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爱书不能这么爱
黄裳:爱书不能这么爱□ 沈鹏年& & &黄裳在好几本文集中称我是他的“旧识”、“过去的朋友”,还说“我们的开始认识,实在很久很久了”。黄裳写道:“当时我们都有着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狂热,什么初版本、毛边本、签名本……真是有许多讲究与很浓厚的兴味”,因此,经唐弢介绍便相识建交了。弹指一挥间,不觉已六十多年。岁月沧桑,人世无常,经过了沦陷时期“一二·八”日寇侵入上海租界捕人烧书的“黑色恐怖”;解放前夕国民党查封进步报刊、屠杀《文萃》烈士,制造“宋公园血如海”的“白色恐怖”;“文革”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推行“打、砸、抢、烧、杀”的“红色恐怖”……我与黄裳总算历劫幸存。在同越古稀、共迈耄耋、步向期颐之际,自然规律证明:我们在人世间已经为日无多了。老朋友相交一场,总算一段“文字因缘”,龚自珍诗云:“文字缘同骨肉深”。还有什么值得计较呢?&& & 我离休以后,二十多年来,除了应邀赴美、法等国探亲访友(纽约夏志清兄和巴黎马季良先生等)旅居海外五年,归国后僻居古称“三吴”的太湖之畔,“窗外流水枕前书,已共红尘迹渐疏”。安于寂寞,读书为乐。其间看到黄裳多次发文,对我言多不逊,想到他处于丧偶、鬻书、病足的不幸心态,也只是一笑置之。不料他以为我软弱可欺,一再以不实之词强加于人。嘉兴图书馆小范兄询问于我,我说这是黄裳的“心病”所致。他深夜扪心,无法安枕,产生幻影,不免任意而写了。或问何谓“心病”?“心病”者,郑振铎先生的《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也。&在半个世纪以前,黄裳以“抢救”、“保存”郑振铎先生《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为名,向我商借了黄金、银圆等巨款。不料,巨款到手,移作别用,既向我“无从交代”,又愧对郑振铎先生。晚年同首,黄裳不得不承认:“这也算得是我年轻时干下的一件荒唐事。”&& & 关于郑振铎先生及《纫秋山馆行箧藏书》&& & 郑振铎(),笔名西谛,是我一向崇敬的前辈。他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新文化运动著名旗手,是中国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核心发起人,影响巨大的《小说月报》、《学灯》的主编,也是现代著名作家、考古学家和藏书家,还是燕京、清华、复旦等著名大学的教授。上海解放前三个月,他应中共中央邀请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安排下,秘密赴北京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被派出国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应邀出席天安门开国大典。建国后历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要职。对我国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当时认为:我能为这位伟大的前辈贡献一点微忱,是自以为光荣的事情。&至于《纫秋山馆行箧藏书》,黄裳在《关于“纫秋山馆”》写道:&& &读新刊《西谛书跋》,见收有《长乐郑氏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等共三篇。都写于年间,那是抗战胜利的前一年,西谛先生留居海上,生活困苦,曾多次斥去藏书救穷。《纫秋山馆书目》后有长跋,……去书易米,其意甚明。(郑氏)又说:“古书九百一十二种,皆予烬余、鬻余之所存者。”是此册所记,当是当日手头所有的全目。而《长乐郑氏纫秋山馆行箧书目》一卷,则“右行箧所携书凡二百三十二种。明刊本占其大宗,凡二百十八种;元刊本凡二种,……多半《四库》未收及存目之书。”……&在即将出售、散失前及时抢救这批古书,确实可称为“一件义举”。