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杨宇振
旧文一篇，刊发在09年第一期的《城市规划学刊》。
刊录在此。部分图片略，和刊发的文章结尾部分略有不同。
感兴趣的读者请查原文。
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
——写在《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百年
谁都知道致富是一回事，而有知识、勇敢或仁慈是另一回事，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富裕，和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自由、公正或在文学、艺术、军事、政治方面声名卓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空间、知识、权力》的一篇访谈录中谈到，18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建筑和城市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所有将政治学当成人之统治艺术的讨论，都加入了一篇或一系列论城市规划、公共设施、卫生以及私人建筑的章节……城市有许多它们自己造成的问题，它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成为了统治理性的模型而施之于整个国家。”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空间政治化趋势显然是伴随着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日趋显要而强化；城市成为现代国家政治运行网络的要点，不仅是福柯指出的“统治理性”，也是“工具理性”得以高密度和高效率运行的空间。城市及其空间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
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空间政治化趋势何时在中国出现？或者，换一种说法，中国的城市在什么时候，因为成为西方“理性”生产的空间，从普遍的乡村肌理中浮现出来，进而变成政治权力欲加以严格控制的工具？什么时候城市在政治变革中，成为权力欲求“大变”的试验空间？城市成为国家谋求现代化——一种首先来自外界而不是内部的压力，一种李鸿章意识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种接受和回应于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指出的“流动性”——的首要空间，进而图强而自立？
1901年，内患外扰的清政府启动了新政改革，加速推进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宪政与地方自治成为政体改革的核心内容，其根本在于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集权与自治之间的关系。1905年8月清朝廷接纳刑部侍郎沈家本等人的奏请，下令奉天和直隶试办地方自治；1909年1月到1910年2月间，先后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这些章程规定各地分设选举产生的议事会和董事会，实行民主自治。时梁启超认为，“集权与自治二者，相依相辅，相维相系，然后一国之政体乃完。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就天下万国比较，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其国基愈巩固，而国民愈文明”。宪政与地方自治成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而关于制度的变迁，钱穆则提醒，“某一制度之创立，既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必由此项制度之前身……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由民政部拟定并获通过，三十五年（1909年）一月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下称《章程》）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意义，不仅是《章程》作为一个文本，是遭遇困境的中国现实试图与西方宪政模式（经过日本的实验）结合的产物；更是一个象征性的里程碑，标志着在几千年来以农业生产为命脉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城市作为非农业生产的空间第一次正式进入权力变革的核心，由此成为揭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序幕；福柯指出的具有现代性的城市空间的政治化、理性化开始在中国出现（至少，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的观念和趋势上）。从此，尽管《章程》颁布后很快就改朝换代，并没有改变中国农业社会中的乡绅文士逐渐加速从乡村往城市移动；作为劳动力的人口逐渐从乡村往城市移动；资本和生产资料加速往城市移动；中国社会关注的重心（作为一种观念的变化）逐渐从乡村往城市移动，从此，“‘乡’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中国城市作为20世纪兴起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空间，开始经历着“连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一方面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验和生产的空间，同时也意味着是新旧生产关系与社会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个人经验）激烈冲突的场所；另一方面，则是权力获得合法性与资本获得利润必须征服的空间，城市作为国家经济与政治运行的网络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流动空间”——从这一点上看，城市的现代性与国家的现代性紧密结合在一起。
由此，论述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必须和以“资本”流动为代表的全球化和具有地方性特点的权力结构关联一起。本文首先对百年来城市化的历史脉络做一简要回顾，结合罗兹·墨菲（Rhodes
Murphy）、威廉·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r）、吉尔伯特·罗兹曼（Rozman
Gilbert）对于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三种范式展开分析，进而讨论资本、权力与空间三者间的关系；资本的城市化作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于城市化过程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文中接着结合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资本城市化”的理论，进一步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城市化的关系，同时应对1978年以来中国三次重要的政策调节展开论述。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无论是权力结构、资本构成、两者在空间上的作用还是空间自身。特别是，当代中国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工业到信息产业等多种经济模式的共同存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互渗并存、严重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社会演替前所未有的变化、各种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日益浮现、尤其是进入全球化网络带来的机会与风险等等，为城市化研究预设了各种盘根错节、相互缠绕的前提。本文是宏观观察基础上的初步研究。
1城市化的历史脉络
图表1是这一百年间世界、国家、城市的大事年表。这些年份与事件的选择显示了理解这个世界多种思考中的一种。图表1本身具有自明性，无需过多言述；但需要强调的是图表中两两之间的关系：“世界与国家”、“国家与城市”。对于前者而言，每一个重要的年份（时段）或事件都意味着国家（王朝）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与更为广泛的地理空间之间（或者，是两种或多种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接受、拒绝、冲突或其他），从而影响了国家发展的路径（国家在内与外的张力之间寻找平衡，寻求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世界发展的图景。对于后者而言，每一个重要的年份（时段）或事件则意味着权力结构、空间发展模式以及资本扮演角色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近现代以来日趋和“世界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相关。城市成为国家处理“世界与国家”关系的首要地理空间，一种日益显要的国家财富；而国家正处在这两组关系的核心位置。
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清朝结束，民国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
