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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童年记忆记得起事儿的时间是五六年，其时五岁。有天我和比我还小一岁的老五拣些笋壳叶来堆在他家的龙门子下，偷了盒火柴在哪儿烧，熊熊的大火燃起来，我俩在那儿守着烧，把门都烧糊了，眼见的我们就有成功感了，不想老五的妈刘大婶拿把捞草耙赶出来，凶神恶煞吼道：“短嫩颠的龟儿子些！丁丁儿大就烧房子！掺死你狗日的些！”说着两下把燃物捞开，紧接着我和老五各人挨了两耙耙，打得我们奔山跑。于是我第一次挨打，第一次遭到家里奶奶父母的冷脸。当时我还想不过，人家在外头被别人打了，你们不但不心痛我，还马起脸大声说人家，还叫我认错。你们天天都在烧火煮饭，我们烧一回就不行？于是中午我就耍出我的杀手锏，使气不吃饭。要是以往，大人们见我不吃饭，是又哐又哄又是弄去看病，这次谁也没理我，不吃拉倒。我满心委屈，就哭就闹就耍横，父亲就拖我到牛圈屋去把我关在里面，叫我哭够了认了错就放我出来。到了半下午，我肚子饿得慌，告机告饶的认了错，才得到解放，出来狼吞虎咽地吃饱了肚子。后来我问老五：“你妈打你没有？”他说：“没有，就是喊我不烧房子了。”
五八年上半年，我上学读书了，老五见我读书，他也要去，于是我们不但在一班还分在同一方位。有一天上课时我摸我篼里的一分钱不在了，我问他拣到过我的钱没有，他说没有。我说刚才都还在，到哪儿去了呢？虽不敢明说是他摸去了，但表情对他就很瞧不起。理都不想理他。但不一会儿他说你的钱在这儿，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一看，原来在他的凳子下面。他主动捡起来还给我，于是我们又和好如初。那年大战钢铁，吃公共食堂，我们的学校也转移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我们本村读，那时大概叫正义三社，因为桌椅板凳上都用红漆写有正义三社的字样。第二次是下半年，就转到九河村去了，仍然读一册，从头开始。还没读到半期，又转到白鹤村中心校旁边的一户人家里去读，直到第二年，又才转回本村。在三次转学的过程中，一路上我看到红苕洋芋抄翻在地里没人收，该种的田地没人种，大家都去大战钢铁去了。
那时吃公共食堂太好耍了，说是过的共产主义。开初吃的是白米干饭红烧猪肉土豆烧牛肉什么的。一间比教室还大的敞房里，一长排超宽大的灶面上安了七八口像斗腔样的瓮子锅，炊事员拿着煤铲样的铲子炒菜，大甄子要四个人才抬得下来。一到吃饭时间，事务长就拿铁锤把挂在树上的钢轨敲的“当当当”的响，远近的人们，一听到钟响，不管大人小人，本地外地，一窝风都赶来吃饭，人山人海。一开始争先恐后打涌堂挤得很，有的鞋踩掉了，碗挤掉来摔碎了，惊呼呐喊，蜂子朝王，还有把人挤倒踩伤甚至踩死了的。我人小，还没甄子高，每顿都是大人给我舀的饭菜，因此还没有资格与他们挤。一些人面对墙壁上写的“···多快好省···”舀了很多饭菜，焖吃死胀，吃不完就随地倒掉，满地和檐沟里到处都是剩菜剩饭，被炊事员们都扫到沟里随水哗哗的流掉了。赵洪堂老人看着心痛，说：“作孽呀！糟蹋粮食要遭天谴的。谁知盘中餐，粒粒····”没等他说完，干部们就插他的白旗，说他是小农意识，封建迷信，右倾，坏蛋。吃饱了饭的人们打着饱嗝应付式喊了两声“打倒小农意识，打倒封建迷信，打倒······”便像晚会散场一样的掏着牙齿散了。
因为在公共食堂吃饭，过的是共产主义的军事化生活，又要大炼钢铁，到处都建了土钢炉，既需要大量的铁，也需要大量的材火。于是家家户户的铁锅，门扣门锁钥匙乃至带铁的农具等，都拿出来作为炼钢的原料，都投到土钢炉里付之一炼，我大娘的铜水烟袋就是那个时候没了的。那时真真正正才算得上夜不闭户，门扣门锁都拔了，你就想闭户你都闭不上。家家户户都身无余物，也没有闭的必要。炼钢的燃料需用量极大，当时有的是办法：一是用现成的，就是把每家每户的现成木料拿出来，谁管你是放在那里修房子做家具还是做棺材，就是现成的棺材也一样拿去炼钢；二是撤掉一些地主富农的房子和公家的公房；三是就近把坝上的大树古木统统砍来炼钢，我家附近的白鹤林，一夜之间就成了树桩桩，我们坟山上的一片柏树和我家竹林里的两颗帧楠两颗苦楝都是两三人才能合围的，也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记得我每年生日大人把蛋给我煮好，我都要拿到帧楠树下靠着树身吃蛋，意思是我将来也要像它一样成长成参天大树。现在我之所以在社会上没啥本事，没啥作为，与这心理因素有关，至今想起还耿耿于怀；四是坝上的树子砍完了就向山上进军，五八年的冬腊月，正是我国山林遭劫的苦难岁月。当时还不满八岁的我，也成了消灭山林的帮凶，记得有天下午，我和同学们先到净皇的农林村拖了一根树丫回到府河街上的炼钢炉，当时刚带红领巾，为了显示我少先队员的先进，已是下午四点过了，我一个人又过河去拖了一根树颠回来，还没过河，天就黑了，渡船早就收渡。我在河对面大声喊，奶奶也寻到河对岸来了，听到是我，央求了撑船的把我接了过来。回家奶奶问我，“你过不来河，哭没有？”我说：“没有。奶奶，我勇敢！”奶奶把我抱在怀里亲了又亲。
也就在森林大遭砍伐破坏的时候，公共食堂的伙食质量也大幅度降低，白米饭和浑菜难得一见了，代之而来的是红苕萝卜白菜稀饭。进入五九年，大食堂就分为小食堂了，即把一个村一个食堂改为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大约是上面实在管不起饭了，分成小块去各想各的办法吧。小食堂的伙食更差劲，当时有个顺口溜：“走拢食堂门，稀饭一大盆，米米没几个，清得照见人。”后来干脆米都见不了，红苕也难得一见了，顿顿都是红萝卜、瓢儿菜，又没盐没味，大股土气，吃得打呕。先前还是每人一斤，后来就每人半斤，根本吃不饱。人们的体质急剧下降，有的出现了浮肿。这时人们想起了去年烂在地里的红苕洋芋，于是纷纷自发地去把它们掏起来，各人掏来是各人的，然后把它们切细，晒干，磨成粉，煮粥充饥。那时我爸在当船工，每月节约几斤大米回来；我妈我姐去掏了很多红苕，晒干装了三麻布口袋，当时没锅煮就用沙罐炖，后来爸回来时又带了一口锅回来。就这样，队里一个伙食团，家里一个伙食团，两个伙食团维系了我家七口人的性命。当时很不懂事，记得有天中午妈给我们三姊妹煮好了红苕粥，她和大娘、奶奶、姐姐到伙食团吃瓢儿菜去了，我嫌粥里没味，就放了很多盐，咸得没发吃，就倒给小狗吃，结果小狗吃了几口就不吃了，光吃水，肚子胀得灯（儿）圆，妈回来也没责备我，就把小狗吊死了，晚上煮狗肉给我们吃。生产队的食堂一直坚持到五九年的下半年，实在找不到什么东西来让大家糊口了，于是宣布解散。说来好笑，当时还不叫散伙，而叫食堂下放。临散伙时食堂还竭尽全力办了一顿九大碗给大伙吃。九大碗的膀是米粉代替的，墩子是洋芋做的，在所有的菜中找不到一丝肉。
食堂下放没多久，我从未蒙面的大哥从彭山碱厂下放回来了。据大人们说，他是眉山太和人，解放那年我家人正在田里打谷子，一个十八九岁的年青人见人手不够，就主动下田来帮忙，而且手上活路也不见生，中午叫他吃饭他也不推辞，晚上吃了饭他也没有要走的意思。一问，原来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的，无家无土，居无定所，他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可能是因身体比较拽实，是人都叫他莽娃儿。那时还没解放（我县解放时间是当年十二月），户口管理也混乱，我爸见他勤快本分，就收他做干儿子。他说：“收我当干儿子的多了，要当就当亲儿子！”说着他就跪下去磕头：“爸，您就是我的亲爸；妈，您就是我的亲妈！”眼泪长淌伏地不起。慌得我爸妈直叫他“亲儿子”后他才起身。至此，我还没出世，就多了一个大我二十岁的哥哥。
莽娃入户我家后，不多言不多语，做活很上心，成为我家的主要劳力了，我爸很开心，再加上没多久又解放了，是共产党给我家带来的福，是莽娃给我家带来的福，因此爸就按毛家的排行给莽娃取了一个名字叫毛先福。解放后毛先福就一直把我家当成自己的家，他的命运，他的一切都给这个家连在一起了。正当大人要给他说婚事的时候，朝鲜战争暴发了。我有一个同屋的隔房么爸叫毛万林，大先福一岁，他们两个平时关系就很好。么爸要去抗美援朝，先福也争着要去，态度很坚决，爸妈也支持，就这样，先福上了朝鲜战场。那时我家的大龙门子上方挂两块光荣军属的大匾，好气派啊，好感到自豪啊！一直挂到五八年后才不见了。据先福说他在战场上击毙过两个敌人，还立了个二等功，么爸也立了个三等功。五三年三八线谈判停战撤军，他们俩都回国了。由于俩叔子都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回国后么爸直接被安排在威远煤矿，先福安排在彭山碱厂。
先福虽然从碱厂下放回来了，但国家每月还供应他三十二斤大米。别小看了这三十二斤米，那可是我和弟弟妹妹长身体的救命粮，常常大锅里煮的是萝卜瓢儿菜，锅心里就有一团用布包着的饭团，那就是我和弟妹的专利。先福人心宽，大人叫他吃点饭他不吃，偶尔买点点心饼子的给他，他也悄悄的拿给我们吃了。而且仍然保持了部队的作风，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到自留地去了，开荒种菜是他的拿手。先福回家不到一月，么爸毛万林也下放回来了，而且还带了个曾幺婶回来。
五九年的冬月，有人给先福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是江渎庙的，叫罗素珍，高高大大人才好，先福一见就迷倒了。两人在外面浪漫了一天后，罗素珍不愿意，说家里人太多，又有公公婆婆还有大娘奶奶，兄弟姊妹又是一大堆。说他又不是亲生的，何不离开这家人自己过活。临别时叫他考虑考虑。先福像霜打焉一般，闷在那里一声不响，人家走了他也不晓得去送送。爸妈听说后，就对先福说：“我们也不愿拖累你，就当儿大分家，我们打紧点分两间房给你，先把婚结了再说。”先福说：“除非让我死！把我说成什么人了！”但从此以后，先福就更沉默寡言了，有时不吃不喝就是一天，问他哪里不舒服他也不开腔，叫他去看病他也不去。家人见这不是办法，就托人给罗素珍说，家里同意给他两间房子分开过，叫罗素珍来劝劝他。谁知带信的人回来说，罗素珍已经结婚了。先福得知这一消息，更是茶不思饭不想，失魂落魄，看得见的瘦。
