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党制度及其主要政党的大陆政策发展研究
摘要：本文针对台湾政党制度梳理了其发展的历程，并对台湾两大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大陆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对今后台湾的大陆政策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并给出了详细的预测分析，希望能够加深对台湾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台湾；政党制度；大陆政策；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民进党的成立和国民党开放党禁，台湾逐渐进入了竞争性政党政治时代，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两党制。如何认识这一政党制度，特别是台湾目前主要政党的大陆政策，对我国台湾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具有重大意义。
一、台湾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
台湾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两党制的政党制度，两党制政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存在两个主要政党，这两个政党获得执政的机会相当均等，其它政党也存在，却基本没有获得执政权的可能。
台湾两党制的形成过程首先是由非竞争性的国民党一党专权体制向多党竞争的竞争性政党体制演变，然后过渡到两大政党阵营的竞争与互动，最终历经分化组合形成了国民党、民进党对峙竞争的两党制雏形。具体地，台湾政党制度的沿革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1949年国民党退踞到台湾，之后蒋介石通过“党务改造”清除了国民党内的派系和异己势力，确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以及国民党在台湾党政军情系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蒋介石去世后，其子蒋经国逐步掌握党政军大权，在统治方式、政治体制方面整体继承了蒋介石时代的模式。在这一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权体制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台湾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受到良好教育的台湾本土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这些中产阶级的也积极地要求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反对国民党当局“党禁”、“报禁”政策。
(二)一党主导的竞争性政党体制形成时期 (1987年——2000年)1986年，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成立，并且迅速参与到“增额国大代表”选举当中与国民党进行“体制内”的竞争，取得不俗的成绩。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体制上加快了对其一党专权体制的改革。1987年7月15日，国民党当局宣布“结束戒严”，代之以“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1989年1
月公布实施“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台湾当局在“法律程序”上正式解除了“党禁”，使结社组党合法化，国民党“一党执政，多党竞争”的新政党
[1]政策正式确立。1993年新党成立后，台湾地区在国民党执政下维持着国民党、
民进党和新党“一大一中一小”的政党竞争格局。到1998年底，台湾地区政党数目达到80多个，并且直至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前，期间又有新党及其他诸多小党成立，简而言之，这个时期台湾政党制度的演化基本是循着两条途径进行的：一是岛内原反国民党势力的集结并最终政党化；二是国民党自身的分化[2]。虽然台湾一开始由一党专权体制向竞争性政党体制的转型，但在这一时期仍然是由国民党在主导。
(三)两大政党阵营对峙时期(2000年——2008年)
在2000年大选中，国民党丢失政权。民进党上台，国民党主导的竞争性政党体制打破。而随后以宋楚瑜为首的阵营成立了亲民党，由李登辉支持的“台湾团结联盟”也成立了。国民党、亲民党与新党等在野三党组成政党联盟对民进党进行制衡，民进党则与随后成立的台联党进行合作，台湾政坛形成“泛蓝”和“泛
[3]绿”两大阵营。2002年开始，蓝绿两大政党联盟构成岛内政治竞争、发展的主
体，2004年的“总统”选举成为泛蓝、泛绿两大阵营的对决，这也为后来两党制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2005年，国、民两党主导的第七次“修宪”将“立委”选举制度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为两党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
(四)两党制体制初步形成与发展时期(2008 年——至今)
2008年以来，台湾和平地实现二次“政党轮替”，随后的各主要选举也由国民党和民进党主导，台湾两党政治格局越来越明显。2008年初的“立委”与“总统”选举是台湾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两党对决。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选举主要是国、民两党对决，其他小党基本无力提名，“第三势力”几乎无生存空间。在此之后2010年的“五都选举”中，“北蓝南绿”的分布格局已经形成。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虽然在整体上仍然维持“北蓝南绿”的格局，但是在蓝绿阵营边缘的地缘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蓝色阵营的地盘不在那么蓝，绿色阵营的地盘不在那么绿，“北蓝南绿”的格局有所松动。
二、台湾的两大政党与两大阵营
虽然台湾的政党很多，大大小小共计两百多个，但是主要的政党是国民党和民进党。而现在，台湾政坛又分成了蓝绿两个阵营，既有属于这两个阵营的党派，也有游离于蓝绿阵营之外的党派。
大体而言，国民党以及由其分化的亲民党、新党属于蓝色阵营。泛蓝阵营主张反对台独、维持台海现状、中华意识、强调中华文化传承，愿意在台湾人民的认可下，接受“一中原则”，但其所坚持一个“中国”指称的是“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 [4]。
