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县官工资怎么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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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县官工资怎么领？
――郡县制度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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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官员的工资中现金部分的比例一直比较小，而实物的比例比较大，便不由得让我们现在的人很困惑：每月领取工资的时候，政府也好，官员也罢，岂不都是非常麻烦么！&&&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政府财政支出最为重要、最为复杂的项目之一，就是给官吏发放俸禄和给士兵发放口粮。一般来说，官员的工资发放，无论是现金还是实物，都必须先由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门根据编制和定额，按年度统一作出严格的预算。这个预算当然要分成中央与地方两大类别。隋、唐、宋三朝的制度大致相同，如京师各部衙门官吏俸禄发放预算首先须由财政部门按年度编制好，按朝廷既定的衙门系列顺序开出领取工资的调拨单。然后再给各衙门的每一个官员出具每月工资的领取凭证。如《宋会要辑稿?职官》中记载：每月定期由三司度支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财政部）分掌官员俸禄的科室向各单位发放统一的“空名文历”，即等待填写的机关工资报表，由各单位专门负责具体财务的人员将本单位在编官吏工役的姓名、级别、职务等一一填写清楚，经主要领导人审核签字后，报送给度支部。这种已经填好回呈的工资报表，被称之为“立名文历”，还要经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的严格审核，以防弄虚作假。审核过关之后，再批转给隶属三司的粮料院。粮料院属于是发放官员俸禄的具体执行机构。他们根据审核后的立名文历和“俸禄格”即官吏分级分职的工资标准，制出详细的支付清单，如某人某级某职或某差使，本月给钱若干，给粮若干，给券若干，如此等等，通称之“请受文历”。&&& “请受文历”便是官员作为领取每月工资的凭证，即我们今天所讲的工资单。不过，由于这个工资单的成分很复杂，里面既有粮食、布匹、茶叶、猪羊肉、酒醋等实物，又有铜钱、银两等现金，而且还必须由官员自己持凭证去指定的仓库领取，因此，发放起来，确确实实是一件极端麻烦的事情。可以想象，作为中央政府，大大小小上百个管理衙门应该有吧！数万名官员与职工也不算多吧！他们每月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赶着骡马、带着挑夫去指定的粮料院和太仓署领取工资，肯定像今天北京市的道路交通一样，必然会被拥堵得水泄不通，成为京城一大景观。并且，官员工资以粮食为大宗，加之其他实物甚至包括酱油、白酒等等，均需一一装袋打包过秤，尤其费时耗力，现场一定会呈现出很脏、很乱、很差的局面。本来，每月领取工资应该一个很愉快很欢乐之事，如此一折腾，我估计那些官员们此刻心情一定特别不爽。&&& 包括县官在内的地方官吏及县级政府衙门职工的工资发放程序与方式方法，同京城政府机构官员大致上差不多，但也有些区别。&&& 首先，工资报表的编制与审核的权力由中央政府下放到了州郡一级地方政府。县衙门官员与胥吏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编制数，超编人员不仅没有财政预算，而且还会被追究违规的责任。拥有编制的官吏，工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是统一的。但是，哪个县有多少“吃皇粮”的编制？这些人员的工资数额多少，必须按月登记造册，上报给州郡一级政府审核，以防营私舞弊。州郡政府的有关部门遵照中央吏部与户部的政策审核批准后，再一一发放工资领取凭证。&&& 政府官员领取工资的地点是国库，即所谓“正仓”。但是，历代县级地方政府是不设置正仓的，而大多只设置在州府一级政府所在地。例如在唐代，敦煌郡下面所辖各县都无正仓，上起县令，下至吏卒，都得去敦煌的国库领俸。前面已经讲过，工资皆以粮食为主要成分，讲的是多少石米，数额多，分量重，加之钱又为铜所铸，几十贯钱堆在一起，少说也有百十来斤重，按规定还必须由官吏自己持凭证去领取。如此一来，每月到领工资的日子，他们比京城里的官员们更加辛苦、更加费神。