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神灵和鬼怪 - 搜狗百科西藏的神灵和鬼怪
的神灵和鬼怪 （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 着李新宇：思想家与鬼怪神灵
我的图书馆
李新宇：思想家与鬼怪神灵
思想家与鬼怪神灵　　1、从“迷信”与“不迷信”说起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部分，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代新人知识的残缺和精神的偏瘫。这当然是教育的结果。主流媒体和教科书在不可抗拒的强力之下进行种种遮蔽和改写，就不必说了，即使是一般学者和作家著述，也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习惯，言说之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过滤，去掉一些东西，结果就使得传递的知识不再完整。这一切，并不限于敏感的现实政治话题，而是表现于方方面面。　　之所以想到上面这些话，是因为我本人就是这样，许多行为需要反思。前段时间，于看学生论文之余，竟然系统检查了一下自己二十年的文件夹。我是1992年开始用电脑的，用的第一台电脑是“286”，而汉字输入系统则是“CCED”，后来则用“WPS”，再后来才用“WORD”，那大概就是1998年的事了。用电脑的好处， 就是凡敲进去的材料， 都丢不了，而且可以建立一层又一层、 一个又一个的文件夹：每年的文稿一个文件夹，文稿又可以分为论文、随笔、散文等不同的文件夹；每一本书都可以单独建一个文件夹，而且一稿、二稿、三稿，原稿、出版稿，都可以成系统地有序存放。不过，文件夹多了，有的就常常会被遗忘，轻易想不起去翻翻它。尤其是已经出版的著作。　　这次系统检查，从那些已经出版的书的文件夹中找出了许多“下脚料”。这些材料大多很有意思，所以当时写了，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在发表和出版时删除了。舍不得丢，就作为那本书的“未用稿”存放着。比如，在写《盗火者严复》时，我曾把严复信神、信鬼、信命运的事写了进去，但在交给出版社时，还是把它删掉了。在《现代中国的知识界》中，写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情况也是如此，许多材料都放入了“另册”。之所以这样自觉，主要并不是怕审稿通不过，而是考虑到当下的读者，大多数都已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对那些内容会感到不可思议，并认定那是“迷信”。而一旦涉及“迷信”，即使是严复、 梁启超等人， 形象也似乎要减色的。 关于这一点，我是由亲身感受得来的。一次，与一个很有学问的朋友喝茶聊天，谈起清末民初的思想者，不知是什么东西的诱发，我竟然滔滔不绝地说了严复梁启超等信鬼神并与之交往的事。不等我说完，朋友即答话说：“那代人从传统中来，自然留有许多局限，他们迷信……”这答话让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没有为话题找到合适的对话者。于是不再讲，也不必反驳，只是在心里嘀咕了一句：是那代人的局限还是这代人有了局限，还不一定呢！　　其实，“迷信”之说颇为复杂。有一个道理不难明白：人要有出息，首要条件就是不迷信——不迷信权威，不迷信经典，不迷信传统。当代中国一直在“破除迷信”，从五十年代到文革时期，不准敬神，不准祭祖，最后连家家户户的祖坟也都刨掉了。所以，时至今日，中国人大多心中无神明，不信天堂也不信地狱，所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可是，这不迷信似乎与有出息并未联系起来，人们常常叹息当代中国无大师就是证明。不但没大师，甚至连一般的思想能力都萎缩得不成样子。大脑仍然存在，看上去也能运行，却只能像电脑一样在设定的程序之下运行，而没有真正开拓和创新的能力。相比之下，倒是知识界仍然存有许多“迷信”之局限的清末民初，倒是不乏大师级的人物。　　这是怎么回事呢？