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部分内容刊出后，应读者要求，我们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决定将全书刊载出来。故未能按照原书顺序排列章节，还望谅解。

　　新浪网独家连载《新媒体征战》一书，此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以下为该书第三章《创业的痛》。

　　麦戈文为CCW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还有IDG先进的市场运作经验。1980年的《

　　1张昌平与贫嘴张大民

　　“抢”一片球场建一个“家”

　　1980年，电子情报所所长、CCW董事长张昌平虽然在谈判桌上表现得十分强硬，但在情报所内部，他却是一个十足的开放派。虽然部领导对这项合作十分支持，但来自所内外的阻力还是有一些的。

　　首先，将当时颇受欢迎的《国外电子技术》停掉，遭致了一些非议。那时情报所的全部收入，包括行政拨款和各种出版物的发行收入，每年不足100万人民币，而《国外电子技术》那时候每年也能带来数万元收入。还有人意味深长地指出：同美国人合作办报，这和情报研究的主业并无瓜葛，是不是不务正业？刊登国内有关计算机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是否会导致泄密？”；“这算不算搞资本主义？”还有人私下联想，“这不成了当年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的那个‘中美合作所’吗？政治上风险太大，不定哪天政策变了，必有吃不完的苦头！”

　　虽然协议注明合资公司的房产应由电子情报所提供，但情报所其实并无真正意义的房产。当时四机部情报所和四机部雷达局共同使用一幢简陋的二层办公楼。张昌平打起楼前那片球场的主意。当时球场属雷达局辖地，但张昌平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也要将球场“抢”过来！

　　张当时迫切的心情很像后来曾风靡北京四合院的电视连续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张大民无奈地瞄准了自家大院老槐树下那片空地那样的心情。不同的是，张大民最终为自己、自己的媳妇和他们未来的孩子搭起了一个窝棚，而张昌平找寻的却是情报所和IDG共同的“孩子”──中文《计算机世界》报的“栖身之所”。

　　张找到已升任四机部副部长的原雷达局局长欧阳文。欧阳文对张昌平的提议很重视，他特意召开一个办公会，说服雷达局将球场“让”给了情报所。张昌平不由分说地带领员工在这里“大动铁锨”，盖了一幢150平米的美国式平房，CCW自此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一年后，当张昌平应邀访美时，在波士顿IDG总部麦戈文的办公室里意外发现了自己与麦戈文的合影。在这张被放大的黑白照片上，张昌平和麦戈文正兴冲冲地拿着铁锨，从雷达局的球场上扬起第一铲土，为CCW奠基……

　　不过，到了2000年，经多方寻找，即使在中方的挡案库里也始终未能再找到这张照片。“我也未见过，仅见过一张麦戈文与众人在新建办公室前的合影。”熊晓鸽表示。

　　1980年10月28日，中美合资的中国版《计算机世界》报创刊号呱呱坠地。这是一份8开20版的报纸，其版面之多当时就堪称全国报纸之冠。这份标价1角6分的报纸1980年度只出了2期，1981年度才改为半月刊，全年订价3块8毛4分钱。b

　　头版刊登了四机部副部长刘寅、国家计算机总局副局长郭平欣、美国IEEE计算机协会主席冯泽云、IDG所属美国、英国、西德、巴西和澳大利亚《计算机世界》总经理或主编分别写来的贺信；第二版介绍了我国计算机工业发展的现状、相关的政策、方针以及国内IT业的一些简讯，其余内容大多为由美国版《计算机世界》所提供，介绍国外IT技术以及发展趋势的文章，包括小型机的评测报告等等。(配图片)

　　而刊载于13版，由《计算机世界》报记者尚木撰写的“计算机闯入‘红学’研究领域”一文，描述了当年6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华裔《红楼梦》研究专家陈炳藻先生，通过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统计研究，从而得出《红楼梦》前80回和后40回皆为曹雪芹一人所作的独特结论，此前，红学界一直认为《红楼梦》前80回由曹雪芹撰写，后40回为高锷续作。这个通过计算机技术所得出的新颖结论立刻受到了国内外其他红学专家的严重质疑。此文妙趣横生，由于涉及到脍炙人口的《红楼梦》，又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引出了颇受争议的结论，十分引人瞩目。

　　尚木其实是三个人，他们是《计算机世界》当时的三位编辑杨坤棠、汤宝兴和金长琴。1980年9月，三人踏着夜色采访了国内著名的红学专家曹开墉，在那间挤满了书的小小书房内，这位红学专家对新兴的计算机技术表现出了一种惊喜而向往的心情，但对美籍华裔陈炳藻先生通过计算机所得出的观点，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这篇文章由杨坤棠执笔。早在《国外电子技术》编辑部，杨坤棠便以文笔流畅优美而著称。这是《计算机世界》报所刊载的第一篇采访文章，也是《计算机世界》在创刊后将近8年的时间内所刊载的唯一一篇采访文章。

　　最初，《计算机世界》的编辑人员全部来自《国外电子技术》等编辑部，第一任主编李超云认为，当时《计算机世界》报无需设立记者的职位，也不主张编辑们自己去采写文章。80年代的《计算机世界》报更像一份杂志。

　　创刊号的广告由美国王安公司、曼哈顿公司、控制数据公司、凯尔康公司和环球集成技术公司等提供，皆由美国IDG联系推荐而来，其中，北京市半导体器件二厂和四机部电子仪器厂为率先看中《计算机世界》的国内厂家，他们分别在创刊号的第13和第15版刊登了半个版的广告。

　　当时中国的黑白电视尚未普及，但《计算机世界》报通过中央电视台所做的贴片广告，效果却意外的好。新鲜出炉，中美合资的《计算机世界》报，深受国内IT业界，特别是深受中高层产业界知识分子的欢迎。首刊刚刚推出，1980年年末，《计算机世界》报最初的订数便达到了18000份。

