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军投降后朱德为何力主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日，中、美、英政府（苏联后来加入）经过反复协商和斗争通过了《波茨坦公告》。公告是向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用美国人的话说是“非投降即毁灭”。但直到8月5日，日本陆军仍在顽固坚持“本土决战”。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当日就有7万多人死亡，广岛成为一片废墟。8月9日凌晨，苏联红军分4路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在此后的几个小时，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这使长期在军国主义毒害下的日本民众受到极大震撼。这时已移居延安枣园的朱德冷静地关注时局的变化……
　　8月10日，日本裕仁天皇批准了外务省提案，表示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当晚，朱德从军委总部获得这一消息后，马上命令道：“快送毛主席，快送中央！”
　　接着，他让中央军委办公厅下达指示：“军委系统一律取消休息日，各级加强值班和前后方联系，密切关注战局变化，对突发情况你们要迅速反映……”
　　入夜，延安枣园亮如白昼，朱德同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们一次次地推敲着应付紧急情况的预案。
　　连日来，朱德已以延安总部和总司令的名义接连发布7道命令，命令包围日伪军的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行动，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到抗拒，应坚决消灭之；命令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所部、张学思所部、万毅所部及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向东北进发。
　　这时，朱德注意到，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在8月11日连下3道命令，一面要求解放区第十八集团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一面命令国民党各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
　　就在蒋介石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逼进之时，国民党发言人把朱德发布的命令称为“唐突和非法的行动”，同时，国民党高级将领何应钦、冷欣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约定，趁日军尚未遣散之际利用日军参与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
　　面对着严峻的内战危险，朱德、彭德怀针对蒋介石不许解放区军队要求日军投降的命令，以延安总部正、副总司令名义在13日致电蒋介石，指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我们不得不……坚决拒绝这个命令”！
　　8月15日，朱德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命令宣布：“你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同日，朱德还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说帖，阐述了中国解放区、沦陷区抗日武装力量和广大人民8年抗战的实绩，揭露国民党政府“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请三国政府在处理日本投降问题时“注意目前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同时阐明八路军、新四军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及同盟国规定的办法，接受被我包围的日伪军投降。
　　16日，朱德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提出六项制止内战的主张并要求蒋介石公开收回他在11日的错误命令。电报强调：“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制止内战的办法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
　　蒋介石对朱德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但他的精锐部队在抗战期间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的大后方，一时来不及调运足够的兵力到北方，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因而只好做出和平谈判的姿态。8月14日、20日，蒋介石连续两次致电延安，邀请中共领导人赴重庆“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
　　8月23日，延安枣园。中共领导人正在研究日本投降后的战略，周恩来手拿一封电报匆匆进来，毛泽东神情严肃地问：“重庆方面又搞什么新名堂？”周恩来说：“蒋介石又发来了第三封电报，一定要主席去重庆谈判。”毛泽东气愤地说：“不是已经通知了他们，你去谈吗？怎么还来电报？”
　　“人家点名要你主席去。”周恩来说完，毛泽东接过电报说：“委员长下了请帖，这是将我毛泽东的军，看我敢不敢赴他的鸿门宴哟！在座诸公，如何是好？”于是一阵沉默，大家深思着……
　　彭德怀打破沉寂，说：“跟国民党有什么好谈的？要打，就打！”刘少奇讲：“如果不去，他们一定要大造舆论,说共产党打内战。”林伯渠大声说:“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和谈的诚意，他是在摆鸿门宴，主席绝不能去！”
　　朱德说：“我同意主席去！”一时间，大家把目光全投向朱德。朱德说：“你们看我什么？我又不能代主席去见老蒋。不过，在主席去的同时，我们则要准备打、大打！”满座骇然。
　　康生站起身，有些愤怒：“总司令，你这不是把主席向死路上推吗？”林伯渠也不解：“朱老总？”刘少奇摆摆手：“听总司令仔细说完。”
　　朱德站起来，严肃地说：“谈，是一定要去谈。但是，我们必须立足于打！刘邦和项羽谈过，还划了什么楚河汉界，最后还不是打了起来！刘项从不相融，三国分立终须打！不打而求和平，从来没有。主席一去，舆论就会站在我们这一边，蒋介石就会尴尬不堪。这样一来，无论最后打与不打，大打还是小打，正义和主动就都在我们这一边。前两天，苏联兄弟斯大林也致电我们，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不是建议毛主席去重庆同蒋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吗？”
　　康生质问：“可是，主席会有危险！”朱德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只要我们有了充分的准备，谈判桌上与战场上互相配合，我看他蒋介石在目前形势下，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说到这里，朱德手一挥，毛泽东击掌：“好！总司令已经下令，就这么决定了！我毛泽东去重庆赴宴，总司令在家备战！同志们不是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吗？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
