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师艺文篇
本篇遴选红色歌曲4首，诗词10首，纪实散文1篇，革命故事17则，标语口号25条；简介影视作品2部。收录50周年纪念书画作品名录84条，国画作品作品名录56条；70周年纪念书画作品名录 600条。
往事如烟不寻常不寻常，
红色记忆诉衷肠，
三路大军聚会宁，
拥军民谣传四方。
情切切意长长，
红军来到咱村庄来到咱村庄，
最后一把米，
端来做军粮，
最后一尺布为你缝衣裳，
最后一件老棉被盖在了担架上，
最后一个亲骨肉也要送到部队上。
盼归来留念想，
留念想盼归来，
十送红军远眺望，
泪水洒在黄土上洒在黄土上。
往事如烟不寻常不寻常，
红色记忆诉衷肠，
三路大军聚会宁，
拥军民谣传四方。
小红军之歌
红军小哥哥十六啊正花季，
头戴八角帽，身穿红军衣。
满脸稚气身子嫩，
挑满水缸刷标语，
四川伢子嘴乖乖，
大伯大娘心欢喜。
父老乡亲心里痛，
朱总司令泪湿衣，
至今不知你是谁，
英雄故事藏心底。
红军小哥哥，
十六啊正花季，
头戴八角帽，
身穿红军衣。
听到敌人来空袭，
奋不顾身扑上去，
舍身救下小魏钰，
英灵留在黄土地。
华家岭上草青青，
祖厉河畔飘红旗，
会师儿女怀念你，
这片土地常记忆。
哎，桃花山顶上刮南风，
刮开了杨柳的芽芽。
东面的山沟里队伍过，
说着是要把鬼子打来。
红星那个闪闪满山洼，
呼啦啦的战旗映彩霞，
三路大军到会宁，
会师楼下开遍打碗碗花。
红军哥哥的队伍要出发，
毛茸茸的大眼睛泪花花。
不要忘了家乡的打碗碗花，
抗战胜利早回家。
红布的绺绺子胸前挂，
明灿灿的马刀腰上挎，
跟上红军闹革命，
抗日救国打天下。
东山的那个洼洼里开满了红菊花，
西河的那个弯弯里翻呀嘛翻浪花，
南山的那个顶顶上着起呀么起红霞，
北来的那个咕噜雁拧呀么拧麻花。
三杆杆红旗哟插到一达达，
三队队红军哟汇到一达达，
四面面乡亲哟挤到一达达。
八方方鞭炮哟响到一达达。
一群群人来哟一匹匹的马，
红红的五星哟闪的人眼花，
左手手烙馍馍右手把柴儿加，
热炕炕红军哟你先缓一下。
心上的那个红军哥明日个要开拔，
吃心那个连命我咋也舍不下，
湿啦啦的个脸蛋蛋给你亲一下，
走哪达也走不出我的个心疙瘩。
重访会宁（外一首）
北国江天飘彩云，红旗猎猎耀古城。
潮涌三军喜相聚，贺电齐致飞会宁。
抗日声威震敌胆，长城内外挥泪迎。
踏遍千山人更壮，扬鞭跨马乐新征。
六盘古道又重征，曲子盐池歼敌兵。
廓清银南西兰路，红旗直插会宁城。
停战抗日呼声急，八一宣言入人心。
民族政策家家晓，回汉团结骨肉亲。
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感怀
日寇倾巢向我侵，红军北上志成城。
金沙天堑身飞渡，玉龙雪峰脚踏平。
万里长征获全胜，千秋伟绩必永存。
十亿神州皆俊杰，中华民族大振兴。
忆会师（二首）
昔日强攻会宁城，
歼鲁团，迎会师。
三军战友齐欢呼。
踏土新征途，
救国基础固。
今日长征会师处，
纪念堂，塔矗立。
万里转战丰碑树。
慰先烈英灵，
励新人成柱。
当年远征不怕难，
理想扎根心间。
誓叫山河换新颜。
重任担铁肩，
推倒三座山。
而今工作重点转，
向四化勇登攀。
且喜将士不畏艰。
又显长征胆，
宏图定能展。
纪念红军会师五十周年
枝阳古城，锁钥秦陇。
丝绸古道，沟通西东。
背山凭河，兵家必争。
长征三军，聚师会宁。
革命转折，举世震惊。
进军延安，培育精英。
抗击日寇，扭转乾坤。
扫除封建，寰宇澄清。
半世风云，历史见证。
描绘河山，万代寻踪。
追念先烈，激励后昆。
继往开来，树碑立铭。
念奴娇·访会师楼感怀
危楼舞燕，语征程，鼓乐低回荒堞。腊子峰颓神骑出，白魅闻风胆裂。路石鸣雷，旌旗蔽日，华岭融阴雪。夜原篝火，照来沉陆曦色。
云会三路劲军，六盘绝嶂，跃马轻飞越。挥手赤旗冲九域，荡灭百年妖物。绿树成荫，佳禾满垄，尽沃英雄血。江山环望，新天宏景辽阔。
三军会宁会师六十周年感怀
甘肃省委党校& 郭继强
豺虎挡道征战难，斩关夺隘英雄汉。
皑皑雪山横古道，巍巍华岭入摩天。
将军运筹决千里，天兵怒气冲敌胆。
英雄功业垂青史，会师神威震宇寰。
红旗漫卷会宁城，六十历程见精神。
遥想当年鏖战事，誓师三军急从戎。
三塔矗立怀今古，将帅白发有几人？
一代英豪策骏马，四化功业慰忠魂！
朱总的笑声
朱总拴过战马的石柱，
象一位沉毅深情的哨兵。
五十年来它纹丝不动，
守卫着这座宁静的窑洞。
这里没有盈门的花香，
这里没有满窗的树影；
虽说窑洞普通而普通，
当年却藏过电火雷霆。
当年这里设过红军的电台，
小小的电键叩响过阵阵雷鸣，
保安和会宁在这里倾谈，
谈得那样庄严、亲近。
凝聚起征途的风云寒暑，
从这里向毛主席报告会师的喜讯；
打破了分裂主义的贼船，
电波里有朱总宽慰的笑声。
当年的笑声早已深入光荣的石柱，
石柱时时在怀念朱总的音容；
今天它忽然跃跃欲起，
全身砂粒都绷紧了神经。
看吧，在那高远无垠的天际，
看吧，在那镶金镀银的云层，
仿佛又闪动着当年的电波啊，
怎不牵动石柱绵绵的思情。
谁说朱总离开我们，
不，此刻他正在全国巡行，
那闪动在云际的电波，
不正是他在报告沿途见闻！
喜看江南北国气象万千，
喜看长征路上又起烟尘，
我们的总司令怎不诗兴勃发，
托长空传寄他满腔豪情。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的双眼，
就请遥对云天屏息谛听：
那电波还带着朱总的笑声啊，
笑声还是郎样宽厚深沉!
为了明天，我们会师
把五十年的时光捻成彩线，
把五十年的风雨织成思念
为了今天，昨天
我们曾会师
掀起过汹涌的波澜
今天，在灿烂的阳光下
我们会师，为了更加灿烂的明天
那面洞穿的旗呢
被深沉的记忆点燃
还有那锃亮的大刀，
不锈的征鞍呢
为历史作忠实的答案
并昭示着未来
和对现实严峻的呼唤
我们会师！我们会师
撕破纤结的网
拆除关系的篱樊
调整横放的炮，和
斜射的冷箭
在红旗下会师，
在号声中会师
步伐和步伐相协
铁臂和铁臂相挽
让我们的血、智慧与能耐
在宏伟的系统工程中
向着新的目标
会师，永远是起点
会师，永远是起点
朱德在会宁
日下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率部到达会宁。沿南川大道进入会宁城区，穿过一方面军和当地群众为欢迎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的到达而搭起的彩门，看着将士们悲喜交加地拥抱，他完全被喜庆的气氛感染了，南征北战纵横沙场的朱总竟激动得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朱总来到县城东北角一家姓邢的市民家里，这是当地群众专门为他腾出的住处，这家院子大门朝西，前面不远处是焦家坑，坑内有做过油坊的窑洞，为便于防空，当年红军的电台就设在那窑洞里。大门门前有两根一米多高的四方石柱，其中的一根当年曾拴过朱总的坐骑。星转斗移，朱总住过的房子已不复存在，但那根拴马的石柱还保存在县博物馆里。睹物思情，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
据杨得志《横戈马上》：“我急匆匆地去看望朱总司令。一年多不见，朱总瘦多了，胡子老长，两腮塌陷，穿着一件光皮的羊皮坎肩，脖子上围着一条灰黄色的破毛巾，只有那双慈祥纯朴又十分有神的眼睛一点也没有变。‘是杨得志同志吧！’他握住我的手，激动地摇晃着。‘你胖了嘛！胖了！胖了！好！好！’他拉我坐下，紧握着我的手不放松，发出一连串的问话：
‘毛主席怎么样，身体好吧？’
‘恩来同志呢？德怀同志呢？少奇同志呢？他们在哪里？怎么样？’
‘听说左权和荣臻同志到这边来了，现在在什么位置？离这里远吧？’
‘噢！你现在在哪个部队？做什么工作？还有谁和你在一起呀？”
‘你们到陕北一年多了，打了些什么仗？打得好吗？取得的胜利不小吧！’
……我理解总司令这一连串问话中的复杂心情，他是多么想念多年并肩战斗的战友啊！我尽可能详细地回答了老总的问话。特别告诉他：‘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左权、聂荣臻等首长，要我们问总司令好，问四方面军的全体同志好，毛主席对我们讲过多次，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受苦了！’
朱老总沉静了一下说：‘谢谢！谢谢！谢谢毛主席和你们大家！其实也没啥子了不得。我们不是过来了么！我们不是会师了么！我们不是胜利了么！好！好！’”
晚饭后，朱总司令就急着了解当地的情况，于是，冯青选等贫苦市民的手就和这位威震敌胆的红军总司令的巨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总司令问他们怕不怕红军？讲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问他们能不能吃饱肚子？恨不恨地主军阀？讲老百姓应该起来斗争，要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来，朱总问县城南边那座山叫什么名字时，冯青选说，那是桃花山，而且还为朱总讲述了桃花山的传说。朱总听后高兴的说：多美丽的传说，多雄伟的建筑，多壮观的山啊！
黄昏降临之时，朱总带着警卫员亲自登上桃花山，俯瞰会宁县城，眺望周围连绵不断的山峦和山下潺潺流淌的祖厉河，又打开随身携带的地图，分析了一下地形之后，高瞻远瞩地说道：此山实属战略要地，当为兵家必争之处。
10月10日，天高云淡，秋阳分外明丽，大街小巷到处是标语，到处是欢呼，到处是红旗，仿佛这古老的小城就要盛不下这空前的喜庆似的。然而，这喜庆却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中午时分，三架国民党机狂啸着冲向会宁县城，一颗罪恶的炸弹落在当街，为了掩护一个老百姓的三岁小孩，一位年轻的我们至今不知其姓名的红军战士，扑上去爬在小孩身上，小孩得救了，只炸断了一根手指，而他却倒在了血泊之中。满怀悲愤的朱总冒着炸弹腾起的硝烟和土浪，赶到那位牺牲了的战士身边，沉痛地抱起了这位人民的好儿子……
面对这支秋毫无犯，为老百姓抛头颅洒热血的子弟兵，会宁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出路。会宁县苏维埃政府很快成立起来了，在红军的支持和指导下积极开展工作，为红军征集粮草，购买准备渡河的木料，包括门板，动员各界群众抗日义捐，为革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0日黄昏，庆祝会师联欢会在文庙大成殿举行。会前，举行了大会餐。朱总司令看到群众的孩子一年吃不上一顿好饭，心里十分难过，他把门口玩耍的几个孩子叫进来，把自己碗里的红烧肉分给他们吃，而且深情地说：等革命胜利了，你们就会吃饱肚子了。当年吃过朱总的饭的这些孩子，现在都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但他们对当时的情景却仍然记忆犹新。
开会前，朱总登上“西津门”城楼，询问古楼的建筑年代，徐向前说，据当地老人讲这是明代建筑。朱总说：很有价值嘛，看来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来到文庙前，朱总提议大家照张相，他说，一为庆祝伟大的会师留念，二为这座历史文化古城留念。
在雷鸣般的掌声和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中，朱总司令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宣读了中央为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来的通电，并挥动着手臂，激动地号召一、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努力奋斗，英勇杀敌，坚决完成党赋予的一切任务。这位历史巨人洪钟般的声音，擎天巨臂的有力挥动，永远铭刻在了每一个红军将士的心里，铭刻在了浑厚深沉的黄土地上，永远回荡在“会师楼”风风雨雨的天空……
据韦杰同志回忆：“开庆祝会那天晚上，……我很久不能入睡。一方面是，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兴奋激动的心情使我不能很快平静下来；另一方面，我看到总司令骑的马是那样瘦弱，思考着在我们团里选两匹马送给总司令，第二天，一起床，我就把我的想法同团里其他领导同志商量，他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们找了个内行，选了两匹最好的油黑‘走马’送给总司令。
