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六个阶段进入深化期是什么时候?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艰苦卓绝 苦难辉煌

  1921年7月,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像光芒四射的灯塔,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顽强拼搏,党领导广大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着手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并在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形成高潮。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给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以致命打击。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大革命惨遭失败。

  大革命后,党从正反两方面深刻吸取经验教训,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不进行武装反抗,无异于坐以待毙。于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从血泊中站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武装,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起赣南、闽西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成功实践,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和党的自身建设,各革命根据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使陷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红军队伍的壮大、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的普遍建立,为红军提供了广阔的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因此,红军在这一时期取得多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但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付出了极大的牺牲。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英雄的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战胜了空前的困难,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红军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指战员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第一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到1933年初,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从民族大义出发,同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我党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武器装备极其简陋、物质条件极端缺乏的严重困难下,领导敌后军民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局面。我党打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勇敢地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在推动开展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中,自身力量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壮大。在全民族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到抗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日战争前相比大大增加。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39年、1940年之交,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4月至6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此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党上下团结一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作出巨大的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党领导建立起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制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积极防御的方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随后,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入战略进攻和战略反攻。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连续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基本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三大战役中,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

  1949年4月,在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在此前后,解放军分路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以战斗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权“总统”府

  绘制新中国蓝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随着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日程。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着重讨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系统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党中央还就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关系进行了慎重考虑并作出决策,认为: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有利于实现民族平等原则。

  筹建成立新中国的工作,是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们举手表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障碍,创造了政治前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几千年来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奠基立业 不懈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各项建设,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高昂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艰辛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巨大成就。

  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中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处于襁褓中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面临很多严重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新的严峻考验。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党领导人民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新中国站稳了脚跟。在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继续进军,经过一年作战,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8万余人,共清剿股匪逾百万,大陆的匪患得以基本平息。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与此同时,党带领人民摧毁旧政权,普遍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权,人民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为党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为彻底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解放农村生产力,党领导广大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与土地改革等相配合,党还领导人民开展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1951年11月,开展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民主改革,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调动起广大工人群众当家作主、发展生产的积极性;195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施行,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使广大妇女获得婚姻自由的权利。新中国刚成立,党和政府立即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这些在旧中国屡禁不绝的社会病害,很快被基本禁绝。这些历史性变化,标志着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基本完成,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

  正当全国人民集中力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时候,新中国又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1950年10月,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形成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

  全面恢复国民经济。面对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党领导了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恢复国民经济和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重要的物质准备。为制止因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党和政府成功组织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国营经济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现金管理,初步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方针,全力恢复国民经济。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新中国成立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多。国家财政收入成倍增加,收支平衡。城乡人民收入逐年增多,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国营经济比重上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工业生产力的地位得到加强,现代工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为我国开始由农业国逐步转变为工业国打下了基础。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全面恢复以后,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是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加强国家政治、法律上层建筑领域的建设,成为重大而迫切的任务。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行。同时,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也得到确立。这为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政治保障。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此,党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

  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工业化任务和目标,党从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出从未有过的劳动热情。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和不合理布局大大改观。“一五”计划5年间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这些成就的取得,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等相继建成,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中国人结束了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石油工业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64年5、6月间,我们党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提出三线建设任务,随后三线建设开始启动。日后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等铁路干线、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都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航天工业基地和电子、光学仪器工业基地、核工业新基地,以及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等,都是其中的重点项目。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

  我国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有很大发展,人民军队得到壮大和提高,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取得显著成绩。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力打破了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氢弹试验获得成功。1970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功提取出一种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1973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这些都展现出我国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就。

  从1953年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在我国人口从1949年的5亿多增长到1976年的9亿多的情况下,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

  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开始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十大关系》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展现了党为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努力,为党的八大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同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正确分析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虽然经历过一些曲折,但成就是主要的、巨大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物质基础,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深化改革 接续奋斗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中国共产党顺应国内外发展大势,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全面开展拨乱反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1982年底,党中央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调整社会关系,大大调动了全社会各阶层人员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迈出改革开放步伐。1978年,安徽省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勇敢冲破旧体制的限制,搞起了包干到组、包产到户。四川、甘肃、云南、广东等省也采取了类似做法。这些大胆尝试,揭开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进行。全国许多工业企业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推行经济责任制的尝试。

