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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下原子弹后，爆炸前的镜头放慢100倍，巨大的冲击波让人震撼">投下原子弹后，爆炸前的镜头放慢100倍，巨大的冲击波让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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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雨下完了，下次早点来噢~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的十大秘闻
从蛛丝马迹中探索氢弹的奥秘　　当今世界，原子弹、氢弹在各国都属于国家绝对机密，再友好的国家，对此也是守口如瓶。50年代前期，我们当时称为“老大哥”的前，对此也是滴水不漏。 　　自日下午3时成功地爆炸中国后，科学技术人员激发出向研制奋斗的极大热情，但当时也只知道氢弹的一般原理，即用原子弹当扳机，先将原子弹起爆，爆炸产生的百万度以上的高温，将使氢弹的热核材料产生剧烈聚变，释放出更大的原子能，使温度和压力极度升高，因而产生更大当量的爆炸。但更深层次的原理和方案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办？ 　　科学家们在讨论中认为，美国人自日爆炸了第一颗湿式氢弹装置；前苏联人自日爆炸了第一颗干式氢弹装置；英国人自日爆炸了第一颗实验氢弹原型。距当时已有10年左右，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术技术报道中，总会出现某些讨论和炫耀的文章。哪怕是从侧面的点点滴滴的报道，对我们都会有所启发。于是科技人员对国际上有关的论文、杂志、学术报道等刊物进行全面搜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线索终于在一篇有关氢弹的科学技术报道中出现了只言片语。字是不多，但启发价值很大。专家们在此启发下，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无数的计算，终于将氢弹原理方案的奥秘揭示出来。当然，只言片语的启迪，不能作为成功的主要方面。最主要的是，当时我们的研究队伍称得上是人才济济，大家为此付出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像的。 　　前些时候，有部电影，描写核武器研究设计的科技人员，为了计算某个数据，每人一把算盘，几十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那只是电影的表现手段，实际上算盘是无法计算这么复杂而烦琐的算式的。 　　当时核武器研究设计院从前苏联买回一部小容量的计算机，但大部分计算工作还要依靠当时我国唯一一台最大容量的上海J50计算机。国家明文规定，此台计算机首先保证研究计算，其他研究项目都要让位。有关研究人员，编完计算程序就往上海跑，计算完了回北京，再编下一个计算程序，来来往往，直到把氢弹的计算数据准确地算出为止。此台计算机在我国研制核武器方面立下了不小功劳。
大胆采用轰炸机空投氢弹的方式　　中国科学家一开始就提出要用空投方式将氢弹投掷到新疆的上空。这就是说，要实现的第一颗氢弹，是真正的氢弹，而不是一个装置。因为装置不是武器，只是为了做实验而用的。 　　美国人于日，在试验场爆炸了地面上的实验性氢弹装置，直到日，才首次由B-52型轰炸机运载，在比基尼岛上空空投下一颗氢弹。中国科学家提出一次到位试验氢弹的勇气和信心，至今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因为当时中国拥有的轰炸机的最大载重量小于10吨，氢弹的设计总重量也必须小于10吨。又例如：原来的飞机没有会受到放射性污染的问题，现在执行这个任务，轰炸机就需要改装，必须防止人员和飞机在投掷氢弹以后，绝对保证不受到放射性污染。 　　想当年，当轰炸机投掷完氢弹返回基地后，驾驶员、领航员、机务人员列队向报告：“任务已完成！” 　　聂荣臻问他们：“你们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操作投下这颗氢弹？”飞行人员回答说：“是！”他们回答时是那么严肃却又兴奋，自信而又腼腆。在场的人，看到他们所表现出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不禁从内心中产生一种敬佩和喜悦的心情。我当时是中央专委办公室的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参谋，目睹这一大场面，兴奋和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但当我面对平静而勇敢的飞行人员，我冷静下来，问清了飞行员的名字，准确地记录下来，带回北京，在一次上报中央的简报上，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部上报了中央。他们应该载入史册。