家里正在给他张罗另说人时，谁知有天早上妈去坛子里打米煮饭，发现坛子是空的，还以为遭小偷了。再一看，先福不见了，他的军被和军用水壶乃至一个锑锅也没了。毫无疑问，先福离家出走了。于是一家人饭都顾不上吃，分头到处去找，上至羊公场下至江口，找了两天没见人。第三天下午，乡公所的倪边花倪乡长到我家门外喊我奶奶：“贾二娘，你还要你的大孙儿不？”说着他就进来说：“你们先福在新津宝子山搬柴煮饭，从树上滚下来把脚杆拌断了，新津县打电话来说，现时在新津县医院。”因为是专业军人，乡政府也派人协助我家把人接了回来。那时医疗水平条件都有限，粉碎性骨折是难以愈合的，所以先福从此成了瘸子，只能杵着拐杖走路。过了年后的一天夜里，先福又失踪了，家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始终没找到，从此先福大哥再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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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住在府河官厅一队。那个地方又叫官厅榜。从成都流下来的府河穿过黄龙溪至泉水村，这中间就形成了方圆十来里的平原大坝（当然再往下还有更大的坝子），河从坝心川流而去。河的两岸是翠竹笆毛夹岸，鸟语花香，土地肥沃，村亩秀丽，平时旱涝保收，民风淳厚。我所处的河西坝心，从牧马山脚到河边，有一公里多长、二三百米宽的地形，高出前后平坝五六尺，我家所在的大院子就处在这溜高地的最末端紧靠河边。正因为地势相对高，一条灌溉渠从古佛堰流出来途经我家门口过，灌溉了左右千多亩土地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又回归到府河去了。因为这个地方姓毛的特别多，所以街和渡口的名字都叫毛家渡。仅就我们村子来说，三十三户人家就有二十七家姓毛，只有六家外姓，且人口占不到五分之一。毛姓人家分了很多支，在村子里是亲连亲根连根，关系错综复杂。我们这一支的排行是“珂际承凤丹，宇宗正启洪，永守先业，光昌客家，万代发祥。”我这也是记得了音而搞不准字。总之到了我们这一代“先”字排，是第十三代。上面的整不清了，光宇字排下面的就有三百多人，占据了两三个生产队。我的祖祖毛统山是前清武举人，在成都担任过武教头。他的三个儿子中我的爷爷占老二，是个地道的老实农民，中年早死。我爸是四姊妹，有姐有哥有妹他占老三。我大爷四七年在庐州的船上死于霍乱，尸都未见。大爷有个女，五五年就结婚走了，大娘一个人就跟着我们过。
　　在我家的兄弟姊妹中，我占老六。姐姐是老大，大我八岁半，叫毛桂英。老二老三老四老五都是男孩，但都在三岁之前就夭折了，且均死于麻疹并发症。我一出生，家里怕像前面几个一样养不活，就把我拜气给了我们队上的毛清和夫妇做干儿子。他与我爸同辈，本来我喊毛清和喊大爷，喊他的妻子李学华喊李大大的，拜气给他们后，就称他们干爹干娘了。老七是我弟弟，小名保安，学名毛先志，后改为毛先顺，小我两岁不到。保安很胖我很瘦，演相声是最佳拍档。老八胎死腹中。老九是女孩，名字就叫九九，大家都叫她九妹，最漂亮也最逗人爱，非常可惜的是她还不到三岁，也死于麻疹并发症。老十是我最小的妹妹，叫毛会芬，比我小八岁。我们十姊妹总共成长起来四个，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因麻疹夺取了幼小可爱的生命。尤其是九妹的死，让幼小的我饱受了失去亲人的悲痛，当时我就哭得很伤心，心里的那个痛呀！这大约就是我后来义无反顾积极投身于卫生防疫事业的原因吧。
　　自从食堂下户以后，人们的日子是越过越艰难了，逃荒要饭的不少，饿殍遍地，很多人饿得面黄肌瘦，不少人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水肿病，还有的被活活饿死，我的大老爷大奶奶和三老爷三奶奶就是这样被饿死的。老五的父亲毛树潭才四十岁不到，平时身强力壮，铁打一般，也饿死了。他死后没棺材，是生产队现砍的期薅树拼成的火匣子装殓的。么爸毛万林回来不到一年就饿来得了肝腹水，才三十一岁就连病带饿地离开了人间。他临死的前一天看到我在胡豆杆里寻胡豆，他有气无力地伸出手来说：“玉祥，给我吃两块嘛。”当时我只寻了三颗胡豆，就给了他一颗。他说：“你好啬啊！还不够巴牙齿。”我不高兴地说：“拿去嘛，全给你！”他接了胡豆难过的流下了伤心的泪来。毛先福和毛万林这两位英雄，在残酷的朝鲜战场没被凶恶的美国鬼子所打倒，却被生活的窘迫折磨致死，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悲哀啊！
　　在十分艰难的时节，人们为了得以活命，吃沙耳杆，吃棕树花，吃白蟮泥，吃糠吃野菜，有的人吃活了也有的人吃死了。我就吃过老绍杆、胡豆颠、糠饼，吃胡豆颠把脑壳都吃昏了，吃糠饼屎都屙不出来，用手抠。有天晚上我二姑爷到我家来，从背后的腰带上解下一个癞格宝，叫剖了炖来吃，我们都说吃不得，没吃过。他说他们都吃了好多次了，比鸡肉还好吃。但我一想起那癞巴癞块的样子，就始终不敢吃。说来也怪，最初再没有吃的，除了小孩子们偶尔搞耍似的捉鱼捞鱼外，沟里河里有的是鱼，黄鳝泥鳅多得不得了，小鱼虾子更是在水面浮了一层，挖亢田时黄鳝泥鳅都甩在田坎上没人拣。这些都没人想到弄来吃。那时的人的确也太憨了，不像现在的人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吃。我们小娃儿好像脑筋要动得快一点，放了学和假期就爱在沟里河里捉鱼捞虾，办法多啦，赶浪接鱼，扎沟拂水，浪浑水凼，找鱼鉴等。整来就找点柴火烧来吃，整的多就拿回家里煮来大家吃。渐渐的大人们尝到了吃小鱼小虾泥鳅黄鳝的甜头，逮鱼捉虾和整泥鳅黄鳝的多了起来，这应该说是受了我们小孩子的带动和启发吧。
　　逮鱼捉虾虽有营养，但毕竟填不饱肚子，于是人们就开荒种菜种粮食，房前屋后，河边沟碥、荒坡坟山就成了人们进军的主要战场。或种南瓜冬瓜丝瓜豇豆软豆，或栽青菜萝卜白菜海椒，或点玉米小麦豌豆胡豆，蓬蓬勃勃，火火红红，资本主义的根苗泛滥开来。我家原有灰房在竹林坝，离主屋有五六十米远，大战钢铁时灰房被撤了，剩下一片空地，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这是我家开荒的主战场。此外在河坝也开了两处荒地，在井坎边和房前屋后也种有南瓜冬瓜。在三十多户人家的大院子中，路边巷尾，树旁竹下，到处是瓜棚豆架，都种满了各色各样的作物。其间既弥漫着粪土的浊臭，也弥漫着绿色和花草的清香，是纯天然的农家公园。人们在十分狭小的缝隙里，终于寻找到了能维持最低生活的生存空间，不但维系了生命的延续，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畸形的文化。
　　老五的父亲死后，家里的境况更糟，虽有一个大哥叫兵王，二十多岁了，但此人懒惰成性，在家里一点活不干，在外是夺一下跳一下，而且都跳不圆，又还爱哭，谁说他一句或推他一下，他就双泪长流咿咿哇哇地哭起来，非常的弱智。他妈刘大婶又是个痨病腔腔，老五又还小。可是让人整不明白的是，这一家人突然比哪个都过得好，又有吃的又有钱用。老五与我关系最好，他天天统着炒胡豆与我一起耍，通常是你一把我一把的分而食之。这里坦白交代，我起码吃了他两三个月的胡豆，累算起来十斤有多。后来到了点胡豆时，保管员打开生产队的库房一看，装胡豆种子的屯子里胡豆矮了一大节还缺了一大角。屯子口紧挨着裙板处有一个碗口大的洞，洞的外面就是刘大婶的卧室，联想到老五经常有炒胡豆吃，有人看到他妈在黄龙溪卖过炒胡豆，很明显，库房里的胡豆就是刘学华偷的。队里逮起来一问，她全招了。原来，裙板本身就有一树节小洞，刘学华偶尔从洞里窥看到了满屯子胡豆，耳热心跳，找了把锯锯链把洞口扩大，于是队里的库房就成了她家的米罐，每天伸手抓过来炒就是了，直到案发抄她家，也只见胡豆壳不见多余的存货。赔是没能力赔的，当然免不了挨批斗谴责，但队上考虑她还有一个幼小的儿子和一个既懒又憨的大儿子，怕把她逼疯逼死了更不好打整，因此反倒做做样子就不了了之。
　　我有个同宗的大哥叫毛先寿，也就是大老爷的孙子。全家就他与母亲两个人。五八年他二十四岁。读过私塾，读过农中，一表人才，器宇轩昂，当时是村上的团支部书记，正在申请入党。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工作能力还是小伙子的帅气都是佼佼者，是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之前好多人给他介绍过女朋友，他一个都没看上。他的兴趣不在这上面，而是把满腔热血洒在建设新中国的进取奋斗上。五八年的大战钢铁和公共食堂，他迎来了施展聪明才智和伟大抱负的历史舞台，全身心地日以继夜地呕心泣血地把自己投入了进去。食堂吃饭前的讲话，土钢炉傍的誓师，带领收破铜烂铁，带头砍树运柴，到处都是他的身影。五九年钢没炼出，食堂一垮，他就彻底崩溃了，疯眉疯眼神乎乎的，自言自语说些谁都不懂的话，也不参加劳动，也不做任何家务事，整天睡在床上，饭端来他就吃，后来屎尿都屙在床上，就这样没过多久就疯死了。他母亲刘二娘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没过几天也跟着去了。
　　说来也凑巧，与我官厅大队相邻的正义大队（那时已经叫大队了）的党支部书记毛学英得疾病死了没过几个月，我们官厅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毛树云也突然去世了，二人都才三四十岁，都是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土改干部。毛学英的葬礼很隆重，很多人自发给她送葬，白衣百帕拖了差不多一里路长，又是锣鼓唢呐又是丧罩灵飘，哭声多远都听得到，哭她那么好的干部，那么好的领导，那么好的恩人，大家的再生父母，怎么就这样走了。相比之下，毛树云的就办得简单草率，就是几个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家人亲戚没声没响的就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了。仅举毛树云两个故事：有晚上他去查夜，查到看甘蔗的亲侄儿子偷甘蔗吃，就把人逮来捆起打；几天不见米的毛树云，有顿见他老婆给他端来半碗嫩豌豆角，毛树云问是哪里来的，老婆说众人都在田里讨，也讨了点回来。毛树云一听，伸手就把碗打倒了，还大骂老婆简直不是东西。毛学英和毛树云虽然葬礼的规模不同，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俩死前都是浑身浮肿。毛学英死时家里是啥情况我不清楚，毛树云死时他家锅里煮的是葛根和野菜。
　　官厅榜不但地势高，还有两个标志性的建筑物。一个是村东头紧靠河边十字路的毛家字库，一个是村西头的毛家祠堂。毛家字库与其它字库不一样，它一共只有三层，每层用九根三尺宽九尺长的红石条扇立扣成，每层都有檐边飞悬其外，平顶，圆形，上下一样大，又立在高墩墩上，看上去威武雄壮而高大。还没上学，大人就经常给我们说，字是孔夫子的，凡有字的东西不能乱撕乱甩，不然眼睛就要瞎。要送到字库里去像敬先人一样恭恭敬敬地烧掉，人才能变得聪明。难怪家家户户的柱头上墙上都挂了个字篼。后来我的领悟：之所以那时修字库，是因为大多数人不识字，有出息的又都是读过书的人。人们在字库中焚烧火化字纸是对文字的尊崇和敬畏。