南方军阀初步统一中国
颁布第一部《市组织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
颁布第一部《都市计划法》
民国撤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新的时期
计划经济时期
“历史性的界标”
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亚洲金融风暴
住房制度改革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12）
启动新农村建设，全面取消农业税
图表1 1908年-2008年世界·国家·城市大事年表
各个不同空间地理单元（世界、国家、城市）之间的复杂关联需要另外的文字进行论述。这不是本文的意图所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百年间，地方城市的空间生产越来越与世界和国家的各种复杂变化交杂在一起；地方城市在接纳世界经验的同时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难以想象的、超级庞大的复杂矩阵中任意一处，任意一个方面的波动，地方城市都将无可避免地感受到这种波动——取决于城市在这一系统中关联的方式与关联的强度。任意一种试图保持静态平衡的努力都将在日趋强化的巨流网络中被冲垮摧毁。在这个网络中，流动性代表着财富，代表着力量，代表着一种现代性；流动性的速度与运动的范围代表着财富与力量的多寡和楔入世界的深度。相对地，静止成为一种“逝去”，一种“过时”，一种映照着流动性的多数现实，一种流动性获得运动的基面，一种卡斯特尔认为的“出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流动性可以畅通无阻，民族国家的边界与领域，地方现实的多样性成为与流动性抗衡的力量。大卫·哈维指出，“国家是竭力把自身的意志强加于流动的、空间上开放的资本流通过程的区域性实体。它必须在其边界之内同广泛分布的个人主义派别势力和分裂性的影响、迅速的社会变化、通常依附于资本流通的一切短暂性进行斗争。……国家调节所强加的固定性（稳定性）与资本流动的易变动机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政治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
城市，就其本身的宿命而言，是属于流动性的，是生而为流动性的；是流动而不是静止，是洋气而不是土气——“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其未来取决于全球化与地方之间的张力，取决于不同空间领域的流动速度。换另外一种论述方式，在某些方面，城市的维度已然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张力与流动速度的差异造就了城市的差异（这一论断，可以从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东、西部巨大的地区和城市发展不平衡体验和感受出来），而这种差异则成为民族国家权力核心需要谨慎对待的一个方面。就城市本身而言，从一百年前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到1930年的《市组织法》、1939年的《都市计划法》以及日后到现今的多种日趋复杂的行业法规、条例等，只是自身技术理性日趋深化的过程，“逐步将城市纳入统一的国家法律框架中，强化了‘技术控制’的深度。清末到民国，从‘知识来源——知识人才——组织机构与制度——社会主流观念——社会应用——新知识来源’完成了一个‘技术控制’的近代化过程。城市就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形态，在城市结构和空间、城市公共卫生、教育、安全以及建筑形态等方面全面发生了转型，从封建时期的城市形态转变为融入世界技术体系的近代城市。”从这方面意义上讲，这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与这个宏观结构过程相应对的，是城市规划与建筑学总体上的“理性化”和“现代化”，特别是与城市在资本与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发生变化——因为城市是现代技术的主要市场。近三十年来，伴随着流动性在城市的加大（尤其是流动性对于城市的选择），技术的应用在市场的竞争中产生了快速的跃进。两者都必须面对不平衡发展中的存在着价值观念、财富理念、审美意趣等差异巨大的、不同社会阶层与利益集团的现实（相对于过往相对的平整划一），以及示好不同的技术聘用者或购买者，这产生了和计划经济时期很不同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知识领域的巨大分野。由于空间实践尺度的差别，由此带来涉及公共性的差异，城市规划总体上与权力更为接近，在目标上试图成为一种调节各种社群矛盾的“公共政策”（虽然距离目标仍然遥远）；相对地，建筑学与资本更为接近，正日趋成为一种开拓市场的工具；市场为了满足各种不同需求（作为一种欲望），对于“异域情调”、“新奇梦幻”、“时尚时髦”等的热切追求不可避免地对建筑学的教育与实践形成深刻的影响。
2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历史研究的三个向度
曼素恩（Susan
Mann）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与历史演变》一文中总结了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最重要的三种范式（Paradigm）：以罗兹·墨菲的研究为代表主张地方的发展（Nativist）；以威廉·施坚雅的研究为代表的主张城乡关系的重建（Reconstructionist）以及吉尔伯特·罗兹曼的研究为代表的提倡西方化城市发展演替传统城市模式（Positivist）。在论证过程中，曼素恩同时还引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瞿宣颖、费孝通、吴文藻、易家鉞等）的不同论述和观点来支持论证上述三种范式。
这三种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从权力、空间和资本三个不同的向度对中国的社会与城市化进行的观察与研究，虽然三者间并非两两对应的关系。
第一个向度，城市处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关系之中。在中国，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当代社会，中央与地方这一组关系最为紧要。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即把“政府的组织”作为首要置放在“考试与选举”、“政府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之前，虽然他认为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选用什么样的人才来进行管理才是“根本大法”。在实际运作中，中央如何有效调用地方积极性与资源？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中国的地理条件与历史过程说明了中央与地方的二元关系（一个常见的比喻是，干与枝的问题或者是上与下的问题）始终是影响国家（王朝）政治安全的首要因素。中央集权化是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特点。钱穆紧接着指出，“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地方没落，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而且为期不短……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政治的集权并不必然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上繁荣。特别是，近代以来，权力如何能够有效地在各种不同尺度的空间中运行而尽量减少能量的损耗？或者说，权力如何在、以及能够在什么样的程度在空间中实现意图？尤其是，当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已经不再是一种王朝帝国的“天理”，而更趋向于与经济繁荣，民生改善为依托。更明确地说，近代以来，权力必须直面资本的挑战：如何增加国家的财富（随即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国家积累的财富）。财富的增加如果不能通过向外的掠夺获得，调动内部地方生产的积极性显然是一种必需。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翰林吴士鑑呈请试行地方分治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国家财政，认为“国非财不立，财非民不生……而中国地方财政，夙由守令兼管，催科只外别无作用……东西各国司理财者，于民生之舒蹙，地利之肥瘠，物产之丰绌，贸易制造之进退衰旺，无不通筹并计……中国大患在贫，兹事宜仿效，然非一牧令所能胜任。此财政之宜分治者一也。”这也是1908年底1909年初《章程》颁布的目的之一。
在罗兹曼的研究中，他比对了中、日（后来包括英、俄、法）之间城市化的空间模式。他提出，中国城市等级体系的不均衡，人口和资源的一种“宽底金字塔”（相对于成功现代化的日本的“窄底金字塔”）的空间分布，在少数高等级的大城市与数量巨大的下层乡村城镇之间缺乏中间层次；城市化率低（见图表2）。由此，他将其看成中央权力的无力（weak），认为缺乏中间层次的城市体系，中央政府难以有效调动资源，抽税以及重新分配剩余，因此造成现代化的困难。在几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中，罗兹曼认为工业革命前高城市化指标的社会最容易和快速进入现代化过程；其结论是，在从低等级向高等级调动资源中，中国毫无疑问是最无效率的网络。
图表2 图示中国与日本中心地分布比较
