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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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也不是从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开始的，而是从16世纪中国的明王朝时就开始了，那就是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和侵略。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但是，拥有200万军队的统一的明王朝却丝毫没有侵略日本的欲望，倒是并未统一且内战频仍的小日本大有吞并中国的企图。16世纪末，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就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灭亡中国，迁都于中国，天皇居北京。”可见，地盘不大的日本野心实在大得惊人。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支那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死吗?
　　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说。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从中国方面看，日本之所以将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主要侵略对象，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是一块“肥肉”，且距日本很近，便于日本用兵；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力衰弱，中华民族存在着重大弱点和缺陷，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纵观历史，展望未来，借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希望有志之士建议修改基础教育（还回鲁迅作品、狼牙山五壮士、杨根思等英雄谱、新增三次边境自卫反击战），积极宣传中华民族危机意识，倡导尚武精神，向毛主席时代一样，给人民充足的精神食量，还人民监督庙堂之上者的监督权利，真正使人民有国家主人翁的精神意识，我想，我们伟大祖国一定崛起。精英治国、文人治国，朱元璋的大明丧钟是东林党的精英敲响的，以史为鉴不要挂在嘴上，要在心里、行动上。
中国人的假想敌：日本人凭什么
第1节：日本民族崛起的核心武器
第一章大和之魂--日本的民族凝聚力分析
日本民族自明治维新之后形成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震惊了整个世界，这种以天皇、神道教和国家主义三位一体形成的国家机器，使大和民族具备了整齐划一的民族结构，形成了"人人为日本而生，人人为日本而死"的日本民族精神。日本民族"一亿玉碎"的强悍性格既使得日本人迅速实现了民族崛起，也迅速堕入了军国主义的魔障。这种无与伦比的民族力量摧毁了国民的个性，却能成就一个铁血帝国的霸业。日本的举国体制的成功，是时代的造就，却不是民族的幸事。毕竟一个以政教合一的国家机器奴化人民、压抑个性的民族，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量的。
１．日本民族崛起的核心武器
众所周知，日本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是最近一百多年来的事情。
但是，日本人一出场，便有不凡的表现。一是在明治维新（１８６８年）后不到３０年工夫，就一举击溃清朝北洋水师，打破了由中国主导了数千年的东亚朝贡秩序。随后的５０年间，日本人一口气发动了１４场战争。从１８９５年到１９４５年的５０年中，有４０年处于战争状态，不仅中国人成为其奴役对象，就连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国和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也被其打得丢盔弃甲，甚至连帝国主义的新科状元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前期，也吃了大亏。二是在经济上，日本从１８６８年始，不到５０年工夫就成为世界５强之一，在二战之后，只用了２０多年时间便成为世界经济的亚军，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８３年起即超越美国人，成为世界"首富"。日本还是世界上第一大债权国，美国政府的国债有４０％掌控在日本人手里。日本资源紧缺，却以大工业见长，是世界上头号重工业国家。
无论是军事还是工业，都要求有很高的社会动员能力。日本人之所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奇迹，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就是日本国民具有世界上别的民族很难匹敌的动员能力。
要分析日本奇迹，也应该首先从分析其国家动员能力入手。
中国著名人类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对２００年来世界舞台上两名新秀日本人和德国人进行过对比研究（美国也算新秀，但其立国伊始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不在其列）。他敏锐地指出：德意志统一后于欧洲任何大国，其工业革命之过程也后于任何大国，而其一旦与各大国进行工商业之竞争，其组织之完密，其保障之周备，实在胜人一筹：此则不能不一探其原因者。余则以为最或然之解释为其国民服从性之由来久远，而为之领袖者易收提纲挈领之效也。
潘光旦指出：与德意志之经验差可比拟之国家，惟有东方之日本。
实际上，日本人的表现比德意志民族更为出色，在军事和工业领域，日本比德意志起步更晚，基础更差，而今天日本的ＧＤＰ，已经是德国的两倍。可见日本人的组织动员能力更胜一筹。
日本人之所以在近代工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中后来居上，其内在原因与德意志民族倒是极为相似，即国民的服从性极强。所以，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有机器民族之称。而日本人在工作的狂热方面比德国人更甚，所以，日本民族还得到了一个"经济机器"的绰号。
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中国人，除了有政治制度占优势的原因外，日本人的动员体制比中国人先进得多，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考证，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海军的头号功臣是战舰"吉野号"，此舰为英国造，原来是为清朝政府定做的，后来慈禧太后要办六十大寿，海军衙门就把这笔预算转为了礼金。而日本政府打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倾全国之财力购买此舰。皇太后捐出了自己的首饰，日本商人和民间发起了"'吉野号'募捐会"，后来募集到的银两可以买三艘"吉野号"。
为了一举战胜清朝人，日本人进行了全国总动员，日本天皇御驾亲征，将大本营从东京迁到广岛，为了节约开支，支援前线，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举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就这样全部压到了前线。而清朝政府在开战后拥有两支舰队--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南洋水师眼看着北洋水师落败，也没有调集一兵一卒前往支援。
日本历史学家升味准之辅在《日本政治史》一书中总结说，即使李鸿章指挥得当，奋勇还击，北洋水师因为中国人的动员能力太差，也会落败。"李鸿章在对日开战时所能直接动员的，只是他的北洋军而已。日清战争实际上成了日本与直隶省的战争。而且，北洋军是在传统的腐败习惯和乡党关系中成长起来的。李鸿章一当上直隶总督，便用他的安徽军守备直隶，被一群乡党包围起来，他的天津衙门成了卖官鬻爵之府。陆海军成了给他的亲朋创建利益的奶牛。据说他的过继儿子私下出卖北洋舰队的装备，他的弟弟被称为无底的钱褡子。"
北洋水师当时是亚洲排名第一的舰队，世界排名第八，总吨位比日本海军要多得多。但日本人从一件小事当中就看出了这支豪华的舰队在战场上会不堪一击。
１８９１年夏天，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六艘主力舰出访日本。细心的日本观众发现，在威力巨大的清朝海军的炮舰上，士兵居然在大炮上晾晒裤子。由此，日本人断言，这支舰队没前途。
纵使是坚船利炮，武器精良，但部队没有组织纪律性，散漫自由，各行其是，这样的军队照样没有战斗力。日本人的断言在４年后的甲午海战中被完全证实。
第2节：整齐划一的机器民族
日本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搭的是末班车。但凭借其国民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和整齐划一的战斗力，在后来的战争中不仅弥补了技术上的鸿沟，还在竞争中取得了后发优势。
在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中，俄军在世界战争史上首次使用了最先进的重机枪，而且俄军的兵力、火炮和工事都优于日军，但俄军目睹日军疯狂冲锋陷阵的情况，产生了畏怯情绪，最终要塞失守，战争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日军为了攻占一个叫"203号"的小高地，居然死亡了1.2万多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惨重的伤亡记录。但日本人最终凭借野蛮的冲锋，占领了这个高地。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土人口不到８０００万人，却动员了近１０００万的总兵力，占总人口的１２％。兵役年龄从平时的１８岁至２５岁，扩大到１７岁至４５岁。在战争末期，为了准备所谓的"本土决战"，还动员了不脱产的"国民义勇兵"２８００万人。这种超限度的畸形动员给国家的生存能力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但是，此种动员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中，进展仍然比较顺利。