&& & 郑尔康著《郑振铎传》有关记载&& & 郑振铎先生的爱子郑尔康先生在《郑振铎传》中,对于郑氏“离沪北上”和“出卖藏书”是这样记载的:&1949年初,解放大军解放了天津、北平后,正乘胜南下,蒋家王朝岌岌可危,做着垂死的挣扎。他们对国统区的人民,采取了愈来愈严厉的高压政策.爱国民主人士随时有被他们杀害的危险。中共地下党,为了这些进步人士的安全,采取了分期分批向解放区转移的措施。&一天,党派了陈白尘同志来郑振铎家,动员他去解放区。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的关怀。当时陈白尘同志还问他:你不是欠了不少债么?我们(共产党)替你还吧。&& &郑振铎觉得当时正是解放战争时期,每一分钱都是很宝贵的,他怎么忍心接受党的这笔钱呢?于是便婉转地对陈白尘同志说:“谢谢党的关心,钱我不能要,我自己可以设法解决的。”后来,他只得卖掉了一些心爱的藏书,还清了债务,同时也解决了去解放区的路费。&当时,由于长江以北已陆续解放,南北交通中断,去解放区必须先去香港,然后再由香港乘船北上。&经过一番准备,行期已定,他和妻子商量,母亲年迈,爱子年幼,决定由她带他们留在上海等待解放。他带女儿小箴先走一步。&& & &临行前,他与好友们一一作别。在致刘哲民先生的信中,他说即将“乘风破浪南行矣”,“大约相见期不会太远”……&2月15日一早,他带着女儿小箴搭乘“盛京”轮扬帆远航了。&郑振铎于3月18日抵达北平,受到叶剑英市长等热烈欢迎。(上引均见京华出版社《郑振铎传》第339页)&郑尔康先生为我们提供了郑振铎先生离开上海前夕、以及出售《纫秋山馆行箧藏书》的第一手资料。&郑振铎先生到了香港,于2月22日致信刘哲民:“我们都很关心上海方面的情形,……舍下如有事,盼能多加照拂。”到了北京,又于3月29日致函刘哲民:“敝寓迄无来信,……有便,乞不时至敝处看看,如果经济有困难时,务盼能够赐以援手,弟当尽快设法奉赵也。”(见《郑振铎书简》第15、17页)&刘哲民是孤岛时期出版抗日报刊的华美出版公司负责人,是位银行家,与地下党文委王任叔、党员恽逸群等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后他创办上海出版公司,任总经理,又是郑氏与李健吾氏联合主编《文艺复兴》和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发行人。在事业上和生活上都对郑氏积极支持。我由于树民中学钱家圭校长的关系,与刘哲民先生相熟。《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事,刘哲民事后告知:“如需保存,(他)自能解决,无须黄裳代劳……”黄裳在我不知内情时却郑重其事以此为借口,向我一再要求筹借黄金银圆,去“抢救”这批藏书。&黄裳对《纫秋山馆行箧藏书》如是说&请看黄裳如今对此事怎么说。为了使读者了解时代背景和历史真相,不得不在黄文中略加按语说明。黄裳说:&解放前我在文海书店见到《行箧书目》,是西谛手写本,肆中人说这是郑先生寄售的目录,已有四川某氏议价将成,我当时年少气盛,发愿为他留下这批书,就多方筹措了若干“大头”,约略可近书价。等我在市场上换成金圆券(按:当时实况,“大头”是硬通货,市面通用,无须换成纸币的),在一个傍晚赶到书店时,不料因币值朝夕变易,书店不认账了(按:这是遁词)。没有法子,只好用这笔钱,买了架上几部书算数。当时嘉业堂的藏书散出,满布架上。随意选取,有宋本《东坡后集》等约十种左右(按:原来他购下了十种左右宋版古书)。若与《行箧书目》的二百十八种(按:应该是二百三十二种明代古书)相比,价钱相去几近二十倍(按:即使在旧社会的明、清两代,宋版古书已视为国宝级的极品,宋版书的价值远高于明版书,这是常识)……这本《行箧书目》的西谛手写本,当时也一并取归,以为纪念(按:西谛的藏书未购成,却白白到手了一本《书目》)。后由友人沈君取去(按:这个“沈君”就是把黄金、银圆、布匹借给黄裳的鄙人。所说“取去《书目》”云云则与事实有出入。当时他为了取信于我,曾拿《书目》为证,后即取回)。&黄裳对《纫秋山馆行箧藏书》的又一说&黄裳在《上海的旧书铺》中写道:&解放前夕,嘉业堂的藏书几乎全部都陈列在文海书店里。真是洋洋大观。宋元刻本、明抄精校,俯拾皆是(按:这倒是黄裳的真心话,见到洋洋大观的宋版、元版、明抄本、精校本,俯拾皆是,怎能不动心)。