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父子处决过多少台独分子：共三人|台湾|台独|日本_新浪军事_新浪网
蒋介石父子处决过多少台独分子：共三人
资料图：蒋介石父子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他的文章、著作和电视节目中，谈到蒋氏父子当年在台打击的“台独”分子时，说真正被枪毙的只有1人。
　　日，台湾“总统”严家淦也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声称，据他的记忆，遭到处决的“政治犯”“台独”分子只有郑评。据笔者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被处极刑的“台独”分子并不只1人，应为3人，另有3人也被判了死刑，因种种原因未被执行或改判了有期徒刑。
　　第一个被判死刑的是宋景松
　　此案起源于“台独”分子陈三兴。陈系台湾高雄人，自幼在高雄念书，1956年进入高雄中学。不知何因，还未成年的陈三兴无心向学，却十分热心社会活动，组织了一个政治色彩偏独的“学进会”组织。1958年7月，陈因搞会务活动太多误学，并终因成绩跟不上而辍学。
　　陈离校的那天，将“学进会”的主要成员召集拢来开了一个会，并宣布将“学进会”更名为“台湾民主同盟”。随后，陈三兴与其弟弟一道到台北市一家牙科医院当学徒。
　　到牙科医院不久，陈三兴发现经常到医院找他亲戚的宋景松与自己的理念相同，便动员宋景松加入他的“台湾民主同盟”组织。宋景松过去曾犯案，被警方抓捕过，并坐过多年牢，心里对国民党政权极其痛恨。他加入陈三兴的“台湾民主同盟”后，又将与自己交往密切的好友刘全狮、林辉强带入该组织。
　　1959年7月，宋景松、陈三兴又将在台湾大学法律系念书的学生苏祯和、董自得两人拉入“台湾民主同盟”。随后，台中市一中的“自治互助会”、高雄市中立中学的“亚细亚同盟”“台独”组织与“台湾民主同盟”挂上了钩。其中，“亚细亚同盟”头目施明德、蔡财源与陈三兴系小学时期的同学。
　　经过几次聚谈，宋景松、陈三兴、施明德等人认为，3个组织理念相近，宗旨相同，应合并为一个组织，然后选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1959年12月，陈三兴、宋景松等人返回高雄，在施家父子开设的“明春旅社”与施明德、蔡财源及施明德的两位哥哥聚会，决定3个组织正式合并，组建成“台湾独立联盟”，并选举施明德、蔡财源二人为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宋景松虽不是“台独联盟”的头目，却是该组织内活动积极的骨干分子。
　　此后，“台独联盟”除了在地方有了较快的发展，还将其触角延伸到了军队。
　　由于“台独联盟”组织严密，发展迅速，到1962年，心血来潮的“台独”分子们经常在聚会中高喊要大干一场，要与国民党政权拼个你死我活，要尽快实现台湾独立的目标。这一年秋，他们在高雄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全体成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上，还提出要开展一个大行动，即在全台湾开展一次“台独”宣传活动，让全体民众认识“台独”，支持“台独”。
　　日，台湾“总统”严家淦也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声称，据他的记忆，遭到处决的“政治犯”“台独”分子只有郑评。据笔者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被处极刑的“台独”分子并不只1人，应为3人，另有3人也被判了死刑，因种种原因未被执行或改判了有期徒刑。
　　这帮“台独”分子正要开始行动时，当局就对他们采取行动了。原来，台湾当局的调查局特工早已盯住了陈三兴。他在高雄高中念书阶段发展的重要成员李植南，在“台独”组织活动了一段时间后，感到宋景松、陈三兴的行为系分裂国家，危险性大，不会有什么结果，便主动向台湾调查局自首。调查局考虑到该组织还在发展，叫他暂不暴露，继续在其内部做监视工作。
　　1962年5月，台湾调查局发现“台独联盟”将有大动作，决定对其下手。在蒋经国的亲自部署下，从5月8日至20日，调查局的数十名特工兵分数路，将“台独联盟”在各地的成员陆续逮捕，6月8日至22日，该组织在军队中发展的一帮成员，也被捉拿归案。
　　3个月后，“台湾独立联盟”案中的25名主要嫌疑犯被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分三批起诉，宋景松因是再犯，被首批起诉，并被判处死刑，几天后就押赴刑场处决。该组织的主要头目陈三兴、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其他案犯分别被判处2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
　　第二个被枪决的“台独”分子系陈智雄
　　陈智雄系台湾高雄人，早年在台湾念书，后到日本留学，通晓日、英、法、西班牙语。因在日本留学的缘故，其思想深受日本右翼的影响。二战期间，陈曾被日军征调到印尼、菲律宾当了两年多的翻译。日本投降后，陈智雄未回台湾，留在日本一面从事对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一面从事“台独”活动。
　　陈智雄是日本境内最早的一批“台独”分子，系多个“台独”组织中的“外交员”，负责对外联络。廖文毅的“台独”组织“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前后，他甚为积极，并被廖文毅派到东南亚各国担任“巡回大使”。
　　陈智雄的活动，引起台湾情报人员的注意。
　　1955年，台湾当局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印尼交涉，告知陈智雄系分裂主义分子，给台湾的安全造成了危害，要求将陈智雄逮捕起来，交给台湾处理。
　　那时，印尼苏哈托政府与蒋介石的关系较好，台湾与印尼一交涉，印尼很重视，决定扣押陈智雄。由于陈智雄经营的公司总部在日本，按照印尼的规定，陈智雄必须先被遣返到日本。由于台湾当局与日本也交涉过未达成协议，故印尼政府与日本当局商讨陈智雄的遣返事宜时，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
　　印尼、日本都不欢迎陈智雄，陈无处落脚，被迫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时间长达半年，成为闻名国际的“空中飞人”。1955年底，一瑞士议员在媒体上看到此消息觉得此事颇奇妙，对陈智雄产生同情之心，决定利用自己的关系，帮陈智雄取得瑞士国籍。陈智雄考虑加入瑞士国籍可进入日本，便很快地办理了入籍瑞士的手续。
　　哪知，陈智雄重新进入日本后，仍独性不改，继续在日本大力开展“台独”活动，并成为多个“台独”组织对外交往的穿针引线人。
