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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事件收藏
富士康何解？&& 日 17:26&&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 有这样一个产业，在为别人做嫁衣；有这样一种青春，在绝望中挣扎。&&&& 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心理传导已经发生。就在完稿时，记者接到来自深圳的一位富士康员工的电话，告知第14跳、15跳属实。&&&& 无论传闻的真实性如何，12跳的悲剧已足够沉重。&&&& 跳楼风波的背后是选择。生和死是一种选择，同样的选择还有很多。世界选择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富士康选择了军事化的管理方法，新生代农民选择了城市。在生活的碎片中，我们常误以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但其实未必。&&&& 80万人围城&&&& 富士康正从全球“代工之王”的神坛上走下，转向十字路口。它能否在这一轮经济体制的高速变革中从容应对，还要看它的决心有多大、力度有多强。&&&& 本刊记者 王赵宾(发自深圳)&&&& 深圳潮湿、闷热的空气令人感到窒息，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更是给号称“全球最大代工厂”的富士康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截至6月5日，富士康今年跳楼员工数目已达10死2伤。&&&& 尽管此前也有富士康员工跳楼的消息见诸媒体，但从未像今年这般频繁。随着“八连跳”、“九连跳”、“十连跳”、“十一连跳”的接踵而至，富士康员工跳楼速度之快、生命之轻，将国人原本纠结的心一次次摔得粉碎。&&&& 5月24日，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在首次回应媒体后，于26日赶赴深圳，邀请国内外上百家媒体走访富士康厂区，以显诚意。此间，郭台铭不断向媒体澄清，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同时采取工厂内加高楼顶防护栏、成立员工关爱中心、基层员工加薪30%等一系列措施，以应对频发的跳楼事件。&&&& 但是，这一切并未阻挡住第十二跳悲剧的发生。&&&& 困惑、纠结、甚至愤怒，让人们不免要问，富士康这家全球500强企业到底是怎么了？那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又面临着怎样的工作和生活？富士康所谓的“半军事化管理”到底是什么？它究竟是一家怎样的企业？未来的富士康，出路在哪里？&&&& 一连串的问题，让人疑惑。&&&& 神秘的“特别通行证”&&&& 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南门口，一块红色的大牌子上赫然写着“本厂区经政府批准合法设立，未经许可不得入内，违者送警法办”。这块大牌子，连同富士康高高的围墙组成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将外界拒于千里之外。&&&& 在这片3平方公里的园区内，工作、生活着30多万名富士康员工。每天早晨7点前，潮水般的人流便会从四周的宿舍向这里涌来。当急匆匆的人流通过附近马路上的天桥时，甚至能感觉到天桥有节奏感的颤抖。&&&& 在每一个匆忙的身影的胸前，都晃动着一个蓝色的胸卡，胸卡上贴有员工照片，并印有编号，是识别员工身份及相关信息的唯一凭证。它也同时记录着每个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信息。宗源，这位在富士康工作了3年的湖南小伙子指着自己的胸卡说：“进园区、进厂房和吃饭都离不开它。”&&&& 富士康的员工进入厂区大门时，必须将这张胸卡贴近读卡器，读卡器显示绿色时才能得以通过。如果读卡器显示为红色，将引起保安的注意，持卡人也会被盘问、甚至人身搜查。&&&& 今年以来，频繁的跳楼事件让原本谨慎的富士康更加谨小慎微。他们已经将原有的安保系统进行了升级，这使得原有的读卡系统增加了语音播报功能。如果有人靠近，这一系统便会自动发出声音：“请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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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这张小小的胸卡还有另一个作用。宗源说，不同员工的胸卡权限是不一样的，像他这种负责仓库供料的员工，只能在与他供料相关的区域以及公共领地活动，其他地方则不能随意进入。&&&& 除了员工，富士康每天还有大量的来访客户、供应商、应聘人员及车辆。这些人必须在特定的门岗，按照严格而复杂的流程，申请入厂的“特别通行证”并接受保安及警勤人员的监督及搜查。有时候保安人员甚至还会跳上车辆，仔细盘问车上的人员。&&&& 富士康除了门口第一道严密的防线之外，内部还有三道防范措施：厂区和生活各门岗是内部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设立在研发、物资仓库和生产车间等重要的部门，富士康的机动巡逻人员构成了更为重要的第三道防线。不难看出，内外四道封锁线已经将富士康打造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而维系这一道道防线的力量，是富士康内部的保安。&&&& “惹不起的人”&&&& 警匪大片正在上演。&&&& 朱彦的心怦怦跳，他不停地给自己打气，并且安慰另外两个一起出逃的同事：“放心，没事的。一定能成功！”他回忆着精心准备的一切：接应的车辆已经联系好了，出逃路线是多方设计过的，行李也被精减到最少。&&&& “出发！”