　　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毛泽东指出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要学会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经过讨论，确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依靠人民力量，同蒋介石的反动方针作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以和平途径实现一定的政治改革；并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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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不是毛泽东完全想到了的。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其中最重要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怎样妥善处理迅速上升的国内矛盾。
那时候，华北和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一小部分抗日武装在活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消极避战以保存实力政策的结果。明白，他的军队难以很快开到日本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当延安总部发布向敌占区大举进军的命令后，他在十一日发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发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却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日胜利的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回到抗战胜利前的老样子去。人们从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一股令人焦虑的内战的浓烈气息了。八月十三日，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同时，他也指出：“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2]中国共产党力争的就是实现这种可能性。事情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说来，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中明白地作了说明：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任何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3]于是，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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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毛泽东对蒋介石第三次邀请他赴重庆谈判电报的复电
抗战期间，蒋介石躲在地处大后方的四川，保存实力，等待胜利，准备内战。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蒋介石即着手夺取胜利果实，一手积极准备内战，一手做出和平姿态。他接受国民政府文官长兼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假戏真做”的主意，在8月14日、20日，接连两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他们估计毛泽东是不会到重庆去的。蒋介石心想：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以宣传是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就可以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取得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8月23日，延安枣园。中共领导人正在研究日本投降后的战略，周恩来手拿一封电报匆匆进来，毛泽东神情严肃地问：“重庆方面又有什么新名堂？”周恩来说：“蒋介石又发来了第三封电报，一定要主席去重庆谈判。”毛泽东气愤地说：“不是已经通知了他们，你去谈吗？怎么还来电报？”
“人家点名要你主席去。”周恩来说完，毛泽东接过电报说：“委员长下了请帖，这是将我毛泽东的军，看我敢不敢赴他的鸿门宴哟！在座诸公，如何是好？”于是一阵沉默，大家深思着……
彭德怀打破沉寂，说：“跟国民党有什么好谈的？要打，就打！”刘少奇讲：“如果不去，他们一定要大造舆论，说共产党打内战。”林伯渠大声说:“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和谈的诚意，他是在摆鸿门宴，主席绝不能去！”刘少奇说：“可是——”
康生抢白说：“在这个情况上，不该有什么可是。主席是我们的领袖，绝不能冒任何危险！”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你接着说吧。”
刘少奇犹豫了一下，看着毛泽东，说：“经过8年抗战，人民大众都希望和平安定。我们去谈，顺应人心，说明我们在尽量地去争取和平。当然……我也不同意主席去——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摇摇头，转向周恩来，问：“你，怎么说？”
周恩来扫了在座的人一眼后，说：“蒋介石这个人，是从来不讲信义的。西安事变，我们力主放了他，然而好意送他回去的张学良，直到今天，八九年啦，还被蒋介石关押，没有自由。当然，他现在提出谈判，我们是不能拒绝的。……所以，主席到底去，还是不去，一定要慎重决定。”周恩来对局势有着清醒的判断，他说：“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有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
“到底是你恩来去，还是我去啊？”毛泽东问。周恩来还在思忖。朱德坐不住了，说：“我同意主席去！”一时间，大家把目光全投向朱德。朱德说：“你们看我什么？我又不能代主席去见老蒋。不过，在主席去的同时，我们则要准备打、大打！”此言一出，满座骇然。
康生站起身，有些愤怒：“总司令，你这不是把主席向死路上推么？”林伯渠也不解：“朱老总？”刘少奇摆摆手：“听总司令仔细说完。”
朱德站起来，严肃地说：“谈，是一定要去谈。但是，我们必须立足于打！刘邦和项羽谈过，还划了什么楚河汉界，最后还不是打了起来！刘项从不相融，三国分立终须打！不打而求和平，从来没有。主席一去，舆论就会站在我们这一边，蒋介石就会尴尬不堪。这样一来，无论最后打与不打，大打还是小打，正义和主动就都在我们这一边。前两天，斯大林也致电我们，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不是建议毛主席去重庆同蒋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吗？”