　　2001年，整整20年过去了，国内IT业界的第一位院士，80余岁的张效祥先生家里仍旧保存着当年《计算机世界》报的创刊号。王选院士在60、70年代，只看英文原版的专业媒体，但自从《计算机世界》创刊后，整整20年，他称自己每一期都要认真地翻看，以前只看产业发展的技术趋势，后来还要看管理理念，《计算机世界》已成为王选院士职业生涯中须臾不可分离的伴侣。

　　Compaq公司大中国区的现任总裁俞新昌，1983年时为中国HP公司的首任总经理，他当年看到中文《计算机世界》时的感受是“倍感亲切！”。俞新昌早年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求学时，便是英文版《计算机世界》的忠实读者，最近的20年，他又变成了中文版《计算机世界》的忠实读者。

　　《计算机世界》初创时，倪光南院士还在国外，他最初成为《计算机世界》的读者是从1985开始，当他在联想的前身，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担任总工程师期间。联想、长城等国内IT公司，自诞生之初，便自始至终与《计算机世界》关系密切。

　　20年后回首往事，无论82岁的郭平欣还是74岁的张昌平皆不约而同地承认，当年，若非麦戈文执著而热情地推动，有关出版中文《计算机世界》的构想，随时有可能夭折在襁褓之中。麦戈文的执著并非仅仅缘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很大程度上还缘于其建立全球性联网公司的庞大梦想。

　　3、1980年，谁敢从“事业”投奔企业

　　最早“下海”者的“考虑”

　　在情报所当时出版的《电子世界》、《电子科学技术》、《国外电子技术》和《电子学报》这几个刊物中，麦戈文最看好《电子世界》。一方面也沾着“世界”，看着有缘。另一方面，当初《电子世界》发展得最好，发行量已达70多万份，影响力最大。

　　但是，《电子学报》和《电子科学技术》皆系“文革”前由中国电子学会创办的刊物，文革中，电子学会的刊物被迫停办。“文革”后，电子学会委托情报所恢复办刊。1980年，四机部决定将《电子学报》、《电子科学技术》成建制地划归电子学会管理。这意味着仅仅《国外电子技术》仍旧归属由情报所管理。

　　有人主张将《国外电子技术》停掉，专心致志创办《计算机世界》，他们向张昌平建议：“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但这种声音立刻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认为停掉当时发行量已近3万份的《国外电子技术》，“实在太不值得。”但张昌平最终毅然决然下了决心，停掉了《国外电子技术》。

　　他不仅从《国外电子技术》，而且还从别的部门抽调了一批情报所最好的业务骨干，用以支持刚刚创立的《计算机世界》报。

　　根据汤宝兴的回忆，虽然张昌平很支持《计算机世界》报，但情报所的业务骨干们却各有所思。在1980年，去《计算机世界》报实质意味着一种风险。当时还没有“下海”一说，也没有人曾见识“下海”的好处，但很多人却首先本能地意识到了其中风险。

　　此前30年，大家一直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住房虽说不上好，但起码有国家“养”着，旱涝保收，不必个人操心。《计算机世界》报虽然拥有近13万美金的启动货币，和一座“抢”建的平房，却前途未卜。有人认识到，与情报所完全“断奶”，一旦管理不力、经营不善，报社员工随时有可能面临失业危险。

　　1980年，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大约为1：1.5，这13万美元投资仅仅意味着不足20万人民币，即使在当时，这个数字事实上也并非一笔非常丰厚的投入。

　　几乎在相同的年代，中国诞生了另一家中美合资经营的杂志《医药技术论坛》。大约3年以后，这份杂志在投资被耗尽的前提下，逐渐消亡了。

　　汤宝兴他们那时候认为：“选择《计算机世界》，便意味着自动扔掉了自己的铁饭碗。”但所领导后来也指出，其实，当时所里依旧给予这些员工以事业单位编制，各种待遇与所里其他员工完全一样，被派往CCW的员工实际并无风险。

　　当时北京已成立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合资企业，譬如，与欧洲人共同创办专事生产航空食品的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等等。并且，也有传说，因那里大多有着高薪的外籍员工，所以中方员工的工资水平也获得了相应提升，比国内其他国营单位员工的工资明显高出了一截。但谈判中，中美双方已确定，《计算机世界》将全部交于中方经营。这意味着该公司将不存在高薪的美籍员工。中方人员以后的待遇是否会像别的合资企业那样获得提升，这件事谁心里都“没谱”。

　　“我们虽然多番表示，绝不会让自己的员工失业，但许多人心中还是有些顾忌。”段学理后来回忆说。

　　根据汤宝兴的回忆，以陈明琨、李超云、杨坤棠等人为代表，当时在所里行政级别比较低，但业务能力也很强的另一些业务骨干是横下一颗心投奔《计算机世界》报的。“大家憋着一股劲，希望在这里闯出一番新天地。我们当时的首要目标，便是赶超当年发行量逾70万份，风头很健的《电子世界》。”

　　从1959年至1980年，20多年间，情报所的所级干部多由参加过抗日战争或者抗美援朝战争的转业军人担任，继季刚之后，张昌平也是少数毕业于著名高等学府，知识分子型的情报所所长，但他也拥有曾经在解放前浙江大学的前身之江大学从事过革命的地下工作，这样的“红色”资历。

　　当年从情报所投身《计算机世界》报的业务骨干，多为50至60年代毕业于高校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拥有较高程度的中文和外文水平，业务能力很强，个性也比较强。在80年代以前那些年的政治气候中，这些人一般皆为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被勒令改造的臭老九，很少能够有人被重点栽培，成为国家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1958年‘反右’，部里当‘右派’的比例一般是5%，单单情报所，那时候当‘右派’的比例高达10%。”段学理回忆说。