民进党以及台湾团结联盟则属于绿色阵营。泛绿阵营强调台湾本土意识、主张台湾正名、台湾优先、台湾民族主义、一边一国与民族自决。他们认为台湾拥
有明确规范的领地、固定的人口、享有主权的政府、和与他国缔结外交与实质官方关系的能力，完全符合国际法中主权国家的标准。另外台联虽然在2008年立委选举前宣布转型为非蓝非绿的中间偏左政党，但媒体与公众也仍以泛绿视之。
在关于台湾政党政治的研究中，也大量地使用到了“泛蓝”、“泛绿”等词汇。泛蓝，也称泛蓝阵营、泛蓝军；泛绿，也称泛绿阵营、泛绿军。泛蓝、泛绿皆非正式的组织，各党派也不曾实际筹组联盟，在政治操作上分合不定，但又因各自理念的差距（主要是对统独所持的态度以及坚持的程度）而有“深蓝/绿”或“极蓝/绿”以及“浅蓝/绿”或“淡蓝/绿”之分。实际上，泛蓝、泛绿是一种政治倾向，而非严谨具体的政治主张。
三、台湾两大政党的大陆政策比较
（一）在政治、军事、外交、国际空间等问题上的大陆政策
1.国民党采取中庸调和、以退为进的原则和策略
在政治上，国民党与民进党最大的不同就对于统独问题的主张。以马英九为首的国民党是承认“九二共识”的，宣示“不统、不独、不武”，这一立场对于经由李登辉、陈水扁主政二十年的台湾来说，客观上具有拨乱反正的作用，使两岸关系又重新回到正轨上。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是模糊的，缺乏方向感的。一方面，宣示“不统、不独、不武”，基本上满足了多方的要求，是多方利益的折衷点；另一方面，这一立场只是回答了不要怎样，却没有回答要怎样，这样的政策立场是不明确的，充其量只是一种多方妥协权宜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维持现状是国民党当局目前最大的政策诉求，但是维持现状并不必然导向和平统一，而永久维持现状就是和平分裂。
在军事上，国民党奉行“积极防御、有效吓阻”，更具务实性，台海军事斗争总体趋于缓和。在“外交”与“国际空间”问题上，则推行“活路外交”、“外交休兵”，更是收到了以退为进的效果。两岸的“外交战”打下去，台湾所谓的“邦交国”只能是越来越少，所谓“外交休兵”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同时也应该看到，毫无疑义大陆在此问题上给予了台湾很大的宽容与善意。
2.民进党则进行适度政策调整，构建战略高地
目前，民进党已淡化其“台独”主张。由于马英九政府在第一任期内与大陆进行积极地经济交流合作，两岸经济融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大的趋势不可逆转，普通台湾民众深受其益，民进党对此在2012的选举中做了战略撤退，从陈水扁的激进“台独”转变成蔡英文的“温柔台独”，即在坚持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前提下，坚持“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目前国号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人民2300万，疆域台澎金马；与大陆签订的协议可“概括承受”，经过台湾人民的民主程序形成台湾共识，循“台湾共识”与大陆发展良好关系。这套新的论述帮民进党建构了一个战略高地，并与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其实民进党的转型源起于2008年败选后，蔡英文接任党主席，走陈水扁贪腐执政的阴影，并于2011年提出“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和中政策”，逐渐脱离“逢中必反”的意识型态束缚。但是要注意的是“深
绿”人士并未死心而放弃追求的目标，并且不断干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二）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大陆政策
1.国民党采取积极开放，严格把关的原则和策略
在经济的交流与合作上，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也最受关注。两岸实现“直接三通”、签订ECFA、大陆民众赴台旅游。马英九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了积极推动者的角色。此外，马英九签订ECFA，从而通过大陆链接东盟也是其一项重要活动。可以说，马英九推动两岸经济合作，除了顺应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要求，更重要的是自身的经济利益、政党利益使然。但是，马英九在积极推动的同时，也设置了重重关卡，多重保护，严格把关，这一点在ECFA上体现尤为明显。马英九一直强调“台湾优先”、“对台湾有利”的原则，具体到ECFA的签订，就是以大陆的劳工不可以来台，大陆的农产品不可以人台，大陆向台湾开放的产品数量远多于台湾对大陆开放等条件为前提，ECFA才得以最终顺利签署。
文化方面，马英九上台之后首先纠正了陈水扁主政时期“去中国化”的做法。其次，又试图向大陆输出台湾文化，以影响大陆的发展。在“硬实力”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台湾的“软实力”攻势，借此制衡、影响大陆。
在社会交往领域，国民党当局持积极开放的支持态度。马英九鼓励两岸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交流。
2.民进党则因私废公，奉行有限反对的策略
在国民党选择了大开两岸交流之门，努力推动ECFA时，民进党在“中”问题，即“中南部民众、中低收入阶层、中小企业”问题上大做文章，强凋并片面夸大ECFA的负面效应，诋毁符合形势民心的ECFA，祭出保护弱势产业、弱势群体的大旗。一个时期以来，外界普遍认为民进党“逢中必反”。衡量今天的民进党，必须从政党利益出发，身为在野党的民进党更是“反国民党所支持”。但应当看到，到ECFA敲定的后期，民进党放弃以“反对ECFA”作为五都选举的竞选诉求。两岸经济融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是历史潮流，伴随着大陆的快速发展，台湾对大陆市场的依赖也将会愈来愈深，这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四、台湾两大政党大陆政策的发展趋势预测
台湾两大政党的大陆政策会越来越趋同，这将是未来几年台湾政党的大陆政策发展变化最显著的特点。这一预测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分析得出，即：两党制和选民结构，台湾主流社会意识形态。
（一）两党制和选民结构
从台湾的政党体制来看，两党制的主要特征也包括两党轮番上台，也就是说两党要具有可替代性，台湾选民在理性决策下，选择国民党和选择民进党是没有区别的。简单来说就是两党制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两党必须有共通的地方，这个共通之处体现在其大陆政策上就是其趋同性。
从选民结构来看，虽然就两党各自拥有的基本盘来说，仍然呈现“北蓝南绿”的格局，但是并非蓝者恒蓝、绿者恒绿，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都在不断向中间选民流失力量。未来台湾中间选民将不断壮大力量，最终将取代目前的蓝绿对抗的双峰结构。
