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各国还打得过俄罗斯吗？-正园3的回答-悟空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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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各国还打得过俄罗斯吗？
俄羅斯能秒殺歐洲
欧洲各国对于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般的邻居确实有所忌惮，但不见得一定要跟俄发生冲突，毕竟还要做生意，各方之间也有其他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德国的天然气供应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俄罗斯，甚至整个欧盟所需石油和天然气的30%都来自俄罗斯，俄罗斯对外贸易超过一半的贸易额是跟欧洲国家之间进行的，双方在反恐、科技等等各方面都有合作的需求。特别是，俄罗斯正遭受西方制裁，这种情况下，欧洲和俄罗斯其实都不想打来打去。反倒是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原因一直对俄罗斯采取敌视态度，将俄罗斯视为战略对手，恨不得各种扼杀——即便俄罗斯的国力已经远不及苏联，但一个军事上仍然强大的俄罗斯对美国来说如鲠在喉。问题是，经过多次经济危机折腾，美国国力大不如从前。新形势下，面对恐怖主义、网络袭击等各种威胁，美国渐渐发现自顾不暇，现在的美国其实更需要欧洲盟友的协助。对于特朗普来说，一切都是生意，欧盟也只是生意伙伴，而非天生的盟友。特朗普对欧洲的态度跟对待其他地区没有本质差异，他推行“美国优先”，退出巴黎协定，对盟友吆五喝六敲竹杠引得德国等欧盟核心成员极其不满，声称要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基本上，美国传统上在欧洲的声望已经被特朗普摧毁殆尽。欧盟本来在经济方面整合度很高，最忌又在推行防务一体化，一旦欧洲决定推行自己的价值观，以后在决策时必然越来越少考虑美国的因素。或许美国也发现了问题所在。近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欧盟时试图将双方的关系拉回传统轨道。他提醒西方国家要加强防务建设，以应对最大的挑战俄罗斯。蒂勒森还重申美国在保障欧洲和北约盟国安全上“无可非议”的承诺。不过，蒂勒森也软中带硬地要求欧洲人在应对安全挑战上接受更大的责任，掏更多的钱，这跟其老板特朗普别无二致。这种老调重弹，欧洲盟友恐怕很难买账。
朝鲜是头倔驴 ，不挨鞭子不过河。美国是头恶虎，过了河照样吃你。小日本是条豺狗，等着分享残羹冷炙。俄罗斯是头瘦熊，逼急了也能一巴掌拍死你。中国是只老鹰，拔毛换喙正待再次腾飞。欧盟像群饿狼，哪里有弱肉也得掺和分一杯羹……总之这个世界还不太平，幸亏有世界警察兼超级搅屎棍不断刷存在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们懂的。美俄中三足鼎立之势基本形成，俄中联合才能制约美帝，否则一家独大的局面会被曹贼各个击破的。尽管恶虎不敌群狼，但是群狼并非一条心，连老头狼日不落都失望离群了，所以别说恶虎了就是瘦熊也不把群狼放在眼里。说到这大家就清楚了，乌合之众，缺乏头狼，想吃瘦熊基本都是找死。就算是有恶虎背后撑腰，无奈熊后还有一只鹰。尽管熊瘦鹰老，但是熊可以养肥，鹰可以重生。群狼早晚会吓跑，恶虎干瞪眼，打也不敢骂也不是……这个世界不太平但是很热闹。我记得人与自然，以前叫《动武世界》，当年赵忠祥还是男神的时候，解说的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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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曾受过良好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训练，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并顺应而行。他注意到生活惩罚那些迟到太久的人，正如爱德华o谢瓦尔德纳泽所说，历史从不对任何宪法宣誓效忠,这与卡尔o马克思、罗莎o卢森堡以及其他人的经典论述十分契合，他们认为，政治家的作用可能减轻新体制诞生的剧痛，但永远无法逆转历史潮流。
克里姆林宫肯定很早就猜测过，历史正在计划重新统一德国，因为1989年春已经谣传，苏联可能会就此做出让步。美国新闻界拾起这些传言，接着就展开了关于重新统一的广泛讨论，大多数全国性报刊都参与了这一场讨论。当说到戈尔巴乔夫打算恢复斯大林曾在1952年开始过的尝试，并作出关于重新统一的提议时，曾提到过拉姆斯多夫(德国自民党的领导成员)1987年5月的言论。所有这些皆被官方否认，戈尔巴乔夫表示这将属于历史的进程，便抛开了该话题。在欧安会的赫尔辛基大会上，东德领导人埃里希o昂纳克预言，柏林墙将矗立100年。然而，从上所述可见，尽管共产党领导人否认，但是他们正在做准备，当时间接近时，去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
东欧革命和德国统一完成得难以置信的轻松，个中原因部分缘于根深蒂固的历史宿命论，以及共产党人对革命进程彻底的几乎是虔诚的尊敬。卡达尔、雅鲁泽尔斯基、胡萨克、日夫科夫和昂纳克的政权不流血地垮台，并为民主政府所替代，倘使那些干部们自己未曾受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训练，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当革命大众走上街头，领导者们意识到人民运动是完全反对他们的，逆历史潮流而动便显得毫无意义。在那个“星期一示威”过程中，从未有过的迫切呐喊“我们就是人民”，在莱比锡城上空回荡，震撼了共产党领导阶层乃至其核心。
莱比锡没有发生枪击，因为共产党反对昂纳克似乎准备接受的流血。追随取代昂纳克的埃贡o克伦茨的人们宣称，他们当时是一支温和的力量，俄军指挥官当然拒绝使用武力。在大多数其它东欧国家发生的一切没有区别。谁会相信共产党统治者会如此轻易地放下武器。
虽然，中国和罗马尼亚是普遍模式的重要例外，但是，他们还只是例外。令人奇怪的是，在许多国家革命者和统治者之间，没有发生暴力和残忍的冲突。尊重历史进程的宿命论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源于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信仰，也可能是确保这些革命者没有流血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德国统一政策是这种宿命论的受益者之一。当政策制定者敲响克里姆林宫大门时，他们发现它们已然打开——事实上，比唐宁街10号和爱丽舍宫的大门更为开放。的确，苏联作出让步的程度超过了最乐观的估计，无论是两国政府间解冻的速度，还是达成“2+4”条约的条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尽管德国外长曾公开要求成为北约的一个受到限制的成员，苏联竟同意让统一的德国成为北约一个不受限制的成员。
十分明显，苏联愿意作出让步，这就使得德国外交取得了极大成功。然而，在对谢瓦尔德纳泽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看来，这样的让步应归咎于苏方的无能，如此就显得幼稚了。其实应该是他们对“铁的经济法则”的必然性，作出了相当明智的反应。
论证共产主义宿命论促进了革命，并不意味着这是根本原因。是那些被剥夺了权利和被判贫穷的人民自己，最终将共产主义扫地出门。在民主德国，他们施加压力始于莱比锡的日“星期一示威”，随后迅速扩散到其它许多城市和乡镇。最后，甚至谨慎的柏林人也示威了。开始是成百，然后是数十万，最终是上百万的人，为了他们的权利而示威。一周接着一周，他们平静但坚定地走上街头，他们的口号变得愈来愈迫切、愈来愈自信。一开始，示威者是游街；接着，发展为攻击政府和国家安全部；最后，要求重新统一。“我们就是人民”变成“我们是一个民族”。
东德人民反抗的原因，基于极权统治下的政治压制，加上其体制下的经济落后。当政府放松了传媒政策，当人们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们的西德亲戚们富裕的生活水平之后，不满情绪剧增。如果共产党政府能够灌输给人们一种克己的、可能使他们抵御物质繁荣诱惑的理想主义，那种由于生活水平差异引起的问题，可能不会那么严重。然而，恰恰相反，它不停地断言共产主义体制在物质商品生产上的最终优越性。东德政府采用极其投机和有问题的资料，表明工人的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等同甚至优于西德工人。十分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东德提到的所谓劳动生产力的高增长率。它所宣称的这些，很快掩盖了其不足。（关于这些增长率非常具误导性这一点从未提及，因为产品质量的微小变化被任意转换为过分高估的数量变化。）随着他们的注意力继续指向生活的物质方面，最终甚至最坚定的共产党人，也不会看不到在生活水平方面的的确确存在着巨大差异。1989年，东德的平均实际收入最多是西德的三分之一。
抵消反抗的最后办法，是加强对去其它东欧集团国家旅游的限制。东德政府被迫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因为某些这类国家愈来愈被当作通往西方的跳板。在1989年内，数以万计的人以这种方式成功地逃离，甚至在柏林墙推倒之前，东德当局似乎就对这种情况渐渐失控。没有语言障碍意味着，东德人总有着强烈的动机移民去西德。 从1949年东德建立到日柏林墙兴建期间，总共有270万人移民。在后来的28年间，那道铁幕有效地将移民数量降至60万人。然而，当1989年5月匈牙利在铁幕上打开第一个缺口之后，对偷渡者便失去了控制。铁幕上缺口遍布，人们开始大批离去，甚至比柏林墙建立之前还多。
