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0年才出现这样一个天才。”——著名钢琴家傅雷之子傅聪“郎朗是不一般的天才。”——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院长·格拉夫曼 “郎朗是最优秀的音乐家，如果只让我挑一个，我就挑郎朗！”——指挥大师艾森巴赫 “他简直有11个手指。”——指挥大师巴伦伯依姆“郎朗的钢琴弹得简直神奇，仿佛有20只手同时在琴键上飞舞！”——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我很欣赏你，因为你和我一样，也有着太阳般的性格！”——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

“如果郎朗是一支股票，我借钱也要买。”——美国《华尔街日报》“郎朗，中国的莫扎特。”——法国《星期天日报》“中国最大的音乐巨星”、“三千万琴童的偶像”、“郎朗把古典音乐带到火箭上。”——英国《伦敦晚报》

郎朗，1982年6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沈河，3岁起学习钢琴。 郎朗的爷爷是音乐教师，因历史原因转职成工人。父亲郎国任是文艺兵，在部队里做过专业的二胡演员，退伍后进入沈阳市公安局工作，母亲周秀兰在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总机工作，负责整个总机房的维修、服务和转接。

父亲郎国任一直立志成为二胡演奏家，但因为文革而耽误了入学年龄，考沈阳音乐学院时虽然前两轮都考了第一，但因为虚报年龄最终被淘汰。

郎朗出生后不到一岁就能哼出调，最爱哼《大海啊我的故乡》。

2岁半时被动画片《猫和老鼠》中汤姆猫演奏的《匈牙利第二号狂想曲》吸引，并无师自通地在家里的国产立式钢琴上弹出了基本旋律，从此父亲郎国任对他开始钢琴启蒙。

郎朗：“钢琴在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必备品的感觉。很多人只要有经济条件，肯定会给孩子买个钢琴。” “咱家就是攒了半年的钱，还借了好些钱。当时我记得第一次在沈阳老家参加钢琴比赛的时候，那几条街都站满了报名的，几千个人在那儿等。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郎朗3岁时正式师从沈阳音乐学院的朱雅芬教授学习钢琴。 朱老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郎朗天分很高，别的孩子弹钢琴，会紧张地看着她，等她评价，而郎朗则是表演，似乎只是想给她看。 朱老师还中回忆说，她当时和丈夫以及婆婆住在一起，郎朗每次来练琴，和她打完招呼，会去他婆婆的屋里敲个门鞠个躬说声“打扰了”，再回来练琴。

郎朗5岁时第一次参加东三省少年儿童钢琴比赛，获得第一名，并在赛后举办了生平第一场个人演奏会。 郎朗小时候练琴表： 早晨：5:45起床，练1小时琴； 中午：回家吃饭后练琴45分钟； 晚上：放学后，练习2个小时； 晚饭后，练2个小时琴； 节假日和寒暑假：无休，练习时间加倍。

1989年，年仅7岁的郎朗参加首届沈阳少儿钢琴比赛，再次获得第一名。朱雅芬教授建议郎朗父母，如果要让孩子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到北京去。

郎朗母亲：“1990年初夏，我和丈夫郎国任做出了一个艰难的、痛苦的、近乎疯狂的决定。 郎国任辞去公职，陪儿子远赴北京学琴。我留在沈阳，挣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我试探着问丈夫‘亮亮（郎朗的小名）想让我跟他一起去。’

郎国任说‘这不可能。我们需要你挣工资，好供我和郎朗在北京生活。’ 每次我去看他（郎朗），离开时，他都抓着我的衣服不放，像天塌了似的大哭。我心里难过，可又不得不狠心地推开他。 常常刚下楼梯，就听到了他在屋里练琴的琴声，郎国任对儿子的要求一天比一天高，恨不得儿子在睡梦中都在练琴。

一次，我本来准备好了去北京，临出门前郎国任打来电话说‘你不要来了。’ 我诧异地说‘我都准备好了，再说郎朗想我了，我也想他了。’ 郎国任冷硬地说‘正因为这个，你不要来。你一来，郎朗就会恋着你就不专心练琴了。’ 放下行李，我泣不成声。也许郎朗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练琴，可这难道就意味着他不需要母爱了吗？ 还有一次，郎朗和我一起坐火车回沈阳，我们母子俩坐在一起聊天。没多久，郎国任气冲冲地对我说‘够了！你和郎朗说得够久的了。他这会儿应该学英语，应该熟悉他在沈阳要弹的曲子的曲谱。’”