（罗兹曼的研究，根据曼素恩文中图表重绘）
罗兹曼的研究直接将城市化与中央政府整合资源的能力联系在一起。这一论述，在王朝等级秩序解体，在民族国家走向理性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日趋显示出其意义。在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中，权力需要通过城市作为生产、交换、消费等和乡村不同的功能，一种高效能的积累财富的空间，来获得合法性的基础（虽然不是全部）。由此，在一定的层面，城市化的深度亦代表着权力属性的演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从基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的合法性转向基于以现代产业为主的社会的合法性；代表着权力现代性的深度。
第二个维度，城市处于区域-城市-乡村的空间关系中。和罗兹曼不同，施坚雅认为研究前现代中国的平均城市化率并没有太太意义。他将中国分为长江上、中、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西北以及北中国8个大区（macro-region），主张经过长期的发展，各有其内在的城市体系与市场结构。这些大区的发展是来自包括人口增长、乡村商业以及区间贸易等内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素。在施坚雅的分析框架中，和日本城市化的模式不同（低等级消逝，代之以高等级中心的出现），中国城市等级体系在长期的演化中显示出中间层级的发展，并通过“中心地”体系趋向一个更为均衡的人口分布——得出和罗兹曼完全不同的结论。
施坚雅的实证研究偏重于对地方空间的研究，更强调地方经济的自我演化和长时段发展中中央管理的减弱（尤其是唐以来）。这一层关系和地方现实，有待更进一步的探讨；尤其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曼素恩在文中的结论处指出，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乡村与城市关系），中西学者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方学者倾向于强调20世纪前中国乡村社会的活力与能量、生产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而在年代的中国学者眼里，乡村社会成为被城市控制话语中的一个组成，其生产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往往被忽略，被简约成为依靠城市获得各种变化的资源。然后，曼素恩引用易家鉞的话语——在众多不同论述中关于乡村最为正面的表达，也只不过把乡村当成一种缺乏生命的、历史的田园诗，一种逝去的中国文化的象征。
年代中国学者的观点表达了一种“文化的空间位移”：原本在乡村中“耕读”的乡绅文士已经迁移到更具活力和能量的城市之中。从此，在持有话语权的文化精英的论述中，“城市与乡村”往往成为一组各种关系两两相对的词语：进步与落后，现代与传统，动荡与静止以及堕落与道德等等。这种论述，和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观察相比，也许存在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误读，但逐渐成为一种中国学者和民众现代的、集体的认识。
第三维度是全球化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地方是一个复杂的、有着多个空间层级的名词；中间最为凸显的是民族国家。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关系的历史。这一维度可以以墨菲对中国“条约口岸”城市的研究为代表。在比对西方对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中，墨菲认为在中国，紧密整合的城乡间关联和贸易的内在系统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把外来者孤立在了沿海的城市范围中。墨菲指出，西方的影响不但有限，而且还激起了一种强烈的抵抗反应。这种逐渐增加的抵抗情绪，最后成为了1949年以后“反城市”政策的一个基础。
如果第一向度（权力的结构）和第二向度（空间的结构）代表着某一地理和文化单元内部本身的社会过程，20世纪以来第三向度（资本）的持续强化试图冲破前两个向度紧密扭结的地方网络，并且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渗透，日趋成为影响地区、国家、城市、乡村各个层级“地方”的重要力量。
三个向度间组成了两两的三组关系：权力与空间，权力与资本以及资本与空间。空间是权力获得“合法性”的场域；近代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权力首先必须借助资本在空间中的增量（“把经济搞好了”）才能获得具有现代性的合法性基础，增加国家财富，改善民生，同时面对国际竞争，从而保证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安全。空间同时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的场域；资本积累的过程必须在生产与消费的循环中获得，而生产与消费必须依托一定的空间。这一空间，理论上必然是生产过程中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劳动力、市场、周期等）最优化组合的结果。这直接导致了全球化的国际劳动分工以及对于市场的“培育”和“诱导”，由此塑成各种空间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演绎，进而形成特定的空间属性。这一过程，不仅导致了资本对空间的异化，同时也导致了对人的异化。作为一种地方现实，权力的边界与范围成为资本必须应对的对象。理论上，资本无疑将致力于铲除一切可能的限制，加速其流动性，获取剩余价值。然而，资本需要空间的稳定性，而这依靠权力来保证。由此，形成了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深刻关系：权力通过为资本提供有利于资本运行的空间管理与管制，增加资本的积累；进而谋求合法性。权力与资本的联盟往往成为对空间选择性和排他性占用的多数现实。这是一种通论性的论述，事实上权力的各种不同层级与结构张力、资本的多种构成以及各种权力和资本对于空间属性不同方面的喜好和支配构成一幅立体的、网络的复杂关联。城市，作为各种层级空间中生产效能最高的空间，成为权力与资本首要的、共同作用的对象。
这一结论，可以从1908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状况得到显现（见图表1）。没有稳定的、统一的权力，就没有城市化的制度基础——虽然权力的结构与城市化进程的方式与节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没有资本增量，就没有明显的城市化进程——虽然资本的构成、增长率、生产方式与城市化的关联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1927年南方政府初步统一中国以前，能够看得见的城市建设（作为城市化显现的一种）只在各军阀割据（作为一种相对政治稳定）的空间中进行，缓慢而规模幼小；年是20世纪上半段中国城市化的黄金时期，是中国各种具有现代意义行业（包括城市市政与建筑设计）在理论和实践上奠基的十年，而这取决于政局的相对稳定和市场的恢复；的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财富量的增加依靠权力设立壁垒与单向阀，靠压榨农村的劳动而获得。这一途径获取的财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它并非通过市场获得积累。1978年至今的30年间，是中国以自身独特方式进入全球化的30年，同时也是权力与资本的共同作用极大地推进城市化进程的30年。其中，作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资本的城市化及其内在的矛盾深刻映照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
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城市化过程
图表2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简约化表述：生产过程需要资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投入；需要经过系统组织与技术的投入；劳动产品需要进入市场，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市场中获得的利润（剩余价值）进入再生产的流程中，开始新一轮的生产周期。这是一个静态的模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卡尔·马克思强调剩余价值，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是追求发展的（扩张的），必然在激烈的竞争中追求组织与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试图平顺化整个生产流程，使之流畅，进而加速生产流程，压缩生产周期。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提出应当“根据生产资料的进步和已达到的状况”来划分和说明“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切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固定资本中首次为自己创造出自己的物质条件。因此，固定资本的发展程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的指示器。”马克斯·韦伯（Max