  初步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1979年4月,广东省委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设想。党中央对此表示支持,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央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又批准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国务院批准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海南这个祖国美丽的海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由此,在全国范围初步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建设者点燃开山炮

  逐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响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至1984年,党中央连续发出3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到1984年底,全国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至此不复存在。这是农村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到1987年,全国80%的国营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有的企业还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尝试。198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为重点。国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改革原则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也得到确认。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同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成为中国期货交易的开端。

  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确定了“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到1990年,“七五”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谈话。他明确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形成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坚持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京前门大栅栏街道办事处干部在政策支持下辞职,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

  提出和实施新的“三步走”战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大会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下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扩大对外开放。我国扩大开放沿海城市和内陆边境城市、沿江城市和省会城市,建立起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到1997年,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逐步形成。2001年12月11日,经过15年的谈判,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参与制定规则和竞争的有利位置,打开了对外开放的新天地。

  制定和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制定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正式实施后,中国的科教事业取得巨大成就。1999年11月,第一艘无人实验飞船“神舟一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在载人航天飞行技术上获得重大突破。1999年“神威”计算机的问世,打破了西方国家在高性能计算机技术方面对我国的封锁。199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正式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也先后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十五届五中全会的部署下全面启动。2000年10月,根据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的决定,我国的对外开放从过去侧重引进为主,发展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这一战略促进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我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拓展了我国经济发展空间。

  在跨世纪发展战略实施的前后,党和政府还进行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等重大工程建设,从容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领导人民成功抗击1998年特大洪灾,铸就了伟大抗洪精神。20世纪90年代,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中央军委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香港、澳门先后胜利回归祖国,走上了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

  到2000年,我国成功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初步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九五”计划的胜利完成,我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国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2003年2月中下旬,我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党中央、国务院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摆在第一位,一手抓防治,一手抓建设,有效控制了非典疫情,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世纪之交实施后,按照中央提出的重点先行、适当超前的方针,着力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展开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标志性工程建设。2006年7月1日,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党中央还相继作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决策,形成并丰富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了部署。与此同时,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一个在我国存在了2600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

  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夺取了抗震救灾的重大胜利。也就在2008年,我国经济发展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考验。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经过艰苦努力,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

  推动实现快速发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大会在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实际,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更高要求。“十一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3%,2010年超过40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9.7%和8.9%,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十一五”期间,我国在重要学科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机等实现新的重大突破。继2003年“神舟五号”飞船首次实现载人航天飞行,2008年“神舟七号”飞船航天员成功进行中国人的第一次太空漫步。2007年“嫦娥一号”首次完成绕月探测。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2008年8月,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开通运营,标志着中国开始迈入高铁时代。此外,三峡水利枢纽、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重大工程建设捷报频传,充分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青藏铁路通车当天,在位于青海省境内的沱沱河大桥桥头,当地群众欢迎从格尔木出发的“青1”次列车。

  “十一五”期间,我国还办好了许多大事。2008年,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第十三届残疾人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2010年5月至10月,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这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注册类世博会,书写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表明,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了改革开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辉煌成就,在未来也必将焕发出无限活力与蓬勃生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凯歌高奏 锦绣前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济实力大幅跃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比重预计达到17%,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733元,比2015年增长39.9%,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1.2万亿元,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60%左右。重点领域有效投资合理扩大,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为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为消费和投资一起拉动,从出口大国转为出口和进口并重的大国。科技创新作用凸显,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从2013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二,全员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稳步提高,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量子通信、载人深潜等领域取得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

  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施,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农村人居环境大幅改善。新型城镇化质量稳步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人口集聚能力逐步提升,都市圈建设有序推进,2019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6%,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顺利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老少边贫等特殊类型地区加快振兴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加快落实。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若干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产权保护法治体系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体系基本形成,民营企业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十三五”期间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7.6万亿元左右。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引进来”和“走出去”统筹推进,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实行,负面清单大幅缩减。

