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分为北宋（960年—1125年）和南宋（1125年—1279年）两个阶段，历18帝，国祚320年。
一、宋朝的历史地位。
（一）政治方面
1.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动荡分裂，带来了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
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生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宋朝统治者继续执行后周先南后北的战略方政，先后灭掉了后蜀、南汉、南唐、北汉。至此，五代十国的分立割据局面宣告结束，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统一的朝代。政府终于可以进行有序的统治、人民也得以安居乐业。
2.在中央设立了“二府三司”，削弱了宰相权利，加强了皇权。
宋代为了加强对内控制，以掌管政务的中书门下（政事堂、东府）和掌管军事的枢密院（西府）共同行使行政领导权，并称为“二府”，为当时最高国务机关（中书门下的长官行使宰相职权；枢密院的长官即枢密使，地位略低于相）。
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
这样就把原本宰相一人掌握的权力分成政权、军权、财权，由很多人掌握，有效防止了宰相专权。
3.地方上，缩小行政单位，分散地方长官权力。
在地方削减州郡一级长官的权力，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宋太宗至道三年，由将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并陆续在各路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安抚司、提举常平司四司。路、州、县的官员由中央官兼任，属于差遣性质。这样，地方官的权力分散，任期短暂，极大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4.发展了科举制度、严格考试程式。
宋朝发展了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严格考试程式，扩大取士名额，提高登第士人的待遇，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在防止徇私舞弊方面，对考官实行了锁宿制度，对试卷进行“封弥”、“誊录法”。创立殿试：从宋太祖开宝六年起，举人经礼部试（省试）后，增加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宋太宗雍熙二年，又创殿前唱名赐及第之制，这样录取的士人就成了“天子门生”，从而彻底收回了取士大权。
5.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等改革为宋朝的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北宋两次改革在中央集权统治一体化中起了一定的调节和完善的作用。例如范仲淹的提倡设置“祠堂”、“义庄”、“族产”、“族规”、“乡约”，发挥了宗法血缘的统治功能。范仲淹和王安石除了在政治体制和思想意识方面作了一些改革外， 在经济方面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整顿，如庆历新政中的“均公田”、“厚农桑”，“减摇役”。从社会的改进， 历史的发展来说， 范仲淹和王安石所有的措施都没有成功; 但从加强宋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体化来衡量，如通过官僚机构的调整，财政经济的治理，“重农桑”、“均公田”、“减摇役” 、“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等，限制了兼并，扩大了财政税源，这就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体化的统治，一定程度的延长了北宋封建王朝的寿命。
（二）经济方面
1.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宋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北宋时，各种新的农具出现,如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秧马等，并且出现了南北粮食品种的交流，尤其是福建的占城稻传到长江和淮河流域，对提高当地的农产量贡献很大。
南宋时，经济继续发展。中原农民南迁，在江南推广旱田的种植技术，如大麦、小麦。中原精耕细作的方式也推广到边远地区，使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浙地，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美喻，成了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土地开发范围扩大：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淤田、沙田、架田等。
沿海滩涂和丘陵山区等的相继全面开发，不仅扩大了耕地面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压力的增长，还为宋代的社会发展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2.手工业：促进了宋代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
瓷器：北宋的制瓷业在唐五代的基础上有突出发展和成就。宋真宗景德元年将唐代的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并设官窑。此外，定窑、汝窑、官窑以及钧窑是当时的四大名窑，所产瓷器不但行销国内，还大量出口远销到朝鲜、日本、南洋，印度等。
宋朝瓷器的发展，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其远销国外，也增强了我国的文化影响力，使瓷器至今仍为中国的象征，足以体现宋瓷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冶炼业：宋代采掘冶炼手工业由于技术的改进，产量成倍地增长，铜、铅、铁等矿产量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最高的，其中生铁和煤的产量，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智慧完成了用煤炼铁这一工艺史上的巨大跨步，从而在11世纪实现了英国至迟年早期工业化时期才实现的煤与铁的革命。同时，宋代煤与铁的发展，也带动了造船业、陶瓷业等的很大发展和进步。
