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松青评论作品选：“国宝”与“国妖”
新闻评论，是对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提出的一定看法和意见的一种政论文体。体裁有社评、述评、评论员文章、专栏评论（小言论）、杂文等，有着鲜明的思想性、指导性、新闻性、针对性、议论性、时效性等特点，写作要求层次清晰、逻辑顺畅、形象说理、要言不烦。
“国宝”与“国妖”
最近，江泽民同志引用荀子的话来告诫全党同志：“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这段话见《荀子·大略篇》，言简意赅，至今读来仍很有启发。
古人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用人问题，历代都很重视。据《资治通鉴》记载，秦王苻坚召见高泰，问他治理国家的根本方针是什么。高泰回答说：“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由此看来，得“国宝”者得天下，用“国妖”者会失天下。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我们干部队伍来看，“口能言之，身能行之”的“国宝”，比如像焦裕禄、苏宁这样的干部，各条战线都有。他们言行一致，身体力行，无私奉献，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起一座座丰碑。他们是广大干部的榜样。各级党委要善于发现这些“国宝”，并把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经过培养，真正成为国家的栋梁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更多的干部属于“国器”或“国用”之才。对此，我们也不必求全责备。“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我们宏伟的事业，也是靠这些同志率领广大群众支撑的。
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审举”和“核真”的失误，在干部队伍中，也混入极少数“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妖者，邪恶而迷惑人也。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败坏党风，甚至有的还叛党叛国。这些“国妖”虽是极少数，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危害性。“国妖”如同“庆父”，“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对这样的人要提高警惕，及时监察和处理。
“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当前，我们落实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一个重要的保证，就是要大力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建设。一方面要用“国宝”、“国器”、“国用”，另一方面更要铲除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真正忠于马克思主义、处处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贤才手中，才能推动我们的大业前进。
& &（原载1991年7月29日《人民日报》“人民论坛”）
&&（原载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原载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
&&（原载《我为人民鼓与呼——范松青新闻作品集》一书第196—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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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范松青：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广州市|广州_凤凰财经
范松青：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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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松青：十八大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反腐力度都是空前的。有感于现在反腐的形势吧，就想把过去经历的一些案例、思考汇集起来，就有写书的想法。