总司令看到两匹膘壮的骏马，非常高兴，问道：‘这马是哪里来的？’
‘前不久缴获的’。我答道。
‘训练过吗？’
‘敌人训练过，我们也在训练’。
‘这马会做动作吗？’
旁边跟随总司令的同志接过缰绳，命令马做了卧倒、立起两动作给大家看。
总司令看到马很听指挥，动作熟练，十分高兴地对我们说：‘这马真好啊！我们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你们要爱惜呀！’接着，朱总司令向我们详细询问了骑兵团的情况，一再叮嘱我们要把牲口保护好，要学会驯牲口，把红军这支新的队伍建设好。”当夜，就在邢家院子里的一间民房里，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盘腿坐在土炕上，围着一盏马灯，指点着一张皱皱巴巴且标满各种符号、曲线、箭头的地图，向党中央提出了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的建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
10月20日，朱总司令率领红军总司令部、红军大学大部分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从县城北门出发。浩浩荡荡向北进发。前来送行的群众，挤满了街道两旁，依依不舍地向着红军挥手致意，有的人还禁不住流下了热泪。朱总司令握着站在前面的县苏维埃政府的同志和群众代表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会宁人民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对红军的支持，谢谢父老乡亲！红军已把火种播在了这里，你们要让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烧毁旧世界，建设我们自己的新天地。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这位穿着朴素，身材魁梧，慈祥可亲，有空就为房东挑水抱柴禾，见了老百姓的孩子总要抱起来亲的中年汉子，原来就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红军总司令，于是，人们似疾风掠过海面般，一下子涌了过来，纷纷伸出自己的双手，抢着和朱总握手。那时，“西津门”上的红旗在黑云压城秋风呼啸中哗啦啦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闪耀在会宁的制高点上，城门墙上“大发十万雄兵”的大字标语，此刻更加显得醒目，更加鼓舞人心，……一批热血青年从人群中站了出来，骄傲地加入了红军，走上了中华民族自我解放的道路。
据张国焘《我的回忆》：“我和朱德……在会宁通往靖远的大道上，节节抵抗敌人的追击。”23日，朱总司令率部到达打拉池，与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及十五军团司令部会合。朱德、张国焘同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同志会面，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与此同时，朱总司令向徐向前、陈昌浩下达了渡河命令。
60年的岁月过去了，但会师楼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家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脚印，会宁人民将永远以会师精神作为自己的源泉，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向前，不断创造出新的业绩。
（牛庆国）
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数万红军将士曾在会宁生活战斗，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数十年过去，这些红军故事曾经人们口口相传，已经演绎成为感天动地的红色经典，更成为人们缅怀革命先烈，激励斗志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章选编散见于一些书刊中的红军故事十七篇，以资纪念。
罗南辉血沃华家岭
农历九月底的陇原大地，已被早霜染白。月色朦胧中的马营镇，没有犬吠声，更没有人声，村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村头的打麦场上，麦垛子一个接着一个，犹如塔林一般。坡地上堆放着谷垛和糜垛。这一切表明今年又是一个丰收的年景。马营镇后边的山梁上走来两个人。前面的一个精神抖擞，个子高大，后边的一个较为矮小，似乎还是一个孩子。前面的沿着山梁大步流星向前走着，后面的小个子小跑步紧跟着。二人正在行走，前方50多米处突然探出一个头来，一支黑黝黝的枪口对准他们，紧接着是一声威严的问话：“站住！口令！”“长征！回令！”前面的大个子边走边答。“胜利！”两人来到哨位上。哨兵一看，急忙敬礼，微笑着说道：“罗副军长早上好！”罗副军长就是罗南辉，他亲昵地摸着小战士的后脑勺说：“你辛苦了。晚上站哨冷不冷？”小战士说：“不辛苦，也不冷。”罗南辉来到前沿阵地，只见战士们情绪高涨，有的在擦拭武器，有的在补修工事，一片忙碌。他和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边走边看，检查工事构筑和部队隐蔽情况，并亲自选定出击道口。
1936年10月下旬，国民党在解决“两广事变”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第一军奉命返回甘肃，会同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王均第三军等部追击红军。这些部队在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的指挥下，沿着西兰公路蜂拥而来。为了保卫会师的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北上，红四方面军第五军作为后卫部队，奉命抢占西兰公路华家岭一带险要地形阻击敌人。接到命令后，红五军立即赶赴华家岭南麓的马营镇。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等在华家岭上亲自踏勘，决定将第一道阻击敌人的阵地就选择在华家岭南侧的马营镇一带。马营镇地处华家岭和黑燕山之间的狭长山谷里，这里群山环抱，地形独特，明代曾在这里设立马营监机构，以管辖周围之马苑。这里还是周边聚场逢集之地，久而久之，人口骤增，商贾云集，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去处。西兰公路穿镇而过，在村西的小山谷中蜿蜒而上，过了华家岭梁顶，便进入了会宁县境。
红五军之所以把第一道防线设在马营镇，是因为这里是进入会宁的门户，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一梯队由三十七团布防在北侧的华家岭山腰，三十九团布防在南侧的黑燕山上，形成了一个口袋状的阵地。四十三团、四十五团作为第二梯队隐蔽在华家岭山梁。军长董振堂和政委黄超的指挥所设在第二梯队的华家岭山顶上，副军长罗南辉掌握第一梯队。为便于指挥，掌握全面情况，罗南辉的指挥所就设在了马营镇背后的小山梁上。红五军由于战斗力强，进入甘肃境内后一直充当四方面军的后卫。屡屡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部队集结华家岭后，军长董振堂主持召开了战前动员会，要求全体指战员一定要打好会师后的第一仗，多消灭敌人，用实际行动来保证会师部队北进，以运动防御作战方式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会合和休整。
10月21日清晨，山沟里雾蒙蒙的，能见度很低。罗南辉带着警卫员又一次检查了部队的隐蔽情况，并号召指战员们要打好这一仗，给党中央、毛主席送个见面礼。
回到指挥所，太阳已经露出了头。罗南辉用电话给军长和政委汇报了前沿阵地的情况，然后，用凉水冲洗了一下他那显见消瘦的脸庞，坐在手榴弹箱上休息。
“罗副军长，快来看！”作战参谋回身对他说道。罗南辉急忙起身，接过参谋手中的望远镜，从观察孔中向前望去，只见西兰公路上大股敌人开过来了，王均的第三军作为先头部队走在最前头。远远望去，敌人的部队如一条蠕动的长蛇，正向马营镇疯狂扑来。罗南辉兴奋地说：“龟儿子，来得好快呀！老子等了你一夜，总该让老子吃一顿早饭吧！”说完，他给各部队下达了出击的预令。敌人进入马营镇，镇子里静悄悄的。老百姓前一天早就疏散转移了，这里只是一座空镇子。敌人在不知不觉中钻进了红军的“口袋”，罗南辉挥手指点着说：“龟儿子，有你好受的。”等敌人完全进入射程时，罗南辉一声令下，两面山腰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交叉火力把敌人打得抬不起头来。敌人惊慌失措，仓促应战，有的就地卧倒还击，有的掉头乱跑，阵势乱成了一窝蜂。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在这里设伏，在强大的火力压迫下，像一只只没头的苍蝇一样乱冲乱撞。
一名敌团长组织力量反扑，又击毙了几个退下来的士兵，才阻挡住了蜂拥后退的士兵。罗南辉在指挥所看得真切，他对作战参谋说：“命令狙击手，将这个敌团长给我干掉！”狙击手顺着战壕来到了前沿，隐蔽在掩体后，眼睛和枪口注视着前方。当敌团长举着手枪在汽车后刚露出脑袋时，随着狙击手的一声枪响，他的脑袋就开了花。敌兵见团长毙命，便一窝蜂似的向后退去。红三十七团一、二、三营的指战员跳出战壕，扑向公路上的敌人，霎时杀声震天，刀光闪闪，敌人倒下了一大片，来不及逃命的30多人被红军战士抓了俘虏。短短30分钟，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就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战斗结束后，阵地上一片欢呼声，战士们纷纷跑下阵地捡拾枪弹。罗南辉命令部队抢修工事，加强警戒，防止敌人反扑。回到战壕内后，战士们喝着凉水，吃着干粮，说笑着。卫生员紧张地为负伤的战士包扎伤口，几个淘气的小战士还在互相比着谁缴获的战利品多。罗南辉表扬战士们仗打得不错，英勇顽强。
下午，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一个团的兵力再次发起进攻。敌人的七架飞机在阵地上盘旋扫射，大炮炸起的硝烟和尘土弥漫着整个阵地，红军的伤亡很大，但战士们在“庆祝三大主力会师”、“为烈士报仇”的口号鼓舞下士气高昂。当敌人开始进攻时，由于炮弹炸起的硝烟、尘土太大，山腰上的轻重机枪发挥不了作用，罗南辉就向部队下达了近战命令。当敌人靠近前沿阵地时，一排手榴弹首先在敌群中炸响，接着，嘹亮的冲锋号响了，战士们像猛虎一样跃出战壕。敌人原以为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没想到有这样强的战斗力。于是，敌人乱成一片，像没头的苍蝇碰撞着向后退去。敌人的又一次进攻被我英勇的红军战士击退。约半个小时以后，敌人又发起进攻，但同样以失败告终。英勇的红五军在武器装备极差的情况下，与敌人顽强抗争，打败了敌人的多次轮番进攻，在华家岭以南五六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对峙了一天。红军紧紧地扼守着阵地，阻击了敌人北进，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这次战斗，歼敌600余人，红五军100余名指战员牺牲。三十七团参谋长王力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完成第一场阻击任务的罗南辉乘着夜幕，带领部队撤到了华家岭梁顶。董振堂军长走上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南辉同志，辛苦了。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罗南辉急忙向军长询问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当听到让他带第一梯队撤到后方休整，作为预备队待命时，他急切地说：“军长，还是你在后面掌握全局，让我在第一线指挥吧！”董振堂说：“你们打了一整天仗，很辛苦，还是回后方稍微休息一下。”但罗南辉坚持要上前线。