郎国任：“我在北京陪儿子每天上午去上文化课，下午去学琴。为了更多地了解钢琴知识，每节课都要站在教室外“偷听”，等下课回家后，父子俩是一边吃饭一边讨论老师教的课。” 北漂的郎爸辞掉了家里的稳定工作，和郎朗在北京丰台区租了一间十分简陋的房子住着，厨房厕所都是公用的。

郎朗爸爸： 郎朗和我两人闯荡北京求学，租的是一个朋友的一居室，一个环境很差的公寓楼。开始的那年特别艰难，为了孩子学琴并未找工作，花费全靠以前的积蓄和母亲在东北的工资，我们来北京是为了去中国最好的音乐小学—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学。郎朗在北京的第一个老师，是朱雅芬教授推荐的央音教授。 他对郎朗好像总是不满意。那一阶段，我们相当纠结。我和郎朗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让老师满意，可是，我们的努力似乎没有达到效果。老师对郎朗弹琴总是不满意，并且说我们是‘土豆的脑袋、武士道精神、打砸抢的风格’。 那些日子，我们经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时刻都担心老师不教我们了。所以每天只能更加努力、用心地练琴。那些日子，我们没日没夜地练，仔细分析老师的意图，回家反复听上课录音，直练到我们认为完完全全达到老师的要求为止，甚至超前了，结果还是遭到了老师的一顿责骂。这样学了大概有半年时间，有一天这老师终于把郎朗扫地出门了。

直到后来，我和郎朗才知道，问题是没给老师红包。那时候央音老师手下，能考上央音的学生是有名额限制的。她们最讨厌的是郎朗这种有才华没钱的，去考试，肯定能考上，占用老师名额，还不给钱，这老师巴不得郎朗放弃直接走掉，可是郎朗听了半年责骂都没放弃，最后这老师只能直接明说，把郎朗扫地出门了。 后来随着朱雅芬老师推荐的第二位老师赵屏国接受了郎朗，郎朗的备考生活又走向了正常。 在学琴上，郎朗总是“吃不饱”，他飞快地进步着。赵老师很爱护郎朗，总是给他“吃小灶”，把郎朗的课时安排到最后，这样可以增加上课时间。对郎朗，赵老师格外看重和喜爱。

但是，我也明白：我的儿子，不是普通的钢琴学生，他的吸收能力也不同于普通的学生，他需要更多的营养。我必须不断地给他加量，再加量。 所以，我既听赵老师给郎朗上课，又千方百计到处听别人上课。为了能多听一点，我像个间谍似的，想尽了一切办法。有时候，我拿个扫帚，有人来了，就假装在走廊里扫地，人一走，就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里面的大师上课。有时候趴在窗户外面听，下雨了，就穿着雨衣，在雨中听。 其他家长只是上专业课才会来学校，我有没有专业课都会来，天天来。我给郎朗收集一切有用的资料，尤其是郎朗正在弹的曲子，我一定想方设法给他收集不同大师演奏的版本，如果学校能借到就在学校借，学校没有的在张晋老师那里总是能找到。我给他录下大量大师的曲子，回家我们一起听，一起分析研究。

虽然我对弹钢琴是一张白纸，但我始终陪着郎朗在一起学琴，一起听课，一起探讨，受益匪浅。最后他毕业了，我也算跟着毕业了。 我始终觉得，我不仅是郎朗的父亲，还是个教练，是个“伙伴”。所以必须跟他一块儿学习研究，我们父子俩一块儿打，形成一股合力，两个人的智慧和灵感加在一起，自然要比一个人强，效率更高，孩子学起来也更有兴趣和劲头，结果自然不一样了。 郎朗回忆“到北京第一天被邻居骂，第二天警察上门查户口，第三天居委会说你别弹琴了，你的琴声吵死人了，第四天楼下小孩说就因为你我的功课从100分降到70分了，再弹一个星期我就不及格了，坏消息一个个接踵而来，在学校也被同学取笑，嘲笑你的口音是东北农民土老帽……” 郎朗袒露心声，在那段北漂的日子里一度不想练琴了，当时跟着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学钢琴。 “钢琴老师不喜欢我，每天都在说你不可能成为钢琴家，劝我回沈阳算了。”虽然拚命苦练但始终得不到钢琴老师的认可。

