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都挣上风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一个人经常想起以前的事情,什么事情都有,从心理上分析,这个是什么现象?_百度知道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具体争议事件辨析中看老总(第四篇)_风吹江南_【传送门】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具体争议事件辨析中看老总(第四篇)
文章转载自:天涯论坛 ywujun1969同时风吹江南欢迎各位有识之士前来投稿,投稿邮箱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具体争议事件辨析中看老总(第四篇)接上篇:(三)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四)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5) 历史上,每个伟大人物的成长历程中都有自己的“炼狱”之旅,能挺过来就浴火重生。绝望过才得永生,失去过才知珍贵。毛革命生涯中的“炼狱”之旅是什么呢?这个“炼狱”恐怕就是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至34年10月10日红军长征之间的两年,毛不但被剥夺了一切军队职务,在苏维埃政府也成了闲职摆设。毛在30年后回忆起这两年的光景来,仍愤愤不已:“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一个。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两年的蛰伏,毛思考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这一切,只能从苏区时期毛与长征、抗战、解放战争中的毛,在矛盾冲突中的领导作风、政治权谋的变化来推断了。中共革命与以往历史最大的不同是“意识形态至上”,党为武装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革命理论,并拥有对这套理论的充分解释权。党还为革命提供组织框架和干部来源,党不仅有建立武装的发号施令权,也有任命干部、调动干部的组织指挥权。无论是谁,即使在创建红军、开辟根据地方面功高盖世,也要受到党的制约,毛也不能例外。然而,任何理论都难以解决所有的实际问题,在革命工作中,同志之间意见发生分歧时,如何处理?在大革命时代至1930年“肃反”运动出现前这段时间,党内一直保留着若干大革命时期的民主传统。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最终裁决下达后,所有党内同志,可以保留意见,但必须坚决执行,这就是全部的政治伦理、游戏规则。例如,1927年“八·七会议”,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之后的“秋收起义”,毛放弃进攻长沙,只是被中央宣布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但从未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  宁都会议解除毛兵权,是成立苏区中央局后上海中央的处心积虑,还是毛苏区5年积累的各方面矛盾的总爆发?一般党史军史均简单说,因为与坚持“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央领导在军事策略上发生激烈冲突,毛被解除军权,背景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对毛在苏区的作为,显然,上海中央和苏区干部由于距离的不同,看法肯定不同,尤其对上海中央而言,颇有些“远香近臭”的意味。  大革命失败后,无论本土的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主政,还是国际派的王明、博古主政,无论中央在上海,还是33年后中央在苏区,“以城市为中心”最终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一点一直都未变。而对毛态度的实质变化,则发生在上海中央派大员进入江西苏区,成立苏区中央局之后,个中意味还真是复杂。  