范松青 当过记者、教过书，后在广州市纪检部门供职多年，现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去年广州市两会上他提案呼吁，广州应在全国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引发广泛关注。之后，他率先向媒体公开了家庭财产情况。9月初，范松青自费出版《我为反腐鼓与呼》一书，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130万字，记录了他对于反腐败问题研究与思考，定价160元/套。出书花了十几万，其中还借了5万块。书中提及多位广州市贪腐官员的案例，因害怕得罪人，家人、朋友和官场上的旧识，鲜有人支持他出版此书。范松青不理会，他对书中内容“非常有信心”，书出版后，他在微博、微信上打起广告，承诺“购书者一个月内，可无条件退书退款”。130万字整理了20个月新京报：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套书？范松青：十八大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反腐力度都是空前的。有感于现在反腐的形势吧，就想把过去经历的一些案例、思考汇集起来，就有写书的想法。新京报：在纪检部门工作让你有了很多积累？范松青：1998年到2007年，我在纪委系统工作10年，长期接触官员腐败的问题和一些贪腐案件，我会随时记录。调任政协后，关注的领域也自然集中到官员腐败、特别是官员财产公开上。新京报：整套书130万字，花了多长时间整理筹备？范松青：开始整理是去年广州市两会之后，一直到9月初出版，大概20个月，够生两个孩子了。新京报：尚有公职在身，怎么保证有精力“生孩子”？范松青：本职工作要做好，书的事只能下班之后做。每天晚上7点到12点是比较固定的，有时午饭后休息的一会儿也整理一些。我爱人因为这个事儿很生我的气，这两年她天天催我出去锻炼身体，毕竟快退休的人。但我几乎天天守在电脑前，跟网瘾少年一样。新京报：为了出书还借了钱？范松青：跟亲戚朋友借了五万多点儿。新京报：费时费钱费精力，家人又不支持，为什么非坚持出书呢？范松青：工作了大半辈子，想为自己留点什么。更重要的在于，书中很多内容对今天的社会有意义。新京报：现在图书市场不好，会不会担心销量？范松青：只印刷了两千册，也没想着靠卖书挣钱。拿到这本书的人真正读进去了，我就满足了。昨天有个安徽的大学生打电话给我，他对我的书很感兴趣，但他还是个学生，没那么多零用钱，问我能不能便宜点，我100块就卖给他了。有人劝我“别白白得罪人”新京报：出书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范松青：书中有10万字的内容写的是广州市多位官员贪腐案例，包括广州地铁公司原总经理陈清泉、广州市财政局原局长邵汝材等，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服刑完毕，开始新生活了，现在出书说这事可能别人会有意见。因为这个，我爱人还有官场上的一些好朋友都不太愿意我出这个书，这两年听到最多的就是“你出了书就不腐败了？不要白白得罪人”之类的话。新京报：怎么应对呢？范松青：没什么应对不应对的，我写的都是真实的事，有据可查。而且这些人确实触犯了法律，我觉得在书里写没问题。新京报：说到反腐，可以分析引用的题材会有很多，可能有些案件涉及数额更巨大、内幕更惊人，为什么还是选择了周围的例子？范松青：因为很多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在纪委那几年，接触到的都是第一手素材，当时的感受和思考是最真实最有说服力的，我觉得这样才有可读性。新京报：书中这些贪腐案例所涉及的人你都认识吗？之前有过私交吗？范松青：私交谈不上，但都认识。再说官场本身就是个关系网，即使不认识，盘带一下应该都知道对方。新京报：现在书出版了，有人找到你表达过不满之类的吗？范松青：这个倒没有，估计知名度太小，人家不知道。新京报：有没有想过，万一人家看到了，说我已经接受完法律制裁开始新生活了，你干吗还要拿我说事儿，有人站在你面前说这些，你怎么办？范松青：我只能跟人说对不起了，但我也会跟对方解释，分析这些案件，更多是想警示后人，没什么恶意。“官员财产公开是反腐关键”新京报：书中哪部分是你最看重的？范松青：整部书共有案件查办剖析、官员财产公开、调研考察思考、理论研究时论、廉政课堂演讲、纪检监察队伍六大篇。刚才说的主要是第一部分。哪一部分都看重，都是自己的心血。但我坚持认为，反腐最关键的还是官员财产公开这一块。腐败这么泛滥，跟长期不公开有很大关系，不查全是孔繁森，一查全是王宝森，都是有了问题、败露了才知道严重，这样的反腐治标不治本。新京报：去年广州市两会后，你就为官员财产公开奔走，广州开始了几处试点，但目前好像都没什么动静了。范松青：这些我在书中有提到，这就表明我们反腐、制度改革是多么艰难和缓慢，阻力是什么？既得利益。大家都闷着不作声，能不动就不动。新京报：你曾对媒体率先公开自己的财产，是希望做个表率？范松青：我才多大一个官儿？表率也轮不到我。我就想告诉大家，呼吁官员财产公开，我心里是有底气的，身正不怕影子斜。去年广州市两会，因为我挑起来官员财产公开这个话题，当时很多领导都对记者说“只要中央有政策，我会公开的”。新京报：你觉得这只是一种托词？范松青：当然，漂亮话谁不会说。我记得当时有记者问当时的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他的回答也是“只要上面有政策，会第一时间公开”。结果呢，去年年底他被调查，初步查明，曹鉴燎利用职务收受他人钱物折合7000多万元，另有2亿多元的涉案金额检察机关还在调查取证，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新京报：所以说官员财产公开是反腐败斗争的“本”？