政党体制和选民的结构要求政治社会中的两大政党更加高度重视中间选民的意见，在政策活动中侧重于中间选民的利益诉求。而当两党最终在这一政治理念上达成一致时，它们的政治趋同、政策趋同也就是势成必然。总之，无论是选民重组，还是政党体制的莺埋，都从根本上驱动着台湾主要政党逐渐趋意识形态化，并不断从政治光谱的两极走向中道互补。
（二）台湾主流社会意识形态
从国民党方面看，他将在未来执政期间延续并进一步强化其保守倾向。国民党大陆政策的上限是所谓的“一中各表”，其下限则是所谓的“两国论”。在这一可预见的政治区间内，它究竟会执行怎样的大陆政策，要取决于岛内政治的发展，取决于内部民意和国际力蹙格局的变化。在种种政治压力减缓的情况下，它将延续保守的大陆政策路线；而在内外政治压力陡增的情况下，这一政策路线必将向民进党的政策立场游离，变得更加保守。
从民进党方面看，其大陆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以及重整的可能。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自由空间不比国民党宽绰。它也同样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尽管自诩有“民主”和“民意”的加持，但是也在2012大选期间宣布“台独”所造成的危害却始终是严重的、现实可预期的。只要大陆始终保持稳定和发展，台湾岛内外势力撺掇“独立”的努力就始终面临不可逾越的高压线[6]。
从统独意识形态上来看，在近年的几次较大选举，两军交锋的焦点慢慢由过去选举中的“两军对峙”的政治立场、大陆政策以及政党和候选人的清廉等问题转向了对经济、民生等议题的关注。在2012年的选战中，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打一场“非典型选战”，突出表现就是主打“民生议题”。而宋楚瑜也抛出“蓝绿放两边，民生摆中间”的竞选纲领。于是，本次选战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民生议题成为当仁不让的关注焦点[7]。在台湾与大陆开展多方合作，淡化统独问题，积极发展经济，关注民生问题这样的趋势下，出于政党利益的考虑，两个政党的政策必然倾向于获得更多中间选民的考量，这两大政党的大陆政策也必然会渐渐趋同。
台湾主要政党的大陆政策会越来越趋同，还只是我们对于未来趋势的预测，目前两党间的政策立场还不时地发生尖锐冲突，上述政策趋同尚未实现，而且无论台湾主流社会政治意识的演变、政党体制的特点，还是各政党自身的转型，无不蕴涵了导致上述政策趋同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民进党传统的大陆政策已经告一段落了。在民意和政党体制双重变化的驱动下，在两岸交流不断深入广泛发展的条件下，重归政策本位，对任何台湾政党而言都是明智的、必然的选择。在未来政党政治发展的驱动下，民进党、国民党之间的政策走向趋同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大陆政策也是这样的。
随着大陆经济的强劲增长、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其对台湾地区的吸引力是会增加的。须知道，联结海峡两岸的纽带，不仅仅是血缘，还有共同的文化认同等很多其他维度的因素。认识并运用台湾当代的政党制度，把握其大陆政策的走向，才能在今后的两岸经贸活动、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中让两岸间的联系纽带更加多元化，最终实现国家统一。
[1]王猛：《台湾地区两党制格局分析》，载《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2]赵大兴：《论台湾政党制度的特点长》，载《春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
[3]杨传忠：《台湾两党制的形成浅析》，载《魅力中国》，2011年第2期
[4]王磊：《台湾“泛蓝阵营”政党间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王焱：《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比较》，载《台湾工作通讯》，2010年第10期
[6]宋淑玉：《简析未来台湾主要政党大陆政策的走向》，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170期
[7]林冈.台湾政党体系发展趋势探析，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国民党的转变: 台湾政党政治之发展经验
台湾政治近年来发生急剧变迁。人们都注意到台湾政治的民主化转变。而台湾民主化的一重要表现是国民党面临并接受了反对党民进党的竞争。很少有学者预测到这一巨变, 因为人们很难想象具有列宁主义背景的国民党会发生转变。 本文正是要研究国民党在台湾如何从一个极权的政党转变为竞争型的政党。
对此问题, 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台湾可能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好明证, 因为它证实了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多元化和政治民主。1 自民进党发展壮大以后, 有学者将台湾的政治转型归功于反对党的出现。 也有学者将台湾的政治转型归功于蒋经国, 中产阶级的兴起, 或国际压力等因素。
上述解释各有利弊。笔者认为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不能说明台湾的政治转型。笔者在承认上述解释的贡献的同时, 试图强调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国民党的主动引导, 适应挑战和妥协, 政治转型将十分困难或充满暴力。国民党的转变经验不仅对理解第三世界的政党政治之发展, 而且对充实政党政治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比较国民党在三个时期的表现: 硬威权统治时期 (1950-70), 软威权统治时期 (1971-85), 竞争民主时期 (1986--)。2 本文着重探讨两个方面: 国民党对反对党的政策, 及国民党内派别斗争和党内民主化。在探讨国民党的发展之前, 让我们先介绍一些有关政党政治的理论。
关于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的理论相当丰富。萨托里 (Giovani Sartori)为我们提供了政党政治体系的分类。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则专门对一党制的发展提出理论。麦克弗森 (C. B. Macpherson) 提出一党制下党内民主的假设。萨氏将政党制度划分为两大类: 非竞争型与竞争型。非竞争型包括极权的, 威权的和实用主义的一党制。竞争型包括一党独大制,
两党制和多党制。他认为由非竞争型过渡到竞争型政党制度是十分困难的。一党制难于自我转变, 也难于和平地转变为竞争型政党制度。3