　　台湾调查局对陈智雄的活动了如指掌，感到他在日本的危害太大，决定收拾陈智雄。1960年12月，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经过多轮交涉，提出用交换“日本贩毒犯”的方式，换取日本逮捕、遣返陈智雄，日方原则同意台湾方面的意见，唯一要求是不得判陈智雄的刑。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日，日本政府将陈智雄遣返回台湾。
　　陈智雄被遣返回台湾之初，当局确未关押他，但对他的行踪却一直在跟踪、监视。1961年年底，台湾调查局特工在邮件检查中发现陈智雄又在筹组“台独”组织“同心社”，十分震惊，认为他是不可救药、死心塌地的“台独”分子，决定将其逮捕。经蒋氏父子同意并批准，1962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将其起诉，并判处死刑，同案犯戴村德、肖坤旺被各处有期徒刑8年。
　　日，陈智雄被绑赴刑场枪决。
　　李敖多次说的“台独”分子只有1人被处决，但未说出名字，估计指的就是他。
　　第三个被枪毙的“台独”分子叫郑评
　　郑评系台湾高雄人，生于1934年。其父原是农民，后以经营杂货店为生。父母去世后，他继承了杂货店。20世纪60年代，郑的妻子患了乳腺癌。为了救妻，郑评变卖了所有家产，最后还是未救活其妻。1969年，他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从高雄来到台北谋生，投靠基督教教徒游进龙。游进龙见郑评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便将他未成年的两个儿子收留在自己开的面包店当学徒。与此同时，游进龙的朋友、一位姓林的牧师也在经济上接济了郑评，使他一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光。
　　1971年，郑评因积极参加教会活动，被台湾基督教教会推选为“基督教赴日参访团”团员，前往日本参加基督教反共联合会举行的国际大会。
　　进入日本的第三天，郑评认识了“台独”组织“独立台湾会”的主要头目、著名“台独”分子史明。“独立台湾会”已成立4年，史明正在考虑实施“主战场在岛内”的行动计划，迫切希望在岛内找几个具有“台独”思想的人，作为“主战场”在岛内行动的帮手。经过数次交谈，史明觉得郑评“台独”思想坚定，有为“台独”事业作战的意愿，决定将其吸收为“独立台湾会”的会员。
　　史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郑评时，郑评表示愿意加入，并当即填表办了入会手续，史明将他编为“台湾第11号”。郑评在日本停留期间，史明等“台独”分子对他进行了“台独”政治教育和游击战的基本行动训练。
　　日，台湾“总统”严家淦也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声称，据他的记忆，遭到处决的“政治犯”“台独”分子只有郑评。据笔者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被处极刑的“台独”分子并不只1人，应为3人，另有3人也被判了死刑，因种种原因未被执行或改判了有期徒刑。
　　两个月后，郑评回到台湾。
　　根据史明的指示，他将老朋友、一同去过日本的游进龙及柯金钟、黄坤能、赖锦桐等人吸收进“独立台湾会”组织，并经常召集他们举行秘密会议，学习日本总部的指示，研究扩大组织，如何开展爆破、暗杀活动。
　　几个月后，郑评又吸收了第二批成员，使“独立台湾会”在台湾的人数达20余人。
　　组织扩大了，活动经费也不成问题，“独立台湾会”的“台独”分子热血沸腾，干劲十足。几经讨论，他们决定在台湾搞几个大行动，如暗杀蒋经国及国民党高官，夺取军械库，攻占装甲部队军营，再以装甲部队为主力，攻打台北的主要据点，推翻蒋氏政权，向全世界宣布台湾独立建国。
　　郑评将自己的计划通过秘密渠道报告给在日本的史明。史明认为太过冒险，不易实现，指示他不要冒进，推行“台独”事业要切合实际，量力而行，先做一些暗杀之类的事情，武装暴动要待条件成熟了再进行。
　　史明为防郑评冒进，给“台独”组织造成损失，特地安排了3组互不相干的人马分头行动。但郑评觉得史明太过保守，认为武装暴动时机等不来，要靠自己去创造，决定大举行动。为达目的，他一面安排人筹措资金，一面叫亲信黄坤能等人设法搞武器，另一方面安排数人到台湾各地涂写“台湾独立万岁”的大标语。
　　正当郑评等“台独”分子蠢蠢欲动时，台湾调查局的特工打进来了。他们首先策反了郑评的好友、南投县埔里人赖锦桐，然后顺藤摸瓜，弄清了郑评“台独”组织的所有内情。
　　从日起，20余名“台独”分子有10余名到警方自首，未自首的均被抓捕，而且一个也没有漏网。
　　为了惩处这帮“台独”分子，蒋氏父子曾两次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此案。会上，蒋介石、蒋经国指示下属对此案要重处，对为首的“台独”分子郑评要处重刑，把“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彻底打下去。
　　日，此案宣判，郑评因言行张狂、目标过大，被判死刑。黄坤能、林建中、洪维和被判无期徒刑，游进龙等二人被判10年，到警方自首的“台独”分子均免予刑事处分。
　　宣判后，郑评不服，向上申诉要求复判。日，郑评要求复判的申请被驳回。8月13日凌晨，宪兵行刑人员将郑评从狱中提出，然后五花大绑起来，再用囚车押到台北县新店安坑刑场行刑。直到这时，郑评才知道他过去的主张、行动计划是多么荒谬，其力量是多么不堪一击。
　　宪兵给郑评行刑时，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什么也没有讲。枪声一响，他就栽倒在地上。
　　另外3起“台独”案件的主犯被判处死刑的是1960年的廖史豪案、1963年的苏东启案、1972年的谢聪敏案。因种种原因，上述3案中的主犯虽被判处死刑但未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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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口决堤
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与（）、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日，侵华日军攻陷，并沿西犯，危急，震动。6月9日，为日军西进，蒋介石“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大片的，间接导致惨绝人寰的1942河南大饥荒，[1]
史称花园口决堤。[1-2]
花园口决堤事件背景
