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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我国金融面临的风险
来源：中国资金管理网
“新常态”作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是去年5月习近平在考察河南时首先提出的。在经济层面上理解，其主要内涵应为：从速度上看，我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结构上看，我国经济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升级;从经济发展的动力上看，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将转向创新驱动。显然，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特别是金融方面，将面临着诸多调整与发展的机遇，自然也将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实际上一些潜在风险正渐渐浮出水面。这一过程，将不仅是金融调整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风险释放的过程。因此，当下金融及企业界如何识别认清即将面临的风险，如何规避，已显得十分地迫切与必要。以下，笔者尝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简析一下我国金融将要面临的风险，及如何应对。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领域显然是竞争最激烈因而风险程度也最高的领域，没有风险就没有金融活动。金融风险，通常是指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决策失误，客观情况变化或其他原因使资金、财产、信誉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有两个层面，从个体上说，一定量的金融资产在未来的时期内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货币收入流量，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或者说，一定量金融资产在未来时期内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从系统性上说，支付链条遭到破坏或因故中断导致的一系列危险现象。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家金融机构发生的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往往超过对其自身的影响;具体的一家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出现危机，有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构成威胁;一旦发生系统风险，金融体系运转失灵，必然会导致全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因此，对于金融经营，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学好如何去控制风险，规避金融风险隐患。而对于决策当局来说，有决策参考意义的是关注系统金融风险或全局性金融风险。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速，结构的调整及创新要求等新常态的出现，有理由认为金融将首先面临着收缩，即通缩的到来。在新常态下，我国目前货币、信贷存量虽然巨大，但是在被过剩产能、无效投资以及非实体经济的高回报领域大量挤占的情况下，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领域、具有流动性的货币资金其实相对不足。同时，外汇占款减少导致基础货币的投放减弱，银行吸存能力和放贷能力下降，必然导致货币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因此，在此背景下，我国金融将首先面临因经济通缩而带来流动资金不足的风险。产能的过剩，将导致实体经济效益的批量下滑，传导至金融上，就会使货币信贷存量被占用，很大一部分将失去其流动性。而一些无效投资(主要表现为在“四万亿”投资和“十万亿”贷款等刺激政策推出时期)，使许多企业盲目扩张，进入非主业领域，造成大量的经营损失。这些投资资金，无疑也将失去了流动性而成为呆滞的沉积物。此外，外汇占款减少也将导致基础货币的投放减少。此三个因素，已叠加汇聚成流动资金不足的风险。流动性不足，又导致放货的不足，在新常态下，企业、居民等经济主体收入增长放缓，又直接影响存款源头。同时，在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商业银行吸存能力将普遍下降，存款大量流失。存款的流失，必然加剧流动性与放货的不足，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大了风险的存在。其次，新常态下，金融资产质量(信货)将成高危风险。这些年，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的高速运行，已经累积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其中产能过剩(最明显的表现是房地产业，其次如工商业中的钢铁、水泥、风电、光伏电池、有色金属、电解铝等)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倘过剩超过15%时，就应引起高度关注。一旦产能过剩超过临界点时，借款人销售已然萎靡，流动资金均被占用，按期履约显得十分困难，在银行方面，则其逾期贷款和不良贷款将不断增加，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坏账损失的形成。而坏账对金融系统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事实上，中国银行业的信贷资产质量在2014年已持续恶化。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末，所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高达7,669亿元，较2013年同期增加36%，自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连续12个季度处于上升位置。如此高位上升的不良货款趋势，实际上已形成了高危风险。再次，在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所带来的阵痛与震荡，对金融领域的传导所形成的风险。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为结构调整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以房地产、工商业等产能过剩的实体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由于结构的不尽合理，体制与机制的不完善，各实体经济在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必然出现较大的洗牌、重组与升级局面。一些企业将被兼并转让，甚至关闭拍卖;一些企业为转型升级而出现一定时间内销售、利润的双低情况，甚至严重亏损，借款无法按期偿清甚至根本无法还款，等等。这些结构的调整升级，必然传导至金融领域，形成金融上的低迷与损失，资金来源趋紧等风险。这些风险，随着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与与深度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出现扩散和蔓延的趋势。具体表现就是，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有所集聚，金融风险防范压力上升，对于保持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最后，新常态下，金融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通常，金融系统性风险，我认为在新常态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金融自身系统与区域性系统风险。