孤注一掷望子成龙的压力和异地陪读的经济窘迫曾让郎爸的精神状态陷入了崩溃的边缘，一次郎朗因为给学校合唱团伴奏放学回来晚了耽误了练琴时间，父亲爆发了： “我为了你放弃我的工作，放弃了我的生活！你妈为了你拼命干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每个人都指望着你，你倒好，回来这么晚。老师不要你了，你还不练琴，你还不照我说的去做！你真是没理由再活下去了。只有死才能解决问题。即便现在就死，也不要生活在羞辱之中！这样对我们俩都更好。首先你死，然后我死。” “你不能灰溜溜回到沈阳！人人都会知道你没考进音乐学院！人人都会知道你的老师不要你了！死是唯一的出路！” 我开始往后退，远离父亲。他的吼叫却越来越响，越来越歇斯底里，“吃了这些药片！”他边说，边递给我一个药瓶——我后来才知道瓶里装的是药性很强的抗生素。“现在就把里面三十片药片全都吞下。吞下去，你就会死，一切都会结束。” 我跑到阳台上，想要躲开他。他尖叫道：“如果你不吞药片，那就跳楼！现在就跳下去！跳下去死！” 郎朗和父亲因为这次争吵开始冷战，郎朗整整三个月没碰琴，不管他的父亲如何道歉如何央求，郎朗总是拒绝练琴。虽然后来回归正轨，但也可以看出郎朗成长路上父亲和他所承受的压力。 1991年，9岁的郎朗从3000余人的报考大军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钢琴科，师从赵屏国老师。

1993年，11岁的郎朗远赴德国参加第四届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郎朗母亲回忆： 郎朗跟父亲一起回到沈阳后，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递给我说：“妈，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是用我的奖金买的。”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黄金项链，吊坠是水蓝色的宝石，非常漂亮。 我激动得哽咽了：“儿子，谢谢你。你赢得了这么大的荣誉，妈妈该给你买礼物才对啊！” 郎朗认真地说：“妈，我特别想要一个礼物。” 我赶紧说：“你说吧，你想要什么，妈妈一定给你买！” 郎朗的眼睛里充盈着泪水：“妈妈，我就想让您好好地抱抱我！” 我热泪横流，把郎朗紧紧地抱在怀里，用下巴抵着儿子的小脑袋。

郎朗在我怀里轻声说：“妈妈，我受点苦都没啥，我最难受的是，妈妈不能抱我……”我哭出了声。 在郎朗童年的记忆里，他总是不断地哭喊着寻找妈妈，渴望妈妈抱着他…… 这骨肉分离的漫长3年，是儿子成长岁月中最天真烂漫的时光，我却不在儿子身旁。

1994年，学校选人参加德国埃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选了五个人，郎朗没有被选上。郎国任觉得自己的儿子完全有资格参赛，但学校表示：没选上就是没选上，你们可以自己去德国报名，但一切路费需要自己出。于是郎国任一咬牙决定自己借钱去德国。

郎国任和郎朗没有什么经验，自己对着比赛分析谱子。最终，郎朗拿了这届比赛的金奖（第一名），宣读到郎朗时，郎国任在远处的看台上哭得一塌糊涂。

1995年9月，13岁的郎朗以公派的身份参加柴可夫斯基青年组比赛并赢得第一名。

钢琴大师格拉夫曼看过他的表演后给他寄来报名表、邀请函以及给美国领事馆的信，希望他尽快参加柯蒂斯学院的入学考试。 柯蒂斯音乐学院可能是世界上最难考的音乐学校，因为他每年只招100多个学生，全校也就300多个老师。 于是郎朗从央音退学，赴美进入美国费城著名的科蒂斯音乐学院，获得全额奖学金，并师从该院院长格拉夫曼。

