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731罪犯与美国做交易 细菌战资料买无罪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10月27日电 在第66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舞台上，一股“中国风”再次掀起，由中国举办的“纪念一战、二战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主题书展”备受关注。其中，参展的《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是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历经十余年倾尽心力的纪实作品。作者冒着生命的危险采访了原731部队人员，还越洋渡海前往美国，费尽周折挖掘出美国、日本等秘不外宣的大量档案资料，并亲赴中国进行现场查证，彻底揭开了日本关东军731细菌战部队在中国进行活体实验以及细菌战的恐怖的全貌。
　　精彩书摘
　　鲍威尔又拿出另一份资料，继续说道：“石井要求把731部队的全部情报交给美国，以此为条件，保证免除他们的战犯身份。石井向盟军总司令部的麦克阿瑟提出希望得到一份免除战犯的文件&&麦克阿瑟立即向美国政府请示对石井的对策。我发现这份资料就是美国国务院对麦克阿瑟做出的&备忘录&。”
　　日，绝密。
　　标题是：INTERROGATION OF CERTAIN JAPANESE BY RUSSIAN PROSECUTOR REF.SFE 188-2 Note by the Acting Secretary
　　（关于苏联检察官要求对特定日本人进行传讯的问题，美国国务院给麦克阿瑟总司令的“备忘录”。是在这份电报打字记录稿的第二页同一文件中。）
　　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写道：
　　国务院就SFE(远东小委员会）188/2提案答复如下：对石井将军和同僚们所提供的情报，列入情报系统，关于向石井等人保证不使用&战犯&论处的凭据一事，不能同意。
　　因为即使不作保钲，照样可以从石井及其同僚中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情报&&而且给了那种有保证性的文件，日后很可能给美国会引来麻烦。
　　同时，为了不让石井掌握的有关细菌战情报在公开审判中披露出去，就要尽可能地采取预防措施。
　　国务院指示把石井四郎等人提供的细菌战资料作为秘密情报处理，使之不泄露。
　　电报中使用“情报系统”（Intelligence Channels)来表示，也可以意译为“特殊情报渠道”。
　　Intelligence Bureau是情报局,Intelligence Officer是情报军官的意思。美国国务院巳摸透石井心思：“与其被苏军逮捕，还不如投靠美国，能延长生命。”
　　关于石井以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与美国进行交易，免于追究起诉其战犯的罪责，有关人士反驳说，“这并非进行交易。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唯美之命是从以外，别无选择的余地。”但是，这里有一份美方的资料可以确定两者之间有无交易。
　　这是一份附有编号为SFE188/4和日的文件记录。
　　标题为：“国务院、陆、海军部三部调整委员会远东分会”。文件一开头写道：
　　参照SFE/2?SFE/3秘书备忘录，附上的文件是SFE为CAD代理成员的备忘录，分发给分会。
　　J?P?CRESAP USN司令秘书
　　在“附上的文件”中有如下记录：
　　一、CAD（陆军部民事部）代理成员对于国务院成员所说的“即使不做出这种保障，也可以从石井将军及其部下那里取得必要的情报”的记述，不能表示同意。
　　二、陆军部和空军的成员相信，这种情报（细菌战）在合众国的安全保障上极其重要，所以应该承担日后的困难等风险。
　　三、合众国军部、军队职员以及合众国政府当局领导认为，同石井将军及其细菌战集团保持着密切的个人接触，但只要不向他们表示（细菌战）情报不作为战争犯罪的证据来使用，就不可能获得具有最大价值的详细情报。
　　四、因此，最终最重要的是合众国的安全保障。
　　五、（a.省略）b.各部的不同意见，经过进一步研究之后仍不能统一时，各部不同的见解，可分别写报告送交SWNCC（三部调整委员会）。
　　六、P&O陆军部和空军的委员同意上述事项。
　　这样，美国方面在把本国的安全保障看作最重要的这一点上统一了意见。
(责任编辑：沙洋波)
原标题：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与美国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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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符拉迪沃斯托克８月１５日电（记者 朱玉书）８月初，记者来到俄远东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探访伯力审判旧址，重温６０多年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并使用细菌武器的１２名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也称伯力审判。
　　伯力审判旧址，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心，是一组白色大楼，如今是东部军区军官俱乐部。不巧的是，旧址正在装修，无法靠近，只能从远处眺望。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３０日，由２６名苏联军人组成的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判以山田乙三为首的１２名参与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日陆军战犯。６天的公开审判每天锁定７８０人出席。最后，１２名被告都被认定犯有制造并使用生物武器等战争罪行，分别获判两年至２５年不等的徒刑。
　　为进入伯力审判旧址现场，记者颇费一番周折。先问值班人员，被拒绝。后找到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总领馆及时帮记者联系了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和东部军区，然而得到的回复都是：那个地方是东部军区军官俱乐部，不对外开放。最后记者索性直接找到主管装修的小工头，没想到竟得以从装修后门进入。
　　穿过宽阔的走廊，就是伯力审判大厅。由于眼下正在装修，约１０００平方米的大厅内椅子全部被挪走，显得空荡荡的。站在三层楼高的审判大厅内，仍能感到昔日的威严。
　　为更深入了解伯力审判这场人类史上首次对细菌战犯进行的审判，记者采访了两名俄罗斯研究二战的军事史专家：原国家安全委员会（ＫＧＢ）军官亚历山大·拉夫伦佐夫和俄罗斯地理学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分会学术秘书亚历山大·菲洛诺夫。
　　两名专家均指责日军在中国实行的细菌战是非人类、非文明的。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时利用活人做试验。
　　拉夫伦佐夫介绍说，日本７３１部队把用于实验的中国人叫“木头”。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５年，７３１部队在３０００多名中国人身上做活体细菌实验。日军给他们注入病毒、细菌，观看感染效果并做详细记录。
　　他说：“如果中国人挺过来没有死，最后也要被杀掉，因为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拉夫伦佐夫说，审讯时有日本细菌战犯承认，他们把１０名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开花弹１０至２０米远。为了不让这些人立刻被炸死，就把他们的头部和背部用特种金属板和厚棉被掩盖着，双脚和臀部则露在外面。电门一开，炸弹爆炸了，带有坏疽菌的碎片落到实验者所在的小坪上。结果全体“木头”的脚上或臀部都受了伤，他们经过７天惨痛后死去。