金融自身系统风险，主要是在增速减缓、结构调整与金融创新等影响与压力下，对信用、杠杆、风险这三个方面没有很好地协调与失控所导致的。具体表现就是，由于实体经济的影响，资金使用效益下降，杠杆比上升，从而加剧整个信用风险;产能过剩，致使金融风险集中暴露，导致M1和M2周转速度放慢，盘子总量越来越大，风险也会越来越大等。区域性系统风险是否存在，在新常态下，虽然政府一再保证不会发生，但仍不容乐观。在上述风险综合作用下，在强制性退保与刚性兑付情况下，加之各种非法社会金融活动造成的局部性恐慌所形成金融震荡，仍有可能形成区域性风险。况且，这一风险在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监管上的模糊性，缺少地方金融监管范围准确清晰的界定和上位法的支持下，一定程度上必然加剧了这一风险的发生。因此，区域性风险是否发生，仍要密切关注。此外，漠视潜在的金融风险，也很有可能产生新常态下的新风险，可称之漠视风险。虽然，我们对上述各种金融风险的发生，只是一种可能性，但由于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及经济本身系统性的特征，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如今的金融失衡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面临的情况已经有某些相似之处了。比如，债务的快速增加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以及人口老龄化等方面有许多的相似性，彼时的日本，由于当时政府未能抓住时机实施结构性改革，银行系统的问题最终失控。况且，在我国的某些方面，这种风险情形假设过度放贷的现象仍然存在，债务继续上升，目前贷款以旧还新的现象被持续容忍，亏损的公司仅支付利息即可存续下去，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这，也不能不让人忧虑。综上所述，我国金融在新常态下所面临的风险，将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主客观相互作用，层层递进的过程，已到了业界与决策者不得不加以强力关注的时候。另一方面，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将是我们关注的又一个重点。对以上将要发生的金融风险隐患，除金融系统要高度重视外，宏观经济调控层面，各科研机构及民间智库也应积极应对。我以为要防范与化解这些风险，必需先正视其存在的可能性，有针对性地出台一系列措施，同时金融系统内部各部门之间，及金融系统与非金融系统之间宜通力合作，全力应对才为上策。以下，扼要阐述之。第一，针对由于新常态下通缩带来的流动性资金不足，及存款与信贷缩小的风险，从宏观层面来说，当然是要加大经济改革力度，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加中等及中下等人的收入水平，切实把反腐倡廉与公平分配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仍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既要大力调整存量结构;也要优化增量结构，复活沉积资产，以化解资金不足的风险;第二，详细调查目前不良资产的存量，排查有问题贷款的规模，摸清其临界点的状况。在此前提下，要尽量避免对不良债务进行延期，建立预警分析机制，提示各类企业不要卷入过剩产业，遏止过剩产能蔓延，而企业等实体也要建立自身的风险分析机制，与金融系统通力配合。同时，金融业在兼顾一般性贷款外，还应把有限的资金转向实体信贷中的优质资产。对于银行核销贷款的呆账，政府应该考虑使用财政资源或国有资产来弥补部分债务损失，目的是尽量减少坏账对金融系统的巨大冲击;第三，金融机构要顺应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加快信贷自身结构调整步伐，既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贷款规模，也要创新服务方式支持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兼并重组和转型发展。同时，金融机构要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推动自身的深化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强化风险管理;第四，对于新常态下金融自身的系统性风险，需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直接金融系统共同操作去杠杆化，加强金融系统内部的管理，认真做到提前预测、分析，提前提醒与纠偏。在区域性风险防范方面，要清楚地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加以监管的职责，提高监管信息化水平，推动监管方式由事前监管向全流程监管转变。同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于可能出现大规模的产品违约情况，要尽力避免其发生。最后，对于我国在新常态下金融可能出现的风险，要有高度的警觉意识，要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责任层层落实，完善应急预案，果断分类处置风险，加强风险的系统化研究，加强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合力推动结构调整，吸取外国已发生的各种金融风险的教训，加快金融结构性改革，等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总之，新常态下，对于我国金融面临的各种出现的风险，已显出一定的紧迫性，因此要加以认真研究并积极应对。其实，新常态本身已经给出这样的契机，机遇与挑战同在，在我国深化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下，我们完全有能力防范与化解风险，使风险保持在可控水平内，同时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林毅夫：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推动转型升级|金融制度安排|林毅夫_凤凰资讯
林毅夫：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推动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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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市场在发力，但一些地方政府的作为相对滞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用财政拨款设立科研基金，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协作进行基础科研。
原标题：林毅夫：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推动转型升级 最近，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市场在发力，但一些地方政府的作为相对滞后。面对经济新常态，曾经在以往高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一些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不知所措甚至懈怠的状态。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且，国际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地方政府必须积极作为。那么，经济新常态下，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抓手和着力点在哪里？ 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缺一不可 回答经济新常态下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抓手和着力点在哪里，首先要理解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机制。