亨廷顿认为, 革命的一党制会随着政权的稳固而转变为成熟的一党制。成熟的一党制有以下特点: 1/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降低; 2/ 政治领导趋向官僚化和制度化; 3/ 知识分子批评政治, 而不参与政治。他也认为一党制难于自我转变。4
在大陆和台湾都有人认为党内民主会带来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但是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较少。有学者认为党内民主可以减轻一党制的负面影响。5 麦克弗森认为, 列宁主义式的党国体制本身是非民主的, 但是一党制在三条件下可成为民主制: 1/ 充分的党内民主; 2/ 任何人都可作党员; 3/ 党内参与的要求不至于过高。如果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即使是一党的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之为民主制。6
上述政党政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 而以下各节将显示,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经验也将丰富政党政治理论。 三, 硬威权统治时期 (1950-70)
国民党的组织体制与其成立时的渊源有紧密联系。在1920年代国民党建党之初, 苏联顾问在党的革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之后,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国民党在组织体系上成为一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这一体系是一等级制, 其基础是地方组织, 然后有区, 县, 省组织, 最后是全国总部。地方党代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
但实权则在中央委员会的常委会。常委会以党的总裁或主席为首。蒋介石自1938年始任国民党的总裁直至其于1975年逝世时为止。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是自身组织的涣散。所以国民党到台湾伊始便进行了改造。1949年5月, 蒋任命10名亲信组成临时小组, 研究党的改造措施。蒋所规定的改造原则为: 国民党为一革命民主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
3. 国民党对全社会实行政治领导。
4. 党员须信仰三民主义, 服从党的纪律, 执行党的政策。
5. 党员应包括农民, 工人, 青年和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士。7
改造后的国民党有三万个基层组织。党组织深入到台湾的村落, 政府单位, 学校, 企业和军队。农会, 工会, 商会和反共青年团都由国民党控制。在军队中还实行了政委制。1952年10月10日, 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党的改造, 并选出蒋介石推荐的中常委。中常委中无一人是台湾本省人。蒋本人身兼总裁, 总统和三军总司令。经过改造,
国民党享有了对台湾社会的全面控制。国民党公开实行一党政策。1949年生效的临时条款实际上剥夺了反对党的生存权。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成为国民党的傀儡。新的政党不得成立。1950年代末, 一些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内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出版了 自由中国评论, 鼓吹台湾的民主宪政。1960年, 其核心成员雷震企图成立中国民主党, 遭到国民党的镇压。雷震本人被判刑十年。8 其后,
岛上有组织的政治反对运动销声匿迹达10多年。党外无党, 党内无派。大陆时期的派别有的未跟随蒋去台湾, 有的被蒋介石在党的改造过程中统统消灭, 如CC系。蒋介石除了排除异己之外, 还刻意提拔其子蒋经国出任各种要职, 以加强控制国民党, 青年团和军队。国民党的高压政治使这一时期的台湾显得格外沉静。
尽管这是一个政治极权的时期, 但是国民党具有的其他一些特征决定了它日后的发展。首先, 国民党拥护私有制。其次, 国民党至少口头上不拥护阶级专政。再次, 此时的国民党实行了地方自治。最后, 权力集中及正确的政策带来高速经济增长, 为以后的民主化奠定社会经济基础。
1960和1970年代, 台湾经济快速增长。台湾中产阶级随着经济发展而兴起。地方选举造就一批台湾本省人的政治家。面对参与的压力, 国民党在蒋经国的领导下兼用镇压与政治收买和自由化的手法。
反对国民党的声音首先出现于1971年的保钓运动。这一最初反对美日勾结出卖我国领土的运动发展为批评国民党对外软弱对内专制的运动。国民党对此采取了容忍的政策。在七十年代的后半期, 美丽岛杂志成为反对派的中心。反对派成立了党外选举后援团。1979年12月10日, 美丽岛杂志在高雄组织示威游行, 引起骚乱。国民党逮捕美丽岛杂志的主要领导人, 并处以较重的刑罚。 但是, 另外一方面,
国民党开始实行政治自由化政策, 扩大民主选举。9
在1980年的选举中, 国民党与党外在幕后达成协议, 国民党将尊重反对派, 而反对派答应不公开宣扬敏感问题(台独)。10 党外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要求更大的个人自由, 结社自由和主要行政职位的直接选举。党外运动为反对派的组织化作出一系列的努力。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 国民党与党外又有默契。 但是国民党仍不允许反对党的正式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 国民党内发生重要变化。派别活动仍不允许。蒋经国的用人标准之一是所用之人缺乏派别背景。李登辉被蒋经国提拔为副总统就是因为李在台藉精英中是唯一没有派别色彩的。国民党内的重要变化在于该党的本土化。蒋经国对于国民党的本土化起了重要作用。就国民党中央常会的名单来看, 10届4中全会产生的中常委中, 台籍的中常委有谢东闵, 徐庆钟和林挺生三人, 11届1 中全会增加蔡鸿文一人,
11届4中全会增加林洋港, 邱创焕, 林金生, 李登辉, 洪寿南等人, 成为9人, 占27位中常委的三分之一。11 越来越多的本土人和年轻人被提升到领导岗位。自1970年始, 越来越多的台籍党员主持地方党部, 到1977年, 县市党部主任委员中近一半为台籍人士。蒋经国的亲信李焕在主管国民党组织部期间提拔了大批年轻, 有学识和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才。这批人中因有许多海外归国的学人,
因此被称为洋务派。此派可以陈履安, 关中, 郑心雄为代表。1987年, 李被任命为国民党秘书长, 预示着国民党内开明势力的壮大。12
五, 竞争民主时期 (1985年以后)