　　毛家祠堂是个四合头的大院子，四周二三十间房清一色的青砖黑瓦，房脊上龙凤鸟兽张牙舞爪，煞似雄威。中间一个大宰地坝，足有半亩。正房大厅里供着毛氏宗族的历代祖宗。神位的两边威严的悬着“仁智礼义信，天地君亲师”的对联。神位前面一个大祭台，上面摆满了灯柱蜡柱等祭祀用品。祭台下面是香炉槽，供插香蜡用。再前面就是三排跪垫。据大人说，以前一到清明节，人山人海的吃清明会，大宰地坝还摆不下，热闹极了。而在平时，毛家祠堂就成了接待官员的招待所了。那时陆路不好走，官员上成都下嘉定都走水路，既不劳累，又可观山望水吟弄风月。成都下来到我们这里正好一天路程，彭山上成都因是上水也要一天才到我村，所以官员来往频繁，久而久之，毛家祠堂就成了半官方的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地方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地名叫官厅榜，后来给行政区划命名，就命名为官厅村了。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动荡不安，水上运输实行军管，毛家祠堂就驻了一排水警察。至此毛家祠堂就变成全官方的了。解放我村时，解放军包围了水警察排，于是展开了激战，打了一个下午零一个晚上，解放军伤亡了六个人，水警察也死了八九个，最后是一个水警察从背后把排长打死了，举了白旗投降的。为解放我村解放军牺牲了那么多人，毛家祠堂又早就是官方的，当然现在更是全中国人民共同所有的了。
　　解放后，政府先安排了三家外姓的贫雇农来毛家祠堂居住，后来又给他们另外安排了地方（也在我村），国家就把毛家祠堂稍加改造作为国家粮库，叫府河仓库。还不要说，仓库一设在这里，上公粮就方便多了。以前上粮要到彭山，至少也要挑到江口去上，现在方圆十几里的牧马、净皇、顺河加上我们乡都上在这里了，省了不少时间和脚力。当然我村尤其是我们这个生产队的人就更省力省时了，可谓是得天独厚，好多时候都是把粮食打下来就直接挑到仓库里晒，晒干风净就直接称进了库里。更得天独厚的是，仓库收进来的粮食总得要运出去，那时又没有汽车，只能靠船走水路运，从仓库到河边毛码头还有二三百米的距离，这就要靠用人力来搬运。还有仓库收的花生需要脱壳，收起来的谷子需要打成米，库存的粮食需要定期翻晒，这都需要人。六０年国家开始调运粮食，仓库的管理员又只有曹云一个人，当然这些工作就历史地落在了紧靠仓库边上的我们村民身上。于是乎我们村子大部分家庭都有了鸡公车，为国家转运粮食；只要有劳力，人人都有机会到仓库干活。运粮食包子是八分至一角钱一包，打加工米是一元到一元五一天，剥花生是仓库管理员曹云照顾没劳力家庭的项目，老五家和我家都有份，各家各户称回家里剥，按等级每斤上交六至七两花生米，实际每斤要多剥出好几钱到一两。那时我还小，运粮打米没我的分，剥花生是剥安逸了的，反正都交得够的，我们几姊妹就敞开肚皮的吃，又香又脆又可口，手剥够了就用脚踩，脚踩够了就睡在花生堆里吃，比过年还安逸。感谢苍天感谢活菩萨***设了一个仓库在这儿，救活了多少条人命啊！
　　说来也怪，当时的人们饿得九死一生，偌大个仓库上百万斤粮食装在里面，拢共就一个管理员，不要说枪了，就连警棍都没有一根，充其量还有一条狗而已，但就是没人打过它的主意。不说偷抢，包括后来的二十多年都没遭过一次火灾或事故。这就是那个曹云！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为此，我曾写过一首感怀的打油诗：府河流水如闺秀，两岸民众心淳厚，三年灾害命不保，宁愿饿死不愿偷。
　　回头来说说这段时间我在学校的表现。用一个字概括，赞；两个字，赞花；三个字，赞灵子；四个字，赞得伤心！我小时候赞得很，读书认真，专心听讲，爱动脑筋，成绩在班上是数一数二，再加上我遵守纪律，踊跃发言，表现积极，又爱帮助同学，从不打架斗殴骂人，所以读三册就当了班上的最高领导――中国少年先锋队的中队长兼班长。后来赵学琴也很优秀，老师就把班长让她当，我就当中队长兼学习委员。我读三册时就能在一节课的时间里用毛笔写出三百多字的作文。不管语文算术，我总是赶在前面，老师一上新课，我早已整熟了，特别是感兴趣的文章，我都能背了。有天上《英雄黄继光》的新课，老师启发式的问大家：“听过黄继光的故事没有？”我举手站起来把中心意思讲了一遍后，还流利地把课文从头到尾背了一遍，得到了同学们的一片掌声和老师的高度夸赞。
　　我读五册时就不但能识简谱还学会了吹笛子。能识谱的原因是首先老师教过一些基本的知识，更主要的是我对音乐很感兴趣，我姐姐当时十七八岁，在她的女友那里弄了些《康定情歌》、《敖包相会》、《马儿慢些走》等一大迭歌片回来，在那里咿咿哇哇的唱，把我的心逗得痒痒的，我就给她要了几张来学，在学的过程中把老师教的基本知识与曲子两相对照领会，加深印象，得到了巩固和增强乐理知识的效果。到后来就是没唱过的歌，只要是听过三四遍，我都能把曲子大体写得出来，再对照原曲，一般不会有大的原则性错误。由于学歌学着了迷，有一天下午最后一堂自习课时，我拿出歌片正默唱得忘情，不妨老师毛庚第一下把歌片夺了去。这是我第一次犯纪律，而且被夺去的又是非常爱情的《敖包相会》，心里着实惶恐不安。幸好毛老师看了一眼歌片后不露声色，像没事一样。只是放学时叫我留下来。那时村上就一个班，一个老师全包干，她既是老师，又是同学们的父母。我诚惶诚恐的站在她面前。我很怕她，怕她的原因倒不是她很厉害很威严，而是我们的老师太漂亮太美丽太善良太爱我们了，尤其是对我，让我当最高级别的班干部不说，有次我在课堂上生病了，肚子痛的抻唤，她马上叫大家先自习着，背着我就朝医院跑；还有就是这期我交不起二元一角钱的学费，大人叫我不读书了，是毛老师说服了家长自己垫钱替我交的。她比我姐也大不了几岁，二十出头而已，又是全乡出名的文娱活跃分子，演戏本来演女角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偏要去演男的妆卞相公什么的，越发英气。这样好的老师深受学生们的爱戴，我们怎么能忍心去让她哪怕是一点点不高兴不愉快啊！毛老师问我：“那里来的歌片？”我如实回答：“姐姐那儿拿的。”她笑了一下，又问：“你会唱不？”“才学会。”“咋学会的？”“用您教的音乐知识学会的。”“那就唱给我听一下。”“我错了。”“唱，不唱不准走！”于是我奉命唱起来，开头两句还唱得怯生生的，后面越唱越流畅，直到唱完，毛老师才说了我一句：“你还小，不要把心唱花了。”第二天一上课，毛老师就调整班干部的分工，叫我兼任文娱委员。有时上音乐课，毛老师还让我教大家唱。
　　我们班上有个陈元林会吹笛子，他也就教过我两回，我就比划他笛子每个洞之间的距离及其比例，从中找出了规律，然后找根大钉子或粗铁丝来捶扁磨快，找节竹筒比划着就雕起笛子来。为了省事，我先用烧红的大钉把笛孔烙穿，再用我自制的小刀修整。虽然最初雕的音调不太准，但大同小异，不行重新雕就是了，没有水竹有的是兹竹，反正又不要钱买。那时只要我感兴趣的事，除了钱以外，再难也难不倒我。只要一放学，我就雕笛子吹笛子，有时一天雕两三支。渐渐的我雕的笛子不但音比较准了，而且我还学了三种音调的吹法，不过始终没人指点，纯属乡村野笛而已。尽管如此，自我感觉良好，雕笛吹笛就成了我后来生活中的一个乐趣。
　　那时我们生产队（也就是我们这个大院子）与我同龄的有十来个，但上学读书的只有四五个，很多家庭对有无文化无所谓，更主要的是没钱交学费。就拿我家来说，我上学，就没让弟弟保安去读书。老五读了一年不到就没读了。读四五册时就只有四个在上学，即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侄女毛丽英，小名琼华，我大老爷的玄孙女；一个是起码隔了七八代的远房姊妹毛先群，小名宝仙；一个是同样远房的哥哥毛先觉，小名树狗（儿）。因我和琼华是屋挨屋，离学校相对近，平时上学，宝仙就来喊我和琼华一路走，久而久之，树狗就不安逸我们，说我们的坏话，我们就更见不愿给他一起耍。我们全班二十六个同学，来自全大队的八个生产队，男女基本各半。男同学要数七队赵家的两弟兄最霸道，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女同学要数宝仙和六队的陈桂芝最漂亮，不要说是班花，就是全乡全县选美比赛，她俩也会名列前茅，两人就是神仙造出的精灵！我的运气相当好，上课与桂芝同方，上学放学与宝仙同路，老师又是那样漂亮，整个生活在鲜花丛中。那时虽然还不懂情呀爱的，也还未有性的冲动，但女性的美熏染孕育着我的心灵，伴随着我一路成长，也不失为人生中的一大幸事。有天上劳动课，我们去割荒草，我的手指被刀割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痛得捏着手指蹲在地上直嘘嘘。桂芝见状，上前把我的手掰开一看：“哎呀，流好多血！”说着她就到附近的沟里去把衣裳角角打湿，过来就用湿衣服把我的伤口洗擦干净，然后用她的小口为我吸允，我顿时有种甜温的感觉，伤口在这一瞬间也不觉得痛了。随后她从她衣服上撕下一块方方花的小补丁，把我的伤口包好。没有线来缠，她就把自己头上系辫子的细胶绳解下来为我包扎伤口。虽然她后来没读书了，但这一幕却永远刻印在了我的心里。
　　六０年的暑假，有人给我家带信，说爸的船在下江口装运货物下乐山，在江口要停两天，叫我妈去拿点粮食回来吃。第二天一早，我和妈就上了路，我们走了二十几里，把江口走完后，都看得见彭山了，中午，才在大石包前的河湾里上了我爸的船。爸一见到我，马上就给我泡了白糖开水，随即拿个鸡蛋去换了一个点心给我吃，吃饭时又煮了腌蛋给我吃。那天中午吃的是莲花白泥堵子饭和腌菜酸菜。在船上也就两个钟头左右，我们就又往回走，临走时爸给我买了一个新书包。那天天气太闷热了，金刚刚的大太阳没有一丝风。我们过了王家沱要走到泥湾时，天气突变，太阳刚一阴进去，马上黑云压顶，紧接着狂风暴雨，雷鸣闪电，夹着雪弹子倾泻下来。我们躲避不及，浑身淋得浇湿，才在路边的一间粪坑矮房檐下勉强遮身。那雨下得把河中的水沾得老高，看上去白雾雾的一片。幸好没过多久，雨就停了，太阳又出来找我们来了，除了路稀路滑外，与先前没有两样。当我们走到家时，天已黑了。这是我十岁前走过的最远的路，来回怕有五十多里吧。
　　也就在这个暑假，我做了一件极大的蠢事。有天天气很热，吃了午饭后，我和弟弟就悄悄到河里去洗澡。当时我们刚学会游泳不久，很想试一下我们的能力能不能游过河。保安也竭力赞成，于是两弟兄就从毛码头向河对岸进军。我始终要大点，比保安要游得快些，眼看我快要游到岸边，都落得透了，回过头一看，弟弟才游了一半多点。也许是脑壳有包，神经短路，我就大声对弟弟说：“保安，你浮不过来！还是浮回去哈！听话。”弟弟最听我的话，听我这样一说，马上返身游了回去。我在对岸看着他迟缓疲劳的动作和随水漂流渐去渐远的身影，心头一阵紧似一阵。我咋那么愚蠢嘛！他都浮过大半河了，我又叫他浮回去，这不是把他往死里整吗？于是我在岸边对着他的方位跑，大声给他打气，叫他不要慌，游累了就半休息式的蹬仰水坛。我不断给他说话，给了他安慰和信心，终于，保安漂流了近一里路的距离后，终于在支水尖尖（堤埂尾端）上爬上了岸。看着他上了岸后，我悬在半天云的心落下来了，然后跑回原位游了回来。事后，我总怀疑那天是遇到鬼了，才作出那样愚蠢的决定。这事当然没让家里人知道。不过，从此以后我就小心谨慎多了。