　　拉夫伦佐夫说，他今年６９岁，作为原ＫＧＢ军官，曾有机会接触接受审判的军人，尤其是他认识参加审判的翻译彼尔棉科夫。他说，彼尔棉科夫曾来找过他，他们谈起过伯力审判过程，都对日本战犯进行活体细菌试验的做法感到吃惊。拉夫伦佐夫说，可惜彼尔棉科夫现已去世，也没有后代。
　　菲洛诺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二战后有３个重要审判：纽伦堡审判（审判发动二战的德国罪犯）、东京审判（审判在亚洲发动战争的日本罪犯）和伯力审判（审判对中国实行细菌战的日本罪犯）。
　　菲洛诺夫说，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对罪犯作出过死刑判决，只有伯力审判一个死刑判决都没有，因为当时苏联没有死刑。
　　他说，现在的日本政府应主动消除二战时实行细菌战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残留的细菌武器。在二战快结束时，日军在中国领土（除哈尔滨附近外，还有原伪满洲国几处地点）地下藏有大量细菌武器。经过７０多年腐蚀，装置细菌的容器或弹头都已锈坏，里面的细菌也逐渐渗至土壤、进入河流，对中国和俄罗斯生态环境都有后续不良影响。
　　菲洛诺夫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俄中共同要求日本政府出资消除７０多年前实行细菌战对现代生态环境的影响，销毁留在中国的细菌武器，所产生的费用应由日本政府承担。遗憾的是，日本并不承认他们犯下的细菌战争罪，这是非常错误的态度。
　　拉夫伦佐夫也感慨地说：“日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很发达的国家，整体文明程度应该很高，但却对其他国家人民作出如此极端不文明的事。”
　　两名专家都认为，细菌武器是违反国际法且严重威胁人类安全和人类文明的武器，希望细菌战这样的灾难不再重演。
[责任编辑:转过路角忽然发现，3岁的儿子已在路口等着自己回来。
在0℃的江苏无锡街头，环卫工用双手疏通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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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天的日记中，梅汝H写道：“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娟实习记者卞玮发自北京“日，星期三。今天的天气特别好，在华懋公寓十层楼的房间里起身推窗一望，只看见一片蔚蓝天色，衬着一个红亮亮的太阳。”梅汝H在日记里记下这“最近三星期以来未曾有的景象”，就在当天傍晚，他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的身份从上海飞抵日本东京，自此开启了一段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审判”的历程。
　　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参加了这场著名的审判，梅汝H人生轨迹的最大可能应是和从前一样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但命运把他推到了时代的前沿――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席上，审判那些曾经发动、实施侵华战争的日本战犯，并见证着他们被定罪和惩罚的历史。
　　去时满头黑发，归来已花白
　　梅汝H生于江西南昌郊区农家，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9年，在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民法概论、刑法概论、英美法、国际法、政治学等课程。从1934年起，他成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参与若干立法工作。
　　“一方面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根深蒂固，一方面又接受西方的教育，在那个时代父亲算是一个新旧交织的人物。”梅汝H之子梅小H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父亲本为一介书生，一旦面临国家利益和尊严时，中国士大夫的那种东西就显现了出来。
　　比如每每想起“前方战事吃紧而后方官员紧吃”，他的心情就像山城重庆上空的浓雾一般阴郁、灰暗。后来到东京参与审判，他的体会更深：“处身外国的人，对自己国家不争气最感痛苦。”
　　除了怒国家和民族之不争，他在等待审判的日子里还时时处处对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状况进行观察与思考。“看看他们的千万农村，便可知道他们农民的生活比我们中国农民舒服多了。”他奇怪于日本战后男女的精神面貌，“体格依然很强健，尤其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是矮矮壮壮的而且红光满面”，这与外国报纸所载的日本人生活如何困苦似乎有点不尽相符。
　　“基于这种较为细致的、超越专业局限的观察与分析，他能够体会到日本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中的某些矛盾，进而对美国推行的有关政策进行批评。”梅小H分析道。
　　所以当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与他交谈时说道“中国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它最理智。他们知道无论如何终究是要和日本相处的”时，梅汝H最关切的是“他统治日本的政策是否有损于我祖国的利益或妨碍我祖国的发展”。
　　就这样一位典型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代表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许多人未曾料到的。
　　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劝说梅汝H接受任命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本来就是一座舞台，历史也不过是一串戏剧。既是戏剧，你就不妨在这一出里担任主角。”
　　然而，这并不是一出好演的“戏”。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加有威严，梅汝H特意蓄起上唇胡须，增添了几分老成。“父亲去东京时满头黑发，在远东军事法庭审理战犯期间回国述职时，头发已花白。”梅小H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由此可见审理颇费周折。
　　备受身份与情感的煎熬
　　整个审判的法官团队由中、美、英、苏、法等11国法官组成，由于法官迟迟未到齐，法庭开庭日期一拖再拖。梅汝H平日里除了研读审判相关的材料，每天还保持着记日记和打太极拳的习惯。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他还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献剑典礼”。
　　就在抵达东京后的第九日，梅汝H遇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现状的顾毓L博士。当顾博士一行将一柄从日本西京买回的长约三尺余的宝剑赠给他时，他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闻此，顾毓L大声道：“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个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
　　在当天的日记中，梅汝H写道：“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梅小H说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是中立的，尽管父亲对战犯“恨之入骨”。