　　汤宝兴说：“像我们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在情报所看不到多少升迁的希望。其实很多人心里常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也知道去《计算机世界》会有风险，但对于像我们这样懂外语、懂技术又懂编辑的业务骨干而言，这或许也意味着一种机会。大家嘴上不说，但心里其实全都跟他们较着一股劲。再苦、再累，我们也要干出一翻事业来。”

　　被停刊的《国外电子技术》共计20多位员工，编辑室副组长李超云及组员杨坤棠、汤宝兴、金长琴和贺静华5人被派往《计算机世界》，其他人被分散安插到了所里别的研究室。后来，所里又陆续从其他部门抽调了陈明琨、赵春燕、杜海萍、刘雅英等人。他们当中最年长的是年已48岁的李超云、陈明琨，最年轻的则是20出头的王桐芬、李晴山和徐晓山等人。

　　4第一任广告部主任的风度

　　美国IDG跨越大洋，为中文《计算机世界》送来了最初的广告。当时，其内部设有国际市场服务部IMS(International Market Service)，部门经理名叫戴安娜。她拥有一头夺目的金色秀发。戴安娜送来的广告为初创的《计算机世界》解决了燃眉之急，带来的客户包括当时著名的王安电脑公司、CDC公司和阿波罗公司等等，不少公司如今早已告别“人世”。不久，IDG认为中文《计算机世界》的运营已步入正轨。戴安娜便不再赠广告。这个金发女郎转过身去支援IDG别的“国际弟兄”了。

　　54岁的张昌平安排金长琴成为《计算机世界》报第一任广告部主任。在《国外电子技术》的编辑中，金长琴是唯一改行专职“拉广告”的。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广告人”这个词汇，但不久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广告，这是电影演员陈肖依与她的新婚丈夫为华润洗发水所拍摄的广告。

　　金长琴感到受重视并且光荣。“说明领导相信我，同事也愿意支持我。”王桐芬20出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来自情报所另一个研究室。她是金主任唯一的手下。

　　1980年秋，第一次出门“拉广告”的金长琴48岁，在比她年轻10多岁的汤宝兴等人眼中，她“性格开朗外向，漂亮而且有风度。”金长琴生长于上海，20多年前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俄文系。不久前，她刚刚结束了为期半年的英语口语培训。这个训练是情报所自己组织的。

　　金长琴来到北京饭店。她直接进入饭店办公室，抄写与IT有关公司的联系人、首席代表姓名及电话。金长琴依据的通行证是“我很真诚”。那时候，敢于上门到涉外饭店做推销，气质不俗又懂英语的女性在北京几乎没有，从北京饭店直到建国饭店、友谊宾馆、燕京饭店、民族饭店以及后来的昆仑饭店、香格里拉，金长琴畅通无阻。

　　金长琴在北京饭店了解到IBM中国代表处有一位懂华语的美国人。从饭店办公室打电话预约，对方却不在。

　　“你上来吧！”电话中传来邀请。金长琴很犹豫，“我报了自己名字，又报了《计算机世界》，我想我必须上去，否则，以后我就完了……”那时金长琴的英语口语能力有限，囿于电话中简单的自我介绍与几句短语。

　　好在对方是一位日本人，英语对他也是第三国语言，俩人攀谈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用英语和外国人聊天……”“谈下来了！”金长琴自此有了信心。

　　金长琴胆子越来越大，常常不打电话便径直“闯入”国外IT公司的驻京代表处，“你们好，我来自《计算机世界》报社……”金长琴扬手展示手中报纸，用英文自我介绍，虽然当时大家并不知道这张报纸，金长琴却从未遇过闭门羹，“一次也没有！”她往往很快能达到目的，与人家首席代表聊上天。

　　国际IT公司的广告计划往往在每个财政年度的年初便已制订，所以金长琴有时候需要和人家聊上好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为《计算机世界》聊回广告。金长琴与其潜在客户聊天的内容是这样的：一般IT公司的首席代表都非常渴望了解别的IT公司，尤其竞争对手的最新举动，还包括一些市场方面的数据等等资讯信息。“您能帮我找到复印机市场的几个数据吗？”美国施乐公司的首席代表打电话找金长琴，描述了他的需要。“请半个小时后到我的门口，我会把复印好的资料带给您。”平常很注意浏览《计算机世界》的金长琴记得不久前刚从报上看到过对方想要的数字……在大家心目中，倚靠《计算机世界》报和IDG的金长琴成了一位热心的消息灵通人士。

　　1980年底，金长琴为《计算机世界》所争取的第一笔业务是国内的一家IT厂商给的，那是在河南郑州的一个IT展会上。但如今金长琴已经记不住这家IT工厂的名字，也记不住登载这个广告的确切日期了。20年来，当初国内的那些IT工厂，现在已经全部改朝换代面目全非无一例外。

　　1981年9月，金长琴从跟踪了近一年的美国宝莱公司“获得了《计算机世界》第一笔最大的订单，一共6个整版的广告，每月一版”……多年后，这家IT公司遭到了美国Unisys公司购并。

　　金长琴所接触的第一家广告公司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日本电通。她“闯”入东芝，“我看你很诚恳，但我们不直接投放广告。”日方首席代表将东芝与电通、与另一家北京本地的广告公司所接触的全部细节详细地做了介绍。他还推荐金长琴去找同样刚刚“登陆”北京的富士通。

　　“大家有好的线索都会告诉我。”金长琴人缘很好。“我做广告有个特点，我认为大家是平等的。我是赚你的钱，但你的回报将是千百倍的。”“我很自重，很看得起我自己：我是中国人，我不会因为你给生意做，就对你低声下气。”《计算机世界》虽然初创，“但我们的广告不能杀价，也不给回扣。因为必须对所有的IT厂商公平。”

　　大家熟了，有一次，美国CDC公司的首席代表问：“你这么卖力的工作，一定拿了很多分成吧？”