  民主政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党中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作出重要修改,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立法体制。全国人大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贯彻党中央关于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的部署要求,更好发挥国家权力机关职能作用。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代表比例和农民工代表人数有所增加,代表依法履职得到充分保障。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5年初,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系统谋划了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形成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七种协商形式,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这一时期,各民主党派中央聚焦重大问题深入调研,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694件,其中科学设定“十三五”期间GDP增速等建议转化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

  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取得重大进展。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5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2015—2020年)》,为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总施工图和总台账。党中央不断推进重点领域立法工作,颁布实施民法典等,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公平正义成为新时代的鲜亮底色。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改革进行整体部署。全会结束后一年多时间,改革任务总体完成。通过机构改革等,我国在推动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迈出了重大步伐。

  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发展。党中央先后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等一系列会议,颁布并修订《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统一战线不断创新发展、巩固壮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中央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学习宣传教育,理论武装卓有成效,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全社会普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一些重大礼仪活动上升到国家层面,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烈士纪念日,等等。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通过肯定功勋模范的历史功绩,竖起标杆、立起旗帜,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经典、戏曲、书法等内容走入课堂、走进校园,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各地采取多种方式,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发挥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不断为人民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施行,实现了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法律保障。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文化产业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首次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标志着我国扶贫方式的重大转变。经过8年接续奋斗,2021年2月25日,党中央召开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以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为标志性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党中央紧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改革,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从2012年起,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连续保持在4%以上。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学段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等深入实施,教育公平得到更好保障。2020年,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818.3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1.2%,实现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

  提高就业质量。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出台完善各项创业优惠政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加大援企稳岗力度。2013年到2019年,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3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城镇就业人员数量超过乡村,城乡就业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和返乡创业趋势明显。

  提升收入水平。党和政府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努力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在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条件下,通过“扩中、提低、调高、打非”,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通过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了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2013年到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8311元增长到32189元。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0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5638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4244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36101万人,基本实现全民参保。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均达到2亿人左右,覆盖绝大多数职业群体。

  全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提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10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健康中国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到2019年底,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3岁,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健康中国建设取得良好开局。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赢了几场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以体制创新为关键,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党中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基本建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党中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体系。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指引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全面展开并不断向纵深推进,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同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开始实施,在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方面力度空前。为严格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2015年至2020年开展两轮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着力补齐生态短板。十三五”期间,全国每年造林面积都在1亿亩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3.04%。荒漠化沙化呈整体遏制、重点治理区明显改善的态势,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2020年,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Ⅰ—Ⅲ类)比例为83.4%,大江大河干流水质稳步改善。202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7.0%。

  全面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通过采取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实施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试点、加大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工程力度、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等一系列重要举措,森林、草原、湿地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得到休养生息。全国江河湖泊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推动实现生态保护补偿对重点领域和重要区域全覆盖,补偿水平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探索开展跨地区、跨流域补偿试点,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正在形成。

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绿色之路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我国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2015年12月,中国积极推动达成并落实《巴黎协定》这一历史性文件。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交存了《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中国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义务,为全球环境治理作出持续努力。中国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战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2013年3月,习近平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确立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2014年,新世纪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古田召开,开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新征程。自2014年底开始,全军深入展开“四个整顿”以及干部工作大检查和财务检查整治等专项清理整治,重振政治纲纪。与此同时,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全军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形成推进改革强军强大势场。深化改革是实现强军目标的不竭动力。从2015年底开始,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率先展开。一年后,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压茬推进。至党的十九大前,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

  聚焦能打胜仗强化练兵备战。从实战需要出发,人民军队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战训一致;深入推进联战联训,加速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广泛开展各战略方向使命课题针对性训练和各军兵种演训。通过这些举措,人民军队实现了实战化训练格局、层次的跃升。

  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

  引领“一国两制”实践在乘风破浪中取得新成功。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中央政府积极谋划、全力支持港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促进港澳与内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内地与香港实施基金互认安排,从2014年开始先后实施“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金融互联互通政策,不但稳步推动了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也巩固和提升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内地分别与香港、澳门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国家“十三五”规划中的CEPA升级目标提前完成。2018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港珠澳大桥相继通车,拉近了两地之间的联系。2020年,香港国安法制定实施。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作出系统修订。这两项重大举措不仅完善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也彰显了中央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决心。