红五军阻敌的第二道防线设在了华家岭。华家岭是一条横亘在会宁南部，与通渭、定西接壤的东西走向的大山脉，海拔在2000米以上。华家岭村中有一个破土围子，村前还有一个小旅店。周围稀疏地散布着数十户人家。由于山下开战，华家岭村的老百姓早就躲起来了，村子里空荡荡的，鸡犬无声。罗南辉的指挥所就设在小土围子里，这里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周围的山谷形势一目了然，便于指挥。罗南辉将四十三团调配在华家岭村以东的一线山头，四十五团在华家岭村西边向南延伸的山头上，形成犄角之势。三十九团则调配在华家岭村西南，作为第一预备梯队，三十七团作为第二梯队紧随三十九团之后。部队连夜构筑工事，准备应敌。
22日早晨，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沿着山沟向山头发起大规模进攻。等敌人靠近了，罗南辉一声令下，战士们首先投出一排手榴弹，随着爆炸声，敌人倒下了一大片。紧接着，轻重机枪吐出了一串串火舌，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退下了山谷，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敌人一看正面攻击受挫，就调整战略部置，由王均的部队继续正面攻击，毛炳文的部队撤出马营镇，从东面迂回到华家岭梁顶向西推进，形成两路夹攻之势。华家岭上光秃秃的一片，没有树木，更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敌人的飞机、大炮轮番攻击，土柱不时在梁顶上腾起。红五军伤亡严重，很多枪支被损坏，部队的战斗力大大下降。毛炳文的部队从东侧登上华家岭梁顶，同四十三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四十三团两面受敌，战斗非常残酷。眼看就要顶不住了，罗南辉急忙将三十九团拉了上去。在三个团的协力作战下，王均的部队被击溃，退下了山谷。毛炳文部也在强大的火力压迫下停止了冲锋，在山头上与四十三、三十九团对峙着。战斗间隙，罗南辉深入前沿阵地，鼓舞士气，慰问伤员，并要求各部队抓紧抢修工事，做好抵抗敌人再次攻击的准备。
中午，敌人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飞机、大炮轮番攻击。由于地形狭窄，红五军的兵力部署不开，敌人的狂轰滥炸使部队伤亡很大，弹药也不多了。红五军便采取短兵相接的战术，组织了几次反冲锋，从敌人手里夺回了一些枪支弹药，但仍未打退敌人的进攻。罗南辉正在土围子墙头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间，一颗炮弹在墙下爆炸，飞起的弹片击伤了他的胸部右侧和头部。指挥所的参谋和警卫员们急忙将他抬了下来，卫生员龚锦文急急忙忙给他包扎伤口。
罗南辉对作战参谋说：“传达我的命令，一定要坚守两翼，守住阵地，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作战参谋在电话里向各部队传达了作战命令，并向军长董振堂汇报了罗南辉副军长受伤的情况。董振堂军长在电话中指示，用担架将罗南辉抬回后方紧急抢救。罗南辉躺在担架上，仍带着重伤坚持指挥部队作战。董振堂军长赶到前沿时，形势十分严峻，敌王均部和毛炳文部从东、南两面向华家岭村推进，占领了村前的小旅馆，王均的部队攻占了右翼山头，红五军处在三面受敌之中。董振堂军长命令三十七团增援四十五团，夺回丢掉的阵地。此时的罗南辉，怎么也不肯回到后方去。董振堂语重心长地说：“南辉同志，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还是和军部一同后撤，好好养伤，这里有我在，绝不能让敌人前进半步，你就放心好了！”于是，罗南辉心有不舍地在警卫员和卫生员龚锦文的护理下，由四个战士抬着担架，向后方撤去。在董振堂军长的指挥下，红五军又经过两次激烈的战斗，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黄昏时分，敌人的营地上冒起了炊烟，开始宿营和吃晚饭了。晚上，他们是决不敢贸然进攻的。胜利完成第二次阻击任务的红五军乘着暮色，向着华家岭支脉——会宁县南部的大墩梁实行战略撤退。红五军阻击敌人的第三道防线设在了大墩梁一带。这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一个阻击敌人的绝好地带。红五军把四十三、四十五团调配到大墩梁主峰上，三十七、三十九团调配到宋家梁一带，军指挥所就设在位于大墩梁主峰的东南小山头的一座筑于明代的土堡中。部队的枪支弹药严重不足，4000余人的部队仅有枪支1600余支，而子弹更是少得可怜，每支枪仅有10余发子弹。但战士们士气却十分高昂，乘着夜色抢修工事。在军指挥所微弱的灯光下，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李屏仁、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三十九团团长吴代朝、四十团团长郭锡山、四十三团团长万汉江、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副军长罗南辉也躺在床上参加了会议。董振堂军长说：“同志们，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战士们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打退了敌人十余次的进攻，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华家岭地区阻击敌人的战斗任务。只要我们坚持到明天天黑，就能全面完成阻击任务，赢得时间，保证大部队会师之后安全北上。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打好明天的这一仗？”“有！”与会的指挥员们齐声回答。政委黄超接着说：“两天来的战斗，虽然我们伤亡很大，但是歼敌四、五千，这是很鼓舞人心的快事，所以战士们的情绪都十分高涨。各部队下去以后要开一个战前动员会，讲清楚我们这次阻击战的重要意义。我们在这里拖住敌人，就是为会师后的大部队北上赢得了时间，为实施党中央部署的宁夏战役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参谋长李屏仁具体部署了作战方针，他要求部队开展近距离作战，使每一颗子弹都发挥作用。由于极度缺乏弹药，各部队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反冲锋，缴获敌人的枪支弹药以补充自己。会散了，几位团长匆匆赶回自己的部队部署作战任务去了，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也到前沿阵地去检查，只有参谋长和几位参谋在微弱的灯光下围着地图研究着。军长董振堂站在门前，望着远方的夜空在思考着什么。他的眼神十分凝重，高大的身躯一动也不动，仿佛雕塑一般。此时，躺在床上的罗南辉竟然忘记了浑身的伤痛。他在回忆着自己所走过的路，眼前浮现出少年时期在水烟铺失业时踟蹰于成都的小巷内；在川军当兵时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下庄重地举起了右手。从那时候起，他就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为穷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奋斗一生。大石桥的枪声，诞生了四川省第一路红军。在汉州、升钟寺、万源等地都留下了他坚实的脚印，又从三十三军副军长到军长，多年的革命斗争使他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他更忘不了党内的政治斗争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忘不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岁月。三十三军和红五军团合编以后，他和董振堂军长肝胆相照，并肩战斗，一举攻克腊子口，转战洮岷。可眼下，正在部队阻击敌人的关键时刻，自己却挂了花，他长叹了一口气。“怎么样，伤口疼得睡不着觉吧？”不知什么时候，董振堂来到了床边，关切地问他。“不是伤口疼得睡不着，我是恨自己在部队阻击敌人的关键时刻负了伤，不但不能打敌人，还给部队造成拖累。军长，您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指挥战斗呢。”
两个老战友紧紧地握住了手，相视无语，对望了好久好久。
第二天早上，敌人的七架飞机盘旋在大墩梁上空，向着红五军的阵地发起轮番轰炸，敌人的地面部队分三路向大墩梁突击。看到毫无遮掩的战士们倒在血泊中，董振堂的眼睛都气红了。当敌人靠近时，他沙哑的声音发出了“打，给我狠狠地打”的战斗命令。战士们一阵手榴弹和轻重机枪扫射，使暴露在山梁上的敌人倒下了一大片。这时，军号响了，战士们像猛虎一样冲下了山头。敌人退了下去，战士们一边射击，一边捡拾着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这一仗确实打得精彩，乘敌人立脚未稳，一顿迎头痛击，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敌人很快调整了队形，再次冲了上来，但又遭到红五军的迎头痛击。大墩梁、宋家梁的山头依然控制在红五军的手里。急红了眼的敌人采用多路、多梯队战术向红五军阵地轮番攻击，争夺战从下午1时持续到3时，打得十分残酷。阵地上，敌人突进前沿，战士们跳出战壕展开了肉搏，阵地前留下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经过激烈的争夺，红五军又一次打败了敌人。气急败坏的敌人调来了七架飞机，向红五军占领的山头轮番轰炸，一颗炮弹掉在指挥所里爆炸了，山头上弥漫起一股土雾。在土堡外包扎伤员的龚锦文听到爆炸声，赶紧向堡子里冲去，尘土呛得他直咳嗽，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摸索着进了堡子，朦胧中看到罗南辉副军长住的房子已倒塌，一颗炸弹直接落进屋内。从隔壁房里跑出几个作战参谋，和龚锦文一起扒开残存的屋面，只见罗南辉和卫生员陈世德已被炸得血肉模糊，不成人样儿。他们含着泪，将烈士的遗体整理到一块儿，就地埋在了堡子的西边墙下。董振堂军长看到指挥所被炸，从主峰上赶下来时，罗南辉的遗体已经被掩埋。他和在场的指战员们默默地脱下军帽，站在罗南辉墓前深深鞠了三个躬。董振堂军长立即命令机要参谋给总指挥徐向前发了电报，全文如下：
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我军伤亡很大，罗南辉副军长牺牲。部队已完成总部交给的阻击任务，准备向会宁方向撤退。
10月23日下午5时
之后，董振堂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要求各部队发起反冲锋，一边掩护，一边从毛牛川向会宁方向撤退。冲锋号吹响了，战士们高呼着“为罗军长报仇”、“为烈士们报仇”的口号，边扫射，边向敌人冲去，敌人又一次仓皇退缩。
晚上，撤到中川的红五军集合在打麦场上，由军长董振堂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全体战士脱帽三鞠躬。董振堂介绍了罗南辉同志的生平，对罗南辉立场坚定、带兵有方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最后，他难过地说：“罗南辉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一定要敌人加倍偿还！”徐向前总指挥也发来电报：