　　“我没拿过一分钱回扣。”金长琴用英语回答“国家富了，我就好了。”虽然工作上很有“闯”劲，但在思想上，金长琴还是宁愿相信她多年所相信的那些大道理。从此，这个金发碧眼的洋老头儿对《计算机世界》“特别尊重”。

　　1981年，报社购置了一部法国原装旧的标致车，“花了不到2万元人民币”。一位法国使馆的外交官，奉调回国前委托旧货市场完成了这笔交易。这部车可以坐6至7人，除供报社领导使用之外，每天忙着发行、印刷等业务。

　　汤宝兴后来奉命替报社选购了一辆日本原装的铃木牌150型摩托车，“花了大约1万元人民币”。负责出版业务，同时兼任报社美工的李桐光经常神气地驾驶这辆摩托车穿行于北京街头。那个年代，在北京能骑上这样一辆摩托车，是一件令路人艳羡的事情。

　　金长琴偶尔搭乘报社旧的标致车出去联系广告业务。更多的时候，金长琴会将主要供出版部使用的铃木牌摩托车抓过来“公干”。跨在由李桐光所驾驶的那辆铃木牌摩托车的后座上，“金长琴显得特别年轻富于神采”。从北京西郊的鲁谷出发，一路风驰电掣，行程近30公里，穿过长安街。往往在离北京饭店还差100米的距离，金长琴会叮嘱李桐光停车，自己从“摩的”上走下来，掏出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擦干净满脸的尘土，整整头发，理理衣服，装着刚刚从出租车上走下来的样子，《计算机世界》报第一任广告部主任金长琴步入北京饭店，去拜访她的客户。

　　作为广告部主任，金长琴的任期从1980年直到1987年55岁那年退休。1987年至1989年，金长琴被“反聘”了两年。“当《计算机世界》日子刚刚好过，工资刚刚涨上去”，金长琴却不愿再干，彻底退了休。贺静华从1987直到1995年，成为《计算机世界》第二任广告部主任，她的丈夫许金寿从1985年担任电子情报所所长，又从1988年继张昌平之后，成为CCW的第二任董事长，直到1993年。

　　贺、许两伉俪是CCW 21年历史中的一个特例。这家媒体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员工中有婚姻关系或者恋爱关系的，其中一方必须调离CCW。贺静华早年被派往《计算机世界》时，许金寿还没有进入情报所所级领导班子，不过只是一位普通的业务骨干。尽管如此，1990年，这件事还是曾在情报所员工中引起了一些“麻烦”……

　　5美国消息进入的渠道

　　早年，在CCW，汤宝兴和贺静华是英语口语翻译能力最强的两个人。汤宝兴毕业于上海外贸学院英语系。贺静华早年毕业于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学的是科技专业，被段学理派往对外贸易大学参加了3年英语专业的进修。1989年，从情报所被调往《计算机世界》，毕业于南开大学英语系的李良玉也曾为部领导做过英语翻译。1994年比尔盖茨访华，李良玉流利的英语和尖锐的提问，给予当时微软中国区总裁杜家滨深刻的印象。“在《计算机世界》，我最欣赏和敬佩的记者就是李良玉。”2000年7月，已改任C isco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的杜家滨说。

　　当IDG与情报所谈判，以及后来麦戈文访华，凡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一般由汤宝兴充当翻译。贺静华的任务主要是陪同麦戈文及麦太太、儿女等家人游山玩水。

　　根据赵春燕的回忆，最早，IDG会将最新的美国《计算机世界》通过航空邮件邮寄到CCW，这个周期约为半个月，翻译出来发表在中文《计算机世界》报上，周期一般会比美国迟滞1个月。来自IDG渠道的信息约占中文《计算机世界》50%的信息量；另外30%国外的信息，来自情报所的英文杂志《电子学》、《计算机》等等，赵春燕他们会定期去资料库浏览，然后编译成中文发表。王人杰当时受陈明琨的委托，也帮助从德文资料中编译过一些文章投稿。“是编译，而非纯粹的转载，所以就没有涉及版权的问题。”赵春燕辩解。

　　另外20%的内容来自国内。当时政府刚刚召开了计算机方面的748会议，中国不少厂商也在生产DGS100系列，PDP系列等小型机，“运算速度倒也不算快”。这当中包括前电子部15所和华南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还有南京734厂当时做的针式打印机，天津红星厂的打印机，北京电子计算机1厂的模拟机、2厂、3厂的小型机和微型机等等，这些信息都是赵春燕他们所关注的范畴。现在北京市政府信息办的华平澜主任当时就在北京一家基层的电子计算机工厂，与赵春燕他们有过接触。

　　那时候《计算机世界》的定位是“拥有大学一年级以上知识水平的人。”目标是“在中国，凡是有计算机厂房的地方就有《计算机世界》”。后来这句话又被发展成“凡是有计算机公司的地方就有《计算机世界》。”这个理想大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便由陈明琨他们亲手变成了现实。只不过到了90年代末期，有计算机公司的地方不仅有《计算机世界》，还有了它的一大堆竞争对手。

　　赵春燕后来成了CCW副总经理、《计算机世界》副总编辑，直到1995年年底退休。

　　根据汤宝兴的回忆，CCW与IDG利用航空邮件交换信息的方法后来很快被电传技术所取代。1981至1983年，中方传给美方的信息一周一次，由汤宝兴和贺静华轮流去到北京西单的电报大楼，自己在电传机上敲字，偶尔要敲一个多小时，一般半小时足够。美方传过来的信息量更大，周期也更密集，前电子部对外接待司被说服代表《计算机世界》接受IDG从美国传来的IT信息。电传时间一般选在北京的夜晚，对方则在白昼的工作时间。那时候，来自IDG的消息常常整夜整夜地占用部领导的电传机，“最长的纸带长达10多米”。