  始终把握两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2015年,习近平同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晤。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开创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的先河,为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根据两岸领导人会晤达成的共识,国务院台办与台湾方面陆委会建立并启用“两岸热线”。这一时期,两岸还签署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多项协议,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方便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工作、生活,有关部门出台20多项政策措施。同时,高度警惕形形色色的“台独”活动,坚决回击一切制造“台独”分裂国家的挑衅行为。

  新时代的凯歌,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伟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执政能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

       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流砥柱——新中国70年来国有企业发展历程及主要经验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有企业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流砥柱。其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7年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发展阶段,1978—2012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国有企业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中流砥柱作用是改革开放前中流砥柱作用的完善与升华。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当明确国有企业的定位、改革标准、最优发展模式、效率评价指标、发展领域、产权改革等重大问题。

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起支柱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就,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有些学者却片面地认为中国经济成就是 “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结果,并提出彻底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对此,习近平批评道:“这几年一些人用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给国有企业改革开出了许多‘药方’,但到头来没有几贴能治‘病’。一定的理论总是适用于一定的对象和范围,‘乱点鸳鸯谱’是要造成严重后果的。”习近平强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也要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推动国有企业不断提高效益和效率,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流砥柱,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方向。

一、新中国70年来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7年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发展阶段;1978—2012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国有企业发展阶段。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发展(1949—1977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民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毛泽东曾对此进行这样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正是在新中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国有企业逐步建立起来,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国有企业成立初期(1949—1952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有企业主要通过发展原有抗日根据地的国有企业、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等途径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处于恢复阶段,私营和个体经济还客观存在。据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41.5%,集体企业占比3.3%,公私合营企业占比4%,私营和个体企业占比51.2%。在新中国成立的前3年,虽然非公经济还存在一定比例,但是国有企业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来,并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集中表现为国有企业在新中国重要的工业部门和关系国家命脉的产业中占绝对优势,为此阶段国民经济恢复作出了巨大贡献。

2.国有企业快速发展期(1953—1957

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并确立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完成一化三改造1957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此期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快速发展。据统计数据显示,1956年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67.5%,公私合营企业占比32.5%,私营和个体经济几乎不存在了。国有企业数量急剧增加,到1957年国有工业企业个数已达5.8万个。与此同时,国家直接经营国有企业,采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模式,以计划管理企业经营。这也决定了国有企业在投资、生产、定价、财务、薪酬等方面都由国家直接管理。

3.国有企业改革尝试期(1958—1965

由于国家直接经营国有企业,并且国有企业占比又高,全国的资源配置机制逐步成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有企业与计划经济结合的弊端也逐步显露,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国家开始尝试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1958年,国家通过调整隶属关系,将中央各部门管理的企业权限下放到地方(包括计划管理权、企业管辖权、固定资产投资权、物资分配权、财政税收权、人事管理权和信贷权)。1958年的权力下放收到了效果,如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84.53%,是改革开放前仅次于1953年的增幅。但权力下放到地方,企业依然没有经营管理权,反而造成了企业管理更加混乱,特别是叠加1958年至1960大跃进的因素,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困难。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决定部分权利重新收回中央,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要求国有企业经济管理权限到中央、中央局和省三级,在两三年内更多集中于中央和中央局。由此,第一次国有企业改革的尝试就结束了。随着1963年国民经济的好转,我国先后在几个重要行业领域(包括烟草、盐业、医药、橡胶、铝业、汽车、纺织机械、地质、机械仪器等)相继建立了大型国有企业。

4.国有企业发展停滞期(1966—1977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各方面工作都遭遇了困难,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工作。在此背景下,1970年中央也曾尝试对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改革,但本质上依然没有给予企业自主经营管理权,最终导致国民经济管理混乱、财政赤字增加、权力再次收回中央,使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流产,国有企业发展整体停滞。根据汪海波的研究结果,国有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产出增长率中所占的比重,1970—1977年为01958—1969年为-4.4%,远低于1956—1957年的13.8%1953—1955年的24.3%