这在世界战争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日本的侵略战争性质必须唾弃，但日本人的整体动员能力也确实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宗仁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且指挥部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抗战胜利后，李宗仁将军在回忆录中日本人的战争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仍然难以忘怀：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实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国民党的军官，并亲自参加了日军的投降仪式，通过对日本人的直接考察，他断言，以日本人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其再次崛起是必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气焰嚣张的日军投降，一夜之间骄横凶残的性格如冰雪消融，个个成为"谦谦君子"。百万降兵一时回不了国，中国当局安排他们修路、修机场，他们全都积极努力，绝无抵触情绪。一天，他们在工作中烤火取暖，不小心飘出火星，烧毁了一间中国民房。为表示歉意，日军竟全体自动饿饭，用一天的伙食费进行赔偿。当时，中国当局并无追讨损失和惩罚的意思，相反一些中国人看了这种情形，反而生出"过意不去"和"可怜他们"的心情。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验，战败国如俄德均有军队叛变产生纠纷的事情，如果日本将领控制不住，全副武装的百万日军酿成事件是很容易的事情。而据黄仁宇教授的回忆，这种事情竟然一件也没发生，"我自己于１９４５年９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９月９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律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池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权威，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曾未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
试想，这样整齐划一的纪律性，别的哪个民族能做得到？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全民族意志统一，决心通过经济振兴实现崛起，其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５２倍，这样的日本速度背后，没有一种狂热的举国一致的民族性格支持，如何可以想象？
日本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个提出举国体制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准备"一亿玉碎"，作垂死的挣扎。战后，又提出"一亿振兴"，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日本人的凝聚力从哪里来？日本人为什么可以做到像机器人一样服从指挥？日本人的机器性格的利弊得失如何？确实值得每个中国人好好琢磨。
２．整齐划一的机器民族
最先把日本人称作机器民族的人是中国学者林语堂，林语堂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学家，尤其对国民性问题有精深的研究，他创作的《吾国吾民》（又翻译为《中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阐述中国人民族性最好的著作。
林语堂先生在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时，曾经认真地把中国人与日本人做了精细的对比，林语堂把中国人比做老油条，把日本人比做机器人，他说："日本成为一个好战的法西斯国家，是最合适不过的事，因为日本人行动像机器。而中国不适合于成为同样的国家。因为中国人的个人思想太浓厚，要把深思熟虑的人组成一个法西斯国家，使他们严守纪律地行走鹅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林语堂先生不仅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人行动像机器，还注意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模式也与机器无异：日本把西洋文明整个吞咽下去，连同西方所有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维新主义。他把这些东西加盖在一个封建社会之上，没有时间去为自己盘算。由此，他的文明变成了机器化，缺少幽默，不近人情。这种机器化而缺少幽默的特征，可以由呆板庄重的日本海关职员和警察身上看得出来。这也可以由日本人桀骜的性格与军人的妄动之上看出来。
第3节：去东京路上的堵车事件
世界各国的文化学者对于日本人有多种比喻和假说，比如有"工蜂民族说"，指出日本民族像工蜂一样勤奋而有组织纪律性。又比如说，有"菊花与刀说"，指出日本人是柔美和暴力的结合体。还有"武士民族说"，指出日本人的本质就是武士道等等。但林语堂先生的机器民族说，是最贴切最让人折服的。
走进日本的街道上，很少有人不被日本社会的整齐有序所感染。街上一尘不染，人流整齐有序，公共汽车分秒不差。日本从不停电，也不停水，即使是遇到了地震和海啸，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慌乱之态。每个日本人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忠实地履行着自己职责。整个日本社会也像一部机器，运转精准，几乎毫厘不差。
日本人本身像机器人，而日本人也以制造机器的能力闻名于世。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机器的本领最高的当属德意志民族，但自从出了日本人，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就从欧洲转到了日本。日本造犹如一股飓风，横扫寰宇，不仅德法英这些老牌的工业强国被日本打得丢盔弃甲，就连世界科技的领军者美国人，也无法与大和民族在制造业上交手。
日本人与日本造一样，精准、刻板、一丝不苟，而且不知疲倦。
说日本人做事像机器人一样认真和刻板，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日本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一个中国留学生取巧只洗了三遍，结果这个留学生再也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离开日本。这还不算稀奇。日本宾馆领班培训中国员工做保洁示范时，她把抽水马桶洗干净后，还从中舀了一杯水自己喝掉，说："就按这个标准清洗！"
外国人不管对日本人有怎样的偏见和讨厌，对日本人做事的认真和执著，是绝对说不出一个"不"字的。因为他们常常是因为认真和执著得过度而招人厌烦的。
整个日本社会就像一个整齐划一的机器兵团，行动一致，进退有序。
１９９０年广岛亚运会，约有１０万日本人参加了闭幕式，主场散场后，地上没有留下一个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人人动作规矩严整，在场的美联社记者发表评论说：像这样一个比机器还严谨的民族，真是太可怕了。
其实这不算什么。中国的政治学家房宁教授曾经在日本亲历了一次堵车事件，那种情景足以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到震撼：从伊豆半岛到东京的公路上，几万辆车一辆挨一辆排了一百多公里。那个时段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回东京的，道路右侧堵成一条长龙，左侧则空出一条"无车道"，谁要是开到左侧，可以一溜烟直奔东京。可就是没有一辆车插到空荡荡的"无车道"超行，一百多公里的塞车路上，不见一名交通警察维持秩序。在近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车流一步一步地向前挪，一尺一尺地往前挪，静悄悄，听不到一声鸣笛。房宁教授不禁感叹："他们自己竟把这绵延一百多公里的车龙化解了！如此坚忍、守秩序、万众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
这个机器民族不仅严谨精准，服从秩序，还是一个运转高效、不知疲倦的种群。
日本战后几十年了，经济发展水平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跻身世界前茅。但即使在富得流油的今天，东京夜里11点时，大部分的办公楼仍然亮着灯，上班族还在无偿加班，这在日本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菲律宾人竟发现东南亚一带的深山老林里竟还藏着不肯投降的日本兵，此时二战已经结束30年了。
机器民族一旦被发动起来，就会产生让全世界震惊的力量，这种力量像洪水，又像台风，有时候会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二战结束前，日本这个"机器民族"曾经被日本天皇和东条英机调教得走火入魔。整个战争期间，这架侵略机器可谓效率惊人，在１９４３年初，本土面积只有３７万平方公里的日本居然控制着亚洲和大洋洲７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这还不包括北至北冰洋、南至澳大利亚的大半个太平洋。整个日本采取全民参战、整体玉碎的举国战争体制，将整个民族的破坏力发挥到了极致。
在塞班岛战役中，得到强大海空军支持的约7万美军进攻孤军困守的4万多日军。日军打到只剩下几千人，而后这几千人却向美军发起了冲锋。他们跌跌撞撞，"有的撑着拐杖，有的吊着绷带，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还被打瞎了。"他们脱掉钢盔，头上捆着白带，"端着机枪和战刀，有的仅仅拿着绑在竹竿上的刺刀，有的甚至赤手空拳，潮水似地涌向美军阵地"；那些没有力气冲锋的重伤员，则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日军冲锋的同时，塞班岛的日本百姓也开始了大规模地自杀，他们或从崖上跳下，或父母抱着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里……"整个海面漂满了日本人的尸体。"美军将坦克车改装成宣传车，到处呼叫："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然而这些呼叫基本无效果。塞班岛之战，美军作战部队起初十分害怕，继而使他们迷惑不解，后来又使他们憎恶，最后却使许多美军士兵表露出真诚的怜悯。日本士兵在洞穴内遭受的惨不忍睹的痛苦以及他们凄然绝望地敢死进攻，使得美国兵要牢记"勿忘珍珠港"的格言越来越困难。一些士兵泣不成声："日本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自杀？"
日本这架巨型机器在侵略战争中被击溃，但机器民族的格局并没有散架。日本战败后，不少有远见的观察家预计到了这个民族不甘失败的本性，可惜像麦克阿瑟这样傲慢自大的美国领导人忽视了这一点.