对那些假扮成旅客并设法取道匈牙利逃往西德的东德人，紧缩签证条件和加强边境控制，收效都甚微。逃亡者的反应是成群涌向联邦德国在布拉格和华沙的大使馆,其数量令当局除了驱散他们外别无选择。东德政府封锁逃亡路线，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该成功引发了“星期一示威”。这些示威迫使政府在日开放通往西德的边境。
决定开放边境大概是希望，允许人们拥有自由旅游的权利会稳定共产党体制。但是，这种希望被证实是错误的。与稳定相反，它导致更大批的人离去。很早以前当蒂伯特(1956)和其他人启发他们说，人们会用他们的脚来投票表决，东德体制中原本就存在的自信心缺失进一步加剧。在边境开放后的几个月，数以千计的东德人跑到西德去了。
来自东德的移民没有给西德造成实际问题。尽管普遍流传着相反的意见，但是，每年他们的数量从未超过来自其它东欧国家的德国人。（见图1.1）自1987年以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使来自东欧集团国家的移民潮陡增，迫使西德政府建立住房计划和其它服务以照顾到这些人的需求。众所周知，有超过200万的潜在移民正住在苏联。这些人被官方划分为德国人，他们的祖先被斯大林驱逐到西伯利亚，其中部分来自“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其余则来自其它苏维埃共和国内德国人的飞地。人们也知道，根据西德移民法，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可算做德国人，他们正住在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联邦德国当局很清楚地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将苏联移民政策自由化可能导致移民潮，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一点为以下事实所证实，即西德特别强调来自东德的难民潮，以此加速“2+4”谈判。
然而，边境的开放对于东德而言，是一场大灾难。首先，它加剧了经济问题。在公共服务和工业领域内许多关键职位突然变空了，而且短期内没有机会填补这些空缺。其次，共产党国家一下子失去了其起初赖以控制人民的镇压手段。当有麻烦时，东德人民现在可以选择逃往西德。于是，他们对当局的威胁变得具有免疫力，而且他们不再惧怕因反抗所导致的那种结局。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以下一个事实，成百万自己不愿迁往西德的人们利用了新的旅游机会，带着对物质商品增强的欲望返家。 西德政府免费赠送每个人100西德马克，使他们尝到了西德消费社会的甜头，并且亲眼看见他们曾经在电视里看到的西德并非海市蜃楼。那种想分享一个富裕国家赐福的欲望增强了，并且证实与东德持续存在的现实格格不入。
当边境第一次开放时，大多数人都没能预料到未来发展的走向和速度。几乎没有什么人想到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发生得如此之快。（“统一”一词尚未被使用过。）然而，许多人推测是否（用维利o勃兰特的话）“同根生”可能发展为“共成长”。
当东德的新任总理汉斯o莫德罗在日的政策讲演中，建议在两国之间推行一种“条约共同体”时，就已经向统一迈出了第一步。然而，真正引向重新统一政策的是“十点建议”，这是西德总理赫尔穆特o科尔在日向吃惊的联邦议院提交的。该计划采纳了莫德罗关于“条约共同体”的建议，但是更为深入，谈到了 “联盟结构”以及在德国的两部分之间建立 “联邦”。尽管用词选择谨慎，“十点建议”被证明是在德国及许多其它国家内广泛讨论重新统一的标志。数月里，这个话题成为政治层面、学术顾问以及媒体的主要讨论内容。第一个采纳“十点建议”的是联邦德国经济部顾问委员会。12月16日，它建议 “在一个共同的政治框架下”统一德国的两部分。
“十点计划”的发表是一个聪明而大胆的政治举动。科尔事先并未与英国和法国政府协商。他是想避免他们影响该计划的内容，并想绕过玛格丽特o撒切尔和弗朗索瓦o密特朗在各种发言中所预示的拖延战术。科尔的这一举动是聪明的，因为它意味着欧洲联盟最终只能抱怨该计划的形式，而不是其内容。其内容与人们口头上经常支持的德国重新统一思想十分契合，它也与关于德国的各种条约和协议里的声明相契合——例如1952年的德国条约，1954年西方大国考虑德国进入北约时做出的宣告，以及1956年欧洲共同体罗马条约。德国条约还特别包括了把德国的重新统一作为一个政治目标。
在这些情况下，法国和英国不可能不同意德国统一，尽管这与他们真正的心意相违背——尤其是密特朗，他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极力寻求有效的反统一政策，还拜访了东德领导人和戈尔巴乔夫。在短暂的拖延之后，英国和法国政府同意西德关于开会的建议，在该会中两德和四个占领国（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将谈判废除那些仍然保留的占领法。他们继续支持这个目标，直到它得到日的“2+4”条约的认可为止。
关于统一，美国没有这种保留意见。对德国革命的巨大热情之潮迅速地波及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以下事实，即大约有6000万美国人乃是直接由德国移民繁衍而来的。现在大量德国人正致力于从独裁政权中争取自由的斗争，许多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又一次高兴地承认了他们的祖先，尽管在此之前他们都对此事选择了保持沉默。学语言的学生成群涌入歌德学院，而且现在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德国国旗，又变得十分值得尊重。除了那些纳粹时期的逃亡者对此事可以理解地有所保留以外，有证据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强烈赞成德国统一。美国政府尽其全力依照美国人民的意愿而行，并有力地支持德国的政策。
在发表“十点建议”和达成共同体条约之后，德国事态迅速发展。东德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不顾一切地挽救行将崩溃的国家。现在，允许东德公民拥有私有的生产数据，也允许与西德办合资公司，而且西德银行可以在东德建立分支机构。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被移交给新成立的归还信托机构，托管局, 它的正式任务是维持、重组和私有化东德产业。尤其重要的是，决定举行东德历史上的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随后于日举行。
屈于环境的压力，东德政府尽其所能挽救自己，但是，政府朝改革方向迈出的每一步，仅仅增加了人们的期待，而并没有丝毫地增加政府已然微弱的幸存机会。有一阵子人们似乎满足于被允许观看西德电视，接着他们似乎满意于国内改革，此后他们希望与西德建立邦联。最后，当形势看似接近时，目标转向完全的统一。同样地，人们的同情心迅速地从一个政治集团转向另一个。一开始，效忠的对象是那些参与建立“90同盟”的作家和神学家，旋即转向社会民主党，最终指向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1990年年初，民意测验还显示社民党处于领先，但是在选举中，压倒一切的多数选票跑到了那个劝服人们相信最有可能使经济好转的党派。日，基民盟的东德主席洛塔尔o德梅齐埃组阁了东德第一个自由选举的政府。
社民党的联邦议员英格丽德o马特乌斯o迈尔曾一直要求建立一个货币联盟，并且采用西德马克作为东德官方的交易手段。科尔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承诺尽早使之实现，这成了基民盟在选举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各个议会党团和联邦银行强烈反对，科尔还是成功地履行了他的承诺，于7月2日有效地将“东马克”转换为东德人想要的“西马克”。
货币联盟的条件表述在两德之间所谓的“第一个国家条约”里。该条约亦推行“经济和社会联盟”。东德实行西德的社会保险体系（尽管不是其社会福利的水平）和大多数经济法。允许两德自由贸易，东德的大多数价格还在条约生效前就已放开，并取消了奢侈税和价格补贴。
迈向统一决定性的最后一步是第二个国家条约，即“统一条约”。该条约于8月31日签字，10月3日生效。
最初的想法是，该条约可利用西德基本法第146条所提供的可能性进行草拟，并结合两国机构的积极要素形成一个全新的国家。然而，这种办法可能需要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和统一之后的一个长期实验阶段，而在此期间多数现存的法律可能会被修改。因时间的压力，预先排除了使用该战略。而是决定利用基本法第23条作为统一的基础。该条款给予东德及其任何地区如下权利，即如果它接受西德制定的条件，有权利以平等的伙伴地位加入西德。以23条方式统一减少了谈判成本，即只要做出过渡性的安排，以使共产国家体制适应西德法律体系。几乎没有什么例外，会不加改变地接受西德现存的法律，而这些目前正在前东德的领土上实行。扩张后的领土叫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统一之前西德使用的名字一模一样。