从县城到州城，近则几十里，远则数百里，雇着人工畜力，甚至亲自肩挑背扛，一路风尘仆仆、日夜兼程。就算不言斯文扫地，也可称之狼狈不堪。&&& 传统的工资发放方式还有一个令广大官员们十分头痛的问题，即照行政长官必须回避的制度规定，“县老爷”都是远离家乡来本地任职的。父母与亲戚多在故籍，不说经常遇到人情世俗需要奉送“红包”以礼尚往来，就讲赡养老父老母该是做儿子神圣不可推卸的责任吧！可是这工资多半是谷子和小米，自然是无法邮寄的。即使是节省下来的些许铜钱，沉甸甸的金属货币，千里迢迢的路程，豆腐的成本也会超过肉的价钱。所以，从宋代开始，一个叫做钱端礼的户部侍郎创造出了一种专门针对政府官员工资“变现”与“汇通”的新办法，时称“会子”。会子就是可以直接充当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货币符号。官员拿着政府每月发给的工资领取凭证，再到财政部门设置的兑换处，按市场物价水平进行“变现”后换成“会子”。贴水率大概为“每一千别输钱十，以为吏卒用”，即付给兑换处从事兑换业务的工作人员的手续费。这个办法不仅省去了雇人工畜力到国库排队领取实物的麻烦，也减少自己到市场按市价变现时可能吃亏的风险，更解决了向故乡亲人寄钱汇款的困难。《容斋三笔》上讲，此法一出，“商贾入纳，外郡纲运，悉同现钱，无欠数赔偿及脚乘之费”，并且“公私便之”，官员们大喊便利。南宋时期，除已被金国沦陷的北方之外，“会子”的流通范围很快扩大到了中国的东南地区，如“东南会子”。不久又有四川钱引、两淮交子、湖北会子等各种纸币纷纷出台，终于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法定纸币的国家。但是，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南宋创造的这个“会子”的办法并没有坚持多久即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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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如何发工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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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本文摘自：《趣说古代官场生态》&作者：完颜绍元&&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提出了古代官员职务收入及其结构的悬疑 &&&&东晋义熙元年(405)冬天，大诗人陶渊明辞去了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彭泽县县令。有关这次辞职的经过，萧统的《陶渊明传》叙述最详： &&&&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故事的缘起，很像刘备在安喜县尉任上的遭遇，不过刘备临走前痛殴督邮，泄了怨气，而陶令只擅吟诗，不会打人，便来个君子动口不动手，留下一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名言。也正是这句话，后来成为教授们争论不休的课题。有人认为此言应当做“不能对五斗米道下腰鞠躬”解，也有人释成“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最占上风的观点，则是将五斗米解释为陶渊明的职务收入。但也有质疑的：要说陶令的年薪或月薪仅五斗米，自然不可能；即便是日薪吧，似乎也对不上号。一天五斗米，一月就是十五斛，一年才一百八十斛，而考之晋朝制度，县令的年薪应是四百斛，怎么会相差二百二十斛呢？该不会被管财务的主簿贪污了吧？ &&&&这个悬疑，恰好为我们了解一些古代官员职务收入及其结构方面的常识，提供了一个由头。 &&&&西汉时官吏的俸禄实行年薪制，全发粮食，每年领取粮食的重量，就是他们的品秩，于是就有万石、二千石、六百石等种种名目，像刘备担任过的县尉这一级，最低年薪是一百石。从东汉开始，俸禄的形式有了改变，统称为石，实际上是发一部分粮食，发一部分现钱。这个办法颇受官员们欢迎，因为在此之前，官员要用现钱的话，得设法把粮食卖掉或用以交换其他物品，到底麻烦一些。陶渊明的那个引起争议的五斗米，其实也同这种钱谷搭配的俸禄结构有关。按照《晋百官注》记载，当时县令的年薪是四百斛，按月发放，每月米十五斛，钱二千五。十五斛米除以每月三十天，恰好是五斗米。古今量器不同，五斗米究竟值多少，需要有个比较。《梁书?何胤传》上记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可知陶县长一天的俸米，可供一个年近六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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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我国古代官员的工资待遇