病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却与“迷信”或“不迷信”有关。仔细想来，当代中国人的“不迷信”或许正是一种迷信。这迷信不是表现于相信鬼神灵怪，而是表现于在没有任何研究也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可以盲目地不相信。而这不相信，暴露的却恰恰是另一种迷信——对“唯物”或“无神论”的迷信。　　在鲁迅研究的课堂上，我曾讲到，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与他的家庭文化环境有关。而这家庭文化环境，不仅是让他熟读了十三经，而且让他了解了各种民间文化。当年的绍兴新台门周家，虽是世代诗礼官宦之家，却并非儒家的忠实信徒，而是家中儒道佛并存，这让幼小的周樟寿从小就在名义上出家当了和尚。在这个家庭中，他接受的知识杂七乱八，懂得了那么多的禁忌，知道了那么多神怪，面对的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的弟弟周作人自信前生是个和尚，这并非无缘无故的奇思怪想，因为那个化缘的老和尚的确是不顾守门人的阻拦而闯进了周家，的确是进了少奶奶的房间，人们看到他进去了，全家人到处找，却再也没有找到，这时周作人诞生了。像这样的故事，怎么解释是个问题，对周氏兄弟的成长会有什么作用，又是一个问题。　　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也许没有坏处。试想，一个孩子从小面对的是一个一目了然的世界，一切都有标准答案，会形成什么样的思维？一个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人、神、妖怪并存的世界，这个世界神秘莫测，会形成什么样思维？培养机器人，当然不能输入杂乱的程序。　　考察一百年前的知识界， 考察那些文学、 思想和学术大师， 可以发现一个现象： 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之后那一代，许多人都很“迷信”，绝不唯物。但这一切，并未影响他们讲科学，更没有影响他们成为思想和学术大师。　　2、严复论神灵　　严复是《天演论》的译介者。中国人开始懂得科学，开始形成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归于严复。然而，严复却不是唯物主义者，如果用今天的话说，他很“迷信”。　　在给侯毅的信中，严复谈到《灵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的“徐班候灵魂摄影”，他说：“此事欧、美已为数见，然皆于无意中为生人照相，片中忽然呈现异影，莫测由来。此事不独为灵学家所研论，而治光学与业摄影者亦方聚讼纷然。至于已死灵魂托物示意，指授摄取己影之法，从无出有，则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也。”在这里，他觉得一个鬼魂让人给他照相，这事很奇怪，却没有断然否认事情的真实性。　　在同一封信中， 他介绍英国灵学会的情况说：“会员纪载、 论说、见闻，至今已不下数十巨册。离奇吊诡，有必不可以科学原则公例通者，缕指难罄。然会中巨子，不过五、六公，皆科哲名家，而于灵学皆有著述行世。巴威廉Sir William Barrett F.R.S.于本年二月《同时评阅志》Contemporary Review中方出一论，意以解国人之惑。谓会中所为，不涉左道，其所研究六事：一、心灵感通之事。二、催眠术所发现者。三、眼通之能事。四、出神离魂之事。五、六尘之变，非科学所可解说者。六、历史纪载关于上项者。所言皆极有价值。终言一大事，证明人生灵明必不与形体同尽。　　严复相信人是有灵魂的， 认为灵魂并不与肉体同时消亡。 他说：“人心大用，存乎感通，无孤立之境。他从《周易》、《老子》和佛经中找出一些话，来印证这种情况，并且详细介绍过西方的“围坐”与中国“扶乩”，这些人与鬼交际的方式：　　若夫人鬼交际，古今中外皆有凭身降神之事。中国曰巫觋，西人谓之中介Medium。英国十九稘之末，有最著中介二人。一名霍蒙D·D·Home，一名摩瑟思S.Moses，二人生平所经，皆有纪载，惜皆死矣。至于召致神鬼，吾国挽近千年，大抵用乩。