第4节：愚忠与服从
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后，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担任中国战区（国民党战区）日军的受降工作。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战，对日军血腥暴行仍记忆犹新的中国军人，李默庵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切齿痛恨，另一方面伴随着受降过程，李默庵渐渐增添了许多感慨：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
李默庵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对当时的这一切我至今印象深刻，并颇有感受。透过日军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利用国际政治的有利时机，发挥自己机器民族的结构特长，尽情地发挥了自己民族的制造天赋，创造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
如今的日本人，人口只占世界的1/50，却占有世界财富的1/5。
日本人服从权威，便于指挥，运转协调，整齐划一，如果领导得当，便是得心应手的生产工具，是世界上罕见的优质劳动力集团。但如果领导方向出现偏离，这架机器就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洪水猛兽。日本兵在先前侵略战争中的暴行已经让世人切齿痛恨，而日本国内存在的奥姆真理教的毒气屠杀行径也让世界人民大惊失色。
日本人长于生产而拙于思考，长于服从而短于思辨，尊重群体而忽视个人，强调共性而抹杀个性。他们是好的跟从者和执行者，却不是优秀的领导者与规划者。曾经在日本做了八年大使的新加坡学者李炯才这样描述日本人的长短：我发现日本人是行动多于思考，他们宁愿让其他人替他们思考。目前，似乎有日本个别议员在作这种思考。以"黑幕"为后盾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在对政治思想家施加压力，他们想要日本恢复战前"成就"中的荣耀。
日本一直是一个有严格差别的等级社会，这种等级制度像一个金字塔，位于塔尖的是日本皇室和政治家，下面便是沉默的臣民。观察日本人的动向，首先就要观察位于金字塔尖的指挥者的动向。
迹象表明，日本的极右势力已经占据了金字塔的顶层，他们正在发动整个国家机器。阻止其发动机器是不可能的，但采取坚决的措施，遏制其"蠢动"的做法，则是必须的。
林语堂先生通过对日本这个机器民族的解读，曾经对日本人如何改善中日关系与遏制军国主义的冲动提出过中肯的意见：中日两国的接近，必须日本政府的内部发生变化，文治派领袖能约束军人，才可以想象到。这一点不成功，即使世界上最佳的战争机构也不能把日本从自然的动力和反动力中拯救出来。
如果不是由和平主义者控制日本的国家机器，那么日本走向右倾军国主义方向则几乎是注定的事情。让人沮丧的是，日本人正被少数狂人引向无法预知的深渊。
笔者观察日本人的动向已经有多年了，从１９８４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开始，人们就能嗅出日本机器兵团将要转向的信号，到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小泉首相连续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人们基本可以断定日本人整体转向的路径。
一场通向绝路的民族悲剧已经拉开了帷幕……
一个人的悲剧是由其性格决定的，一个民族的悲剧又何尝不是如此。日本人有超强的经济实力和科技能力，却并不表明其具备超强的领导世界的能力。日本人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享受到了绝大的好处，通过贸易和科技完全可以达到一流国家的目标，却非要发展军备、追求武功，以战争手段确立霸权，这又不能不说是这个民族难以摆脱的悲剧命运。而其悲剧命运的起因，又来源于机器民族的先天因素。
孙中山先生１９１８年曾经忠告过日本民族：日本人既可以成为东方民族王道之干城，又可以成为西方民族霸道之鹰犬，何去何从，惟日本民族自决自省。
日本人没有听从这位先哲的金玉良言，毅然决然选择走军国主义侵略的霸道路线，终于撞得头破血流。
如今，日本民族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命运抉择，是生存还是毁灭，惟日本人自己掂量。
３．愚忠与服从
先说一个笑话：一家美国公司在报纸上登广告，准备购进一个机器人，要求绝对服从，永不说不，坚固耐用，好维修。结果前来应聘的是一个日本男子，他还附加了一个优惠条件：不需要使用电池和机油。
服从指令，服从权威，不说"不"，这是机器民族的一大特色。服从意识，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既表示服从领袖和领导，也表示服从权威和上级，还可以表现于服从于组织和思想。
日本人的服从意识在全世界都是最突出的。早在19世纪初，中国学者就注意到了日本民族听话、服从这一鲜明特色。谢晋青在《日本民族性之研究》一书中指出：子女须从父命，妇女须从夫命的制度，较诸中国的纲常，尤为严格……就是教育普及的现代日本，其女子教育的惟一宗旨，也还只是"贤妻良母"四个大字。
第5节：长久严酷的封建社会
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的顺从的民族，但中国改朝换代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使用"三纲五常"学说使用一切办法鼓吹"君为臣纲"和"愚忠"思想，也无济于事。而日本人就不同，自从大和朝廷建立后，日本从来没有闹过改朝换代的事情，天皇家族一直坐庄，他人无法染指。这一点，也使谢晋青先生感到震惊：中国人在君主时代，个个都有身为帝王的资格，人民见了帝王，多数都有一种"取而代之"的思想。但在日本就绝对不然了。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人民拿着自己的生命供帝王藩主们任意牺牲……
日本人民不仅从来没有过称王称帝的想法，就连起义、造反和向上司进言的举动也少之又少。有人做了统计，自１６世纪初至２０世纪初的４００年间，日本平民迫于生计，有过十几次有组织的暴动和示威，这个次数不能说多，而且暴动和反抗之对象或为地主、或为奸商，其原因，或为饥荒，或为垄断居奇。日本人对于政府长官、社会领袖或者将军藩主、武士名流之类，从来就没有过丝毫的忤逆。日本人服从秩序的传统之顽固，由此可见一斑。
潘光旦先生分析说，日本民族的服从意识异常发达，与其异常发达的封建制度有关。由于日本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等级制度的社会，使得日本人长期被牢牢禁锢于一个"铁桶般"的体制当中，叛逆意识和自主意识被消磨殆尽。
此论可谓精当，但尚需稍加说明。要说明日本社会的禁锢性为何异常发达？首先要说明日本民族生存的特殊地理环境。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内大大小小的岛屿有上万个，但这些岛屿的共同特点是离大陆比较遥远，古代日本人要逃离本土来到中国或者朝鲜，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古代日本人不得不终身生活在本土，无法脱离。这就决定个人的命运先天性地与领主和部落锁定在一起，一旦不服从集体，就只有死路一条。
其二，日本的封建社会不仅历史长，而且特别严酷。日本的封建社会是亚洲最典型的，与欧洲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如出一辙。关于日本封建社会的典型性，包括马克思在内都有论述，这里不详细说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脱胎于德川幕府创建的江户社会。德川家族为了巩固统治，在日本社会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除了天皇与将军之外，日本社会被分为藩主与大名、武士、农民、工人与商人、秽多（指贱民）五个等级阶层，各阶层之间等级森严，不得逾越。同时，为了防止日本人外逃和引进大陆势力，江户幕府制定了世界上最严厉的禁海令，日本人一律不得乘船出海，违者杀头。由于４００年的江户政权确立了日本近代的社会形态，使得日本民族的顺从成为了一种文化习惯。即使是后来的明治维新，一些开明学者倡导个性解放，也很难动摇这种文化根基了。
明治天皇对于江户幕府的政策颇多革新，但对于江户幕府推崇的武士道中的忠顺之道却大加赞赏，并且在《教育敕语》中由军国主义政府把日本人原有的服从意识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教育敕语》是日本人每日里必定要听从的训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日本人头顶上的"最高指示"，一旦念错了一个字，念诵者就要剖腹谢罪。《教育敕语》指出：