当时郎朗还想参加其他比赛，按他父亲的想法把国际比赛的名次都拿一遍。而格拉夫曼制止了这种急功急利的行为，劝他开始学习，不要想着比赛。郎朗的父亲很奇怪，不比赛谁服气他呢？他怎么当职业钢琴家呢？格拉夫曼劝服他说，郎朗不需要比赛也能当职业钢琴家。 从第一次听到郎朗的演奏开始，格拉夫曼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东方的年轻人。他把郎朗视作自己的孩子，和他一起谈中国文化，送他去普通学校学语言，这一切都让他们的感情亲密无间。

“格拉夫曼先生是我们如梦一般的新生活的设计师。他和他的妻子内奥米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是他劝我不要参加太多的比赛，静下心来练琴，更深地理解音乐的内涵。我能师从于他，是我的幸运。 他对我影响非常大。他是我耐心、慈爱、学识渊博的向导，他从来不将自己的要求强加在我身上，不会对我说一定要这么来，一定要那么来，没有。像以前老师要你怎么弹你就得怎么弹，不听他的就像犯法，他不会。不要以为美国、欧洲就不会这样教育，事实上也都有这样死板的老师，主要还是看人。”

另外一点，格拉夫曼是个实战家。他本身就是著名的钢琴大师，他曾是霍洛维兹的学生，是世界上优秀的钢琴老师。一个会弹钢琴的老师和一个只会教学生的老师是两码事，他会教会你许多其他老师无法教给你的东西。”

1997年底，在格拉夫曼的引荐下，郎朗通过甄试与国际上著名的IMG演出经纪公司签约，成为了职业钢琴家，郎朗此时15岁。 1999年，在8月份的拉维尼亚音乐节上，为了替代音乐家安德列瓦茨的表演，指挥大师艾森巴赫找到了郎朗。原本郎朗弹给艾森巴赫听的时间只有20分钟，但后来他要求郎朗弹奏了各种不同的作品，从海顿、勃拉姆斯到肖邦、拉赫马尼诺夫和贝多芬……差不多弹了3个小时，就像一次个人独奏会，即便是“久经沙场”的艾森巴赫，面对这个年轻人，也大为惊讶，暗暗问自己：“一个17岁的中国少年，怎么可以抛弃他的中国身份，将海顿和勃拉姆斯弹奏得如此纯正？”

艾森巴赫对记者这样评价他的爱徒：“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男孩，之后我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不论是身高还是艺术修养方面，他都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整个过程也是比较平稳、比较安全的，没有什么危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音乐家，至今还没有对他来说比较负面的冲击。郎朗正在成长为一个非常慷慨的艺术家。大家都知道，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爱心大使，也为边远地区的儿童做很多事情，所以他人性的这一面也是渐渐成长起来的。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不应该和整个世界隔绝。在这一点上，郎朗做得是非常好的。”

17岁的郎朗作为替补参加美国“拉维尼亚音乐节”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但“中国人怎么能演奏西方音乐”的质疑声，也随之而来。

郎朗：“还是有有色眼镜，因为毕竟是亚洲人来美国，想当钢琴家，弹西方音乐。这是90年代末了，99年了，还是很有这种倾向：你凭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人。” 到现在郎朗还记得，他参加“伦敦BBC逍遥音乐节”，琴键还没摸到，就被台下的西方记者泼了冷水。 郎朗：“还没等弹呢，记者就问，你弹什么《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我看那个拉二胡的挺好的，你怎么不拉二胡去？上来就先给你泼点凉水。开始还是会存在这个问题，这跟我们中国文化或者国力（有关系），多少都会有这种影响。”

2000年8月，郎朗参加“美国坦格伍德音乐节”，并在小泽征尔厅举行独奏音乐会。 刚开始郎朗尝试一个人独立生活去参加各地的演出。“长期在路上，四海为家，一个人飞去一个地方演出。拿一个破箱子然后回到自己的屋里，有时候特惨你知道，有时候一下飞机没时间进酒店，然后就先去音乐厅，直接练琴去了，跟乐队的排练，排完练我不想回屋，因为就那么点时间，我就在后边的那个桌子上睡会觉什么之类的。