　　1983年，CCW掏钱购买了自己的电传设备，也包了中国电信的电传专线，每月约需数百元人民币。

　　1987年，CCW购置了传真设备。但国际长途当时还必须经过电信总局的总机转接。

　　1994年，CCW包了中国电信的ChinaPAC专线，再往后，渐渐地又有了国际直拨电话IDD。

　　1996年，CCW与IDG开始利用Internet交换信息。只需输入一定的密码，已升任《计算机世界》报副总编辑的李良玉及其下属，由报社国际部主任文玲菲所带领，负责该报国际新闻的编辑们，均可通过Internet，到IDG的国际新闻库中去自由选择报社所需要的IT资讯。

　　自从Internet出现，CCW与IDG的联系虽然便捷了许多。然而，与此同时，不仅国内那些已经获得IDG或ZD品牌授权的IT报刊可以通过Internet到美国了解最新、最先进的IT资讯，而且，那些并未获得IDG或ZD任何著名国际品牌授权的IT报刊，大众报刊IT版，也获得了与CCW同样便捷、开放和平等的渠道，可以随时了解国际IT市场最前沿的市场与技术资料。

　　Internet革命性地填补了中美两国人民在占用国际资讯方面的深沟巨壑。也使IDG带来的，《计算机世界》等等CCW的系列出版物所获得的有关国际IT资讯信息的渠道逐渐变得平淡无奇，不再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

　　金长琴虽然能干，但当时《计算机世界》不高的名气和IT市场的现实，远不能为CCW创造当年投资当年便赢利，营业额连年翻番的业绩。“陈明琨想了许多办法。”王人杰回忆说。那时候社会上刚掀起学英语热，邓丽君热、李谷一热、《军港的夜晚》热等等流行歌曲热，CCW购置了录音机，用来代客翻录英语或音乐磁带，再适当收费，“对所里员工适当有个优惠”。

　　CCW还帮助一些国外的公司、或外国政府的驻京机构翻译商务资料。“根本就不是报社应当做的事，但那时候《计算机世界》也做了，什么事都干过，陈明琨非常艰难。”王人杰说。一家东德公司有一些商务方面的宣传资料需要做翻译，陈明琨还曾找王人杰帮忙。那时王人杰在所里另一家情报研究室担任业务骨干，陈明琨最早曾是王的室主任。

　　当年国内的印刷厂缺乏精美印刷的能力，所以“我们经常利用CCW所拥有的美元和在国外进行精美印刷的渠道，带客去做精美印刷，这样利用美元汇率的差异，我们还可以合法地获得不少收益。”汤宝兴说。除了代客录音、代客翻译以外，陈明琨还曾代客复印、代客做发行，甚至代理南京一家军工厂720厂在北京销售蝙蝠牌电风扇等等。

　　利用IDG和电子情报所自身浩瀚的资料库，陈明琨编撰了计算机方面的专题文摘，为广告客户提供增值服务，也试图以此赢利。“他把以前在情报所多年积累的本事全使出来了。”石怀成说。

　　“我们还出版了不少与计算机有关的图书，谈判的技巧等等，不过基本没赚到钱，渠道不太畅通。”汤宝兴说。后来，陈明琨等人在前电子部内部的通讯录上查出了国内半导体厂家的电话，于是分头东西南北的出差，“拉广告”，编撰了一本主要依靠广告收入的《半导体器件应用手册》。“挣了好几十万元人民币。”

　　最早的《计算机世界》报使用铅字排版，每期报纸有20个铅版，每个铅版重达20公斤。报社的年轻编辑汤宝兴、李桐光等人，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些铅版的搬运工。他们首先需要从西郊的情报所印刷厂将这些铅版从二层楼搬运到楼下的一辆解放牌卡车上，然后，无论数九寒冬，还是曝日下，汤宝兴和李桐光等人都必须登上这辆敞蓬卡车，“护送”《计算机世界》的铅版来到30公里以外，北京南城的中国体育报社印刷厂，再将这20块铅版从敞蓬卡车上，搬运到位于3层的印刷车间。这种大汗淋漓的劳动工作极大锻炼了《计算机世界》编辑们的身体素质。此事证明脑力劳动者常常参加一些体力劳动工作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这个每周一次的劳动锻炼一直持续了10年，直到1990年汤宝兴45岁那年才结束。

　　不过《计算机世界》最初的几期报纸还是在情报所的印刷车间里付梓的，第一任主编李超云在印刷设备前彻夜守侯。12月的一天，汤宝兴被李超云差来的工人从凌晨2点的睡梦中唤醒，原因是印刷设备出了问题。汤宝兴起身，摸黑骑车10多公里，从鲁谷赶到万寿路，砸门，像别人唤醒自己那样，唤醒那个工人。工人态度很好，俩人再骑车掉头赶回鲁谷去找李超云……那个年代，普通的北京人还没有电话，交通工具主要也是依靠自行车。赵春燕她们即使去到30公里以外的清华大学约稿，也照样骑车“长驱直入”……

　　《计算机世界》报初创时期对于报社普通员工意味着一段艰苦的日子，但对于报社的管理层，对于第一任“总编”和“社长”而言，那一段日子不仅艰苦，而且痛苦。

　　1999年，IDG在美国的风险投资回报率达到了600%，不过在中国的回报率却仅仅为

　　41%。当然这个数字和业界平均30%的回报率相比，已堪称杰出。对于投资失败的部分，麦戈文认为，主要因自己所投资的管理团队不能很好地合作，管理团队刚开始还能在一起合作，但时间长了，却不能一起合作，没有办法很好地实现计划，从而造成公司经营的失败。

　　管理团队之间的内耗，是造成公司效益滑坡可怕的病垢。稍有不慎，它还常常会演变成一种致命的毒瘤，最终将那个生机蓬勃的团队推入灭顶之灾……不幸的是，刚刚诞生不久的CCW媒体公司年轻的肌体之上，很快便衍生出这样的一只毒瘤。