Web）强调市场自由的重要性，由此要求工具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实行管理权力分层化的“官僚制”的重要性。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则重视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代理人企业家的创新作用，通过对企业家创新行为的分析，阐释资本主义发展和衰落的必然过程；同时提出了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特点。
组织与技术
知识与技术更新
图表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示意图
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应用在空间与城市研究中有亨利·列斐伏尔，纽曼尔·卡斯特尔、大卫·哈维等。比如，“空间的生产”是亨利·列斐伏尔城市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他认为资本主义正通过空间关系不断生产和再生产重新获得新的生存空间，“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Scientific
Object）。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型塑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空间的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的生产一般……占有空间的私人团体可以经营并剥削它”；“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了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乃是资本的一部分”。另外，卡斯特尔关于“集体消费”的论述对于认知地方政府（以及地方间的竞争）、资本与城市空间生产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此不可能对各位学者的理论展开讨论，但要简要转述哈维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三个回路”与“城市（建成环境）作为固定资产(fixed
capital)与消费基金（consumption fund）”之间关系的理论要点。
图表3 资本主要回路、第二回路和第三回路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根据大卫·哈维著《资本的城市化过程》中所附图表翻译和重绘）
哈维深受列斐伏尔的影响。他认为因为过度生产、利润率降低、剩余价值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以及剩余劳动力等原因造成了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Over
accumulation）。资本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找到解决“过度积累”的办法。在理论分析框架中，哈维提出了资本的三个回路：第一个主要回路（Primary
circuit of
capital）是资本向一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性投入。在这个回路中，“过度积累”的出现导致了资本转向第二个回路，即向以城市（建成环境）的投入，包括生产性和消费性物质环境的投入。这一回路是哈维关于“资本城市化”理论的重要组成。第三个回路是资本向社会性花费（教育、卫生、福利等方面）的投入，为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剩余价值。（见图表3）资本从第一个回路向第二个回路转移的过程中，需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出现，同时需要长期的运作（信用），“控制过程的金融与国家机构是一种集体的神经中枢管制和调节着第一与第二资本回路之间的关系”。同时，“第一回路向第二回路的转移可以出现在某一危机的过程中或者依据调节机构的效率可以相对平顺地完成。”在城市建成环境作为固定资产与消费基金方面，危机是以资产评估的危机方式出现。哈维指出，“长期的过度生产导致了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项目的贬值（devaluation），一个影响建成环境与制造者和消费者耐久性的过程。” 城市建成环境一方面作为劳动成果（Productivity of
labor）有助于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其交换价值固化在使用价值之中。在新的和更有产能的固定资产形成过程中，系固在旧有的固定资产的交换价值遂发生贬值。抵制这种贬值阻止了生产率的提高并由此限制了积累。而对于新的更有产能的固定资本的形式追求——是对于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加速了旧有固定资本的贬值。正是通过城市化的过程，剩余价值被转移，生产，吸收和获取；同时也正是通过城市的衰败和社会的衰退，剩余价值被贬值和销毁。
哈维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过程的理论研究对于近代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研究有着深刻启示和理论价值——一方面，就如马克思揭示的，资本有其内在的运动规律。另一方面，资本的城市化是资本再生产与存在的必须，城市的繁荣与资本的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的衰败同样与资本的萎缩联系在一起，资本是城市化的内生性动力（无论是来自任何方向，内部或者外部）。城市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比例、人口迁移、城市数量、城市规模、特别是区域和城市中的不平衡发展等等是资本为生产积累的后生性结果，如果暂不考虑权力的调控作用。
比如，在资本城市化的过程中，往往显现出资本对于城市空间资源的选择性占用，显示出资本对于局部的空间效率的高度追求（由此从宏观上造成地理空间发展的极大不平衡，从微观上则造成城市空间的片断化和马赛克化）。或者，换另外一种表述方式，从地区的发展上来看即是强者恒强，弱者愈弱；从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上看，则是风景优美的地段、通达性好的地段（或者通过各种手段用公共资源创造为私人服务的通达性）、与公共资源更为接近的地段等等都成为资本青睐和占用的空间。其中，涉及到作为公共政策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城市规划的调节作用，但这已经是另外的一组叙事。
又比如，在资本城市化过程中，知识与技术的更新与创新是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笔者曾经对年间中国主要建筑与城市规划类院校的学术生产做过实证研究，指出从年以来，知识生产的地理空间差异逐渐加剧并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文中认为，“十几年来建筑界的学术生产不仅仅是中国建筑业与整个学术生态变化的结果，同时与国家、社会剧烈变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更无法摆脱经济、文化乃至学术全球化的影响。二十几年来国家经济转型与发展导致地区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和不平等——京津翼、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相对应的是西部的贫穷和落后。学术研究无法不受到这一国家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对于先进地区的院校，可以顺应全球化趋势从理论与实践各方面与国际建筑、规划界快速‘接轨’；对于落后地区的院校，很显然，地区经济巨大差距大概将无可避免地持续和强化下去，如何来应对经济差距背后逐渐拉大的学术差距则是十分严峻的事情。”
另外，在实践层面，城市空间生产的“代工”（OEM）逐渐成为一种典型的生产方式。即，由外来资本提供管理准则、技术支持以及“产品设计样式”，地方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为其支配参与空间的生产。其中应当在两个端点之间划分出几种方式：在1（外来资本+外来组织管理+外来技术+外来劳动力）和2（外来资本+本地组织管理+本地技术+本地劳动力）之间的多种方式中变化。由于“外来的”往往毫无意外地来自上一层级的城市或地区，在普遍观念上意味着一种“见过世面”、一种“先进”，通常成为地方欢迎和接纳的对象。本地资本通常也希望能够接驳上外来的组织管理与技术，由此提高商品的交换价值。一个例子是，如果把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作为城市空间生产的技术之一种，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侵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进而推动东部沿海城市地区的技术主动或者被迫进入中西部、再而中西部大城市地区的技术推进本地的中小城市，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一种可以观察的、有趣的行业叙事——运动轨迹背后不仅与技术的创新相关，也与资本的运动相关。当然，“地方”与“外来”永远是相互竞争，互为关联的一组关系，有着演替过程中的种种重叠、起伏与变化。