模拟氢弹投掷时，主降落伞撕破　　在正式投弹前，必须要进行模拟氢弹的投掷，所谓模拟氢弹，就弹体的外形、重量都和真的氢弹一样，而内部是配重——“死膛”的。 　　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1967年年初，投掷模拟氢弹时，悬挂模拟弹的主降落伞在空中撕破，而且破得很严重。 我心急如焚地赶到当时负责生产氢弹降落伞的南京降落伞工厂，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当时工厂的头等大事是“”，工厂已完全停产，若大的生产厂房，空无一人。新降落伞的生产十万火急，而厂里却是如此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壮着胆，硬着头皮，找掌权的几个年轻人谈此事的重要性、急迫性，对国家、对世界革命的影响，请他们立即恢复生产。奇迹发生了，他们居然同意了。生产出合格的新降落伞后，用专机紧急送到了新疆基地，与真正的氢弹进行了装接。 　　装接前有一道最重要的工序，那就是折叠降落伞。把降落伞打开，铺在地上，有中型会议室那么大。我们选派了几名优秀的工人。叠伞的过程中，他们拿掉身上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包括身上的像章，并且不断地检查自己衣服的扣子有没有脱落。如果有任何一件硬东西掉在伞里，后果不堪设想。
轰炸机投掷氢弹时多飞了一圈　　按照氢弹试验中制定的精确工作程序规定，飞机飞到核试验靶场上空，围绕上空飞行第一圈为检查仪器、观察地形、心理准备等；飞行第二圈，操作各种程序，将氢弹投下。但飞机飞到第二圈，氢弹并没有投下来。飞机飞到第三圈，才将氢弹投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 　　日早晨，试验场上空，天气晴朗。所有人员，各就各位。一架银白色的喷气式轰炸机，在蔚蓝的天空，拉着白烟，飞了过来，绕过靶心上空飞过一圈，指挥所的喇叭里传出口令：注意了！第二圈将要投弹。但看着飞机飞过第二圈，毫无动静，怎么回事？难道是……？ 　　指挥所从喇叭里发出口令：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同意再飞一圈，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当时，指挥所重复发出这样的口令，无疑是要稳定飞行员的情绪，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但是当时就我们而言，心已提到了嗓子眼，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恐怕已到了极限。飞机飞到第三圈，突然天空出现了极强的闪光，紧接着轰鸣之声响彻云霄，巨大的蘑菇云升上蓝天，巨大的轰鸣声与人们的欢呼声在这个大沙漠的天上和地下响成一片。我们成功了！ 　　后来了解到，飞机多飞了一圈，主要是飞行员太紧张了。执行这项任务的一位飞行人员和我有一面之交。当年我们在一次谈话中，我问他投掷氢弹的前一天夜里睡着了没有？他说：说老实话，一分钟也没睡着。我说：那为什么首长在投弹前问你们昨天都睡好了没有，你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睡着了，睡好了！”他微微一笑，向我敬了一个礼，没有回答，就走开了。
氢弹享受了国家领导人的“待遇”　　氢弹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最后组装和爆炸试验在新疆，研制好的各种元件、器件、部件、弹体等，要从运到新疆。这些材料的特殊安全性，不能用飞机运输，也不能用汽车运输，只有用火车运输。而这种火车是一种特殊的专列，从外面看上去，是一列普通旅客列车，但它比一般旅客列车每节车厢多了四个轮子，这是为了增加列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和国家领导人的专列车厢是同等水平。这一特殊专列从青海出发后，铁路沿线就加强了警戒，沿线的铁路部门都被命令以高级领导人的标准对待此列车，却不知道上面载的这位高级“乘客”就是这颗氢弹。 　　有一次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的试验室有基建施工项目，从外面请了几位建筑工人。为了保密，派了几个解放军战士站在他们旁边看着。施工的师傅特别不满意：你们这个单位太少见多怪了，北京许多大干部的房子我们都修过，都没有像你们这样保密，这叫什么事儿呀！ 　　60年代初，从包头运来一小部分试验性核材料。这些材料由我和保卫处的一位领导去火车站接站。当时西直门火车站安全警卫之多和紧张状态绝不亚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访。们带了几名武装警卫，一到火车站，将车站内的所有人员撤离。不久，一节货车缓缓进站，货车上插着一个三角形内一个9字——这是最高级别的爆炸剧毒品的符号。从货车上抬下的是一个小型木包装箱，警卫持枪紧随其后，寸步不离，直到将此木箱装上汽车后，警卫又把汽车包围住。这种场面，今天只有运钞车可以看到类似场面。