罗南辉同志是红军中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他的死是我军的一大损失。南辉同志为党献身的精神比华家岭还高，南辉同志的英名将与华家岭共存。
10月27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关于五军在会宁阻击战斗和罗南辉同志牺牲情况致中革军委电报，全文如下：
党中央及军委、毛、周：
五军此次在会宁一带激战两日夜，敌机七架轰炸，伤亡887人，炸毁与损失枪枝380条，干部、弹药消耗、伤亡甚大，罗南辉同志牺牲。
10月27日7时
残酷的华家岭阻击战使红五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为大部队转移北上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暮色中，红五军犹如滚滚铁流，向会宁县城挺进。
（根据万全琳提供资料改编）
红军激战慢牛坡
一阵激烈的枪炮声打破了陇原的寂静。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宇，正在白草塬四百户临时设立的指挥所里对着地图思考着。忽然，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起，他知道，这是部队和正在尾追而来的敌关麟征二十五师接上火了。侦察员急匆匆跑进来说：“报告师长，敌关麟征部已进入慢牛坡前的凹道，和我军前沿部队交上手了。”柴洪宇一下子喜上眉梢，刚劲的大手向下一挥说：“好！地形对我军十分有利，正好一举全歼敌人。警卫员！”王树堂在门外一个箭步冲进室内，立正站定，举起右手向师长敬礼：
“随我到前沿阵地去。”
王树堂又是一个敬礼。
警卫员收好军事地图，背上望远镜，跟着师长走出村庄。
初冬的会宁大地一片朦胧，塬头上的机枪吐着火舌，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两人疾步赶到坡前，柴洪宇急着想知道前沿的情况，便不顾危险，跑步向前冲去。突然，一排子弹飞来，柴洪宇高大的身躯晃了一下。待王树堂跑步赶到跟前时，师长已倒在血泊中。星光下，只见柴洪宇满是鲜血的脸上露出坚毅的神态，慢慢地闭上双眼。
时间回溯到1936年10月上旬，红军三大主力会宁胜利会师后，柴洪宇率九十三师驻扎在会宁城东10多里的张城堡休整。柴洪宇想，自率部于1936年9月上旬攻占通渭县城以后，又转战一个月，阻击来犯之敌，歼敌1300余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战士们连续作战也够累的了，该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补充补充营养，恢复恢复体力。
22日中午，老乡给柴洪宇端来一碗面条。柴洪宇刚端起饭碗，侦察员就跑来报告：“敌二十五师向张城堡方向追来。”柴洪宇立即放下饭碗，赶到军部汇报敌情。敌二十五师是敌第十一纵队所辖的一个师，第十一纵队的司令是关麟征，他又亲自兼任二十五师师长。近日，蒋介石被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所震惊，电令各军分路追赶红军，企图阻止红军北上。柴洪宇和几位指挥员来到张城堡北面的高高山上察看地形。放眼望去，张城堡这条狭长的大川东西延伸，两面群山夹峙，是会宁通往渭水流域的孔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张城堡古代叫西宁城，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在这里置西宁县，隶属秦州。这座山城建在高高山下，城的一半在山麓，一半在平川，山城虎踞龙盘，位置险要。然而，由于年久失修，部分城墙坍塌，已失去利用价值。高高山山势陡峻，占据这一高地，就能有力地阻击敌人。红三十一军就把阻击敌人的地点确定在这里。
柴洪宇率领部队登上高高山后，立即在山顶挖战壕，架机枪，准备手榴弹，严阵以待。
24日，柴洪宇和战士们在战壕里静静地等待着来犯之敌。敌人的大部队远远出现后，柴洪宇再次检查了战斗准备情况。敌人来到张城堡高高山下。关麟征从望远镜中看到了山头上活动的红军。他布置作战队形，亲自指挥，首先命令一五○团向高高山发起猛烈冲锋。高高山南坡的敌人像潮水般涌来，先头部队冲到半山坡了，柴洪宇手枪一举，高喊一声：“打！”顿时，山顶上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雨点般地飞入敌群，顷刻之间，山坡上的敌人溃退下去了。关麟征又组织第二次冲锋，在机枪掩护下，敌人冲上来了，红军战士居高临下，奋力还击，再次打退了敌人。狡猾的关麟征见久攻不下，就命令另一个团向高高山东面迂回，山下东南两面布满了敌人。随着敌人的军号响起，高高山东、南两面山坡上的敌人像蚂蚁一样往上爬，山下敌人的机枪向山顶不停地喷着火舌。敌人接近山顶了，柴洪宇大喊一声：“狠狠地打！”随着“轰轰”的手榴弹爆炸声，敌人的尸体一具具滚下山坡。
关麟征急得直跺脚，一个劲地大骂：“妈的，都是饭桶，都是混蛋。”柴洪宇看着一次又一次溃败的敌人，想着该是发起反攻、全歼敌人的时刻了。但就在这时，远处的天空中出现了两架敌机。因山顶无任何掩护，为避免敌机轰炸造成巨大伤亡，柴洪宇决定率部向北面的群山里撤退。关麟征在张城堡吃了红军的亏，心中的恶气还没有消，他又接二连三地接到蒋介石的催促电令，只好拼命向北追赶红军，但给养供不上来，他的部队每进一村就大肆抢掠，沿途村庄少，抢来的东西还是不够用，关麟征就把部队分成数路，边走边抢。吃的抢到了，但这里山大沟深，着实让关麟征犯头疼。眼见一条沟，人站在两边可以轻松地谈话，但要走过去，却至少得半天的功夫。而且往往没有路，只好在极陡的坡上攀登，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在苦水河的北岸、白草塬的塬头，一个叫慢牛坡的山坡上，柴洪宇正在指挥战士紧张地修筑工事，他用手比划着，耐心细致地给战士们讲解着战斗方案。原来，为了打击敌人，保证红四方面军顺利渡河，红三十一军和红四军十二师一部在这里设伏，准备给追赶红军跑得最快的关麟征的二十五师一个教训。
10月28日傍晚，一丝风都没有，天气显得有点闷热，关麟征带着部队进入了干河。干河长10余里，两面悬崖峭壁，河沟极窄，走在沟里，只能望见一线蓝天。河沟里虽然没有水，但狭窄的沟道极难行走。地势之险，令行走在干河里的关麟征捏了一把汗，他生怕悬崖上面飞来一支红军队伍丢下几颗炸弹，将他们埋在这深沟里。出了干河，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叹息道：“好险啊！”
走出了干河又到了苦水河，这苦水河就不像干河，河滩很宽，北面是不太陡峭的慢牛坡。关麟征这才彻底地松了一口气，遂令部队向着慢牛坡不紧不慢地行进。关麟征部第七十三旅先头部队一四五团刚来到慢牛坡，红军猛烈的枪炮声就骤然响起。走在最前排的敌人立刻血肉横飞。敌人乱成一团，慌忙就地还击。
敌人哪能抵挡得了红军的猛烈射击，最后，敌一四五团在这里留下了一堆堆的尸体。听到枪炮声，敌七十三旅旅长梁恺急率一四六团赶到阵地，他把所带部队分成两部分从两翼增援，谁知，这样一来，敌我双方就形成了层层相互包围的混战局面，双方伤亡都很严重。为避免更大伤亡，红军战士就挥舞大刀，冲入敌群，左劈右杀，开始交手战。敌七十三旅旅长梁恺正在军中指挥战斗，一位身材高大的红军战士猛扑上去，俘获了这个敌军旅长。梁恺被俘，关麟征急了。他慌忙来到慢牛坡上的一个独院内亲自指挥战斗，下达死命令，让七十五旅就地死战，不可后退。他又命令炮火掩护，还调集了其他部队，从东西两侧夹击红军。战斗异常激烈，夜幕下的慢牛坡上火光闪闪，连半个天空都烧红了。炮弹的爆炸声，战士的喊杀声，震天动地。黑夜中你我难分，晚上10时许，混战局面又形成了。混战中敌旅长梁恺逃脱了。红军采取中间穿插、突袭两边的战略，巧妙地撤出了阵地。红军撤出后，左右夹击红军的敌二十五师两侧部队接火了，打得热火朝天，难解难分。时而机枪狂射，时而大炮猛轰，黑夜里，许多敌人被他们的关司令“高明”的夹击战术送了性命。这时，两面夹击的部队同时响起了号声，他们这才明白，原来打了半天，对方却是自己的部队。一个士兵飞快地跑去给关麟征报告：“报告关司令，我军正在互相残杀。”“什么？”关麟征一把揪住这个士兵的胸部：“你再说一遍。”“我军左右互相攻击。”这个士兵才意识到刚才由于紧张，用词不当引起了关麟征的怒火。“红军哪里去了？”关麟征睁大眼睛问。“红军不见了。”士兵战战兢兢地回答。气急败坏的关麟征狠狠地给了这个士兵两个耳光，然后习惯性地跺着脚，不停地骂道：“妈的，都是饭桶，都是混蛋。”
慢牛坡战斗，给趾高气扬的关麟征以沉重打击，大挫了他的锐气。红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200多名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柴洪宇师长在指挥战斗中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了。慢牛坡战斗间隙，柴洪宇的警卫员王树堂含泪擦去了柴洪宇身上的血迹，在当地村民姜启荣帮助下，把柴洪宇的遗体掩埋在了白草塬头。慢牛坡上，王树堂拿出笔来，绘了一张坟地草图，坟周围的主要地貌都标在图上，然后郑重地将图折迭好，装在身上。他擦干眼泪，紧紧地握着姜启荣的手说：“老乡，请你看守好这个坟墓。”说罢，将他随身带的一些银元留给了姜启荣。姜启荣当时不知道他亲手掩埋的这位红军烈士是谁，他只是牢牢地记着王树堂对他的深情嘱托，年复一年地看守着坟墓。
柴洪宇，这位年仅33岁的红军师长，从此永远地留在了他鲜血浸染过的黄土地上。
（根据万全琳、赵永胜提供资料改编）
女红军史朝珍的传奇人生
史朝珍日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厂溪乡。她幼年丧母，与父亲、弟弟艰难度日。后来，父亲续娶，史朝珍在家不堪忍受继母的虐待，加之经常遭受地主压迫，便于1930年参加了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这年，史朝珍13岁。1931年，她经刘秀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10月底，川东游击军在宣汉县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史朝珍在三十三军当宣传员。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时，史朝珍被编入妇女独立二团。长征路上，史朝珍所在的连队担任掩护任务。他们拿着手榴弹在山顶上故意炸得烟尘滚滚，以扰乱敌人视线，掩护主力部队顺利通过敌军防线。有一次，他们被敌人重重包围了，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全连战士一个个倒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史朝珍的子弹打光了，她急中生智，倒进战友们的尸体堆里，又在脸上抹满血污。敌人走过来用枪托捣了捣她的屁股，见无反应，以为她已死了，就转身离去。等敌人走远后，史朝珍才钻出尸体堆，把烈士们手中没用完的子弹和手榴弹拿过来，面对烈士遗体流着热泪说：“战友们，我走了！”就朝部队前进的方向追去。在苍凉恐怖的大山里，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她一个姑娘家，孑然一身，走啊，走啊！走得脚底蜕皮，口里冒烟，肚子打鼓，终于在一个阴冷的傍晚，她听到了有人走动的脚步声，她多高兴啊！真想放开嗓门喊一声：“亲爱的战友们，等等我吧！”但当她看见眼前的情景时，却傻眼了：这不是围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吗？她失望极了，愤怒极了，她猛地追上去把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甩进了敌人的队伍里，接着把自己所带子弹全部射了出去，然后，她就在苍茫的暮色里等待饮弹而死的那一刻。可出乎意料，敌人却没有向她还击一枪一弹，而是瞬间逃得无影无踪。事后她才知道，敌人误以为被红军包围了,因而如惊弓之鸟,掉转方向逃之夭夭。史朝珍打退了敌人，又继续向前追赶。黎明时分，她追上了自己的部队。当团首长知道是她击退了尾追不舍的敌人时，夸赞她勇敢，还把自己骑的马让给了史朝珍。在马背上，史朝珍一下子沉沉昏睡过去，她记不清自己多少天没沾过汤水，多少个夜晚没有眨一眼了。