1938年4月，指挥大捷后，蒋介石从他著名的“抗战三日即亡国”论一下变成了速胜论。他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战场，计划借李宗仁等胜利的余威，和日军在徐州决战。
土肥原贤二
对于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日 ，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就又匆忙决定放弃徐州。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而且，从各处调来的机动部队就这样被拉来拉去，毫无作为，对全国各地的战局造成不利影响。
正在这时，日军率第14师团约2万人却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这样第14师团在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
蒋介石匆匆飞往郑州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积极进行作战，称“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镇守兰封的是蒋介石的爱将。桂手下的蒋嫡系第27军，装备精良，甚至有一个德式战车营的支援（装备德制Ⅰ号坦克，武器为两挺7.92MG13机关枪，使用钨芯穿甲弹可以在近距离击穿日军87式、94式、。但是Ⅰ号坦克装甲十分薄弱，容易被日军野战火炮和坦克炮击毁，而且数量非常有限），这是连日军的师团也未必有的，但桂永清军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日军步兵还没有冲锋，桂永清所部就开始全线溃退，往兰封以西的地方逃去。
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守的第8军所部又不战而逃了。守军还未与日军先头部队交火，一枪未放就放弃了商丘，让位于商丘和兰封一带的中国军队又处于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黄杰逃跑的“理由”是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
黄河决口后的形势
蒋介石的两支嫡系部队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被葬送。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临阵脱逃，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50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
郑州。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日，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怕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花园口决堤决堤方案
1949年后，在其自述文章中谈到：1935年他担任武汉行营参谋长时，便有中日交战时可决黄河之堤将敌隔绝于豫东，借以保全郑州之议案；1938年他出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时，又和副参谋长张胥行以此计划向程潜建议，程认为可行，遂向蒋介石请示，蒋回电予以批准。这是花园口决堤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还有、都曾向蒋介石建议放黄河之水制敌。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也曾于1935年在《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提出：
“…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
时任陆军新八师参谋的在战后的回忆录中讲：我手中搜集有众多国民党要员向蒋建议“以水代兵”的函、电，为证明我的观点，现摘要如下。
陈果夫建议
于日建议在武陟决堤。
委员长：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抗战前途或可从此转入佳境。惟黄河南岸千里，颇不易守，大汛期间且恐敌以决堤攻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制敌。盖沁河口附近，黄河北岸地势低下，若在下游任何地点决堤，只须将沁河口附近北堤决开，全部河水即可北趋漳、卫（即漳河与卫河），则我之大危可解，而敌则居危地……
（时任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21日电，建议在、决堤。
熊次长哲民勋鉴（即，时任军令部次长）：黄河旧险地方在以东者如河北之刘庄、鲁省之朱口，倘即刻施以决口工作，更于旧河道下游多抛埋柳枝，则河水必改道南向，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虽不能淹没敌军，至少可使其行动困难，全局情势必将改观……
陈诚转呈王若卿建议
转呈王若卿建议在黑岗口决堤。
蒋委员长：据炮兵第16团王团长若卿报告称：
1、顷闻我军决兰封口，引黄河水淹日寇，其计甚佳。但水经黄河故道，鲁西、苏北受害最烈，豫东仅占一部，于豫省军事关系较小。
2、查黑岗口水位较开封高出30丈，堤身两侧皆水，历来称为险工。如在该处决口，其大流直趋开封，经朱仙镇、尉氏直贯汴周公路，横断亳、柘、周、漯河公路，与军事关系最钜……
3、开封为河南政治中心，首应破坏，免致资敌。[3]
花园口决堤事件经过
花园口决堤的任务由守卫黄河的国军的部队执行，地点首先选在了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
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黄河改道，虽然为国民政府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4]
1939年，日军为防止黄河水回归古道，保护通过故道的汴新铁路，决定扩大花园口口门。7月间，乘进犯花园口之机，杉山部队在原口门以东另挖一个口门，当地人称之为“东口门：，旋即冲宽扩大，东西两个口门之间相距100多米，中间留下一段残敌。到1944年8月大水，始将残堤冲去，两个口门合而为一，最后花园口口门宽达1460米。(文献《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
花园口决堤后果
人间惨剧[4]
花园口决口后，奔腾的黄河水迅速下泄。此时正值雨季黄河上游
河水暴涨，花园口决口处被迅速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 [5]