朱彦说。&&&& 不出意料，几分钟后他们便落网了。墙上的摄像头拍到了他们翻越铁栅栏的镜头，紧接着两三个保安尾随而来，随即变成了十几个。当他们钻进车子的时候，保安骑着摩托车也追了上来。&&&& 回忆起这一幕，如今已在河北工业大学读大三的朱彦仍心有余悸。&&&& 2006年，朱彦没有考上大学，于是进入富士康太原园区打工。当时的朱彦踌躇满志，总想着在这里干出一番成绩。不过，一个月后朱彦发现，在这里没有学历根本无法逃出普工的命运。前途渺茫，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辞职回去复读考大学。&&&& 但此时辞职，并不容易。“光找签字就得一堆人，有些人很可能不在，这样几天下来根本办不完”，而公司规定离职必须一天办完，不然就得从头再办。不得已他想到了翻墙出逃。&&&& 对朱彦而言，此次遭遇惊心动魄，但对保安，这不过是众多“抓捕”行动中的平常一幕，更多的防范工作还在平时。&&&& 记者试图走进富士康大门。当离保安有两米远时，其中一个年轻保安举起右手示意记者站住，与此同时，嘴里蹦出三个字：“刷卡去。”&&&& 当记者讲明来意，这名保安脸上紧绷着的肌肉瞬间松弛了，嘴角变成了一条弧线，他笑着说：“哦，我们设在这里的负责接待媒体的人员已经撤了，你需要和我们的媒体办联系。”但事实上，媒体办电话长期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说实话，我们这里的保安很拽！”宗源提起富士康的保安就有些愤愤不平。此前，他的一位同事，因忘记带卡趁着保安不注意溜进了厂区，但后来被发现，遭到一顿暴打。&&&& 在宗源看来，虽然没有带卡进入园区不符合规定，但是“保安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教训一顿”的做法让他很不爽。所以，他们见了保安都尽量躲开。&&&& 其实，一直以来“富士康保安殴打员工”之类的消息不绝于耳。开启富士康“跳楼门”的孙丹勇事件，也被普遍认为是富士康的保安与员工发生冲突的标志性事件。&&&& 在2009年9月，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富士康的孙丹勇，因为交其保管的一部苹果iPhone第四代N90产品样机莫名失踪，遭到公司内部调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孙丹勇从12楼纵身跳下死亡。自杀前，孙丹勇在QQ上向好友透露，曾遭保安的殴打。
&&&& 在富士康，保安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权力，与其特殊地位不无关系。&&&& 一直以来，对于富士康甚嚣尘上的“半军事化管理”，很大程度是因为有这支保安力量的缘故。警察家庭出身的郭台铭一手创建的富士康集团，带有明显的郭氏风格，强调纪律、秩序。这些理念被渗透到整个企业的文化血液中。&&&& 富士康集团自日正式试行联网监管(加工贸易企业通过向海关提供相关数据来接受监管的监管方式)后，极大地提高了接单竞争力——美国思科、IBM、苹果电脑及日本索尼等跨国公司纷纷派下数十亿美元的生产订单。富士康新闻发言人也将这归结于企业内部严密的安保措施，“本公司实行保密文化，所以苹果等国际企业才会将订单给我们。”&&&& 正因为上述因素，富士康厂区内的安全管理变成了独立治安范围。因此，保安在一定范围内，拥有相当大的控制力。&&&& 所以，在富士康内部，保安成为员工们从来惹不起的人。&&&& 阶层&&&& 走在富士康厂区附近，会不时看到穿着相同款式但却不同颜色工服的富士康员工。通过黑蓝色、红色和白色的衣服颜色，很容易判断出他们的工作性质和身份。&&&& 比如，穿黑蓝色工作服的男生，一般是基层流水线或仓库内的普通工人，此外，还有穿红色衣服的女生，也是流水线的员工；而穿白色同样款式工作服的男生，基本上都是毕业于高校的大学生，是这个公司的核心技术人才。&&&& 车间内则通过帽子来辨别员工与上司。曾在富士康工作5年的青桐讲到自己升职后的心情时说：“在更衣室，我换上了组长的帽子。看着镜子里的白色员工帽换成了黄色的组长帽，我有些失神。这顶帽子终于换过来了，这中间付出了多少汗水，受过多少的委屈？再想想主管的浅红色帽子、课长的深红色帽子、经理的蓝色头套，得用多少青春和委屈为代价才能一顶顶的换过来。”&&&& 同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还有一些特权级的人物。他们来自郭台铭的大本营台湾，被称为“台干”(台湾管理干部)。&&&& 富士康总数超1.3万人的干部队伍中，“陆干”(大陆管理干部)人数近1万，“台干”约人。但这样的人数比例背后，是“台干当家、陆干抬轿”的局面。&&&& “台干”出入厂区享有专门的通道，这个通道无需验明身份、无需刷卡，也无人检查；而被称为“陆干”的大陆干部只能沿着其余3条通道上下班，哪怕他的职位已经进入了高阶管理层，仍只能从普通通道进出。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遵从并维护着这一规则。&&&& 在富士康，管理层的等级繁多而森严。据介绍，自低层至高层，富士康的管理职务通常有：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划分，事实上，上述职位的每个阶层都可以进行再一步的细分，如经理会再细分为经理、资深经理；协理可以细分为协理、资深协理等，管理者的收入与其所在职务的高低密切相关。&&&& “台干”和“陆干”的区别还体现在职位的升迁上。“台干”待遇优厚，而且升职很快。来大陆的“台干”，一般是副理，做两三年升经理，偶尔有极个别担任课长，但60%～70%为经理级以上。相形之下，“陆干”升职难得多。通常做到课长需要十年左右，而课长可能干五六年还是课长，一般来说，到副理就得40岁以上了。&&&& 在这种严格的等级划分中，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也成为富士康的“铁律”。&&&& 富士康内部还有两条不成文的规定：第一是上司永远是对的；第二是如果上司错了，请参照第一条。