而西人则以围坐抚几法，于室中置圆几一，三人以上同坐，齐足闭目，两手平按几上；数夕之后，几忽旋转，或自倾侧，及于室中墙壁、地板作种种声响；乃与灵约，用字母号码，如电报然；而问答之事遂起。 &此其大略也。吾国向有元神会合之说， 西人亦然。往往围坐之顷，中有某某人在，则召致极易，此人亦称中介。巴威廉谓以此等事不关形质，全属心脑作用，故必以起信为之基。诚不取迷信盲从，然须求者此心，以冲虚请愿之诚相向，而后种种灵异从而发生。若坐中有人意存反对破坏，则虽有中介，可以无效。盖破坏形质者以形质，而破坏神明者亦以神明，此又不可不知者也。至于发现之顷，自不得以人意干涉，致成疑似。故愚意谓以扶乩与围坐相持并论， 似我法待人者为多， 不若围坐之较为放任。 即如乩中文字，往往以通人扶之，则亦明妙通达；而下者不能。此不必鸾手有意主张，而果效之见于乩盘者，往往如是。其减损价值，亦不少也。　　更有进者，游魂为变之事，不必死后乃然，亦不必羸病之躯而后有此。尝有少年，在家与其父弹球，罢后困卧，梦至旧游人家，值其围坐，乃报名说事，告以一时所为。后时查询，一符合。由此而言，则入乩者故不必已死之神鬼。而占所谓离魂，与修炼家所谓出神，皆可离躯壳而有独立之作用。夫生前既有独立之作用，则死后之不随形骸俱化，灼灼明矣。须知此事皆吾先德所已言，惟复于当下所见，混沌模糊，今始分明斩截而已。近而举之，如庄子谓官知止而神欲行， 及薪尽火传诸说， 与英国巴威廉所云“吾身神灵无穷， 而心脑之所发现有限”。譬如虹彩七光，其动浪长短，存于碧前赤后者，亦皆无尽；而为功于大地者，较之七光所为，尤为极巨。惟限于六尘者，自不足以见之耳。虽世变日蕃，脱有偶合，则亦循业发现，此如无线电恋占光线，其已事也。　　鄙人以垂暮之年，老病侵寻，去死不远；旧于宗教家灵魂不死之说，唯唯否否不然；常自处如赫胥黎，于出世间事存而不论Ag-nostic而已。乃今深悟笃信，自诡长存，故不觉与贤者言之覙缕如此也。心之精微，口不能尽，惟进道修慧，昭视无穷。　　严复认为，对于鬼神灵怪，也应该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在不能解释它之前，不能盲目相信，也不能盲目不信，要研究它，要尊重事实。他说：“每有极异之事，庸愚人转目为固然，口耳相传，亦不问证据之充分与否，此最误事。故治灵学，必与经过科学教育，于此等事极不轻信者为之，乃有进步。复生平未闻一鬼，未遇一狐。不但搜神志怪，一以谬悠视之；即有先辈所谈，亦反复于心，以为难信。于《丛志》鬼神诸论，什九能为驳议；惟于事实，则瞠视结舌，不能复置喙耳。[《严几道致候疑始书》，1918年3月《灵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这种尊重事实的态度，使他没有走向极端。在给俞复的信中，他说：“神秘一事，是自有人类未行解决问题。往者宗教兴盛，常俗视听，以为固然。然而诞妄迷信，亦与俱深，惑世诬民，遂为诟病。三百年科学肇开，事严左证；又知主观多妄，耳目难凭；由是历史所传都归神话。则摧陷廓清之功，不可诬也。然而世间之大、现象之多，实有发生非科学公例所能作解者。”　　在同一封信中，他还透露了陈宝琛等扶乩问卜的一件事：后来成为太子太保的陈宝琛于光绪甲申回归帮里，曾经在鼓山喝水岩建了一座听水斋，进山时就住在那里。丁亥六月，他与一大帮朋友同去，晚上一起扶乩，请的是净名道人。“净名者，长洲人，生清乾、嘉间，吴泰来其姓名也。”那一年是光绪十三年，皇帝尚未亲政。陈宝琛的朋友王兰君因为俗传《黄檗山人歌》有“黄牛遇厄”之语，以为朝局当有变动，于是向净名询问。一会儿乩动，沙盘上写出这样的句子：“内患深于外侮忧，三年转瞬即黄牛。家居一语须牢记，听水斋中八月秋。”因为说得不太明白，众人又问：“己丑北方固有事乎？”乩又动，写的是：“八月君忘赋《北征》，麻鞋臣甫不胜情。杜鹃生本于涪万，也向闽山叫几声。”到了第二天，龚含晶又扶乩询问：“前夕所问事大，而乩语隐约，求明白宣示乃可。”一会儿乩动，说他也不大清楚，要到观音面前求个签。派人到观音庙把签取回，上面写的是：“攒眉愁思暂时开，咫尺云开见日来。好似污泥中片玉，良工一举出尘埃。”把签呈上，净名的判词却是一串疑问：“亲政，喜事也；攒眉愁思，何耶？亲政，长局也；乃云暂时，何耶？……”严复说：那时候甲午战争、戊戌变法都还没有发生，“众缘黄檗诗词而问己丑；而乩所言者，非己丑之国事，乃甲午、戊戌以后之朝局也。……不肯明言无事；而其有事之甲午、戊戌、戊申诸岁，又不便豫泄；则谬悠其词而已。