赵尔陆上将在氢弹爆炸试验前期突然去世 　　赵尔陆上将是一位老上将。当时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是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导弹工业部的主管部门，所以就是这六个军事工业部的主管领导，他的责任和担子有多么重大，就可想而知了。 　　1964年上半年，当得知青海核研制基地正在紧张研制、组装第一颗原子弹，赵尔陆决定出差前往西北，亲自了解情况。当时我是中央专委办公室主管核试验的参谋，组织上决定让我跟随前去。 　　最后一站，我们到了青海，那里海拔高度近3000米，当时，他因患有肺气肿和哮喘病，明显感觉呼吸困难，出不来气，即使在此情况下，他仍坚持工作、察看现场、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忙碌到晚上，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连吸了几次氧，也缓解不了，一夜只能躺下一个多小时，过一会儿，就得坐起来喘会儿气。跟随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甚为钦佩和不安。 　　1966年，正当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紧张的研制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已经被打倒，矛头自然就对着赵尔陆了。一小部分人抄了赵尔陆的家，而一大部分人围住了国防工办的办公大楼，用高音喇叭广播：赵尔陆出来！赵尔陆出不了大门，每天只能听到外面愤怒的喊话，他十分焦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束手无策。 &&&&&& 1967年初的天气特别寒冷，办公室的暖气到夜里就没有了。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老人，为氢弹的各项工作焦虑，心情压抑，而他又身患多种疾病，在寒冷的办公室里，连呼吸都困难的，身边却没有医护人员和亲友。在无人帮助、无人救治、无医无药的情况下，于日凌晨，只有62岁的老将军在办公室里哮喘病突发，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令人尤感痛惜的是，就在日早晨8点，的办公室打来电话，通知赵尔陆去中南海休息。当时让老干部到中南海休息是一种保护领导干部的措施，但赵尔陆离开人世已有几个小时了。
美国人数月前就知道中国要进行核试验 &　　1967年初，我国从收集到的美国通讯社和其他有关报道中，不断看到有关中国在不久将要进行一次的报道。这个极为绝密的大事怎么传到美国人那里。开始我们不理解，是不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随着调查了解工作的进展，通过分析研究，秘密泄露的真相明白了。中国人谁也没泄密，而是核试验基地的现场被美国侦察卫星侦察到了。 　　参加氢弹爆炸效应试验的装备、器材非常多，而美国人的侦察卫星，经常定时地由头上飞过。我在罗布泊时，不止一次地看到闪亮的卫星由头顶上空飞过，而且飞行的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国侦察卫星上的摄像技术当时已甚为高超，它把地面壮观的场面摄取并发送回去，自然能判断出中国将要在这个核试验场进行核试验了。 　　1966年我国进行了一次带有热核材料的爆炸试验，美国、日本等国派出飞机在太平洋上空取回爆炸后的大气尘粒。经美国人分析后，里面确实含有热核材料成分，这也为美国人的判断提供了证据。