无论如何,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发起的一百多次红色暴动中,毛拉起了一支能征惯战的红军主力队伍,打下了最大一片的红色根据地,此绝非幸事。即使国际派再骄傲,也要承认毛的能力,承认毛的这个业绩。  因此,当中央机关在上海时,毛在农村闹革命,双方并无厉害冲突,中央是以颇为欣赏的态度看待毛在江西开创事业,总的来说,上海中央对毛的活动,包括毛在江西红军和苏区中的领导地位是乐观其成的,坚决支持的。以下是明证: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在毛未出席的情况下,将毛选为中央委员。 1929年红四军七大上,朱、毛纷争中,朱德因其为人宽厚、作风民主,得到红四军多数干部的同情和支持。1929年7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  在上海中央的支持下,毛摆平了军内反对者。1930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各分散苏区还没有成立统一的党领导机构形势下,促成了毛在江西苏区领导地位的确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机构。当毛事实上集江西苏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时,苏区这艘船能否平稳前行,毛个人的眼界、智慧、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1930年底,在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因土地革命政策、干部任免等各种分歧而矛盾尖锐化,引发了毛苏区时代最被人争议诟病的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事件。【富田是当时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富田事变发生后,尽管事变领导人派段良弼去上海向临时中央申述说明情况,当时上海中央还是坚定地支持了毛,他们撤消了与毛意见相左的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任命毛代理中央局书记。在 1931 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缺席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们看到一个复杂、矛盾的毛泽东,哪一个是真的?  在上海中央眼里:毛是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的,且最善用兵打仗。即使是项英的结论,也可以被推翻。  在苏区本土派挺毛者眼中:毛临危不惧,杀伐决断。许多次危机关头,正是由于毛当机立断而摆脱了险境。他们有很多实例,如秋收暴动失败后,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在立三路线时,不执行中央打南昌的指示,改打吉安等等,都是毛审时度势的成功事例。  在苏区本土派反毛者眼中:性格倔犟、作风强势,揽权自重,遇事计较,苏区的肃反又是实例。  哪一个是真实的毛?32年的宁都会议,毛丢失军权,一方面是与当时左倾中央打大城市的战略相左,即不能用,则弃之。另一方面,也与项英、顾作霖等人对毛个人强烈个性掌握军权的疑虑,在长征前项英特别告诫博古要小心毛泽东,可见一斑。  宁都会议后的两年蛰伏对毛的改变,可以从毛后续的政治生活中观察,但毛这个人显然不能简答地归为左,或着右。至少在苏区时期,军事战略上,毛是个实用主义者,或者叫右吧,而在党内政治斗争上,则左的出奇。  上一节,黄公略富田事变中,访问彭,留下一句话,“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 不辞而别。黄红三军长期在赣西南战斗,军中多赣西南子弟,黄对肃反和富田事变是个什么态度?已不可知,但彭黄挚友,黄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行军途中遇袭身亡的,正常中,彭黄两位是有深谈机会的,彭一定会问:为何不辞而别?也一定会涉及毛及其主导的肃反及富田事变。只是彭也不能在自述中说了。  