　　“他的记忆里，侵华日军在南京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要数下关草鞋峡的那一次。”梅小H说。
　　那次屠杀发生在日(即占领的第六天)夜间。当时，侵华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而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侵华日军饿死或打死者外，全部都以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
　　后来的生还者伍长德曾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的证言在梅汝H的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可以想见，父亲在法庭上应该是心潮起伏，备受身份与情感的煎熬。作为法官，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倾向。”
　　除了法庭上的中立，熟悉英美法系中法官和检察官严格分工的梅汝H还在生活中与检察官向哲浚避嫌，眼看着对方为收集证据、草拟起诉书昼夜奔忙却不能施予援手。为避免不断向别人解释法官和检察官之间的工作关系，向哲浚后来不得不搬离同住的饭店。
　　“父亲觉得审判结果差强人意”
　　尽管审判困难重重，为使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尊严，梅汝H一直据理力争。
　　开庭预演时的“座次折冲”自不必说，而后量刑时的激烈争辩也让人印象深刻。“在最后表决前的一个星期里，他几乎睡不着觉。”梅小H说，当时一些法官因为来自没有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的国家，不赞成对战犯处以死刑，父亲根据两年来在审判过程中收集的日军暴行证据，坚持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判决死刑，后来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将东条英机等7名罪行累累的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经过梅汝H的交涉，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最终由中国人书写。后来，他将庭审结束后堆积如山的证据记录在判决书里，“那些日子，我们就像钻进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的虫子，每天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
　　审判结束后，梅汝H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他写道：“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和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尽管成功地审判了日本，但父亲觉得最后是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梅小H说。
　　当时在押战犯原有100多人，第一批只解决了25个人的问题（16个无期，7个死刑，2个有期徒刑），起诉的是28个，有两个在审判过程中就去世了，还有一个被认定为患有精神病而不再追究。法庭既没有官方发文件宣布审判结束，也没有再开庭。除此之外，审判程序中没有规定辩论时限，被告的辩护律师似乎可以一直说下去，甚至用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来进行拖延。
　　因为这段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梅汝H的名字在后来几乎成了中日关系的晴雨表――中日关系紧张时，他便被人翻出来说；中日关系缓和时，他便成为不合时宜之人被淡化。但在梅小H看来，没有什么评价比父亲的自我评价更中肯的了。
　　上世纪60年代初，梅汝H在《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中呼吁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同时，如是写道：“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南京审判：铁证前，日本战犯防线崩溃
　　在审判时，谷寿夫抵赖，称自己虽然是指挥官，但南京大屠杀期间并不在南京而在日本国内。法官们为了找到证据，翻阅大量资料，最终在日本新闻媒体刊发的日军攻陷南京城的照片上，找到了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进城的谷寿夫的影像……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蒋芳发自南京 日，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秦德纯为主任委员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相继在各地逮捕和审判日本战犯。其中，以南京审判最著名，影响最大。
　　南京军事法庭全称“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于日，直属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次年1月，《中央日报》刊登了即将在南京公审战犯的讯息。报道透露，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一案，国防部军事法庭定于（1947年）2月6日至8日在励志社大礼堂审讯三天，由石美瑜任庭长。
　　审判谷寿夫的消息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前来旁听的南京市民络绎不绝。一张记录当时景象的历史照片显示，印有“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白色横幅悬挂在一个造型考究的屋檐下，建筑的门前挤满了穿着普通衣服的市民，而在拥挤人群的前排似乎还站着戴着军帽的军人。
　　“红砖绿瓦门前，两侧插旗各一……宪警戒备森严，旁听者需携有旁听证方得进庭。楼上楼下，座无虚席，据统计，旁听人数约二千……”审判第二天，《中央日报》如是报道称。
　　如今，重返历史现场，60多年前的熙来攘往已不复存在。
　　昔日审判席，今日会议厅
　　在位于中山东路307号的江苏省会议中心内，有几栋造型考究的民国建筑。其中一处名为“黄埔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就是当年法庭所在地――“励志社大礼堂”。“励志社”原为为国民政府官员提供后勤、日常生活及娱乐服务的场馆，现为江苏省会议中心办公地。
　　1947年，作为战后审判乙级战犯的国际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战犯主要包括四人：谷寿夫（日本第6师团师团长），作为指挥官类军官进行审判；官兵类的三个代表，分别是砍杀300余名中国人的田中军吉、参与“百人斩”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珍藏的“593卷宗”记载，军事法庭公审战犯谷寿夫时，先后有80多名证人出庭陈述谷寿夫等日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金陵大学外籍教授史密斯&贝德斯就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的客观事实作证；上千人出席旁听，庭外装有播音器，许多市民聚集庭外收听审判实况。
　　“虽然当时南京大屠杀有大量血证，但在审判谷寿夫时，他却抵赖，称自己虽然是指挥官，但南京大屠杀期间并不在南京而在日本国内。法官们为了找到证据，翻阅大量资料，最终在日本新闻媒体刊发的日军攻陷南京城的照片上，找到了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进城的谷寿夫的影像，他这才无奈伏法。”军事科学院专家丛文胜介绍道，“不仅如此，‘百人斩’的两名日军军官的后人，也曾在2003年妄图翻案。”丛文胜说，遗憾的是，日本人在投降70年之后仍然
　　不知悔改，妄图挑战二战战后秩
　　序的行为，与当年的战犯并无二致。