统一条约中最重要的转型法是有关国有经济转为私有。德梅齐埃政府曾经赞成给那些被剥夺了财产的所有者予以经济赔偿，因为它想促进新的投资，并为东德人民保留尽可能多的国有企业的价值。然而，受外长汉斯-迪特里希o根舍强烈影响的联邦政府决定要求“实物归还”（即把物质财产还给它原来的主人）。引进自由贸易之后，东德经济崩溃，加之已经有人怀疑德梅齐埃曾与国家安全部合作，这一切降低了东德讨价还价的能力，以致于无法抵抗西德的压力。
只有苏联有足够的讨价还价的威力，以保证它的愿望能够实现。它自愿签订了从属于以下协议的2+4条约，即在1949年东德建立前被它剥夺的财产不再退还原主。于是，实物归还仅仅适用于1949年后被共产党人剥夺的财产。（美国后来成功地推进了一步，认为1933年到1945年期间被纳粹剥夺的财产亦应归还。）
除了关于剥夺财产的让步外，二战的战胜国还要求了一系列更进一步的让步。其中包括负担将被遣返回国的苏联军队的住房经费、限制德国武装部队为37万人，最重要的是，德国最终放弃它在奥得-尼斯河以东的领土。
统一后不久德国正式放弃了它对东部领土的要求，与波兰的边境条约正式完成，并且在《统一条约》中声明德国统一将“在该条约生效之日完成”。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东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尼古劳斯o哥白尼和伊曼纽尔o康德的故乡——不再属于德国法律意义下的德国。事实上，当二战期间及其后不久约1000万至1200万德国人从东部领土被驱逐时，夺回该地区的现实机会就已经消失了。然而，没有和平条约意味着，德国先前不必正式放弃它的领土主张，即使是在勃兰特政府于1972年与波兰签署放弃武力的协议时亦如此。 德国正式放弃东部领土是不得不为统一付出的代价。许多德国人宁愿选择一个真正的战前德国的重新统一；但是，这被证实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德国历史看来这也许是一桩好事。
本文作者为格琳德-辛恩，代表作为《冰冷的启动：从国民经济视角看德国统一》，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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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苏联的经济
　　今天的苏联经济是各种矛盾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旧俄罗斯是落后的，它的无比巨大的自然资源几乎还没有接触到工业，而分散为二千五百万农户的农村经济则占有压倒优势。另方面，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取得了政权，由此诞生的苏维埃政府，在这个孤立于资产阶级世界上的广大国度中，自觉地建立一种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
　　正如一切人类社会那样，苏联社会的特点表现于经济活动的某些常数上面。社会产品分为必要产品的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用来发展劳动工具，生产资料。占有这一剩余产品的特有形式，决定了经济的特有能动性，其规律必须彻底加以揭露。通过研究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从1917年10月以来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可以清楚不过地看出这种特有的能动性来。
　　1917年10月革命所产生的国家的领导人，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丝毫没有要在他们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成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他们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要做到一点，必须有明确的物质条件：大工业对小工业要占有绝对优势，工业对农业要占有绝对优势；生产力要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工人要有相应的技术熟练程度和文化程度。
　　在1917年的俄罗斯，这些条件大部分都不具备。当时，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只是把他们革命的胜利看做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环节；革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首先是在德国的胜利，应该创造必要的出发点，以便迅速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
　　这一国际革命的推迟和接着的失败，向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连串崭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加以解决。这个党便根据指导它的实践的许多因素，作出了不同的答案。在这些因素中，最强大的终究是在国际和国家范围内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社会加于该党的各种重大压力。
　　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纲领并未规定要立即没收全体资本家的产业。它只致力于普遍建立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劳动者首先应该学会管理工作，同时监督资本家经理（2）。此外，纲领规定把银行合并为独一国家银行，实行国有化；对经济的主要垄断部门逐渐实行国有化；不承认外债，对土地和矿山实行国有化，与此同时，把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这些措施并未意味着俄罗斯经济的社会结构发生质量上的大变化。
　　但是，工人主动性的蓬勃发展；工业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不合作和随之而来的破坏活动；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的相继发生；全面内战的爆发在三年中造成全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外国军队对内战的干涉——所有这些事件，把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长期计划打乱了，并把政府推上了迅速改变经济结构的道路。由于对银行、批发商业、全部工业、全部外国资产实行国有化，由于国家垄断了对外贸易，从1918年起，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便在俄国创立起来。
　　在一个堡垒四面被人围困的情况下，一个叫做“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组织起来了。一切经济活动的计划化，与其说是有计划发展经济的措施，还不如说是一种配给制度。商品生产受到极度的限制。1918年11月21日法令规定对全部商业实行国有化。工人和公职人员的工资一大部分以实物支付：实物工资部分在全部工资中所占比例1918年下半年平均是27.9%，1921年第一季度是93.7%（3）。城乡交流衰落，最后成为物物交易。武装的工人队伍不得不从农民手中夺取城市所需的食粮（1918年8月6日法令）。工业生产直线下降，愈来愈只限于供应军队。币制在飞腾的通货膨胀压力下宣告崩溃。全部经济活动陷于瓦解。
　　与革命运动在世界各地高涨的同时，红军在内战中获得胜利。接着，布尔什维克政府认为，提高生产能力成为这个政权生存下去的首要条件。为此，便组织退却，缓和那些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的取消一切商品生产极端形式。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实物税代替了征用办法，使农民能保存一部分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农产品。批发和零售商业的自由也恢复了。从1923年起，91.4%的商业企业是私人企业，它们的营业额在商业总营业额中占83.4%。财政制度健全了（5），卢布稳定下来，实物工资也取消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恢复。苏联并在国土上准许外国资本承办企业，以便加速生产能力的发展。手工业和私人小工业可以自由发展。1923年，计有十四万七千四百七十一家私人的小工业企业，使用工业总劳动力的12.4%。1925—1926年，这些企业提供工业生产的20%。
　　新经济政策获得了无可否认的成功。从1926年起，无论在工业或农业方面，生产能力的发展水平都达到和超过了战前的水平。1927—1928年，平均实际工资等于1908年的两倍，比1913的两倍，比1913年增加了将近90%（6）。政府开始运用已经掌握的资源来发展国营工业。
　　但是，这一发展落后于农业的恢复和人口的增长，既不足以满足农民对工业消费品的需要，也不足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样，不仅城市中发生长期失业，而且落后国家农业的两大传统创伤也扩大起来：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发生剪刀差而农村则人口过剩。