毛与赣西南特委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於“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从中或可推测彭、黄态度之一斑,大家见仁见智。首先,彭德怀真的没有什么共产主义信仰,一是他压根儿就没学习这个,二是他要是信仰了共产主义就不可能自由博爱一大堆了  其次,岳飞是武官,武官的终点就不是丞相.彭德怀被你等吹嘘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政治家高超的军事家,比毛泽东强很多的纯粹的圣人,不,已经不是人了!  毛泽东在遵义重新走上军事指挥岗位,不是靠的彭林,因为彭林从来没有说不支持周恩来博古他们,而且遵义后林彪在明彭德怀在暗还反对毛泽东了......-----------------------------  很多历史,很难有答案,或者说是“唯一的答案”。能有唯一答案的,通常只能是常识。本帖,我写的部分,也只是我的一种观点。  红军时期,毛曾送彭总两本书,《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毛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  彭搞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啦嘛?很难说,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彭坚信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何必平江起义?  同样,也毋庸置疑毛革命的真诚,但毛搞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了吗?共产主义怎么搞只有唯一的答案吗?建国后毛领导下走的路为什么被否定了?也许还会经历否定之否定,但肯定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毛原路。  彭是个什么样的人?至少我认为,中共高层元老中,彭总是草根和贱民的总代表,一生没有忘本。  彭与林、罗、邓这一人不同,这些人在不同的阶段,毛都着力提拔培养过。有个网友说的真,彭一生凭本事吃饭,不欠任何人。  毛为成为全党领袖前,彭的地位来自自身努力和能力,毛成为领袖后,彭的历史地位已形成,无论抗战、解放,还是朝战,有争议,但不能否认其人之能、之功。彭的党内、军内地位是必须给的,只在彭能否正确看待与毛的关系,低调在低调,可那就不是彭本人了,彭学不了陈云,周恩来。  但这些人,都是满怀真诚投身革命,思想上不是谁的奴隶,人身上也不是谁的家奴。  彭总全部人生的悲剧就在一个“真”字。老总的性格中的“傲上,抗上”源自其幼年的惨痛生活经历,10岁去乞讨,13岁下煤窑当童工,备受欺凌,饱尝人间悲苦,受欺压的贫苦生活记忆深入骨髓吧。  但彭总显然是一棵好苗子,本性善良,他总是对基层士兵民众很好,对官员则要求严格,抱有戒心。因为真,不免同僚中树敌,因为真,被迫伪装时却泄露真情,趋奉领袖时又引起怀疑,在上位者眼里被视为异类,此怕是一切出类拔萃者的悲剧。  党内这样的人并不少,彭是一个代表。“1953年8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对我进行了点名批判,认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新税制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说我是资产阶级精神糖衣炮弹打中了的一个靶子。至于会上有些发言中给我戴的帽子那就更大更吓人了。会后,我去找毛泽东同志,要求到下面去工作。他没有同意。他说,受了批评,是不是有些想不通啊,想不通的还可以再想。你现在可去找一些同志谈一谈,朱德、彭德怀还有其他一些同志都可谈谈嘛。我说那好。同德怀同志的谈话,有些出乎意料,原以为这次见面,总得敲打我几句吧,可是他没有这样。他显得比往常的谈话更加平和。他说,一波啊,我了解你这个同志总的方面是好的。但是你不懂啊,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毛病也有一些,那你就准备多受点批评。党内生活的矛盾也是复杂的,并不那么简单。我这个人也是经常挨批评的,毛病、错误也不少,八年前华北工作座谈会上不就受了一次大批评吗?用我们湖南一句俗话来讲,叫做“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受了批评怎么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照样吃饭,照样往前走路。