周恩来在氢弹爆炸成功后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 　　在离氢弹爆炸试验的靶心十多公里的位置，有一排半人高的观察战壕。在战壕里有一部专线电话，此电话专线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在试验前，不准任何人使用。 &&&&&& 日早晨7时左右，聂荣臻等各部门领导人在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陪同下，提前来到了核试验场战壕。我当时很荣幸地站在聂荣臻身边。 　　7时多，核试验基地的第一把手张司令员报告，载着氢弹的飞机已由基地机场起飞，正向试验场上空飞来。不久，指挥部的喇叭里广播，飞机已快接近试验场。接着，一架银白色的轰炸机拉着白烟飞到试验场上空，载着氢弹在我们头顶上盘旋，进入第一圈飞行，进入第二圈飞行，进入第三圈飞行。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氢弹爆炸，那巨大的蘑菇云不停地在空中翻滚，越滚越大，越壮丽。 &&&&&& 就在这壮丽场面映照大地的同时，聂荣臻拿起战壕里的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试验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是高呼：毛主席万岁！聂荣臻也跟着高呼：毛主席万岁！ 　　氢弹的大政方针，许多都是在周恩来亲自操心确定下而实施的；许多问题也是由周恩来主持的无数次的“中央专委会”上研究确定的。但当他听到试验成功的消息时，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贡献，而是高呼“毛主席万岁”。他的虚怀若谷，令人赞叹；另一方面，呼这样的口号，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极端兴奋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们带着兴奋的心情，返回距靶心地区还有十多公里的临时宿舍时，非常吃惊地看到，宿舍的所有门和窗户都被撕裂般推开。如此远的地方，氢弹的冲击波的威力居然仍有这么大。
李觉副部长被迫当了“八级瓦工” &　　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50年代末期调到核武器研究设计院担任第一任院长，后来又调到核工业部担任常务副部长。他既不是核物理方面的专业人员，也不是其他专业的技术干部，那他是怎么领导的这些专家？他的领导艺术又是什么？ 　　一是他非常关注各项科研项目的进展和问题，但从不指手画脚，放手让科研人员和各级主管科研的领导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二是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说上几句恰到好处的话，稳住阵脚。例如：有时试验不成功，大家的情绪受到影响。他就在分析会上说：“试验，试验嘛，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明白了，应该锲而不舍地试验下去。 　　三是身先士卒。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爆炸物理试验场，人们经常看到在组装炸药和插雷管时，李觉拿着一个小凳子，在边上一坐，既不说话，也不动手，微笑沉稳观之。工作人员看到他在最危险的现场陪同大家，心里就塌实多了。 　　四是实实在在关心人。在国家困难时期，科研人员每餐一碗清水菜汤，一个馒头，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浑身浮肿没力气。李觉组织人员在青海湖捕鳇鱼，在山上打黄羊，在草原种土豆，然后用火车运往北京，改善大家生活。用他的话说叫做“前方援后方”。 　　五是启发大家谦虚谨慎。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大的美中不足是容易产生骄傲情绪。他就说：“我们大家都不要当演员上镜头啊！”意思是不要表现自己，要谦虚。 　　但是，这位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时就是研究院第一把手的元老，“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开始是不停地检查检讨，后来甚至没办法工作，氢弹试验时也找不到他，再后来，人们都说他当上了“八级瓦工”。 &&&&& 在“文革”时代，不管哪个单位都有两派，每天打派仗。这时候，李觉表现出了独特的性格和超常的睿智。他有意识地主动当上了“八级瓦工”——就是“高级和稀泥工”。和来和去，还真和出了一些效果。有一次，在李觉和稀泥后，居然有一派对另一派提出：我们先暂停争论，这一段先把科研项目搞出来以后再谈。 　　后来，有人评价说，除了李觉，别人谁也和不了这个稀泥。今天，人们回忆此事，大家都普遍觉出李觉当年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在两派之中，他不能带有一点倾向性，即使有自己的观点，也不能流露出来，否则，就会被揪出来打倒。