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须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特为朕之忠臣良民，以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
《教育敕语》鼓吹的忠顺之道，就是无条件的服从，不但要服从天皇，还要服从上司。为了让忠顺之道与服从精神接轨，日本政府又祭起了武士道这个屡试不爽的法宝。武士道就是日本的民族精神，是铸造日本民族国民性的母机。对于军国主义政府倡导忠顺之道与武士道之间关系如何对接，《武士道》一书的作者新渡户稻造特意在书中为政府进言：武士道者，旧日本之成因，亦旧日本之产果，当此过渡时期，犹不失为唯一指引之原则；且对于新时代之形成，亦将为主要之原动力。
由于武士道被明治以后的历届政府奉为国民之教义，武士道中固有的服从意识在日本近代以来更加制度化、固定化和神圣化。
将全体国民训练成具有服从精神的队伍，对于提高集权主义的行政效率以及推进工业化都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一个服从权威的集群，很容易被高度统一地组织起来，而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最大区别就是组织化程度，日本人就这样在武士道精神的旗帜下被组织起来了，开始了亚洲民族的第一轮工业化试验。日本能够成为亚洲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服从意识的盛行确实是有功劳的。美国学者克里斯在《日本的发展》一书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论：
集权主义的政治设施与旧日本之服从训练相呼应，及其加入１９世纪国际竞争之场合，即复利用而发展之。故列强之争太平洋之盟主，与争夺中国商场之牛耳，惟有日本能全神贯注以出击之。
日本人后来倾全国之力对清朝开战以及大举侵华，都需要国家具有极强的动员能力，而日本的国家动员能力，又来源于日本国民的整体服从意识。
二战之后，日本尽管实行了民主改造，但国民性的改造岂是旦夕之功？在今天日本的社会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员工无条件服从主管，子女服从家长，女人服从男人，仍然是日本社会的通行规则。日本政府在国际政治中，惟美国政府的马首是瞻，其奴态媚骨，让国际社会都看不过眼，而日本政治家习以为常，究其根本，也是服从权威的意识在主宰着。
第6节：悲剧情结与幻灭意识
日本近代在工业上和军事上的崛起，都有赖于国民的服从意识。日本人组织性的严密和齐整，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即使在今天的日本工厂，日本工人与机器人一起干活的场面仍然堪称世界奇观。
《当代日本社会百面观》一书记载了日本工厂中工人和机器人同场干活、难分彼此的情景：法那克以"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的工厂"而闻名，在这里，即使在深夜时分，工人们下班了，机器人还在忙活。整个工厂的一切都被刷成黄色，包括工人的工作服和帽子，女职工的制服、文件夹和信封也全是黄色的，就连会客室擦手的毛巾也是黄色的。在这里，穿黄色制服的工人与黄色的机器人一起干活。在这里，由于总经理喜欢黄色，所以一切都弄成黄色，不允许有其他颜色存在。在这里干活的工人与机器人一样，都必须唯总经理的命令是从，不得有任何违抗。
即使心里不愿意，也必须与集体保持一致，这就是日本人。服从意识泯灭了日本人的自主意识，使他们对自己的下一步毫无计划，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自主决策过。
李炯才先生评论说：日本人总的来说都是好的跟从者；他们善于服从，不善于思考，必须等待号令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才行动。
"他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年轻一代只知道野蛮的美国人在广岛投掷了原子弹，杀死了大量的日本人，却不了解自己的前辈在二战中的残暴行径；他们只接受表面价值的简单陈述，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审时度势。"有鉴于此，李炯才先生对日本人的未来行动非常担心，"日本人一步一步地行动着。他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怎么走，而走下去也许就是黑暗。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他们只知道进不知道退。"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执政的日本自民党正式通过了推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提案，准备重新建立军队，重新获得战争权，并将防卫厅升格。
以日本人机器兵团的组装效率，重新建立一支强大的"新皇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支可怕的军队将被引向何方？日本民族又将被带到哪里去？
看来只有天知道了。
４．悲剧情结与幻灭意识
把日本民族比喻为机器民族，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但日本人毕竟还是人，他们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训练成"机器"的呢？"机器民族"在整齐划一的外表下，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世界呢？为什么别的民族无法适应这样的训练方式呢？
说到这些问题，就必须分析日本民族内心中浓厚的悲剧情结。
鲁迅先生指出：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日本民族浓厚的悲剧情结，既是自然环境陶冶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生成的必然。
中国现代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先生曾经留学日本，曾经获得日本皇家陆军学校第一名的桂冠，这位日本通在分析日本人时，首先就谈到了日本人的悲剧情结：日本人喜欢吃鱼，尤其喜欢吃活鲤鱼。日本人把鲤鱼比做武士，因为鲤鱼放在案板上，即使挨了刀子也不会动弹。日本民族切腹的传统估计与吃鲤鱼有关。日本人吃鱼要看着活活宰死才吃，觉得这样才有风味。所以，日本人有残忍性，还保留着岛国人吃人肉的遗传。
蒋百里认为，日本人属于血气热腾的人种，不适合寒带生活。与同是英国的岛国相比，日本没有伦敦那样的雾，浓雾天气锻炼了英国人的体魄和眼光，而日本人不具备。与同在东亚的中国人相比，日本没有中国的黄河长江，黄河长江培育了中国人浩瀚的胸怀和悠远的风度，而这些日本人不具备。日本的自然环境明净艳丽，刺激这个血气旺盛的民族的眼睛，使他们时时关注外部世界，缺少了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外部世界缤纷复杂，又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无法从复杂的环境中找到重点。
"短急清浅的水流，又诱导他们成了性急的、焦急的、容易陷入悲观的性格，地震、火山喷发，这些不可知的自然变动，也给日本人一种心理阴影。"蒋百里认为日本人生活的自然环境使得他们容易性急，也容易陷入悲观和浅薄。
世界各国的酒都是推崇陈年老酒，年头越长，酒便越贵。独有日本人不然，在日本，酒是越新鲜越好。因为日本人不耐烦去等待，恨不得当日酒当日饮，以及时行乐。
世界各地的音乐都以和谐为美学原则，各民族都喜爱婉转动听的音乐，独有日本人例外。一个外国人如果在月明之夜听日本人吹笛子（日本人称为尺八），这种笛声高亢激越，宛如狼嚎，让人心脏都受不了。日本的民谣和日本琴（日本名为三味线），其声音都是刚烈哀怒，外国人不敢卒听，免得呼吸困难。
"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是旧日本国徽上采用的图案，也是日本文化的图腾。将武士比做樱花，无非是寓意人生的悲观与无常。因为樱花在最美的时候，就是它立刻就要凋谢的时候。好像武士最光彩的时候，也就是他效命疆场抛洒热血的时候。这种美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其悲观意识也够浓郁的。