如果把批评都变成包袱背着,那我早就走不动了。对于批评中的是非,有些是一时不可能争清楚的,那就留待历史去评判好了。听了他这些话,我默然无语。我知道他是以肝胆照人的,其中有理解,有劝勉,更有对党内批评的深刻思索。唯其如此,故而常常念兹在兹,难以忘怀。”上引薄一波回忆录文,就用彭总之言,为彭做的注吧“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毛病也有一些,那你就准备多受点批评。”彭大帅勾结黄克诚,赶走粟裕,把持军权,掌握总参的时间比粟裕还短,下场比粟裕还惨,对不对?  根子在猫干爹不准谁选择性过滤他的军权-----------------------------  总机,你也是偏持!  毛要粟15天以汇报一次,和粟与主持军委工作的彭日常工作就一定发生冲突吗?  彭52年受命主持军委时,是”中共中央“有明电具体开列18类文电细目,要求均抄送彭副主席,而非中央军委。  而之前7月9日周在交接工作建议报告中言:“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专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粟在这个问题上两边不讨好,原因一方面是没有总部工作的经验,政治上不谨慎。另一方面,还是粟本人的傲娇,彭说是粟的个人主义,毛说是要打打粟的娇气、傲气。  彭29年即为红四副军长,30年为红一副总指挥,33年即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这样的资历,粟有什么必要端着。该请示请示,该汇报汇报,不清楚的问彭,会有多大矛盾?  彭粟两人都是很较真的人,彭又是个作风很强势的领导,两个人如何工作,粟完全可以跟彭谈,形成默契规则,这个似乎粟从未主动做过。  闹的两边不讨好,自身要找找原因。  彭对毛抓权的特点很了解,粟只要把难处更彭沟通言明,一切都好办。   当然周建议彭兼,也许考虑了这个问题,毕竟前面有徐、聂的例子。而之前7月9日周在交接工作建议报告中言:“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专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这是周说的  不是猫说的  毛没有取消要求粟裕每15天直接汇报的规定-----------------------------  我的意思是,粟在人事上太不敏感,此事两难的矛盾,首先跟彭沟通,把球踢给彭,让彭自己出注意不好吗,何至于自己憋出内伤,还不捞好。开国中国领袖,历经残酷的对敌斗争,党内斗争,能顺利挺到革命胜利,那个都不是善茬?  逻辑上,把彭说的傻大笨粗,不就是在侮辱毛的智商嘛?  彭真是个二杆子,英明神武的毛,红军长征、抗日战争,保卫陕北、抗美援朝就靠一个二杆子打仗嘛?党国性命,就敢交给一个二杆子,自己岂不是更大的二杆子? 谁是他干儿子?黄克诚吗?黄克诚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当所有人的面说他这个总参谋长是毛泽东点名让他来当的。=====================  总机,彭黄革命同志,观念相同,你拍黄没有道理,虽然黄不是圣人。  黄51年从湖南省委书记调军委总部,是毛亲自点的将。同样设军委秘书长,也是军委讨论通过,黄先任秘书长,后任书记处书记,哪个不是毛首肯,毛欣赏黄的风骨,自信真理在手,黄会支持自己。  庐山调黄上山,提前交底,拳拳殷切盼望之心,天地可照呀,只是没想到黄并不认为毛这一次真理在手呀。  彭黄服的都是“道理”,不是权威,君子之交,一生一个足以。毛欣赏黄的风骨,自信真理在手,黄会支持自己。===============================  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各国历次的革命,特点几乎惊人的相同!  领导者们都声称:要在未来实现某种全人类的“绝对价值”,并坚信这种价值的实现就是全人类的最终统一。  同时,革命所要实现的那个“绝对价值”必定是抽象的,至高无上的。此种理论下,彭、邓一类人的任何具体、朴素想法,就只能是与“绝对价值”背道而驰,狭隘的。  在卢梭的体系中,“绝对价值”就演化为与每个人的意志相分离的“总体意志”。“总体意志”则进而成为神圣的“全体人民意志”,而“总体意志”的载体“人民“则被完全抽象化为”神“,或言上帝吧,而每个具体的人则彻底丧失了个体意志和权力。”总体意志“从此占据社会思想道德的绝对至高点。