呜呼！孰谓冥冥中无鬼神哉！”由此可见，严复对冥冥之中的鬼神深信不疑。　　他的孩子严璿在学校读书，与同学们一起反对同善社的活动。严复在信中说：“璿年尚稚，现在科学学校，学些算数形学之类，以为天下事理，除却耳目可接， 理数可通之外， 余皆迷信无稽， 此真大错，到长大读书多见事多时当自知之耳。吾所不解者：你们何必苦苦与同善社静坐法反对？你们不信，自是与之无缘，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可耳；他人相信，资以修养，有何害事？乃必伸己意，多言强谏，至令父母不欢，岂非太过？大抵青年人思想，最苦总着一边，不知世间无论何种问题，皆有两面，公说婆说，各具理由。常智之夫，往往不肯相下，此争端所以日多。必待年齿到位，又学问阅历成熟，方解作平衡判断Balanced Judgment。此孔子说“中庸”不可能也……”他还写道：　　至于迷信一事，吾今亦说与汝曹知之：须知世间一切宗教，自释、老以下，乃至耶、回、犹大、火教、婆罗门，一一皆有迷信，其中可疑之点，不一而足；即言孔子，纯用世法，似无迷信可言矣。而及言鬼神丧祭，以伦理学Logic言，亦有不通之处。但若一概不信，则立地成Materialism，最下乘法，此其不可一也。又人生阅历，实有许多不可纯以科学通者，更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迷信者言其必如是，固差，不迷信者言其必不如是，亦无证据。故哲学大师，如赫胥黎、斯宾塞诸公，皆于此事谓之Unknowable，而自称为Agnostic。盖人生智识，至此而穷，不得不置其事于不论不议之列，而各行心之所安而已。故汝等此后，于此等事，总以少谈为佳，亦不必自矜高明，动辄斥人迷信也。[《严复集》第524-825页。]　　2、梁启超的“与鬼交涉”　　影响了一代人的奇才梁启超，从十几岁开始，终生都没有断绝与鬼魂来往。　　超观在回忆文章中说过：“任公闲时爱谈鬼但从未究其理，述时必津津有余味焉。屡言得闲时要写一文，记其与鬼交涉之经过。在《新民丛报》中，亦曾语及之，惜始终未果写……”　　那么，梁启超说的“与鬼交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当代，大概许多人感到奇怪，甚至无法理解，但在梁启超生活的那个时代，却几乎人人知道，因而很少有人大惊小怪。其实，梁启超与鬼打交道的形式就是扶乩。据他早年的同学回忆，在梁启超十几岁时，常常与他的兄弟们做扶乩的游戏，而且与乩仙谈诗论文，唱和甚多，曾经抄成厚厚一册。　　卢湘父在《万木草堂忆旧》中说：　　任公与予同学于万木草堂，即广府学宫之仰高祠，日间好为谐谈。其读书作文，多在更深人静时也。暑假各自归里，假后复业。其弟仲策，出示所得诗文一巨帙，盖任公昆仲在里，时作扶鸾之戏，每与乩仙谈诗论文，日以为乐。乩仙不一，或为李白，或为杜甫，真假固不可知，然必为才鬼所托。一日有王摩诘降乩，随笔成文，中多佳句，任公试之曰：“能联句乎？”曰：“可。”任公乃与联句，亦即随时应付。任公又曰：“摩诘好佛，吾与汝谈禅如何？”则又极有禅理，娓娓不倦。观此，即或非真摩诘，亦非有天才，未易伪托矣。又有女仙，为南汉宫人李某娘，题诗一片幽怨。任公详询其身世，为之作传。又忆其乩诗二首。其一曰：“蛾眉谣诼古来悲，雁碛龙堆怨别离。三字冤沈奇士狱，千秋泪洒党人碑。”下四句已忘却。其二曰：“煮鹤焚琴事可哀，不堪回首望蓬莱。一篇鹏鸟才应尽，五字河梁气暗摧。绝域莫回苏武驾，边风愁上李陵台。”下二句又忘却矣。此事在戊戌之前，而诗词隐约道及，岂事皆前定耶？其余诗文尚多，盖镇日以此消遣。与土地公亦甚熟习。平常扶乩，必在土地公化符，请其代邀乩仙。习之既久，可以不必用符，但写一条字便可。有时乩仙久不到，催符再化之，则土地公自着忙，为之邀致。然有时土地公降乩曰：“请勿催符。”或问何故？则曰请问之冥漠，可知符录之用，莫名其妙。费长房能役鬼神，一失符书，即死于鬼手。盖择术不可不慎矣。[夏晓红编《追忆梁启超》，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8页。]　　关于那两首诗，卢湘父写文章时已经记不全，第一首忘四句，第二首忘了两句，但他的其他同学却记得，在此根据超观所记补全：　　其一：　　蛾眉谣诼古来悲，雁碛龙堆远别离。　　三字冤沉名士狱，千秋泪洒党人碑。　　