日本人最古老的诗集《万叶集》中就收录了日本人最古老的诗篇。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有八个字最为日本人传唱--"色香俱散"、"人事无常"。比较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里的名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以看到一个悲观，一个乐观，一个悲剧，一个戏剧，一个忧郁，一个明朗，其情怀不啻有天渊之别。
第7节：日本民族与佛教
日本人的哲学并不发达，没有像叔本华那样典型的悲观主义哲学家。然而，日本人的人生观总体上可以称之为悲观主义，则是没有问题的。
日本人受佛教的影响很深，到现今为止，不管日本人生前信奉什么教派，死后一律按照佛教仪式予以安葬，且都获得一个法号。日本民族与佛教的亲缘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佛教大约于公元６世纪正式传入日本，早期的佛教在日本影响并不大，但到公元９世纪初的时候，佛教便开始大肆流行，几乎成了国教，历代天皇遁入空门者不胜枚举。从公元９世纪开始，佛教垄断日本长达５个世纪。
熟知日本文化的英国人小泉八云，曾经长期居留日本，担任东京大学教授，著有《日本与日本文化》一书，他论述了佛教风靡日本的情景：佛教对于日本文化之影响，诚可谓博大、精深，而不可以数量计；所可异者，未将本国之神道教一鼓而铲之耳。论者谓佛教为日本民众之宗教，神道教为官方之宗教，诚为大谬误。实际则佛教之成为官方之宗教，其程度不亚于神道教；其影响之于贵族阶层亦不减于贫苦阶级。天皇有为僧者，公主有为尼者；而诸侯王之行动，法令之性质，政治之措施，鲜有不受其统治者。
佛教与日本文化关系非常密切，曾经有并吞神道教之趋势，怎奈神道教是日本本土的宗教，根深蒂固，才没有达到鲸吞的目的。但是，日本民族的生死观、武士道深受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佛教在日本的流行程度，超过在中国和朝鲜。究其原因，主要是佛教善于改造自身，其提出的人生观教义与日本人的悲观主义心态极为契合。
潘光旦先生分析说：日本民族本有浓厚的悲观心态。此种心态之普遍表现就是轻生、出世、信仰命运论，而这些无不与佛教教义相吻合。
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概括了佛教对武士阶层的支配作用：佛教使武士对于命运，有一种镇静之信托，对于前途所不可避免之死，亦能安之若素，安之如归。总之，佛教使武士藐视生命而与死亡相契合也。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这句在日本广泛流传的诗句最能代表日本人的悲观主义思想。日本人迷恋樱花，轻生厌世，都与这种心态有关。
悲剧情结不仅是日本人的内心反映，也代表了日本人的审美倾向。日本人看戏爱看悲剧，看电影也爱看悲剧，甚至看小说，也最爱看悲剧小说。
在二战期间，日本军部拍摄了大量电影，投放到前线。这些电影当然是为了给军国主义打气的，但看了这些电影的美国人却大吃一惊，几乎把它们当成是反战电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电影大量渲染的是战场的残酷性、士兵的苦楚和绝望，还有前方的凄风苦雨和啼饥号寒。《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对此分析说：日本人可能有酷爱悲剧的倾向，只有投入到悲剧中才能放松，才能激发起力量。事实就是如此，在看了这类电影之后，日本士兵当时流下了眼泪，接着就是更加玩命地冲锋。
日本的爱情小说基本上都是以悲剧收场，如果不是这样，就基本上不会叫座。日本当代作家渡边淳一的情爱小说《失乐园》就是这类小说的代表，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在日本赚取了不少眼泪。这个著名爱情悲剧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的：
久木祥一郎是一家出版社的高级编辑，曾担任主编职务，后降为普通编辑。祥一郎今年已50来岁，妻子久木文枝是搞美术的，设计陶制品，女儿已成年，在医院工作，很少回家。祥一郎感到家庭生活很乏味，妻子文枝虽然文静，但却只知工作，他们之间总是客客气气。事业上不得志的祥一郎精神上的唯一支柱是他的情人，业余书法教师松原凛子。
松原凛子三十五六岁，美丽清纯，气质高雅，又有才华，她的书法笔力遒劲，外号"楷书公主"，是既性感又聪慧的女子。遗憾的是，凛子嫁了个技术高超但性格了无情趣的医生松原晴彦。松原晴彦很少说话，他木讷冷淡，对妻于总是冷冰冰的。平时在家，他最喜欢的是一声不响地吃冰激淋。久木祥一郎和松原凛子的婚姻都很空虚，精神无所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郁郁寡欢的久木祥一郎和孤独寂寞的松原凛子可谓一拍即合。他们有相同的品味志趣，性格投合，外貌般配，是天生的一对，每当他们相聚时，互相都有极佳的归属感。相识之初，他们兴奋莫名。每次短暂的相聚都能使他们获得极大的满足。分离则变得无法忍受、苦不堪言。他们开始失控，无所顾忌地频繁在外约会过夜，他们已将自己丈夫妻子的感觉置诸脑后。
一次，凛子的丈夫向凛子示爱，遭到拒绝，证实了自己平时不好的感觉，于是便找到私家侦探，拍摄了凛子和祥一郎在一起的许多照片，作为实据。不久，他单刀直入地把照片拿给凛子看，并坚决地告诉凛子，他决不会和她离婚。
祥一郎的妻子文枝却恰恰相反，她把丈夫的一切看在眼里，却默默地承受痛苦，甚至当女儿指责祥一郎时，还出面为丈夫开脱，这使祥一郎无法启齿去伤害她。虽然文枝已主动向祥一郎提出离婚，祥一郎也不再爱妻子，但他不得不佩服她的坚强，婚姻恶化的速度和私情深化的速度成正比。凛子的丈夫向祥一郎所在的公司写了匿名信，告祥一郎勾引良家妇，为了公司的名声，雇主通知祥一郎将他调往下属小单位。祥一郎孤注一掷辞了职。他的妻子这时已将签好的离婚证书交给了他。凛子的母亲也和凛子断绝了关系。
第8节：为什么要自杀
冬季到来了，祥一郎和凛子周围的气氛像冬季一样冷酷。只有他们彼此间彻骨的爱慰藉着对方的身心。祥一郎的好友水口君患癌症去世以前对祥一郎说：人最终会老会死，应该放怀追求自己的所爱，祥一郎和凛子就是对方的一切。两人陷得越深，越有一种破灭的恐惧感。社会容不下他们，世间万物又在瞬息万变，怎样才能像水口说的放怀追求自己所要、永远拥有对方呢？
冬季，雪花漫舞的原野，天地静谧而润泽。郊外密林深处的一家小酒店里，炉火烧得正旺。这一天，凛子和祥一郎来到这里，榻上的茶几上放着瓶红酒和两只酒杯，一只手正将个小药瓶里的药滴人已倒满红酒的杯中。凛子和祥一郎刚刚平静地吃过他们最喜爱的菜肴：竹笋炖老鸭，现在，他们双双举杯，平静地饮下杯中的酒。祥一郎深深地看着凛子说："让我们再爱一次吧。"凛子点头说："让我们爱到最深，爱到永远。"第二天，报上登出祥一郎和凛子双双服毒自杀的消息。验尸报告说：死者相拥的身体难以分开，实属罕见。
《失乐园》的情节虽然老套，却蕴涵着一种人生短暂、世事难料、美好的东西必将付诸流水的悲情意识，所以，在日本广受欢迎。
悲剧情结使日本人有很深的自杀倾向。历年的统计都表明，日本人的自杀率高居世界各国的前列，在发达国家中，遥遥领先。日本人选择自杀，除了有武士道精神的因素外，悲观厌世的倾向也是重要原因。
日本三岛由纪夫１９７０年因为要鼓吹武士道而选择了剖腹自杀。而日本另外一位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自杀则是因为悲观厌世。
芥川龙之介（１８９２～１９２７），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本姓新原，其父经营牛奶业。生后９个月，母亲精神失常，乃送舅父芥川家为养子。芥川家为旧式封建家族。龙之介在中小学时代喜读江户文学、《西游记》、《水浒传》等，也喜欢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１９１３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期间与久米正雄、菊池宽等先后两次复刊《新思潮》，使文学新潮流进入文坛。其间，芥川发表短篇小说《罗生门》（１９１５）、《鼻子》（１９１６）、《芋粥》（１９１６）、《手巾》（１９１６），确立起作家新星的地位。１９１６年大学毕业后，曾在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任教，旋辞职。１９１９年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任职，但并不上班。１９２１年以大阪每日新闻视察员身份来中国旅行，先后游览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芜湖、汉口、洞庭湖、长沙、郑州、洛阳、龙门、北京等地，回国后发表《上海游记》（１９２１）和《江南游记》（１９２２）等。自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３年，龙之介所写短篇小说先后六次结集出版，分别以《罗生门》、《烟草与魔鬼》、《傀儡师》、《影灯笼》、《夜来花》和《春服》６个短篇为书名。