1977年,国民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已经基本一统天下,国有经济占比最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中流砥柱。据统计,197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83.2%,集体工业占16.8%;商业销售额中国营商业占92.2%,集体商业占7.7%,个体商业仅占0.1%。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国有企业发展也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国有企业为中国构建并发展完备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发展(1978—2012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国有企业改革随之启动。当时,国有企业在中国工业部门乃至中国整体经济总量中都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达77.6%,集体企业占比为22.4%。可是,国有企业在数量上的优势并不代表质量上的优势。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而言,计划经济模式制约了国有企业继续壮大;从国有企业自身运营管理而言,国有企业政企不分、自主管理权限不足、激励机制欠缺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开启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可以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

1.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探索期(1978—1992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有企业主要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经营,与之对应的就是国民经济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运行。随着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两步利改税以及承包制等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国有企业进入了自主经营探索期。1978年,我国首先在四川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以197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为起点,1979—1983年国有企业改革整体按照逐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模式改革。1983年国有企业通过实施利税并存的模式进行了第一步利改税1984年开始实施更大幅度的第二步利改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进而逐步实施承包制”“租赁制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由此,启动了以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的改革模式,增强了国有企业的生机与活力,逐步实现了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探索在本质上没有改变政企不分的模式,政府、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也没有实质性突破等,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探索依然处于局部范围内的改革范畴。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如部分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国家分红、国有企业纳税连年减少等),但整体上此阶段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探索为国有企业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国有企业现代化制度培育与发展期(1993—2002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实现良性发展,国有企业迫切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与此同时,周边很多国家经济迅速崛起,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国有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所提出的: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为了实现发展目标,国有企业进入了现代化制度的培育与发展期。其中,国有企业现代化制度的微观目标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宏观目标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有企业现代化制度培育与发展的过程中,微观目标与宏观目标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随着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国有企业同其他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一样进入市场,并且在平等竞争的过程中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

现代化制度的培育和发展于国有企业本身就是逐步构建现代化企业制度,核心是产权改革。1993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5年,国务院确定在100家企业展开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其后放开国有小企业,进而集中力量发展国有大型企业。伴随着国有企业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培育、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对国有企业发展的束缚愈加严重,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至1998年国有企业亏损比例近70%。为解决改革过程中的问题,国有企业加快改革步伐。1999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进而开始从战略上调整国有企业布局,推进改革。此阶段改革更多强调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初见成效,国有企业亏损状况逐步扭转。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至2001年底,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在调查的重点国有企业中,76%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公司制改造,完成改造的企业出资人到位率为93.9%。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组成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基本建立,其中成立股东会的占80.9%,成立董事会的占96.2%,成立监事会的占83.9%。由此,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分步得以实施。

3.国有企业现代化制度完善与创新期(2003—2012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步入现代化制度的完善与创新期。完善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完善,由于此阶段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进展较快,产权改革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引起不小争议,直到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对于经营者收购的五条禁令及相关措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才继续有序推进。创新主要体现在国资委模式的创新,2003年成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由此建立起了管资本与管人、管事相统一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从制度层面理顺了政府、国资委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新时期国有企业现代化制度的完善与创新,使得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贡献效果突出。据统计数据显示,2002—2011年,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由8.53万亿元增长至39.2万亿元,年均增长18.5%;实现利润由3786.3亿元增长至2.58万亿元,年均增长23.8%;上缴税金由6960.4亿元增加到3.45万亿元,年均增长19.5%。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以2012年世界500强企业为例,中国企业上榜79家,其中国有企业占比近80%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2013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是国有企业自身发展新旧问题交织,另一方面是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必然要求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的国际综合竞争能力,逐步实现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重要改革事项。2015年,中央颁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并重点出台了更为详细的改革细则:(1)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对应《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2)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对应《国务院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3)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应《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4)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应《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5)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应《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6)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对应《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7)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条件。

近几年,我国国有企业收入与利润持续增长,并且利润增幅逐步扩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突出,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流砥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有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发展到改革的历程,应当对其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国有企业70年的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国有企业70年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流砥柱。