　　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南京审判侵华日军战犯军事法庭”遗址经修缮后对外开放。如今，建筑内部不仅展出了部分历史照片，还循环播放着法庭的历史视频。
　　“京字一号证据”被隐秘保存2000多天
　　南京审判开庭后，一位名叫吴旋的中国人舒了一口气，他提心吊胆保存了2000多天的一本内存16张照片的灰黄色硬皮相册，终于重见天日。
　　这正是后来将谷寿夫心理防线击溃的“京字一号证据”。“这组档案是由日军自行生成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必强说。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时，日媒拍摄了当天情形。照片于1938年1月被送至华东照相馆送洗，学徒工罗瑾发现这组照片后，悄悄留下了副本。
　　据了解，这16张照片完全记录了日本兵挥刀杀人、开枪打人、端枪刺人、挖坑活埋、奸淫妇女的惨相。照片上，日本兵还耀武扬威地嬉笑着，而中国老百姓都低垂着头，面对侵略者的刀枪，木然地等待着被污辱和被屠杀。
　　吴旋后来为向法庭呈送证据，向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呈文《为呈献南京大屠杀案敌寇罪行照片事》：“窃民于民国廿六年日寇发动淞沪之战未几而攻陷南京时，民仅十四岁，且阻于交通，躲避难民区。时有洪姓（应为罗姓）学友于南京开设照相馆，有日寇以其所得照片至该馆洗印，俾作‘胜利’之夸口。民同学惧其淫威，不能拒绝，乃同时用其底片加印一份，共得小照片十六张，多为敌兵之罪行，或以残杀我同胞为笑乐，迄今视之，犹有余悸，其后洪某（罗某）以日兵搜索，未敢留存，乃由民保管，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检出。胜利以来，此十六张照片始得重睹天日，今闻贵会有搜集敌寇罪行、侦讯战犯用，特将该项材料检出，请代送有关机关，使残暴敌寇得以明正典刑。并请审讯完毕仍将原片赐还，以作纪念，实为德感。”呈文的末尾，吴旋按了一个很大的手印，那手印像一摊血。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在1946年11月《关于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案经过概述》中说：“本会所搜集之大屠杀照片十六帧，据报纸所载，谷寿夫被侦讯时，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
　　铁证面前，谷寿夫只得俯首认罪。1947年被枪毙于南京雨花台。田中军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也于1948年被处决于此。
　　首次确认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0余万”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27页）记载，首次、直接和明确地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0余万”的，就是石美瑜、宋书同、李元庆、葛召棠、叶在增等五位中国军事法庭的法官，出处则是著名的“谷寿夫判决书”。
　　“谷寿夫判决书”是指中华民国36年（1947年）3月10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即指南京审判法庭）以“三十六年度审字第一号”下达的判决书。在这份判决书中，相关表述有三处：
　　其一，在判决书的“事实”部分明确写道：“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毁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尤非笔楮所忍形容。”
　　其二，在判决书的“理由”部分开头明确认定：“至其陷城后，与各会攻部队，分窜（南）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射杀及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屠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达30余万人。”
　　其三，在判决书的“理由”部分还明确认定：“被告（谷寿夫）既系会攻南京之高级将领，因遭守军猛烈抵抗，乃于陷城后，会合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各区，实施大屠杀及奸掠、焚烧等暴行，我被俘军民惨遭杀戮者，达30余万人之众，已遇监督不严之偶发事件，显有不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认为，分析上述三段判词不难发现，五位法官不仅明确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为“30万人以上”或“30余万人”，其中两处还明确指出“30余万”的数字，是由“集体屠杀19万人”和“零散屠杀15万人”构成的。在这里，五位法官的判词是十分客观和科学的，“30万”是约数，也是确数。所谓约数，是指超过30万人遇难；所谓确数，是指不少于30万遇难者。此外，还明确判定屠杀30余万人的时间、地点、加害对象、受害对象、加害手段等，十分详细和准确。
　　如今，国家档案局近日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共有11组。其中就有著名的“谷寿夫判决书”，以及当时将谷寿夫定罪的“京字一号证据”。\
　　南京审判法官后人回忆:“调查取证的日子里，父亲常被恶梦惊醒”
　　为了搜集这些罪证，叶在增日夜奔走于南京各处，达两三个月之久。那段日子里，他满脑子都是同胞被日军残杀的一幕幕惨景。为此，他半夜里也经常被恶梦惊醒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蒋芳发自南京 日，南京军事法庭开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案。当时法庭组成人员有：少将庭长石美瑜任审判长；宋书同、李元庆、葛召棠、叶在增任审判官，并获得国民党政府授予的上校军衔。
　　其中，叶在增法官是最年轻的一位。叶在增系福州人氏，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1934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在国民党中从事军法工作。他的大儿子叶于康如今生活在江西省九江市。受父亲影响，叶于康本人也时刻关注着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工作。
　　奔走调查取证长达两三个月
　　1946年南京军事法庭成立时，叶于康只有5岁，但他对父亲当年的经历却是再熟悉不过。
　　“父亲当时只有30多岁，与其他几位大法官比起来资历较浅，但却承担了主审谷寿夫案件的重任。我后来也问过父亲为什么会是他？他说，这是经过了慎重讨论的结果。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是当时司法界年轻法官中的佼佼者。”叶于康说，为了把谷寿夫的罪证查清，把事实搞准，父亲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据叶于康介绍，叶在增接手战犯谷寿夫案后，便深感责任重大，他从调查取证着手，察看了多处屠杀现场遗址，开了20多个调查庭，传讯了大量有关的中外证人……“为了搜集这些罪证，家父日夜奔走于南京各处，达两三个月之久。”
　　史料记载，叶在增对日军大规模集体屠杀的十几个主要地点，如花神庙、斩龙桥、汉中门、中山码头、五台山、草鞋峡、燕子矶、观音门、汉西门、紫金山、东岳庙等屠杀现场，进行了实地察看和统计。对零星杀害民众的地方也进行了察看。当时，城内所有池塘、水井、小河都被尸骨填满，山岗和荒地上更是尸骨成山。二条巷口的大北山，甚至改名为“尸山”。
　　得知叶在增前来调查取证后，许多幸存的受害者、亲属、目击者、尸体掩埋者，纷纷主动向叶在增控诉和揭发日军罪行。甚至深更半夜时，叶在增也常被来访者叫醒。父亲告诉叶于康，那段调查的日子里，他满脑子都是同胞被日军残杀的一幕幕惨景，只要他一闭上眼睛，就像有千千万万的亡灵在喊冤哭诉。为此，他半夜里也经常被恶梦惊醒。