龙之介的小说始于历史题材，如《罗生门》、《鼻子》、《偷盗》等；继而转向明治文明开化题材，如《舞会》、《阿富的贞操》、《偶人》等；后写作现实题材，如《橘子》、《一块地》以及《秋》等。在创作中注重技巧，风格纤细华丽，形式、结构完美，关心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１９２５年发表自传性质小说《大岛寺信辅的半生》。１９２７年发表短篇《河童》，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作了尖锐的嘲讽。同年７月由于健康和思想情绪上的原因，服毒自杀，享年３５岁。
芥川龙之介生前声誉鹊起，也享尽了荣华富贵。但他选择了自杀。死前他在写给朋友的遗书谈到了自己的心态：
自杀者"为什么要自杀"，是很难明白的。至于我自身，至少可以说只不过为了一种茫然的不安，好像对于我的将来，只有茫然，你或者不相信我的话，听起来像风中吹着的歌一样；我决不会因此怨你们……我单在这两年中，只是把死之一事继续地想着，我的心渐渐成为忧郁的了。
正如芥川龙之介所言，其自杀动机是因为"茫然不安"的心理。其实大部分日本人的自杀，都与这种心理大同小异。
日本人推崇自杀的风气，也助长了鼓励杀人的风气。试想一想，一个连自己生命都不珍惜的人，会爱惜别人的生命吗？
在幕府时代，为了磨炼武士自杀的胆子，政府公开鼓励武士先去杀人练胆。
周作人先生曾经在一篇《反映日本民情的笑话》的文章里介绍了武士们的这种杀人游戏：
日本民间流行一个笑话：有个武士得到了一把新刀，便召集朋友，说我们今夜去试刀吧，大家都表示愿意来看。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看见桥头有一个乞丐睡着了，映着月光看去倒像是个肥壮的人。那么就砍这个家伙试试吧，唰地抽出刀来，当下砍了下去，随即又跑回来聚集在一起，说不逃其实也可以吧。大伙问砍着了没有，啊，还真砍着了，还砍到了板桥上呢。那么再去看看吧，回过去走到桥头，站在乞丐前后，那乞丐蠢蠢地爬起来喝道，又来砍了吗？
这个笑话当然是讽刺武士的怯弱的，但这个笑话却透露出日本人的野蛮的公开习惯。值得指出，这便是"过斩"，武士可以随便试刀砍人。据日本辞典里介绍，"在武人执政的时代，武士为练习武术，或试刀的利钝，于夜间立于静僻的路旁，出其不意地砍杀过路的人。"
第9节：大和之魂与日本精神
日本诗人还歌颂这种砍人的武士："眼看着斩的俨然坐着的地藏尊。"
前后600年的武人统治中，这样被莫名其妙杀害的人不计其数，只剩下了这样一个桥头的乞丐，来吆喝一声，出了口气。日本人也实在是可怜极了。
这就是日本人的杀人风俗。所以，日本人除了有自杀倾向外，也有杀人的爱好。在南京大屠杀中，许多中国平民就是被这种杀人比赛杀害的。这种以杀人为乐趣的社会习俗，实在为文明民族所不齿。
日本人把自己不当回事，也自然不会把别的民族当回事，一旦让日本人得了势，别的民族的遭遇就可以想见了。把自己当作机器，把别人自然当成草木瓦犬，这样的生命意识，确实让别的民族不寒而栗。
5.大和之魂与日本精神
日本民族的凝聚力之强，为举世所公认。这种凝聚力又来自国民对民族的强烈的认同感。
人类学家已经考证出来，日本民族的人种的主体属于移民。日本列岛的土著居民叫阿伊努人，早就被移民所同化，现在残存的阿伊努人约有2万人，全部居住在北海道附近的几个小岛上，对日本文化早就没有什么影响力。
古代日本人主要来自蒙古和南洋诸岛，从中国的秦汉时代开始，大批移民漂洋过海从中国和朝鲜大举进入日本，为日本列岛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
日本人虽然是由移民陶冶而成的民族，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清一色"民族。所谓"清一色"民族，就是指绝大多数的日本人认同自己的来源和文化是一致的，即占９９％以上的日本人都认同自己属于大和民族。日本是世界上纯度最高的大国，可以称之为单一民族国家。
日本人的民族性自大和民族（源于大和国的建立，约建于公元４世纪）诞生后，大约经过了三个时期，即所谓的和魂唐材时期（以大化改新为标志，日本大举引进以唐朝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建立封建社会）、和魂欧材时期（以明治维新为标志，大举引进欧洲文化，建立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和和魂美材时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日本接受美国的和平改造，建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不管日本文化如何引进外来文化，日本文化的主体始终未曾丧失，这就是和魂始终在日本人的国民性演绎中发挥着主体的作用。
和魂，即大和魂，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和主体，是日本人的身份标记，也是每个日本人最基本的共同点。正是所谓的大和魂，把日本人紧紧地拴在一起。
然而，对于大和魂是什么？文化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始终争论不休。
近代以来，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企图从血统论和人类学的角度证明日本人来自一个独立的种族，其研究结果始终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原因是日本人的的确确是外来民族的杂交品种。日本民族一直标榜其种族是由"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繁衍生息而来，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得出的结论却与之背道而驰。
自公元７世纪以来，日本的意识形态一直在强化一个"神国说"，即日本人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天皇家族，天皇家族来自于太阳女神，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就是开天辟地的太阳女神的孙子，此后，神武天皇的子孙便由天神立法，世世代代统治日本。
日本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自明治维新之后，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企图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证明这个神话，其结果却适得其反。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在奈良地区发现了日本天皇家族的古墓群，"古代天皇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高丽（朝鲜）或类似于高丽甚至中国的手工艺品，这使日本人非常担心棺材打开后还会发现什么对他们更为不利的东西。因此，当局决定推迟发掘石棺，他们实在害怕日本的祖先竟然是高丽人或中国人这种说法得到证实。"④
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关于日本人和天皇家族的来源再度引起争议，这里不妨把《北京科技报》刊载的相关报道介绍如下：
最近关于日本天皇的祖先是朝鲜人还是中国人的争论再度出现。争议出现的背景是，日本皇室一直不愿意对外公开对于皇室古坟的考古挖掘，而在日本学术界却强烈要求尽快对外公布古坟真相，并由此推断皇室古坟的确隐藏着秘密。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新加坡《联合晚报》５月１８日和１９日却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其中最大的秘密就是早期日本天皇极有可能是中国人或者朝鲜人。事实如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汤重南研究员介绍说，日本天皇的血统问题是日本历史学的一段公案，至今无解。即便在日本学者那里也没有统一答案。
首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早期历史记载一度是个空白。曾有一位日本律师介绍日本历史的书被翻译到中国，引起史学界关注。他的主要观点是"日本国没有完整的历史，而更多的是神话传说。其中包括许多虚构的历史"。
现在研究者把日本民族的起源归于以下几个版本：（１）来自中国东北通古司的骑马民族；（２）来自稻作文化发达的中国江南；（３）来自阿拉伯文明；（４）来自中国云南，因为历史上这两个民族都有"黑齿"的习俗；此外，还有东南亚、蒙古高原等说法。汤重南分析，日本人的祖先的确应该有中国血统，但是最终形成了一个多族杂交的日本民族。