范松青：官员财产公开至少应该成为必要的约束条件、基本的制度之一。我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一个：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作为官员，你若坦坦荡荡，何必怕公开？希望官员和民众一样支持我新京报：之前的采访中你说还没有公务员订你的书？范松青：那是媒体报道之前，因为只有我微博微信的广告，影响力很小，只有四张订单。前两天媒体报道后，一下多了好几十个单子，昨天电话基本没断，网上也不断有人咨询。广州市文化市场执法总队、市地税局等单位的同志跟我咨询订书的事儿，我很高兴。新京报：订户中普通市民多一些、官员少一些？范松青：从站出来说官员财产公开这个事儿，很多市民就很认可，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才是民众所乐见的，另一方面，官员中有人对我谈的这个有意见，因为影响到一些人的核心利益了。新京报：会有议论和压力吗？范松青：一直没断过。包括我在微博上说些什么，也会有人打打招呼让我尽量低调些。议论倒没什么，困扰我的是市民和官员对一件事的态度是相反的，这点政府和官员应该好好反思。新京报：这种相反的态度所反映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范松青：核心问题是官员“与民争利”，官员贪污的钱从哪儿来，都来自普通百姓。为什么现在民众对于反腐问题有这么高的期待，他们纳税是希望有更好的公共服务，结果钱都被贪官中饱私囊了，民众怎么可能没意见。我之所以给书起名《我为反腐鼓与呼》，是想从一名公务员的角度表达我对反腐的支持。新京报：书籍推出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期待？范松青：现实生活中，家人不支持我，官场上也有不少人对我有意见。去年我把财产公开了，本想着会带动一批官员朋友加入其中，但也没几个，有时候感觉挺孤单的。希望这本书能得到一些官员朋友的支持，对我来说这非常重要，希望他们能和民众一样支持我。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实习生 李想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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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03版：聚焦广州两会
02版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A01版 要闻
20名官员16个赞成晒财产
效仿范松青，1市领导5局座愿意
&&&&■记者调查&&&&南方日报讯&（记者/黄伟&彭文蕊&马喜生&陶达嫔&实习生/曾晓蕾&杜静）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建议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并率先晒出自家房产，在“两会”现场继续发酵。&&&&记者昨日针对20名参加或列席“两会”的官员展开问卷调查，18名官员接受了调查，其中16名赞成公开，1名市领导、5名局级干部局座表示力挺范松青愿意效仿。&&&&2名官员不愿受访&&&&如果真要实施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官员的想法无疑最值得关注。这一群体究竟怎么想？记者昨日针对20名参加或列席两会的官员展开了问卷调查。其中，市领导3名，局级干部11名，处级干部5名，科级干部1名。&&&&记者先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共有三个问题：一是“您是否赞成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二是“在制度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您是否愿意向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一样，率先公开自己的家庭财产？”；三是“您觉得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公开难点在哪里？有何好的建议？”&&&&让记者意外的是，几乎所有官员都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调查。只有1名局级干部、1名处级干部不愿接受访问。其理由是“不方便说，太敏感啦”、“还没考虑好”等。&&&&在接受调查的18名官员中，16名官员赞成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占到了调查总数的80%。其中，10名政协委员全部赞成，一半以上委员明确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需要从上至下的推动。&&&&有官员建议公开收入&&&&一名受访官员坦言，“现在搞家庭财产申报公开还不成熟，原因有二：一是家庭财富积累有一个过程，比如有些是父辈留给我的财产，落到了我的名下，一旦公布出来，受到非议太冤枉；二是家庭财产不属于我一个人，要搞这个公开，是不是应该征求家人的同意？