康生质问：“可是，主席会有危险！”朱德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做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只要我们有了充分的准备，谈判桌上与战场上互相配合，我看他蒋介石在目前形势下，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说到这里，毛泽东击掌：“好！总司令已经下令，就这么决定了！我毛泽东去重庆赴宴，总司令在家备战！同志们不是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吗？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
毛泽东接着指出，一段时间内可能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要学会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经过讨论， 确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依靠人民力量，同蒋介石的反动方针做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以和平途径实现一定的政治改革；并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这次会议还决定了中央各部委负责人选，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为了准备谈判，周恩来草拟了对国民党政府的紧急要求12条。内容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有权派代表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释放爱国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对新闻出版的检查条例；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毛泽东看后，增加了两条：救济被难同胞；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这14条，经过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改写成《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的6项紧急措施。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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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责任编辑：重庆谈判蒋介石重新认识毛泽东 一行为让蒋介石震惊不已|蒋介石|毛泽东|重庆谈判_新浪军事_新浪网
重庆谈判蒋介石重新认识毛泽东 一行为让蒋介石震惊不已
蒋介石、毛泽东、赫尔利在重庆谈判期间的合影。后排左起为蒋经国、张群、吴国桢。
　　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
　　1945年8月的一天，蒋介石便在林园官邸设晚宴，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和蒋介石即相识共事，自从成了政治敌手后， 已有二十年没有相见。蒋介石一身戎装，胸前缀着耀眼的勋章，而毛泽东则一身朴素的中山装，惟一眩目的只是一双新皮鞋。他们缓缓地走向对方，互致问候、紧紧 握手。在掌声中，蒋介石致欢迎辞：
　　女士们、先生们：
　　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中，在这么多尊贵的来宾中，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终于坐到一起来了。政府方面高度评价毛先生莅渝和谈的崇高举动，请允许我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毛先生和中共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蒋介石久闻毛泽东爱吃辣椒，且有名言：不会吃辣椒的人，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以，特意准备了几盘掺有辣椒的菜，以博得客人的欢喜。
　　蒋介石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虽表示愿意听取中共的意见，但又表示不能同意中共关于中国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知道蒋介石之所以否定内战的存在，其用心是混淆国 际视听，蒙骗人民群众，以遮掩其发动反共、反革命的内战。他以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为依据，说明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性的宣传。蒋介石默然不语， 给谈判提出了三条原则：
　　一、不得于现政府法统之外谈改组政府问题；
　　二、不得分批或局部解决，必须限时整个统一解决一切问题；
　　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在重庆的43天里，毛泽东和蒋介石有过多次会谈。9月2日、4日、12日、17日和10月9日、10日，毛泽东或者单独和蒋介石会谈，或者在周恩来、王若 飞陪同下，或者在美国大使赫尔利的参加下，与蒋介石等共同会谈。这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蒋介石对谈判既无诚意，也没有充足的准备。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借助美国的压力，利用和谈而不动声色地吞并解放区，遣散解放军。王若飞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 见，不见政府意见。”针对蒋介石的三条原则，毛泽东为更鲜明、具体地表明中共的原则立场，提出八点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
　　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
　　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
　　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
　　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权；
　　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绥等地方之军队；
　　八、 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8月29日晚，毛泽东应邀出席蒋介石为他举办的宴会。当晚，因蒋介石的挽留，毛泽东住在林园。住惯了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对这里的豪华设施，有着说不出的排斥感，再说他夜晚工作、白天休息的生物钟，从一来到重庆后，便已打乱。
　　当晨曦由窗外射入，他便趿着鞋，沿着长长的石阶漫步，没想到竟与蒋介石相遇，蒋介石先是一愣，很快便笑容可掬地招呼道：“哦，是润之啊……我喜欢早起转转，透透气。听说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怎么不多睡会儿，来这里习惯吗？”
　　“还好，只是现在白天也睡少了。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啊！不知委员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呀？”
　　蒋介石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但又不能失却“领袖”身份，只能喏喏应着。