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前提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构建起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机制。 有效的市场的重要性在于，只有充分竞争的市场才能形成充分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只有这样的价格体系和市场竞争的压力才能引导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才会成本最低、最有竞争力，从而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推动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相对密集逐渐向资本相对密集提升，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到资本更密集、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各种要素的价格能够反映其相对稀缺性，为我国经济更好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 在经济发展中，有为的政府不可或缺。首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源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变化而不断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新的技术和产业的结构变迁过程。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倘若失败，这个人将承担所有成本；倘若成功，后来者将随之涌进，他不会享有垄断利润。也即对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言，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不管其失败或成功都能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需要采用专利制度和其他适当方式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的激励，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去冒风险，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活动才能开展。其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勇气、智慧和才能。新产业的发展需要新的能够动员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制度安排与其匹配，需要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需要与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这些都不是企业自己可以解决的。凡此种种困难，均需要有为的政府协调相关企业来克服，或是由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如此，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政府可动员和配置的资源有限，必须对可能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经济和社会回报作出甄别评估，以产业政策等手段集中有限资源，协助企业家实现那些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新常态下政府发挥作用的着力点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根据产业发展与国际前沿的差距，我国各地政府可将本地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对不同类型的产业，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也不相同。 追赶型产业。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500多美元，美国为54000多美元，德国为47000多美元，日本为36000多美元，韩国为28000多美元。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表明我国产业的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水平低，处于追赶阶段。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高端材料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 对于追赶型产业，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合适的企业像吉利汽车、三一重工、汉能那样，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发达国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很多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低价求售，出现了许多好的并购机会。如果没有合适的并购机会，各地政府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本地企业像华为、中兴那样，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动技术创新。 另外，各地政府也可以筛选我国每年需要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的高端制造业产品，到海外招商引资，将这些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国内来设厂生产。我国现在的GDP规模约占世界的13%。在新常态下，每年7%左右的增长意味着我国每年对世界市场容量扩张的贡献率达到25%到30%。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根据这些高端制造业的需要提供合适的基础设施、人才培训、营商和法制环境，国外许多企业就会有积极性到我国设厂生产，既满足国内需求，又可作为出口基地。在中高端产业的招商引资上，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机遇期。 领先型产业。我国有些产业，像白色、高铁、造船等，其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或接近国际最高水平的地位。领先型产业只有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自主研发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需基础科研的突破。企业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这类活动理当由企业自己进行。但是，基础科研投入大、风险高，属于社会公共知识，企业没有从事基础科研的积极性。美国的大多数产业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基础研究，绝大多数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高校或是由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等政府支持的科研机构来进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以政府的资金支持这方面的基础研究。我国也应采取同样的方式。 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用财政拨款设立科研基金，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协作进行基础科研。政府也可以支持相关行业的企业组成共用技术研发平台，攻关突破共用技术瓶颈。在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取得突破后，政府也可以通过采购，帮助企业较快形成规模化生产。