外孙女迎接聂帅归来 　　日上午，氢弹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决定随即由现场乘小型运输机返回核试验基地，我们也跟随他回了基地。 　　在核试验现场，每个人可能都会减肥，减的多少取决于他呆的时间长短。因为核试验现场的生活条件相当苦，吃的馒头是砂夹馒头，咬起来能发出清脆的声音；泡出来的茶是苦涩味，因为罗布泊地区的水是苦碱水——多年来，司令员就用这种水泡他的，也不知是什么味道；一到傍晚，蚊子追着咬人，每个人头上套着一个网罩，要是不说话，都不知道是谁；还不时在附近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是饿急了的老鼠在啃电缆的外表皮。 　　我们回到核试验基地，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休息，就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乘聂荣臻的专机回北京。我们立刻紧张起来，马上准备回北京的汇报材料。这颗氢弹爆炸试验的汇报材料可不是那么容易写的，比如氢弹爆炸成功的依据是什么？这次氢弹爆炸的当量是多少梯恩梯当量？依据是什么？这都需要数据来说话。于是我马上搜集现场几位知名专家总结的数据，估算出这确是一颗氢弹爆炸，而且威力在百万吨级梯恩梯当量。 　　6月18日，参加试验的科学家和各部门负责人搭乘聂荣臻的伊尔-18型专机，由新疆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飞机停稳后，第一个走上飞机的“首长”是一个长得又白又胖可爱的小姑娘，原来是聂荣臻的外孙女。聂荣臻看见她，很高兴，亲了亲她。 　　我们参加试验的人员的车队进了北京，只见满街的大标语“我国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看到这些标语，不能不让我想起我在降落伞厂抓新降落伞生产时的情景。这样的标语，实在让人感到具有讽刺的意味。今天，我们希望留住那个时代美好的回忆，而那些荒唐事再也不会在现在发生了！ 参考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张开善http://history.stnn.cc/reveal/1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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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次数：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记忆
没有人听到爆炸声，一道巨大的闪光后，10万人丧生。
“九一八”事变，拉开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83年后，那场战争留下的创伤同样让日本国民无法抹去。今天的“读写客”推荐美国著名作家约翰.赫西在《纽约客》刊载的原子弹爆炸长篇报道，书中记录了6个普通人的真实经历和他们在广岛核爆炸后四十年的人生轨迹。日早晨，日本时间正好是8点15分，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东亚罐头厂人事部职员佐佐木敏子小姐刚在工厂办公室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正转过头去与邻桌的女孩说话。同一时刻，藤井正和医生正在他私人医院的门廊里盘腿坐下来，准备看《大阪朝日新闻》。他的私人医院半悬于分割广岛的七条太田川支流的其中一条之上；中村初代太太是一个裁缝的遗孀，她站在厨房的窗口边，注视着一个邻居拆房子。邻居的房子在防空袭的隔火带上，所以不得不拆除；耶稣会的德国神父威廉·克莱因佐格穿着内衣侧身躺在耶稣会三层房屋顶楼的一张简易床上，在看一本教会杂志《时代之声》；佐佐木辉文医生是广岛市大型现代化红十字会医院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他手里拿着一份血液样本，准备拿去做瓦色尔曼试验，正走在医院的一条走廊里；广岛卫理公会的谷本清牧师停在城市西郊古井一个富人的房子门口，正准备卸货。由于担心广岛会像大家预想的那样，遭受B-29轰炸机的大规模空袭，他装了满满一辆手推车的东西从市区转移出来。十万人在此次原子弹爆炸中丧生，他们是六位幸存者。他们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活了下来，其他那么多人却死了。他们每个人都觉得是很多微小的机会和偶然性挽救了他们：一个及时采取的步骤、一个进屋的决定、赶上了一辆有轨电车而无需等下一辆。