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洪水汇合一起，如脱僵野马，奔泻而下的黄河水，卷起滔天巨浪，历时4天4夜,由西向东奔泄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淹没了中牟、 尉氏、扶沟、西华、淮阳等地,又经颍河、西淝河，注入蚌埠上游的淮河，淹没了淮河的堤岸 ，冲断了蚌埠附近的淮河铁路大桥。蚌埠向北经曹老集至宿县，也都成了一片汪洋。日军被黄水阻隔后。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流经豫、皖、苏3省44个县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给这一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据不完全统计，河南民宅被冲毁140万余家,淹没耕地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被淹没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达480万人。89余万老百姓猝不及防，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且造成了此后连年灾害的黄泛区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后果……黄河改道， 国民政府《豫省灾况纪实》 如此勾勒出黄泛区灾难图：黄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 ，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
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 。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更是司空见惯 河南省档案馆的记载死亡人数为89万人，受灾人口的高达1,200万人， 花园口决堤事件给黄河下游豫（河南）、皖（安徽）和江苏等地的中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淹没耕地1,200余万亩，造成黄泛区。共计有千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花园口决堤将黄河每年几十亿吨的泥沙顺着决口涌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没田野，漫溢湖泊 ，堵塞交通和航运，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广阔黄泛区” 每年汛期时，黄水都会泛滥回流倒灌，淹没农田，洪水过后便是蝗灾，到处是沙丘，地表突兀凸凹，根本无法耕种，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3]
这次决口直接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两年的大规模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仅河南一地就有300万农民死于饥饿 而日军战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第二军当时有7千4百多人在徐州会战死 ，而不是某些人声称的死于洪水。
花园口决堤影响
国民政府认为，日的花园口决堤，也是中日双方沿着
黄泛区的日军强迫中国人拉车
黄泛区边界东西对峙的开始，依赖机械化军事装备进攻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日军被迫改变原来沿铁路线西进南下的战略，一方面把部队从豫东尉氏、中牟、娜陵、通许、陈留、杞县等各县向东撤退，转移、集结到以商丘、徐州为中心的豫皖苏交界地带，另一方面确定了沿江淮水路西进的路线，分调多路人马围攻武汉。战事南移到豫南、皖西、赣北、鄂东的广大湖沼山地地区，豫东战场逐渐冷却下来，武汉附近地区接着成了中日两国军队厮杀的新战场。这样一来，从郑州斜贯东南，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泛区的东面，相持一直延续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花园口决堤中日损失
花园口决堤中方
由于百姓没有及时疏散以及洪水引发的逃荒等情况，有很多人死在了洪水中：比如据闫景文回忆说：“6月9日的晌午，忽然洪水就涌了过来。几分钟的工夫水就涨到齐腰深。没过多久，大水呼啸着冲下来，几米高的浪头跳起来，我的姑姑一家7口人眨眼间就被黄河水卷走了……”再如据日的《申报》（香港版）报道：“黄水肆虐，污坑遍地，蚊子多，死尸多，难民们又经常露宿在外，遂致瘟疫流行。患霍乱、伤寒、痢疾的人很多，特别是得了霍乱，上吐下泻，有的人半天时间就死去。花园口决堤不久，在黄水包围的开封就发生了霍乱，死亡者众多。”
根据韩启桐、南钟万于1948年出版印行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提供的数字，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九年间黄泛区河南因黄泛而死亡人口有325598人，江苏死亡人数为160200人，由于安徽省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所以他们在书中根据河南与江苏的灾区人口死亡比例推算出安徽死亡人口在40万左右，因此他们得出黄泛共有89万人死于黄泛的结论。根据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深入豫皖苏泛区进行的灾情调查结果显示：“河南黄泛20个县截止到1944年底，共淹毙人口325037人，逃亡人口约631070人。”可见韩启桐、南钟万二人所引河南与江苏的死亡人数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他们关于安徽死亡人数的推算并不确切，因为安徽的受灾面积、受灾程度和受灾人数都比河南小，但其测算出的死亡人数却比河南死亡人数还要高8万人，这有些夸张。至于安徽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无法查实。而1938年当年因黄河决堤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由于当时调查环境所限，更是无法查实。
花园口决堤日方