具体到天皇血统问题，在史学界一直有种说法称中国人徐福东渡，后来徐福成为日本第一个天皇。但是这种说法传说的可能性很大。汤重南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最早关于徐福东渡的介绍出自司马迁《史记》，但语焉不详。而日本则晚在中国宋朝时才有徐福东渡记载。虽然说明中日交流渊源很深，但仅仅限于民间传说。&
第10节：日本自己的宗教神道教
目前关于日本历史有史可查的记载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现在日本研究自己的起源，也要到中国的古书去找。天皇的历史记载同样充满了断层，形成谜团更不足为怪。
学者认为，日本最早的天皇应该是公元6世纪在位的继体天皇，之前并没有相关记载。后来日本为了美化和延长自己的历史，编撰了一个"辛酉年革命"，于是把时间前推，从公元６０１年一直往前推了１２６０年，并且人为制造了一个神武天皇，作为日本天皇历史的发端。实际上，连日本研究者也承认这个神武天皇是不存在的。
学者介绍，继体时期日本还非常野蛮落后，中国已经到了隋唐时期，日本还是部落等地方政权割据，部落的首领叫做大王。后来才演化为天皇，更多的人相信，"继体"这一称谓就是表明了当时的日本体制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而且是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应该是日本天皇雏形最早出现的时期。
这次关于天皇祖先血统的争论再起，是因为关于天皇古坟的公开问题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许多年来，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对天皇古墓进行考古研究，但却遭日本宫内厅无一例外地拒绝，理由是"皇室古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天皇古墓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据报道，５月９日的台湾日本研究所，５月１７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和５月１８日的新加坡《联合晚报》报道不约而同地对此进行了报道，声称日本天皇的古墓里可能隐藏着三大秘密：
第一大秘密是丰富的宝藏：天皇古墓里可能隐藏着大量的宝藏--镶嵌着黄金的宝剑、翡翠宝石、精心制作的冠冕，以及用黏土雕塑的人和动物小雕像，也许还有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神圣镜子，有精美的老虎和龙的壁画，和神化了的天皇遗骸。
第二大秘密是部分天皇古墓"身份不确定"：据宫内厅最新公开的文件显示，很多在１９世纪确认的皇室古墓看来"并非真正皇室古坟"！尽管这些文件没有明确下结论，但却应验了多年来日本考古界的怀疑。
第三大秘密是古墓里可能有日本天皇的起源证据：天皇古墓非常有可能隐藏着日本天皇的起源证据。早有日本考古专家怀疑，早期的日本天皇非常有可能是中国人或者朝鲜人。
汤重南介绍，日本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所以一直不允许随便挖掘皇陵。但是越不让挖就越引起人们的猜测。而且焦点集中到日本早期天皇的血统问题，认为一定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么，继体天皇是不是中国人？或者是日本民族之外的外来人？
虽然有各种传说，比如说徐福东渡成为日本天皇。但是历史的蛛丝马迹让汤重南研究员倾向认为，继体天皇是朝鲜人的可能性更大。
据现今的考古证据，古代的日本是由众多的部落国家以及自东北亚迁来的游牧民族融合演变而成。当时处于部落战争时期，由于生产力比较发达，所以来自中国和朝鲜的部落大王可能在战争中占据有力的位置，最终统一其他部落，并进而成为第一个天皇。
长期以来，日本国民一直以为，日本皇室拥有纯正的血统。事实上，就连日本天皇本人曾经也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祖先来自古代朝鲜皇室的成员，当时明仁天皇６８岁生日这天抚今追昔，谈起了自己的先祖。他说，"就我而言，我感觉自己与朝鲜半岛有某种亲切感。据日本编年史记载，（日本）桓武天皇的母亲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一位国王的家族中人。"
史学界对明仁天皇的声明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日本京都一所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广司田中说，普通日本国民几乎不知，日本和朝鲜的古代皇室有血缘关系。（据人民网２００５年６月７日报道）
事实上，天皇是大和民族的象征，也是日本一千多年来不遗余力神化的对象。因为只有神化了天皇家族，大和民族才能被神化，而大和民族被神化了，日本人的优越感才能升值。而这种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又是日本人互相认同的线索。
为了达到神化天皇家族和大和种族的目的，日本人创造了神道教。
各个民族都有许多特殊的神话，在民族历史演变上是很有价值的。"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戴季陶先生在分析日本人时，首先就谈到了日本民族和国体与神道教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来，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实日本统治者阶级的宗教却是神教（神道教）．．．．．．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从神教的信仰中来的。"{5}
所以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不是来源于科学考证的结论，而是他们自己的宗教--神道教。
日本文化是外来文化的一个杂糅体，但神道教可以说是日本的国粹。虽然神道教的传教手段、教义乃至组织手段都借鉴了中国的道教、儒教和印度佛教乃至基督教，但仍然可以看作是日本人的一个专利，是日本民族在民族融合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核心的道具。
神道教（Ｓｈｉｎｔｏ）简称神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皇崇拜等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也赋予各代日本天皇神性。公元5至8世纪吸收中国儒家与佛教学说后，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明治维新（公元１８６８年）前因佛教盛行，神道教在日本社会处于依附地位，但作为皇家宗教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
第11节：神道教的设立和发展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王权，将神道教尊为国教，是为国家神道，成为明治政府教导百姓忠贞爱国﹑誓死效忠天皇的工具，二次大战日本神风特攻队的"英勇表现"就是最佳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自己的神格地位，盟军总司令也要求日本废除国家神道，神道教遂成为民间宗教，虽然如此，神道教至今仍是日本人民最崇信的宗教，基本信奉神道教的日本人仍然占总人口的８０％以上。
"神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记》，书中记载"天皇信佛法，尊神道"。"神道"二字虽然源自中国汉字，但实际上中国与日本对此词的概念不同，我们中国人若按字面来解释神道教，必会被其名称所误导。
日本人称一切神明为Ｋａｍｉ，汉字传入日本后，"神"字被用来表示Ｋａｍｉ。日本人称皇室﹑氏族的祖先与已逝的伟人英雄之灵魂为Ｋａｍｉ，亦将认为值得敬拜的山岳﹑树木﹑狐狸等动植物与大自然的灵称为Ｋａｍｉ。
《古事传记》一书对Ｋａｍｉ作了以下的注释：凡称迦微者（Ｋａｍｉ），皆为神。从古典中所见的诸神为始，鸟兽草木山海等等，凡不平凡者均称为迦微。不仅单称优秀者﹑善良者﹑有功者。凡凶恶者﹑奇怪者﹑极可怕者亦都称为神。也就是说：神道教所祭拜的"神"，不仅是中国人所谓的神祇，亦包括一些令人骇闻的凶神恶煞，还包括自然界的各种灵异现象。
神道教徒不像基督徒有每周的固定礼拜，信徒可在每月1日和15日或是祭日至神社参拜，也可按照个人需要随时到神社膜拜，虔诚的神道教徒则每日早晨前往神社敬拜。