　　与此同时，在农民中发生了阶级分化。富农把供应市场的一大部分剩余产品集中在自己手里。早在1923年，斯特鲁米林就指出：只有15%到20%的农民有小麦出售（11）。直至1926—1927年，实物税还不是累进的。这种实物税加上贫农既缺少贮备，又缺乏运输工具，因而便利了富民把商品粮集中在自己手里。至于供应城市和保证工业积累所必不可缺的这部分农业剩余产品，富农们要求以足够的工业品来交换。在得不到俄罗斯产品供应的情况下，他们便期待世界市场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意味着苏联半资本主义势力同世界其余地区的资本主义势力合流。国家如果不能够完全掌握住对外贸易，那就会断送掉俄国迅速发展工业的一切可能。
　　事实上，从1923年起，布尔什维克党内便就国家部门（主要是大工业）和私人的农业和商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在这场辩论中，反对派坚持必需迅速实行工业化，以免苏联的富农分子同世界市场合流，同时，必须日益满足农民对工业消费品的需要来维护工农联盟。由于同一理由，反对派首先起来坚持必须有一个工业化的全面计划并在大工业中加速积累（13）。
　　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反对这一想法。1924年，米高扬攻击托洛茨基的经济发展单一计划，认为这是“乌托邦的最高峰”（14）。斯大林认为，苏联需要德涅伯河水闸（计划中的第一座大水闸），就象一个没有牛的农民需要一架唱机那样（见多伊彻所援引1926年4月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5）。拉庇图斯和奥斯特罗维季场诺夫在1927年他们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阐述了官方的论点，他们写道：
　　“近几年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固执地强调不惜损害由于工业品价格高昂而受到剥削的农民，实行超工业化的政策，这种政策是这些前提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和列宁在原则上采取的态度显然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结论。应该实行降低物价的政策，使农民体会到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使农民能够积累（！），使个体户得到发展而不是衰落，使小生产真正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6）。”
　　而一向忠实地解释苏联领导人官方论点的莫里斯·多布于1928年仍写道：
　　“托洛茨基以‘俄罗斯往哪里去？’为他的书的书名（1926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比作者所提出来的更广泛的条件。它不仅取决于国家工业将来的迅速发展——比俄罗斯经济的所有其他因素的发展更为迅速，甚至比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更为迅速——而且取决于这一事实，即：在城市和乡村中，新的阶级差别和新的特权是否重新出现……因此，对于反对派的批评，官方的答复是坚决驳斥所谓新资本家和富农，象反对派所设法描绘那样迅速增加。它（官方的答复）也否认，（个体）农民日益繁荣意味着和必然促成资本主义复活。这就是反对派的根本错误，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错误认识和他们认为工业应在牺牲小生产者利益的情况下发展起来，而不是在同时使小生产者富有起来的情况下得到发展这种信念……问题被错误地说成是国家工业繁荣和农民农业繁荣之间的对抗性竞争：相反地，后者可以比前者发展得更快，而不会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在农民手中的这种私人积累的增长，有人把它说成是危险的（原文如此！），与此相反，如果能够把它吸引到合作事业、国家公债和储蓄银行方面来，它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积累的力量的源泉（17）。”
　　这一辩论在生活中得到了解决。1927—1928年冬季，富农们捏住了苏维埃国家的脖子。他们拒绝把食物交给城市，在这方面，发动了一场真正的罢工。此外，多布在他以后的一部著作中承认了这一点（18）。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一部分领导人多年来低估了危险，拒绝采取充分的措施，但从1928年起，在恐惧的影响下，他们却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国家在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在反对派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规模上，实行“超工业化”。
　　由于这一事实，苏联人民不得不为迅速工业化付出可怕的代价，本来这个代价是可以避免的。1927年12月，官方的作者克尔兹扎诺夫斯基曾估计，要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的目标需要投资一百七十亿金卢布（21）。由于把投资集中在五到七年间（1928－1934年）进行，而不是分开在十到十二年间进行（原来是预定在这个期限内进行的，如果从1923－1924年起就开始加速工业化，本来是可以做得到的），每年的负担要沉重得多。此外，由于决心压缩实验期，缩短期限，政权便大大增加了事业的费用，导致了严重的浪费和损失。
　　最后，巨大的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并且遭到破坏（特别是由于农民屠宰牲畜）。国民经济的损失，单是农民积累资金一项就达四十亿至五十亿金卢布（22）。如果把精简臃肿的行政机构可能节约的费用——估计每年可达十亿金卢布——加进去，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说，本来可以获得的成就要比头两个五年计划所得到的成就大得多，而不一定要苏联人民在1929——1933年期间付出惨重的牺牲。
　　不管怎样，工业生产提高的速度最先虽然定得太低，年增长率为5%到8－9%）（23），到这时候竟提高到20%，以后，在大工业方面，甚至提高到达23.7%。第一个五年计划诸实施。接着在1930年2月1
日正式开始实行斯大林在1929年12月27日的演说中所宣布的强制合作化政策。富农被“消灭”了，也就是说，数以百万计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集体农庄的数目由1929年的3.9%，跃升到1931年的52.7%，1934年的61.5%
和1937年的93%（24）。二千五百万小农户合并为二十四万个叫做集体农庄的生产合作社和四千个叫做国营农场的国家农庄。
　　但是，苏联工业还不能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装备集体化的农业企业。此外，强制集体化遇到了大多数农民的顽固的反抗。在1929－1933年期间，农民大规模屠宰牲口（25）。农业缺乏牵引力的问题日益严重。于是，政府不得不重新退却。
　　1935年，集体农庄的新章程给予农民以永久经营一小块自留地的权利，自留地面积由零点二五公顷到一公顷不等，随地区而异。他们还得私有一座房子，一头母牛，几头绵羊山羊和家禽等的权利（26）。由于这些措施，农业生产，特别是苏联的牲畜显著增长，与此同时，拖拉机也大批开到了农村。
　　1941年战争的爆发是乡村对城市全面报复的信号。由于食物缺乏，特别是在丧失了苏联西部最富饶的农业省份后，农民出售他们的产品时，不断抬高价格。为了鼓励增加食物的生产和改善城市的供应，政府准许发展集体农庄市场，农民可以在这些市场上自由地公开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在零售商业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由1939年的15.9%上升到1942－1943年的44.5%（27）。这样，在农村中便积累了大量钱财，出现了家产百万的集体农庄庄员，国家发行了有终身利息的公债，设法吸收这部分钱财。但是新富农开始改变集体农庄的章程，并把集体所有的大片土地据为私有。据估计，这些被据为私有的土地在战争的翌日将近达到五百万公顷（28）。
　　但是，战争一结束，一俟战时经济重新改为平时经济的危机解决后，国家便重新把农业局势掌握在手里。通过严格的币制改革，吸收了农民所积累的剩余购买力。对集体农庄庄员的自留地，特别是对他们的家畜，展开了有计划的进攻。集中集体农庄的措施和创建农业城市的措施更加强了对农村的这一攻势。由于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由于农业生产停滞和牲畜减少的危局，政府再一次实行退却（1953年夏季），并设法刺激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主动性和利益。
　　这时候苏联经济的特殊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a) 工业，批发商业和大部分零售商业，以及对外贸易，银行和运输事业的整个体系都国有化了。实际上，全部机械的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都是国家的财产（只有卡车是集体农庄的财产）。
　　b) 农业中一个具较小的部门也国有化（国营农场）。
　　c) 大部分农业企业是生产合作社会，合作社的土地是国有化了，但收益则无限期地归集体农庄所有。集体农庄的劳动工具和牲口是合作社的财产。但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则系国家的财产，由机器拖拉机站租给集体农庄，收取实物代价。