&&&& 一提起上司——也就是他们的“老大”以及公司的这两条规定，正坐在园区外面的马路牙子上休息的陆浩就有几分激动。他来自西安翻译学院，刚入职不久。&&&& “有时‘老大’们的要求很无理。” 他说，“他们很喜欢做表面工作，就是为应付领导来检查。”比如说，对于地面卫生，“老大”会拿个红外检测灯不停地照。“我们正忙得焦头烂额，他却来说地面脏了，真的很烦人。”&&&& “动不动就骂人，很普遍。每天都要训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就是想训你。开会的时候训人，下班的时候，不能轻轻松松地走，他还要训你半个小时。”不过，他说这段时间好多了。“因为跳楼，车间的管理更加严格细致，对车间的设备进行检修，也因此有了今天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另有富士康员工说，富士康的压力来源于单向传递，如果基层员工出了差错，其主管的做法通常是限时员工整改，而很少与员工一起解决，压力全都集中在一线员工的身上。由此，更大的压力就产生了。&&&& 更重要的是，因为感受不到来自上司的支持，只能感受到指责，许多员工都“有种被抛弃的感觉”。80万年轻人&&&& 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企业得到快速发展，连续7年居大陆出口200强之首，2009年在《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企业500强中居第109位。&&&& 富士康的营业额增速也同样惊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富士康的营业额由1996年的8亿元猛增至2008年的4207亿元，即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仍然保持在了3944亿元。&&&& 对于这样的代工企业来说，成本控制是盈利的关键所在。早在2008年，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从750元调至900元，给富士康带来了成本上的压力。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它将手机生产基地转移到了河北廊坊等地区，因为廊坊开发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目前仍是750元。此外，富士康在武汉、重庆等中西部城市建立园区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这些地区，即使按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招工，也一样非常顺利。&&&& 富士康在向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地区转移生产基地的同时，也在企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只不过，和社会舆论期待的恰恰相反，富士康对于员工过度加班的调整并未给员工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反倒让他们更加郁闷。&&&& “一个月加班原来是100多个小时，现在控制在80个小时，我估计是富士康想降低成本。”陆浩并不认为控制加班对自己有利，并说这是富士康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加班少了，任务量却没有变，控制时间必然导致工作量加大，这不是明摆着嘛！”&&&& 同时，虽然上班的总时间看似减少了，但劳动强度增加，工作起来更加疲惫。工作之余，富士康员工根本没有休闲的精力，生活依然只是单调的上工、睡觉两部曲。&&&& 富士康之所以能成为“代工之王”，大陆充足而廉价的人力资源功不可没。从富士康近年来人员的变化上，不难发现其生产模式依旧是人海战术。刘开明透露的另一组数字显示，富士康的员工人数从1996年的9000人增加到了2009年的74.8万人。2010年，这一庞大的群体更是达到了80万之众。富士康所创造的巨额财富的基础正是这80万年轻人。&&&& 富士康不仅为苹果代工iPod，还为英特尔、惠普、戴尔、微软、思科、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制造主板，组装PC，生产硬件设备和手机。&&&& 代工之痛&&&& 经济学家郎咸平有一个著名的 “6+1理论”：“6”即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1”是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生产制造。“6”是“软”生产环节，“1”是“硬”生产环节。
&&&& 在郎咸平看来，从2005年始，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产业链战争”的时代。他经常会以芭比娃娃为例，向人们讲述“6+1理论”：芭比娃娃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近10美元，在这个产业链里，我们只能创造1美元的价值，而且还给自身带来了难以避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但美国人通过“6”，获得了9倍的价值，而且这9倍的价值没有污染、没有浪费。&&&& 也就是说，我们每创造1万元的价值，就为美国创造9万元的价值。所以我们的工人越勤劳地制造，美国人就会越富裕。&&&& 由此不难发现，制造行业的利益集中在代工企业的上游，它们是这一链条上的最大获益者，例如苹果公司。&&&& 今年2月下旬，苹果发布了《2010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内容包括苹果2009年对102家供货商进行审查的结果，以及苹果为改善各供货厂商工人工作条件所开展项目的进展情况。