　　六０年刚一过，我们这一年级的村小就宣布停学了。那时我刚满十岁。随着停学的一声哨响，我自己划定的童年时光也就打上了句号，而迈进了新一阶段的生活。
　第二篇蒙懵少年
　　本来，我已过惯了甚至还有点依恋学校的生活，依恋着老师和同学们，依恋着我在班上的主导地位，依恋在班上继续发挥我赞的潜能，心里巴不得早点开学。谁知六一年刚一到来，春节刚过，就接到停课的通知，而且也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才能复课，心中着实不是滋味。再加上春发季节，少年又好动不好静，就产生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连自己也搞不懂的想法。首先想到的是，既然在学校我能当干部，在我们这个大院子的半截子么爸（儿）中我仍然应该称王。于是就约了毛秋、老五、树元、树先、宝成、毛火、长贵、文全，加上我和保安共十个人，白天一起到河坝头以扯兔草猪草为名，实则在交换图书看，玩射拱，甩石头，跑赶子，乃至游泳，钻蒙子等游戏，输了的挨皮条或巴榔果（儿）。也爱去摸鱼，经常被螃蟹刺婆黄股子巴壁虎的刺扎得筋痛。带着鸳篼到小河滩上去撮鱼，撮一鸳篼小石头起来，把石头刨出去，往往鸳篼里就有二三十条小鱼，钢尔秋，黄鼓丁，巴壁虎，石卡子和蟹、虾都有。我们带了盐巴和火柴，树元带了他家的铜洗脸盆，把鱼整起来，我们就在河坝头挖个土灶，找些笆茅杆和干柴棍棍就煮起来，有时还顺便把地里的蔬菜也弄些来一起煮。没有筷子，就劈小树条作筷用，吃得有滋有味，好耍惨了！
　　一到晚上只要有点月亮，我们就跑猫（儿），跑朋，藏猫猫，玩老鹰叼鸡儿。我们这个大院子除了仓库不算外，还有三个四合头的大宰地坝，我家一个，毛秋家一个，树元家一个，我们轮流着耍，免得大人们烦。一开始，就是我们男娃儿玩，后来玉芳、琼华、宝仙、桂香、先容、花容、志群、树华、玉先等女娃儿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列，十几二十来个半大子娃娃闹得震天镇地，像蜂子朝王一般。一些大我们几岁的小伙子大姑娘们也爱来看热闹，但他们既没人领头，也有不消与我们为伍的矜持，所以群体活动不起来。有时闹得太凶了或耍得夜太深了，大人们就出来干涉，多半是吼自己的娃儿，把自己的娃儿喊回去。
　　夏天的晚上，不管大人小人，都爱在大宰地坝乘凉，拿把扇子，睡在凉席上，看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听军爸爸和王水和讲故事。军爸爸叫毛守军，是我们三老爷的大儿子，毛万林的哥，玉芳的爸。他是我们家族上一代读书最多的人，平时爱看三国水浒、隋唐演义岳飞传等书，也爱听评书。他最爱给我们讲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和罗通扫北。往往讲到半夜三更，我们都舍不得离开。王水和爱冲浑壳子，他讲的《磨瓢》和《木鸡钻屁股》，浑得掉渣，把人都笑得死。好多大人都说他在娃儿们的面前讲这些，老不正经。
　　那时，成都望江川剧团爱到毛家渡来演戏，演的是《柳荫记》，《白蛇传》，《打下玉荷桥》，《穆柯寨》和《岳母刺字》等剧目，我们也爱去看，当然是没钱买票的，负责剧场次序的贾子云见我们是一大群娃娃，强压不行就用安抚的政策来对待我们，叫我们迟点进场，不要乱拱乱说话。那时我们几个的图书中也有类似内容的，但更多的是去租图书看，一本图书一分钱一天，就在那儿看是一分钱两本。租书的钱多半都是扯兔草猪草大人奖励的，我大娘就给我一斤兔草一分钱的奖励，有时为了多挣钱，还把土块埋在草里奘斤两。看书听戏多了，就想学学书中戏里的人物故事，尤其是想学岳飞岳云薛仁贵程咬金秦叔宝杨六郎杨忠宝这些古代英雄和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杨子荣等现代英雄，于是想方设法自制了一大堆刀枪矛剑铜锤铁棍，包括手枪步枪手榴弹地雷爆破筒等，都堆在墙角里，自然都是木竹做的，其中有些是树格篼竹格篼做的，还整些玉米须须或棕须来缠在枪矛头上。记得我家找木匠做粪桶，剩下两片边角余料恰好就是一对活灵活现的大砍刀，我马上稍加修饰系上两块红布条就挂在腰间，神气活现得很。
　　做了这么多的兵器，当然不是拿来作摆设的，而是用来充实我们这支少年队伍的活动内容。在河坝，在大宰地坝，在院子的房前巷尾，到处可见我们舞刀枪棍棒的身影，随时可见我们冲锋呐喊的场面，经常演敌对两方打仗，当然都愿意当正面人物的英雄，都不愿当反面人物，于是就来剪刀石头布，谁输了谁当反面人物。我是编剧导演剧务主演集一身的大腕，不管演正面反面，我都是一号，大有生当作人杰死也为鬼雄的气象。
　　除演战争戏外，我们还仿照戏台子上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青蛇，《打下玉荷桥》里的情节饰演，毛秋把他祖祖（我的大老爷）的清朝衣服帽子翻出来穿上，活像个小阿哥；我把奶奶下放给我的土布长衫子套在身上，再用废旧的牛皮纸扎顶相公帽往头上一戴，就成了梁山伯许仙或鲜登熬了。演的时候自然要有女角相对应，女伴们虽然都有些不好意思，但不好推辞，也羞羞答答勉为其难地饰演起来。但这时她们的兄长或大人不干了，说“好的不学，整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气地把我们的女角拽走了。说起好笑，我们演戏还有锣鼓，当然是嘴里“断――丑，断――丑，丑不浪当段――”的口技出来的。不过有一样倒是真的，那就是金钱板，是我用楠竹片做的，记得演《柳荫记》媒人出场一节时，我就一边打着金钱板一边唱：“做媒人，几张脸，心要狠，口要甜。不方要说方，不圆要说圆。每日街上转，到处把事编。东家去骗吃，西家去骗穿。说的你心花溅，你鱼儿要上我的钓鱼竿······”一板一眼，听起来十分的响亮带劲。
　　正当我们闹得不亦乐乎，无法无天，天上都是脚板印的时候，我的父亲从航运社下放回家务农了。我爸叫毛万成，字守年，几味年（１９１８）生。身才高挑肌瘦，九岁时没了父亲，和大他五岁的哥哥一起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十一二岁就肩挑背磨，年轻时候挣起了吐血的痨病，曾被派过一回壮丁，被舅公用几担谷子给买回来了。后来大爷拖船他也去拖船，１９４８年冬月船靠眉山太和时，被强行拖了壮丁，拉到邛崃去修碉堡。过的是猪狗不如的生活，身上生满了虱子，疳疮子都长起了。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到了腊月三十的傍晚，父亲见管事的大多回家过年去了，只有一个兵在站岗，他和难友一商量，一个拿铁镩，一个拿扁担，一个眼神说声跑，一个跑东一个跑西，天又暗了，又是山林，只听后面响了几枪，喊了几声“逮到！”就再没声响了。父亲心里怕得慌，在一个满是七里香刺的岩碥边跑边回过头来看是否有人追来时，一根倒挂刺一下扎进了父亲的眼角里。顿时痛得袢了一跟斗，鲜血直流。还好，既没有人追来，眼睛也没扎暴。当晚跑了三十多里，到鸡叫时终于跑到了他的亲姐我的大姑姑处，慌忙吃点东西随便洗了藻后，整整睡了一天，到了初二，那根刺才从眼角里脱落出来。回到家里就没再去拖船了，而是全家出动淘沙金，短短几个月就淘来买了五六亩上好的水田，要不后来划成份时，我家怎么成得了老杆子中农呢？解放后，群众和村上看他行事得体，处事公平，爱帮助人，少有私心，就推举他当互助组长。不久，祖国建设需要人，父亲以前当过船工，国家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就安排父亲到航运社工作。
　　我爸一回来，见我天天耍的帽儿偏，玩的像野马收不倒龙口，就找事给我做，给我买了一群鸭子让我去放。我有应对之策，怂恿几个玩伴也说服家里买鹅买鸭子，我们每人拿根杆杆，每天把鸭子赶到沟里河里，然后我们继续玩。但毕竟人少多了，且有的也不对脾气，有时只好一个人吹吹笛子。实在玩够了，这时我想起了我班上的同学，尤其想起了桂芝，好久没看到她了，越想心里越挂念，我就把鸭子吆到她家附近的河沟里去放，意图想看上她一眼。还不要说，天从人愿，第一天我就见到她了。半饷午的时间，我看见一个小小的身躯背了冒乎乎的一大背篼青草沿着沟碥向我走来，偌大一个背篼把一个十岁大点的小女孩压得躯体几乎弯曲成了九十度，脸朝黄土背朝天！快要走拢时，在她耸肩偶一抬头的一霎那，我才认出了是桂芝。半年不到，脸色神气大不如从前了。我主动招呼她：“桂芝，你割猪草？”她看了我一眼，又埋下头去一路走一路回答：“给生产队割的牛草。”语气也有气无力，说完已从我身边走过。我望着那渐行渐远的一背篼青草，心里顿感无以名状的悲凉，没精打采地吆着鸭子回来了。
　　我爸回来时，除带了些常用的东西外，还带回了木匠用的刨子猫刀锯子等家什。始终是男人，他一回来就把家里安排得有条不紊，出工也积极，做活路也老道，对人也平和，很短的时间就被全生产队所认同称道。事有凑巧，他回来还不到三个月，就赶上生产队选队长，我爸就莫名其妙地被大家推上了生产队长的宝座。从此他更积极了，经常天不见亮就出去，多一夜才回来，哪些田地适合种什么庄稼，哪些人适合做什么样的活路，都安排得恰如其分紧紧有条。如果说三年自然灾害到６１年已到尾声，那我们生产队生活的好转和改善还要来得更快些，这跟我爸的辛劳努力不无关系。
　　有天我耍不住了，见爸早前改的木料板板堆了一堆在墙边，我就拿了一块来锯下一角准备做把手枪。我正锯得起劲，不妨屁股上突然重重的接连挨了两三下：“你娃球没名堂一天到黑就晓得瞎费乱整！鸭子吆的越来越少，过场越来越多！”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挨家里人的打，打我的人是我最敬爱的父亲。我屁股倒没好痛，心里憋倔得很，心想我一个少年王，祖国的花朵和未来的接班人，弄不好以后还是个大英雄，岂是你个小小的生产队长随随便便想打就打的！迎着他凶神恶色的目光，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啪”的一声把锯子一甩，脚一顿，赌气跑了，任随他在背后吼“给老子站倒！是对的你就不回来！”我还是头也不回地离他而去。当晚，我就在毛秋家息。毛秋是我大老爷的玄孙，我的侄儿子，只小我一岁多。大老爷名下有三家：第一家是毛先德，就是毛秋的父亲，他是全生产队最有文化的人，解放前就有秀才之名；第二家叫毛先元，就是琼华的父亲；第三家就是我前面交代过的毛先寿家，已经没人了。我在毛秋家吃了午饭，就同他一起出去耍去了，晚上多一夜才回来。谁知毛秋的妈赵大嫂当天就告诉了家里人我的作落，第二天一早，我姐姐就来对我说：“回去好生认个错，爸妈不会打你的。”先德大哥和赵大嫂也竭力劝说我回去，我还是不走。后来他两口子给我打了保票，并且与姐姐一起亲自把我送回家，说“二爸二婶不要生气，玉祥晓得他错了，就是放不下面子，您们玉祥还是很有志气很有出息的。”像调解委员一样圆满地调解好了我们父子间的矛盾，弥合了我与爸的感情。