不过引起我注意的却是郑西谛的藏书也有一批在这里寄售。西谛有一册手写的《纫秋山馆行箧书目》作为全目也放在书店里。书并不精,多半是常见的明版书,索价也不甚高,听说已有受主了。但辛苦聚集的旧本,一旦流失,总不免为之可惜。少年好事,真想设法为他救出来(按:多么动听的借口。正好用此借口去筹款也)。找到一位朋友(按:即鄙人),愿意拿出若干银圆当时称“大头”和一只“小黄鱼”一两金子(按:实际远远不止此数),按照与书店议定的价码,匆匆到黑市上把“大头”换了(按:只换了大头,没有换金子。因为金子换成纸币,十袋也装不下,一个人是拎不动的)。拎着一袋法币赶回书店时,发现议定的价码不算数了(按:想用戋戋之数“一袋法币”去购二百三十二种元版、明版古书,真是天方夜谭。难道郑振铎缺这“一袋纸币”)。当时黑市的行情,真个是瞬息万变(按:纸币会贬值,金子和银圆在手中是保值的。用“瞬息万变”,打马虎眼也)。这可傻了眼了。总不能再拎回黑市上去,也绝不可能换回原有的“大头”(按:“大头”虽然脱手,金子仍在手中)。下了狠心,就用这一袋法币买下十来部嘉业堂书(按:“十来部嘉业堂书”,什么书?他自己说是比《纫秋山馆行箧藏书》更珍贵二十倍的宋版书)。&这是黄裳的第二种说法。&黄裳对《纫秋山馆行箧藏书》的第三说&黄裳在《买书记趣》中写道:&韩士保是文海书店的店主……一天我从他手中看到郑西谛手写的一册《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说这批书是托他代售的……看过书目,知道这并非西谛藏书的重点,而索价也不是渺不可及的高价。心想这毕竟是他辛苦收集所得,散去不免可惜。当时年少气盛,就想方设法筹款买下,使之得以保存(按:写得慷慨仗义,可惜只是一种借口)……几经奔走,一两天后从朋友(按:即鄙人也)处借得小黄鱼和银圆若干(按:这里把“一只”改为“若干”,仍不敢明言实数),赶紧从黄牛手中换得一袋金圆券(按:若干银圆和黄金,只换得一袋纸币,又是谎言也),等我赶到书店,韩君却以市价早晚不同……因而悔约(按:当时实际情况,黄金、银圆是硬通货,任何店铺是欢迎的,用不着多此一举。精明如黄裳,岂有不知之理)。这真使我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收回那一袋金圆券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换回借来的金条和银圆,无从向朋友交代,没有法子,只好选了几种嘉业堂书作抵,作一了结(按:黄裳当时同我既未“交代”,也没有“作一了结”)……这也算得是我年轻时干下的一件荒唐事。&黄裳对《纫秋山馆行箧藏书》的第四说&黄裳在《拟书话——西行书简》中写道:&一九三八年余访西谛于庙弄(按:他说他当时还是在读中学的中学生)……过了几年,与西谛重见,已是一九四八年前后(按:当时他是一家轮船公司的职员)……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西谛、叶圣陶约吴晗去苏州游散,我亦同去……在这前后,我在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西谛手写的一册《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说是预备出让,而且已有四川客人看过,只是尚未议定。我当时年少好事,就想设法为他保存这批书,多方筹措“小黄鱼”加“大头”,等我提了换得的一袋“法币”去付款时,却因币值突变,没有成交……后来对旧书认识较深,才悟出这批书并非他藏书中的精粹,大半是常见的明刻本,弃之并不可惜的(按:黄裳先是说这批书“并不精,是常见书”;继之又说“并非西谛藏书的重点”;最后又说:“后来才悟出这批书并非精粹,大半是常见书,弃之并不可惜”。——既然如此,黄裳又何苦口灿莲花,反复说服朋友(即我)拿出黄金、银圆来同他一起共襄“保存”《纫秋山馆行箧藏书》的“义举”呢)……西谛和上海出版公司有颇深的渊源。他的几种巨著都由它印行。出版方针也多由他规划……此后因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问题,西谛对我颇有意见,过从渐少。&郑振铎为什么对黄裳“颇有意见,过从渐少”&黄裳说:“此后因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问题,西谛对我颇有意见,过从渐少。”