他表示，组织内怎么申报都没问题，如果不真实可以惩处，但要向社会公开，确实有顾虑。&&&&一名受访的处级干部也承认，“有不清白来源财产的人，肯定不愿意公开。难点在于制度和顶层设计。”&&&&另一名受访官员表示，推进家庭财产申报公开要分步进行，“先要把申报落实好，我们已有了申报制度，前段时间我都填了八个表，听说还录到了专门的信息系统里去，但关键是还没有信息真实与否的核实机制，即使是假的，也没有出台处罚措施；其次是考虑在一定级别、一定范围公开，官员级别可以考虑高一些，先在小范围试行；最后一步才是向社会公开。”&&&&也有官员认为，与其公开家庭财产，不如公开年度收入，阻力可能小一些，但也很有意义。“包括你的工资福利和其他收益，如果你的收入过高，肯定不正常。”&&&&■各界声音&&&&第一步是对质疑&&&&做好回应解释&&&&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吕元礼：&&&&从大原则上说，官员财产向社会公开是有利于防止腐败的，但是也要看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先向新加坡学习，官员财产不一定一开始就要向全社会公开，可以先申报。但是如果受到民众质疑，必须要有回应，要向公众解释官员的财产。高楼大厦不能平地起，要有一些铺垫。&&&&香港公示根本目的&&&&是防止利益冲突&&&&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以香港为例，进行财产公示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利益冲突。香港的财产公示范围也仅限于40个主要职位。香港有16万名公务员，一部分也只是内部申报，公示与申报的内容也不完全一致。&&&&财产不实名制&&&&有些贪官会貌似廉洁&&&&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知名网友“御史在途”陆群：&&&&目前，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配套法律和制度缺失，重点是金融实名制和遗产税、赠与税制度。如果不解决财产实名登记、实至名归的问题，不解决遗产和赠予财产的课税问题，个人财产可以随意落在他人名下，申报没有实质性意义，并可能造成贪官貌似廉洁，而拥有合法财产的官员躺着中枪的情况。
document.write('');范松青通讯作品选：“锄头秀才”王常川
“锄头秀才”王常川
早就听说江永县桃川镇所城村有个人称“锄头秀才”的农民业余作者王常川。
低矮的阁楼，简陋的橙床，堆放整齐的书刊，公开发表的近百件、计1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还有那贴满墙壁的“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等座右铭、自勉诗，甚至探戈、交谊舞步等，使得每一位来访者对这位一天到晚忙悠悠、乐嘿嘿，看上去足有65岁上下的老头莫不肃然起敬。
其实，这个在桃川洞知名度颇高的王常川还只有52岁。自1959年从道县一中高中毕业后，他便回到家乡江永县桃川镇所城村务农。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三十年来，他“一手拿锄头，一手握笔头”，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他硬是凭着超人的毅力，踏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业余创作之路。
每天清晨，随着生产队上工的钟声，他背着锄头来到了田头。每到傍晚，劳累一天的王常川饭碗一丢，一头又钻进他那不足6平方米的“创作室”，伏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爬格子”，并经常熬夜到三更。暑往寒来，笔耕不缀。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活开始活跃起来。1984年，王常川发挥自己的长处，自发邀集村里一些文艺爱好者，办起了一个业余剧团。演出的节目大部分都是王常川自编自导，他用桂林彩调和湖南花鼓戏的曲调，编成现代戏，这样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演的都是身边的人，说身边的事，看得见摸得着，农民观众乐意接受。
常言道：“人到中年万事休”。可王常川却反其意而用之，作“人到中年万事忙”一文在报上发表。周围人称他是“农民业余作者”，可他并不怎么领情，偏说自己是“作者业余农民”。事实上，王常川由于对读书、写作如痴如醉，忘乎所以，以至于他的那几亩责任田，终究是种得马马虎虎，可他却仍心安理得做他的“业余农民”。
王常川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作品，清新、质朴、流畅、自然，散发出浓郁的泥土芳香和农村生活气息，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王常川常说，在他的头脑里，每日每时，不，几乎是每分每秒，都被身边的各种活生生的人物占据了。他要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歌颂农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正如他在一首“述志”诗中说的：“有幸三生逢盛世，一寸毛钉也炼铁，好文章讴歌锦山河，敢停歇?”