资本的生产方式带来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危机——在城市建成环境中以城市的交换价值“贬值”为特征（以城市建成环境的衰败为现象显现）。哈维指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危机：1，局部的（Partial）危机，指特定的部门，某一地理区域，或者调节机构（如金融或政府）的某一部分；2，转移的（Switching）危机，指资本流或者调节机构重要的重组或者重新结构化，为了给更有产能的投资提供渠道和空间；其中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部门间（Sectoral
switching）的转移危机，一种是地理空间上（Geographical switching）的转移危机；3，全球的危机（Global），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所有的部门、领域和地区。
按照哈维的观点，如果把资本全球化看成是资本主义为解决自身危机的一种地理转移，那么，从东亚地区看，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和80年代以来的中国（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在空间上接驳了这种转移；同时，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同时作为劳动力与消费者，由此从生产与消费两方面潜藏的拉动世界经济的能量）、相对于日本和四小龙较为广阔的地理空间（意味着调节的弹性和复杂性）以及原本较低的城市化率（意味着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产业为主的社会转变存在着较长的过程），这一地理转移过程还存在一定的弹性。很显然，资本的地理转移过程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转移过程，而是与资本自身复杂的构成、与资本和权力连接的疏紧关系、与地方的劳动力素质与成本、同时也与地方的建成环境质量（其中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等等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关联网络。
图表1中，1978年以来中国城市经历着3次极为重要的“调节”：1994年开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及2005年底2006年初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这三次调节，特别是已经可以观察到结果的前两次调节，巨大地推进了城市的发展，使得最近的十几年成为中国城市进入全世界都为之侧目的迅猛发展时期，有人称之为中国城市的“黄金时期”，也有人称之为“大跃进”。1994年的调节，不妨用哈维的理论观点，认为是“局部的危机”调节：在经过十几年改革后中央与逐渐强大起来的地方关系的一次变革，其核心是政府部门内部运行机制的一次调节，基于财政分配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次调整。在这次调整中体现出来的“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并置的约束与激励机制”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也是一种巨大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地方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同时，相比较其他可用资源，“城市空间”与“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掌控的最为自主和灵活的“生产资料”。因此，“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规划’等调整为契机，地方政府开始尽可能通过行政区划范围的扩张和尽可能多‘规划’城市用地来获得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尽管往往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城市总体规划’中存在土地规划的不合理性、人口规模‘大跃进’式的虚拟增加，然而，这些并不能有效阻止地方权力追寻自身发展空间的强烈意图和行动……这种‘空间扩张’的模式成为默认的、许可的、高速度的发展典型范式。”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则可以看成是哈维提出的部门间（金融与房地产部门之间）的“危机的转移”，是资本空间位置的重新调整，为了给更有产能的房地产行业提供渠道和空间；是“近年来我国改革最为成功、对拉动经济最为明显的一次改革……它使得大量的存量资本得以释放”。住房制度改革是这一时期推动城市化，促进消费，拉动国民经济的重要的动力。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造成的严峻格局，创造内部的有效需求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而住房制度改革正是一次面对危机时的制度调节。创造有效需求“这一目标使中国的城市政策第一次从为其他核心政策配套层次上升到了核心政策层次，成为能够同时在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国际市场和提高消费效率，扩大国内市场两个方向发挥重大作用的政策选择……城市化政策将是起关键作用的国家政策之一。”
2006年全面启动的“新农村建设”至今状况仍然不很明朗。很明确的是当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体系，并非欧美社会中的城乡之间资本主义化的关系：乡村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城乡的差别在马克思看来是劳动力分工的表现。但哈维认为，关注于城乡两分也许有助于寻求理解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引起的社会构成（social
formation），比如在一个仅被限在供给生产与交换系统中城市的工业部门对抗于（opposed
to）乡村农业部门引起的城乡之间的问题。但是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工业与农业工人都在资本的支配中，由此，劳动力的分工失去其本身的大部分意义。哈维提出，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城乡差别失去了其真实的经济基础，尽管两者存在这关联。与此相应对的是，当代中国的乡村本质上仍然保持着典型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历史时期以来并未有多大的变化），城市则日趋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今日中国城乡间的根本矛盾乃是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和矛盾，而不是其他。在相当程度上，乡村并无需依靠城市存在，本身即是一个低层度的、相当自给自足的体系；相反地，城市的兴盛往往则是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近三十年来尤其是作为稀缺资源的土地）对乡村进行剥夺，由此导致乡村的衰败。早在民国时期，费孝通就从生产关系上解释了中国的城乡不是资本主义的“乡市相成”；黄宗智亦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悖论之一是“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发展”。
和1908年的《章程》颁布相似，2006年的“全面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意味着中国在相当程度进入以现代产业为主的社会，农业已经不再是首要的生产部门。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保障无需如过往的两千多年一样，依靠压榨无数农民“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积累；国家进入一个所谓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变化无疑取决于以“城市”为主的空间的高效产能。一个典型的论述是，赵燕菁反对国家向农村的巨额投资，认为由于农村的低效率，使得国家的巨额投资将无法产生应有的回报（相对于对城市的投资），由此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其提出的策略是，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吸纳农村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此可以创造有效需求和扩大再生产。这是普遍的、经济实效论的表达；本质上也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去“进化”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本质的一种现实表现。然而，在全世界农业人口基数最为庞大以及小农生产及其文化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完全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特点），到底中国的城市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有效吸纳农村人口？或者说，中国的城市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扩张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是一个引起众多争论和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在此不能讨论这一问题，但是结合哈维的理论，不妨也可以把“新农村建设”作为一次“危机的地理转移”，将内化在城市发展中的矛盾向乡村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多人口数量的弥散（比如，10年以前在众多媒体上可以看到城市化被认为是拉动内需的重要经济增长点的论调；而今，农村则接替城市被言说成为拉动内需的消费市场）。然而，这次的“危机转移”是在具有坚韧弹性边界的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之间进行（不比前两次的状况，是在政府内部和现代化了的部门之间的转移），能够产生多大的效能，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或者说，这次的“新农村建设”运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城市的进一步繁荣，仍然有待于未来的观察。值得在此处强调的是，哈维提出的调节的有限性（通过主要回路向城市建成环境的第二回路转移，由此来消除过度积累），在某些时刻投资将变得没有收益，从而引发城市交换价值的折损、减少甚至完全丢失，进而引起城市的衰败。同时，哈维在文中还引用相关的研究以及英美法三国实证研究的结果，指出投资在城市建成环境15-25年的周期（cyclical