第二天，史朝珍醒来了，她想起倒在血泊中的战友们，想起家乡受苦受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意志更坚定了。她跟随红军穿过茫茫大草地，翻过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在过天险腊子口时,史朝珍的右腿受了伤，经卫生员简单包扎后，她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向会宁方向前进。1936年10月上旬, 史朝珍终于随部队来到甘肃会宁地区同一、二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在会宁文庙大成殿前举行的红军会师联欢晚会上，史朝珍聆听了朱德总司令和徐向前元帅的讲话。她和战友们演唱了震憾人心的《会合之歌》：胜利撼动一切，英雄弟兄们，伟大的会合，……举红旗，向前进,三军齐努力,团结反蒋抗日的力量,推动中华民族的解放。胜利会师之后，史朝珍负伤的右腿又受感染，不能行走了。她所在部队到会宁县城以北十五公里处的柴家门驻防，她自己住在柴凤鸣家。10月下旬，战友们继续北上，她因伤不能跟部队走，继续留在柴家，柴凤鸣母亲待她很好，亲如母女。
有一天，几个搜查红军的国民党士兵发现了史朝珍，就来抓她。她急忙钻进一个破炕洞里，敌人的刺刀从她胯下擦过去，差一点刺伤了她，出了这事，柴家再不敢让史朝珍住到屋里了，就把她安顿在庄边半山的一个土窑里。史朝珍常站在窑门前，望着红军远去的方向，一边流泪,一边说：“红军啊，红军,你什么时候才能打回来啊，你的战士日夜盼你哪！”可她哪里会想到，包括她的女战友组成的妇女抗日先锋团在内的西路军正在河西征战。待她伤好能行走时，一日黄昏，柴凤鸣领着一位陌生男子走进土窑对史朝珍说：“朝珍，这大路畔上人多眼稠,官方追查得又紧，你就跟我的这位亲房人到后山去养伤吧，他们会照顾好你的”。当天晚上，史朝珍洒泪告别了她养伤一月有余的柴家门村，跟着这位陌生男子翻山越岭，穿峡跨沟，来到一个十分偏僻的山村里，这个村子就是现在的韩家集乡苟家岘村唐家河。住进柴凤鸣的亲房人柴增荣家后，这家对她非常热情，史朝珍焦躁的心灵得到一点安慰，她想：“我又遇到了一户好人家。”后来，在大人的撮合下，史朝珍便与这家的儿子柴玉珊结了婚。婚后因家庭困难（土改时定为贫农成份），曾给高家岔一户地主家当过多年长工，她婚后生育了5个儿子。
解放后，会宁县人民政府对史朝珍十分关怀，1950年，经甘沟区委书记任建业介绍，吸收她当了革命干部。史朝珍先后担任过甘沟区的妇女主任、枝高大队党支部书记。由于工作积极，1950年4月，她曾作为全县8名农民代表之一，参加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回到乡上后，她积极宣传党的政策，领导本村群众开荒纺织，解决青黄不接之际群众的口粮问题。会宁县委第一任书记只金耀专门写文章，在日的《甘肃日报》上表扬了史朝珍。同年7月，她到定西地委干部学校学习。1953年至1955年，担任云台乡副乡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日，《甘肃日报》3版“人人都作公安员”栏目中刊登了小通讯《母子三人捉逃犯》，记述日史朝珍和她的两个儿子大义灭亲帮助党和政府将杀伤韩集乡分支部书记王效忠后潜逃的一贯道首李树鹏、殷显宗、柴世华（史朝珍丈夫的亲房）追捕归案的事迹。文章最后还指出：“史朝珍是一名女红军，1936年红军北上抗日，路过会宁时，她因伤流落那里。”史朝珍在工作中积极泼辣，认真负责,不怕困难,联系群众,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中的佼佼者。
在离开家乡20多年之后的上世纪60年代初，史朝珍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她凭着自己离家时的模糊记忆，托人给四川老家写了一封信，没想到时隔不久又有了回信。她喜出望外，在会宁县委、公社党委两级组织的帮助下，于1964年2月领着十多岁的儿子柴守忠踏上回四川探亲之路。经过4天的颠簸，当她走进自己的村子时，已经记不起自己的家门了。她和儿子正在犹豫着，一位中年男子领他们进了门。真巧，领她母子进门的正是她的弟弟史朝福。姐弟俩抱头痛哭。弟弟说：“20多年没有你的音信，家里人以为你早就牺牲了，县上和公社一直把咱家当烈士家属对待。父亲和继母逝世前还一直惦记着你。见到你的信，才知道你还活着。全家人天天等着你回来，你终于回来了。”当时，家中除了弟弟朝福夫妇，还有两个侄儿。这次迟到的团聚，使全村人都感到意外和高兴。住了两个月，假期到了，她便领着儿子回到会宁。
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之情愈重。史朝珍经常思念山清水秀、物产富庶的老家。她弟弟也经常来信，希望她全家搬到四川去。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会宁遭受严重旱灾，人缺粮食，牲口缺草，每人每天靠供应8两玉米和红薯片度日，更促使她下定了回老家的决心。经过和丈夫反复商量，全家人于1972年3月告别了生活36年的会宁，踏上了迁往四川的行程。在火车上，随着车轮前进的节奏，史朝珍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当年长征到会宁时，她是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现在离开这片养育了她30多年的黄土地时，已经成为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妪。1935年5月，她和战友们用双脚从四川走起，途中经历了大小战斗80余次，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经过了川、康、陕、甘、青5省，经历了千难万险，用了1年零5个月，行程近5000公里才到会宁。现在只用4天时间就回到四川老家，30多年的变化真是恍如隔世。四川历来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加之她是返乡的老红军，当地政府在物资供应上格外优待，生活自然要比正逢灾年的会宁好得多。可就在她应该安度晚年、尽享天伦之乐时，癌细胞不幸向她袭来，1977年初发现患有胃癌，经积极治疗无效，于3月21日在四川宣汉县厂溪乡老家逝世，享年61岁，总算落叶归根了。史朝珍逝世后，公社领导十分重视，积极筹办丧事，给她买了寿棺、寿衣，补助了丧葬费，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社领导致悼词。
史朝珍逝世后，她的儿子有的参军，有的在外工作。老伴柴玉珊不适应四川炎热的气候，加之年老思乡，不久也回到了会宁。后因病于日逝世。史朝珍的儿孙们都遵循史朝珍生前的谆谆教诲：“要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不管干什么职业，都要老老实实，诚诚恳恳，作一个正直的人、清白的人，永远无愧于‘老红军后代’这个光荣的称号。”
（根据杜守琴提供资料改编）
何德林的无悔人生
老红军何德林日出生在江西宁都县青塘乡阳光下村竹山社，1936年10月，在长征途中因伤流落到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老君坡村。他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因受革命思想的熏陶，萌生了参加红军的念头。1933年，趁母亲领着弟弟转娘家的机会，他留下新婚一个月的妻子，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参军后，他被编在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三师三团九连当战士。当时，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徐彦刚、政治部主任李卓然。第三师是1933年6月由中央模范团和两个独立团组成的，师长周昆，政治委员伍修权。何德林参军不久，适逢国民党军开始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红军在宜黄南部两战两捷，全歼敌军3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40余门，胜利地打破了第四次“围剿”。何德林因在这次反“围剿”中作战勇敢，被提拔为班长。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遭到全盘否定，红军虽经一年苦战，但终未打破“围剿”，1934年10月，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长征开始，突破湘江一仗打得十分残酷。何德林看到许多战友或战死，或掉进湘江；也有些人对革命前途产生动摇开了小差；还有些人不满“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瞎指挥而拉走队伍上山打游击。面对复杂的情况，他当时义无反顾地坚定跟随红军主力打过了湘江。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由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红军扭转了被动局面，广大指战员欣喜若狂。何德林当时正值青年时期，和大家一样感到无比兴奋，希望长征走向胜利。强渡大渡河时，何德林也被抽为渡河先锋队的一员，他们每人都带有武器和几把短刀。尽管马会浮水，但马背上骑着人，到河中间时因水急流阻，马力就明显不支了，战士们只好在马屁股上扎一刀，马疼痛难忍向前猛跃几步。就这样，扎上几次，马才能跃上对岸。在死伤了不少战友和马匹后，终于占领了对岸的阵地，为后续部队过河打开了一条通道。何德林侥幸受了一点轻伤。在过雪山、草地时山上海拔高，空气稀薄。到了山顶，白雪皑皑，刺激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气喘吁吁，每走一步都很吃力。但只有向前走才能活下来，一旦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何德林和战友们战胜困难，一步一步翻越了大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岷山等雪山。部队到了川北草甸地区后，周围荒无人烟，表面上是草，可草下全是泥水，一不小心，掉进去越挣扎越往下沉。如果赶快躺倒的话，依靠身体浮力，还不至于淹没。到了晚上，只能拣块硬地方，两个人背靠背坐着睡一阵。过草地时，何德林因双腿在水中浸泡时间长竟然腐烂了。
走过草地，不久就进入甘肃境内，也陆续看到村庄和人畜，但天险腊子口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腊子口位于迭部县境内东北部的腊子口谷地，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被人们称为天险。当地群众说：“走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这里东西两岸岩壁耸立，陡峭异常，中间仅为一条长约30米、宽8米、高达500米的隘口。隘口前有一片三四十米宽的开阔地，奔腾湍急的腊子河从中将开阔地辟为两半。两岸由一个东西向的小桥相连，是过河上山的必经之地。敌人到了这里后，依托天险，在桥东数丈高的悬崖上筑了好几个碉堡，由一个机枪排防守，四挺重机枪和一些轻机枪组成交叉火力，封锁着小桥和开阔地，敌人还沿山脚构筑了步兵工事，以一个营的兵力防守。腊子口后边有一个三角形谷地，敌人在这里构筑了第一线阵地，敌团指挥所和另外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这里，严密封锁着隘口和红军的去路。