任何反对“总体意志”的行为就是反对“总体意志”,也就是反对全体人民,都被宣判为绝对的罪恶!  当以“人民”的神圣名义审判时,是否真有罪,细节还重要吗?例如粟在申诉报告中把自己挨整的责任都推到彭等人头上,可是粟在其回忆录中却又对彭百般褒奖,而对林百般丑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文字材料中,怎能如此?这至少说明粟是一个没有做人原则之人,也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之人。在粟的心中,一个人的好与不好根本不存在有一个客观标准,只要是个人需要,上午还是好人,到了晚上可能就是坏人了。或者说,在粟看来,在某种场合,可以说彭是坏人,但在另一种场合,又说彭是好人。如此......-----------------------------58年的军委会,之所以扩大化了,涉及毛彭聂陈等,粟则是被”借题发挥“一事,基本一地鸡毛。首先是毛对军队不满,58年,全国地方上“大跃进"铺开,热气腾腾,一对比军队工作,明显保守落后,一定要整一下,才能实现”跃进“。  邓奉旨指导工作,开得毛不满意,就不结束,彭黄等也是压力山大,结合工作中的芥蒂,旧怨,最终闹了个一地鸡毛的结局。  毛对彭不满意,直接撤彭算了,但也未必对粟满意,应该是有疑心的。不撤彭,可能还是老人家觉得撤彭,也是压力山大吧。  用毛庐山上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大致是毛对彭总的心思吧,但彭显然无法在大跃进一事上保持沉默。彭吃了苦,由他宣布撤军画句号,人之常情。有什么阴喑。============================  你彭大帅想耍威风,想自己跳出来宣布撤军,就理直气壮找军委明说啊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何必无事生非,乱整自己同事呢?  当初百团大战,八路军总部明明有上报计划,中央已经批准,猫干爹后来是如何反咬一口,他忘了吗?-----------------------------58年的军委会,就是在老大的压力下,整出来的一地鸡毛,粟是受了委屈,但也算因祸得福。  按后面的越来越没规则的搞法,以粟的政治敏感度,结局会怎样,总机你想想!贺龙、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等人。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6)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彭是1916年3月,为生活所迫投入湘军,部队番号是“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刚当兵的彭自号石穿,勉励自己以滴水穿石的意志,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穷苦人寻条活路。显然,民国初的彭投身革命,目标已经超越了追求个人荣华富贵,而是想求得整个贫苦大众阶层的解放,整个民族的”强国富民“之路。这个是怕是毛彭在第一次土地革命阶段能走到一起的主要思想基础。  而建国后的两人关系破裂,除个性冲突,更根本地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党内民主制度、和平年代采用”专政“的方式搞各领域建设是否妥当的复杂问题之争,押后议。  投入湘军是彭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彭《自述》中回忆:“不久为一等兵,月饷六元。当时伙食费每月一元八角至二元,每星期六吃猪肉。每月除伙食、零用,可剩三元八角,每月以三元至三元五角寄家。这时伯祖父已死,二弟当学徒去了,只有祖母、父亲和三弟三人。每月寄三元回家,勉强可以维持。”   民国初年,虽在农村,3元钱养活三口人,真是勉强维持。建国后,部队薪金制改革时,彭有个讲话提到,20年代的民国,城镇中,一个人的生活费大致约为2元。城镇、乡村生活困苦,可见一斑。但无论怎样,彭人生中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养家糊口的目标,精神上得到了相当大的解放,战斗训练之余,彭可以有闲暇思考国家、社会改革方面更深层的问题。  与其他中共领袖相比,彭家庭贫困,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时间最短,6岁时断断续续上了2年私塾,后续大多数教育来自投入湘军后,军中的学习,尤其是22年考入湖南讲武堂10个月的现代化军事与数理化教育,其它则源自老总刻苦勤奋的自学。  