model of investment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卡斯特尔则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速发展部分地得益于较晚进入全球化经济（late
arrival to the global
economy）；随着时间流逝，这一优势将逐渐消失，逼迫着中国面对和它先行的邻国们相同的矛盾。这些都值得引起注意。
城市化可以从不同方面解释。大卫·哈维深具洞见的理论，城市作为资本再生产的空间无疑是城市化最为本质的解释之一。如前文福柯所暗示，城市的兴起，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盛而兴起。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在尽可能广阔的空间中铲除阻碍其流动的限制，进而加速生产与消费，缩短运行周期，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说明城市及其空间正是资本主义加速其流动性的据点，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必须。与此同时，城市建成环境的不可移动性、城市作为高素质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城市同时作为消费（特别是奢侈品的消费）的空间构成了城市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性。哈维指出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指出了内化在过程中的不同范围、不同形式的危机及其后果。如上文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3次极为重要的调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资本城市化过程中显现出来的阶段性问题、以及权力对于这些严峻问题的应对。
然而很显然这3次调节不是终结，而是中国城市化持续进程中的开始。这3次调节的秩序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推行城市化政策的某种过程：从政府自身内部开始，到部门之间，然后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这是一种增量的调节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社会的动态演进将更为深化和持续进行。比如，现行的“市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并已经在东、中、西部部分省市试点。将向上负责的“省-市-县”三级结构向“省-市、县”两级结构的转变意味着新一轮的政府内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也潜藏着城市化广度与深度的持续进行（见图表4）。另外，如户口制度管制（作为一种劳动力流动的边界，两种部门之间的关系约束）的调整、农村土地流转（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向更为广泛的地理空间转移的深化）的措施等将是可见的调节。
张五常在新近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中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因素及其内在逻辑。近30年来的中国改革是“以等级界定权利”向“以资产界定权利”合约转变的一种制度性的变革，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一种张五常认为的居于两者之间的“责任承包制度”——不仅是早期的农业发展，也逐渐转移到可以转让的土地租约，其核心是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他认为土地（作为一种空间）租值的上升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它皆次要。如果在竞争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经济是在增长。”而1994年的税制改革，促进了政治与经济向上负责制的县（其实包括其他各级的行政单元，见图表4）之间的激烈竞争，由此保持了中国经济长达十几年的繁荣。
张五常论述的中心在于，中国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使得权力与资本皆可以用较小的阻力运作和支配空间，进而产生中国式的经济繁荣；其核心在于土地使用性质从农业用地转向工商业用地的转变。毫无疑问，张五常的这一论述可以直接用于对近30年来中国城市化内在机制及其特点的总结。
卡斯特尔在《千年终结》中探讨了亚太地区各个国家发展，指出亚太地区各国和地区以“发展为主导”的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以不同的程度，各种的方式，都曾经是成功发展的主要演员。然而，就当前看，除了中国和新加坡，其成功皆导向了其下台（demise）。卡斯特尔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中相对受损失较少的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中国的状况，特别是其十分关注的政府权力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台湾是“在不灵活政府制导（guidance）下的灵活资本主义”，其经济体已经完全进入全球化的网络（由此而减少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新加坡则是完全的发展型政府，其经济已经整合入全球经济，其社会富裕和现代化，但并非葛兰西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政府强力控制着经济与社会。卡斯特尔认为这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例外（an
exception），全球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无新加坡的经验；同时，他还认为这是人们的自律（self-inflicted）和自查（censorship）而不是武力导致了新加坡的模式。这种模式很明显为中国所青睐和追求，但岛国的模式不一定能够适用于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很显然，中国对于世界不会是一个例外。卡斯特尔认为在进入信息社会过程中，如果中国能够管理全球化（managing
globalization），调控社会（marshalling
society），就意味着发展型社会适合至少五分之一的人类并持久存在。反之，则意味着全世界这种发展类型的终结；资本与信息的全球流动将毫无争议地统治这个世界。最后，卡斯特尔反复强调，权力与全球化的关系，在亚太地区发展与危机的中心位置，是新世纪支配性的政治议题。
城市及城市化毫无疑问是权力与全球化矛盾运动最为直接和激烈的表征，矛盾最为深刻的体现；沿循着卡斯特尔的论断，中国的城市化将在新世纪支配性政治议题的中心位置。“作为地域辽阔、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和人口众多的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结构模式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改革方向极大程度决定着中国的造城运动及其空间生产的模式、机制与形态。”
5结语：作为经验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处在权力、资本与空间的复杂关联之中。这种复杂关联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决定着中国城市未来状况。这一状况因为面临着多种变数而显得难以预测。然而就城市而言，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大略可见的：一是随着资本的流动，资本对于生产方式中诸要素的优化组合将更趋精要。生产方面，城市将深涉全球化到地方化各种层级的劳动分工，由此导致城市间的差异（当前生产对于中国城市财富积累仍然有着较大比例的影响）。消费方面，从内部看，城市将成为“培育”、“诱导”和“引领”消费的重要空间；从外部看，城市的个性（尤其转化为“休闲性”、“娱乐性”的特征）日趋与其经济性关联，由此亦形成城市间的差异。生产周期方面，资本将通过对消费的引导等手段加快生产流程，进而缩短周期。资本对于剩余价值追求的本质将继续生产地区、城市间、城市内部空间的不平衡发展。这些都将导致城市作为现实以及作为一种体验与经验的不同。