红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接到毛泽东、彭德怀、聂荣臻等对攻占腊子口的命令后，昼夜不停，连续行军近200里，沿途打垮了鲁大昌部前来阻击的两个营的敌人，于9月16日下午赶到了腊子口。经过一夜紧张战斗，9月17日清晨，红军胜利地夺取了腊子口要隘。在这次战斗中，何德林所在的三团虽不是主攻团，但他们也配合参加了战斗。何德林的右胳膊负伤，经过简单包扎后又继续行军。三天后，部队到达了通渭县碧玉乡，何德林的伤口发作走不动了。部队领导动员他留下来养伤，并留下两名战士帮助他。第二天，三个人走到一个河滩里，发现后面有几个国民党地方民团的团丁向他们追来，何德林为了不连累别人，把枪交给了两名战士，让他俩赶部队去，自己留下对付追来的团丁。这时，他不但伤口痛，肚子也饿得走不动了，便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那几个团丁到了跟前，得知他是负伤的红军，便把他身上的衣服剥得只剩下一个裤衩，还扬言要打死他。后从裤衩里搜出一只玉镯，又看他负了伤，团丁们便产生了恻隐之心，留了他一条命。
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通渭碧玉当时已经寒气袭人。何德林坐在石头上，饥寒病痛交加。怎么办？他反复考虑，决不能坐等，不管如何困难，还是要找到人家先讨一点吃的。于是，他忍着伤痛连走带爬向前行。爬了很长时间，看到河边一个崖底下有一个窑，上边有一个烟囱冒烟，他断定那里有人，就爬了过去。快到窑门前的时候，门里出来一个人，身上穿的衣服尽是油。那人看他身上没衣服，胳膊上还有伤，十分同情，便把他扶进去，找了件旧衣服让他穿上，又搀扶他到热炕上休息。这时，何德林才知道这是一家油坊，救他的是个油倌。油倌问了他的遭遇，得知他是负伤掉队的红军，便安慰他住下养伤，每天还带些吃的来。油坊很暖和，也很隐蔽，住了半个多月，伤好多了，身体也得到恢复，他就开始在油坊帮着干活。油坊停榨后，何德林就去附近有钱人家当雇工。过了两年，人们看他为人老实，做活踏实，便介绍他招夫到一个大他六七岁的寡妇家。何德林诚实地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着他们一家，后来，那个寡妇还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可气的是事隔两年，那个寡妇有了外遇，便开始辱骂、虐待何德林。他终于不堪忍受而离开了那个家。后来，在当地人李耀山的帮助下，何德林买了一副货郎担，借了些本钱，走街串村做起了小买卖。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的那年，何德林跟随李耀山来到会宁县老君坡，与李耀山的三儿子李秀林成了结义弟兄，从此就在老君坡附近村子继续做生意。每次到老君坡，何德林就在李家吃住，同李家关系很密切。由于何德林十分节俭，多年做生意积攒了一些钱，李耀山看他已三十多岁了，一个人生活困难很多，便将老君坡田宗琴介绍给何德林，订婚时，他给田家的彩礼是48块银元和12匹土布（每匹4丈）。因他的年龄比田守琴大20多岁，介绍时将年龄瞒小了10岁。
日会宁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曾通知何德林参加革命工作，但何德林认为自己不识字，害怕搞不好工作，就没有答应，继续留在家里做小买卖。1950年，何德林与田宗琴结婚，还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土地。1954年到1956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小商小贩都被组织参加合作商店。何德林没文化，就没有参加合作商店，一直在家务农。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一个个地出生，何老对故乡、母亲、弟弟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经与江西宁都老家写信联系，才知道母亲仍健在，19岁的弟弟给地主做活时，患了肠梗阻无钱治疗而亡故。他参军时结婚1个月的妻子是个善良而贤惠的人，在他参军后还等了3年，后来感到无望才嫁人。何德林得知老母健在，便产生了回千里之外的老家接母亲的愿望。经过夫妻二人反复商量，凑够路费后，他于1957年农历八月十四日从老君坡出发，步行到甘谷县坐上火车。火车走了3天，才回到了阔别22年之久的故乡。见到日夜思念的母亲，真是悲喜交集，母子相抱痛哭，倾诉20多年的思念之苦。在家住了20多天，何德林了解到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的不少人在长征中为国捐躯，自己虽吃了不少苦，却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为了不让老母亲一个人在家孤独地生活，他苦苦地劝说母亲随他到会宁安度晚年。但毕竟故土难离，老太太不愿来，他费了很大周折才把母亲说服了。母子从老家动身，农历闰八月十八日回到老君坡。老太太从山清水秀、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来到干旱缺水且以面食为主的会宁，硬是生活不习惯。家里做的面食她不爱吃，爱吃的大米又买不到。何德林两口子为博得老太太的欢心，费了不少心思，而老太太却总是思念生她养她的江西老家。一晃几年过去了，在三年困难时期，不要说吃大米，就是杂粮面也成了奢侈品。由于在会宁生活的时间长了，加之那时经常吃不饱，老太太生活要求不苛刻了，只要能吃饱就行。田宗琴是一个贤惠的儿媳，在那样困难的岁月里，她操持家务，节衣缩食，想方设法弄点粮食先让婆婆吃，宁愿自己和孩子们挨饿也不亏待老人。老太太直爽，有时吃一顿纯粮食做的饭就出去对别人说她吃得好，队干部和邻居误以为他们家里有存粮，这就给何德林两口子惹下不少麻烦。后来老太太生活习惯了，加上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情绪也好多了。1979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何德林母亲因病逝世。生于江南水乡的她从此长眠于黄土高原。
何德林是个耿直的人，办啥事情都很认真。生产队时期，公社因为他是老红军，曾让他当过一段时间的队干部。由于他原则性太强，难免引起一些思想落后的干部和社员对他的不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人民政府为因病因伤流落在会宁的老红军落实政策，何德林每年领取生活补助费，享受公费医疗。
岁月如梭，何德林从31岁时流落到通渭县碧玉乡，解放初期来到会宁县老君坡落户，于日9时在家中去世，已经在陇原大地上生活了63年。他为革命离乡背井，爬雪山过草地，4次负伤，死里逃生。但他直面人生，无怨无悔，心系革命，不忘长征，这个信念从未动摇过。他给三个儿子起的名字，分别带着“红、军、兵”三个字，意在让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革命，不要忘记红军。
日，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小分队赴老君坡慰问演出，当管彤、杨柳率领演职人员抬着“红军万岁”的匾额走进何德林家中的院子时，何德林全家和老君坡村的乡亲们群情激昂，一片沸腾。穿着一新、佩带着“人民功臣”勋章的何德林，坐在炕头上听着演员们唱着十分熟悉的江西民歌，激动得热泪盈眶，日，他受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的亲切接见，久久地沉浸在幸福的气氛中……
（根据杜守琴提供资料改编）
红小鬼李国兴
李国兴，乳名海娃，汉族，日出生于四川省营山县老林子乡老林子村。他幼失双亲，与姑母过着寄人篱下的苦难生活。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途经他的村子时，年仅10岁的李海娃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徐向前念其失去父母，贫苦可怜，遂破格收下他，并编入警卫连，让他喂马、拉马，做首长的勤务兵。从此，李海娃就走进了中国革命的大家庭。他天真无邪，机灵勇敢，忠厚勤快，深得首长和战友们的喜爱。1934年，已有两年军龄的李海娃肩挎盒子枪，背着小背包，手牵大战马，神采奕奕地走在行军路上。每到驻地，他都添草喂马，挑水饮马，为首长们打扫房间，端饭送水，尽职尽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红军战士。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部署进行了嘉陵江战役，歼敌万余人。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8万余人开始长征。长征路上，李海娃已是警卫营中的一位班长了。他和大家一起，以百折不挠的斗志，历经百战，在枪林弹雨中多次受伤。日，李海娃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县城。随后，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红军总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总直属队到达县城，受到红西方野战军一军团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及一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分裂路线的影响，部队一直很被动，红四方面军常受到国民党部队的截击和飞机炮弹的轰炸。1936年10月下旬，李海娃随总部西渡黄河，在河西走廊作战惨遭失败。在一次战斗中，他头部被弹片炸伤，因流血过多而失去知觉。醒来时，才知道自己躺在一个姓陈的老大娘家里。经过老大娘的精心照料，李海娃三个多月就伤愈了。在这段日子里，李海娃和大娘建立了母子般的感情，可他仍然向往着革命，想念着徐向前总指挥，遂不顾欠儿欠女的老大娘百般挽留，流泪告别，踏上了寻找红军队伍的艰难路程。他一路上晨霜夜露、讨吃讨喝，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队伍，1944年冬，流落到会宁柴家门乡阳坡村王川社（当时此地为定西所辖）一带，给人拉长工、打短工，时间最长的是在王家放羊四年之多。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李海娃分得田地，落户会宁县柴家门乡张堡村李沟社。在农民夜校识字时，李海娃才更名为李国兴。他为人正派老实，乐于助人，深得村民爱戴。1955年春，李国兴与阳坡村李家坪的胡玉花结为夫妻，1956年生一男，名李振忠。由于妻子患肺结核，李国兴家境一直很贫寒，但他从不哭穷喊贫。
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李国兴担任了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组长和大队贫协委员。他从不以老红军身份而自傲，仍然在队里踏实干活，吃苦耐劳。当时，团小组长在组织青年学习时，请李国兴讲红军长征故事，他从不多讲自己，只说他是徐向前元帅的警卫班长，在历次战斗中前后共挨了八枪一炸弹。1964年，妻子胡玉花的病情日渐沉重，当时李国兴在大队药铺的账上已累计欠款600元，没办法还款，他便请人给徐向前元帅写信，要求老首长解决他的困难。不几天，国防部办公厅回了信，并给县政府、民政局通知，让地方政府及时帮助解决李国兴的实际困难。胡玉花去世后，县民政局解决了她的全部住院费和安葬费约600元。妻子病逝后，李国兴产生了回老家的想法，盼望见一下当年抚养过他的姑妈。生产队即给四川省营山县武装部写信，取得联系后，李国兴于1971年在会宁县、营山县政府的帮助下回到离别40年的老家营山县老林子村，并在此定居。1988年秋，李国兴病逝，享年67岁。
（根据王启明提供资料改编）
兴国好男儿曾宪祯
70多年前，一个14岁的孩子跟随长征中的红军队伍从江西兴国来到甘肃会宁。他，就是曾宪祯。从此，曾宪祯就一直留在会宁，喝着会宁的窖水、吃着会宁的洋芋蛋生活着，一口原本地道的兴国话中，也夹杂着会宁的土话。他是兴国人，也是会宁人，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红军”，有喊他“红军大哥”的，有叫他“红军叔叔”的，也有称他“红军爷爷”的。在乡亲们的心里，“红军”才是他在会宁的真实姓名。