七十年代以来的政治自由化终于带来了1986年的民主突破。与其传统的镇压与收买的手法相反, 国民党开始主导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1986年3月, 蒋经国在国民党12届3中全会上宣布, 台湾实行宪政民主的时机到了。他任命12位中常委, 审查主要政治问题并草拟改革方案。为了使党外合法化,蒋总统亦指导国民党与党外领导人展开对话。
为了抢在国民党的前面, 135位党外领导人于1986年9月28 日单方面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这一作法与宪法临时条款相抵触。司法部对民主进步党提出指控, 政治危机一触即发。但此时蒋经国宣布, 戒严和党禁即将解除; 只要政党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不拥护共产主义和不搞台独, 就可以成立。民进党遂于11月召开代表大会并通过党章。13
1986年12月, 民主进步党与国民党作为两大主要政党同时参加全国大选。民进党赢得立法院12个席位和国大的11个席位。国民党分别赢得59和68席。1986年的选举显示, 以国民党为主导的竞争型政党制度开始在台湾成形。
1989年底的大选是解除戒严后的第一次选举。民进党取得合法的政党地位。许多海外的台独分子返回台湾试图参加竞选。民进党公开举出台独的旗帜作为竞选口号。民进党的竞选策略是使选民相信要使台湾民主化, 就要支持民进党。民进党强调要建立建基于民主自由之上的政治秩序, 要建立真正的民主, 保障公民的权利。此外, 民进党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
试图以"地方包围中央"的策略赢得选战的胜利。国民党的选举策略则着重于宣传国民党对台湾经济奇迹的贡献。选举结果, 在立法院方面, 国民党得72席, 民进党得21席, 其他党派和独立人士得8席; 在省议会方面, 国民党得54席, 民进党得16席, 其他7席; 在县市长选举方面, 国民党赢得14个, 民进党赢得6个, 其他1个。国民党虽然仍赢得多数,
但却是40年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民进党则获得明显进步。尤其是在立法院方面, 民进党比1986 年多得9席, 达21席。 这对民进党来说是一重大突破, 因为在立法院提出议案需要20席的基数。国民党承认选举结果, 并试图总结经验教训。此次选举显示, 竞争型政党制度在台湾得到确立。
1992年底的选举继承了台湾近年来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它再次显示台湾竞争型政党制度趋于成熟。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受到民进党进一步的严重威胁。民进党的选举策略趋于务实。台湾民主制度已成为明显的事实。
与此同时, 国民党内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经国于1988年逝世后, 强人政治结束。党内民主呼声高涨, 派别斗争表面化。起初, 派别斗争表现为新老代际与保守与革新派之争。党内老人疑惧民主改革, 害怕国民党失去其统治地位。其代言人是蒋介石的遗孀宋美玲。保守派试图剥夺李登辉的政治继承权。改革派则积极推动民主改革, 并以此主张争取在党内的更大权力。在国民党13全上,
以李登辉为首的新生代与革新派获得明显成果。李登辉获选为国民党主席。保守派的得票率低落。许多革新派人士进入中委会。中委会平均年龄为58到60岁。其中44%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14 大会的另一特点是党内民主得到加强。首先, 在出席大会的代表的选择上, 国民党做了民主的努力。中央试图尽量反映地方党组的愿望。国民党组工会要求代表的选择过程要比以往更民主和更具有代表性,
并要求大多数代表要由选举产生。组工会还鼓励党员主动竞选。其次, 传统上, 国民党主席独自提名中委会候选人; 而在此次大会上党主席提名180人, 普通党员也可提名180人。 参加会议者享有较大的发言权。
赢得对保守派的胜利后, 革新派分化为松散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主流派以李登辉和宋楚瑜为首。非主流派包括各种不满李登辉的人物, 主要成员有蒋纬国, 郝柏村, 李焕, 林洋港等。主流派将主要任务定位于稳固自己的权力; 非主流派则坚持党内民主的口号, 企图以此分享主流派的权力。两派在1990年2 月的临时中央全会上围绕着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方式而发生激烈冲突。
主流派主张举手表决。非主流派坚持票选。非主流派指责秘书长宋楚瑜操纵选举。最后虽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以99对77票通过候选人名单, 非主流派显示出强大实力。15
国民党的分化还表现在各种基金会的成立上。国民党内有实力的政治家纷纷成立基金会, 以支持自己的政治事业。主要的基金会有与李登辉关系紧密的国策中心; 以前任省议会议长高育仁为首的二十一世纪基金会; 及魏镛创立的前瞻基金会。而各种基金会中最具有派别色彩和政治功能的则为1990年11月10日成立的民主基金会。该基金会网罗了一批具有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政治家,
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基金会主席为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和组工会主任关中。他因承担国民党在1989年选举中受挫的责任而被主流派排挤出政治中心。在基金会1381位发起人中, 有53人是议员,270人拥有博士学位, 261人拥有硕士学位。此外, 该基金会还与工商界有广泛联系。16
为了整合党内, 李登辉不得不对非主流派做出一定的让步。因此, 郝柏村被任命为行政院长。然而, 两派的较力并没有结束。府院之争萌生。1993年初, 国民党内又因大选后内阁是否进行总辞而发生政争。虽然李登辉提名的新阁揆连战获得党内接受, 李本人却受到泛非主流的挑战。立法院内的新国民党连线决组政团, 角逐国民党主席的职位。国民党内的分化使民进党的势力愈行见大。 六, 国民党的作用
国民党经过三个时期的发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已不再是一个能严密控制社会和本党党员的极权政党, 而成为一个党外有党和党内有派的竞争型民主政党。如何解释国民党的转变呢? 社经因素和内外压力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从国民党在台湾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 国民党本身对于党的转变和政治民主化作出了努力。事实上, 国民党的许多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措施经常抢在反对党的前面,
而使之无用武之地。国民党13全以后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 台湾多数民众并不是嫌民主化进程过慢, 而是嫌过快。当然, 之所以近期发生转变过快的情形是因为国民党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未能做因时适宜的政治转变。