正是文如其声，文如其人。王常川不仅热爱生活，而且称得上是“精神富有者”。他虽然家境贫困，经济拮据。他舍不得穿一件好衣服，吃一顿像样的饭菜，甚至连写作的稿纸，都是向富足的文友们“讨”来的。但他嗜书如命，省吃俭用购回了数千册图书，每年订阅了近十种报刊，办起了家庭文化室，并为村民们读书、看报、对弈、联欢等提供无偿服务。
王常川所处的桃川镇所城村，始建于1372年，即明朝洪武五年，这里是由湘入桂的必经之地。据史料记载：洪武南征凯旋之日，将所城这块土地赐予身边亲随，叫他们就地垦荒种粮，后又正式下旨准予建城，于是有了所城的村名。王常川根据村里发生的故事，先后创作了《桃川保卫战》和《擒魔记》两个中篇小说。
所城村前有一条桃水小河，经桃川流向广西，汇入珠江。王常川称这条河为他的“母亲河”，多次以这条河为背景，写出了《小河边的春天》、《小河边的秋天》、《小河边的早晨》、《小河边的杨柳》、《小河边的水花》等大量散文。
王常川家里的天井，生长着一棵奇特的山茶树。每年冬天，山茶花迎寒开放，花朵红艳艳的，把整个居室都映红了。据王常川介绍，这株山茶有300多年历史，一直“锁在深闺人未识”。直到1982年以后，他先后写了几篇关于这株山茶花的散文和诗词并在报刊上发表，他家的山茶花才被外人所识。
王常川性格开朗，乐观大方，特别是喜欢结交青年朋友，自己也每每以“老青年”自居。节假日，王常川经常在自家的厅堂主办联欢晚会，吸引了附近村庄的许多青年人来参加。而在桃川镇青年人举办的歌舞、联欢晚会上，他总喜欢上场跳个三步、四步，或者来一段古板戏的清唱；可惜他嘴上的牙齿所剩无几，一唱就关不上风，惹得人们开心地大笑。加上他耳朵有点背，听不见，他也自我欣赏，陶醉在快乐之中，仿佛显得格外年轻。
现在，王常川是江永县连续三届政协委员、地区作协会员。他常常津津乐道：“读书，种田，乃人生之两大乐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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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日《零陵报》，与熊国剑合作）
江永县桃川河
范松青摄影
修建于70年代的江永县源口水库&
范松青摄影
&1990年10月，湖南省省长陈邦柱在零陵地委书记秦光荣（注：现任云南省委书记）、专员吴海森、江永县委书记谭政等陪同下，来到江永黄甲岭乡文山村了解生产自救情况。
（范松青摄影）
“你的收入比我高得多”——1990年10月，在江永县城下乡城下村村民周荣健承包的柚园里，陈邦柱省长问他承包多少亩，收入有多少。当得知周荣健承包的
20亩 380株香柚，今年产果 5万个，纯收入达 5万多元时，陈省长手拿
2公斤重的香柚，风趣地对他说；“你的收入比我们高得多啊!”　&
&&&&&&&&&&&
（原载 1990年 11月 7日《零陵报》，照片获湖南省地市报第三届新闻摄影展三等奖）
（原载《我为人民鼓与呼——范松青新闻作品集》一书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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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范松青内参作品选：可怜天下移民心——来自双牌水库移民的呼声之三
&可怜天下移民心
　——来自双牌水库淹没区干部群众的呼声之三
2060997626
（原载1993年5月30日《零陵报》内部报道，1993年12月第6期《潇湘论坛》，中办国办信访局已摘报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参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双牌水库移民多次到省、地、县上访，反映移民安置遗留问题久拖未决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困难，并出现了围攻干部、水库“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和不稳定因素。根据时任中共零陵地委书记秦光荣（现任云南省委书记）的指示，我在地区水利局的同志陪同下，深入到水淹区的乡(镇)、村、组调查研究，走访移民户，历时一个多星期，采写了上万字的连续三篇内部报道，即“移民盼望奔小康”、“要平等对待移”、“可怜天下移民心”。三篇报道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库区移民生产、生活的困难情况、问题存在的原因，同时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内参”发出后，引起了中央、省、地、县各级领导的重视。有关领导及时作出了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于1993年7月12日给零陵报社编辑部回信说：“你们寄给朱镕基同志的《内部报道》1993年1、2、3号收悉。其中反映双牌水库移民生活困难的情况，已摘报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参阅。”（中办国办信(93)复字367号）。据悉，朱镕基总理曾作了重要批示。省、地、县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包括从水库发电收入中大幅增加提取比例，用于返还库区移民建设。在逐步帮助库区移民解决眼前困难的同时，从1996年开始，永州市委、市政府连续三年将全市的扶贫帮困重点放在双牌水库水淹区，帮助移民脱贫致富，终于使建库30多年来的移民遗留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
始建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建成于三年大饥荒时期的双牌水库大坝
&双牌水库右干渠灌溉渠道
& & 中办、国办信访局给零陵报社的复函
断桥：位于永州市双牌县城东南，原是上世纪50年代末修建的湖南省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双牌水库的左干渠灌溉引水桥，修建时因设计高程与引水隧道不符而被爆破拆除了几次，图为断桥横卧在江水之上，废弃成双牌一景。
& （原载《我为人民鼓与呼——范松青新闻作品集》一书第272--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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