造纸业：北宋的造纸业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发展和提高。四川、福建、安徽、浙江都有产纸的中心，而且竹子、麦秆、麻都是造纸的原料。
造纸业的发达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便利了书籍的流通和文化的传播，从这方面来看，造纸业的发达也是带来宋朝文化高度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3.商业：坊市制的崩溃和夜市、草市等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宋代城市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坊市制的崩溃与侵街现象的出现、夜市、草市以及娱乐场所“勾栏、瓦肆”的出现。
宋代坊市制的崩溃和侵街现象的出现，标志着沿街开店设铺这种近代型的城市风貌，在宋代奠定了它的基本格局。而在开封、杭州等大城市中出现夜市和娱乐场所勾栏瓦肆，在城市近郊出现草市镇，这些都标志着城市的经济意义在明显增长，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4.最早的纸币——交子的出现，影响深远。
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货币的需求量大为增加。为满足流通的需要，北宋时，四川十几家富户用纸印钱，称为“交子”，代替铁钱。南宋时，政府大量发行纸币，称为“会子”。
“交子”和“会子”的出现，由纸币代替铁钱，比较轻便，便于随身携带，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另外，交子作为纸币，其出现比欧洲第一张纸币早六百多年，堪为“世界第一张纸币”，标志着中国的货币从金属铸币时期开始演进到信用货币时期，并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
5.海外贸易的发展，加强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两宋海外贸易之盛，远非前代之所能比。北宋时，广州、杭州、明州、泉州是对外通商口岸，宋政府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而南宋的对外贸易则超过北宋，杭州、泉州、广州都是对外贸易港，尤其是泉州，已成为重要的国际港口。
宋代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使瓷器、丝织品、茶叶等出口到日本、朝鲜、南洋、印度、波斯等国家和地区，增加了宋代的外贸收入。从而对弥补财政开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还加强了中国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科技、文化方面
宋朝时期科学技术的各学科中，数学的发展较为突出。出现了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1259年），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等。宋代最伟大的科学家沈括在数学方面的贡献是他的“隙积术”和“会圆术”，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由于农业生产和历法制订的需求，统治者历来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比较重视，观测水平不断提高，宋代也不例外。
据《新仪象法要》记载，仅在公元1010年到1106年之间，北宋就进行过5次大规模的恒星位置观测，《宋史·天文志》中保存了测定二十八星宿位置的成果。《灵台秘苑》收载了包括有345个星官距星的入宿、去极度。
公元1247年的南宋制造的苏州石刻天文图，面积8×2.5尺，刻星1430多颗，以北极为中心，绘有3个同心圆，分别代表北极常显圈、南极恒隐圈和赤道，28条辐射线表示二十八宿距度，还有黄道和银河。所有这些成果的取得，与当时天文观测仪器的高度发达是分不开的，我国古代传统的天文仪器漏壶、圭表、浑仪、浑象等在宋朝时期从技术工艺上都得到了最有效的改进。
北宋时沈括和元朝郭守敬提出减少环数的设计，浑仪和简仪就是这一设计下的杰作。苏颂、韩公廉等人制成的大型水运仪象台，是利用一套齿轮系统在漏壶流水的推动下使仪器经常保持一个恒定的速度，和天体运动一致，既能演示天象，观测天象，又能计时报时。
地学的发展则是以图经形式编写地理著作为特点的，图经也正向地方志的方式过渡。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地方志共有100多种，附有地图的志称为“图志”或“图经”，全国总志中最著名的有976—984年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由北宋乐史编撰，全书200卷所记以中国为主兼及外域，还增加了不少有关人物与艺文的篇章，开创了地方志的新体例。
再就是北宋王存等编纂的《元丰九域志》在年间成书，该书注重“当世之务”，对沿革所述不多，而对各地里数、城堡之名、山川水泽的情况记述详备。
宋代郡县地方志保存至今的有20多种，许多地方志经历代续修，逐步积累，形成了丰富的地方资料。由于这一时期中外交流往来频繁，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对旅途实地考察与传闻的记述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域外地理文献，如耶律楚材《西游录》、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及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有许多来自传闻的记述。现存西安和苏州的三幅宋代石刻地图，“华夷图”、“禹迹图”、“地理图”和“九域守令图”等极具价值和特色，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画方地图，所绘河流及海岸线精确，代表宋代测绘地图的水平，地学的发展对矿物学及水利建设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代矿业事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地质现象实地考察的风气，使人们对矿物和若干地质现象的认识与研究也较前大有进步。1133年杜绾所著《去林石谱》3卷，记载石品116种，各记其产地、采法、产状、光泽、品评高下等，反映了人们对矿物认识的新水平，是当时出现的一部关于岩矿知识的著作。
宋代医药学在教育、理论、临症各科的诊断治疗、本草、局方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进展，使中国医药学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宋朝统治者重视各种医药书籍的修订，公元973-974年刘翰、马志等修成《开宝本草》21卷，载药物983种。1057年苏颂等人修成《嘉祐本草》2卷，载药物增达1082种，并整理成一部《图经本草》。