　　好不容易我把一群鸭子吆大买成钱了，妈给我扯了件新衣服，还给了我一元钱的奖励，我天天晚上掏出来看，舍不得花。紧接着谷子刚一打完，我们又接到复课的通知了！可能是国家感到耽误了我们的缘故，现在要把基础给我们打牢，所以复课的这一学期仍然是读的五册。至此，我已读过两个一册两个五册了。但不管怎么说，又有书读了，没书读的感受太深了，这对我这个失学了半年又渴望读书的人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更何况，我又可以天天看到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尤其是可以天天看到桂芝了，所以兴奋得很。
　始终是停过半年学的人，同学们一到学校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见了面问长问短，你长高了他长胖了，你推我一把我啷你一掌的，那个亲热劲啊！还有就是不需要老师安排，就争先恐后地搬课桌凳子，打扫卫生，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明显比以前高多了。毛老师看到她弟子们的变化和进步如此的显著，非常的高兴，开学的第一个周末，她就让同学们到她家去包饺子聚餐，忙了她整整一个上午。由于同学们都比较自觉，她授课的方法也有了改变，除了教语文的生字（我们村小没学拼音）和算术的公式法则外，一般都采用启发式教育，更多的是互相提问互相讨论，但作业布置得比较多，用她的话说叫熟能生巧。有个别相对后进的，她不但要求大家不准歧视他，而且要求都来关爱他，安排专人负责帮助提高。这样成绩差的同学不但没有自卑感，反而成了香饽饽了，在亲热友爱的氛围中成绩不知不觉的就提上来了。期末考试，不管语文算数，没有一个不及格的，我们的平均分数在全公社的村小中排第一。
　　这次复课，原先的二十六个同学中，只来了二十一个，还有五个没来。当时的农村就是这样，很多家庭认为读书只要认得自己的名字，能数得清一二三四五就行了，书读多了一是花不起那个钱，二是浪费了人力资源。所以好多都是读了一两册就不读了，能读到我们这种程度的已经不多了。这次没来的五个同学中，一个是我队的毛先觉，他比我还大两岁，能够下田做活路了。他家的兄弟姊妹五六个，他占老大，他该在田地里上课了，该让弟妹们读书了，所以家里就没让他来了。另一个就是陈桂芝，听他们一个队的同学说，她很小时就没了父母，是跟哥哥生活在一起的，哥哥嫂嫂娃娃大小一叭拉，那时的生活又是那么的艰难，十多岁的人也该为家里做点事了。再说反正长大了都要嫁出去的，何必花那个闲钱，能让她读到五册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但是对我来说，曾经与我同过方，还为我的伤口打湿衣裳擦洗，用嘴吸允，撒衣服用胶绳包扎伤口的美神没来，我是很有点无可奈何的遗憾。
　　不过，这次复课却添了一个新同学，他叫毛先平，家住白鹤三队，只比我大两个月。他的父亲叫毛守璞，是黄埔军校第十一期的学生。解放后两口子都在府河中心小学教书，是学校的骨干教师。毛先平大姑虽然是烈士，但家庭成份是地主。在六零年的调整中，父母双双被调整下来当了农民，当时连房子都没有，两口子又从未做过农活，一切从头从零开始，是真正接触灵魂的切肤之痛的改造。父母倒霉了，子女在中心校也遭人歧视读不下去了，于是毛先平就转到了我们村来读。不过很好，他既会吹笛子又会拉二胡，与我很投脾气，并且来回都与我同路，我又多了一个要好的朋友。
　　虽然停了半年学，但我在班上的地位并没动摇，仍然是中队长，班长赵学勤和刘学清两个比我还高还大的女同学是中队委。那时每个少先队的中队都配备有队旗，队鼓。每一到队日活动，热天都穿白衬衣，我们排成三列纵队举行活动仪式。最前面是旗手打着中队旗在前面走，紧接着是我和两个肩上有两道杠杠的女中队委员并排行着队礼走，中队长在中间，两个委员在我的两边一边一个，我们三个的后面是中队鼓的位置，中队鼓后面是肩上一道杠杠的三个小队长各打一面小队旗，小队长的后面各有一人敲着一面小队鼓，小队鼓后面各有三四个少先队员，就这样排成三排。随着队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敲击声，我们踩着鼓点在操场（大队的大宰地坝）上走了几圈凯旋步，完成了规定的仪式后，才进行我们的自选活动项目。至今回想起来，我这一生在官场上最神气的，还是要数我当少先队中队长过队日活动的时候。
　　我爸一当了生产队长，就赶上了中央对农村工作的调整。首先，是调整土地。这两年全国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开荒种地，有的多有的少，个别劳弱户却没有，还有的甚至把公家的熟田熟地也占为己有了。为了把这些情况控制在一个公平合理的范围，所以要调整。调整的内容和办法：一是把公家百分之五左右的熟地作为自留地按人头平均划给社员，见人有份，任随你种什么都是你的；二是把凌乱的荒地收归集体所有，或收起来后再把它相对平均地划给个人，但集体根据情况的变化可以随时收起来，其中宅基地不算。我家八口人，划有四分自留地，另在矮河坝划了六七分荒地，再加上原灰房的屋基地二分有多，一共加起来总有一亩二三。大部分是种菜，矮河坝只能种一季，那就是种豌豆胡豆，因为夏天水大就淹了。记得当年在河坝收豌豆时，碗豆藤有一丈多长的，浑身满是肥实饱满的豌豆角角，喜人极了。
　　其次，是加强田间管理。也就是集体把庄稼种下去，然后把土地划归各家各户去管理，包括除草施肥松土灭病虫害等，收割后按产量评记工分，相当于包产到户。其中田坎归私人种植，这下田坎上的东西就多了去了，有种萝卜青菜窝笋莲花白的，有点胡豆豌豆软豆黄豆的，有栽棋子海椒的，有种玉米高粱的，还有不少的瓜棚豆架，真可谓五花八门，说都说不完。这样一来，好多田坎都不能走路了，为此而闹出的民事纠纷很不少，生产队收庄稼时也很不方便，以至不到一年，田坎的使用权仍归生产队所有。
　　再次，制定了评工细则。也不知是哪一个烂脑壳，更不知他做了几百辈子的农活，弄出了一本川西平原做农活的评工细则。这个细则无所不包，不管是水田旱地，山坡河滩，耕种收割，农林牧副渔，技术含量高的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强度大的体力劳动强度小的，每项工种，每个工序，都有细致评定工分的定额标准，评工时只需按面积、按数量对照定额算出来就行了，想讲人情都没办法。还不要说，这本工分定额细则虽是泛指四川的广大农村，但于我们生产队还是比较适合的，按本本标准评工分，大家都没有怨言。虽然繁琐点，但那是一种机制，既能调动积极性，又能推动农活自行运转。
　　这三项农村工作的整顿措施一经贯彻落实，农村工作明显好转，农民的生活也得到明显改善，这大约就是为不久后的农村工作六十条打的初稿吧？后来文革中批判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繁琐哲学”是否就是指的这些内容？我也似是而非搞不懂。
　　六一年末的寒假中，我奶奶因伤风感冒而一病不起，几天滴米未进。奶奶估计她的时日不多了，就想看看她远在新津龙马公社的大女儿，爸妈就叫我和姐姐去把大姑接来。六十里的路程，我们姐弟俩走了差不多一整天，天都快黑了，才到了大姑的家。脚还没痛过，第二天一早又往回赶，天都黑尽了才拖拢屋。奶奶见到大姑就有些兴奋，当晚还吃了半碗蛋花汤。当时家住新津清凉寺的小姑和双流借田奶奶娘家的人也来了，睡觉很挤，我就和大姑小姑奶奶睡一间床。大姑和奶奶睡一头，我和小姑睡一头。本来连续走了两天的远路太疲倦了，倒下床没多久我就鼾声如雷。睡到半夜三更，我被一片哭声惊醒了，我一梦头坐起来问：“你们哭啥子？”大姑流着泪说：“玉祥娃呐，奶奶都走了啊！”说着她又哭道：“妈耶，妈呀！我给您两个摆龙门阵摆得好好的，咋个摆着摆着的您就走了嘛！我的亲妈呀！”我一听我的奶奶死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此刻家里人全都起来了，哭的哭，给她穿的穿衣裳，找的找阴阳来出煞开路，顿时一片混乱，哭声大震。邻居们都惊醒了，奶奶又是我们祖祖名下这一大家人的总老辈子，相当于《红楼梦》中贾母在贾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于是大家都过来帮忙。我爸正在毛先元家与公社大队的干部们熬夜设计安排明春的生产计划，听到他妈去世了，才赶紧跑了回来，腰上栓根麻绳，给这个作依，给那个磕头的。
　　我奶奶终年七十一岁，那时有句话叫人生七十古来稀，她是我们家族除我祖祖外最高寿的。她这一辈子经历了千辛万苦，青少年时裹小脚，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小脚女人。在我父亲九岁的那年她死了男人，那时刚把我大姑嫁出去，为治老爷的病和给大姑置办嫁妆，家里贷了一屁股的帐，穷得揭不开锅，十四岁的大爷愚钝本分，打不起什么主意来，全靠奶奶一个人里外操持。爷爷死后没钱埋，装在棺材里停了几年的尸，直到后来大爷和父亲大了才抬出去安葬了的。在家里最穷的时候，要帐的财主带着家丁来要帐，奶奶就躲在靠壁的罩子角角头，家丁们用棍棒在床脚下乱扫没扫着，奶奶侥幸地躲过了一劫。后来还是在她借田的弟弟那里找钱来还清了债的。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奶奶纲常好，持家是出了名的，她维护了毛家人的尊严，赢得了一方地邻的爱戴和敬仰。奶奶很爱我，我幼小的时候经常牵着我耍，经常拿花生糖果给我吃，说我生的聪明，长大后会有出息的。奶奶去世了，我非常的伤心难过，奶奶如果能看着我长大，看着我有出息该有多好啊！
　　奶奶过世没多久，我的外公又死了。他是他生日时吃鹅肉被骨头卡在喉咙里给卡死了的。外公死后没多久，我的姐姐又出嫁了。我的姐夫家住河对门净皇永泉三队的赵家碥，在和尚山脚下。姐夫姓赵，叫赵仕清，生得一表人才，当时还是四川大学化学系二年级的大学生，系里的团总支书记，其时二十二岁，比姐姐大两岁。他一个在校生，能结婚的理由，是家里父亲有精神病，且是鸡胸徒背，母亲有肺心病，又有个老奶奶七八十岁了，本来有两个妹妹，一个才几岁，一个还没成人就上山捞柴滚到岩下摔死了。家里情况十分艰难，急需一个有劳力又勤劳善良的媳妇来操持家务。学校了解了他的特殊情况后，考虑到为了有人为他照顾家庭，避免他分心，好一心钻研学业，于是破天荒的批准了他结婚。但怕扩大影响，后面的同学跟着来，就要求他在同学们中间保密，同时只准他名义结婚，不准他回来办喜事，更不准他带姐姐到学校去。于是姐姐结婚的那天，就只有新娘没有新郎，亲戚朋友地邻老辈子们来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姐姐参与煮的饭，也没举行什么仪式，就这样草草的就把婚结了，倒是我家又给姐姐打了奁二、柜子、床，又置了铺笼罩被的陪奁，隆隆重重地把姐姐嫁出去的。当时就有很多人都说这样结婚是应该忌讳的，光有新娘没有新郎，大不吉利，不能白头到老。我姐说那是封建迷信，不去理会。我爸又是队长，理应带头反对封建迷信，也就只好应承了。