另一方面，权力必须面对因资本流动带来的不平衡发展的空间差异。不同空间范围、不同密度、以及不同属性的空间一方面产生空间之间的强硬边界（作为一种社会隔离），另一方面带来对权力流动的不同阻尼。任何一种内化有权力意图的政策都将在具有不同阻尼的空间运行中接受挑战；而这将影响到政策能够在什么样的范围和深度转化为一种实践，进而改变地方的景观。以此同时，权力必须积极应对空间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公平”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权力合法性基础。“公平”在具有各种不同产能与效率差异的、从小农经济到信息产业并存的社会中，尤其伴随着30年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逐渐形成，是一个复杂且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如上文说述，具有现代性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一是财富的增量；然而，更如约翰·穆勒所言，国家的致富和国家如何能够自由、公正或在文学、艺术、军事、政治方面声名卓越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卡斯特尔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依靠财富的增量来抚慰人心，而这一点的可靠性十分值得质疑。随着中国GDP总量的日趋增加，权力为了合法性基础的稳固将积极回应复杂且棘手的“公平”问题——尽管这一过程将充满着各种冲突。权力核心在处理“公平”的任何政策，都将作用于资本的流动，进而影响城市化的进程与形态。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处理高效能的城市化与低效能且规模庞大的农村（独有的中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如何同时在一个社会中容纳不同空间的不同生产方式。任何一个政策的阀门都将意味着生产资料（尤其是稀缺资源的、既作为保证粮食安全，同时又是城市和乡村建设必须的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本在空间中的流动，由此引发系统的变动，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以及权力的合法性。从中国内部的关系上看，影响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城市与乡村关系的问题，而不是其他。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未有的、巨大的人口数量，及其带来的一切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最为独特和艰难的问题。当这一庞大数量的人口逐渐着落在两块质地十分不同的空间：城市与乡村——世界上规模最巨大的城市和乡村，一组需要反复再认识的、互为相关的名词，代表着全球化与地方化、现代与非现代、独立与殖民、高速的外部发展与内部的自我调节、风险与抵制风险、效率与公平等多组关系的复杂纠缠，任何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极大程度将挑战权力的智慧。
图表5 年中国、美国、欧洲城市人口变化前景（Prospects）
（单位：千人。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07年修订的人口数据）
1908年的《章程》作为一个里程碑的标志，代表着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迫于资本世界的压力，试图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章程》的颁布也意味着城市在权力的视野中从乡村的背景中凸现出来，成为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接驳的端口；城市是一种观念上的要求。经过了漫长98年的时光，2006年的“取消农业税”，标志着《章程》中的愿望，在岁月变迁中经历着各种磨难和起伏，得到了初步体现；城市不仅是观念，也已然成为现实。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图表5的统计数据中，大约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市人口超过美国，在30年后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超过欧洲；在未来的四、五十年中将持续高速增长，超过美国和欧洲的城市人口总量，成为世界城市人口总规模最为庞大的国家。城市终于可以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不是乡村；城市的现代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意味着国家的现代化；而城市化的深度则反映着权力属性的演化深度。如上所述，中国的城市化将位于新世纪支配性政治议题的中心位置，尽管其核心问题是与乡村的复杂关系。权力能否制衡资本和信息的流动，成为中国城市化能否有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道路，由此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属性和特点。这对于权力是巨大的挑战，而这一挑战将充分体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生活的城市空间中，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经验。
然而，城市化不仅仅是政治与经济的问题，或者更小范围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的问题，更是一个美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生态学的问题。城市化也不仅仅是结构性的话语，同时也是每一个生活其间的人的体验与经历。城市化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这100年间就是一个佐证，而人的生命短暂有限。城市如何在作为空间（space）与作为地方（place）之间取得平衡，如何为人的自由与幸福提供最大的可能性，是城市化最为本质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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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上下文，载于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第18页
比如，略微详尽的论述可参见赵燕菁：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中国城市化，城市规划汇刊，2001年第一期。赵文中结合积累、分配、生产、消费等方面对于建国以来国际格局中城市化过程的各个不同时期进行了分析，指出1997年以后城市政策在国家安全格局中日趋凸显的重要性。
比如，大卫·哈维认为“1970年代和1980年代成了一个经济重建、社会和政治重新调整的麻烦时期……代表走向一种全新的积累体制的早期波动阶段，加上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调节系统。”（David
Harvey有多种中文移名，本文采用大卫·哈维，但保持已出版译稿的翻译译名）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191
&引用汪晖的话语：“1989年，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告一段落。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没有如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瓦解，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并未妨碍下述结论：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如果我们试图理解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状况，就必须理解上述变迁及其伴随的社会变化。”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此文刊、转载于多处。网络见中国学术论坛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120
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6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第2页
杨宇振：区域格局中的近代中国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初探——以“长江上游”和“重庆”城市为参照，载于张复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五），清华大学出版社，页
Susan Mann, Urbaniz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10, No. 1, (Jan., 1984), pp.