因而,彭青少年时期受家庭、学校影响在领袖中最小,人生感悟更多来自社会和军旅生涯的直接体悟,这反倒使彭一直保持着”本真“的个性,即使身居高位以后。  很多时候,书籍,老师、父母,施加在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影响太多,反倒是一把双刃剑,正所谓教育过度装扮而有教养的”第二位的人“,从精神到行为涂了太厚的涂层,反倒看不清本真的个性。  这样,透视彭是个什么样的个性和思想,青年时代湘军的生涯,就是个观察的最佳窗口,尤其是“救贫会”的组建、宗旨、及一帮兄弟之情。  青年湘军时代,彭的挚友,除段德昌外,主要来自湘军中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军人,大家共组了救贫会,主要成员包括:黄公略、李灿、张荣生、王绍南、魏本荣、席洪全、李力、祝昌松等。彭入伍时,二师第三旅六团驻扎常德,彭所在的一营驻德山书院练兵,“每日两操两课,共约八小时以上”,一批来自保定军校的排长和见习官担任学课教官,“除军事文化外,有时也讲些爱国主义的东西”(《自述》)。受护国战争的影响,这段时间投入湘军的青年颇多,黄公略和彭德怀在同一个团当兵,而黄公略则在第三营。  有趣的是,陈赓尽然也在六团二营当兵。查陈大将的湘军生涯,其年,与彭等一样,参加讨伐吴佩孚,驱逐张敬尧、赵恒惕,“护法”之役,湘鄂之役等战役。由2等兵升至上士。1921年,从岳阳脱离军队。4年时间,陈升为上士。彭老总则在驱北洋军阀战争中,19年升为班长,20年升为排长,能力还真不是盖的。彭陈同团为伍4年,按说二人应该是有机会相互认识的。彭、陈二人的友谊真正开始还应是在抗战时期的太行山,二人直接交往密切,战斗工作之余,难免聊天吹牛,早期军旅经历一定会涉及,恐怕谁都未想到还有这个缘分。  彭比陈升迁快,除了自己作战勇敢,任重耐劳的因素外,还得益于营长袁植、连长周磐这两位“贵人”赏识。尤其是袁植,对彭早期影响至深!  有些时候,你不能不相信命运这只“巨手”的安排,就像彭仿佛天生就是要干“军人”一般,窑工干了,河工干了,最后还是来到部队。彭与袁植之间的缘分,也是如此。袁植,原名袁环汉字彝波,1891出生于平江县钟洞乡,呵呵,袁竟然是平江人,彭这个湘潭人最初接受爱国革命思想是从一个平江人开始,选择彻底加入革命队伍,也是从平江开始,真是要感叹命运的安排。毛彭红军时代的关系:从公事公办到主动结盟(续7)   袁植的家境不富,从小靠母亲织布补贴生活、念书。1914年初,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2期步兵科。1916年5月毕业后,到湘军第2师3旅6团1营2连任职,在湘军中被视为英才。彭德怀也于同年3月入湘军,比袁植早二个月到该营1连当兵。俩人同在一个营,但不在一个连队,相互间并不认识。  袁、彭俩人入湘军时,正值湖南驱逐省长兼督军汤芗铭之际,湘军为增强战斗力,提高官兵素质,以团为单位举办了临时训练队,开展练兵活动。参加训练队的学员,每日上3小时的课,每月有1至2次作文,其他时间照常参加连队操课。彭当兵不久,被作为骨干到团临时训练队参加培训。此时,袁植刚从军校毕业,有文化,军事素质好,兼任了训练队的语文教员。袁植从小受民主思想影响,喜论新学,加之在军校受到校长蒋方震提出的“练兵雪耻”条陈熏陶,富有爱国思想。因此,平时喜欢与一些具有“惟国家之独立,民族之幸福”思想的官兵打交道。袁担任语文教员,彭2次的作文考试,引起了他的极大注意,得到了他的赏识和喜爱。一篇题为《爱惜光阴》。彭写道:“大禹圣人爱惜寸阴,陶侃贤人尤惜分阴,况吾辈军人乎!!欲为国负重任者也,岂不勉哉……。”一篇题为《立分志》,彭写道:“志不立,吾人无可成之事。国亡家亡,灭种随之。覆巢之下,岂容完卵,弱肉强吞,莫此为甚。吾人生逢斯时,视若无睹,何异禽兽为伍……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何所底乎?”对这两篇不足300字的短文,袁植毫不吝啬地给打了100分。也正是这两篇作文,使袁植认识彭,俩人也由此结下了一段亦师亦友的因缘。  之后,在南北的军阀混战中,彭因缘际会两次助袁在战斗中脱险,成为袁的嫡系骨干。  一次在1918年初,北洋军张敬尧、吴佩孚等大举入湘,湘桂联军全线撤退。2、3月间,湘军在衡阳渡湘江时,营长袁植奉命带领全营担任后卫任务,掩护全团渡江撤退。团队过江后,一股北洋军迂回到袁植的侧后1000米处,危在旦夕。