　　7第一任总编与社长的“战争”

　　1984年初秋的一个傍晚，CCW媒体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情报所所长张昌平，以及段学理、许金寿等所里的高层干部，正在会议室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忽然，有人破门而入。闯入者是《计算机世界》报的第一任主编李超云。他满面通红，激动地大声说道：“我没法儿跟他干了！我再也不能和他共事了！我受不了！我不干了！……”

　　CCW初创之际，董事会任命陈明琨为CCW的第一任总经理即《计算机世界》报社社长，李超云为《计算机世界》主编。《计算机世界》报最初未设立总编的职位，主编的职能即相当于此后的总编。

　　那些日子，李超云与陈明琨之间经常发生的抵牾全部源于有关报社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譬如，初创时《计算机世界》报订价很低，有关涨价与否的问题。起初，8开20个版面的《计算机世界》报每期定价0.16元。1984年，《计算机世界》开始有了一些名气和发行量，陈明琨就要为《计算机世界》涨价。因为他是总经理。总经理自然要追求经济效益；但李超云坚决反对。李超云作为报社主编，担心涨价会降低发行量。主编当然更看重这份媒体的影响力。所以李超云“坚决反对”。

　　平日，陈明琨扭不过李超云，于是趁李超云去外地出差之时，悄悄将《计算机世界》报订价涨了上去。李超云回到报社时，木已成舟。他非常恼怒。其实，从后来报社发行的客观数据来看，1984年的这次涨价并未影响《计算机世界》的发行量。

　　有一次，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届大型计算机展览会，《计算机世界》报在那里租用了一个展台。一家国内IT公司提出将自己公司的技术资料拿到《计算机世界》报展台上销售。陈明琨认为那是别人的宣传资料，不应该由《计算机世界》报拿来公开叫卖，但李超云觉得“没有关系”，属于顺手之劳，还可以附带为报社增添收入。他不仅坚持将这些资料拿到CCW展台，而且执意卖了出去……果然为报社创了收，但陈明琨非常不高兴。

　　陈明琨和李超云当年的抵牾全都诸如此类，一些非常具体的工作问题。不同的是，在后来的俩人的争执中，总经理陈明琨的态度日益强硬，主编李超云越来越感到自己“受不了了！”。

　　那天傍晚的冲突，大约是为了在一份文件上是否应当加盖《计算机世界》报公章这样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被激怒的李超云径直闯入张昌平等人的会议室……

　　第一任总编辑“下岗”

　　面对怒气冲冲、破门而入的李超云，由CCW中方董事长所主持，情报所最高层领导的会议被迫中断，在场的人无不感到震惊。没有人说话……片刻的沉默之后。张昌平说：“不干就不干，离开谁地球也照样转。”张昌平话音不高，但听起来很刺耳。

　　会议继续进行。李超云退出。他来到会议室隔壁的房间，当场起草辞职报告。20分钟后会议结束。段学理、许金寿等人过来打圆场。段认为陈、李二人的冲突完全是为了工作，并无个人恩怨，但俩人沟通不够，“李超云性子急，陈明琨却是慢性子，属于性格冲突。”俩人的矛盾，所里其实已调解多次。段、许要求53岁的李超云收回辞职报告。李超云坚辞不肯。他要求张昌平首先收回他所说的话。然而，59岁的张昌平与53岁的李超云同样固执，他认为自己的话没错：“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口说的，离开谁地球照样转。”他决心磨一磨李超云的锐气。

　　张昌平很早便已开始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阅历丰富，工作作风一贯干脆并且强硬。其实，张昌平内心对李超云的业务能力和敬业精神是认可的，但他也冷静看到，自己无论如何不能纵容其冲动而幼稚的工作作风。

　　1984年初秋，《计算机世界》报社第一任主编李超云就这样匆忙“下了岗”。由报社内部一件小事的争执，突然酿成一个如此重大的变故，这是所有当事人始料所未及的。

　　事实上，中国《计算机世界》报社从诞生之初，便全面沿袭了美国IDG集团的经营模式。董事会为报社的最高层管理机构，而由董事会所任命的总经理负责实施由董事会所决定的重大经营决策，负责报社日常的全面经营业务，总经理即社长的位置高于总编辑。总编仅仅是一位高层的编辑管理人员，是总经理在经营编辑业务方面的一位高级助手。

　　但是，在报社内，总编辑与总经理绝非同级，从其诞生之日开始，其董事会便明确规定，总经理为报社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总编辑的位置从属于总经理。

　　《计算机世界》报是一家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媒体公司。其文化氛围迥异于情报所那样的国家企事业单位。在国家的企事业，几乎人人以为自己是这个机构的主人翁，而不似后来的公司员工那样人人懂得只有“老板”才是真正的主人翁。当时李超云之所以敢一而再，再而三，不仅忤逆总经理意志，而且屡屡公开向其权威性发起挑战，便与其早年所养成主人翁意识分不开。此外，李超云为《计算机世界》报做出了许多奉献，吃了许多苦，有的时候劳苦功高反而容易助长人们高估自己的重要性，这也是人性的普遍规律。

　　李超云屡屡“犯上”，却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因此而离开《计算机世界》报，离开那些同样来自情报所，朝夕相处了几十年的编辑部同事。

　　1984年末，张昌平从情报所所长的位置退了下来，他不必再过问李超云的事。1985年1月，李超云正式离开CCW。此时李超云已经53岁了，从1980年到1985年，《计算机世界》是其有生以来所迎来的第一次机遇，他几乎为此倾注了所有心血，而5年之后，当《计算机世界》刚刚开始具备一定的影响，李超云却失去了他的位置，此时的李超云似乎已经很难再找到类似的发展机遇……李超云首先希望张昌平能挽留他，但他和张昌平之间没有找到合适的台阶，让两个骑虎难下的人都不至丢面子，李超云接着希望看到由于他的离去给《计算机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他没有看到，陈明琨经营得很好。