　　结婚的那天，我才第一次到赵家去。不去不行，那时的规矩，姐妹结婚舅子是要去吃双膀的。到了家里一看，哪里像个家？一共三间破败低矮的草房，一间房子拢共不到十五平方米，还隔成两半，半是姐姐的卧室半是饭厅兼客厅；另一间半是厨房半是她公公婆婆和妹妹的卧室；再一间是猪圈茅坑。老奶奶没地方睡，就临时安排在我姐夫的堂弟家，实际上由于姐夫绝大部分时间都没在家，老奶奶是经常和我姐一起睡的。三间屋总共加起来还没有我们家的一间牛圈屋宽。姐姐人长得高，起码是一米七以上。婚后的第二天，姐姐去挑水回来，进屋时被屋檐口尖尖的竹各子戳在脑眉心上，流了一大滩血，差点晕死了。从此，我姐就在这窄小贫寒的屋子里安家落户了。
继续支持，等下我会把回帖删掉，以保持连载作品的连续性。
　　就在我们复课的同时，我们生产队三个在彭山读中学的年青人毕业回来了。这三个都是我祖祖他哥的玄孙，其中一个叫毛先道，是高中生，再一个初中生叫毛先林，是毛先道的同胞兄弟，另一个初中生叫毛先军。说来也怪，解放至今全大队拢共才出四个中学生，他们那一家齐扑扑的就出了三个。看来官厅榜的确有灵气，我们老祖宗的坟山上大约埋了弯弯木。其他人如何想不知道，这就刺激了我们祖祖名下的人。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如同《红楼梦》中荣府和宁府的关系一样，心想都是一个老祖宗下来的，他们的后生有那样的出息，我们为何就不能！我爸和毛先德还有军爸爸可能是很不服气，就把凡是到了读书年龄的子女都弄去读书，要跟那一家较较心劲，于是我弟弟，玉芳、长安（军爸爸的子女），毛秋，再加上琼华和我，我们这一大家先后就有六个人上学了。其中玉芳以前读过一年书，她就在中心校插班读三册。那时我们大队新开了一班一年级，这班的老师叫毛玉清，保安长安和毛秋就在毛玉清班上读一册。
　　谁知保安刚刚读了一年书，当队长的父亲就病倒了。父亲由于经常一贯的出工早，收工晚，常常干最重的活，以身作则处处带头，晚上还要熬夜开会，安排操劳第二天的活路什么的，常年累月没松过劲，就劳累得来老残疾复发，不断吐血，咳嗽不止，筋疲力尽，两三个月卧床不起，看不起病就过拖，再也不能做农活了。不得已辞掉了队长职务，从此就只能在家里做点家务活。这样一来，姐姐又嫁了，父亲又成了吃闲饭的人，六口人的家庭就只有妈和大娘两个半劳挣工分，我家就成了典型的劳弱户了，家庭负担特重，于是乎我爸就来了个丢卒保车，只准我读书，叫弟弟停学去学做农活，这样保安就成了生产队出工劳动最小的社员了，仓库搞粮食包装，他就去装包子，仓库转运粮食，他也推了个鸡公车与劳弱的毛守如打联手，别人推两包三包，他就推一包。有时下坡把包子翻在了河沟里，曹云虽然责怪他，但同时也帮他把粮食晒干，也让他继续推包子。
　　尽管这样，我家挣的工分值仍然称不回基本口粮，决算要倒找一百多元，属于重倒找户。怎么办？寒假中我爸病刚好一点，他就带我上山去夺松果打苦楝子，卖来给我交学费。他一边咳嗽一边呻唤着与我奔波了半个月，才挣了一元三角八分钱。看来这不是办法，于是我爸又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我舅公家是编箩筐卖的，父亲不能做农活，就到借田我舅公家去学编箩筐。过了春节他去学了半个多月，掌握了基本要领后，就回来自己编，开始是用自家的竹子编，而且编得很难看，价钱很便宜才能勉强卖得出去，但就这样都比做农活强。于是他来了信心，大捆大捆的把竹子买回来，不但自己编，还教我和弟弟学。弟弟一收工，我一放学，我们不是在学花篾条就是在学编箩篼，父亲也放手，我们花的篾条粗细不匀他就拿刀给我们修整，我们编来要不得他就叫撤了重来。那玩意原本不是什么好神秘的事，纯粹叫熟能生巧。没过多久，我和弟弟就掌握了全套工序，渐渐的，无论是速度、质量、样式，我们都赶在父亲前头去了。父亲非常高兴地甘拜下风，从此他多半只给我们花点篾条，打打下手了。
　　我自从学会了编箩篼，对学校班上的事就不够热心了，按部就班的上课听讲，老师布置的事儿应付式的完成，话也少了，也不那么活跃了，更没以前那么赞了，只要一放学，就一门心思编箩篼。我们编箩篼常常编到晚上十二点过，弟弟始终要小一点，也或许是他做农活疲倦了的缘故，贪耍贪睡，常常因我带过而受到父亲的责备，有时甚至还挨打。每当弟弟挨打时，我就去把父亲挡住，为弟弟说好话，两边做好人。我们三爷子熬更受夜编箩篼挣的钱，除俭省节约的贴补家里的日常开支外，基本上够年底倒找的钱。那时除了我家编箩篼外，我们院子里的人几乎家家户户不是掐辫子就是打草帽子，也是经常熬夜到半夜三更的才睡，以此来挣点油盐钱零花钱什么的。
　　有天晚上我虽然很晚才睡，不知怎么心里就有些烦躁，许久不能入睡。到鸡叫时迷迷糊糊的看到我的大哥毛先福与山外边的一个美女在黄龙溪耍朋友，美女漂亮极了，嫩葱花一样，脸如带粉的红苹果，但是个童养媳。比她大二十多岁又矮小丑陋的男人在街上到处找她。先福和她就躲着跑了回来。家里早就给他们准备好了结婚的酒席，于是这一对情侣慌慌张张拜了堂，怕那个男人找来，就随便吃了两口饭，慌忙跑到几十里以外的表叔家躲避去了。果不其然，他们刚走没多久，那个矮小丑陋的老男人就风闻着找上门来了。他屋里屋外没找到人，就坐在大门外的石条子上等待，向人们诉说他平时把她当亲妹子对待，想要啥就满足她啥，指头都舍不得动她一下，不防她就跑了，她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全部，没了她他也不想活了。一直滔滔不绝的等到太阳落山后，才绝望地大声哭着走了。一会儿就有人来说，那个男人一回去就服毒自杀了。恍恍惚惚，就说先福又上前线打仗去了，只有漂亮嫂嫂一个人回来，睡觉时她就和我一起睡，只记得我睡在她身上，还没弄清楚是咋一回事，不知怎么就梦遗了。醒了一回想，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的害躁，又不敢对人说，至此身体便多了一项功能，但同时心理也多了一份羞涩顾忌。
　　自从做了那次梦后，多少晓得了一点男女之间的事情，就不敢像以前一样随便与女同学接触了，面对女的特别是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的，说话做事都显得迟顿害羞傻冒，又怕被人瞧不起，所以就有点回避女的，而偏爱与男同学打堆了。好在我除读书外有箩篼编，不知不觉，我们就读高年级了。我们之前读小学高年级的都要经过升学考试，其中要刷很大一部分下来。我们真幸运，到了我们这里就免了，全部上高一，也就是现在说的第九册。读高一时，我们官厅村和金华村两个村小的这一年级都是二十来个人，中心校的两个班也是各只二十几个人，于是我们四个班就合成了两个班，都到中心校去读。金华的合在一班，我们就合在二班，这样一班是五十人，我班是四十八人。于是我们就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教了我们五年书的启蒙老师毛庚第，临别时她忍住眼泪欢送我们，我们好多同学都哭了，她也忍不住，也哭了。
　　到了中心校，我们村小来的同学多少有些遭人歧视，我的中队长变成了小队长，赵学勤的班长变成小组长了，而其他的原班组级干部就没再任职。原本班同学也有些欺生，时不时地在我们面前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情形，说话相欺和武力威胁不乏其例。记得街上的一个娃儿下课时无名白拱的说我“毛玉儿”，要吃我的“玉儿子稀饭”，还把我推到墙角，衣服都给我扯破了。我忍无可忍，一脚就踢在他小肚皮上，他就只有捂着肚皮圈在地上半天起不来的份了。不过我们的人受点委屈也好，大家更遵守纪律，更专心听讲，更用心学习，为争一口气。半期考试下来，我们村小来的同学总体超过了原本校同学的成绩。这下，他们知道了马王爷原来是三只眼，于是渐渐的他们就开始对我们平等相待了，乃至后来很多相互成了好朋友了。
　　第二期一开始，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换成了李仲全李老师。他当时就四十好几五十来岁了，有点口吃，有时一个发音要重复两三下才说得下去，不管热天冷天，平时就爱戴顶鸭塞帽。他既当我们的班主任又教我们的语文兼历史。他在解放前就是教书的，其教学经验和教学水平在全校是顶呱呱的。他是启发式教育的典型代表，教语文生字叫你自己先去查字典，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叫你自己先去总结归纳，教历史也是叫你先自己去提炼历史事件的思想意义。他先让大家动了脑筋后，还要大家在课堂上发表各自的见解和心得，谁说对了哪怕是一点点，他都大加赞扬，说错了或回答不上来他也不当众批评，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他才作标准答案式的归纳总结，然后再叫你去对照自己先前的东西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了。在他手底下读书，是智慧的启迪，是思想的飞扬，对于爱动脑筋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记得有天上历史课他在台上提问：“八年抗战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我第一个举手发言，我说：“一是有中国***的正确领导和全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流血牺牲，二是有苏联老大哥的大力支援，三是美国在日本丢了两颗原子弹。”李老师听我刚一答完，激动地说：“回答的相相相、相当正确！非非、非常的全面！读读读、读书就要这样来读！”我翻开刚发下来的复习题答案一看，神了！三条答案的意思完全一样，就是有几个字不同而已。
　　李老师见我读书不费劲，有天就叫我到他兼寝室的办公室去，他说你的功课我不担心，你该多读些课外书籍了。这对你升学考试有无帮助我不知道，但绝对是对你一生都有好处的。说着他就在枕边拿出两本厚厚的书给我，一本《红岩》，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叫我课余时间多看看，看完了又去换。我不看则罢，一看就看上了瘾，甚至着了迷。就像现在我们看连续剧一样，看了这节想看下节，看了下节更想看再下节。不但下课看，有时上课也偷偷地看；不但在学校看，在家里也照看不误，什么事都不做，箩篼也不编了，吃饭也在看书，在一灯如豆的光线下，晚上看通夜。说是学校布置的课外作业，老师要检查测验的，家里也拿我没办法。