　　d) 在手工业和零售商业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非国有化的合作企业部门。
　　e)在农业中，同样地有一个私有部门，其中包括少数个体农庄，除此之外，还有集体农庄内部收益归每户农民所有的自留地，以及集体农庄中属于每个农户私人所有的颇大一部分苏联牲口。1937年，这些自留地相当于小麦播种面积的4%；但是，农民靠这些自留地和私有牲畜得到的全部收入在苏联农业总收入中占相当重要的一部分（31）。事实上，私有部门在1938年占有苏联50%的牛，55%的猪和40%的山羊和绵羊。在战后1948年，这些百分比分别下降为35%，20%和20%（32），这主要不是由于集体农庄牲口的增多，而是由于私有牲口减少。然而，到1953年，私有部门仍拥有苏联奶牛的半数（33）。1955年10月1日，私有部门占有46%的牛（和47%的奶牛），41.6%的猪和83%的山羊（34）。
　　由于经济的这一特殊结构及其带来的必然结果——全面计划化和垄断对外贸易——生产力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下列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数字最能够体现这一发展：
煤和褐煤（百万吨）
原油（百万吨）
电力（10亿瓦时）
生铁（百万吨）
钢（百万吨）
工作母机（千台）
蒸汽和煤汽涡轮机（千瓦）
汽车（千辆）
收音机和电视机（千台）
拖拉机（千台）
水泥（百万吨）
窗户玻璃（百万平方米）
肥皂（千吨）
毛织物（百万米）
棉织品（百万米）
皮鞋（百万双）
结晶糖（百万吨）
纸（千吨）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苏联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所走过的大道。苏联由一个落后的、主要是农业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二工业大国，至少，从总产量来看是这样，例如在基本原料方面，在电力和工作母机方面，它的产量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产量的总和。苏联工业的进展主要并不是因为它需要消除它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之间的巨大距离。当这个距离大体上消除后，这一进展仍维持下去。这时，这主要表现于机器的发展的现代化方面并表现于生产自动化的努力上。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最杰出的成就便是在这方面取得的。从1953年起，苏联拥有各种类型的工作母机一百三十万台（比战前多了一倍），而第二资本主义大国英国1950年只有八十八万台。这时，美国计有工作母机一百八十万台，但质量要比苏联的机器高。
　　另方面，如果是不是从绝对数字来看，而是从相对数字，即按人口计算来看，那么，苏联的落后状态还远没有扭转过来。1960年，钢的生产能力在美国平均为每人八百二十公斤，在比卢联邦是一千三百公斤，在西德是六百五十公斤，在苏联则不到三百二十五公斤。下表是几种基本工业产品的类似的对比：
1960年按人口计算产量
电力（千瓦时）
硫酸（公斤）
水泥（公斤）
　　显然，苏联按人口计算产量仍大大落后于美国、英国和西德，但是可以相当快地超过法国，并且在某些基本指数上，已超过了意大利。
　　在私人消费方面，苏联按人口计算产量和最先进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距离更加巨大。关于这一点，苏联方面的资料提供了下面一个表：
1958年平均每人消费量
肉和腌肉（公斤）
奶（公斤）
糖（公斤）
蛋（公斤）
棉布（米）
毛呢（平方米）
内衣针织品（件）
皮鞋（双）
　　至于耐用消费品和住宅，距离还要显著得多，1960年，在美国每千名居民中有收音机一千零三十台，在加拿大有六百台，英国和西德将近三百台，法国二百五十台，苏联二百四十台。
　　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落后于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是斯大林时代苏联计划化的一般特点。这是苏联领导人冷静地确定的优先选择的结果。据马林科夫所述，1929年到1953年，在重工业中的投资有六千三百八十亿卢布，在运输系统中有一千九百三十亿卢布，而在轻工业中，则只有七百二十亿卢布。因此，从1928年到1937年，煤、生铁和钢增产了三倍，电力增加了六倍；从1937年到1950年，煤和电力的生产再次增加了一倍，而生铁和钢的产量分别增长了50%和60%。另一方面，毛呢，棉布和糖从1928年到1937年同期，只分别增长了解情况10%、20%和75%，从1937年到1950年，只分别增长了60%、10%和4%（37）。
　　居住条件是特别可怜的。从1931年到1940年间，房屋建设跟不上流入城市人口的增长。有效居住面积从1913年的每人七点三平方米下降到1940年的六点九平方米，而到1950年才重新达到1913年的水平，到1955年增至七点七平方米，这些数字只适用于城市（38）。1956年的城市居住密度是每间房子一点六人，而居住条件最坏的四个西方国家法国和意大利1954年的居住密度分别是一和一点二五，并且房子要比苏联的大（39）。
　　从苏联现今达到的发展程度来看，苏联公民的生活水平低于可能达到的水平。工业化首先是在不利于群众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实现的。早在1929年，苏联杂志《计划经济》（Planovoié
Khozyaistvo）便曾写道：支付计划所需的资金，就好象是把消费锁在一个铁环里面（40）。
　　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可以估计苏联经济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同许多设法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社会学家所说的相反，苏联经济并没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基本特点。只是形式和表面现象可能把研究苏联经济的社会性质的观察家引入歧途而已。
　　确实，高速度工业化所采取的形式是猛烈压缩工人和农民的消费来实现“原始积累”，正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以加剧人民贫困为基础的。但是，除了得到大规模外援的情况外，任何加速积累，只有通过增加生产者没有消费掉的那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才能实现。不论这种现象是在哪一种社会里出现，情况总是这样。这完全不是什么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特点。
　　资本主义积累是资本的积累，也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目的是通过这一资本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力。苏联的积累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的积累。利润既不是生产的目的，也不是生产的主要动力。这只不过是国家手中的一件辅助工具，用处在于便利计划的实现，和检查每一企业执行计划的情况。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追求利润的生产，它主要是建立在争夺市场的竞争上的生产。即使资本主义积聚已达到最高程度，即使垄断集团以主子的姿态进行统治，竞争仍然在旧的和新的形式下存在。正是这种竞争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根据生产和积累的数额以及增长速度作出的决定是私人的，是互不相关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组织”都注定是支离破碎和不充分的。
　　另一方面，苏联的计划化是真正的计划化，因为国家掌握了工业的全部生产资料，从而可以集中地决定生产和积累的水平和增长率。无疑，在这种计划化的范围内依然存在着无政府状态的因素，但是其作用正好可以同“计划化”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相比：这些因素校正了而不是取消了经济的基本社会特点。