现在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在他们活下来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死去，他们目睹的死亡比自己所能想到的要多得多。但在那个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对此一无所知。谷本清牧师那天早晨五点起床。由于他太太有时会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坐车去广岛北郊牛田的朋友家过夜，他独自一个人在牧师住所。在日本所有的重要城市中，只有京都和广岛还未尝过B-29轰炸机的威力。日本人把B-29轰炸机称为“B君”或“B先生”，这里面混杂了熟识的敬意和不悦。谷本清牧师像周围的邻居和朋友一样，觉得自己快要被焦虑感逼疯了。他听过人们对久礼、岩国、德山及其他附近城市的大规模空袭的恐怖描述。他确信很快就轮到广岛了。由于昨天晚上多次响起空袭警报，他并没有睡好。广岛近几个星期来几乎天天晚上都会拉响警报，这是因为那时B-29轰炸机把广岛东北的琵琶湖作为一个集结点。不管美国人计划轰炸哪座城市，他们的远程轰炸机都会从广岛沿岸上空轰鸣而过。警报频频响起，而“B君”却迟迟没有大驾光临，这让广岛市民人心惶惶。城里流传着一个传闻，说是美国人给广岛准备了特别的东西。谷本把他放在人口密集区长良川教堂里所有能移动的东西，都搬到距市中心两英里的古井，一个人造棉商人的宅子里。人造棉商人松井先生当时把他的空宅子向很多朋友和熟人开放，他们就可以把想搬的东西从可能被空袭的地区都搬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昨天一位叫松尾的朋友帮他把钢琴搬到了古井，作为回报，他答应今天去帮松尾搬运他女儿的东西。这天早晨万里无云，气温很高，接下来肯定一整天都会热得让人不舒服。他们动身后没多一会，空袭警报就响了起来，持续了一分钟——警告有飞机靠近，但又暗示广岛民众其威胁程度不高，因为每天早晨一架美国气象飞机飞临上空的时候，空袭警报都会响起。两人一前一后拉推着手推车穿过城市街道。广岛是一座扇形城市，主要分布在被太田川七条支流分割而成的六座岛屿上。它的主要商业区和居民区在市中心大约占四平方英里，居住着其四分之三的人口，因为撤离计划，这个比例已经从战时最多的38万下降到了24.5万。工厂和郊区都紧密地分布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南面是码头、飞机场和内海，三角洲的另外三个方向是连绵的山峦。谷本和松尾经过人山人海的购物中心，又穿过两条支流，到了古井的斜街，沿着往上走，去往城市的边缘和山麓。他们开始走进一座山谷，把市区密密麻麻的房屋甩在身后的时候，解除空袭的警报响了（日本雷达兵只侦察到三架飞机，认为它们是一个侦察机小组）。把手推车推上人造棉商人的宅子很是累人，两人把手推车推进车道到达大门台阶后，就停下来稍作休息。他们站在厢房旁边，房子后面就是城市。和这个地区的很多日本房屋一样，这座房子由木架构和木墙一起承负着上面的瓦房顶。它的前厅堆满了一卷卷的寝具和布料，像一个满是舒适靠垫的凉爽洞穴。房子正面的右侧是一座精雕细琢的大岩石庭园。当时并没有飞机的声音，那是一个静谧的早晨，他们所在的地方挺凉爽，让人身心愉悦。随后一道巨大的闪光横穿天空。谷本先生记得很清楚，闪光是自东向西，从市区向山丘而来，就像一束阳光。他和松尾先生被吓坏了，但两人都还有时间做出反应（因为他们距离爆炸中心三千五百码，约合两英里）。松尾先生冲上大门台阶跑进房子，跳进布匹中间躲了起来。谷本先生跑了四五步，躲在庭院的两块大岩石之间。他紧紧地靠在其中一块岩石后面。他的脸贴在岩石上，因此并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他感受到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击力，然后碎木板和碎瓦片就掉在了他身上。他没有听到爆炸的声音（在广岛几乎没人记得听到原子弹的爆炸声，但在通津附近内海上，一个坐在自己舢板上的渔夫看到了闪光，并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这个渔夫与谷本先生的岳母和小姨子住在一起。他距离广岛大约二十英里，但他听到的爆炸声比他之前听到B-29轰炸五公里之外的岩国还要大）。当谷本先生终于敢把头抬起来时，看到人造棉商人的房子已经塌了。他以为炸弹直接击中了房子。周围烟尘弥漫，一片模糊。惊恐之下，谷本先生当时并未想到废墟之下的松尾先生，就冲到了街上。他在街上跑的时候，发现宅子的混凝土外墙已经倒了，倒下的方向是朝向房屋而不是街道。他第一眼在街上看到的是一队士兵，这些士兵之前一直在对面的山坡挖防空洞。日本人显然是想利用这成千上万的防空洞来抵御外敌入侵。