唐慎微修纂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计32卷，收录药物1700多种，百病主治药、服药食忌例及药物畏、晋、须、使等，使人们对历代本草的源流和药物之配伍禁忌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明朝李时珍这样评价：“……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宋朝已能将中医细分为九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疮肿兼折病科、金镞书禁科，针对性大大加强。
宋代医学还有两件事是必须要提到的：一是宋慈的《洗冤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二是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铜人。
5.理学的迅速发展
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一生著书立说儒学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复兴，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新的儒学思想—理学。理学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要内容，在建构儒家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其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理”和“气”是并存的，密不可分，但有先后之分。理是万物之源。“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两方，人欲是一切罪恶之根源，应当去人欲、存天理。经过二程与朱熹的发展，理学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南宋末年理宗时成为官方哲学。之后，陆九渊又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人们应当去人欲，存本心，到达清明寡欲的境界，陆九渊之思想经过之后明朝大儒王守仁的继承发展，成为新的哲学体系—心学，在明朝中叶以后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理学与心学之外，宋朝晚期还出现了第三种学术势力—浙东事功学派，其由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所组成
6.史学特别发达
史学与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学特别发达。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宋朝有多个官方修史机构，如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等。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当属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长达十九年（加上《通志》超过二十年），共二百九十四卷，叙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采用编年体方法书写，为后人提供了一本系统广博的史书。随后，另一史学家袁枢又对《资治通鉴》进行全面的整理，写成《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朱熹也作了一部《通鉴纲目》，共五十九卷，可谓《资治通鉴》的简略版。史学家郑樵写成《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
此外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廿四史中薛居正等奉旨编修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以及王溥私撰的《唐会要》和《五代会要》。著名的地方志有《太平寰宇记》、范成大《吴郡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等。由于金石学和考古学快速兴起，也有一些相关史书诞生，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等”。
此外宋朝编修了不少与史学相关的类书，著名的“宋四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
二、宋朝的特点
（一）宋朝存在严重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导致其积贫积弱。
北宋政府通过科举制度、恩荫制度和其他途径，给予地主阶级成员以广泛的参政机会。特别是对官员的恩荫，在历史上以宋代最滥，不仅恩荫名目繁多，而且面很广。因此官僚机构日益庞大。由于官多阙少，许多官员不得不长期待阙。冗官既严重，中级以上官员的俸禄又极其优厚。在官吏制度上，为防止出现朋党之争的重演，在官衙设置上强调使各机构互相不通气，互相制约，在中央政府中，分割了宰相的权力，宰相只负责中书省，另设枢密使主管兵权，而主财的三司也不需要向宰相负责，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宰相之下还有实为副宰相的参知政事，进一步对相权形成制约，在地方官的任命上，任命必须出于朝廷为其一，多用文官为其二，几乎重要的州府都有皇帝直接派出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为其三，使地方官的任何离心行为都需要冒比唐代大得多的风险。而且，官，职分离，有官不一定有权，官职在多数情况下只代表俸禄的多少，而权力往往以临时任命的方式授予必须的官吏。最后，地方财政由中央直接派遣的转运使主管，从人，财两方面遏制了地方的尾大不掉，同时也必然造成了大量的冗员，同时，由于三年一升迁制度的普遍实行，使“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冗员数量无限扩大，这一切，造成三冗之首。