——西谛先生为什么对黄裳“颇有意见”而致“过从渐少”?柯灵先生在《百年悲欢》第286页,对这件事有所叙述。柯灵先生写道:&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黄裳最早介绍的对象是上海出版公司,黄裳向一位负责人(按:柯灵先生告知是刘哲民先生)提出要取佣金即介绍报酬。因为估计梅的著作好销,负责人很动心。事有凑巧,和出版公司关系密切的郑振铎先生恰巧在邻室和另一负责人谈话(按:柯灵先生告知,另一负责人是钱家圭先生),郑振铎先生听得义愤填膺,脸都涨红了。黄裳走后,他关照坚决拒绝,认为万不能干这种事,负责人(刘哲民)只好听从。&因为黄裳在谈《纫秋山馆行箧藏书》时提到此事,有必要引柯灵先生文章录以备考,作为笺释。&另据黄裳自述:巴金先生也指出黄裳“拼命要钱”是大缺点。(见《珠还记幸(修订本)》第414页)&黄裳自述四种说法,究竟想讲什么&黄裳在《春回札记》、《拾落红集》、《河里子集》、《海上乱弹》,直至最近出版《珠还记幸(修订本》)等单行本中,如《忆郑西谛》、《关于“纫秋山馆”》、《上海的旧书铺》、《买书记趣》、《拟书话——西行书简》等文中,关于郑振铎先生的《纫秋山馆行箧藏书》寄售问题,反复申述、多方辩解,究竟想讲什么?概括如下:&第一点,黄裳在解放前夕上海的古旧书铺文海书店中确实看到了郑振铎先生寄售(即托书店“代售”)的《纫秋山馆行箧藏书》。对这些古书黄裳以为“看过书目,知道并非西谛藏书的重点”;而且“书并不精,多半是常见的明版书”;“后来对旧书认识较深,才‘悟’出这批书并非他藏书中的精粹,大半是常见的明刻本,并无惊人秘笈,弃之并不可惜的。”——尽管如此,这《纫秋山馆行箧藏书》的名义还是可以作为借口利用一番的。 第二点,“韩士保是文海书店的店主,(黄裳)与之相识还在建国前的1947年顷。韩在旧书 &业中算是个名人,他能将嘉业堂的藏书扫数搬到店中上架,真的成了三马路上的一道风景。”黄裳还说:“解放前夕,嘉业堂的藏书几乎全部都陈列在文海书店里。真是洋洋大观。宋元刻本,明代精校,俯拾皆是。”——面对此种情况,爱好古代版本书的黄裳,对此怎能不动心?“鱼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权衡轻重,“熊掌”当然要比“鱼”珍贵得多。&第三点,黄裳以“保存”、“设法为郑西谛先生救出”《纫秋山馆行箧藏书》的二百三十二种古书,即其中元代版两种,明代版二百一十八种,其他古书十二种的名义,“找到一位朋友,愿意拿出若干银圆(当时称‘大头’)和一只‘小黄鱼’(一两金子)”;又说“多方筹措小黄鱼和大头”……但是始终不肯透露这位“朋友”的姓名,也不肯说明所借的数额。用“多方筹措”和“愿意拿出”的用词,正是“刀笔吏”手法,推卸“借债”之责。&第四点,黄裳借用(且不说“冒用”)为“保存”、“救出”郑振铎先生《纫秋山馆行箧藏书》的名义,向“一位朋友借得若干银圆和黄金”,结果购买了嘉业堂藏书散出的宋版精本《东坡后集》等珍贵古书十种左右。清代大藏书家黄丕烈一辈子只收得宋版书百种;而黄裳一日之间就得到宋版精本十种之多。黄丕烈地下有知,当叹“自愧弗如”也。&裳为什么要反复重提此事&黄裳以“抢救”“保存”郑振铎先生《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为名,向我借去黄金、银圆,购下嘉业堂散出的宋、元版精本古籍这件事,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在沉默半个多世纪以后,为什么连续写了四五篇文章要反复重提此事?&黄裳自己透露:“最近(上海)市上出现了一批有关我的‘文件’,有我自己写的交代……还有就是对我的揭发批判,主题是买卖旧书问题。……虽未目睹,我相信这些‘文件’都是真实的。”(见《海上乱弹》第117页)&得到友人关照,我有幸目睹了“这些文件”。实际上,这是“文革”中期“上海市革会文教口”抓的一件有关建国后古旧书买卖中“以伪乱真、投机倒把”的“大案”。“大案”的主角就是黄裳。黄裳所说的“文件”,就是该案一小部分原始材料。“四人帮”倒台后清理档案,这些外调材料、交代材料、揭发材料……便当做废纸处理掉了。