　　蒋介石在接触中，对毛泽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50支装）。但他 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终于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 《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就要飞往延安了，他们作了最后一次交谈。蒋介石仍在解放区问题上纠缠不休，毛泽东则义正词严地申明自己的原则立场。这是一次 不愉快的交谈，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面晤。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后如何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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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刚刚结束不久，蒋介石便仗着拥有数倍于我党武装力量的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向我党发起挑战，内战已是迫在眉睫。毛泽东本着和平民主团结的民族大义，尊重美国其间所作的斡旋与调停，力求和平解决国共之间的争端。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毛泽东针锋相对，有效地将反击蒋介石“围剿”“清剿”的自卫战争，导向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
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
在应蒋介石之邀前往重庆进行国共和谈前，毛泽东对和平就有着真诚的期望，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对战后中国形势和国共两党的地位及得失，作了认真精辟的分析。他说：“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与必须避免的。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
正是带着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我党才会在谈判中主动让步：同意在全国军队合理整编的条件下，将我党的军队缩编到24个师以至20个师的数目；在承认解放区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进行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以委任；等等。同时，愿意将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中等8个省区的解放区让出来。
日，国共双方代表终于坐到一起，签定《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作为国民党方面签字代表之一的张治中对这个纪要表示出这样的意见：“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条款里，始终表示愿意接受蒋的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这是使国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满意的。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了。第三，军队数字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48个师减到20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协商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起来，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这个大家“应该感到满足”的协定，却被蒋介石置之脑后，他一面与中共谈判，施以烟幕弹，一面又命令部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必执法以罪。”
毛泽东十分清楚，在美英苏大国都主张国共和谈、国内人民渴望休养生息的大背景下，蒋介石不敢贸然发动全面内战。“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正是如此，毛泽东才提出“自卫战争”的概念，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指出：“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主张由中国各政治力量的代表召开全国会议，商讨和平团结的有效办法。20日，享有国际声望的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杜鲁门的特使来到中国，调停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在马歇尔的敦促下，日，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向所属的武装部队下达停战令。全国人民企盼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也是这一天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与会代表38人，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代表9人。蒋介石在会上郑重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闭幕。
政协会议后，毛泽东对形势充满乐观的情绪，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全党同志“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并指出，原先的“武装斗争”，已经“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同时提醒：“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但是，个别地方的国民党“向我们进行武装袭击”的事实还是存在的，所以，“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敌人破坏”。
&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派员参加宪草委员会和政府内阁的名单。2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和何思敬为宪草审议委员的中共人选，同意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的中共人选，并指出：“同意以周、林、董、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
毛泽东对政协会议后的中国，既有美好的期待，又有深沉的担忧。他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表示：“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
（责任编辑：孙琳、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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