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对奔涌而至的黄河水猝不及防，有的被洪水淹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
东史郎那时是侵入豫东的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在他出版的《》中记载，早上，他刚支上锅准备吃早饭，军队中便传来了“敌人炸毁了黄河堤坝，大队及时疏散”的命令，士兵们紧急转移，没跑两步，便发现湍急的浊流滚滚而来，冲走了一个个村庄……
在此后十几天的日记中，东史郎详细记载了日军和后勤部队失去联络、给养断绝、被中国军队紧追不舍的情形。
惊魂未定的东史郎等士兵们才登上火车，一路退到了安徽境内。
花园口决堤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军队开展了反攻，豫东地区的日军基本得到肃清，日军被迫逃往豫皖交界处。
后来，在谈到黄河决堤所带来的战斗人员伤亡时，日军承认“曾受相当损失”，从中日双方所披露的材料来看，这个数字从7000人不等。
黄河决堤给日军带来的重创不仅仅在占领区的缩小和部队减员上，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日军预期的进攻路线被打破。豫东战场渐渐冷却下来，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黄泛区的东面。直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郑州才被他们攻取。[3]
花园口决堤日方资料
日本沿淮河进攻的作战计划
日方认为，日本原计划以一个军沿平汉线南下，一个军沿长江进攻，但在4月份制定汉口作战计划的时候，考虑到当前该方面敌情，需要很大兵力，而且华北治安不良，抽调兵力也有困难，因此这一计划被推翻，改变计划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部的部队，以一个军沿扬子江助攻。这个方案出了节约兵力外，还有利于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6月12日黄河决口后，因为黄河水涌入淮河，造成水量过大，对行军补给不利，因此变更主攻方向，沿长江主攻，沿淮河助攻[6]
花园口决堤给日军造成的创伤，可以从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证。
1、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10日前后，中国军队在京水镇（郑州以北15公里处）附近，掘开了黄河南岸的堤防。因此，黄河浊流向东南奔流，中牟首先进水，逐日扩大，从、尉氏、太康，一直影响到。第二军6月13日为救援孤立在中牟的第十四师团一部，从第五、第十、第一一四师团兵站抽调工兵各一个中队及架桥材料一个中队，配属给第十四师团。随后于16日又从第一军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战死7400人的来源
调来独立工兵第二联队主力及渡河材料一个中队。6月15日后，由于泛滥的河水扩大到尉氏的第十六师团方面，第二方面军除调回第十四师团两个工兵中队外，又逐次增加架桥材料两个中队，折叠船40只，独立工兵第十一联队主力支援，然后向泛滥地带以外撤退。第二，在6月16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161.5吨。29日，方面军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第二军在战死的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不知被那个篡改成了死于洪水）”
2、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撰有日军侵华史长编。其中第440页记载如下：“中国军队6月10日左右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方向涌出，采取了水淹战术，淹没了自己的广大沃野，形成了经、、周口、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给我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
决堤后 寻歼日军的中国军队
日军一名军官也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详细描述了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围困的日军状况：但总之必须过河……”“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
从当地复杂的社会形势看，黄泛区形成之初，豫东地区一度成为，战局基本稳定后，日军大规模地调动，留在该地区的兵力很少。开封、商丘、敌只数百人，其他各县仅仅四五十人。很快就形成了多种势力交错杂陈的局面，一方面是日军占领者及其傀儡组织和，另一方面是不断回升从事游击战的中国军队，还有其他各种背景复杂、立场摇摆不定的地方势力。
日本报纸对于花园口的反应
日本军队曾组织修筑防泛东堤，但是过程并不顺利。一是水势不稳，经常发生决堤而被迫延期。二是地处黄泛灾区，留下的居民多为老弱病残，难以招来足够的人力。三是在中国抗日武装的宣传鼓动下，日军对参加筑堤施工的民工也不敢施以暴行，否则，他们就会投奔抗日武装。四是日伪政权内部矛盾交织，主持施工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利欲熏心，都想从中渔利，偷工减料、中饱私囊的情况严重，直接影响了施工的进度和质量。五是当地处于所修大堤以内与以外的各村落之间，利益冲突明显，都不愿把自己的家园堵在堤内，加上伪政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协调有实际困难，因而施工时常被中断”。就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筑堤施工断断续续，一直到1943年才基本修成。防泛东堤的修成，约束了泛水水道，相对地控制了黄河及涡河的洪水东泛。
花园口决堤舆论宣传
由于损失惨重，国际影响巨大，在花园口事件发生之初，国民政府矢口否认此为中国军队所为，称系日军轰炸所致，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花园口事件在台湾是禁止任何公开谈论的，到80年代中期后，才逐渐有人在台湾陆续发表相关文章。
花园口决堤后在洪水走逃难的中国百姓