&&&& 在苹果公司所列出供货商存在的问题中，劳动时间长、加班费做假、工资低于最低标准、职业安全、劳工健康、环境影响以及管理决策成了最常见的问题。苹果发现，在83家生产iPhone与iPod的中国代工企业中，有45家未支付员工加班费，23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 尽管苹果新闻发言人称，他们从2007年就开始针对上述有关问题对供货商进行审查，以确保员工的合法权益。但实际上，苹果公司并未对它的供货商提出具体的整改要求和时间限制。&&&& 苹果似乎有些伪善，因为就在《2010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发布之际，其在大陆的一家零件供应商集体中毒事件被曝光：今年2月中下旬，苏州联建科技(隶属于台湾胜华科技)60多名员工发生正己烷中毒，原因是从2009年8月开始，联建在苹果的建议下用正己烷取代酒精让员工们擦拭iPhone 4G手机显示屏，但厂内的部分区域通风不良，酿成惨剧。&&&& 据悉，苹果的产品对处理工艺要求非常高，需要对外表面进行严格的抛光，不少女工满手都是血泡。近年来，血汗工厂并未消失，在中国珠三角等地依然存在不少低报酬高强度的工厂。分析人士指出，“代工之痛”渐成社会思潮，除了企业的道德缺失，也从商业层面回应了中国“人口红利”行将消亡的论点，这或将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山雨欲来的中国制造业需要变革。面对上游企业的重重盘剥，不仅是富士康一家之痛，更是中国所有代工企业之痛。&&&& (文中受访对象均接受本刊面访，为尊重采访对象，故隐去真实姓名，一并向促成本作品刊发的所有力量致敬。)&&&& 中国代工之殇&&&& 走出富士康，他们未必有更好的选择。&&&& 本刊记者 李保平(发自东莞)&&&& 走出富士康，他们未必有更好的选择。&&&& “世界工厂”是对19世纪英国的赞誉，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世界工厂”并不是个褒义词。&&&& 19世纪是工业大生产时代，具有最强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就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当年的“世界工厂”也是“日不落帝国”。然而在21世纪，世界经济已经不再是工业为王的时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是低附加值的代名词，而绝非强国的标志。&&&& 低附加值的代工模式正经历着考验，富士康一个月来的事件被认为是这种内生性挑战的最有力注脚。即使国际金融危机曾经令大批代工企业利润一降再降、惨淡经营甚至关门歇业，却没有引起代工企业对自身模式的深度反省。在国际金融危机稍有好转之时，珠三角、长三角企业开始出现“用工荒”。
&&&& 在解释“用工荒”的原因时，代工企业、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媒体更乐意把这归因于人才结构的不合理，而不是从企业自身的经营模式和用人制度上找原因，他们从没有想到要改变自己去适应当下的劳动者们。&&&& 对于拥有近80万“人口”的“富士康社会”而言，将其员工自杀几率置于社会自杀率坐标中考察，其实并未高到令人惊讶。&&&& “哪里都一样”&&&& 富士康公司员工的处境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在所有的代工类企业中也肯定不是最差的。《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在东莞市的采访中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如果走出富士康，代工企业的员工们并不一定能够生活得更好，或者说生存得更好。&&&& “之前我在138。”来自重庆的一位工人正在东莞市塘厦镇宏业工业区前盛电子厂门前排队，等着应聘一个岗位。他所说的138是与前盛电子厂比邻的康输电子厂，前者远比前盛电子厂规模更大。&&&& “为什么要换工作呢？这里更好吗？”记者想了解应聘者的想法。&&&& “哪里都一样。”重庆工人简短地答道。&&&& 前盛电子厂大门前的招聘广告上显示，员工薪资构成如下：基本工资为920元(这是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线)，另有200元的岗位补贴，然后就是加班费。而康舒电子厂的招聘广告中则如此标示工资标准——920元～1040元。该工厂还明确规定了加班费每小时7.93元～8.97元，周六日加班费每小时10.57元～11.95元。&&&& 在塘厦镇宏业工业区，整条宏业路上布满了电子代工厂，每个电子厂的门前都贴着常年招聘的广告。前盛电子厂对面的鸿达电子厂门口挂着招聘横幅“本厂货源充足，薪高粮准，招聘大量男女普工”。&&&& 记者在鸿达电子厂门口看到一个青年正在填写应聘表，这样的招聘天天都有，面试地点就在电子厂的大门前。在年龄一栏里，该应聘者填写的是1988年出生，薪酬要求1000元，负责接收简历的女士告诉记者，新来的普工通常基本工资是760元左右，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可以相应增加到1200元左右。她同时解释，“薪高粮准”是指薪资比较高，而且能够按时发放。&&&& 只是生存而已&&&& 10平方米左右的女生宿舍，放着6张床，住了3个人，空着的床上摆放着各类洗漱用品，脏乱不堪。女孩尴尬地说，因为刚刚加完班还没顾上收拾。小小的10多平方米的空间中还有卫生间。女孩介绍说，因为没有安装洗澡设施，想要洗澡得从公用的水房接水，然后在卫生间里洗。&&&& 时间是下午1点多，宿舍楼里安静而空荡。女孩说，有的职工也许是赶着休息日出去玩了，有的刚加完班正在睡觉。前盛电子厂有员工活动室，有两个台球案、一个电视机。几个员工正在打台球，还有几个正在仰头盯着悬挂起来的电视机，电视里周杰伦正在唱歌。&&&& 紧挨着职工活动室的是职工餐厅，由于已过吃饭时间，餐厅里只有一个清洁工在清洗地面，年久的水泥地面上污迹斑斑，根本看不出地面原来的颜色。