　　日，审判长石美瑜铿锵有力地宣读了由叶在增主笔、葛召棠参与的万言判决书：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日上午11时，两个法警将谷寿夫从看守所提出来，押到监刑室。监刑法官葛召棠对谷寿夫验明正身之后，宣读了执行处决的命令。谷寿夫随即被五花大绑，押赴雨花台刑场。
　　“我作为大儿子跟父亲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94年84岁的父亲去世。父亲经常在家里对我讲审判日本战犯以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他说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大快人心。自己能参与审判，非常荣幸。”叶于康说。
　　“法定的历史定论绝不允许否认”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耗费20年，将包括叶于康在内的5名南京审判法官的后代全部找到。如今，他们都与纪念馆保持着联系。
　　叶在增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父亲去世后还留下了一些回忆南京审判经历的手稿，题目大致是“血债血偿”、“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不允许重演”等几篇。“这些文章都是父亲珍贵的回忆，后来也没有在外面发表。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我和其他几位南京审判法官的后人，把这批珍贵手稿的原件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现在，叶于康担任着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特邀研究员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的理事。
　　由于这份职责，叶于康每年都会到南京数次，参加各类纪念活动和研讨会。“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今年5月重回了南京审判法庭的现场，站在了‘黄埔厅’内。父亲当年在这里审判谷寿夫，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又在同样的地点纪念抗战胜利。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每每想起南京30多万遇难同胞，我们的脸上在流着泪，我们的心中在淌着血。法定的历史定论绝不允许否认，血写的历史决不允许篡改！”叶于康说。
　　伯力审判：消音半个世纪的证言
　　伯力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朱玉书实习记者卞玮发自北京、符拉迪沃斯托克日，寒冷的西伯利亚河港城市伯力，灰蒙蒙的天空飘着细碎的雪花（据日本战犯三友一男的回忆录描述）。从中午12点起，在伯力城的红军文化宫里，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审判――伯力审判正在进行（哈巴罗夫斯克在汉语中旧名“伯力”，故俄方称这场审判为“哈巴罗夫斯克审判”）。
　　新近出版的《伯力城审判》一书编校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伯力审判首次揭示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
　　12名细菌战罪犯最高被判25年
　　时至今日，相比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伯力审判作为二战后又一次重要审判，却并不那么为人所知。
　　根据1950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简称《审判资料》）显示，伯力审判从1949年10月开始准备和预审，12月6日至7日集中对12名被告逐一讯问。正式庭审会从12月25日持续到30日，由少校法官契尔特科夫等10名苏联人组成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包括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日本细菌战罪犯进行审判，并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日法令的第一条”，判处他们2至25年不等的徒刑。
　　根据《审判资料》，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日本被告的犯罪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中国建立731、100等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2）为坚持细菌武器效能，有系统和大规模地用活人来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3）1940年间，在他们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热等流行疾病；（4）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大量储存细菌战材料。概括言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策划和准备反苏和反其他国家的侵略时，为达到其目的计，曾立意大规模地使用，并且在局部上已经使用过细菌战武器这种大批歼灭敌人的罪恶工具”。
　　受审日本战犯刻意掩盖罪行
　　在苏联对12名日本战犯的审判中，日军用活人做细菌试验令人发指的罪行也被揭露出来。
　　如731部队训练部部长西俊英在受审期间就供认：“1945年1月，由我亲身参加对10个中国战俘进行过传染坏疽病的实验。实验目的是要查明在零下20度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坏疽病进行传染。这次实验的手续如下：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开花弹达10至20公尺远。为了不让这些人立刻被炸死，就把他们的头部和背部都用特种金属板和厚棉被掩盖着。双脚和臀部则露在外面。电门一开，炸弹爆炸了，带有坏疽菌的散片落到实验者所在的小坪上。结果全体受实验者的脚上或臀部都受了伤，他们经过7天惨痛之后都死去了。”
　　孙家红查证英文资料后发现，伯力审判的核心法律依据――法令第一条，所针对的主要是德国法西斯对于所羁押的苏联公民和红军所实施的杀害和刑戮罪行，以及苏联公民及其同谋的间谍和叛变罪行。“伯力审判时，日本战犯在交代战争罪行时曾采取技巧刻意掩盖罪行，并没有将731部队等细菌部队的完整组织情况以及全部犯罪罪行彻底交代。后来发现的档案材料和当事人访谈，更揭出一些在伯力法庭上没有被揭露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孙家红说。
　　美苏角力下的正义审判
　　二战后，对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中，最著名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在伯力审判之前进行，但它们却都没有对日本细菌战罪犯进行审判。
　　“原因之一是发动和研制细菌战争主要罪人、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用其408次细菌试验的研究成果作为免予起诉的条件，和驻日美军进行私下交易，逃避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而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伯力审判）目的是追究二战所有罪犯的责任，彰显历史的公正和正义性，它也弥补了国际军事法庭的‘漏罪’。”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菲洛诺夫告诉本报记者。
　　俄罗斯二战审判历史研究专家、伯力原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亚历山大&拉夫伦佐夫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还为这些细菌研究资料支付给石井四郎25万日元。”