　　张昌平以及继任情报所所长的许金寿，都曾经希望将李超云安排到《国际电子报》担任主编，李超云也希望，李超云兴冲冲地准备奔赴《国际电子报》就任，产生了很多美好的想象，在李超云还是《计算机世界》主编时，《国际电子报》筹备组曾经向他表示：“我们那里就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但李超云真要来了，《国际电子报》又提出：“主编的位置应当轮岗，轮岗期约为两年……”李超云最终向许金寿提出不愿去《国际电子报》，许金寿一直不清楚李超云不愿意听命的真实原因。

　　李超云最终去情报所教育处做了一名英文教员，这是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还可以不用坐班。李超云53岁的心伤痕累累。

　　1985年4月，李超云接到了原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信息处捎来的消息，说有事面谈，已经53岁的李超云有些心灰意冷了，直到信息处第三次捎来消息，李超云才去见了一面。

　　信息处给了李超云三个选择：第一、就任信息处副处长；第二、就任中国计算机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第三、当时信息处办了一份内部刊物叫《计算机信息》报，已经做了半年，四开四版，发行量数千份，李超云可以做《计算机信息》报主编。

　　李超云要干报纸，不愿意当官，李超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当总编，他在《计算机世界》做的是主编。李超云的这个机会，是CCW媒体公司副总经理赵春燕帮助联系的，她同情李超云的遭遇，想帮他一把。

　　除陈明琨外，谁也没将内部小报《计算机信息》放在眼里，但陈明琨认为《计算机信息》将来有可能成为《计算机世界》的竞争对手。陈明琨去找张昌平，张昌平哈哈一笑，说“由他去吧。”陈明琨又找到国家计算机总局李瑞局长，称业内一家媒体便足够了，不需要两家。李瑞是《计算机世界》报的忠实读者，每期必看。陈明琨说服了李瑞。《计算机信息》被深藏于内部发行5年。

　　1990年，李超云终于等来了《计算机信息》更名为《中国计算机报》，并拿到全国统一刊号；1993年，《中国计算机报》争取到了IDG的支持。李超云曾经发誓要用《中国计算报》超过自己参与创办的《计算机世界》。

　　李超云的离开未对CCW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李超云的痛苦却对陈明琨本人造成了负面影响。报社内部，李超云的同情者，抱怨陈明琨更加“独裁”，也更加没有制约因素了。

　　今天，李超云已经69岁了，他依然是《计算机世界》在IT行业内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计算机报》的总编辑。对方任命他为该报的“终身总编辑”。

　　8　逾越1个亿的顶峰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媒体当中，影响力最大，最“火”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入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划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包括《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及文摘类报纸，除国家拨款之外，其主要收入源自读者订阅费用。那时候中国企业基本还没有建立做广告的概念，中国媒体也从未想过通过广告来创收。但麦戈文却主张将中文《计算机世界》报的订价订得很低。16开20个版面的《计算机世界》报从1980年10月28日，创刊的第一天开始，便已成为全中国最“厚”的一叠报纸。当时的大报《人民日报》、发行量数百万份的《参考消息》也不过仅仅只有薄薄的4个版，《计算机世界》从一开始亮相，便比当时中国其他的186家报纸都要“厚”。

　　麦戈文声称该报的营业收入将主要源自广告而非发行，IDG在经营和管理方面所带来的一整套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前卫的。

　　从陈明琨开始，CCW媒体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开始接二连三地受到IDG邀请，到美国或者欧洲等地，考察IDG在这些地方所经营的IT媒体，接受IDG为内部经理人所主办的高级出版人培训班。

　　可以说，自CCW诞生的第一日开始，中国人便积极、开明、也很虚心地将IDG的经验和资金“拿来”。“拿来主义”虽然很奏效，但彼时中国的IT市场毕竟刚刚起步，百废待兴，许多迹象表明，陈明琨所表现出的经营能力，受到了CCW的股东，尤其是美方股东麦戈文的特别赏识。

　　由于CCW上缴的利润逐年递增，电子情报所每年为所里员工所发放奖金的数额也开始从每月5块、10块到20、30块这样逐渐涨了上去。“从CCW的身上，我开始懂了什么叫企业，企业就是为国家挣钱的，而事业单位，则是为政府服务，花钱的。”王人杰后来说。

　　CCW虽然从第一年就开始赢利，但真正形成规模，还是自1985年年收过百万之后开始的。那时候，《计算机世界》报的年营业额逐年跳跃式增长，从未例外，到1988年年底，当第一任总经理陈明琨离任时，报社员工的平均月收入已达700元的水准，而当时情报所员工的月平均收入却仅仅只有100多元。

　　许金寿与陈明琨俩人捧着饭盒从食堂走出来，边吃边聊，他们顶着烈日，绕着食堂，转过来，转过去……许金寿最终认为陈明琨表面上对自己所提的意见连连称是，可一转身，他便继续我行我素……

　　在许金寿看来，李超云的“牺牲”，并未使CCW管理班子不团结的状况得到改善。许金寿认为陈明琨仍然缺乏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并认为，在李超云和陈明琨的冲突中，陈明琨应担负更多责任；而报社经营业绩连年增长的原因大多并非来自报纸本身，而是来自其他方面。

　　总之，许金寿认为，陈明琨虽然具有突出优点，但“他的管理水平和能力已不适合继续担任CCW总经理一职，更适合做《计算机世界》报主编。”

　　1988年，已任CCW董事长2年的许金寿正式做出了他的决定。麦戈文默然于许的这个决定。他一直缄默了9个月，直到中方再三坚持，副董事长麦戈文才最终妥协。毕竟在CCW的5人董事会当中，中方据3席。陈明琨并没有去担任《计算机世界》主编。他选择了离开。