曾宪祯1921年出生于江西兴国县崇贤乡东风村乌石嵊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1岁时，从江西瑞金过来的红军队伍路过这个村庄。当时，曾宪祯虽然年幼，但听大人说红军是专为穷人打天下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队伍。他也看到红军队伍浩浩荡荡，战士们一个个精神焕发，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这让还是一个孩子的他格外羡慕。尤其是当他看到队伍中也有十一二岁的小红军时，就寻思着，人家的孩子能当红军，自己也应该能行，于是，他就走进红军的队伍，非要当一名红军战士不可。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他被编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第六师十六团三营三连，先后当过勤务兵、号兵、卫生员。枪林弹雨中，他冲到前沿阵地，为伤员包扎伤口；滚滚硝烟中，他扶着伤员，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前进的队伍中。雪山上留下过他瘦弱的背影，草地上有他顽强的喘息。他也吃过皮带，喝过苦水。同他一起出来参加红军的同族的12个红小鬼，11个倒在了长征路上。多少年过去了，曾宪祯老人对他的那些同伴充满了深深的怀念之情。
在红军长征进入甘肃的一次战斗中，曾宪祯腿部受伤，由于当时药品奇缺，未能及时治疗，致使腿部溃烂化脓。但他硬是忍着疼痛，一跛一跛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有时甚至是连滚带爬地跟着队伍前进。那时已是秋天，黄土高原寒气袭人，但饱受疼痛的他额头上却滚着豆大的汗珠。当部队经过会宁县陇西川一带时，他的伤口严重感染，两腿血肉模糊，裤子结满血痂，一个趔趄，倒在路边昏了过去。由于是夜间，急行军的战友没有发现他已掉队。当一阵秋风把他吹醒后，队伍早已绕过山梁，奔走在他看不见的远方了。后来他才知道，和他一起行军的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这些著名的领袖人物。这时，曾宪祯口渴腹饥，加上掉队的悲伤，泪水挂满了他略带稚气的脸庞。他咬着牙想站起来，但那双伤腿却怎么也不听使唤。他急切地想赶上自己的队伍，就向着村子爬行，先找口水喝，然后打听队伍远去的方向。
“嘭嘭嘭，嘭嘭嘭”，他敲响了陇西川梁锦云家的大门。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梁锦云夫妇格外小心，他们怕土匪，也怕兵，但当他们仔细听这敲门声并不是那么蛮横时，就按住紧张跳动的心，悄悄打开大门，面前的情景让这对善良的农民夫妇大吃一惊：一个皮包骨头的孩子，脸色苍白，破烂的衣服上沾着血迹。从帽子上的红五星就可看出这是一个掉了队的小红军。梁家夫妇赶紧从门里跑出来，扶起曾宪祯说，这么小的娃娃，多可怜啦，赶紧到屋里去。曾宪祯被扶进了门，躺在温暖的土炕上。梁锦云妻子赶紧给他端水、换衣服，那顶红军帽也被藏在了衣柜里。梁锦云还几次到门口去张望，怕国民党知道了来找麻烦。第二天，梁锦云就放出话说，他收留了一个要饭的孩子，给自己做干孙子。
那时的会宁，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梁家收留一个半大孩子来，不仅家里多了一张吃饭的口，而且还满身是伤，需要治疗。但梁锦云夫妇一点也不后悔，他们对村里人说，只要自己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这个孩子饿着。他们请来当地的名医郑斌发给曾宪祯疗伤、敷药，每天用艾叶、薄荷煎水清洗伤口。起初的日子，梁锦云妻子看到曾宪祯手上有伤，端碗都困难，就亲自给他喂吃喂喝。半年时间过去了，曾宪祯顽强地活了下来。
梁家没有把曾宪祯当外人看，处处呵护着他。当时，由于曾宪祯是个外地人，加上身体瘦弱，村子里的一些孩子有时会偷偷地欺负他，但梁家老老少少只要知道，都会斥责那些孩子。有一次，曾宪祯被几个外地来村子里干活的人抬着往水灌眼里扔。梁锦云妻子知道后，拄着拐棍去找那几个外地人算账，还气得直流眼泪，回到家里，心疼得一天都没有吃饭。梁家人把曾宪祯当亲人一样看，曾宪祯也把梁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梁锦云夫妇当成自己最亲的亲人。他的腿伤好了，就给梁家放羊。看着羊儿在山坡上吃草，一件件往事就浮现在他的脑海：想起杳无音信的双亲和遥远的家乡，想起长征路上倒下去的战友，心头便生出无限的悲痛，但他又庆幸自己在九死一生中遇到了一户好人家。为了报答这户好心的人家，他每天早早把羊赶出圈，挑选草多草嫩的地方去放牧，40多只羊个个膘肥体壮，活蹦乱跳。过了两年，曾宪祯长大了，开始在梁家学做庄稼活，春种夏锄，秋收冬碾，样样都学得很快，再加上他吃苦耐劳，深得村里人喜欢。
20岁那年，在梁家的操办下，曾宪祯与村上的一位姑娘胥桂英结婚。胥桂英是举家从秦安逃荒到会宁陇西川后经村里人介绍嫁给曾宪祯的。他们结婚后，在梁家居住一段时间就分开过了，梁家把自家土地分给曾宪祯一份，让他耕种。从此，曾宪祯夫妇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岁月在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缓缓走过。
梁锦云妻子去世后，曾宪祯十分悲痛，他像梁家的子孙一样给老人戴孝，并要求改姓梁。梁家人理解他的感情，但坚决不让他改姓。厚道的梁家人觉得承受不起这么重的感谢。
在曾宪祯流落会宁一年后，红军又一次到了会宁。只是由于消息闭塞，他失去了找到队伍的机会。好长时间之后，才从村里人的闲谈中听到这个消息，他既兴奋，又伤感，兴奋的是又听到了红军的消息，伤感的是不知道队伍又去了哪里。具体情况是他好多年以后才知道的：日凌晨，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骑兵团在团长韦杰、政委夏云飞的率领下，冲进会宁县城“西津门”，消灭了会宁守敌，拉开了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的序幕。那时，红一方面军在积极做着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准备，而二、四方面军正火速向会宁靠拢。
10月10日，一首永远被红军将士铭记的歌曲在会宁县城反复传唱：
三大主力军，
西北高原会合了。
欢呼三个方面军，
百战百胜英勇弟兄。
团结我们工农红军全部的力量，
走向抗日最前线！
两万五千里长征，
经历十一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
换得伟大会合。
为着建立人民政府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这天黄昏，永远被记入中国革命史册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联欢会在会宁文庙大成殿前举行。生活在偏僻小村里的曾宪祯，没有听到朱德总司令的讲话，没有看到战友们热泪盈眶的欢呼和拥抱，甚至连华家岭上的连天炮火、慢牛坡的白刃血战都是以后才知道的。
他常常思念家乡，思念长征，往往从睡梦中惊醒，眼泪打湿了枕巾。他不断地给妻子讲述爬雪山过草地的悲壮情景和抢渡大渡河的激烈战斗。讲他负伤时的情形，讲他对红军的深深思念。在妻子的心里也渐渐地对红军有了一些了解，对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因此，会宁解放后，胥桂英这位农村妇女就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多次参加了县上的人民代表大会。
后来，曾宪祯来到会师楼下，当他沿着青砖铺成的台阶拾级而上，站在朱德当年站过的地方时，脑海里仿佛又响起了会师楼下的马蹄声和文庙大成殿里的欢呼声。当他在文庙大成殿看着那一盏盏曾照亮过雪山草地的马灯，那一把把还残留着战火硝烟的铜壶，那一张张记录着红军战斗历程的军用地图时，长征路上的所有细节，又一次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那天他在会师楼下照了张相，本要慈祥地笑笑，或者说自豪地笑笑，可忍不住热泪盈眶了。
曾宪祯参加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等工作，又先后担任过杨崖集、陇西川、双城岘、侯家川等当年红军经过的会宁南部几个乡的乡长、乡党委书记。同时，参加了会宁北川渠、吴川水库的建设。他在工作中始终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由于没文化而影响工作时，毅然决定提前离休，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经常教育后代，要学文化，长知识，同时，做人要厚道，生活要节俭。这可以说是一个老红军为后人立下的家训。
曾宪祯一生都喜欢种树。工作期间，无论走到哪里，都把树种到哪里。离休后，他在陇西川南河滩上开辟了10亩地的蔬菜果园，不管是吹风下雨，还是烈日烤背，一年的大量时间都在园中锄草浇水。当蔬菜满园、果树挂果时节，他就把那些芹菜、白菜、萝卜、杏子、梨子分送给村里的乡亲们品尝。看着大家提筐背袋来分享他的劳动果实时，他就会感到一种幸福和满足。
曾宪祯还经常出现在陇西川学校的校园里。每当少先队过队日，或者重要的纪念节日，他都会被学校请去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他声情并茂的讲述使孩子们激动不已。时间长了，他和孩子们就有了感情。他看到有些孩子上学路太远，就让孩子们住在自己家里，尽管有许多麻烦，但他毫无怨言，而且还分文不取，他说，这样自己心里舒坦。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里，村里人都不宽裕，但由于他有离休工资，家庭生活相对要好一些。因此，不管村里谁家有困难，他都会毫不犹豫慷慨解囊，哪家缺粮少盐了，他总会从自己家中抠出一些以解燃眉之急。
他常说，作为一名红军战士，自己没有走完所有的长征路，又因为没有文化，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1982年7月的一天，曾宪祯突发脑溢血去世。但他亲手栽培的那些树，都像一个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陇西川的山山坡坡上讲述着他在这里经过的风风雨雨。
2006年清明节前夕，他的儿子曾庆余带着女儿来到兴国县。一听到一个从兴国县出去的老红军的儿子要来寻根问祖，家乡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邹小龙深情的安慰，陶亮、陆江萍、王存彬等忙前忙后地奔走帮助查找线索，陪同参观，介绍当地的变化，这些都让曾庆余感到回家的温暖。同族侄儿曾繁欣、曾繁荣帮他寻找父亲曾宪祯出生的村子，讲家史，祭奠先人，还讲兴国的革命历史……
在战火纷飞的年月，兴国县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179名，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就有12038名。长征途中，几乎平均每一公里就长眠着一位兴国男儿的英魂，成了长征的铺路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当年，曾宪祯参加红军后，家里只留下两位老人和他的童养媳袁桂芬。父亲曾昭葱去世后，袁桂芬就离开了这个家，母亲朱氏也改嫁他乡。老家的人都以为曾宪祯牺牲在长征路上了。曾宪祯在会宁一直惦记着老家，想到父亲的坟头上去看看，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曾庆余为了却父亲的心愿，终于来到了崇贤乡栗山坑黄光屋背爷爷的坟前。草木无言，逝者无言，唯有春风轻轻地诉说着跨越时空的人生故事……
（根据曾庆余提供资料改编）
薛纪禄和他的哑妻