日本新生儿出生后３０至１００天内需参拜保护神，３﹑５﹑７岁的儿童则于１１月１５日七五三节参拜神社，感谢神祇保佑之恩，并祈祝儿童能健康成长。日本人多同时信奉神﹑佛两教，婚礼多从神道教习俗，而丧殡则多从佛教葬仪。传统日宅兼有神道神龛与佛教祀位，神道神龛多是供奉保护神与天照大神，佛教祀位则是敬拜祖先亡灵。
神道教的重要祭典有新年祭、神尝祭、新尝祭、月次祭。新年祭又称春祭，每年2月4日举行，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为主；神尝祭与新尝祭于每年新谷成熟时举行，每年11月23日由天皇亲自向神明贡献新谷；月次祭则于每年的6月与12月的11日举行。
祭祀主要内容有三部分：行禊祓﹑奏神乐﹑向神祈祷。禊祓乃指在某一时期内要洁净身心与各种饮食器皿，是为斋戒；神乐又称神游，是一种祭神的宗教音乐；祈祷则和一般宗教祈祷相似，祈求国泰民安与个人蒙福。神道教特别注重战争胜利的祈求，因此每逢战事，便有大批的神道教徒为了战胜至神社膜拜祈求。
纵观一般日本人的一生﹐他们要参与许多的神道教及佛教的庆典活动﹐这些活动混合着神道教及佛教的色彩。男孩出生后第３２天﹐女孩第３３天﹐就会被带往神社参拜出生地的守护神。男童在3岁和5岁﹐女童在3岁和7岁时﹐也会被带往神社参拜﹑祝贺及祈愿孩童的成长。每年新年时大多数人会到神社参拜。成年后近９０％的婚礼是采用神道教仪式的﹐但现在许多年轻人则喜好基督教的结婚仪式（在旅馆有专供婚礼用的礼堂或教堂）。在一生的最后尽头则是佛教丧礼。但如果你问他们神道教及佛教的区别是什么时﹐大多数的人却答不出来。
神道教的神观和基督教的神观完全不同。神道教是多神教﹐日本人认为有800万的神﹐自然界的山川﹑森林﹑太阳﹑火﹑雷﹑动物（狐﹑蛇）﹑祖先的灵等都成为他们祭祀崇拜的对象﹐因此有山神﹑水神﹑海神﹑田神﹑地神﹑雷神﹑太阳神等等。
到神社参拜者﹐通常会先到神社的小水池处洗手﹐表示洁净后再去参拜。而传统的神道教结婚礼在进入神殿前有手水仪式﹐是用水洗手和口以表示洁净的仪式。
在神道教中把大地也当作神﹐因此在地上盖房子时有"地镇祭"仪式﹕神道教的神宫以祝词来抚慰地神使其不发怒。即使科学实验的原子炉开工仪式也举行了"地镇祭"仪式﹐这背后反映出日本人的惧怕及对安全的期望。
由此可以看出，神道教既是日本的皇家宗教，又是日本民间的宗教，具有别的宗教难以比拟的普及性。
与世界上别的宗教均不同，神道教的设立和发展始终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神道教的崇拜对象主要是日本天皇的祖先，即太阳女神及其家族；其二，天皇是神道教的教主或者叫头号祭司，天皇垄断了最高层次的献祭权；其三，神道教主要是宣扬日本本土崇拜，是日本人创立的为日本国体服务的政治性宗教。
如果说大和魂的精神基础是神道教，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人就是神道。日本学者深见东州指出：日本常被描绘成"融合古老和现代为一体的迷人国度"。实际上这种融合正是日本闻名遐迩的基本因素和力量的主要源泉。日本天皇延续的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纯正的皇室血统。我们的制造业拥有最新锐、最先进的电子和制造技术。虽然这些事实众所周知，但其真正含义却依然没有被完全理解。
"我已经说过，上千年来日本文化遗产被毫无变更地保留了下来。然而，日本文化的许多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到底什么没变呢？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遗产的核心是什么？我首先简单地回答：神道。"深见东州指出，"日本"的含义就是神道--"在日本，所有东西都是经过被神道精神接触、审视；再被接受、拒绝或修改。"⑥
第12节：大和民族如何凝聚
换句话说，不理解神道教，就不了解大和魂，不了解大和魂，就不了解日本人，也就无法理解日本人的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和价值观的出处。
神道教给了日本人的出身一个不容分辩的解释--都是太阳女神的后裔，都是天皇的裔孙，所以，为天皇服务是天经地义的。
神道教也给了日本人的归宿一个不容选择的去处--都来自太阳升起的地方，都要回归日本这块太阳青睐的地方。
所以，神道教把日本人不由分说地捆绑在一起，以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出处作为纽带，使日本人无法摆脱这样的精神罗网。而且历届日本政府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国民动员时，都会祭起神道教这个法宝。自明治维新之后，靖国神社成为了日本军部的神道教场所，也是日本军威武功的象征。近年来，靖国神社再度引发日本政要的参拜热潮，其要祈求的对象和祭祀的目的，不是很清楚吗？
6.大和民族如何凝聚
中国学者对日本人的研究不能算少，但包括像周作人这样深谙日本文化的著名学者都存在一个盲区，那就是对神道教所知甚少。周作人注意到了神道教对日本民族的巨大影响力，却无法多说几句，原因很简单，中国人作为一个大陆民族，对于一个海岛民族的宗教是很难理解的。
迄今为止，外国人研究日本人最出色的仍然是《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本尼迪克特。这位女人类学家研究日本人取得骄人成果的一个独特优势是，此人曾经精心研究过太平洋上的海岛部落和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其博士论文《文化的类型》即是研究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的成果。{7}
的确，要真正理解日本神道教，就必须熟悉海岛文化和海岛人群，而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专业障碍。
日本人所处的特殊的海岛环境和地理位置对其文化与宗教的演变是非常巨大的，了解日本人时刻都不能忘记他们是一群很早就生活在地球东边的孤独种群这个事实。关于这些，本书后面还要继续展开分析。这里只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神道教掺和其他宗教文化，为天皇的地位和日本人的民族性指定了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时，神道教与其他宗教形态相结合，产生了武士道这样的行为规范，由武士道又外化成为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办事模式及日常感情，简而言之，就是在天皇的旗帜下，人人争当武士，为日本而生，为日本而死。
１９４１年，由于战争动员的需要，日本的神道教也被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日本人终于实现了全民皆兵的总动员目标。日本人河原治作是位医科博士，当时担任上海更正医学专科学校的校长，他撰文为这个动员目标鼓劲，这篇《当权者应该赌上性命》的文章提出：
"国民皆兵"是根据明治天皇的圣旨提出的。遵照这个圣旨，日本国内的所有问题一下子全部解决了，既没有军人、官吏、臣民的区别，也没了外地人这样的说法。根据"国民皆兵"的圣旨，日本人无论孩子、妇女、青年和老人，从呱呱坠地之瞬间起到躺进棺材为止，都是士兵。这样一来，当然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士兵：行使武力的士兵、扛铁锹的士兵、握笔的士兵、捏手术刀的士兵等等。
在神道教和大和魂的激励下，让战争进行下去是上至天皇、下至妇孺的共同意志。
根据日本政府规定的神道教义，日本天皇是神道的"现世神"，是活着的神。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得天皇具有难以想象的感召力。而日本军部则可以假借天皇的旨意恣意驱使日本国民。其战时动员体制就是这样一个在神权笼罩下的特殊体制，比德国法西斯具有更强的欺骗性。
二战结束后，天皇虽然被麦克阿瑟强制承认自己不是什么神灵，但天皇依然作为民族的象征得以保留，而且支持天皇的神道教依然在"保护信仰自由"的幌子下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天皇作为主祭司的地位没有变化。
自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日本民族传统的动员体制受到了理性与科学的挑战。从理性的角度观察神道教，其荒诞不经简直不言而喻，从科学的角度考察日本人的血统和种族，也未曾发现有任何神国子孙的证据。虽然日本政府依然执著地支持将神国思想和日本独特的血统学说载入历史教科书，但严肃的学者是不能认同的。
为了维持这种强大的动员体制，日本政府就必须千方百计维护所谓的神道教义和日本人血统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