79-113下文关于三位学者的论述间接引用自该文，不另引注。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页
故宮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页
一个参照是Raymond
Williams对于城市与乡村在大量英语文献中状况的研究。“乡村代表着一种过时的意象而城市代表着未来……乡村的趋向意味着老套的方式、人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城市的趋向则意味着进步，现代化和发展。”见Williams,
R.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3.
p.137。城市与乡村这种特有的二元意象，显然不光是中国独有的状况；这是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空间经验和感受，一种主观性的表达。Williams认为这种意象的建构是一种误导（misleading）。
卡斯特尔在《千年终结》中认为，中国开放政策的议题、导向和发展应从特定的政治设计，从基于党的利益基础的精心设计和执行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与技术现代化，作为国家富强不可缺少的工具和一种作为新的合法性原则被党的领导层所追求。见Castells
Manuel. End of millennium. O 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p309,312。关于合法性建立的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财富增量的分配方式，比如从“无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到提倡“和谐社会”。但这已经是另外的一个讨论。
《马恩全集》第49卷第417-418页，转引自许建康：《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拜物教性质(一)，/xuezhe/xujiankang/ShowArticle.asp?ArticleID=91
可参见Katznelson, Ira. Marxism and the city.
Oxford : Clarendon P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参见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OX, UK ; Cambridge, Mass., USA: Blackwell, 1991
参见Manuel Castells, City, Class and Power,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78
哈维关于“资本城市化”的分析除了受到马克思关于资本生产的理论影响外，应还直接来自于列斐伏尔早期关于城市理论研究的影响。可参见Lefebvre
Henri.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该书的第七章Urban illusion。此书法文版出版于1970年。
Harvey, Davi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Baltimore, Md.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7
同上，16页
同上，12页
用工业化的程度来比照城市化的程度，固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并没有揭示城市化的本质。同样地，在许多研究中，也常以上述的各种现象来映照城市化的程度。这固然是一种方式，但并不很妥当。虽然本文不研究城市化指标，但笔者以为，城市的资本量及其变化趋势、包括与国内和国外经济关联度应作为衡量的主要指标之一。
当然，资本如何在具有中国特点的权力空间中城市化是一个十分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的命题，不能做简单的判断。但这不是本文所能涵盖的内容。以下就资本城市化的空间表征、知识生产和实践层面三个方面提出作者的观察。
杨宇振：中国建筑类院校学术论文生产、空间分布与格局演变，时代建筑，2007年第3期
城市空间生产“代工”与一般的商品代工还有所不同。城市空间的不可移动性，具有国家领土的深层含义，其组织管理属于政府的职责。但先进的组织管理技术往往总是受到欢迎的，甚至有时候不评估先进技术是否适合应用于地方的发展及其使用的代价。
大卫·哈维在英刊《新左翼评论》中被对于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景提出了三种情况。他认为“……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由东欧和俄罗斯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中国向外国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资本主义还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同时，在新世纪里，资本主义将首次推进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见大卫·哈维：大卫·哈维论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
比如从大类上可以分为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国内资本又可以划分为买办资本、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本有其不同的获取剩余价值的途径与方式（及其相应社会阶层的分隔），由此导致城市空间生产的差异和复杂。国际资本也有着不同的类型。关于资本类型及其运动与城市空间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个十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中国的地方资本（无论是官僚资本还是民族资本）大多与地方权力有着紧密关联，具有红色之特点，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资本流动。或者说，地方资本由于与权力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被系固在地方的空间领域之中，通常只能是一种附生于权力的有限流动；其流动性范围往往与权力范围正相关。
杨宇振：围城的政治经济学，香港中文大学主编，二十一世纪，即刊
赵燕菁：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形势与判断，城市规划，2002年第三期，第9页。
赵燕菁：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中国城市化，城市规划汇刊，2001年第一期，第10页
Harvey, Davi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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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timore, Md.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4-15
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第120-137页
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2期
参见赵燕菁：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形势与判断，城市规划，2002年第三期
可以参照的吴承明、黄宗智、林刚等人经济史、社会史研究方面的相关论著。
Harvey, Davi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Baltimore, Md.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6
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中国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危机可以作为一个映照。
指政府权力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见Castells Manuel. End of
millennium. O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见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cn/s/blog_4u95.html
“那所谓承包责任合约，从最简单因而最完善的形式看，等于国家通过土地租约授予私有产权。这租约的年期可长可短，原则上是可以永久的。国家没有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但使用权与收入权则为承租人独有。转让或出售可用转租的形式处理。政府的几种征收可以组合起来作为一个固定的租金，而因为这租金交给政府，就变为物业税。如果这土地租约是永久的，西方法律称fee
simple，加上租约可以自由转让，则称fee simple absolute，是私产的最完善形式！” 见Steven N. S.
Cheung, “China in Transition: Where Is She Heading
Now?”& Contemporary Policy Issues (October
当然，张五常也提到了农地转作工商业用途的边际价值会下降至均衡点，而技术革新才是出路。见.cn/s/blog_4a4g3.html
Castells Manuel. End of millennium. O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pp.307-337
杨宇振：围城的政治经济学，香港中文大学主编：二十一世纪，即刊
关于这方面的精彩论述可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
特别需要注意的不仅仅是城市内部的空间隔离，城市之间与区域之间的隔离对于人才流动、资本流动等将产生越来越强劲的边界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5年，中国GDP已经超过2.2万亿美元，人均GDP为1703美元。目前，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四，占世界经济份额约5%，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
问题的一种可能的答案可参见孙立平的诸多论述。孙立平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形成的利益集团，使得未来任何的改革都将举步维艰，任何的改革都将有利于既得利益者。
对于城市而言，最为直接的就是公共财政从何而来，为谁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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