这些士兵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一个接着一个地从那些本该保护他们安全的洞里走出来，血从他们的头上、胸口和背部流下来。他们既沉默又茫然。&他看到一个老妇人左手托着头，右手托着背上一个三四岁小男孩，一边茫然地沿着路走着，一边哭喊着：“我受伤了！我受伤了！我受伤了！”谷本先生非常同情她，把孩子接过来背到自己身上，领着老人走到了街尾。那里尘土飞扬，一片昏暗。他把老人带到了不远处一所紧急情况下可作为临时医院使用的中学。帮助老人让谷本医生忘记了恐惧。在学校，他惊愕地看到满地都是碎玻璃，已经有五六十个伤者在那里等待救治。他想起空袭解除警报拉响后，并未再听到飞机的声音，但事实又让他断定有飞机投下了炸弹。他想到人造棉商人家的花园里有一个小丘，从那儿可以看到整个古井乃至整个广岛的景象。因此，他就向松井的宅子跑回去。从小丘上，谷本先生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象。并非如他预计的只有古井这个地方遭到破坏，从漫天的烟尘中，他看到一团可怕的浓烟正在广岛上空升腾而起。一股股烟柱正从地面的尘土中升起。他不明白一个如此安静的天空是怎么造成这样大面积的破坏的。即便只有几架飞机，也是能听到声响的。附近的房子着了火，当弹珠大小的水滴开始落下的时候，他猜测是消防员救火时从水管喷出的。（事实上，这些水滴是尘土、热气和核裂变碎片升到广岛上空形成湍流层后凝结成水落下的。）谷本听到松尾先生问他是否安好，才把视线转回来。房子倒塌的时候，前厅的布匹保护了松尾先生，他自己爬了出来。谷本先生随口答应了一下。他想到他的太太和孩子、他的教堂、他的家、他的教民，他们都在山坡下那一片尘土飞扬的废墟里。他再次在恐惧中跑向市区。他是路上唯一一个往市区方向前行的人。他遇到成百上千的逃难者，每个人看起来或多或少都受了伤。一些人的眉毛烧没了。一些人因为疼痛抬着胳膊，好像抱着什么东西。还有人边走边吐。很多人都赤身裸体，或者身上就披着几块衣服碎片。灼烧在一些裸尸上留下了汗衫肩带或裤子背带的印记，在一些女人的皮肤上（因为白色衣服反射爆炸产生的热量，而黑色衣服吸收热量并把它传导到皮肤上）留下的是她们身上和服花纹的印记。尽管很多人自己受了伤，但仍在帮助伤势更重的亲人。几乎所有人都耷拉着脑袋，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一声不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过了古井桥和观音桥，谷本先生一路跑来，离市中心越来越近。这一路上，他看到所有的房屋都倒了，好多还已经起火。树木光秃秃的，树干已经烧焦。他试着从几个方向穿过这片废墟，但大火挡住了他所有的去路。从很多房屋的废墟下传来人们的呼救声，但没人伸出援手。那天，大部分幸存者只帮助他们的亲人或隔壁邻居，因为他们无心也无力承受更多的灾难。伤者蹒跚地走过这片废墟和废墟下的人，谷本先生跑着超过了他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他内心充满了对这些被埋在废墟下的人的同情，同时身为一个日本人，他对于自己没有受伤感到十分惭愧。他一边跑一边祈祷：“上帝保佑他们，把他们救离火海吧。”他一路经过的都是被严重烧伤和划伤的人，因为惭愧，他在匆匆往右离开时对一些人说：“原谅我没有像你们一样受伤。”他开始遇到去城市避难的农民，当他们看到他的时候，一些人惊讶道：“看！这人没有受伤。”直到跑到一座大型神社附近。那里的火势很大，当他向左准备绕过神社的时候，幸运地遇到了妻子。她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谷本先生现在已经筋疲力尽，没什么事可以让他大吃一惊。他没有拥抱妻子，只是说道：“啊，你没事。”她告诉他，她从牛田回到家的时候正好发生爆炸。她抱着孩子被埋在牧师住宅的废墟里。她讲了废墟如何把她压在下面，孩子是如何哭的。她看到一丝光亮，举起一只手臂一点一点地把洞口刨大。大约半小时后，她听到木头燃烧时爆裂的声音。当她终于把洞口挖得足够大时，她先把孩子拖出去，随后自己也爬了出来。她说她现在准备回牛田。谷本先生说他要去看一下教堂并照顾邻组的居民。于是，这对夫妇就这样既随意又茫然地分别了，和他们相遇时一样。谷本先生为了避开大火走的路线，经过了作为紧急避难中心的东阅兵广场，那里现在是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地上是一排排烧伤和流血的伤者。那些受到烧伤的伤员不断地呻吟着：“水，水！”谷本先生在附近的街上找到一个水盆，又在一个只剩框架的房子里找到一个还能出水的水龙头。他开始给那些伤者送水。当他给大概三十人送过水后，意识到自己已经逗留了太长时间。“抱歉，”他大声地对身边那些伸手向他要水喝的伤者说，“我还有很多人要照顾。”然后便跑掉了。他拿着水盆回到河边，跳到一处沙嘴上。在那里，他看到几百个因为伤重无法再前行的伤员，他们一看到一个能站起来且没有受伤的人，乞求声再次响起：“水，水，水。”