　　“无论是基于冷战思维和竞争利益，还是在苏联人看来自己是日本军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罪行的最大受害者，或是出于苏联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领头羊”的地位，在二战胜利后对战败国日本进行一场公开而正义的审判，来彰显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光辉形象，都显得十分必要。”孙家红分析道。
　　伯力审判一经公开报道，反响十分强烈。
　　虽然1949年10月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参加这场审判，“但是，当时毛泽东就在苏联为斯大林庆祝70岁生日。”孙家红说，在这场审判过程中，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地转发塔斯社新闻通稿，称这是“一场正义的审判”，审判结束后，中苏两国政府就进一步审判细菌战罪犯进行了公开函电往来。1950年，苏联政府还将一批日本细菌战罪犯移交给中国政府。
　　“1956年，中国在太原和沈阳进行的日本战犯审判，跟伯力审判有密切关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长袁光老将军回忆说，中国的战犯审判就是仿照伯力审判进行的，甚至，伯力审判的资料成为中国审判战犯的一项证据。”孙家红说。
　　而美方在难以否认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只能不断声称伯力审判是一场“政治秀”，刻意在媒体上加以歪曲和反宣传。然而，“随着1980年以来美国政府相关档案解密，通过一些记者、学者研究揭发，美国当年攫取日本细菌战实验材料，聘用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罪犯进行细菌武器开发，借以推进本国细菌战水平，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针对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施放细菌武器等事实，早已大白于天下。”孙家红说。
　　探访伯力审判旧址:伸张正义的神圣之地
　　虽然约1000平方米左右的大厅空荡荡的，所有的椅子都被挪走了，但是两边屹立着的白色柱子，仍能透出昔日的威严与辉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朱玉书发自符拉迪沃斯托克 8月初的俄罗斯远东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又称伯力）美丽无比，蜿蜒的阿穆尔河绕城而过，河对岸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口――中国的最东部。沿着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心姆拉维约夫-阿穆尔大街走到尽头，便是位于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团广场，这里高大的纪念碑和红白相间的蓝顶教堂是这座城市的地标。
　　蓝顶教堂旁边，一组白色的建筑气势恢宏，建筑门前矗立着30多根白色混凝土柱子，这就是伯力审判旧址――曾经的红军文化宫，现在的俄东部军区军官俱乐部。不巧的是，这里正在装修，周边被围了起来，只能从远处张望。
　　哈巴罗夫斯克原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亚历山大&拉夫伦佐夫是专门研究二战审判历史的专家，因为工作关系他接触了许多内部档案材料，也见过当年参加审判人员，但遗憾的是，如今他们都去世了。他还给我们展示了他收藏的档案材料和12个日本罪犯受审的档案照片。
　　在哈巴罗夫斯克，我们还见到了二战历史专家、俄罗斯地理学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分会学术秘书亚历山大&菲洛诺夫。研究二战历史30多年的菲洛诺夫提到伯力审判侃侃而谈近两个小时，当他听说我们想进去看看伯力审判旧址时，便主动领着我们再次来到东部军区军官俱乐部，但仍被告知正在装修不开放。
　　第二天中午，本报记者再次来到东部军区军官俱乐部，眼见就要无果而归，心里非常不甘，最后索性直接找到主管装修的工头。说明来意后，只见他笑了笑说，现在装修确实不好看，等明年装修好了你将看到一个漂亮的大厅。看到记者的坚持，他说只可以进去看一小会儿，意外的惊喜让记者激动不已，“感谢装修！”
　　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伯力审判现场，约1000平方米左右的大厅空荡荡的，所有的椅子都被挪走了，尽管没有灯光，黑黑的一片，但两边屹立着的白色柱子，仍能透出昔日的威严与辉煌。也许是正在装修的原因，只觉得主席台高出大厅许多。
　　当年的主席台上，是由苏联军人组成的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台下侧面是12名日本战犯，他们就是在这里供认如何对中国人实行灭绝人性的活体细菌试验的。后面的观众席上，公开审判时每天有约780人出席。最后，12名被告都被定罪，并判处2年到25年有期徒刑――这在当时没有死刑的苏联是最重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六十多年前的这里，是伸张正义的神圣之地。
　　“这个大楼明年完工，外边正在修纪念碑，据说42名市长要来参观。”临别时，装修工头如是告诉本报记者。
　　新中国对日审判：“没有一个战犯不认罪”
　　“我犯下了双重罪行。我自感理应受到严处，但中国人民反以宽大为怀，教育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只要我生命尚在，就一定誓死为和平而奋斗，以实际行动向中国人民谢罪”――日本战犯寺本秀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羽王学涛发自太原 1956年6月-7月间，新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根据《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人民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中的数据，彼时新中国实际在押的日本战犯共1062名。其中，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969名战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的有140名战犯，死亡47名战犯。
　　目前唯一健在的、曾全程参与太原侦讯日本战犯工作的王石林老人说，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侦讯和审判采取了人道主义做法，在铁证面前没有一个战犯不认罪。
　　“白天审、礼貌用语很讲究”
　　王石林老人现年86岁。据他介绍，当时，苏联移交的战犯关押在抚顺。而太原关押的136名战犯除了参与侵华战争外，还有日本投降后又与国民党阎锡山从事反人民内战的。其中有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曾阴谋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有杀害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大野泰治等。
　　在侦讯工作开始前，由最高人民检察署牵头，从检察、公安等部门抽调了300余人，在北京的真武庙举办了侦讯业务训练班。当时，山西被选调培训的干部只有王石林和张焕新两人。
　　“学习是保密而且全封闭式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要审讯日本战犯，还以为只是业务培训。”王石林回忆道。直到曾参加东京审判的前中国法官梅汝H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情况，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同志介绍了在押日本战犯及伪满战犯的改造情况后，他们才慢慢知道要侦讯日本战犯。