晒晒我国古代官员的工资待遇
　　我国官员俸禄制度的正规化始于汉代，而在此之前的秦朝，官员们是依靠食邑的收入和非常规性的赏赐来养家糊口的。至于说待遇高低，这个只能平均比较，因为品级不同，俸禄差异会很大。但从总体上来看，唐宋两朝的官员工资待遇较好，尤其是唐朝玄宗时期和宋朝仁宗开始及之后的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各代，都比较好。而相对最低的就要数明朝了，以至于后人在修《明史》时竟得出了“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而清朝虽然在正式工资上向明代看齐，但各级各类补贴非常多，所以至少要在明朝之上。下面乐奀就和大家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汉朝：建立了实物和钱币兼具支付的俸禄制度
　　秦始皇灭六国后，统一了度量衡，以“衡”的单位“石”来表示粮食计量。到了汉代，以“秩”作为官员官阶等级，以“禄”作为官员的报酬标准，以“石”表示，如万石、二千石等；官俸则用“量”的单位“斛”来计算（十斗为一斛，一斗为1斤），如最高秩万石月俸三百五十斛等。
　　汉代官俸虽以“量”为单位，但俸禄形式并非都是实物。尤其是在粮食运输困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下，于是出现了将谷粮折算为钱币发放的形式。实际上西汉时大多以钱币支付，而东汉则是“半钱半谷”，除常俸外官员还有衣物的供给，酒肉果品的赏赐以及医疗待遇等。
　　汉武帝时的州只是设立的监察区，没有实际的权力，其州刺史仅为六百石。后来，州郡升格了，其州刺史和郡太守成为真两千石。东汉后期刺史升格为牧，牧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为中二千石，比两千石高一级。而比两千石低一级的叫“比两千石”。中二千石月钱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钱五千，米三十四斛。而中郎（皇帝侍卫和随从）秩为比六百石（月60斛），侍郎（宫廷近侍）比四百石（月45斛），郎中（护卫、陪从）比三百石（月37斛）。汉朝在郡以下设县，大县（万户以上）设县令，小县（万户以下）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长官。县令秩六百石至千石不等，县长是三百石至五百石不等。而一般的小吏最低为百石，月钱800，米4.8斛。可见其待遇差距也是很大的。按当时的生活水平核算，像做到州牧一级（相当于现在省部级干部），中二千石的薪酬水平可以供50人的正常生活问题不大，而如果一般小吏单拿俸禄养活自身问题不大，若要养家糊口就会有温饱之忧。
魏晋时期：俸禄多以实物形式支付，西晋开始实行占田制
　　魏晋时期群雄割据，民生凋敝，俸禄混乱。曹魏时俸禄以布帛和米、麦等实物支付。西晋时官俸以日计算，按春秋两季发放，支付形式有米、绢、绵、钱、菜田、杂役等。为了优待官员，并从西晋开始，实行占田制，官吏按品占田，一品五十顷，以五顷为差等降，至九品十顷，此制直到明朝始废。北魏初期百官无俸，贪污成风。
　　东晋陶渊明辞去了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彭泽县县令。按照《晋百官注》记载，当时县令的年薪是四百斛，按月发放，每月米十五斛，钱二千五。十五斛米除以每月三十天，恰好是五斗米。无论怎么讲，这份收入不算是太低。
唐朝：高官不仅能领取包括禄米、俸钱和职分田等俸禄，还享受诸多特权
　　唐代官员根据品级发放俸禄，以九品区分职级，作为发给俸禄的标准。唐代官员有散官与职官之分。散官是一种表示身份地位的等级称号，没有实际职掌，相当于我们今天机关里的局级、处级纪检监察员之类。职官表示实际职守，有职有权。各级官员的品级依正、从、上、下分为九品三十级，而俸禄只依九品正从分为十八级。领取的俸禄包括实物（禄米）、俸钱和职分田（五品以上官员除此之外还有永业田，自正一品六十顷至五品五顷不等，子孙可袭用）等，以实物、货币、土地形式支付。以安史之乱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实行年禄、月俸双轨制。京官正一品每年给禄米700石，从一品600石，正九品40石，从九品30石。月俸开始时称俸料，只给铜钱与食料。唐玄宗开元年间，月俸又包括杂用、防阁和庶仆等内容。防阁是一种卫士，相当于今天的警卫员，五品以上的官员才配有防阁；庶仆是一般的佣人，配给六品以下的官员。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但支付时往往付给谷帛等实物。唐代官员的俸钱中不但有生活费，还包括办公费，总的趋势是数额不断增加，而且地方官的俸钱高出京官。