　　几天时间，我就把两本革命小说看完了。我到李老师那里，他问了下我读书的感想，无非是保尔的英勇顽强和许云峰江姐的坚贞不屈等，李老师满意我的回答，只是提醒我不要影响功课和其他同学，他又先后借了《岳飞传》、《西游记》、《水浒传》、《艳阳天》、《子夜》、《青春之歌》、《苦菜花》、《创业史》、《新儿女英雄传》、《山乡巨变》等书给我看，那段时间是我读小说的最高峰，真把嘴都给我乐歪了。但是，我父亲却不乐意了。他见我长时间不沾篾条，说复习功课，又整晚整晚看的尽是小说，况且才读高三，复习功课也还未到冲刺的阶段，于是断定我在扯谎，我又死不承认。父亲最恨孩子在他面前扯谎，且最恨扯了谎又死不认帐的孩子，他就生了很大的气，不准我看书，断我灯油，坚决不让我再去读书了。说读书反而把人读坏了，还不如不读的好，弟弟保安都在做活路，你就做不得？
　　我读不成书，在家使了两天气，李老师就来家访了。父亲自然把我的恶劣行径与老师进行了交流，李老师听后非常生气，他首先为自己的过失向父亲道了歉，然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太令他失望了，从今后不准再找他借书了。再然后他对父亲说，你的娃在班上成绩好，聪明，爱动脑子，孩子犯错还是以教育为主，不要断送了他一生的前程。爸说：“聪明不聪明都是小事，品行才是做人的根本。就拜托李老师您给我严加管教，这娃儿性子犟，不行就给我打！”李老师说，放心，我们一定配合家庭把他培养成一个德才兼备的后生。通过李老师做工作，我才又回到了课堂。不过李老师从此不借书给我看了，并对我说，还有一期就要升学考试了，从现在开始要把精力放在功课上。从那以后，我与父亲就有点顶顶撞撞的了。
　　就在我们读小学高三的一天夜里，琼华的母亲陈大嫂突然大吐血死了，她的父亲毛先元又是个副队长，要操心队里的事情。琼华占老大，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才几岁，家里没人操持，琼华就要退学。李老师赶紧到家里来给毛先元做工作，结果是默认她每天只上半天学，缺课时布置的作业由我给她带回来她晚上做。琼华是又要读书，又要打草帽子，又要做全家的家务事包括洗衣煮饭油盐柴米等等，也可以叫作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吧。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在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身上，长姐当母。可想而知，琼华究竟有多劳累！反过来说，毛先元在那么艰难的境况下还能同意琼华半天读书半天操持家务，随便换成哪个来当这个家长，都实属不易。
　　那时农村在搞四清运动，抓阶级斗争，戴有地富反坏帽子的人日子不好过那不用说了，就是生产队、大队的干部们，都弄来搞什么面对面、背靠背的斗争，人人过关，人人下楼。主要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清作风。谁的思想右倾了的，谁在哪家吃了饭不给钱有多吃多占的，谁有男女关系或作风霸道的，都抖出来一一清算。问题轻的批评教育赔退后继续使用，问题严重的撤职批斗查办。当时我们生产队驻的四清工作组的同志叫李开美，县团委的，是个二十几岁的年青人，住在毛先道家里。这个李同志对人平和热心肠，不管大人小人男人女人大娘奶奶他都爱打招呼，平时和社员一样天天出工劳动，帮助我们春种秋收，割麦栽秧打谷，又爱走家串户，谁家吃稀吃干，那个有病有痛，他都弄得一清二楚。一听贾心武家遭火灾，他拿起脸盆第一个跑去救火；谁家吵嘴打架闹纠纷，他马上赶来调解，一般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对四清工作，上面布置的必须要开非开不可的会他才开，开会也不开长会搞那种没完没了的事，而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传达完毕就宣布散会。他在四清上并没清出什么成绩来，倒是在关心生产队的生产和群众的生活上他操了不少的心。可惜他住了一年不到就调走了。
　　随着四清运动的开展，在抓阶级斗争的同时，上面对前段时间的农村工作也进行了反思和调整。一是取消了田间管理的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包产到户试行了不到两年，发现了许多弊端，诸如天灾水旱，田地肥瘦，争种争水争肥，核定产量的误差等等。虽然粮食产量有大幅度上升，但那主要是品种改良，高杆换成矮杆的功劳。二是定额评分在劳动实践中也出了问题，活路轻松工分又多的人们就争着去做，有时为此而争得打架；活路繁重工分少的谁都不愿去做，队长硬派就说队长与他有仇有气在整他，时不时的就听到日先人日万人的骂声；还有些活路定额细则上根本没有，比如修河堤、淘沟、造地造田，开会、送信、临时跑腿等；此外公务性、政治性的活路越来越多，也不好评记工分。
　　当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压倒一切，这就预示着人们的生活将有所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不适应现在的社会洪流，已到了向东还是向西的十字路口，如果在原有田间管理包产到户和评工细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完善，那农民的生活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会逐步改善，一般不会有大的问题。但那是“三亩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典型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经不起水旱风雹灾害的。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领袖是要建设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带领全国人民走大生产的社会主义道路。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完全不适合我们伟大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上层建筑，更不是由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和阶梯，理所当然地不予考虑。经济为政治服务，当时一心要达到政治与经济的统一，也没搞清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究竟是辨证的还是形而上学的，总之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于是就在山西昔阳的虎头山上以大寨为试验田，摸索出了一套大寨式的生产方式来统领全国农村工作。
　　所谓大寨式，演化到我们这里，就是生产高度统筹计划，政治挂帅，阶级立场鲜明，劳动带头争先，属于半军事化生产。每半年或一年评一次工分成，评成时要把思想觉悟、劳动态度和平时表现结合起来综合考核打分，以此打造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一般是男全劳力最高评十成，女的最高评七成半。我母亲评的七成，大娘评的六成，我弟弟评的四成，评的多少成就是每天劳动的多少工分，比如说我家三个人一共是十七成半，另一家三人评的是三十成，那么不管是做农活还是开社员大会，也不管是做重活还是纺棉花，我家一天都只有十七点五个工分，而另一家都是三十个工分。合不合理，大家稍微一想就知道了。
　　转眼到了六五年，我们读小学最后一期的高四了，老师和同学们都紧张起来，单元复习，模拟考试搞得不亦乐乎，老师给学生开小灶的也比比皆是。街上的那十多个同学，晚上还到学校来请老师给他们加强复习。而琼华，也就是毛丽英，则说的是每天来上半天课，实则一周只见得到一两次人影，有时整个星期都不来，天天在家里白黑连夜的打草帽。我倒是把老师布置的复习作业都交给了她，也不知道她看过一眼没有。那时我是三组的小组长，有天该我值日，放学时我收班上作文本，看到毛先群的本子翻开着，印入我眼帘的是篇《向雷锋叔叔学习》的文章，我看了几句，还写的不错，于是接着看下去，觉得写得很好，因此印象很深。
　　紧锣密鼓，马上要到升学考试的时间了，由于我和我爸经常顶顶撞撞，他瞧不起我我又不服他，他就明确给我说了不让我去读初中，考都不让我去考。我拗不过他，只好搬来救兵李老师。李老师对父亲说，你把你的娃儿供来读了六七年书不容易，你让不让他读初中暂且不说，你儿子这几年读得是好是坏该让他去考考才知道嘛，我教了他那么久，我也很想知道我究竟教的好不好，你让他去考，他没考上自然没话说，万一考上了你实在不让他去读谁也拿你没办法。你连考都不要他去考，他将来会怪你一辈子的！
　　我也给爸表了个态：只要让我去考，不管考不考得上，也不管考上了你要不要我去读，今后一切都听您的。爸听李老师说得在情在里，又见我态度也还端正，内心也想看看他的娃儿究竟是条虫还是条龙，如果没考上是条虫，就更增加了他统治和管束我的筹码；万一考上了，读与不读主动权还是在他手里，即使让你去读，也是老子给你的恩赐。于是就同意了李老师的意见，决定让我去考考试试。我一听爸爸同意了，马上就去给琼华说，叫她也去考试。正说着，李老师也来了。毛先元心想他女儿缺了那么多的课，考不起是肯定的，为了买李老师一个面子，也同意了琼华去考。
　　我们考试地点是在十五里外的青龙中学，要过道河。因是上午八点半开考，所以头天就必须赶到青龙去。学校和考委也作了周到的安排，给我们预订好了旅馆。到青龙的途中天气很热，我们一百来人一路上说说笑笑，打兔翻玩。走到一根松山脚下，我班的夏仕庭在古佛堰的桥上回头呼喊同伴边走边退时，一不小心就掉下堰里去了。好在水深，他又会游泳，所以既没摔着也没淹着，只是打湿了一身衣服和书包，当然老师们立即就去把这事处理好了。
　　到了青龙，晚上天气闷热得很，旅馆里又没风扇，我就到街上乘凉，看到街边有家卖米凉粉的，我就去吃了一碗，然后到河边去吹了一阵风就回旅馆睡了。睡到半夜，肚子就有点不舒服，浑身发烧，尤其是脑壳晕得很。第二天早饭都没吃多少。李老师说关键的时刻到了，叫我咬牙坚持。我说您放心，我会努力考好的。