有人从废纸堆中捡出来,看到“名人”黄裳亲笔写的“交代”和“揭发”,其中涉及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大师如巴金、梅兰芳、盖叫天等大名人,便当作宝贝拿到上海的“文庙”、“大木桥”等旧书流通市场上待价而沽,被有心人收购下来。&感谢这位有心人的好意,使我有机会对这些材料浏览了两天,得益匪浅。&这些材料的一角,涉及到早已因公殉难的郑振铎先生;涉及到解放前夕在文海书店发生而郑振铎先生并不知情的《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买卖纠纷;涉及到当年轻信黄裳“保存郑氏藏书”的借口而借出黄金、银圆的沈鹏年。&“纸包不住火了”,黄裳只能打破五十多年的沉默,巧言如簧、遮遮盖盖、言不由衷重提旧事,一口气发表了四五篇有关的文章,正是欲盖弥彰。&“以伪乱真、投机倒把”一案中的黄裳与我&此案的“主题”,正如黄裳所说“主题是买卖旧书问题”。确切地说,就是搜罗旧书,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问题。经过“统购统销”、“合作化”、“三反五反”等运动后,农民把自己种的蔬菜、家中母鸡生的蛋私自进城出售就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处罚。黄裳几乎每天跑旧书铺、旧书摊,以低价收购古籍珍本,写上题跋后转手以高价出售给国家图书馆。日积月累,几年下来,收获之丰居然从工薪阶层的报馆记者,一跃而成为古旧书业中的“个体暴发户”,自诩是“书林豪客”,可以同大藏书家郑振铎、张元济、周叔弢等前辈并起并坐——成为突出、显眼的“商儒”(不是“儒商”)型的风头人物。&当年,我在区委宣传部,有一次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徐千羽同志报告,报告曾提及“商儒黄裳”……由于文化局副局长兼《文汇报》社长陈虞荪同志的力保,黄裳乃得平安无事。&据黄裳自己的文章写道:他曾以极低数目的价格购得不少古籍珍本,转手又以高价出售给国家图书馆。例如:他只花了人民币二角购得“雍正原刻初印、有著名藏书家盱眙王氏藏印的《金冬心诗集》”;花五元钱购得的清代禁书“被雍正列入‘年羹尧党’而杀头的汪景祺诗的钞稿本”;低价购得的“名家鲍以文朱笔批校的古抄本《兰雪集》”;以及有“陈仲鱼不少藏印,且有吴兔床手写题词的王昶《春融堂集》”和“天一阁流散出来的一批古籍”等,都以高价出售给国家图书馆。黄裳认为“书价随行就市”,“涨落之巨”算不得“投机倒把”。“反右派”运动以后,他仍得到蒋文杰、钦本立、唐振常等同志的照顾,照常跑书店搜寻旧书。&“文革”中在干校,有揭发他的大字报,“称他曾从外地买得一船旧书,其中有宋元旧本,发了大财云云”,有的揭发他“利用旧书低价进、高价出,从公家获得巨额利润后,顶进了黄金地段的高档住宅;通过关系包住了全国最高级的北京饭店度蜜月”。因此“引起‘公愤’”,传到“中央文革顾问”康生那里,康生给黄裳下了“以伪乱真,投机倒把”的八字批语。“康生批语”传达到上海,“上海市革会文教口”便当作一件“大案”,下令有关图书馆和古旧书店组成联合专案组,发动有关的从业人员进行追查和揭发。&这件事“追查”、“清查”了一年多,牵涉到“知情者”老专家潘景郑和瞿风起等老先生,这几位年已古稀的老人也被揪去写交代和揭发。权威的老专家顾廷龙馆长专门就黄裳题跋中“以伪乱真”问题写了报告。黄裳自己也写了不少交代、检查和揭发。由于原文海书店店主韩士保“交代”了黄裳曾借口欲购《纫秋山馆行箧藏书》、实际却选购了嘉业堂藏书中的宋版、元版等珍本这件事,于是此事当时也成了追查的重点之一。&黄裳在交代中把我点了名,掀了出来,说他当时选购嘉业堂藏书中宋、元版珍本的黄金、银圆“是沈鹏年提供的”。这样,我被当作“投机倒把”的同案者也要被揪出来。幸而进驻我们单位的军宣队比较讲究政策,不同意将我“放”给他们去“审查”。当时我虽然在“文革”中被打伤,全身用钢皮马夹固定,生活不能自理,却仍被押下奉贤干校。1970年12月初,干校组织组的张庆云同志领了一位外调人员找我调查黄裳和这件事。我一看外调人员是熟人,原来是上海古籍书店的店员陈纯金。他见我半躺在床上的狼狈相,很表同情。我问他:黄裳是《文汇报》的,怎么由你们古籍书店来外调?陈纯金简要地告诉我黄裳在解放后倒卖旧书谋利的一些细节。因为黄裳在解放前夕用低价购下嘉业堂的大批宋版珍本,解放后又以高价卖给国家图书馆,认为是投机倒把。