　　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以利润为依归，是按照十分明确的规律发展的，这些规律是：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流向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部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追求垄断性的超额利润等等。正是从这些规律中产生出资本主义经济现阶段的特点。苏联经济则完全摆脱了这些规律和特点。虽然，在苏联的疆界以外，亚洲的大片领土是对它开放的，但是，它只向那里“输出”少量“资本”，尽管在这些国家中，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和劳动力较便宜（象中国、外蒙古和越南北方等），“利润率”肯定是更高的。虽然在重工业中积累起巨大的“资本”，但是投资仍继续首先注入这一部门，而不是象资本主义经济在其没落阶段那样，愈来愈转向外围部门。对生产的人为限制，农业的马尔萨斯主义，取消技术发明，更不用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生产局部停顿或甚至毁灭一部分生产等——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工业上远不如苏联发达的国家（日本、意大利、阿根廷、巴西等）的经济所特有的这一切现象，自从1927年以来，也就是说，自从三分之一世纪以来，在苏联经济中，是无法找到的。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一个整体。即便是竭力推行自给政策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日本、纳粹德国和日内瓦“制裁”时期的意大利等——都不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总形势的影响。1929年危机和接着在1938年爆发的危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包括“自给自足主义的”国家在内，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另一方面，苏联经济虽然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保持一定的联系，但却不受世界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事实上，苏联经济最突出的高涨时期正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危机、萧条和停滞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硬说苏联同其他大国（美、德、日等）的竞争，首先是可能采取军事形式的竞争，证明了苏联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很明显，今天在地球上一大部分地区建立起来的任何一种非资本主义经济，都是与四周围的资本主义暗中敌对的。这种情况必然产生许多地理、军事、经济、贸易的切身需要。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因为资本主义竞争是争夺市场和争夺利润的竞争，而这却正好是从互相对峙的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同社会性质产生出来的竞争。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了各种发展倾向：例如完全垄断工业的倾向，取消“古典的”私有制的倾向，经济同国家合而为一的倾向，“经济计划化”倾向等。简单地认为苏联经济就是这些发展倾向的“结果”，同样地是谬误的。事实上，苏联经济本身辩证地否定了这些倾向。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计划化”，国家与经济的日益合而为一，对神圣的私有权偶有侵犯，这都是在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情况下进行的，目的在于维护和保证垄断集团的利润。国家与经济的合而为一，实际上只不过是垄断集团利用国家机器，全面控制经济而已。而在苏联，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取消，经济与国家的合而为一，是通过剥夺和消灭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而实现的。现代资本主义把自己的发展趋势推到了极限的资本主义。苏联社会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特点的毁灭和否定。
　　对于经济制度的社会性质来说，结构的彻底改变是最好的指标。当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占领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土时，社会结构并没有随之而发生任何彻底的改变：德国对法国的占领，法国、英国和美国对德国的占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德国对苏联西部省份的占领和以后所谓“人民民主”国家并入苏联势力区，都使结构起了质的变化。更用不着谈东欧资本主义被消灭的事实了，这已经是大家所熟悉的事情。大家知道得较少的是纳粹占领者在苏联为了重新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而采取的措施。扎普罗泽铝工厂为德国托拉斯联合制铝厂股份公司所霸占。在德国三家最大银行出资经营的东部矿山及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的范围内，弗立克康采恩和赫尔曼·戈林冶金工厂在德涅伯钢铁股份公司的名义下，霸占了顿涅茨的钢铁厂。济根诺机器制造股份公司霸占了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伏罗希洛夫工厂。克虏伯托拉斯夺取了马留波尔的两家工厂，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两家工厂和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家工厂。它得到了经营这些工厂的权利，按规定，战争结束后，这些工厂就要成为这家托拉斯的财产（45）。此外，1943年，克虏伯还下令全部拆卸马留波尔的电气化钢铁厂，并把它迁到布累斯劳。法本托拉斯在俄罗斯筹办了东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和东部氮气股份公司。从1943年5月的《法兰克福日报》上，我们得悉，在三天之内，在俄国被占领的土地上，就建立了七家德国私人企业（46）。
　　至于说，苏联经济是一种新型的、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而是“经理们”的（伯纳姆）、官僚的（罗拉）、官僚集体主义的（布鲁诺、里兹、夏希特曼等）社会，是由一个“新阶级”领导的（米洛文·纪拉斯）社会，这些理论也是不能成立的。这些理论的拥护者正确地否认苏联的生产方式有任何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他们想象不到，在苏联的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极大的社会不平等；官僚主义的特权，生产者缺乏自决权等——是资本主义遗留的和资本主义包围的产物。
　　他们把过去的这结渣滓看做未来社会的萌芽。但是，他们指不出这个社会明确的特征，也指不出这个社会特有的能动性（除非只限于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和每过一阵子就为事实所否定的无稽之谈）。他们指不出，哪一种在质量上不同于苏联的生产方式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实际上，苏联的经济包含着矛盾的特征，不论是苏联经济的辩护士也好，庸俗的批评者也好，都未能把这些矛盾的特征联系在一个全面的观点里面。
　　辩护士们竭力强调苏联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力和人民的技术与文化的一般水平不断地迅速提高。确实，这一切证明苏联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要是从这里面得出结论说：当存在着历史利益和有时甚至是眼前利益都相对立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时候，当社会不平等大大加剧的时候，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低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那末这种结论却是谬误的。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正确地指出了存在于苏联的不平等现象和分配标准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当他们认为苏联的生产方式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他们便犯了把局部一般化的错误。“官僚集体主义”论者正确地指出了苏联生产方式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当他们否认分配标准的资本主义本质时，他们也犯了把局部一般化的错误。事实上，苏联经济的特点就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根本上仍是资产阶级的分配方式的矛盾的结合。这种矛盾的结合表明一个经济制度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但仍未达到社会主义，它正经历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时期中，经济必然把过去的和未来的特点结合在一起（49）。