自‘杯酒释兵权’以来，有宋一代对兵权的集中十分重视，不仅禁军受皇帝直接指挥，精兵往往收归中央，在地方上，也多以文官制约武官，所有涉及兵权的官员，轮换频繁，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训练松懈，战斗力低下，不凑巧的是，夏辽等国则在同一时期相当强大，为解决此问题，宋所采取的政策是增兵，但实际战斗力却没有什么提高，于是再战败，于是再增兵，形成恶性循环。宋代初期采取的是募兵制，即百姓出钱，政府招兵，以后因太大的经济负担，不得已又部分采取了征兵制，使百姓在交过钱后仍需当兵，从而激化了矛盾，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军队的数量更加冗多，宋太祖末年，禁军、厢军共有37.8万人，至真宗天禧年间达到91.2万人。半个世纪时间，增加了一倍半。天下的财富，十有八九用来赡军，财力消耗非常严重。
除冗官、冗兵的巨额开支外，由于统治阶级挥霍浪费而造成的冗费也非常严重，加上战场上一连串的失败，形成冗费和积贫积弱的后果。
（二）重文轻武，使宋朝总体军事水平较低，常年遭受外族侵扰。
宋朝消极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国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
（三）宋政失之于“宽柔”，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奸臣的作恶。
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北宋的政争少有诛杀，较为文明。即使在北宋后期有三次大规模贬窜士大夫的运动，一般也不开杀戒。宋人称“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赵宋一代在强调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又兼顾对臣僚的体貌宽柔，在中华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宋朝“宽柔”过度，表现为对误国败事者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所谓“赏重于罚，威不逮恩”。宋朝的上层官员，大多治国救国无方，而彼此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发展到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国和救国，却必须破坏他人治国和救国，历史上著名的“秦桧”、“蔡京”等大奸臣就是此类官员的典型。
（四）边疆各族与宋朝的战争与和平深深影响着整个朝代。
1.北宋与辽、西夏。
1005年，宋辽议和，史称“澶渊之盟”。此后，双方边境相对稳定，经济文化交往频繁。西夏和北宋发生过多次战争，1044年达成和议。双方在交界地带设置贸易市场，互通有无，维持了长时期的和平关系。
2.南宋和金的对峙。
南宋初年，金军多次向南侵扰。南宋军民为阻止金军的南下和收复北方失去的家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众多的抗金雄师中，岳飞所统率的岳家军是最为突出的一支。1141年底，南宋与金订立和约。此后，双方战事基本停息，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南方经济得到发展。
（五）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
从商业来看，宋代坊市制的崩溃，使住宅区和商业区的界限消失，促进了新型城市的不断发展，规模扩大。另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的交子，南宋还出现了会子，这些无疑是宋朝经济高度发达的表现。
宋朝经济的高度繁荣，促成了民众强烈的文化需要。然而，在这种文化需求热下，宋朝的文化如宋词等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走向繁荣。与此同时，宋朝也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如苏轼、欧阳修、范仲淹等，唐宋八大家，宋就占了六位。书法家更是有苏东坡、黄庭坚等人。总的来说，宋代的文化是极为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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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报 尹传政
[摘要]文化崇拜现象的发生都会遵循一定的因果规律，绝没有无根之木。崇拜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曾经造就了无数的崇拜对象，三国时期的关羽就位列其中，而且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关公崇拜在历史上明显经历了一个过程。从晋代才开始出现关于关羽的神话传说，但并不那么突出、强烈，更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今天所熟知的关羽本人“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英雄形象，在当时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桃园三结义”等故事情节也未有丰满。然而，历史发展到两宋，关公崇拜文化才真正兴盛，无论当时社会普通民众，还是封建统治者，都把关公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然，这与两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两宋政治上的内强外弱是关公崇拜文化兴起的根本原因。虽然在北宋建立时赵匡胤就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全面加强政治、经济、军事等中央权力，强化对地方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军阀混战的藩镇割据局面，但在实现中央权力集中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如“崇文抑武”之风盛行。尚武之风日衰的结果是，宋代虽有武举，但却以试策高低定去留，“武举发，先阅射骑，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使得对武士的选拔重文轻武，弱化了军事指挥者。另一个后果就是致使军备长期被忽视，“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再者，军队腐败滋生，军中之人多参与经商。以范仲淹为例，“在庆州，日亦借随军库钱回易”，将回易到的利息“充随军公用支使”；九江巡尉司“常获贩私茶人，乃是本军出戍官兵”。在这样的情形下，北宋不得不面对军事作战频频失利，自身政权持续弱化，西夏、辽、金及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强势崛起，不断蚕食中原的现实。两宋国家领土长期分裂的现状又推动了关公崇拜文化的兴盛。军事上的失利带来了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和百姓流离失所。