一位从外地来前盛电子厂办公差的人士曾在餐厅用过餐，她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餐厅的饭菜极其难吃。一个外国人在看到国内某家代工厂餐厅的饭菜后认为：给员工吃这样的饭菜，就不应该让他们去劳动。&&&& 前盛电子厂大门外有陆续从外边回来的员工，他们就是前文所述“外出休闲”的职工们，事实上整个宏业工业区附近都没有多少可去的地方。整条街上只有一家网吧，还有几家录像厅，这样的娱乐场所在许多城市已经绝迹。宏业路两边布满了代工企业的大门，中间分布着一些惨淡经营的小饭店、价位低廉的小旅馆以及生活日用品便利店和药店。在这里看不到多余的消费场所，因为在这里的人们消费欲望并不强烈——工厂给员工们提供了基本的食宿，而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不允许工人们涉足别的消费领域。
&&&& 西平酒店老板娘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他们酒店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出租给“外地来出差的老板”的，工厂职工不会花上98元来外面住。即使住，附近也还有价格低到每晚10元的房间。听说记者刚从外地来到这里，想在外边租房，老板赶紧提醒《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这边租房很贵，一室一厅每月最少需要260元。”&&&& 宏业工业区街两边都是设备简陋的小饭店，小吃店的老板称，他们的生意不怎么好，因为多数工人很少在外边吃饭，即使价格非常低廉也难以吸引顾客的光顾。&&&& 在一家湘菜馆，有4个工人模样的青年正在吃饭，其中一个女孩子过生日，她跟朋友说这是她24年来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而她们这一顿大约消费了不到100元。&&&& 宏业路两边有几家服装店，商品明码标价，一条裤子大约在20元左右。而规模稍大的购物场所不过是路边的一些便利店，周日的时候附近工厂的员工会来购买日用品。&&&& 深圳某电子厂员工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这里不适合穷人出门，每天除了工作，一般只能窝在家里睡觉。”目前他的老婆和孩子已经回到了湖北老家，因为添了孩子，生活成本增大，光凭他一个人的工资已经难以为继。&&&& 该人士在谈到富士康员工自杀时说：“那些想不开的人想到了自杀，而更多一些胆大妄为的则偷盗抢劫。”&&&& 这样的看法并非完全片面，记者曾在苏州市 直镇亲历过这样的事情。苏州也是一个重要的电子代工企业聚集地，苏州高新企业园区就在 直镇，这里拥有众多的电子代工企业。该地某公司员工曾经因为偷盗一辆价值2000多元的电动自行车而被判刑6个月。该人士的同事告诉记者：在这里偷盗成风，只是他恰好被抓到了。&&&& 当记者问及“工资是否够花”时，前述前盛电子厂应聘工人悻悻地说：“那要看怎么花。”他此前每月的工资是1800多元，只不过刚刚够用。&&&& 与宏业工业区众多电子企业有业务往来的某人士告诉记者，富士康的条件其实相对而言是很不错的，据说那里还有职工游泳池，而像前盛电子厂连职工澡堂都没有。富士康事件只是被业界给放大了。走出富士康&&&& 走出富士康，然后呢？这几乎是所有代工企业工人在跳槽前都需要面对的困惑。&&&& 富士康作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代工之王”。对于代工企业的工人们来说，富士康是个不错的去处。&&&& 东莞市经济贸易局信息综合科一位科长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富士康等大型代工企业曾经极大挤压了东莞的一些小型电子代工企业的市场空间，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候，这种表现尤为显著。&&&& “如果自足于‘世界工厂’称号，就该承认富士康是世界工厂中的佼佼者。问题只在于代工企业的运营模式与新型农民工的接受程度脱节了。”前述深圳电子代工厂员工表示。但东莞到处都是这些脱节的电子代工厂。&&&& 前述科长告诉记者，东莞的大多数企业都是代工厂，他们撑起了东莞经济的繁华。城区工业区、东兴工业区、宝山工业区、宏业工业区、宏远工业区等工业区内分布着众多的代工类企业。&&&& 东莞市经济贸易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东莞市制造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2009年，该市八大支柱产业增加值达779亿元，占规模以上总产值比重58.81%。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制造业约285亿元，占规模以上总产值比重21.50%；电气机械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约163亿元，占规模以上总产值比重的12.29%。