　　多年来，苏联国内国外对于商品、价值、货币、价格、工资、利润等“经济范畴”的残余，讨论得很多。为了充分解答这个棘手的问题，必须从苏联经济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种矛盾的经济这种特点出发才行。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产品具有直接的社会性质，因此是没有价值的。这不是商品，而是使用价值，是旨在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工资是不存在的，而“价格”的唯一意义只是便利社会会计工作而已。苏联存在着这些“经济范畴”，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在人类经济史上，商品生产要远远超出资本主义这一个时代的范围。它是从家长经济或奴隶经济中的小商品生产开始的。只有在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出大量的使用价值时，商品生产才会消失。商品生产是不能人为地加以“取缔”的。它只能逐渐消亡，与此同时，经济愈来愈有能力保证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因此，分配不再是以交换，以准确计量的等价物为基础了。
　　只要生产有一天仍不能这样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那么，中心的经济问题仍然是数量匮乏的——在不同程度上相对的——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这一分配必然是受到客观标准支配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人类劳动和这一劳动所生产的消费品彼此之间的交换支配着分配的领域。谁说交换就得说商品生产。使用价值的匮乏延长了交换价值的寿命。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商品生产的残余——局部的或全面的——是这一个时期所固有的特点。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一残余只关系到消费品部门（最多关系到生产资料部门的农业和手工业外围）。随着社会掌握工业、银行、交通工具、主要的分配中心，这些国有化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便丧失了商品的性质而只有使用价值的性质。即使这些使用价值形式上由一家国营企业“卖给”了另一家国营企业，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和对于每个经济单位来说，这纯粹是结算和一般检查计划执行情况手续而已。在货币形式上，也显出差别来。生活资料是用银行钞票来买的，而生产资料的流通则仅靠账本货币，纯粹是记账而已。除小工具外，用现金购买生产资料是受到禁止的(51)。
　　苏联的情况并无二样，拨给集体农庄市场生资料，生产者并未消费掉的生活资料，国家未予保留的工业和手工业消费品，都具备商品的一切显著的特点。只有它们的总量是“计划化”的。在各个消费领域之间，在城乡之间，在各个阶层消费者之间，这些产品的分配是根据市场规律盲目进行的，这些规律至多只是受到官僚主义主观专断的“调整”而已（53）。至于生产资料，首先是国营工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则已丧失了商品的性质，因为不仅它们的总产量，而且它们的分配都是预先由计划规定的。
　　事实上，从分配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分为三类：
　　a） 基本资料，共计一千六百种产品，这些产品主要的原料（钢及合金钢、煤炭、石油、铁和有色金属、橡胶、主要化学产品、电力），主要的机器和机动的运输车辆。这些基本资料不是由企业或企业集团售卖的，而是由部长会议根据计划所规定的数量分配给需要这些资料的企业（付款是纯粹形式上的，通过账货币进行）。
　　b）定额分配的资料，即比较丰富而较为次要的产品（木材、玻璃、火柴、电风扇和熨斗等），这些产品由政府各部分配，计划只规定分配给每一工业部门和每一地区的总产量分配定额。只要这些定额未被超过，每家工厂都可以向有关各部的商业代理处买到这些产品。
　　c）分散分配的资料，各企业可以直接向生产者购买这些资料：农业和手工业物资，地方工业的某些产品等（55）。
　　只要分配问题有一天仍处在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支配下，货币就仍旧是进行这一分配的最有效的工具。在过渡时期的一切社会中，情况总是这样，货币能为消费者保存某种的选购自由，便对官僚主义调整者的彻底入侵形成一项有限的但是实际的屏障。同时，货币是最简单的工具，可以用来比较各企业的生产费用，从而衡量它们的生产效率；事实上，在所有各方面，它都是最富有伸缩性的经济计量工具。
　　但是，在过渡时期仍存留下来的货币失去了资本主义经济中作为其特点的一系列基本职能。在这时的市场条件下，它自动地不再能转变为资本，因为私人占有生产工具受到禁止（工业），或大大受到限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因此，劳动力作为能带来剩余价值的商品而由私人购买的情况消失了，货币不再是利润和收入的自动源泉。它不再是吸引着全部经济活动的最初和最终的资本形式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只是在货币的形式下才有可能实现。代替这种情况的是，国家直接占有以使用价值形式出现的社会剩余产品。货币只是通过在农业和小商业中原始积累的基本过程，才合法地或非法地重新成为资本。只要生活资料匮乏的情况存在下去，经济的自发势力就会助长这一货币重新变成资本的过程，为了加以制止，国家采取强制办法是必要的。
　　由于在一切方面，经济核算都是以计算货币成本作为基础的，因此，总的说来，价格继续围绕着价值而波动。但是物价的形成过程不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事实上，价值规律只是在小商品生产中才“纯粹”适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是通过利润，资本向利润率最高的部门来回流动，利润率的均分和生产价格的形成等等的影响而发生作用的。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中，价值规律则通过计划的分光镜而发生作用。物价成为计划化的工具，成为国民收入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消费之间进行分配的工具，成为在经济各部门之间分配投资等等的工具。
　　在苏联社会中，工业品的售价是这样形成的：那就是在成本（生产费用）上，加上利润率和对营业额的级差税，这一利润率和税项是由计划预先规定的。
　　“价格不再是生产费用的货币等价物。价格是重新分配国民收入的主要工具（58）。”
　　苏联政府为了在某些工业部门规定投资率，为了鼓励或阻止这些部门产品的消费，主要手段是在这些部门里把价格规定的得多少有点专断。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成千上万个私人就消费或投资作出的决定相互影响而事后发生的情况，在苏联，则大体上是中央计划机关事先作出决定所产生的结果（59）。
　　最后，关于利润，至少在国营部门，利润已完全失去了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即经济的基本动力作用。毫无疑问，它仍然是促使官僚资本主义者对实现计划和降低成本发生兴趣的一种办法。由于把成本降至低于计划规定的水平而得到的额外利润，部分地在“经理基金”（“企业基金”）的形式下，交给企业经理们支配。但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为了达到相同的目的，也可以采取分发奖金，或随着成本降低售价的办法。作为资金积累的源泉，利润也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但是，这一作用也是纯粹技术性的。苏联制度可以不必改变结构，明天便把利润的概念也取消掉，而在所有工业部门中按不同的比例征收营业税来供应资金的积累。
　　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任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基本矛盾。苏联的经济学家也或多或少明确地承认这一点。克隆罗德谈到了“两种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两种关系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平等关系和关于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结果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61）”。但是，在苏联社会中，由于在“根据每个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的论点掩护下，存在着官僚资本主义的特权，因此，这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便更加恶化。
　　商品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矛盾。由于商品是为一个不认识的市场生产出来的，所以可能卖不出去。无疑，在过渡时期，生活资料是商品，这恰恰是因为生活资料相对缺乏，生产不足的缘故。因此，在这个时候，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随着生产增加，国家可逐渐降低其价格。
　　但是，由于分配不恰当，由于有一个时候价格过高，或质量低劣，某些商品可能卖不出去。它们的货币等价物就得不到实现，于是，从社会和国家的观点来看，它们的生产是纯粹的损失。