　　以唐朝前期正三品京官(相当于当今的各部部长）为例：每年禄米400石，职田9顷，杂役38人，每日发常食料九盘（细米二升二合，粳米八合，面二升四合，酒一升半，羊肉四分，酱四合，醋四合，瓜三颗，盐、豉、葱、姜、葵、韭之类各有差；木橦、春二分，冬三分五厘；炭、春三斤，冬五斤），大概约合每月8000文；每日可享受免费工作午餐，每年元正冬至各赐绢5匹、金银器、杂彩不等（包括夫人），依据品级国家配发至少五种不同场合的服装（包括全套衣帽鞋带配饰）；本人或祖父母、父母亡故，给营墓夫60人役使10天，按品级配给丧葬所需一应器物，赠绢、布、绵等100段，粟百石。遇有特殊情况，还有赏赐。一般官吏每三年考核一次，业绩突出者可加俸禄，反之则减扣。有人算过一笔账，正三品京官全年收入相当于现今的过百万元；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后被贬做江州司马（五品官），月俸四五万，就这个工资也相当于现在的一万五千元。
　　当然，官吏还有其他待遇，如亲属免役、住房、乘车、受田、子孙享受优先入学和做官等优惠和特权。每年可享受公休假（汉朝是5天一休，唐朝是10天一休）。家里父母亡故，享受“丁忧”一年。
宋朝：超级富国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制，高级公务员们富得流油
　　宋朝百官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优厚，月薪饷最高达400贯(一贯为千文)，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2至6倍。除俸钱外，百官除正俸外，还有禄米、服装、禄粟、茶酒厨料、薪炭、盐、随从、衣粮、马料、纸笔、差费、职钱、公使钱及恩赏等各种补贴，地方官则配有大量职田。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钱也由政府“埋单”。除以上薪饷外，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
　　宋代中、上级官员的待遇一般比较优厚，本官月俸给1/3钱，2/3实物。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外任地方官还配给职田，自三四十顷至一二顷不等。公用钱借贷利息与职田的收入，除由部门长官支用外，大部分进了部门“小金库”，隔三差五发放给官吏们，成为收入的一部分，说白了就是不少官员能领取两份薪饷，谓其名曰“职钱”。官员出差或赴任时，可以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地方上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些下台的或势将下台的官员有的还被授予或自请担任宫观官、监岳庙等闲官，坐领“祠禄”，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也是俸禄的一部分。
　　超级富国宋朝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制，宋朝高级公务员们富得流油。据考证，王安石在当宰相时光配发仆人就有100人，其月薪折算成现在也达到九万元，而清官包拯担任开封府伊时的年薪更是过千万（可与平安保险公司老总有一比）。
　　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可见一斑。优厚的待遇，使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退休）的，有的为延长任职期限，竟改动年龄。因此，朝廷只好强迫官员致仕，对年满七十的老官僚，不予考课，不给升迁。官员致仕时，往往给予加官晋级，类似当今公务员的“即提即退”。宰相级的官员致仕后，仍可参议朝政做“高级顾问”。官员自动致仕的，其子孙可以“荫补”一定的官职，致使“官二代”从政者众多。
明朝：官员工资过低，导致腐败成风而难以根治
　　明代官秩分为九品十八级，俸禄也据此分为十八等。正一品每年禄米1000石，俸钞300贯，从九品禄米60石，俸钞30贯。后来实行折色俸禄制，即以米为单位折算成钞、钱、布、银发给百官，并以货币为主。只给少部分米，其余的折合成钱。由于物价上涨以及折算不合理，官员的实际收入变得很有限。宣宗初年，有一位叫孔友谅的知县上书说：“大小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育，与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意思是说，上要养老，下要育小，加上送往迎来，实在是拿不出钱来。