然后音乐会结束后，我自己收拾完东西，拎了个包，真的像要饭似的。然后晚上，对，问题是要不着饭，因为那个所有的那个吃的地方全都关了，你知道吗，因为音乐会完事11点，你像有的时候在国外一些这个城市，它真没地吃，也没时间吃早饭，因为早饭还没开，就去机场，就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就连续了几次吧，就那种难民的感觉，所以感觉在台上是挺，就是挺光彩的，然后台下感觉哇，太惨太狼狈了。

谁都会有这种经历，但是最重要就是那种孤独感特别差。然后大半夜，那时候还不是说都有社交软件什么什么的，然后打国际长途还巨贵，那时候你知道吗，上个网还挺贵的。”后来母亲来到他身边陪伴他。

郎朗母亲：“成为职业钢琴家的郎朗有了固定的收入，我也辞去了工作，陪伴郎朗在世界各地巡演，其实这并不是件轻松的事。

郎朗的演出非常频繁，一年要演100多场，像空中飞人一样满世界飞，光是倒时差就够我受的了。 但我坚持陪伴在郎朗身边。儿子的童年我已经缺席了，现在我不想再失去与儿子在一起的每一分钟，哪怕是千山万水，哪怕是千辛万苦，我都要和儿子一起担当。

郎朗的每一场演出，他都要为我留下最好的座位，我坐在台下听儿子弹琴，心里有说不出的自豪。 每一次我都被儿子的琴声感动得泪流满面。在儿子的琴声中，我能看到自己在沈阳孤守时的悲怆身影，能听到自己在夜半时分伤感的轻声啜泣。

儿子在台上的荣光有多么巨大，我这个母亲内心的酸楚与感慨就有多么深重。 郎朗演出结束回到酒店，他住的房间总是和我相邻。

他让我给他沏家乡的茶，熨烫衬衣，每天他都要我陪他散步，在散步时他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 仿佛他要把空缺了近10年的爱全部找回来——这时，他不再是叱咤乐坛的钢琴大师，他只是我的儿子，我的宝贝。” 2002年，获得伯恩斯坦艺术成就大奖。 2003年7月15日，郎朗推出个人钢琴演奏专辑《柴可夫斯基/门德尔松协奏曲名录》。

2004年6月27日，为“拉维尼亚音乐节100周年庆典”进行演出。 同年，20岁的郎朗被授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形象大使”称号。

郎朗以联合国国际亲善大使的身份访问了坦桑尼亚。郎朗给孩子们弹琴，“我从来没有想过音乐会有这么大的能量，我一弹起琴，孩子们就随着音乐跳舞，然后我们迅速地打成一片。我们围坐在一起聊天，孩子们兴趣很大，通过音乐我们可以迅速成为好朋友。对于我来说寻常的事，居然可以唤醒人对生活的自信和对未来的向往。”

坦桑尼亚的孩子给了郎朗极大的触动，“第二天，孩子们带着充满希望的微笑送别我时，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郎朗说，“回归现实生活以后，我把这次访问心得讲给大家听，大家跟我一样有很深感触，我想为他们筹集善款做一些事情。”

时至今日，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的项目惠及世界七十多个国家，2万到3万名学生得到了基金会的帮助。 郎朗还想继续为几十所学校捐赠音乐教室。“我们在推进一个项目时是有计划的，比如三年五年十年计划，这种计划要求把每一个项目做长做稳做深。”郎朗说，“现在我们的基金会也在中国落地了，对我来说又个新的征程。整体来讲，音乐教育是我们永恒的追求与目标。”

记者：你每年演出约140场，而其中25场左右为慈善义演，你同时还担任联合国亲善大使，这些是否会加重你的负担，影响到你练琴的时间？ 郎朗：“不会，其实，每一次演出也都是练习的机会，它能让你高度集中，将全部的感情都投入其中。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难得的经验，让你体会与不同的音乐家、指挥大师的合作是怎么样的状态，对于音乐会有怎样新的领会。这都是一个音乐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音乐家就像作家一样，长期呆在家里就一定能写出好的小说？如果那样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的话，那每个人在家就可以了。 我希望能以音乐为起点，帮助儿童实现他们的梦想。音乐是真正的桥梁，音乐的世界是一个真正没有国界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慈善义演和联合国亲善大使的工作对我来说都非常有意义。”