6月9日上午，花园口决堤放水之后，一封事先拟好的电报由迅速发往武汉，到达蒋介石的案头，电文大意是“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这一天晚上10点，程潜给蒋介石的第二封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更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第一战区早提前拟订了对外宣传的策略，首先由负责花园口决堤的新8师在决堤即将成功的时候从现场向武汉发去军情报告，称中日两国军队在豫东地区激战，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决口。然后由国民党以国家新闻中心的身份对全世界发布黄河大堤被日军炸毁的讯息。
花园口决堤黄河决堤后难民逃亡他乡
第一战区的策略对蒋介石而言，显然正中下怀。两天之后，日，蒋介石电复程潜，做了三条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以及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这样一来，就为花园口决堤的对外宣传确定了基调。6月11日上午9时，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情形。在中央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报社如、、《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严重暴行。的《》也参加到对敌暴行的声讨中，并号召赈济受灾同胞。《新华日报》6月12日的电文题为“豫东战场:敌因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黄水汹涌处庐舍荡然，敌妄图消灭我战斗力”和“豫东战局渐趋稳定，我敌相持白沙附近”。6月13日，《》又发出题为“犯新郑敌已击退，暴敌仍到处决堤，中牟、白沙大水，数万灾民集郑”的电文。
花园口决堤的消息迅速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一时间，无论路透社还是的消息都显示出，世界各国舆论几乎一致谴责日军的这一暴行。但日本方面始终对中国的宣传竭力进行反驳，中日之间的新闻战和一些媒体爆出的异样信息，使得人们觉得事情似乎没有如此简单。于是，一些新闻记者要求到决堤现场去参观采访，试图弄个水落石出。
大概是预见到了消息暴露后的社会反应，在花园口决堤刚刚放出水来的时候，就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当记者要求前往花园口进行实地采访时，新8师又奉命编造了一套日机轰炸的材料，伪造了一个被轰炸的现场。后来国民党中宣部及国民政府中央电影制片厂人员前往花园口，拍摄日军炸堤和中国军民抢堵缺口的新闻纪录片以扩大宣传。
6月9日开始逐步实施的决堤宣传策略，有效地激起了抗日前线的豫东民众的抗战热情。如6月11日的《申报》所言“敌此种惨无人道之暴举，既不能消灭我抗战力量，且更增加我杀敌之决心。”特别是在豫东地区，在他的《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里如此描述“豫东皖北苏北是历史上著名的秘密结社及会门武装的发源地，倘不小心，一生冲突，他们三声号炮，村村集合，人人出动，流血惨剧就要发生。”加上这一地区在期间已经遭受过日军的野蛮蹂躏，因此，决堤之后，面对日军的侵略，豫东民众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诸如游击队、看家队、自卫团，还有红学会、黄枪会、妙道会等各种各样的武装团体，保卫家园，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名目繁多。
同时，豫东民众抗日参军热情被调动起来了，国民党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7月24日专门致电蒋介石，指出与豫东相连的安徽北部地区“民风强悍，从军者极众。此次受敌摧残，多起而组织武力自卫，到处游击，时有效果，且向与驻军感情融洽，数逾十万”，并且计划以“正式军队一师以上配合民众武力，以专人统一指挥，以期切实收效，则消极可截断敌之南北交通，使其疲敝，积极可牵制敌军力，使江南作战容易，且免地方丁壮被敌征用，所费甚少，其益甚大”。之后，国民党开始联络、集合这一地区分散的各抗日武装，相继组成了多路“泛区抗日挺进队”。同时，国民党系统在这一地区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铁杆汉奸和日伪重要人物的豫东特别行动队。
《》(香港版)《豫省的民众武力》一文如此描述“豫省民风强悍，人民体魄平均都很强健，所以本省的壮丁应征入伍是比较受人欢迎的。河南省壮丁的征调除了国家依法征调者外，还有各部自行派人招募。豫省应征的人数，截止上月底，据统计至少已征调40万人。”[7]
花园口决堤回忆
花园口决堤简介
花园口决堤，500万人的灾难
1938年6月，侵华日寇的铁蹄踏进徐州，逼近开封，郑州告急，武汉岌岌可危。接受了其党、政、军各界提出的决堤放水、以水代兵的建议，下令在赵口和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
花园口段被火炮轰然炸开，滚滚浊流经贾鲁河、沙颍河、涡河河道狂泻而下，堤脚下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等23个村庄顿时淹没无存。黄河由此改道南流，历时9年之久，波及豫、皖、苏三省44县（市），共计29万平方公里，酿成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几十万人死亡的空前灾难，形成震惊世界的中国“”。
黄河从扒口处南流后，泛流河道成了一道“军事分界线”，东面被日军占领，西面为国民党控制，两岸先后修筑东、西堤以防泛水。国民党在西堤险要处构筑军事防御工事，力图“以黄制敌”。日军机械化部队被迫改变进攻的路线，改由山路和沿长江逆流进攻武汉。
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的回忆说：“我在任职时，曾经拟过两个方案：（一）必要时，将郑州完全付之一炬，使敌人到郑后无法利用；（二）挖掘黄河堤。最后认为决堤有两利：甲，可以将敌人隔绝在豫东；乙，决堤后，郑州可以保全。我和副参谋长以此计划向程潜（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请示。商量结果，认为只有决堤才可渡过此种难关。”
时任新八师作战参谋的在他的《抗战日记，六月十日》中记载：“沿陇海线开封西犯之敌，已攻占中牟县城，因我决堤，纷纷回窜，状态狼狈，淹没者亦不在少数……”“当我们实行决堤时，敌14师团派骑兵团的一个支队，附有15生的口径榴弹炮4门，已进至新郑附近，将平汉路郑汉之间的交通一度截断。黄泛之后，这一支队因后路被截断，全部被我消灭，计掳获400余骑，15生榴弹炮4门和步、骑兵若干名（大多数逃窜）。”