　　海瑞因为他的清廉与刚直而被后人称道。海瑞死时，身后只留下银子十几两，不足以办丧事之用，这对于一个高级官员，尤其是明朝几乎无官不贪的大环境下的高级官员而言，可谓异数。嘉靖三十七年（1558），时年已经45岁的海瑞，出任浙江淳安县令一职。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折算月薪为现今的1840元），这个标准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确定和执行的。但由于折色，正七品的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360贯钞。而其中的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4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一个知县每个月的工资也就1130元，可要知道当年的知县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兼县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海瑞在淳安任上，只能是穿布衣吃糙米，连所食用的蔬菜也是由他和家中唯一的老仆人亲自耕作，把县衙后院当成了垦荒的南泥湾。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他破天荒地买了二斤牛肉为母亲祝寿，这消息传到了他的上司、总督胡宗宪耳朵里，也把这当做笑话讲给别人听：“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亦。”
　　按相关人士比较分析，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其他官员可以以此类推。从上述有关海瑞事例，不难看出朱元璋及其后代子孙们抠门的水平，你说当官的能不为了生存生活、养家糊口而欺民贪贿吗？哪怕是杀头扒皮！
清朝：以养廉银名义发放的额外补助要远远高于其岁俸　　
　　到了清朝，官秩从十八级减少到了十级，但初始给予官员的俸禄好办了哪儿去。在京文武官员每年俸银，一品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1两，从九品31.5两。另按俸银每两给俸米斛。京外文官俸银与京官相同，但没有禄米，而武官的俸银减半。这个标准是很低的。康熙时御史赵上奏说：七品知县每年只有45两俸银，“计每月支俸三两零（即三两多俸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
　　为改变这种状况，雍正帝实行了一项新的措施，即不动用国家财政，把地方州县私自征收的“火耗”银提解到省里，进行规范化管理，再从中取出一部分回拨给地方官，作为他们的生活和办公补助费，这就是著名的“提火耗、设养廉”，用于提高官吏的工资待遇，以使他们廉洁自律。
　　养廉银的数目大大超过各级官员的俸银。往往超过正俸的十几甚至几十倍，成为官俸的主要部分。而且这养廉银并不一定“一成不变”，它因时因地因财力和官缺等有所差异。比如说作为从一品的总督，其俸银也就180两，而养廉银则有1.5-2万两，棋品县令俸银为45两，养廉银为600-1200两，九品芝麻官（主薄）俸银只有33.1两，而养廉银也有数十两到400两不等。
　　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官吏的工资虽不高，但额外的补助惊人啊。清代的武官除岁银和养廉银外，还有薪银、蔬菜烛碳银、心红纸张银等，不过他们比地方文职官员少的多，从一品的武官提督所有的加起来每年才2600多两，比同级的总督少多喽。怪不得清朝人都争做文官的呢！&&
　　历代的俸禄制度虽有所不同，不过大都经由实物支付形式发展到货币支付形式。在古代的封建社会里，朝廷发放报酬与百官，是为了鼓励官员恪守本职。而官员俸禄也是国家的重要支出，其俸禄多寡与国库之盈虚和国家政策有关，更直接影响吏治的清廉。自古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俸禄稍厚，吏治廉良；俸禄过薄，则官吏多法外求利，终而导致政治腐败。
（本文内容由博爱慎行—乐奀根据相关史籍与网络资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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