郎朗希望学琴的小朋友能少走一些弯路，所以他现在花一些时间在钢琴教育上面，并且亲力亲为，亲自到现场教小朋友弹钢琴。中国的音乐教育常常为比赛所左右，我希望他们能真正地去喜欢音乐，而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名次。希望让所有人都能上音乐课，都能享受音乐给自己带来的乐趣。

2005年，作为中国文化年活动之一，他应邀到白宫举行个人专场独奏会。出乎意料的是，最吸引美国人的竟是他的钢琴与父亲的二胡合奏。

郎朗：“就是那段我和我爸的《赛马》，尤其用二胡做马声（学：嘟噜噜），观众在那拍手，然后站起来说‘中国艺术很伟大’！” 2006年在慕尼黑举行的“德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音乐会”上进行演奏，推出个人钢琴演奏专辑《黄河之子》。

郎朗：“那时候不像现在，民族乐团随时在国外巡演。我就想，能不能做张中国专辑。有的国家就比较（有顾虑）——‘呃，中国音乐，能行吗，我们国家听众不一定听的’。” 郎朗：“后来这张专辑录完之后，非常神奇的在德国卖了15万张，美国效果也很好，英国也很好。他们都不敢相信，很好听，钢琴怎么能弹出这么美好的中国音乐。我当时就觉得，中国文化，这么厉害！”

2008年，郎朗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上独奏。“那可以说是我人生最高兴的一件事。”

郎朗回忆，“我记得第一天排练的时候，激动的就已经嘚瑟了开始抖了。”他说：“就是和我们中国一起在新时代里面飞起来的感觉，太奇妙了。”

2010年6月12日，获得国际门德尔松大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郎朗在大学演讲，有学生问他：“你觉得天赋和努力的关系是什么，比如你的音乐能力，是天生的还是可以后天被创造出来的？”郎朗回答：“有些能力的确是天生的，但天赋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通过更少的努力去获得更大的成就。人生是一步一步来的，走了这一步才有下一步。”

2011年1月19日，受邀出席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办的国宴，还独奏了《我的祖国》。

2011年郎朗与巩新亮两人正式确定恋人关系，不过这段感情没有维持多久便传出分手的消息。

郎朗：“感情需要时间，但是我没有时间，因为每天都要准备音乐会和看音乐会。对女朋友没有特定是什么类型，没特地要求也没法去要求的，要看人，还有两人一起的化学反应。肯定要喜欢音乐的，因为我每天都在弹钢琴，若她不喜欢音乐就会疯掉。 另外我觉得还是希望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比较幸福吧，别弄得自己跟家人团聚的时间都没有，到最后就是好像跟钢琴结婚了那种。” 2012年6月5日，受邀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钻禧庆典音乐会上献艺。

2014年1月26日，出席“第56届格莱美颁奖盛典”。2016年1月21日，参加在埃及卢克索神庙举行的“中埃文化年”文艺演出。

郎朗说，“水平越高，必须越努力。你这次弹得好，下次大家对你期待值更高，你明年要是弹不过今年，那就是退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观众的热情也逼着你必须越来越努力。”

郎朗一直由妈妈照顾饮食起居，没有家人的陪伴，幕后的他非常孤单，郎朗坦言：害怕一个人待着，必须有人陪。

父亲郎国任：“一个人如果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计划达到最高点的时候，最终取决于他的才能。我们说郎朗，他小的时候，我占的比重比较大，3岁到6岁的时候我大概占70%的比例，6岁到10岁时我占的比例有50%，现在是越来越小了。”

郎朗：“音乐是我使用的首要语言，也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音乐演奏不是造火箭，它要有诗意，要浪漫。你如何通过音乐表达思念、愤怒、畏惧、狂喜、迷惑或清醒？你必须看着曲谱，你必须深入你的内心，然后才能找到合适的演奏方式。你的演奏必须是人类情感的真挚体现。”

爷爷是音乐老师，爸爸是文艺兵，郎朗经过家庭的教育和自身的努力，成为了知名的钢琴演奏家，父与子的传承，几代人的努力与积累才孕育出来的音乐苗子。如果您想记载家族间关于传承的故事，请识别下图二维码进入传承碑首页写下您们的想传承的故事和家训以及想留给后人的人生经验吧！ 了解更多名人传记历史事件内容，请关注我们“传承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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