然有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供给与需求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基本关系，从需求侧(或资金供给侧)推进实体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将是货币政策在“十三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使命，也将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货币政策依然有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供给与需求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基本关系，从需求侧(或资金供给侧)推进实体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将是货币政策在“十三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使命，也将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 　　“十三五”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基本取向和主要选择，具体有五个方面内容：第一，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机制和工具，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运行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以“组合拳”方式进行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预调微调。其中，从价量两个方面维护货币环境的稳健和中性适度；第二，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货币政策统筹协调好对内对外两个价格体系、运用这两个机制展开调控创造条件；第三，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第四，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第五，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中国经济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实现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和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有机结合。在新形势之下，要有效保障经济发展的稳中求进、质量和效率的明显提高，就必须着力展开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推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由此，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 　　货币政策操作环境的复杂变化 　　经济新常态是由国内外经济社会一系列变化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百年”目标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从国际形势看，有三个现象是突出的：第一，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向全球扩展以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迄今依然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虽然美国经济稍有起色，但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依然未能爬出泥沼，这决定了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几年内还将处于疲软境地。面对这一趋势，美国只好继续维持超低水平，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欧洲的瑞士、瑞典、挪威等国央行不得已选择了负利率政策举措；第二，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措施的实施，美元逐步走强，国际市场上的石油、矿石和粮食等价格持续走低(或处于低位震荡)，不仅加剧了这些出口国的经济下行和汇价波动，也严重冲击了这些进口国的经济运行秩序；第三，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反恐形势更加严重，持续战争、难民潮成为中东、欧洲等地经济社会风险加大的一个重要变数。总之，国际经济形势很不乐观，在此之下，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与2012年之前相比，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难度增大，2014年外贸增长率明显低于预期目标，2015年至今则处于负增长走势；与大宗商品价格直接相关的大型企业(如中石油等)经营难度持续增大，利润大幅减少；人民币汇率受到国际因素影响的程度不断增强，跨境国际投资的难度也在提高。 　　从国内形势看，有五个现象是突出的：第一，经济增长步入中高速区间。在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长速度换挡期的“三期叠加”背景下，增长率从2011年之前的9%以上逐步下行到7%左右的区间，但稳增长和“稳中求进”的压力依然持续增大。走稳的基础还不坚实，不仅增长率、增长率、外贸增长率等呈下行走势，而且增长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率等也呈下行走势；第二，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一个需要持续攻坚克难的过程，其中，涉及体制机制改革、淘汰僵尸企业、下岗工人安排、提高环保水平、高新技术运用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第三，经济发展动力转换。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投资推动，这种动力的可持续性和可持续程度都已明显降低，由此，转换为由创新驱动已是必然。但要变由要素投入为主的供给结构为以创新驱动为主的供给结构还需要一个艰苦努力的过程。由于创新往往伴随着不断试错，其中风险的加大是应有之义，所以，不仅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和成本安排，而且要有时间上的忍耐性和政策上的包容性；第四，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程度提高。不论是经济增长率下行还是经济结构调整或是经济发展动力转换都意味着资源配置中的机制、结构、方式等一系列的变动，其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淘汰落后产能、高污染产能、高能耗产能等也是必然的。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引致的经济金融运行风险也在加大，由此，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任务将持续加重；第五，经济的开放度明显提高。不仅外贸、服务、金融等的国际交易往来大大扩展，而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海外并购的展开和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对外投资数额在大幅增长。与此对应，国际因素对国内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程度也在快速提高。这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不可避免的。 　　从统筹协调国内外两个大局的形势出发，我国在“十三五”时期将实行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政策，相机抉择，以保障新经济的质量提高和效率增强。 　　供给侧改革中货币政策操作的新特点 　　货币政策是调控需求总量的政策，就此而言，似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货币政策并无直接关系。但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一对基本关系，缺乏需求的支撑，供给结构的改革既不可能持久也难以落到实处。