　　那时只考语文算术两科，先考的是语文。八点半，我昏昏沉沉的进入了考场，拿到卷子一看，试题只是一篇作文，题目叫《当我想起雷锋叔叔的时候》。我一看到这，心里乐了，宝仙那篇《向雷锋叔叔学习》就成了我的底稿。于是我就胸有成竹地伏在桌上构思，一心要把它写得更全面更生动更好。我想雷锋精神不外爱憎分明，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对错误缺点像秋风扫落叶，对工作像火热夏天般热情，此外助人为乐拾金不昧，钉子精神，一颗螺丝钉作用，如此而已。只要编写我相关的故事来把我和雷锋相对照，这不就事事都想起雷锋叔叔了吗？打好了提纲的腹稿，我又去构思每个提纲内的事例和细节，要用哪些事例用什么样的语言才最能说明问题······我的构思越深入，人就越昏沉，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当当当······”考场时间过半的钟声惊醒了我，我一下回过神来，抬眼一看，有的考生已搁笔走了，我赶紧下笔写文章，好在我构思充分，写起来就没停过笔，一气呵成。写得较长，正卷写满了又用备用卷子写。就在我打下最后一个句号时，考试终结的钟声响了。我如释重负的出了口粗气，是谁那样英明，设了个时间过半的钟声？我真的应该好好感谢这片钟声！
　　语文考了就考算术，我先把试题全看了一遍，除一两道应用题稍微有点难度外，其他的很是稀松平常，统统不在话下。我不停笔一路做下去，势如破竹。直到做最后一道题时，我肚子不争气，闹拉肚子。我咬牙坚持把它做完，刚好时间过半的钟声响了，我就站起来想交卷出去解决肚子问题，一眼看见李老师在窗子外面很不满意地用眼神示意我好好检查试卷，我实在逼不着了，就没理会他，把笔一揣就出了教室直径朝厕所跑，李老师在后面追我没追上。出了厕所，李老师拦着了我的去路，劈头盖脸的批评我：骄傲！不虚心！考语文你就打半节课的磕睡，考算术你又提前半节课就出来了，任随我给你怎样使眼色你都不听，你以为你是谁啊！华罗庚？李四光？难怪你爸三番两次不让你读书啊，你太令我失望了！我把你们教完了，回去我就不是你的老师了，今天我就狠狠的批评你一顿，你从今以后就不认我这个老师都没关系！说实话，我自读书以来，一贯听的都是表扬的话，挨批评特别是这样严厉的批评还是头一次，虽然那次因看小说李老师也批评过我，但那是当着我爸的面有演戏的成份。李老师还没批评完，我已经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感到很受委屈，只说了声“我在拉肚子”就扭头走了。
　　吃午饭时，我只喝了两口汤，恶心的很。回家的路上，遇上落雨，李老师就把他的伞让同学转交给我打，我说他年龄大了，还是他打。同学把伞拿回去后又拿回来，我就说他今天骂了我，赌气不打他的。正说时，不防脚下一滑，摔了一跟斗，一身打得稀脏，起身后脚杆也软来走路直打偏偏。李老师就叫同学们扶着我走，后来见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叫轮流背着我走。在同学背上我看到李老师的伞一直罩着我，仍然戴着鸭舌帽的他浑身淋得浇湿，在风雨中跑前跑后护送着我们前行。这就叫老师！一路上我又拉了几次肚子，直到吐了以后，才感到舒服了一点，于是我又坚持自己走。回到家里，又睡了两天才恢复正常。
　　第三篇初中生活
　　我说话算话，自从考试回来后，父亲叫我干啥就干啥，一切都听他的。他也问过我考得怎么样，我说正值考试就发高烧拉肚子，人都昏迷不醒的，还能怎么样？没戏呗。其实我心里在想，这次考试除了因为脑壳昏拉肚子，没来得及检查试卷和语文的卷面有些不清洁外，其他方面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说不定能考上。在这关键时候，再给父亲扯拗拐，万一录取通知书一来，他就更有不准我去读初中的理由了，所以现在必须要在他面前好好表现。父亲见我乖了听话了懂事了，两爷子就谝嘴劲，他半笑半遗憾地说：“唉！考试遇到节节，你没读书的命了，天命难违。人就是要讲信用，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古人说的仁智礼义信是做人的根本。你也是读过几天书的人了，连这些都不明白，将来咋个在社会上立脚？”我说：“您老人家教育的是。以前的书算白读了，我也是近来才多少明白了点做人的道理。孩儿以前不懂事，您当父亲的还要宽谅孩儿才是。”我爸欣慰地说：“哪有大人给娃娃记仇的？孺子可教也！”
　　一天正当我们两爷子在亲密和谐配合默契地编箩筐时，李老师送通知来了。见了面他兴奋地对父亲说：“你你你、你们毛先玉考考、考得最好！录取线一百八十分，他他、他考了一百八十九分。毛丽英也考上了，一、一百八十一分。都录取在彭山二中。”我一听我们俩叔子都考上了，高兴的不得了，说声“我马上把她喊来”，就到琼华家去了。那时还没打谷子，农闲，毛先元在退麦草，琼华在打草帽，一听说考上了，两爷子丢下活就赶过来，正听李老师在给父亲讲：一班考上六个，我们二班考上五个，你们大队就考上三个，我忙问他那一个是谁，李老师说是二队的陈长发。我顿时有丝失落感，宝仙咋就没考上嘛？李老师好像知道我想问什么，他说：“毛、毛先群太可惜了，只、只差一分！”然后他就给两位家长做工作，说考上初中不容易，平均九个人当中才考起一个，你们的娃娃都是好样的，尤其是毛丽英，最后一学期一半的课都没上到，居然还考上了，太难能可贵了！最最难能可贵的是，这次全校乃至全公社（泉水村一个村小毕业班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并且考上了三个）只有她一个女生考上了初中。家庭就再困难也不要耽误了娃娃的前程，上了学也可以申请助学金的。
　　李老师口虽吃但道理通，说得两位家长心花怒放。我爸本是一个既重德又重才的人，毛先元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况且他俩叔子早就有约要暗暗与毛先道他们那一房比比读书出人才的心劲，这样难得的机会居然双双到来了，就是倾家荡产都要牢牢的抓着。于是他俩叔子也比起心劲来了，我爸说：“元元，你敢让你们琼华去我就敢让我们玉祥去！没有钱我把我的楠木楼板锯来卖了都要供他读书。”毛先元说：“二爸，您敢让你们玉祥去我就敢让我们琼华去！大不了我多辛苦几年。人生一辈子图啥子嘛，就图个娃娃有出息！”李老师在中间火上加油，说：“对的，你们两位家长能这样想那就太好了，我这老师也没白当，我还巴不得我的学生将来更有出息呢！他们俩叔子一路去彭山读书，互相也有个照应嘛。”在李老师的推波助澜下，两位家长当场拍板约定，读！谁也不许反悔。就这样，我和琼华读初中的事情就定下来了。
　　事后我在想，我们班上原中心校的二十六人中只考起了两个，占十三分之一，而且这两个还都是九河大队的，街上的十来个同学一个都没考上，而我们原村小的二十二人就考上了三个，约占七分之一，优势明显突出，这可能跟毛庚第老师在初小时为我们打下的牢固基础不无关系。再有，到我们考上初中为止，我们一千多人的大队从解放以来总共出了七个中学生，其中六个都姓毛，最神奇的是就有五个都出在仅有百十来号人的我们生产队官厅榜，并且全都出在仅有三十几人的我们这一大家里，大祖祖名下三个，我们祖祖（二祖祖）名下两个。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全公社这次去考的女生有六十多个，有的是大队长中队长班长，有的平时成绩非常好，有的特别用功，尤其是街上的那些女生，白黑连夜都在复习，而琼华白黑连夜都在打草帽操持家务，如果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形容学习不用心的话，她起码是一天打鱼就有四天在晒网。然而偏偏就只有她考上了，而其他女生一个都没考上，太神奇了，太匪夷所思了！难道真的是我们老祖宗的坟山上埋了弯弯木么？
　　说实话，长了十四五岁，我还没有到过彭山县城，琼华也没去过。但马上我们俩叔子就要远离父母家庭到那里去生活了。没离开家乡的时候总想自己出去图个自由，一旦要离开了心里总有些怯生生的。毛先元大哥为了稳妥起见，他先专程到彭山二中去打听了一下，看开学时需要带些什么东西，好事前作准备。临近报名，我爸真个就拿了把锯子搭着梯子，上楼去把阶檐悬空的仓楼楠木楼板锯了一半下来，十六元钱卖给了赵木匠，如数拿给我作为我的学费和第一个月的生活费。他给我钱时语重心长地说：“那年你锯块木头做手枪我打你，那是你玩得没名堂；今天我把祖上留下的仓楼锯下来供你读书，这是全家也是祖祖辈辈对你有盼头！你自个好好想想。”我说：“爸，你放心，我会给您争光的，一定不给您丢脸！”
　　到了报名的那天，毛先元还找了给仓库运粮食到彭山的船老板，请把我们俩叔子捎到彭山去。那天吃了午饭，我和琼华在家长和地邻们的欢送下就上了船。家长和地邻们都给船上管事的叮嘱了又叮嘱，拿问了又拿问，要他好生照顾我们。船上的人说，你们放心，我们每隔三天就要来运一次粮食，又不是不见面了的。开船后家长和地邻们向我们挥手时，我差点哭了。我们除带了铺笼罩被、换洗衣服和学习用具外，还带了床笆子和几捆谷草，作为铺床用。那天水大，船是顺水跑得也快，一路上我和琼华不停地说话，观山望水，心潮澎湃。船工们见有大姑娘在船上，说话做事也比平时收敛了许多。太阳还没落山，我们就到了彭山二郎观码头了。船老板问我们找不找得到二中，我们说找不到，没来过。船老板就叫了一个船工说，你反正都要到十字口，就多走几步把这两个学生带到二中去，一定要带到哈。那个船工也很热情，他不但帮我们带路，还帮我们扛谷草和床笆子。在船工叔叔的带领下，我们顺利地到达了新的学校。
　　彭山二中只设有初中，没有高中。它的前身叫眉山女中，住落在西街的北面，方圆大约一百来亩。它东邻县衙门，西接县医院，前门西大街，背靠蔡家山。一进大门过传达室后就是大弄堂通道，大弄堂就是学生食堂，再往里走的通道两边，就是校务办和老师们的办公室，紧接着出现在你眼前的就是周长四百米的大操场。大操场的四周三面是教学室，紧靠东面是三合头的学生宿舍区。北面一排教室的背后，有个十几亩宽的池塘，四周种满了桃树李树和槐柳松柏翠竹，栽了很多的花花草草。池塘中间有半亩孤岛高出水面两三丈，是座小山。小山上几颗参天巨松古柏掩映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八角读书亭，亭子的门额大匾上好像隶书的是“幽篁”二字，两边挂有油黄色的木板对联，字是黑色的柳体楷书，内容大约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近半个世纪了，有些记不清了）。小山与池边有一座石板平桥，但中间断了一节，人过不去，估计是怕出安全事故而有意为之。池中种了许多菱藕睡莲，荷花凭着长长的根茎高高的跃出水面，向世界展示它的美，出污泥而不染！水呈浅绿色，鱼儿在荷叶间穿梭游荡。偶尔徐风一吹，便是荷叶飘香，绿波荡漾，鱼翘浅底，倒影闪动。如在有月的夜晚，则活脱脱一个《荷塘月色》的景象。
　　我们这个年级要六八年才毕业，所以叫初六八级。六八级共有四个班，我们府河来的、公义来的就分在第四班。但我们这两个乡来的四十八人（凑巧，也是四十八人）中，只有六个女生，阴阳严重不平衡。于是学校临时进行了调整，把公义的调了六个在其他班上去，把青石乡的六个女生调到了我班，刚好组成了十二金钗。据老师讲，本来我们这个班是青龙中学的，青龙装不下了，才调整到彭山来。大约由于是赶水的，我们的教室就被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