&&&& 相邻的深圳则更因其代工生产地位而闻名遐迩。深圳市某电子厂员工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这不是富士康一个企业的问题，整个行业都有这样的问题。”东莞市塘厦镇鸿达电子厂的口号就是“低成本、高品质、准时出货”，这也是其他代工企业的共同的追求。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企业压缩人力成本方面的支出，但这样的做法一直都遭受来自劳方的抵制，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是这种抵制的过激表现。&&&& 那位看了代工企业员工餐厅的饭菜后，表示员工吃这样的饭就不该去上班的外国人，在他看到生产线上的员工们漫不经心的工作状态时，又说道“这样的员工就不该给他们饭吃”。这就是“世界工厂”劳资双方间的矛盾，是代工企业与第二代进城打工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许多代工类企业试图转向打造自有品牌，但最终都不了了之，直到今天转型成功的例证还没有出现。东莞市经济贸易局信息综合科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东莞的许多电子代工企业都在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正在大力开发自有技术与品牌。同时他也坦承，打造自有品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世界工厂民工荒&&&& 同样的难题不单电子代工企业需要面对，摘掉令人羞愧的“世界工厂”的帽子是国内许多行业都该直面的问题。东莞某制衣厂一度为鄂尔多斯、雪莲羊绒等代工生产，在2009年时，他们在北京设销售分公司，并且开始自己贴牌，试着通过进商场、开通网上销售店等方式打造自己的品牌。&&&& 行业问题正在升华为城市的问题。富士康太原工厂某员工告诉记者：“太原园区就没有自杀的，自杀者多在深圳园区，我想这跟深圳那个城市有关，在那样的大城市里也许生活压力更大。”而事实上，存在同样问题的不只是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 在苏州工业园区某电子厂打工的小胡已经回到了内蒙古老家，他17岁的时候就到了苏州，在电子厂工作，现在的工资已达到2000元左右，但由于去年生了小孩，老婆没了工作，维持家业就有点困难了，最后选择了回乡。&&&& 今年38岁的老赵刚来苏州的时候也是个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子，现在他的儿子已是需要他去网吧喊回来的愣头青。他每月收入将近3000元，一家三口租住在一个不足20平米的小平房里。老赵告诉记者，如果他不从老家出来，他可能连个媳妇都娶不上，当时他家里弟兄三人，二哥还没有成家，他就闯了出来。&&&& 前述与电子代工厂有业务往来的人士告诉记者：“他们(代工厂工人)没有更好的选择，毕竟这样还能挣点钱，如果在老家的话，一分都挣不了。”&&&& 但是，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定位正在撕裂着现代人的身份认同感，想要融入城市的“二代进城务工者”正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迷失。&&&& 深圳某电子厂员工表示，他常常思念家乡，他觉得自己从来都不属于这个城市。随身携带的“广东省居住证”时时提醒他，他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而已。&&&& 在宏业工业区马路边上有一个专门的“广东省居住证照相网点”，专门为工业区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办理居住证件。广东省现在适用的居住证管理办法依据的仍然是2003年出台的《广东省引进人才实行〈广东省居住证〉暂行办法》。&&&& 今年广东省率先破冰户籍制度改革，广东省近3000万流动人口告别暂住证。改革措施中规定：16～60岁的流动人员可免费申领居住证，可在当地参加社保，可在居住地办理港澳商务签注……持证人在一地缴纳社保5年，子女入学将享受与常住人口同等对待，居住证持证人在一地缴纳社保7年，将可申请常住户口。
&&&& 但是对于月入千元的进城务工者来说，用7年的时间去融入一个城市也许短暂到他们不够用，也许会漫长到他们没法继续待下来。&&&& 他和他们的富士康&&&& 这是一个让他骨鲠在喉的故事。故事背后折射出的意义在于，80后打工一族能够适应的环境底线，已经和属于他的年代所倡导的精神格格不入。面对着新的时代，谁可以承载我们的青春？&&&& 本刊记者 范璟&&&& 他已经有2个多月没有睡好了。每天夜里过了11点，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接到电话，听到下一个令人揪心的消息。&&&& 终于，在坠楼人数不断增加、最终超过11个的时候，他放下电话，穿过海峡来到深圳。面对刚刚冲刷过的血渍，他深深鞠躬。&&&& 他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是台湾首富，一身黝黑的皮肤是海上风霜留下的痕迹；而他们则出生在80年代、90年代是中国大陆社会的底层，背井离乡，漂泊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在深圳这个大而无当的都市的灯红酒绿中，他们能留下的，只有孤单的身影。&&&& 他声称自己“一生都在逆境中”，年逾花甲依然一心拼搏，“现在前方的路如果没有逆境，我还不过瘾”；而他们却在20岁的花样年华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逆境中彷徨、迷茫，灵魂疲惫，自由、尊严和希望黯淡。&&&& 他没有耐心听完下属的解释，便将其开除，虽表示悔意，但一再如此行事。他说越爱手下，会骂得越厉害。他们只渴望一个温暖的家，渴望有人说几句贴心话，听到一两句对自己的肯定和鼓励。&&&& 他在工厂中拥有自己的语录，高管人手一册；他们，若不是因为离去，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即便是离去了，名字也依然很快被忘却。&&&& 但今天，他和他们共同出现在媒体面前。&&&& 他是台湾首富、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董事长。他们，是从今年伊始跳楼的大陆富士康员工们。自由之争&&&& 闪光。&&&& 镁光灯。聚焦。&&&& 看着地上的血渍，望着死者家属痛苦扭曲的表情，郭台铭的心在一阵一阵抽搐。亡妻的死、胞弟的离去似乎又在眼前重现。当年，他就是痛苦者中的一位。可如今，痛苦却发生在他的王国，并且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他。