领先型产业需要到世界各地建立销售、加工生产、售后服务等网络，也需要政府在人才培训、资金、法律、领事保护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转移型产业。这类产业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类是在我国还有比较优势但产能有富余的产业。 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是最典型的第一类产业。到2020年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加上人民币升值，我国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会上升到1000美元。这类产业在我国失去比较优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这种挑战，一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品牌、研发、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而多数企业只能像上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8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同类企业那样，利用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的优势，转移到海外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 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集群所在地的政府可以采取两种因势利导的政策：一是提供设计、方面的人才培训和商品展销平台，以及制定优惠政策等，鼓励一部分有能力的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二是协助加工企业抱团出海，向企业提供信息、海外经营人才培训、资金支持，以及同承接地政府合作设立加工出口工业园区等，帮助企业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来提高竞争力。商务、外交等政府部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基金等金融机构应在投资保护、签证便利和金融上给走出去的企业以必要支持。 第二类转移型产业包括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这些产业近些年在我国发展很快，机器设备很新，技术相当先进，生产能力是按满足过去高速增长的投资需要形成的。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这些产业出现了不少富余产能。但是，这些产业的产品在非洲、南亚、中亚、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还严重短缺，可以像支持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转移那样，支持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同我友好、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投资既能使这些企业摆脱困境，也能帮助相关国家发展，是双赢的选择。 弯道超车型产业。这类新兴产业的特征是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例如信息、通讯产业的软件、手机等。在这类产业发展上，我国拥有国内市场巨大、科技人才多、生产加工能力完备、能够迅速把概念变成产品等优势，并出现了华为、中兴、阿里巴巴、腾讯等成功企业。各地政府可以针对这类企业发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创新型人才创业，利用我国的优势，推动弯道超车型产业发展。 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通常资本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我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其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战略型产业有一个特性，即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需要政府的保护性补贴才能发展起来。过去，政府的保护性补贴主要是通过各种要素的价格扭曲和直接配置实现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将被消除，今后应通过财政直接拨款来补贴这类企业。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不论国防安全型战略产业属于民营还是国有，都由政府财政直接拨款来支持。对战略型产业的扶持是国家行为，应由中央财政来承担。但是，这类产业落户在哪个地方，就会促进当地配套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所以，各地政府可以鼓励支持配套产业发展，并改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条件，争取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发展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各种产业的特性，发挥好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 人民日报》（ 日07 版）
[责任编辑：PN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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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关于完善我国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的思考-管理体制-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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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我国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的思考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汪鑫
关于完善我国地方政府金融体制的思考
地方金融机构规范化管理是金融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包括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进行各种规范化管理，以及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两个方面。通过规范化管理，可以对地方金融机构管理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有效地解决，防止一些不规范行为的出现，使得地方金融机构可以有效地规避各种风险。我国当前中，地方金融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地方政府由于受到传统的管理体制的影响比较深，没有意识到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性，也没有建立一个严格的现代化管理制度，使得地方金融机构管理过程不够规范，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离不开内部的规范化管理，也离不开外界的监督管理，地方政府应该要不断加强金融机构管理体制的完善，从外部监督以及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内部控制的角度出发，对地方金融机构的业务管理过程中的一些风险和问题进行处理，为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健康的环境。 　　