还说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有批示,要查清黄裳的问题。陈纯金说:“黄裳交代他购嘉业堂宋版书的黄金、银网,是沈鹏年提供的,所以要来调查沈与黄裳是否是‘合伙’性质的共同谋利……”我说我借给黄裳金子、银圆,是为了保存郑振铎的藏书,其他一概不知。再说我现在这副样子,外调材料一时半日也写不出来。陈纯金同意宽限我一星期。这就是我在日写的《关于黄裳的情况》,共五页,主要是写黄裳为“救出”、“保存”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箧藏书》而向我借黄金、银圆的事。至于低价购进嘉业堂宋版书、高价卖给国家图书馆的事,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听说黄裳干了这种“低价进、高价出”的倒卖行为感到气愤,也写了批判黄裳的字句。其中一些过头话,后来(1981年)曾当面向黄裳致歉。这份材料我没有留底。据《秀州书局简讯》第189期所载,我写的材料落款是“上海东方红电影厂电影系统四营沈鹏年”;材料上盖有“厂革会调查专用章”和“仅供参考”两个红色印章。——这份材料也是我在“文革”中人性扭曲和自身劣根性暴露的证明。将来有机会得到原文,我要附录于此,藉以对自己的一种鞭笞(有心人原来应允复印给我的,可惜至今没有践诺)。黄裳以书抵债:用三本书抵消第一次借款&建国以后,柯灵先生和我都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开会相晤,柯灵先生告知:郑振铎先生对黄裳“很不满”的情况。&后来遇见老朋友刘哲民先生,始知黄裳并没有为郑振铎先生“保存”、“救出”《纫秋山馆行箧藏书》。刘先生劝我“赶快向黄裳追索借款”(郑振铎先生日致刘哲民的信中写道:“沈鹏年来信说……和你认识。”——见《郑振铎书简》第190页)。&我便去找黄裳。黄裳这才“交代”了书店老板“悔约”而致《纫秋山馆行箧藏书》没有购成……但隐瞒了自己选购比《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价值二十倍”的嘉业堂所藏“宋版书”珍本十来种的事实。&对于“债务”问题,黄裳要求稍缓时日。&过了几天,他拿来日本东京版《域外小说集》两册和《会稽郡故书杂集》木刻本一册,说是来抵债。他说:你专门研究鲁迅,正好对口。&当时我请教了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顾先生说:有人花了二元钱淘得《域外小说集》第二册。这三本书,石米的代价足矣。&我对黄裳说这三本书抵第一笔付“定金”时借去的“一两黄金和二十枚大头”,他欣然同意了。我收下书后,把他第一次写的收条还给了他。因此,黄裳前几年写信给《秀州书局简讯》称《域外小说集》“亦归”沈处。用“归”字的原委在此。当时我问:还有的巨款何时了结?他说请我宽延时日,容后设法。我也答应了——想不到,如今黄裳笔下又花样翻新。&这就是黄裳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关于(金陵杂记)》文中所说:“沈君有一种‘习惯’,久借不归。从我这里‘借’去的,记得起来的就有鲁迅在东京印的《域外小说》初二集,木刻原本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郑西谛的手稿《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和其他明刻书等。时间已过去五六十年,沈君素有珍藏新文学书秘本之好,希望诸书、特别是《金陵杂记》的后半部,仍有还来之日,得成全璧,不禁企予望之。”——黄裳用三言两语,任意把历史颠倒了过来,将“债权人”轻描淡写成“负债人”(所谓“《金陵杂记》后半部”问题,另有专文,此处不赘)!&黄裳以元版“孤本”抵债,作最后“了结”&过了两年,我又去找黄裳,提出还债的“两个方案”,黄裳回信如下:&鹏年兄:&来信收到。&虽然你很大方,主张两个方案相辅而行,但我总觉得仍以快些解决为好。因第一方案迹近空头支票,我不大放心。&我想拿一部仅余的元刻本《左传林注》还给你(按:这里黄裳亲笔写的是“还”,不是“借”)。这书是孤本,是“林尧叟”注的,到明朝,出来了《左传杜林》即合并林注和杜预注的,此书即不再传世。清代三百年无人知之。