　　从1980年9月CCW创办到1989年1月离任，陈明琨所带领的CCW创造了当年投资，第一个财政年度便宣告赢利，三年令中美双方投资者收回全部投入的奇迹。这不仅是中国IT和传媒行业的奇迹，在世界IT媒体发展史中，也是罕见的。8年间，CCW的营业额从零起步，营业规模达到了900万元。

　　关于陈明琨为何被免职，相关人士各持一套说法，其中有些颇具文学色彩的版本，本书未能引用。但许金寿、李超云等人所公布的版本，本书将尽力原汁原味地予以体现。

　　“陈明琨这个人很有才，也是情报所‘老人’了。个人工作能力，包括俄文、英文都不错。创办初期主要靠他策划、运作，把报纸筹办起来。这个人不仅有主意，肯干，好多事情都是亲自去做，譬如抓新闻报道，划版，在创办初期，条件那么艰苦，他凝聚了大家，把工作做得不错，使报纸有了眉目，在业界产生了影响，作为第一任总经理，他功不可没。”“不过，《计算机世界》真正有了大发展，还是在后来。”申瑶评价。

　　申瑶最早也是电子情报所的业务骨干，曾跟随段学理参与同麦戈文的谈判，后来，被调往电子学会。1982年，申参与创办《中国电子报》。1984年，这份报纸被“升格”为前电子工业部的机关报，申任总编室主任。

　　回CCW首先是申瑶自己的意愿，“我愿意到《计算机世界》做个记者，或者当总编也行。”申瑶说。“如果说请你做总编辑，我们就不请你回来了！”1988年，许金寿正为CCW物色第二任总经理。

　　这里不得不提一提陈明琨被免职的另一个重要版本：作为中美合资经营媒体的总经理，据说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陈明琨与美方关系的密切程度已逐渐胜过了与中方的密切程度。而中方在CCW中始终处于控股的地位……这种说法符合商业规律。对于任何一家商业公司而言，在资本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投资方，一定会竭尽全力推举一位对己方绝对忠诚，毫无二心的经理人。在中国进入WTO之前，“忠诚第一，能力第二”，这不仅是一些不能给出足够富于竞争力高薪的中国企业所信奉的一个准则。而且，实际上，即使一些国际大企业，也持类似观点。典型的例子，譬如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公司美国GE。

　　至于为什么在一些重要的当事人看来，与电子情报所的同仁们相嚅以沫30年的陈明琨，对于美国IDG的忠诚竟会超过对于情报所的忠诚？这绝不是由于IDG更有钱，在国际上更有名，或者更有势力……如果探悉人性最深最根本的层面，或许，这一切仅仅缘于一种宿命……没有人能够抗拒自己的命运……贝多芬也不能……贝多芬的音乐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给予人类以震撼，就在于他能够从中揭示人类在与自己命运争斗的过程中，那种明知不能而欲能，一种挣扎缠斗的悲剧性过程……

　　这种宿命的力量不仅支配了陈明琨的职业生涯，也同样影响了许金寿的职业生活……

　　申瑶上任的第一年，即1989年财政年度，《计算机世界》的营业额突破了1000万元。所领导普遍感到相当满意。

　　“我们大家的思想解放一点行不行，不要以为1000万我们就到达顶峰了，《计算机世界》的营业额有没有可能突破一个亿？”当时情报所一位副所长，CCW媒体公司的中方董事张秉哲在1990年所里年度的干部会议上说了这番话。

　　“大家思想很震动，我们第一次想，为什么不可以？”那时的王人杰副所长后来回忆说。

　　虽然1990年的《计算机世界》报，在业内已有了相当的影响，因IDG提供的资源，那时候，这份报纸是国内IT专业人士了解国外先进的IT资讯，一个最快捷、最系统、最权威可以说基本上也是唯一的一个渠道。“IT人离开《计算机世界》基本就没有办法工作。”申瑶说。

　　虽则如此，但是从版面上看，作为一张报纸，《计算机世界》还是很不象样的，它更像一份国外最新IT资讯的汇编材料，信息周期大约比美国落后14天到1个月，那时候这已经是最快的了。但从外观上，这份报纸更像一份内部简报。申瑶第一次主张“要按照新闻规律来办报，把新闻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计算机世界》的消息，从这时开始强调“本报讯”的讯头，也开始抓新闻采访，深度报道。花了很大力气，申瑶将《计算机世界》从简报的样式，做成了一张比较符合新闻规范的专业报纸。

　　其版块也从以前仅仅新闻与技术两个版块，陆续增加到了市场版、国际版、网络版以及软件与编程版。版数从50、60版增加到了200多个版。如此“厚”的报纸，无论在当时还是1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没有第二家。许金寿和申瑶那时候成了新闻出版署的常客，每每为了扩版的事到那里去说明情况、递申请。“《人民日报》才8个版，《计算机世界》”凭什么要这么多版？“外界也有许多不理解，但时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梁衡等人，却对《计算机世界》非常支持，”我们把这份中美合资的媒体看成中国新闻改革的试验田，应予支持。“

　　在申瑶看来，自己为CCW所做最重要的工作还包括培养并引进了一批人才，并且不计工本的培养。申瑶曾力促CCW出钱送其中的部分年轻人去人民大学读新闻硕士(在职学习)。”我认为自己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当我看到一个人是人才的时候，我能打破常规把他引进来。高丽华就是一个例子。现在的许多骨干都是我一个一个挑来的，譬如刘九如、熊伟、陈梅、郭林霞、李明霞、蔡光普和黄盛萍等人，都是我挑来的……“

　　在申瑶的眼中，第二任董事长许金寿的工作特点是：”大事管得很清楚，你必须向他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