(一)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前的中流砥柱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一片凋敝。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突出贡献,新中国才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具备了有效的生产力,为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实现了《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要求。到1957年,随着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生产重要工业产品(如发电设备、采矿设备、汽车、喷气飞机、大型及优质钢材等)的生产能力。到1966年,我国已经实现了石油全部供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也具备了生产能力。从1952年至1978年,全国国有工业总产值由142.6亿元增长至3416.4亿元,其中发展最快的就是重工业。

由于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初期发展状况大幅超过了同阶段的英国(1801—1941年时的工业份额仅上升11%)和日本(1878—1923年时的工业份额上升了22%)。在改革开放之前,国有企业为新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得中国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在全球的排名逐步提升。特别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力军推动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在国有企业不同产业布局的基础上所构造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体系)以及对应的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中流砥柱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有的一统天下的公有制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有经济逐步从涵盖几乎所有行业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转变为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和领域的主导力量。虽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实践证明,通过改革,国有经济更好地发挥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从微观层面而言,国有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从完全按照国家计划生产的单位,到成为自主经营管理的市场主体,再到不断完善企业经营模式,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由此,国有企业塑造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提升了市场竞争动力。同时,国有企业与同类型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模式,增加了国有企业竞争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产业链相关的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合作,凝聚了国有企业竞争合力。综合以上改革历程,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效率大幅提升,并有效推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因此,从微观层面而言,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流砥柱。

第二,从中观层面而言,有效改革凸显了国有企业在产业门类中的主导力量以及在产业链条中的控制力。以2017年的数据为例,国有企业在产业层面的分布呈现出结构性特征:一是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二是国有企业在基础性行业中起支柱作用。

国有企业在基础性行业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力量的重要形式。此类基础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是国家发展的定盘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进一步凸显了国有企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科学技术创新、科学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主力军,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特别是为了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以及其他行业快速发展所必须的基础型产业等,国有企业承担了超出一般企业所能承受的成本,是私营企业不能替代的,如攻坚芯片技术的中芯国际、推进商用飞机发展的中国商飞、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铁等。因此,从中观层面而言,国有企业自然而然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流砥柱。

第三,从宏观层面而言,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更加显著。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应该遵循社会主义原则。邓小平一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既符合公有制占主体的原则,又符合共同富裕的原则。因此,国有企业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以2018年中国企业500强为例,国有企业占比为52.6%,纳税占500强企业总额的80.91%。同时,在千亿级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高达72.7%,进一步凸显了国有企业的规模贡献与控制力量,也进一步论证了国有企业雄居企业顶层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调控手段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国有企业也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产权基础,为经济逆周期调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还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从宏观层面而言,国有企业必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流砥柱。

第四,从国际层面而言,国有企业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虽然从数量层面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占比逐渐下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央企户数从国资委成立时的196户调整至97户。但是从质量层面而言,改革后的国有企业竞争力更加突出,很多国有企业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当前,国有企业在航空航天、深海测量、高速高铁、电网电器等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取得了很多举世瞩目的成绩。国有企业,不管是央企(如中国中车、中国建材等)还是地方国企(如格力电器、振华重工等)都在相应的行业成为了国际竞争的佼佼者。以2018年世界500强为例,我国上榜企业120家,仅次于美国的126家。其中,国有企业83家,央企48家。因此,从国际层面而言,国有企业怎么可能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流砥柱。

(三)正确认识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流砥柱作用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作为领导力量发挥了全面性的中流砥柱作用,几乎涉及了前30年的所用工商业。正是由于国有企业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全面改革才实现了有序推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是对原有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完善,而且国有企业是引领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更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由此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其领导力量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其主导力量的集中体现,对应的表现形式也从改革开放前所有行业、领域的全面发力转变为集中在改革开放后的重点行业、领域的控制力。因此,改革开放前后国有企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一脉相承的,而不是相互否定的。   可以说,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的基础和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中流砥柱作用是改革开放前中流砥柱作用的完善与升华,它们共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所有制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飞跃。