然而，不少于500万的灾民，却在漫长的流浪途中遭受着肉体创伤和精神创伤。九年黄泛还有一个直接后果：黄河把每年十几亿吨泥沙淤积在平原和河道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淮河两岸人民和专业工作者仍然在为消化和排解这些遗留物质而艰辛地努力着。专家们甚至将淮河形象地比喻为“没有屁股的河”，差不多快要到了“谈黄色变”的地步。他们说，淮河干流从蚌埠开始，要爬两米多高的坡才能进入洪泽湖，而洪泽湖早就是危机四伏的悬湖了。
这一切灾难，毫无疑问，都是由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造成的。
见证人：闫景文
采访时间：日
采访地点：郑州市邙山区毛庄镇岗李村
见证人：闫景文男，79岁，花园口决堤的洪水夺去了他家7口人的生命。
■没过多久，大水呼啸着冲下来，几米高的浪头跳起来，将花轿卷得无踪无影
1938年，我12岁。这年6月6日那天上午，我在父亲的吆喝声中准备下地干活，一群突然闯进的国民党兵拦住我们的去路。他们神情显得焦躁，为首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连长，操一口南方口音，踏进门槛就喊我父亲的名字。父亲应声后，他令手下一个士兵拿出几块大洋塞进父亲的怀里，督促我们全家赶快离家逃生。
我父亲抬头看看天，天空不见一丝云彩，父亲判定不会发洪水，但知道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了黄河对岸，心里害怕，又不愿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这个地方。
士兵临走，搜走了我们家的三口大缸。父亲照旧要领我下地干活，出门我看见国民党新八师的部队在村子里到处收缸，把老百姓家的缸全部征用去了。他们收缸干什么，谁也不知道。那时到处兵荒马乱，谁都不愿离开故土。后来才知道河堤人工扒了几天都扒不开，用缸装上炸药，才将河堤炸开。
6月9 日的晌午，太阳当空，晴朗无比。邻村有一家人到我们村娶新娘，喇叭声脆，花轿耀眼，引得我立在村头观看。忽然觉得脚下颤动，接着隐约听到闷雷样的嗡嗡声由远及近，震得耳膜发麻，不多时洪水就涌了过来。开始水流很急，水量不是很大，浑浊的黄水像长蛇一样嗖嗖前行，淹过了抬轿的两个壮汉的膝盖，几分钟的工夫水就涨到齐腰深。我看到抬亲的男人将花轿高高举过头顶，踉踉跄跄地抬着新娘子走。没过多久，大水呼啸着冲下来，几米高的浪头跳起来，将花轿卷得无踪无影。
村里人像炸窝了一样四处躲水，可洪水来势凶猛，我的姑姑住在下面的村子里，一家7口人眨眼间就被黄河水卷走了……
姑姑村子里的人全部没有来得及离开，洪水包围了他们的村庄。我看着大水不停地上涨，大人孩子的哭喊声响成一片。我们村庄好多人躲在了大树上，听到呼叫声想下水救人，可水实在太大了，只听见水中和岸边的哭喊声一阵比一阵惨……大人抱着孩子爬上了房顶，很快房子呼隆一声塌到水里了；好多人爬到了树上，水又把树淹了……村里当时还住着一些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国民党军士兵，他们朝天打枪，可没有人来救，几百村民和士兵全部被水冲走了。
突如其来的洪水让我们一家人失散了，各自逃命，谁也顾不上谁。那时我年轻，手脚灵活，先爬上了树，后又抓住漂在水中的几块门板，将身子用绳子捆在上面，昏昏沉沉地漂了几天几夜，侥幸逃生，而我家7口人全部葬身洪水中，连尸体都没见到。
我幸存下来了，从此流离失所，加入了逃难的人流。我随老乡在黄河南岸的一个叫岗李村的小村庄住了下来，但那里缺衣少食，天天都有人被饿死。日本鬼子被泛滥的洪水阻挡在了黄河北岸，不时向黄河南岸发射炮弹，炮弹到处纷飞，落到村庄里。日军飞机经常在沿黄上空来往盘旋，连续轰炸数天，把岗李村炸成一片废墟，人只好逃到野地里。
■那段时间鬼子杀人上瘾，见人就杀，见房就烧,白骨一堆摞一堆，白花花的一片
黄河的洪水没能阻止日本鬼子残害老百姓的兽行。日，日军趁夜色偷渡黄河，在邙山头登陆，沿广武岭至花园口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扫荡。那时我居无定所，为了活命，到处找吃的。一天我来到附近的王顶村。这个村的王俊杰为父亲过生日，妹妹回娘家给父亲做寿。她还没走进家门，就遇上了鬼子。鬼子发现她后，怪叫着蜂拥而上，撕扯她身上的衣服。叫声惊动了她的四个哥哥，他们手持木棍冲出来与鬼子搏斗，一阵枪响，兄妹5人眨眼间全部倒在了鬼子的枪口下。
那段时间鬼子杀人上瘾，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老百姓无处躲藏，大部分老人和妇女被逼得跳了井。王村一个村被日本鬼子杀害84人，一口深水井被尸体填满了。一个老乡和我在一起避难，他家12口人就逃出他一人。他知道家人没能逃脱、凶多吉少，蹲在地上手捂着脸，呜呜哭。我看他伤心欲绝，便自告奋勇跑回他们村替他打探消息。还没进村，就看见一群妇女哭喊着往西沟跑，数十名日军端着枪穷追不舍，很快就将她们围拢起来，用刺刀逼迫她们脱衣服，不从者用刺刀挑死，剩余的被他们轮流奸淫。
日本鬼子在这一带杀了多少人，没有人能够计算清楚。被害人的尸骨扔在沟内，白骨一堆摞一堆，白花花的一片。
后来沿黄一带逃跑出去的老百姓回村一看，从前人声鼎沸的村庄不复存在了：一无粮，二无房，三无人。老百姓在村里哭了一场，又逃离他乡，沿黄一带成了无人区。
见证人：张广和
采访时间：日
采访地点：郑州市勒家堤3队
见证人：张广和男，88岁，农民。
记得那时小麦还没收割完，国民党军新八师蒋师长派人给我们家5口人送来十块大洋，把我们赶到十里以外的地方。我带着老婆和大儿子、闺女和刚出生的小儿子一家5口踏上了逃荒路程，这一去就是六年。
那时逃难的人慌不择路，没有吃的，人饿得昏昏欲倒，走着走着，身子一歪，就倒在了路上。沿途一路死尸，我的大儿子、闺女相继在逃荒的路上因饥饿和得病去世。我把他们扔在路旁，带着家人继续在黄河沿岸的五个地区流浪。
这年农历的5月，我们在逃难途中遇见了日本鬼子。几个鬼子骑着马到地里拽黄瓜吃，那时一根黄瓜能救几个人的命。一个叫翟海亮的壮年人吆喝他们，不让他们吃。鬼子不由分说，举枪就把他打死了。老百姓愤怒了，说这日子不能过了，拼吧，就拿着叉、棍嗷嗷吼着出来拼。老百姓人多势众，忙于扯摘黄瓜的鬼子见状慌忙开枪，打伤了几个人。马受了惊吓，跑回了邸阁（地名）。鬼子见势不妙，边开枪边后退，一路喊着要从县城调来部队，把县东这一片老百姓全灭了。
鬼子走了不多时，黄河洪水就冲下来了。先是顺着地里的垄沟、路上的车辙印还有低洼地，缓缓地流，后来水就大了起来。逃回去的那几个日本鬼子正召集了人马，拉着小钢炮，准备过来屠杀这里的百姓，走到半途，洪水泻下来，马蹄和钢炮陷到了泥水里。鬼子见状，不敢前行，勒住马，回邸阁了，老乡们逃过了一劫。
第三天，水已淹到人的胸口，老乡们商量，快跑吧。大家聚在一起连夜坐船，向西逃去。后来水涨到一丈多深，没能逃出去的人有的淹死，有的饿死。
我拖家带口东奔西躲整整流浪了六年，把一生的苦难都看尽了，吃尽了。
站街有位宋大娘。儿子媳妇都到山里避难了，只有她和十三岁的幼女在家看门。她闭着门户在家吃饭，只听见有人拍了两下大门，她正要去开门时，门已被鬼子铁蹄跺开，她的小女赶快向屋内躲避，被鬼子上前拉住。宋大娘看他居心不良，去拉她的女儿，这时鬼子拔出腰刀，将大娘的手砍去两个指头。女儿挣不脱身，大哭大叫，大娘也无法挽救，结果不知日本鬼子将女儿拉到哪去了，再也没回来。