国民党官方认为, 台湾的民主化是国民党一贯坚持宪政民主建设的结果。虽然事实不尽如此,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确实便利了台湾的民主化。民主价值已为国民党所接受。例如, 蒋经国在1984年就承认台湾应当多元化, 民应当享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蒋逝世后, 台湾虽然呈现乱象, 国民党却未重新实行戒严。内已形成共识,
认为暴力示威和社会紧张只不过是民主诞生时的阵痛。国民党已把自己识为一普通的政党, 并乐于与其他党竞争。
作为国民党的主席, 蒋经国先生对于国民党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蒋经国平易近人。他经常到台湾基层去视察。 他青年时代在苏联共产制度下所受的痛苦经历对他的思想也有影响。这些因素使他的头脑比较开放。因此, 当台湾经济已经发达, 党内外民主呼声开始高涨之时, 他便能顺应时事,
主导民主化改革。他认为国民党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个人威望和权力使之能够阻止保守派对民主化的阻挠。他提拔的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和务实的革新派对于国民党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 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马英九便受到蒋经国的重用。李登辉也是由蒋经国一手提拔起来的。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持续不断也与李登辉主席的坚定的民主信念分不开, 尽管他的政治手法经常被党内的反对派批评为不民主。
就民主程序而言, 国民党逐渐实行了制度化。国民党就公职候选人, 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些领导职位的选拔和任命作出一系列的规定。提名已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了, 而是要基于初选的结果。17 在这方面, 党内民主派起了很大作用。国民党的决策已越来越依赖议会党团的支持。新国民党连线的存在是对党主席的有效制约。
除了国民党党内民主的程序化之外, 台湾整体民主政治制度亦逐步实现了程序
化。 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选举制度的建立和建全上。自50年代初便开始实行的地方自治使一大批台湾本地人进入政治舞台。反对派的势力也循着选举的途径被纳入合法的政治轨道。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因积累了几十年的选举经验而能顺利地进行相互竞争。
当然, 国民党乐于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可以继续其统治。有长期统治经验的国民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人员和物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国民党也因其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享有很高的声望。相反, 民进党当时没有执政的希望, 因为它内部的派别斗争严重地削弱了它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乐于向世界昭示它是一个民主政党, 而又不会丧失其执政地位。这也正是国民党敢于开放政党政治的原因。
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经验突显出有关政党政治理论的缺陷。萨托利的分类便利了我们对国民党从非竞争型向竞争型政党过渡的认识。按照他的分类,台湾现在的政党体制当为一党独大制。这种体制从根本上来说已是一种竞争型的民主政党政治体制。只是执政党仍拥有反对党所尚未具有的巨大实力。但是反对党享有合法的政治权利和地位, 及通过选举击败执政党并取而代之的可能。但是, 与萨托利的论断相反,
台湾政党体制在由非竞争型向竞争型的转变过程中并没有经历政治崩溃; 除了表面的乱象以外, 整体的转变过程是和平的; 并且, 这一转变是由执政党国民党主导的。这说明一党制在一定情况下是能够进行自我转变的。笔者并进而认为, 在由执政党主导的政治转型与转型的和平和成功之间, 存在着很强的关联。也就是说, 如果执政党能够进行自我转变的话,
整体的政治转型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是和平和成功的。台湾的这一经验为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树立了榜样, 为那里的政党政治的和平转变带来新的希望。
台湾经验也与亨廷顿关于一党制的分析略有出入。在台湾, 虽然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降了, 但我们也注意到实用和民主的意识形态获得民众和精英的普遍接受。其次, 在成熟的一党制下统治者并不一定象亨氏所说的那样顽固。台湾的统治阶层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得开明起来并容忍反对派的存在。执政党的开明与否端赖其内部的组成份子是否受过西方的教育和是否接受民主思潮。再次,
台湾的知识分子不是只论政不参政。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党, 并尽力在党内改革国民党。另有一些人加入了反对派, 为民主作出直接贡献。
台湾经验证实了麦克弗森关于党内民主的重要性的论述。没有党内改革派的兴起和国民党的民主化, 台湾的政治转型会难于实现, 或者转型过程不会如此顺利。其中的道理在于, 一个威权主义的执政党很容易将党内的专断搬到国家上去。党内民主做得好, 基层党员的意见可以得到充分表达, 人才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从而可以提高党的竞争力。 在这方面, 国民党有所改进, 但不可以说党内民主已得到充分实现。另外,
我们也可以从台湾的政治发展中看到, 党内民主化是整体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 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并不一定要通过党内民主才能实现。党内民主与总体的政治民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 国民党内的改革派促进了台湾的民主化; 另一方面,
台湾的民主化也反过来进一步促成国民党的党内民主和新派别的产生。民主化使选举机关和当选的政治家的地位上升。当选的党员在党内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对派别的排斥是建基于其作为执政党所占有的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的。而一旦这一统治地位受到政治民主化的动摇, 党内的凝聚力就下降, 派别活动就会发生。 因此有学者预测, 台湾将实现日本式的民主, 即在一民主体制下,