时任的班长彭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带领全班掩护袁植沿江撤走,待袁脱离危险后,彭才带领全班撤退。  另一次在1920年,北洋张敬尧部进攻宝庆,袁植部因选择攻击点不当,部队钻入敌人火力集中点,袁植在战斗中中弹负伤。此时,排长李润生受了伤。一连连长周磐命令彭接过排的指挥权,彭即发动佯攻转移守军火力,救出了袁植。以此功劳加上排长失踪,战后彭接任排长,正式成为一名少尉军官。这一年他21岁。袁植这两次脱险,除对彭救命之恩感激外,更加深了他对彭机智勇敢的深刻印象。  早年军阀混战,这两次彭参加战斗的记述,彭的果敢机智,跃然纸上。如果将军有保守与主动,善攻与善守之分,战场上,彭显然是主动,爱攻一类的将军。彭不是蜷在那等你来打的人,你打我一拳,我必定瞅机会还回去一脚。老总的性格还真是恩怨分明。  如陕北战场,刚在宜瓦战役重创入侵之胡军,接了胡宗南一拳,马上就大军外线出击直扑宝鸡,要端了小胡的“乌巢”,还给小胡一脚。老总你藐视小胡也就罢了,侧后方的青宁“二马”岂容藐视?朝鲜战场上,四次战役接李奇微一脚,则五次战略立马就换上一拳,也颇神似。所以即使如彭总这样的百战名将,也有其性格弱点,你只要打到他家里撒野,想当此事没发生过,就必定没门,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老总怕很存在这个心思,有时候就要吃亏。  彭《自述》中,还讲到彭被派去侦察北洋军阀部队情况一事。当时大概是一九一八年七月,营长袁植直接对彭下达任务,要彭去时经安仁、衡阳吴佩孚防地,返回时,经醴陵、茶陵张敬尧某部防地。此事彭印象非常深刻,《自述》中彭言:“这次去长沙便道经衡山,回家住了两晚。到湘潭老班长郭得云家和姑母家停留了三四天。”  彭刚入伍的情况记载很少,但郭得云是彭刚当兵时的第一位老班长,从后面彭杀恶霸事败后逃亡,毫不犹豫避难郭家,而李灿等人第四天,即寻到郭家,《自述》中记载:“第四天,李灿从长沙搭早班轮来了。他一进门就说,知道你在这里。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杀恶霸事,督军署下了一道通缉令,文官衙门照转了,第二师司令部(李灿是该司令部文书)只批存案,根本未转。”  可以大致推测,彭入伍后,很得郭喜爱照顾,袍泽情深,过命的交情,非同一般。
  这次侦查行动在返程时出了岔子, 彭记述:”想搭车去醴陵经茶陵返浣溪圩,在小吴门车站,被北军军警缉查处逮捕,关禁半月余,受刑审讯数次。其中有一次实在难以忍受了,想承认是侦探,死了就算了吧!但马上又想到这样不行,我来当侦探,未完成任务,反为贼用。我不承认而死,贼奈我何!我就说是到长沙找工作。无其他口供,又无其他证据,终于取铺保释放了。“  老总的硬气,可见一斑。很多时候,在残酷的革命中,不管哪一方,如要把人简单分类,就是有底线的,和没底线的。   彭执行该任务时大致任班长,回来后即被选入六团临时训练队学习,正式成为备受上司关注的骨干士官,培养对象。  如果加上袁植推荐彭入湖南讲武堂学习,袁可说即是彭的革命思想启蒙导师,也是彭在军中进阶的“恩主”。袁植与彭结下的难以割舍的情谊,在几十年后,彭仍念念不忘这段情结,他在《自述》中,对自己与袁植的结识、交往和友情等作了叙述,虽着墨不多,但从中可以看得出,彭对袁植是非常有感情,只是文革特殊政治环境下,袁作为旧军人不能多写。  说袁是彭的“贵人”,是因为在彭自广东返乡务农后,如不是袁极力推荐劝说彭入讲武堂,很可能彭就进入到另一条道路。文革中,专案组专门调查彭,询问与袁植的这段关系。彭在说完与袁的交往过程后,有一段总结:“袁当时有一点爱国心,我也流露过,在这一点上,也可以叫做气味相投吧!此外,他也是为了培养私人工具。以上是我的推测。”  老总坦白:在爱国心上,与袁意气相投!然后加了一句,培养私人工具。老总党内多年,还真是一直没学到“党文”的精髓呀,就说袁有“历史局限性”就完了嘛,不着边际,又高大上。何至于说完自保的话,又觉得说袁军阀野心家,不符事实,只好在加上一句“以上是我的推测”,一句话又泻了底,画蛇添足呀。(第四篇完,待续)江南1535 丨丨最近投资了一款膏药,这个药膏能治疗腰肌劳损,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不过因人而异,效果也很难说,可以试试。缓解疼痛应该可以的。可以戳原文购买哦 ↓↓
觉得不错,分享给更多人看到
风吹江南 微信二维码
分享这篇文章
9月11日 1:25
风吹江南 最新文章
风吹江南 热门文章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六扇门风云挣钱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