三、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习近平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了实现新时代国有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使国有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民经济增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等过程中更好、更大、更多、更集中、更全面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我们应当在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密切关注以下六个关键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定位也不断变化。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提出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到1975年《宪法》提出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再到1982年《宪法》提出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再到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国有企业定位的变化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国有企业改革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依照2018年最新修订的《宪法》对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的定位,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巩固国有企业的地位,提升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暴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因此,新时代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中流砥柱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也不会动摇。

(二)国有企业的改革标准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改革的判断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新时代以来,一方面国有企业随着70年的发展与改革,已经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习近平强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只有符合习近平所提出的新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才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关系国有企业本身,与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密切相关。因此,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也必须符合邓小平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习近平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标准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判断标准在国有企业层面的聚焦,两个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密切联系并一脉相承的。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两个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才能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国有企业的最优发展模式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内容就是处理好政企关系。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前的政府直接管理经营国有企业所对应的政企不分是低效率的。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政企关系不断改善,特别是成立国资委以后,政企关系在顶层设计上已经有了很大突破。但在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一方面国有企业管理者依然存在行政级别,另一方面国资委仍然对企业存在行政管理的惯性,甚至人事任命权、资产处置权等还分散在国家的其他部门,实际上政资没有真正分开,政企也无法分开,企业经营管理还会受到政府干预。因此,当前还处于最优政企关系的探索阶段。新时代国有企业最优的政企关系不是简单的政企分开,而是应该分开的分开,应该加强的加强,不能为了分开而分开,也不是政企一分就灵。尤其要注意政企分开所导致的政府缺位问题,特别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只有处理好政企关系,才能更大发挥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四)国有企业的效率评价指标

一直以来,很多经济学者受到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认为评价企业的指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并一贯认为国有企业也应该如此。这些经济学者试图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生搬硬套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而得出了中国国有企业效率低或效率损失的结论。纵观新中国经济70年成绩以及国有企业70年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全面解释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并且国有企业的效率也不能单纯用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评价。难道中国高铁的速度、中国港口的吞吐量不是国有企业高效率的体现?很多时候,国有企业追求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说其目标是多样性的,因此应该采取社会会计方法,不应只关注经济效率。除了国有企业目标的多样性,国有企业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可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拥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等方面作用重大。因此,不能简单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片面地衡量中国国有企业效率,而应该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以更为全面的视角衡量中国国有企业效率,进而更多发挥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五)国有企业的发展领域

新时代,国有企业是否需要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也是理论界一直讨论的热点问题。在国内,有些没有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占比极少的领域也会存在很多发展问题,有些竞争性领域有国有企业依然发展态势良好。在国际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如新加坡航空、法国雷诺汽车等。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同时,国有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作用更加突出,因为国有企业是我国大生产力的载体,抗风险能力最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因此,新时代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点不应该是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应该一方面完善现代化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塑造更加高效的竞争环境,特别是为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而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国有企业名正言顺地成为国内、国际竞争领域中的市场主体,并通过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更集中地发挥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六)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一直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源自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甚至存在着一些人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用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理论来指导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问题。为此,一些学者认为私有化几乎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方向。事实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治理的问题不是因为国有,国有企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很多问题是企业治理过程中的普遍性难题,最为典型的就是委托代理问题。此外,国际经验表明,一味追求私有化还可能导致更多的经济问题。没有证据表明非国有企业已经优于国有企业,正如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的研究发现,没有任何公司治理是最优的,任何公司治理都存在漏洞,都有可能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会涉及产权改革,特别是在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混合所有制与股份制的差异,必须在马克思产权理论下进行股份制解读,才能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性质基础上,充分利用股份制,才能杜绝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实行私有化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发挥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实践层面考察,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流砥柱;从理论层面考察,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核心。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实践历程与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变迁历程的一致性,国有企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流砥柱。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国有企业为新中国经济恢复与初步发展发挥了领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主导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国有企业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展望未来,必须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提高国有企业国际综合竞争能力,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逐步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新时代进一步巩固并发挥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流砥柱作用。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六期;作者:马立政,上海师范大学师资博士后,上海师范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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