&&&& 这位60岁、身形魁梧的硬汉弯下腰，向富士康员工、向社会、向媒体，深深地三鞠躬。&&&& 他觉得有点不适，他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向别人弯下过腰了。因为他是郭台铭，霸气、强硬的郭台铭。&&&& 霸气，是郭台铭给外界的第一感觉，这主要来源于鸿海集团的军事化管理和鸿海干部高度的执行力。郭台铭说：“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做事方式。”&&&& 重视荣誉，不是阵亡就是升官，这是许多鸿海人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出来的企业文化。命令下来不容置疑，更不用谈抗辩，做不好不用讲任何理由，所谓“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理由”，早已深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郭台铭常说：“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在当了50年警察的父亲的熏陶下，服过兵役的郭台铭有着浓厚的军旅情结，富士康也被建成了一座“军营”。在富士康的厂区，每一个进入富士康的基层员工，在正式工作前都要接受军事训练，甚至包括立正稍息、走正步整队进行。早期的鸿海员工几乎都记得这样一个训示：“要把自动化、效率化的生产管理发挥到极致，控制成本到最低，才有钱可赚。”
&&&& 对于高层主管，郭台铭的要求更为严格。富士康的干部会议就像军官团开会。他随时向他们提问，如果答不出来，骂人的话立刻脱口而出。这些千万富翁们，照样在会议桌前罚站。郭台铭下达的命令，即使远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相关负责人也要在8小时内做出回应；没有时差的，则必须在15分钟内答复。&&&& 他用人唯才、奖惩分明。对表现优异的员工与技术骨干，郭台铭从不吝啬地给予巨额奖金。近几年每年年末鸿海员工聚餐，郭台铭提供的奖品总值都高达数亿元新台币，头奖高达数千万元新台币。但对竞争对手，他则一律以敌人视之。&&&& 私下里，鸿海的员工管郭台铭叫“国王”。郭台铭对此有一套信誓旦旦的理由：“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管理。民主是种气氛，让大家都能沟通。但是在成长快速的企业里，领袖应该带着霸气。”&&&& 在瞬息万变的信息产业中，鸿海集团需要军事化的纪律与精准的执行力来打败竞争对手。&&&& 然而，富士康的员工们比任何企业的员工都更渴望自由。富士康内刊《鸿桥》的一篇文章提到：“虽然这些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也会因为钱而接受加班，但对加班大多有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渴望有可供支配的个人时间和收入。”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发工资的第一天最先想到的是找个去处去消费，而不是把钱寄回家。&&&& 此外，郭台铭在台湾采取军事化管理的时候，自己一直身先士卒——士兵们虽然辛苦，但是在将军的鼓励下依然有干劲。但在深圳的富士康厂区，员工们难以接触高层领导——郭台铭一直坐镇台湾的总部。今年4月加入富士康的陆姓员工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没见过郭台铭，好多人都不知道公司老板是谁。”台湾知情人士杨钊则表示：“管理着这些员工的，主要是中低层的管理者，素质比较差。”富士康一线员工说：“管理比较死板、粗暴，谁有关系谁能上。”&&&& 另外，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陈东升指出，台湾经济的腾飞中，中小企业起了重要作用。在台湾，富士康的员工除了赚钱，还会有一种使命感。大陆的富士康员工们完全感受不到这些。&&&& 希望与绝望&&&& “我认为所有工作要有三个压力：时间、品质与成本。有压力，才称得上是工作，不然就是玩耍。” 郭台铭说。“人一定要学着走逆境，而且越年轻越好！因为有逆境才是你真正学习的机会、成长的机会。”&&&& “郭台铭喜欢用不给自己留退路的人。”一名鸿海内部员工说。“真正的英雄，早就死在沙场上，而不是回来拿奖章的人。”郭台铭如是说。&&&& 郭台铭用人的一大原则，就是看他有没有卖命的决心。他认为，不给自己留退路的人通常都愿意全力以赴。但殊不知，这些人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死亡。&&&& 郭台铭认为，现在很多年轻人说起话来洋洋洒洒，但做得很少。在职场上，年轻人一定要实干，到工作现场从基层做起。挑老板的时候，对你越严厉越凶的人你越要跟。“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就是使自己变得有用。大家都听说郭老板很凶而不敢靠近，现在如果有哪个年轻人敢写信来要求帮郭老板提皮包，这种年轻人才具上进的潜力。”&&&& 对于追求“钱多事少离家近，睡觉睡到自然醒”的现代年轻人，郭台铭说：“如果我的孩子面对工作是这种心态，我就打断他的腿！”但连郭台铭自己也说，有时候对年轻人的要求太苛刻。他给自己的理由是——他对自己一样苛刻。&&&& 郭台铭母亲郭初永真回忆，四个孩子里，就属郭台铭头脑最好，而且又很能吃苦，从很小的时候就带领弟弟半工半读，每年暑假都会去打工，赚取下学年的学费。