　　“（但）我们都不想侦讯日本战犯。一方面，非常恨他们，怕带着这种思想情绪，搞不好工作而犯错误。另一方面，得对日本战犯采取人道主义待遇，白天审、礼貌用语很讲究。”王石林说。
　　三个多月培训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了高检东北工作团委会（简称“高检东北工作团”）。高检东北工作团又派出以副团长井助国为首的太原工作组，前往协助山西省日籍战犯的侦讯工作。山西省人民检察署会同有关部门，成立了“山西日本战争罪犯分子罪行调查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合办公室”）。当时，王石林被分配到侦讯小组担任组长，并且负责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等5个战犯的侦讯工作。
　　王石林表示，当时的侦讯工作主要是让日本战犯认识到日本侵华是屠杀中国人民的非正义战争，参与这种战争本身就是犯罪。但在侦讯之初，这些战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拒不认罪，特别是有特务身份的战争罪犯，都有反侦查能力，调查难度很大。
　　“5个战犯中有4个是搞间谍敌特工作的，并且有的战犯精通汉语，但作为主审人的我不懂日语，所以刚开始侦讯工作困难较大。”王石林举例说，比如富永顺太郎就是个老牌特务，有丰富的反侦查经历。侦讯过程中，他要么沉默寡言，要么笼统交代问题，或者在证据面前不认账，态度相当暧昧。
　　“我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有些急躁，一下乱了套，助审赵林也坐不住了，审讯的局势有些失控。”王石林说，后来井助国来到，及时调整了审讯策略，从批判战犯的暧昧思想入手，最后切入主题。富永顺太郎交代了5个问题，包括利用无线电侦收、派遣密探和伪装商店、公司等手段，窃取我西北、西南、华中、内蒙等地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
　　此后，王石林对症下药，对他们的材料进行认真分析，有针对性地采取漫谈式、迂回式、推进式、命令式等方法，终于使几个战犯认罪服法。
　　起诉书周总理逐字逐句审阅
　　自1954年2月至1956年6月，两年多的侦讯调查，既促使战犯们认罪服法，又为国家司法部门提起公诉，交付审判提供了大量人证物证。
　　王石林回忆说，1956年夏，在侦查终结时，首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西在押的次要和悔罪表现较好的120名日本战争罪犯宣布免予起诉，并于6月2日和7月18日两次在太原山西机械厂大礼堂举行宣布免予起诉决定。参加旁听的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居民和新闻单位代表1600余人。当时，他受命主持大会仪式，井助国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
　　会上，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争罪犯，得到宽大处理，失声痛哭，并纷纷要求发言。战犯寺本秀哭泣着说，“我犯下了双重罪行。我自感理应受到严处，但中国人民反以宽大为怀，教育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只要我生命尚在，就一定誓死为和平而奋斗，以实际行动向中国人民谢罪。”
　　“当时跪成一片，哭成一片了。这是新中国审讯日本战犯与国际上或者国民党审讯日本战犯的不同之处。咱们审讯的战犯最后没有一个不认罪的！”王石林说。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确定，在山西关押的将要起诉的有9名日本战争罪犯。其后，王石林等部分侦讯人员被抽调到北京西郊卧佛寺集中，为即将开庭公审撰写起诉书。当时，王石林负责起草富永顺太郎和城野宏的起诉书。根据罪行、悔罪表现等，周恩来总理对审判日本战犯工作批示为：“一个不判处死刑，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
　　“我当时年轻气盛，觉得9名战犯都该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周总理说，一千多人都杀了能不能平民愤？让他们回去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不好么？”王石林把起诉书书就后，又经过法律专家、文字专家的反复斟酌修改，然后才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呈周总理批准。富永顺太郎和城野宏的起诉书，最后由周总理用毛笔逐字逐句审阅批改。
　　1956年6月，在太原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对被起诉公审的9名日本战争罪犯作出判决，分别判处8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当时参加旁听的有机关、部队、大中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的代表4000余人。
　　日方探视家属与犯人同吃同住
　　王石林回忆说，无论是在审讯期间还是在审判过程中，中国人民以高瞻远瞩的博大胸怀对日本战犯采取了人道主义待遇，开创了教育改造国际战争罪犯的成功先例。
　　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人民生活困难，但仍然给予这些战争罪犯相应的生活待遇。王石林说，当时在押战犯的伙食标准，高出工作人员的两倍半，战犯管理所还专门为他们设置了图书室、医疗室、理发室、澡堂、活动室、篮排球场等，每周播放一次电影，包括日本原版电影。
　　此外，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日本战犯家属还来太原探视。王石林说，当时富永顺太郎和城野宏的家属来了后，他们把预审室腾出来，让犯人和家属同吃同住，这在国际上都史无前例，来访者也深受感动。
　　1956年3月，按照国家公安部的通知要求，分期分批地组织在押战犯先后参观了太原钢铁厂、榆次晋华纺织厂、太原玻璃厂以及太原等地市容、学校、商业和农村水利建设、农业合作社等。继而又走出山西，分批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大中城市参观，使他们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成就。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56年先后分三批对在押的1017名罪行相对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侵华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返回日本后的上千名战犯，自发组成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他们通过著书写反省、进行广播电视宣传、举办展览与讲演集会等活动，广泛地向日本国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积极推进中日民间友好。
　　王石林说，这些战犯后来有的还在中国办企业，尽其所能地为中日友好做些有益的工作。比如原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中川博、儿玉华子等与中国有关单位合资兴建了机械厂、摩托车制造厂等。战犯汤浅谦四访山西，对自己罪行进行了真诚忏悔，还带来樱花树苗，亲手种在太原牛驼寨烈士陵园。
　　记者观察：今天，我们为何要重提对日审判
　　重提对法西斯日本审判，重在警示日本右翼：当年日本战犯罪行已定谳，不容变更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今年6月，东京审判69周年纪念日（日）刚过不久，自民党右翼势力便被曝出：计划成立新组织，“纠正东京审判中的谬误”。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这个新组织计划设在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下，担任会长的稻田朋美是握有实权的右翼政客。新组织将对二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最高司令官制定的占领政策、东京审判以及日本现行宪法的制定过程进行审查论证。