1959年7月，在北京空军师雷达部队服役的志愿兵牛兴明回老家探亲遇到了一件事，着实难住了这个敦实的五尺汉子。情况是这样的：他快要返回部队时，本庄（原八里公社百户大队东坡生产小队）的薛羊倌跛着腿一瘸一瘸地找来，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你啥子时候回北京哟？你去时把我带上噢，我要去北京找朱总司令！”这一突如其来的请求让牛兴明愣住了。他用似信非信的目光瞅着这位解放前人称“四川九子”、“四川娃子”，解放后换称“跛羊倌”，现在多尊称“薛红军”的小个子残疾红军，心想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过了一会，他才郑重其事地说：“你找他去？那怎么行，他是国家领导人，很忙，不是一般人想见就能见上的啊！”体残瘦弱的“薛红军”清了清嗓子发急地说：“他是我的军头，又是我的老乡噢……我在民国25年跟随他长征到会宁，腿被国民党军飞机炸伤后流落到咱百户。现在家里再没有亲人，他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很想念他噢……我不信他不见我，不管我哟？”“你是他老乡？”牛兴明惊奇地问。“噢——，是的哟，你说朱总司令他能不管我哟？”“薛红军”的一声反问使牛兴明哑口无言。“是啊，老乡怎能不认老乡呢？何况宽厚仁慈的朱德委员长，向来以关心同志著称。如真能见到的话，肯定会认这个为革命致残的老乡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牛兴明两眼盯着“薛红军”的双目，心里这么想着。经过再三考虑，牛兴明一边耐心地做解释，一边真诚地许愿：“下次探亲返京时一定带你去北京见亲人朱委员长……”
“薛红军”相信了，告辞走了，但牛兴明的心里就像装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知道“薛红军”次年不幸逝世，竟使重情的牛兴明因这一庄严的“许诺”未能兑现而遗憾终生！
因为薛纪禄平常少言寡语，又加上四川口音太浓，交往不多，所以，八里百户一带的老人，一提“薛红军”都知道，可知其真名的人却不多。
“薛红军”名叫薛纪禄，四川仪陇人，生于1918年。经考证，他大约在1934年前后参加红军，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当战士。1935年5月随部队从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会宁，于日荣幸地参加了彪炳史册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宁大会师。在县城东部的张城堡休整10余日后，他随部队奉命北撤。10月26日途经韩家集与四房吴共辖的曹家峡一带时，遇上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他不幸负伤掉队，幸获当地一好心人张某救助。虽花3年多时间治疗弹伤，但右腿伤口始终不愈，时常流脓，致终身残疾，行动不便。
1940年前后，薛纪禄流落到韩家集袁家嘴村山后的贾家沟及牛娃沟，在贾具珍和薛继洲家放牲口先后有七八个年头。1948年娶妻后，到八里湾乡百户村的东坡，又给富户张凤歧家放羊直至1952年土改。土改时在东坡分了地并定居。1955年建初级社后，因残疾不能干别的农活，仍一直给集体放羊。1960年农历四月，因饥病交加抢救无效而猝然去世。他的早逝不仅给家庭带来莫大的伤悲，还让乡邻感到惋惜和愧疚。
薛纪禄的儿子薛武在2002年4月和2006年3月两次访查曾救助过父亲的恩人。他父亲的几位生前好友说：“你父亲很老实，平常不多说话，只说他是四川人。究竟是四川何地人，我们没有问过，他也没说过。他常常说的话是‘我一生遇到了许多好人’。”
2004年的一天，外出打工的薛武从靖远坐汽车经韩家集回家时，在车上遇见了一个年龄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人，闲谈中听说他在百户并且姓薛时，便问“百户有个薛红军，你知道吗？”薛武说：“我就是薛红军的儿子，叫薛武。”那人惊喜地说：“啊，你正是薛红军的儿子？我父亲在民国25年（1936年）救过你父亲的命，知道吗？听我父亲说，那年红军过后的一天，他发现一个地埂前的两大块土疙瘩中爬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身上有好几处伤，右腿伤得最严重，干脆不能走，从有血污的踪迹上看，他是从曹家峡方向爬到这里的。伤痛和饥饿折磨得他昏迷不醒，我父亲连忙把他背回家，灌汤灌药，洗伤包扎后，才慢慢苏醒过来……”薛武听到这里急忙插话问道：“后来呢？”那人接着说：“在我家治疗养伤约有三年多时间，我父亲待他既像亲弟弟又像亲儿子一般，相互感情很好，当时，我父亲没生下儿子，只有女儿，想收他做儿子。因我父亲大不了你父亲多少岁数，他有些不愿意，我父亲只好不再提及此事。可是，你父亲觉得很难为情，不好意思再住下去，便跛着腿离家出走，去了袁家嘴后山一带。据说快解放时到了百户，后落户到那里。刚离开的几年，每逢过年他总是来看望我父亲，自从父亲生了我以后来的次数渐渐少了。原来只是听父亲这么说，没想到今天在车上遇到了“薛红军”的儿子，真巧……”闲谈中，汽车行驶到距韩家集不远的袁岸垴时，姓张的那人下车朝袁岸岔方向去了。
十分遗憾的是当时薛武因坐车疲乏，脑子糊涂，竟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
薛武先后两次去贾家沟拜访贾具珍老人，老人说：“你父亲大约是民国29年（1940）来我家的，右腿跛得很厉害，身体很瘦小，不能干繁重的农活。在他的恳求下，我收留他放羊。后来，他还给牛娃沟薛继洲家放过羊。他很老实，放羊很操心，我们两家人都喜欢他，从不把他当外人看待……他在我们两家轮换着共待了七八年，解放前一两年娶来了你母亲，就住在我家的门窑里，时间不长，你外爷为照顾方便，就接他们到百户东坡去了……”贾还说：“陈家岔的杨继宗、陈自明、张志义和三家沟的马富贵，都是你父亲的好朋友，他们都知道你父亲的情况。你父亲私下给他们几个说他是红军，并叮嘱不要给别人乱说这事，要是让国民党的乡长、保长知道就麻烦了。”
薛武也曾走访过陈自明、张志义等几人，他们提供的情况大体同贾具珍所说相同。他们都说：“贾家和薛家对你父亲很好，不然怎么能待上七八个年头呢？”陈自明还写了书面证明材料。2002年4月下旬，薛武亲手将材料交给县民政局局长，那年，民政局还给薛家发了300元社会救济款。
薛纪禄年近30岁时还独身一人，十分可怜。他的好友们非常同情，到处打听，给他找对象，却每每告吹。功夫不负有心人，也谢苍天开了眼，陈自明终于苦口婆心地说服了百户村上董的刘炳汉：“薛红军虽身单腿跛，个小力弱，但人很踏实，也很勤快，肯定待女人好。再者，他也很可怜，你老人家行行善，权当为了一个落难红军，成了这门亲事吧……”陈自明的恳求打动了刘炳汉的心，他便将属狗的亲生哑巴女儿巧巧许给了薛纪禄。1948年春，年届30岁的薛纪禄与小他16岁，年方14岁的巧巧（后起大名叫润雄）结了婚。从此，薛纪禄这一孤苦伶仃的“四川娃子”才算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他十分疼爱年幼稚气的妻子，妻子也极体贴关怀身残的丈夫，夫妻恩恩爱爱人见人夸。婚后不久，刘炳汉念及可怜的哑巴女儿太小，不会料理家务，又怜他们俩夫妻一对残疾，生活困难，便主动担当了一个监护人的角色，接小两口到百户东坡住下，吃穿用品全力支持，时时处处百般照顾。随后又将女婿介绍给了本庄张凤歧家放羊，自食其力。女婿去世后留下的孤儿寡妇3人，更得到刘炳汉数十年无微不至的关照。
有些人不理解刘炳汉老人的做法，认为他女儿虽是哑巴，但人并不傻，找一个比薛家好的婆家多的是，为什么偏要嫁给一个跛腿、孤贫的流落红军呢？但更多人都明白，刘炳汉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嫁小女给孤身汉，完全是怜悯历经千辛为革命、负伤流落异乡的红军伤员。他的善举美德受到远近亲朋和乡邻的赞扬。
“无论任何外来户，有困难大家都应当帮助照顾，何况薛家是红军家属！”这几乎是百户村东坡老人们的共识。土改前后，薛纪禄两口子生活一直很困难，东坡生活稍好一点的人家，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对他们给予资助。1955年建社到1958年公社化前后，他家一直是队里照顾的重点户。所以，几次灾年薛家基本上没有挨饿。1960年农历四月，薛纪禄不幸去世，留下孤儿寡母3人，生产队年年照顾工分，分配一直达到全队中等水平，生活上没有受过大困难。这样一直持续到70年代后期，其儿女长大成人，家庭生活好起来后，才逐渐停止了照顾。薛家长幼一有大小疾病，庄间知情者便主动寻医取药，照顾服侍，直至病愈。
再说，牛兴明曾答应领薛纪禄去北京见朱德委员长的事，因次年薛纪禄去世而未能实现，使他感到十分遗憾。1962年农历三月，牛兴明转业回来任百户大队支部书记时，把关心和照顾红军遗孤遗孀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经常走访薛家，时时给予关照。他用实际行动弥补自己没机会兑现许诺的“过失”，以此告慰一个落难红军英灵。
薛纪禄1960年逝世，人曾传为饿死，但庄间大多数老人都说，根据当时他能行走和没有睡床的情况判断，不应该是饿死的，那年百户东坡没有饿死人，他家因受到照顾还不算最困难，怎么能饿死呢？那么，他为什么会突然去世？后来薛武说出了他父亲的真正死因。他说：“据庄间老者和我的嫡亲说，1960年我家确实挨饿了，可我父亲并不是饿死的。当时，他不知从哪里弄来半瓶白酒喝后发生反应，口吐白沫、睡下打滚，后来牙关咬死，连药水和面汤都灌不下去。……就这样过世了”。
薛纪禄猝逝，令东坡全庄人感到悲痛，庄里老人们特意为他选择一块“风水宝地”，很多人挥泪为其送殡，将他安葬于东坡队的东山脚下，用会宁厚重的黄土掩埋了异乡流落红军的忠骨。
百户上董刘炳汉之女刘润雄，1934年生，先天哑巴，但很是机灵乖巧，从小就非常懂事，很受父母疼爱。在同薛纪禄订婚前，刘润雄曾用手势向母亲表示自己不同意，只因她十分孝顺父母，当父亲比划着做了一番说服工作后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出嫁后，夫妻双方先是关系一般，随后渐渐转好，再后感情笃深。
丈夫去世后，两个子女年幼，自己年轻，缺言短语的她要独立撑起这个破损的家，该有多么难啊！父亲曾有让她改嫁的念头，授意母亲用哑语试探她。她用手势挥泪表示决不改嫁，要一心抚孤。当老两口明白女儿的心思后没再勉强她，转而全力支持可怜的女儿把日子过下去。尽管有队里和乡亲照顾，但要把6岁和4岁的儿女抚养成人，那可不是简单的事。而这一切她都不怕，每天起早贪黑、含辛茹苦，用一生的心血和劳苦，终于把自己的儿女和孙子——红军的后代抚养成人了。现在祖孙三代其乐融融。她该是多么的欣慰啊！（根据韩独石提供资料改编）
铁骨柔肠杨金兰
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杨金兰1917年出生于甘肃省卓尼县洮砚乡的一个小山村。穿村而过的洮河犹如抛落在甘南葱郁大地上的一条悠长的哈达，把一河晶莹的秀色袒露在绿树掩映的小山村前。村后层峦叠嶂，山上树木葳蕤，树间各色鲜花争奇斗艳，尤其是那亭亭玉立的兰花，或朱或粉，或金或银，五光十色，温馨款款，圣洁崇高。杨金兰就出生在这小山村的一个穷苦人家。美丽的山乡赋予她特有的秀媚与聪慧，生得眉清目秀，聪颖逗人。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童年的杨金兰就很能吃苦，村后山山岭岭、沟沟岔岔到处留下了她打柴的脚印，村前河滩田野里到处飘悠着她拾野菜时唱的童谣。
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婚姻观念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根深蒂固，家里早就给杨金兰订了一桩令她极不满意的婚事。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她常常独自徘徊，反复思索着封建婚姻对广大妇女的毒害。村里别的姑娘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悲惨命运给了她沉痛的教训。打柴间歇，她常常静坐山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