阮生空负穷途哭，屈子犹怀故国思。　　芳草秋兰怨摇落，不堪重读楚骚辞。　　其二：　　煮鹤焚琴事事哀，那堪回首望蓬莱。　　一篇鹏鸟才应尽，五字河梁气暗摧。　　绝哉不回苏武驾，悲风愁上李陵台。　　男儿远死何当惜，倚剑纵横志未灰。　　两首诗对他们师徒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命运的预言，可谓灵验。对此，一些不“迷信”的学者往往断言它是梁启超等人自己的作品，而且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才杜撰的。但是，据万木草堂的同学回忆，此事却是在他们师徒北上参与变法运动之前。卢相父说：“此事在戊戌之前，而诗词隐约道及，岂事皆前定耶？”[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超观也说：“万木草堂同人，多能诵之，时与戊戌政变尚远也。”[超观《记梁任公先生轶事》，1959年1月《民主中国》2卷1期]　　由卢湘父等人的回忆文章可见，与李白、杜甫唱和论诗，与王维谈禅，与千年前的哀怨宫女谈情，本是青年梁启超的家常便饭。　　梁启超不仅与千百年前的那些老鬼打交道，而且与刚刚死去的新鬼打交道。　　晚年打交道最多的新鬼，正是自己去世的夫人李蕙仙。　　在梁启超的家里，遇到什么事情，往往首先请乩仙询问。包括孩子病了，也并非首先去医院。夫人去世之后，梁家请乩仙时，被请来的就不再只是王维、李白或吕洞宾，也不只是前代的某个才女或名医，而是自己刚刚去世的夫人。日，梁启超给女儿令娴写信，主要是报告的是王国维自杀的消息，以及北伐战争给北京带来的恐慌，谈及家事，却写下了这样一段：　　我一个月来常常和王姨谈起，担心思成的身子。昨日忽接该件，王姨惊慌失其常度。王姨急得去扶乩问你妈，谁知请了半点钟，竟请不来，从前不是说过三年后便不来吗？恐怕真的哩！但前三个月老白鼻病时，还请来过一次，请不到的实以此次为始。　　这里的王姨，是梁其超夫人的陪嫁丫环，后来收了房，就成了姨娘。梁启超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觉得纳妾并不光彩，所以很少对外人提到她，更少讲起她的身份。在他的笔下，常被称之为“王姑娘”，对孩子们则多说“王姨”。王姨在家里很重要，梁思成等都是喊李蕙仙“妈”，喊王姨“娘”，而且姨娘往往比妈还亲。李惠仙常常很严厉，王姨就成了孩子们的保护神。据梁思成回忆，有一次母亲生气打他，王姨娘扑过去护住他，结果是自己挨了打。梁启超屡说思成身体不好，使得王姨很担心，恰恰就在这时，寄给梁思成的邮包被退了回来，就把王姨吓坏了。慌乱之中，她想到的是赶紧去请已经去世三年的李蕙仙。　　从梁启超的信中可见，虽然这次没有把夫人请来，但过去是常请也常来的。而且李惠仙的灵魂已经告诉过家人：三年之后不再来。1927年6月，李惠仙去世已经三年有余，王姨没有把她请来，梁启超也认定夫人从此不再回来。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家事，梁启超很少与外人道，所以决不是存心骗人。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偶尔透露，更不会是存心欺骗儿女。这位思想文化界的巨子，一代领袖，是真的相信这一切，因为一切都发生在他的身边，发生在他身上，让他无法不信。从小到老，他一直与鬼魂来往，虽然知道与他谈诗的未必真是李白、杜甫，与他谈禅的未必真是王维的灵魂，但他知道，即便是假冒的，也有一个精灵在，能够写诗，能够谈禅，能够解答疑难，就值得与之对话。至于自己死去的夫人回家来，梁启超更不觉得奇怪。夫妻一场，还有一群孩子，就是死了，她也不会放心而去，自然要回家看看。让梁启超感到失落的，是夫人的灵魂在三年之后就不再回家了。　　从严复到梁启超，都很“迷信”。“迷信”并未影响他们成为大师。也许恰恰相反，梁启超的“过目成诵”，甚至不到二十岁就已无书可读，与他相信人可以“生而知之”一起，都是一些未解的谜团。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盖盖盖浇饭)
(盖盖盖浇饭)
(此方那方)
第三方登录：(盖盖盖浇饭)
(盖盖盖浇饭)
(此方那方)
第三方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