一、地方金融机构业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地方金融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政府制定了地方金融发展总体规划，对地方金融行业进行控制，使得各个地区的金融行业发展更加有序。但是当前地方金融管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有来自政府方面的，也有来自于金融机构本身的问题。 　　（一）政府的引导作用缺失 　　在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要制定和实施地方金融发展总体规划，对金融行业发展的各种激励措施进行调整，从而不断激励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金融行业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另外，政府还应该要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多咨询服务，根据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融行业趋势，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进行指导，帮助金融机构规避风险。但是当前很多地方政府在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指导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激励措施不够明显，金融环境没有得到优化等，这些都会对地方金融行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另外，还有很多地方政府在对金融行业进行管理的时候采用传统的经济体制，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各项工作进行管理，从而使得地方金融机构业务管理效率不高，甚至还会导致地方金融机构经济发展出现倒退的现象。 　　（二）地方金融机构本身的问题 　　1、地方金融机构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水平不高。地方金融机构业务管理人员是业务管理过程中的主要力量，随着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地方金融机构的管理部门开始对传统的工作理念和模式进行改革，地方金融机构的业务管理工作受到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业务管理人员对金融业务进行管理的时候方法还比较落后，绩效管理的标准体系不够完善，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状况不够了解，因此使得地方金融机构业务管理水平不高。 　　2、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完善。在地方金融机构的业务管理过程中，应该要加强对内部控制的重视，对于地方金融机构而言，金融业务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得银行的经济效益实现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内部控制制度应该要不断完善，在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中都有可能会遇到风险，内部控制就可以对各种风险进行控制，因此内部控制是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的基础。但是当前很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更多的重视银行的经济利益，对内部控制反而有所忽略，因此导致内部控制的制度不够健全。 　　二、加强地方金融机构创新管理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管理 　　地方金融机构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其业务范围不断拓展，比如各种理财项目越来越丰富，理财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规范化管理是地方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在金融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地方金融发展方向的规划，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多指导，比如可以给金融机构提供更多业务发展的指导，使得地方金融机构不断拓展其业务范围，在新形势下对地方金融机构经济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行规避。 　　（二）有助于完善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督体系 　　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管理不仅包括各种咨询和指导，同时也包括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无论是外界监督还是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监督尤其重要，应该要对规范化管理的体系进行完善，使得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够与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进行有效地结合，让地方金融机构接受更加全面的监督管理。 　　三、地方金融机构规范化管理的策略 　　（一）转变传统的地方金融机构管理观念 　　由于传统的观念影响很深，因此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在对金融机构进行管理的时候管理制度落后，对金融机构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加强地方金融机构管理模式创新，则首选需要地方政府对传统的金融管理理念进行改革，地方政府应该要对金融管理具备更强的责任心，完善地方金融机构治理的结构，使地方金融结构实现对所管辖的部门的治理作用，并且对每一个辖区的管理结构进行，确保政府的辖区管理都不会出现漏洞，促进地方金融行业整体实现良好的发展。其次要增强对风险的管控能力，地方政府应该要对金融风险的管理机制进行改善，制定相应的风险管控方案，金融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一旦出现了相应的风险，则应该要及时采取相应的应急方案进行处理，及早清除风险，政府金融管理部门要对易出现金融风险的阶段进行定期监控和监察，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二）建立多元化区域金融体系，加强激励措施的完善 　　随着我国金融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地方政府应该要不断优化资金的配置效率，使得社会资金能够更合理地投放到金融领域中，从而促进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另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建立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使得社会资金能够用在最需要的社会领域中，促进资金的二次利用。另外，对于金融领域发展本文由联盟收集整理所需要的资金需要，政府要积极引导其他的领域不断进行资金投入，拓展融资渠道，地方政府要发挥金融调节作用，对社会不同领域中的资金流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发挥出政府应有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各个领域的资金能够融合在一起，为地方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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