近年来，在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探索经济新常态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新机制，大胆创新，努力进取，既保证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落实，又提高了货币政策对供给侧改革的支持力度，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强化流动性调控，灵活且有针对性地展开公开市场业务。动犹如人体的血液，提供着经济金融运行所需的各种养分，同时，又导向着资源配置格局的调整。一旦动出现危局就可能引致或小或大的资源流动“梗阻”，给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不良影响。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内经济金融运行中的流动性走向、流量、格局和运作机制等变化，加强预调微调，尽力避免2013年“6?20”钱荒事件的再次发生；另一方面，密切关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可能给我国银行体系带来的冲击，采取了一系列“组合拳”措施来防范和化解可能发生的流动性风险。其一，灵活开展以逆回购为主要内容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2015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逆回购金额达到了32380亿元，给相关交易对手方放出了大量的流动性；其二，积极运用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来熨平公开市场操作中的间歇期流动性波动，促使金融市场平稳运行，2015年通过SLO操作累计投放了5200亿元流动性；其三，强化降低法定率的操作频率，2015年先后5次下调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法定2.5个百分点，放出了巨额流动性；其四，加大的放款力度，确保经济金融运行中的资金需求得到充足供给，2015年投放的人民币新增贷款11.72万亿元(同比多增1.81万亿元)，突破了历史最高值。 　　第二，积极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为了推动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下降，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灵活运用利率杠杆机制，从日起连续6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贷款基准利率下调了1.65个百分点；2015年底，非金融企业和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27%，同比下降了1.5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通过公开市场操作，2015年先后9次下调了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年末操作利率降低到2.25%(比年初降低了1.6个百分点)，促进了金融市场的价格走稳。 　　第三，运用差异性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产业发展，促进供给侧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在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突出了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产业的政策倾斜。2015年间，对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产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多下调了0.5-1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农村金融机构多下调了2-2.5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支持实体企业提高效益和扩展消费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等)多下调了4-4.5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积极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贷款补充工具等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对小微企业、“三农”产业和棚户区改造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截至2015年底，用于支持“三农”的再贷款余额达到1962亿元，用于支持小微企业的再贷款余额达到752亿元、再贴现余额达到1305亿元，用于支持棚户区改造、重大水利工程等的抵押补充贷款余额10812亿元。 　　第四，加强对金融市场的调控，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调控金融市场是市场化条件下落实货币政策取向、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主要路径。中国人民银行在调控金融市场过程中，既重视维护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又重视提高金融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2015年，银行间债券回购累计交易量达到457.8万亿元，同比增长104.8%；债券的现券交易累计交易量达到86.7万亿元，同比增长115.8%；同业拆借累计成交64.2万亿元，同比增长71.2%；人民币利率互换成交的名义本金总额82304亿元，同比增长104%。2015年6月中旬，股市走势突然逆转。面对金融市场风险突发且有着加速扩散的势头，中国人民银行果断出手，通过再贷款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在防范由此轮股市大幅下跌可能引致的金融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维护了金融市场运行秩序的稳定。 　　第五，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应充分协调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缺乏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汇率市场将严重影响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在开放型经济中尤其如此。中国人民银行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加快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继扩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之后，2015年又完善了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报价机制，促进了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第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在行政性直接调控向市场化间接调控转变过程中，有着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需要深化改革，进行体制机制创新。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存贷款基准利率改革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放开了存款基准利率上限；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范畴，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 　　综合上述特点可以看到，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货币政策依然有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供给与需求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基本关系，从需求侧(或资金供给侧)推进实体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将是货币政策在“十三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使命，也将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 　　“十三五”时期 　　货币政策操作的取向和选择 　　我国的经济金融运行已进入“十三五”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强调“要按照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短期和中长期结合、国内和国际统筹、改革和发展协调的要求，完善宏观调控，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适时预调微调，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这决定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基本取向和主要选择。