执政党内的不同派别轮流坐桩。18 在台湾, 国民党的民主化与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台湾的整体民主化。
总之, 国民党在台湾已把自己从一个威权主义的党转变为一个竞争型的民主政党。其勇于自我转变的意愿是台湾民主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笔者并不是说台湾的民主是国民党赐予的。其他因素也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台湾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为民主化创造出良好的环境。进而,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不是直线性的,
而是也有曲折。台湾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转变之中。国民党的党内民主也尚未得到充分实现。但是总的来说台湾已迈上了民主的不归路。台湾经验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带来了希望。尽管台湾现在已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 (NICs) 之列, 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 但其由贫穷发展为富裕, 由独裁发展为民主之经验, 则多少可为第三世界所学习。台湾经验显示, 民主化不一定导致执政党丧失政权。相反,
主动引导民主化进程则可能为执政党赢得威望, 尽管这种引导是一种相当复杂艰巨的政治工程。我们希望第三世界的执政党在条件允许的时机主动致力于民主化, 以便第三世界的政治制度平稳地过渡到民主制度。 注 释
9 李筱峰, 台湾民主运动40年, 台北: 自立晚报出版社, 1987。
11 沈卫思, "迁台以来的党内派系分合", 见杨旭声, 透视党内派系, 风云论坛出版, 1985, 页82。
正确认识中国的政党制度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就不民主吗？
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就不民主吗？
有人认为，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最民主，各国都应当照搬这种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当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第一，世界政党制度具有多样性，没有统一模式。任何政党制度都是本国政治发展的结果。它既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又符合本国国情。否则它就无法在本国生存发展。因此世界各国政党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多样性。即使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其政党制度也不完全一样。美、英、法、德和日本都各有其特点。尽管多党自由竞争、轮流执政是其共同之处，但是日本自民党也曾在二战后几十年中一党单独执政。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就和苏联有所差别。
第二，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模式具有局限性，并不适合所有国家。每个政党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依靠这些人的支持上台执政。这样赢得选举、上台执政的党，必然维护乃至偏袒其支持者利益，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和维护。由于利益攸关，各党及其利益集团都不惜血本进行竞选，结果必然造成竞争过度。政党因长期争斗而势不两立，社会因支持不同政党而分裂对立。这种民主模式在西方已有数百年历史，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但如果将其照搬到历史、政治传统和国情完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必然导致政党纷争、社会动荡和分裂。苏东剧变后一些非洲国家照搬这种模式，并没有带来民主，反而是混乱。
第三，中国的政党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政党制度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各民族党派的支持，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共产党推荐自己的一部分成员经过民主选举担任人大代表，同时，共产党广泛集中民意，包括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向全国人大推荐国家主席和政府、最高法院、检察院领导人员的候选人，以便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各级政府也依据同样原则选举产生。每届人大和政府都有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担任领导职务。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持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认真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建设，不断完善各项民主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一些地方试行县党代会的常任制和各级党代表的任期制，使其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发挥作用。近年来，积极推行基层干部公推直选，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和介绍方式，加大了党内民主选举改革的力度。同时，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决策制度建设。总之，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中国的政党制度依然体现了民主。这个民主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421.我国实行的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执政?