我们逃荒到豫东时，豫东已经沦陷了。一个老乡看见我们，让我们赶快离开这儿，说鬼子在这里无恶不作，被他们占领的每个村庄派选青年女子二十多名，供他们轮奸，缺少一名，即逼令折缴120元，以作罚金。鬼子并令住户妇女不准逃走，昼间头戴鲜花，在家裸体做活，任其调戏轮奸；夜间不准闭门，以供随时泄其兽欲。
我们赶快逃走，沿途看见乡间的树上，有好几具因受辱自缢的妇女尸体。
花园口决堤话外音
以水代兵，足以说明当时战场形势的严峻。黄河决堤不久，法国的《共和报》指出：“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准备放出大龙两条，即黄河与长江，以置日军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本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8]
花园口决堤花园口
日，日本投降。此时的花园口也被扒开了7年多的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已是茫茫一片。国民政府决定在花园口堵口，引黄河回故道。1946年2月，黄河堵复工程局成立，3月开始花园口堵口工程。当时，黄河改道已有8年，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黄河故道两岸军民创建了冀鲁豫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故道河床内的土地大部分垦为农田，几十万人在其中耕作生息。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先复堤而直接堵口，无异于再造一个黄泛区。况且黄河故道的堤坝工程在抗战中遭到严重破坏，也急需修复。为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同意黄河堵口归故计划，另一方面提出了“先复堤、后堵口”的基本主张。而国民政府则堵口愿望迫切，下达了“宁停军运，不停河运，限期完成，不成则杀”的命令，国防部长白崇禧还亲赴花园口工地督促施工。
当时，花园口堵复工程局的总工程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赞成推迟原定的时间。为此这位总工程师和堵复工程局的美国顾问等人产生了尖锐的对立，最后毅然辞去职务，以示反对。日，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前往新乡，与、、商洽黄河堵口复堤问题，决定各方面派出代表谈判。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一方和国民政府所属的水利部门为另一方，进行了多次谈判，双方先后签订了开封、菏泽、南京、上海等协议。协议规定堵口工程和复堤工程同时进行，堵口时间视复堤进展情况，由双方协商。复堤工程和河床居民的迁移、救济费用，由国民政府解决。
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为了配合军事进攻，破坏解放区的生产建设，国民党方面一面加紧堵口工程，一面派飞机轰炸解放区的复堤工地。
日，国民政府未与中共方面协商，即在花园口堵口合龙，黄河随即回归故道。
花园口决堤历史评价
花园口决堤支持方
当时的形势，人们必须在中原沦陷、既而导致整个大后方沦陷、中国被亡国，还是炸开花园口保住中原两个糟糕的选择之间做出选择，只有“两害取其轻”。其时，中原附近的国民政府军队均已无力再战，其他战场上的国民政府军队驰援已力不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相当弱小，不足以抵抗整个日军的进攻。因此，在这种局面下，“以水代兵”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如果说花园口决堤这个责任要由谁来负，那就应该由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侵略者来负，没有他们发动的十恶不赦的侵略战争，什么都不会发生。
花园口决堤质疑方
花园口决堤给日军造的困难只能称一般，仅使其主力由沿平汉线和淮河两路合围改为沿长江推进，日军的战略部署并未因此打乱，武汉到底也没能守住。与豫、皖、苏人民因决堤而蒙受的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相比，这点作用微不足称道。花园口决口，当时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是日军在中所杀中国军民的三倍，占中中国损失的3500万人口的2.5%，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日军攻入河南只是沿陇海路追击从徐州会战中撤出来的中国军队，其目的不在于扩大占领区。尽管日军在徐州会战中并没有达到“围歼在徐州集结的国军主力，及早结束侵华战争”的目的，但日军占领徐州后，大本营认为徐州会战基本结束，因而于5月21日下达命令：“一、越过兰封、归清、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二、华北方面军随着华中派遣军的南下，命令第二军占领徐州以南的津浦沿线。”遵照大本营的指示，华中派遣军各部大体在5月29日以前完成了集结任务。
但是，华北方面军却不顾大本营的决定，于6月2日将第十四师团配属给第二军，并下达了向兰封以西地区追击的命令：“一、敌主力有开始向平汉线以西后退的模样。二、方面军决定首先向中牟、尉氏一线追击敌人。另外，令一部迅速挺进切断平汉线。”尽管如此，当第二军第14、第16师团推进到中牟、尉氏一线时，华北方面军在6月6日就已经下达了停止追击集结兵力的命令：“一、由于各兵团的果敢神速地急追，敌已溃乱，其大部逃入平汉线以西，开封亦已陷落。二、方面军决定将在陇海沿线作战的兵团，逐次集结在开封、杞县、亳县、宿县一带，准备下期作战。”而日军下令停止追击时，中国军队花园口决堤还未开挖。花园口决堤是在7日开挖的，9日才出水，而日军停止西进的命令在花园口决堤前3日就已经下达了。因此“日军进攻被花园口决堤阻止”的说法完全不靠谱。[9]
．新浪网[引用日期]
．腾讯历史．[引用日期]
．腾讯．[引用日期]
．凤凰[引用日期]
．农历网[引用日期]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作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二卷第一分册110-111页
渠长根《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1938年花园口事件研究综述
．腾讯网．[引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