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机制和工具，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运行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以“组合拳”方式进行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预调微调。其一，从价量两个方面维护货币环境的稳健和中性适度；进一步发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功能，保持适度的流动性，推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适度的增长。在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过程中，资金供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这决定了货币供给量不仅应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且应满足这些方面的新需求；同时，面对众多企业融资成本依然居高不下的状况，积极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努力降低企业的金融运作成本，是“降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二，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架和功能，有效实施宏观审慎评估，增强中央银行抵押品管理机制，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对经济金融运行来说，资金供给犹如血液，保障充分的流动性是防范经济金融运行发生“梗阻”的重要机制，但过度的资金供给也可能引致经济金融运行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发生(如通货膨胀、投资过热等等)。把握好投放流动性的数量“度”有许多机制可供选择，其中，一个重要机制是“抵押品管理”。其三，运用定向施策，推进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调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仅从需求总量出发不仅难以满足这种结构调整的需要，而且可能引致其他问题发生，不利于促进供给结构的优化。为此，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在有效调控好货币总量的同时运用定向举措，从资金供给进度推进实体企业的供给结构调整，是充分发挥央行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一方面充分发挥金融市场机制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推进机构监管为主向功能(或行为)监管为主的转变，在此过程中，逐步将运用行政机制的直接调控为主的格局转变为运用价格机制的间接调控为主的格局。随着金融市场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发挥，依托于机构监管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将发生实质性转变，即货币政策操作将更多地运用与交易对手方利益相关的市场机制来展开，其中最基本的是运用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货币政策统筹协调好对内对外两个价格体系、运用这两个机制展开调控创造条件。 　　第三，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适应金融综合经营、金融产品属性多元混合和金融机制多业相接的发展趋势，既积极推进国内的金融市场发展又与国际金融市场相衔接，我国的金融监管框架必须进行调整。“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建立于上世纪90年代，以行政性分业监管为基本思路，但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运作机制和金融市场运行状况都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几个突出的现象是：其一，金融产品的多重性越来越明显。例如，在优先股中贯彻着股权和债权的双重机制，在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中贯彻着股权与活期存款的双重机制，如此等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为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有更多的股债结合产品问世。其二，金融运作的多重机制运用更加重要。例如，在过程中，信贷资产贯彻着银行贷款机理，资产池设立贯彻着信托机制，发行相关债券贯彻着证券市场机制；在银行中，理财产品发售贯彻着客户投资机理，资产池贯彻着信托机理，理财资金运作过程中贯彻着金融市场投资机理，理财资金管理贯彻着投资组合机理；如此等等。其三，非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近年来，在网贷、众筹等互联网金融运作方式快速发展过程中良莠不齐，金融监管屡屡滞后。其中的一个主要成因是，从事这些金融活动的企业基本属于非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对它们鞭长莫及。2015年6月中旬以后A股市场异常波动，一个主要成因是大量信用资金通过非金融机构的配资平台等路径进入股市，引致股市泡沫急剧吹大。这一系列现象都表明，以行政性分业监管为基础的“一行三会”框架已不适合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此，需要予以改革调整。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建立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相应地发生一定程度的调整，这决定了形成与新的金融监管框架相协调的货币政策操作机制成为一个必然选择。 　　第四，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经济下行期内，随着发展动力转换、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和万众创新的展开，金融风险也将有所增加，不仅银行不良贷款的数额和比率将提高，而且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互联网金融等方面的运作风险也将明显增加。由此，必须建立和完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提高金融风险的预警水平和处置能力，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切实维护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 　　第五，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人民币已加入SDR，成为国际组织主张的国际储备货币范畴。“一带一路”的建设，既是实体经济“走出去”的过程，有利于中资企业开辟新的国际市场，加快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杠、降成本和补短板的步伐，也是货币金融走出去的过程，有利于中资金融机构开辟新的国际金融市场，展开金融创新，发挥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引领作用。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的总量调控将扩展到“一带一路”中相关的经济金融活动。由此，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力也将外溢。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融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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