　　在世界各国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氛围渐浓的背景下，日本右翼政客试图篡改历史、推翻战后国际秩序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
　　“窥一斑即可知全豹”。这当然不是“稻田朋美们”第一次质疑东京审判，但却在这样的时机下，成为了外界审视日本二战史观的一面镜子。
　　日右翼妄图“重验”东京审判
　　稻田朋美曾在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她是日本政界超党派组织“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会”的核心成员，还曾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
　　6月18日，稻田朋美在记者会上对计划成立的“新组织”进行了具体表述。她辩解称，不打算否定东京审判结果，但自民党认为写入判决理由的历史认识比较草率，有必要由日本人自身切实加以验证。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的谬论主要有四种：“国家责任”说，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完全说成是“国家责任”；“事后立法”说，原侵华分子田中正明妄称东京审判是“按国际法和习惯法中都没有的‘破坏和平罪’及‘违反人道罪’等事后法进行的”，因而判决不公正；“战胜国审判”说，“战犯罪名是战胜国任意强加给东条等日本政治和战争领导人的”，故不合法；以及“侵略定义未定”说，指“侵略定义可由各国自行解释”等言论。
　　“右翼对东京审判的争议，自当年审判的时候就存在，包括对东京审判司法管辖权的争论等。”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说。他表示，近期日本“东京审判否定派”的主张愈发强化，无疑与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有关，同时也与东京审判确实留下不少待解的难题有关。
　　尽管留有缺憾，但东京审判以法律的形式令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受到惩处。中国学者们认为，东京审判的严肃公正不容右翼抹杀。
　　“今天纪念东京审判非常有价值。它告诉人们，当年日本战犯的罪行已成定谳，不是右翼能够随意推翻的。况且，即使在排除中国在外的《旧金山和约》（1952年）中，日本也已经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法律正义，不容变更”
　　《旧金山和约》第11条有关“战争罪刑”的内容包括：日本接受在日本领土内外之“远东国际军事法院”，与“联盟国战争罪刑法院”之判决……
　　由此，日本不仅早已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并且也早已接受了包括南京审判等一系列中国对日审判的判决。白纸黑字上的历史史实，与日本右翼当下动辄否认南京大屠杀、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等做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法律正义，无法变更，不容变更。”日本问题研究者、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总结道。
　　但遗憾的是，如今知道东京审判的日本人越来越少，更不用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与二战其它受害国各自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了。“一方面是日本右翼的观点经常见诸媒体，另一方面是日本学校不怎么讲授近代史，很多人没有接受到客观的历史教育。”一位在日媒体人分析说。
　　“所以我们现在重提对日审判，强调铭记历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年我们‘以德报怨’释放了那么多日本战犯，这对后来的中日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要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中国当年对待战犯的态度。”陈言强调。这些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后来也曾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成为中国建设发展的坚定支持者。陈言表示，这为日本如何正视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事实上，据《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人民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介绍，二战后，相较于其它二战受害国对日本战犯的判决，来自中国的判决是最体现中国胸怀的。比如，英国在香港和新加坡设立的特别军事法庭，共对564名日本战犯予以起诉。其中，133人被判处死刑，2名被判处终身监禁，369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再比如，美国对1453名日本战犯予以起诉，判处140人死刑；澳大利亚对939名日本战犯予以起诉，判处153人死刑。而新中国先后分三批释放了上千名日本战犯，只对45名战犯进行了审判。
　　实现历史和解，道阻且长
　　“相比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中国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主要是乙级、丙级战犯。他们的罪责虽然没有甲级战犯那么重大，但对他们的审判、改造，对日本人看清侵略历史、不再重蹈覆辙具有重要作用。”张生说。
　　其实如今在自民党内部，对稻田朋美“设立新组织”的议题亦感到担忧。该党内有声音认为，或因检证内容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坛“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
　　陈言也注意到一些值得继续观望的苗头。8月6日，旨在为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提供建议的“21世纪构想恳谈会”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交了报告书。报告书写入了“侵略”和“殖民统治”，但并未涉及是否应该“道歉”。
　　在陈言看来，“恳谈会”对“侵略”战争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否定东京审判的“侵略定义未定”说。“日本最大的右翼就是安倍，但由安倍智囊承认的战争定性，使得右翼不再容易直接否定曾经发动过对华侵略战争。”
　　不过即便如此，更多的学者认为，这也不会扭转安倍政权继续右倾的发展趋势。
　　8月7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日本媒体上发表题为《反省历史开辟未来》的文章，文章指出，“毫无疑问，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行为是侵略，无论是出自什么理由，战争的结果造成了300万日本国民的牺牲，而日本人至今没有好好地总结和反省那场战争。在战后70周年的这一时刻，日本人应该认真地总结一下历史”。然而中曾根同时认为，“我本人并不支持‘东京审判史观’”，“当时领导人的战争责任本来应该由日本人自己来追究，但却由东京审判这一外部裁决来下了定论”。中曾根曾是首位在日本国会答辩中承认“侵略”的首相，对当年的审判认识尚且如此，可见，要实现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和解，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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