确切的说，我国不是一党执政，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的友党、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实行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2.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为什么不适合中国?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
政党是有阶级性的，任何政党都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这和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也是相适应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由两个或多个资产阶级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体现了人民选择的民主制度。而实际上，参与竞争的执政党是为了谋取私人集团更多的利益。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资源与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严重不平等，掌握较多经济资源的阶级与集团，必然要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通过对竞选规则的控制，媒体的运作、炒作，公众的信息接受等各种途径，影响进而控制社会公共权力，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种民主是虚假的民主。
评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好坏优劣，最终都要看其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协商代替了竞争冲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精诚团结、共同奋斗，从根本上避免了政党攻讦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维护了政治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如此，为什么要效仿西方国家党争频繁、互相掣肘、内乱不断、效率低下多党执政呢？
政党自从诞生起就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它们在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政治理念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人们通常依据一个国家政党制度的利弊得失和成败优劣去评价这一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因此，全面地考察世界各国优秀的政党制度，客观而又科学地总结归纳出一个较为普遍的衡量政党制度的标准，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政党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和构建政治和谐化社会有着十分重要意义。
世界各国政党林林总总，政党制度也是千差万别，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和另一国家完全相同。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一国的政党制度由其发展历史、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等具体情况所决定。即使相同类型的政党，但是它们的模式也有天壤之别。由本国民主革命历史发展而来的政党制度，因其适合本国国情，它们是本国民主革命在历史时期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在形成和发展中有着本国民主革命的烙印，符合本国实际国情和经济文化情况，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
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我国的历史发展趋势。民主党派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历史，曾出现过“朋党”的现象，但这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和政党现象在实质上相去甚远。1905年，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成为我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开始了我国政党制度艰难曲折的探索和实践历程。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 - 1 -
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中国人迈出了探索近代政治发展的步伐。中国近代第一个政党“同盟会”也诞生了，孙中山等人力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党治国”，但这些理念、制度最终因水土不服而夭折。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党逐渐在全国建立起一党专政的统治。由于这种一党制实行卖国、内战、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
代表和维护一小撮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的利益和特权, 违背了中国人民要求民主、和平、团结、进步的愿望,
不能反映并实现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和政洽参与要求。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才有了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发展。先进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共合作的又一次失败，国内阶级力量走向“两个极端化”的时候，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抗日救国，在国共两党之外成立“第三党”，并逐步形成民主党派。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形成提出了现实需求。同时，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合作者，在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政治民主等方面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吻合，他们在成立初期就有向工农寻求支持与合作的强烈的政治愿望，并在以后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经过比较、自觉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成为了与中共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他们以更加自觉的
态度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和衷共济，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汇聚了强大合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从而最终确立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凝聚力量的显著功能，能够为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发展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评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好坏优劣，最终都要看其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在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和坚强领导，保证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划和总体部署；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积极献计出力。这样的制度设计，实现了目标方向一致性和组织形式多样性的统
一、集中领导与广泛民主的统
一、富有效率与充满活力的统一。这一制度，能够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凝聚起来，最大限度地形成统一意志，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共十六大以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围绕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许多重大意见建议，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完善，已经成为比较成
熟的政治制度。但也必须看到，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不相适应、需要完善的方面。比如，如何建立健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机制？如何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民主监督方面的作用？怎样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如何进一步拓展政治协商的范围和领域？如何进一步创新政协工作的方式方法？等等，这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加以改进。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在团结合作和民主协商中得到加强，确保多党合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必须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充分调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各参政党作用。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自身优势和重要作用，广泛联系各界群众，及时反映社情民意，拓宽民主监督渠道，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中的重要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不断探索多党合作的新方式新机制。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推进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
同舟共济创伟业，薪火相传向未来。只要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促进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就一定会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