鼎鼎大名的陈仲鱼都弄错了,这是个唯一的四十卷本。另有七十卷本,有元刻传世。&这书元版元印,十分漂亮。中缺一卷,我用明本补全,装了一下。有明代有名藏家周九松的藏印。共四十册。关于此书的特点,我前面有一篇题跋。&这书是我在解放前买的,花掉了中兴轮船公司发的一笔旅费、安家费。不够,又用别的木版书、杂志约一三轮车换来的。&我买书迄今,宋版没有(按:他公开宣称我借给他的黄金、银圆等巨款,《纫秋山馆行箧藏书》因书店老板“悔约”而没有购成,当时选购了嘉业堂藏书“宋版本《东坡后集》等十种”。见《春回札记》第175页),元版只剩下这一部,对“学术研究”(太夸张了)无用。因我不搞这一方面。因此愿意拿出来给你。如认为可行,我就找出来,专程送上。&专此即致&敬礼!&黄裳五月三十日&从黄裳给我的这封信所述:这部元刻《左传林注》残缺本的价格,在兵荒马乱的解放前夕,尚且使他“花掉了中兴轮船公司发的一笔旅费、安家费。不够,又用别的木版书、杂志约一三轮车换来的”——价值大大超过元刻的“宋版书十种”之多,岂能用区区的“一只小黄鱼和若干大头”换得来!?由此可知,黄裳前后四五次所写的并非真情,在购“宋版书十种”的金额上作了大大的缩小和隐瞒。&他用一部残缺的元刻本,同我最后“了结”借我巨款购下“宋版精本十种”的“债务”——可见他精于计算,人难企及。怪不得巴金先生曾批评他的“大缺点”是“拼命要钱”了。&在我并不知道黄裳借我巨款购下宋版精本十种之多的情况下,以为黄裳这一次总算用家藏的“孤本”——“元版”《左传林注》四十册送到我家,算是“了结”债务。我认为他的态度还算好的。黄裳说:这是一部“善本书”,虽然同你的爱好不“对口”,但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愿意收藏,据说可值六七百元……希望能够把借款都“了结”了(按:此时国家挂牌“只进不出”的黄金收购价是:每两人民币九十八元。这七百元同我最后一次借给他的黄金数额折算相差不是太大)。&黄裳抵债还我《左传林注》的下落&我拿了这部书去找上海图书馆副馆长顾廷龙先生(当时合众图书馆已经并入上图),顾先生说:书是好书,可惜是残本。用明刊本补元刊本之残,仍非完本。“上图”可以收藏,但要通过上海古籍书店收购后转来,这是文化局的规定。顾先生介绍我去找上海古籍书店副经理孙实君先生。&这个孙实君先生也同黄裳相熟。他看到黄裳书前的题跋,笑着对我说:“残本总归是残本,残本书不会因‘题跋’而增加身价。残缺的善本书是不能得到好价钱的。”孙先生说:“一般人送到门市的收购处,出价百元足矣。顾先生介绍来,算二百元吧……”&我在古籍书店经理室接通了“上图”馆长室顾廷龙先生的电话,顾先生听了我的申述,要我把电话交给孙实君。电话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放下电话,孙实君开给我的收购单上写出“人民币四百元”——比他原来的开价高出一倍。&此数虽与黄裳的估价还差二三百元。仅抵原借黄金数额收购价的百分之六十。为了“友情为重”,我想也就算了吧。&这就是解放前夕,黄裳以“保存”、“救出”郑振铎先生《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为名,几次向我借了黄金、银圆等一大笔巨款,实际购了“十种宋版精本”等大批古书的最后“了结”。&正因为我的大方,经过“反右”、“文革”等岁月,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仍还保持着一段较好的“友谊”。&我对黄裳太熟悉、太了解了。为文如笔下浮萍,不免华而不实。文章千古,唯真为贵。我也深知他的“心病”症结所在,心病还须心药医,最好的医方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作为一段新儒林外史,博今之大雅君子一粲。&文章来自：&a target='_blank' href='http://qkzz.net'&全刊杂志赏析网(qkzz.net)&/a& 原文地址：http://qkzz.net/article/-af16-43f0-f2f450_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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