如宣和末，燕云战事起，北方边界诸镇的兵祸连结，当地百姓纷纷“弃产而居京师”。在饱受连年征战、国家分裂的痛苦下，人民对收复失地和安定生活产生了强烈愿望，“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虽然寇准进行坚决抵抗，岳飞、韩世忠等人一度收复大片领土，但这些努力在腐败无能的政府面前都是杯水车薪，难以改变失败的命运，终以“澶渊之盟”苟安一方。面对这种局面，民众不由得产生了“我所需要的东西，就是我所依赖的东西”的心理，增强了对英雄的渴望，帮助他们收复失去的家园，恢复安定的生活，保佑他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免遭涂炭。关公具有的忠义思想、高超武功，甚至其一生转战四方，只是晚年才稍稍安定，镇守荆州，其死后又被弄得身首异处的悲壮人生，自然满足了他们这种心理需求。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出现为关公崇拜文化的兴起创造了思想条件，尤其是北宋道教广泛传播与发展。北宋时期，道教的发展还要归于统治者的重视，其中的原因是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周世宗后室，从法统上说，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其本人对此也是耿耿于怀。在“君权神授”的年代，宋太祖试图从上天意志上进行修正，便利用道士张守真等人宣扬兵变是上天的意志，以求权力获取的合法性。这样，道教便成为了北宋统治者的宠儿。宋真宗为了保全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将道教的崇奉又推向了高潮。为了寻求“澶渊之盟”失败的借口，掩盖自己的无能，他利用道教假借上天意志制造假象。如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命道士在朝元殿建道场，制造神人降“天书”《大中祥符》等。这样，各地道教宫观就持续修建，使道教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尊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显然，这种背景为关公崇拜文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到北宋中期，关羽的地位明显有所提高。北宋社会大量无产者游民的出现，又是关公崇拜文化兴盛的一大原因。由于两宋时期实行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很多自耕农由于土地被豪强地主吞并，便成为脱离主体社会的游民；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人地矛盾紧张，下层农民占有土地数量日渐减少，天灾人祸的发生，使生计艰难的农民沦落为游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游民成为两宋社会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基本的生活状态是不仅不受社会宗法制度的束缚，游离于社会法制之外，还形成自己特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受雇于人，乞讨，甚至打家劫舍、偷盗等，生活异常艰难。这样的生活境遇，使他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在变成游民，闯荡江湖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所以，寻找其他个体帮助，组建各种组织和帮会，成为赖以生存的基础，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英雄崇拜意识，“这些英雄形象高大勇武，无所畏惧，重朋友，讲义气而且与游民有大体相同的地位和生活经历”。历史上的关羽则暗合了这种游民文化意识。首先，他曾“亡命奔涿郡”，奔走于江湖；其次，关羽武艺超群，敢于冒险，生性尚武；再次，关羽与结拜兄弟，肝胆相照，忠心耿耿，并肩战斗等，一身江湖义气。显然，关公就成为众多“江湖”游民崇拜的对象。两宋市民文化的发展又是关公崇拜文化兴盛的另一原因。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使得城镇数量不断增多，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在城市商业繁荣的前提下，两宋出现了大量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市民阶层，“北宋时的汴京，宋真宗天禧五年开封府新旧城八厢总计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这些市民在商业往来、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追求精神世界的愉悦。为了满足这些新兴阶层的精神需求，很多繁华市镇开始出现专供市民阶层消遣的文化，其中三国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成为文艺表演的重要部分，当然，这也包含了关羽本人。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的广泛创作和传播，对关羽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关羽开始受到普通民众的追捧，“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另一方面，社会对关羽的尊崇也影响到了上层社会。在北宋时期，关羽先后被封为“忠惠公”、“照烈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文化崇拜现象的发生都会遵循一定的因果规律，绝没有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揆度历史，由表及里，文化崇拜的发展过程，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多种因素下共同作用的产物，有的存在长远，有的短暂，有的易被察觉，有的易被忽略。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由于文化具有持久深远和潜移默化的特殊功能，文化崇拜都或多或少地对某一阶段的人类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先进的文化崇拜会促进社会发展，相反，落后的则会阻碍社会的进步。显然，注重文化崇拜现象的总结与思考，探究文化崇拜现象的根源，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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