&&&& 创业后，郭台铭更是珍惜每一天，过着不折不扣的工作狂的生活。郭台铭认为，他应该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的人，因而他每天坚持至少工作15小时。即使晚上下飞机，他也会马上赶到公司，加班到三更半夜更是家常便饭。在他的日程表上，连上厕所的次数也做了严格的限制。&&&& 他常说，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管理二字，只有责任。你答应的事本来就要做到。或许正因为此，在富士康事件中，郭台铭虽然向全社会、富士康所有员工和死者及家属表示道歉，并再三鞠躬，但是不肯承诺将来不会发生类似的跳楼事件。&&&& 但新生代农民工没有郭台铭“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乐观。他们怀着对大城市的美好憧憬从农村来到城市，遭遇的却是冰冷冷的现实和社会规则。他们拿着低微的薪水，买不起房子、没有当地户籍，巨大的反差让他们难以适应。&&&& 在缺少亲情抚慰和社会支持的情况下，这些不良情绪找不到宣泄途径，久而久之产生厌世感，出现极端情况。这些心智、情感、经验尚未长成的年轻人，会有孤苦、无助、无奈的感觉。&&&& “所以不难理解，个别敏感脆弱的人在无法承受压抑时，会选择极端方式。”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 郭台铭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经历过没有钱吃饭、没有钱买鞋的极苦的日子，对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更加珍惜和感恩，但新一代的打工者面对的是社会巨大的贫富差异，缺乏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勇气。&&&& 放不下的那些人&&&& 抹去头上的光环，郭台铭是一个平凡人。&&&& 台湾媒体人杨钊在和《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的通话中，回忆起多次和郭台铭本人的见面，印象是“一个亲切的好人”。台湾资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范长康向《中国经济和信息化》介绍：“郭台铭是典型的‘50后’台湾人：能吃苦、负责任、勤劳节俭，顾家、爱护大团体。”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副总干事罗家怀在回复本刊的邮件中谈起对郭台铭的印象时说：“他非常好强，有企图心也有执行力。”&&&& 郭台铭和前妻的浪漫故事不输给任何一部琼瑶剧——没钱、没学历的穷小子结识了台北医学院的校花兼富家千金，随后一见倾心、穷追不舍，最终赢得美人芳心。这对恋人冲破种种阻挠，历经5年的坚持，最后，“公主和穷小伙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台湾，郭台铭的口碑甚好。有人说他很孝顺，也很爱家人。他也做关怀社会的事情——捐款31.25亿元给台大成立抗癌中心，捐款4000多万元协助改进流浪狗处理，透过自己所成立的永龄基金与辅仁大学等八所大专院校合作发起“永龄希望小学”课程计划，加强弱势、贫苦学童课业辅导……&&&& 郭台铭这次大陆之行，手上没有戒指等任何装饰物，只是左手腕上戴着一串淡绿色的透明珠链。他曾称，台湾圣严法师对他的影响甚至大于国际金融危机。郭台铭回忆说，圣严法师是一位“不锦上添花，却雪中送炭”的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总是带着弟子，不论贵贱、不论亲疏，去关怀有困难的人。&&&& 相比老板郭台铭，大陆的新一代打工一族显得更加迷茫。在大陆，结婚前有一套住房是大部分家庭对男方的要求。但房价不断上涨、工资变动，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负担。公主和穷小子的故事只能是传说。并且，大陆的新生代打工族被许多社会学专家认为是“普遍信仰缺失”。老一代农民工尚且能从遥远的故乡寻找精神上的皈依，“老天爷”、“良心”是他们的道德判断依据；而新一代农民工在年轻时就开始在城市打拼，虽然在物质上新一代农民工和城市更加相容，但精神层面却更加空虚。&&&& 《广东消费蓝皮书》2009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显示，41.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不是城里人”，28%的受调查者表示“说不清楚”，只有7.1%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是“城里人”。&&&& 归属感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情感，没有归属的人只能在孤独中飘荡。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精神上的“人格分裂者”和现实生活中的“两栖人”。他们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徘徊，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心灵始终无处安放。&&&& 富士康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在职和离职员工都提到：没有朋友，也没有时间交朋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中国的工厂管理制度将这种“原子化”推向了极致。&&&& 富士康的一栋楼房内，灰底蓝字的“富士康科技集团”简体字标牌下，用繁体字标着2～3层的楼层办公的名称。或许，这些已经逝去的富士康员工以前便常常走过这里。如今，故人已去，在熙熙攘攘的厂区内，一切仍在井然有序地进行。只是这块简繁交替的标牌，纪念着一个代工企业在扩张中的历史片段。&&&& 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愿生者自强，死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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