谷本先生无法拒绝他们的请求，从河里取了一些水给他们喝——一个错误的行为，因为水又脏又咸。有两三艘小船载着伤员正从河对岸的浅野公园渡河过来，其中一艘靠岸后，谷本先生再次大声地道了歉，然后跳进了船。船把他送到了对岸的公园。在公园的灌木丛里，他找到了几个邻组的下属，他们根据先前的指示来到公园，也看到了很多熟人，其中就有克莱因佐格神父和其他天主教神父。一整天，人们都不断涌入浅野公园。这个私人花园距离爆炸中心很远，里面的竹林、松树、桂花树、枫树都还活着，这个绿意盎然的地方吸引着人们前来避难—部分是因为人们认为如果美国飞机再次来袭，他们只会轰炸建筑物；部分是因为人们觉得绿色植物象征着凉爽和生机，而且公园里精心雕琢的岩石庭园和平静的水塘、拱桥非常亲切、自然和安全；也有部分是因为人们（根据一些在公园里避难过的人的说法）想要躲到丛林里去的动物本能。一个居住在教区附近名叫岩崎的女人站了起来，问神父们应该待在这里还是和他们一起走。克莱因佐格神父回答道：“我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是最安全的地方。”于是她待在了原地。那天晚些时候，尽管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但她还是死了。谷本先生拿着水盆走到公园的时候，里面已经很挤了。而且要分清活人和死人也不容易，因为大部分人都睁着眼睛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对西方人克莱因佐格神父而言，河边寂静的竹林是他一生中见过的最令人惊惧的惨烈场景。几百个重伤者一起躺在那里，伤者都一声不吭，没人哭泣，更没有人痛苦地喊叫，没人抱怨，那么多人死去，都没有发出声响。甚至没有孩子也没有哭闹，几乎没有人讲话。克莱因佐格神父把水端给那些伤者喝，他们的整张脸几乎都被热辐射灼得血肉模糊，但是喝完后他们都还微微起身向他点头致谢。谷本先生向神父们打了招呼，便四处寻找其他朋友。他看到卫理公会学校校长的夫人松本太太，询问她是否口渴。她说是。于是他走到浅野公园岩石庭园里的一个水塘，用水盆给她打来了水。他决定回教堂。他沿着神父们逃出来的路线往登町走去，但没走多远，沿街猛烈的大火就把他逼了回来。他走到岸边，希望找一艘船，把部分重伤者从浅野公园送到对岸，远离蔓延的火势。很快他就发现，一艘挺大的平底游船搁浅在岸边，但船的里面和四周却是一幅恐怖的景象——五具尸体，几近裸体，身上都有严重的灼伤，看得出几乎是在同一瞬间死去的，从他们死后的姿势表明他们当时是想要一起把船推倒河里去。谷本先生把他们从船边搬开，其间感到十分恐惧，觉得打扰了死者。有一片刻他觉得自己在阻碍他们启程去另一个世界。他大声说道：“请原谅我用你们的船，我必须用它来帮助那些还活着的人。”尽管平底船很重，但他还是设法把它推到了河里。船上没有桨，他唯一能找到用来划船的是一根粗竹竿。他把船划到了上游公园最拥挤的地方，开始把伤员摆渡到对岸。他一次能在船上载十到十二名伤者，但河中央的水很深，竹竿撑不过去，必须用竹竿划过去，因此每一趟都需要花很长时间。他这样来回摆渡了几个小时。午后不久，大火蔓延到了浅野公园的树林。谷本先生划船回来，看到很多人开始朝河边移动，才知道着火了。一靠岸，他就跑上岸查看，看到大火的时候，他大声喊道：“所有没受重伤的年轻人跟我走。”&克莱因佐格神父加入了谷本先生的志愿者队伍。谷本先生派了一些人去找水桶和水盆，让另外一些人用衣服去扑火。找到水桶和水盆后，他让人们从岩石庭园的水塘排成一条长龙取水灭火。他们灭了两个多小时，终于逐渐把火扑灭。谷本先生带着人在灭火的时候，惊恐的人们开始一点一点地往河边挤，最终人群把那些不幸最靠近河岸的人挤到了河里。被挤到河里淹死的人里面就有卫理公会学校校长夫人松本太太和她的女儿。夜幕降临之前，谷本先生碰到了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女人，她是谷本先生家的隔壁邻居蒲井太太。她双手抱着刚出生的女儿蜷缩在地上。这个婴儿显然死了有一段时间了。蒲井太太看到谷本先生时跳了起来，说道：“你能帮我找到我丈夫吗？”谷本先生知道她丈夫在昨天被征召入伍。昨天下午，他和太太还招待过蒲井太太，希望她忘掉不愉快。蒲井先生报到的部队是中国区陆军司令部，位于市中心的古堡附近。那里驻扎着一支四千人左右的军队。这一整天来，谷本先生看到的伤残士兵实在太多了，他猜测兵营早就被这个袭击广岛，却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重创了。他知道即便去找，找到蒲井先生的机会也微乎其微。但他想要安慰她。“我会的。”他说道。“你必须找到他，”她说道，“他非常爱我们的孩子，我希望他能再看孩子一眼。”
去伪存真，普及常识
读图探真相
作家，媒体人
财经媒体人，著有《递罪》
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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