　　苏联的报刊越来越多提到这些“卖不出去的存货”。1952年，斯大林诺（乌克兰）供应工人的商店中有六千万卢布的存货没有卖出去；在吉尔吉斯的奥希地区，存货超过计划规定数字的60%；1953年，在哈萨克斯坦有五亿卢布的意外存货；一系列的消费品不得不减价25%，否则就卖不出去；由于价格过高，许多干酪卖不出去；还有消息暗示，由于家庭用的电器突然增加供应，发生“暂时的失调”；还有突然实行分期付款购买办法等等（62）。
　　苏联的理论家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例如，库利柯夫就说：“实践使我们深信……当商品积存在分配网中而卖不出去的时候，体现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63）。”
　　社会主义计划化和积累的正常动力是工业生产者保卫自己利益的自觉性和他们的创造主动性。但是，事实应该证实理论；生产者的努力一有提高，都应当立即体现为群众消费的增长。要是积累率过高，生产者不得不付出过大的牺牲，因而大大消弱了这种动力，那末官僚集团便成为积累的调节者和主要的管理者。这样，官僚集团就占有巨大的消费特权（金钱、住宅、奢侈品和其他稀有的消费品等）。
　　在半饥馑笼罩下和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的时期，这些特权是有极大吸引力的。但是，随着平均生活条件的改善，随着企业普遍发展，随着官僚们由于取得这些特权而不得不担负责任，这些特权的吸引力便相对减弱了。对清洗的恐惧，社会地位和完成计划的密切的关系，收入随着企业效率提高而提高的情况，都起着刺激官僚们关心增加生产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收入愈增加，愈不能保证他们在消费方面得到新的满足，于是，官僚们便愈加热衷于保持他们已经得到的好处，而不再热衷于争取新的好处。这样，被看做是完成计划的主要动力的官僚私人利益便愈来愈同和谐地和迅速地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发生冲突。
　　官僚既然是企业的不可否认的主人，不受工人的任何监督，完全掌握了国家的财产，苏联政府为了取缔他们个人的不负责任的倾向，取缔盗窃和浪费国家财产，不得不于1935年实行企业自负盈亏的原则（经济核算制）。这样，官僚们的收入便取决于企业财政计划的完成。这往往同实现具体计划的需要、同产品的质量发生冲突，要不就直接同计划化发生冲突。
　　巴可夫指出（65），为了完成财政计划，从1939年起，许多工业部门便根据自己的决定，不再生产某些种类的产品，而集中力量生产其他们产品，尽管这样做是显然同计划的指示相矛盾的。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这种恶习是国营工业中的经常现象：
　　“哈尔科夫的电气设备工厂多年以来就把它的生产能力的30%到40%（！）用来生产所谓不确定的产品，也就是用来生产对于这种设备的企业来说绝对预料不到的产品……例如，这个工厂曾制造窗户闩，门的把手和其他小五金产品（66）。”
　　《共产党人》杂志（67）说，1952年，棉纺工业比计划规定多供应了一亿九千七百万米的普通棉布和内衣，而比计划规定少供应了一亿八千三百万米的缎子和质量较好的布（人造丝等）1954年10月5日《真理报》（Pravda）指出，纺织工业和造鞋工业的许多企业拒绝制造数量充足的儿童衣物，因为这项生产“获利”较少。最近的工业管理改革的建立国民经济会议并未扭转这一局面。企业抱怨未能收到所需要的整套金属原料，因而造成“巨大损失”（68）。
　　国家要求不断降低产品的成本，工厂经理们由于降低成本可以得到巨额奖金，因而同这种努力利益攸关，于是，工厂经理们便有计划地降低产品的质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苏联作者杜雷斯基（69）估计，在重工业的年产值约一千亿卢布（1940年）中，废品和次品的价值“每年达数十亿卢布”。1940年上半年，由于送出次品而造成的损失，在机器制造业中，达全部生产费用的5.3%，在冶金工业中，达6.5%。十五年后，由于废品而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年达六十亿卢布。在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弗罗尔·科兹洛夫估计，光是未使用的金属废料一项，苏联每年就损失约二百五十亿卢布（70）。
　　官僚管理人员知道，要完成计划，就必须让“自己的”企业经常得到原料、辅助产品、电力等等的供应。因此，在这些资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官僚管理人员便设法保护自己，不断要求比他实际需要超过很多的物资，因而又使匮乏情况更为严重。古利克和约瑟夫·倍利纳都曾经根据他们同大批投奔西方的前工厂经理谈话，揭露了这种现象（72）。苏联杂志《计划经济》指出，一系列企业要求装备、自动化机器、材料、金属、木材等的数量，要比它们的需要和实际消费量高20%到30%。苏联的另一杂志《争取节约材料》（Sa
Economiju Matcrialov）也发现在政府各部中有囤积大量物资的相同倾向。1955年，布尔加宁估计这些囤积起来的设备和材料达一百三十五亿卢布。沙布洛夫指出：“政府各部和各机关对国家投资提出了极度夸大了的要求。例如，它们曾要求1956年增加拨款六百亿（原文如此）卢布，即1956年全部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73）。”
　　事实上，官僚管理人员建立“库存”以便为自己创造安全余地，这种倾向发展得那么严重，以致他们企图有计划地掩盖和低估他们的企业的生产能力。苏联作者阿尔费耶夫和科罗特科夫曾在《计划经济》杂志中发表文章，题目本身是《争取人们充分报告和利用生产能力》就已经够说明问题了。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了以下的例子：
　　“在煤炭工业部中，一系列煤矿所使用的生产能力〔数字〕大大低于实际达到的产量……在木材和造纸工业部中使用的生产能力〔数字〕大大低于实际达到的产量（74）。”
　　1954年8月4日《乌克兰真理报》（Pravda
Ukrainy）列举一系列煤矿只利用生产能力75—80%，甚至50%。1954年7月30日谈到了许多没有利用其全部生产能力的钢铁厂。《真理报》又说：“在每个工厂中，都有巨大的后备力量没有得到使用。”
　　约瑟夫·倍利纳概括他同流亡的苏联官僚们的谈话（75），写道：“所有企业经理提出的计划都不是从全部生产能力出发的，这种倾向年复一年地受到苏联报刊的指摘，就同配套计划没有得到完成那么样有规律。苏联作者阿克良举出基罗夫工厂的例子，这家工厂有五十多台机器没有得到使用，其中有些从1945起，有些甚至从1939年起便没有加以使用！（76）
　　《消息报》1953年3月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举出另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木罗姆的捷尔任斯基机车厂的例子。这个厂两三年前得到的价值巨大的机器始终没有运转起来。由于工作和原料分配不当，全部机器每月平均有25%到30%的工作时间是闲着的。在弗拉基米尔的日丹诺夫拖拉机工厂，由于相同的原因，1952年完全停工的时间就有五万七千个工时。
　　当时的苏联重工业领导人马雷切夫曾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会前辩论中宣称，由于生产周期性地中断，机器制造工业还使用不到其年生产能力的35%到40%（79）！1957年，赫鲁晓夫说，在苏联企业中，多余的金属铣床达二万五千台以上（80）。然而，在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阿里斯托夫提到了六万台铣床和一万五千台金属压延机长年以来“搁在仓库或者工厂的院子里生锈”。根据规定，这部分工具的折旧费不包括在日常生产的成本内，这也助长了把不用的工具堆积起来（81）。
　　官僚们经常提出假报告，也是这种为了把计划化的要求和维护他们私人利益的作法调和起来的官僚主义技巧之一。
　　这整个局面意味着官僚们对于国民经济的全面改善是不感兴趣的。每个企业设法完成计划——计划内的某些方面——而不管采用的方法对整个经济有什么影响。因此，二十五年来，宣传“严格完成计划”，“降低成本”，“进一步节约原料”，“更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更合理使用贮备”等运动一个接一个单调地进行。在一条“阵线”上获得的成功总是使另一条阵线遭到突破。1957年在匈牙利发表的一部著作的译本〔雅诺斯·科尔奈：《经济管理的超集中化》（J.Kornai,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tration）〕非常触目地证实了这一论断。《前卫报》（The
Guardian）把局面概括如下：
　　“计划在数量上订得十分详细，就变得过分僵硬，因为它们不再照顾到顾客们的需要可能改变……要是改用价值数字的话，就有可能鼓励把生产转移到高价（单位）的产品上去。另方面，要是设法使用劳动生产率指数来检查效率的话，又会打击需要大量劳动的产品的生产。有计划减低费用的指数会促使人们牺牲产品的质量，减少品种和限制生产新的产品。当计划人员发现各不同指数造成的偏差后，他们又采用新的指数，以便制止这些偏差，这样下去，直到指数多得使计划化的主题和对象都乱做一团，毫无意义（82）。”
　　还应指出的是，为了寻求各种办法来全面实现预定的经济发展，为了避免过度的停顿（萨夏德科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谈到了有一千七百九十亿卢布（！）投进未完成的建筑计划），苏联当局建议采用按单位固定资本计算生产作为计划测定的办法，这就非常接近资本主义企业计算“效率”的技术了（83）。
　　因此，企业自负盈亏同计划预先硬性规定价格相结合的制度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剧了这两方面的矛盾，即一方面是经济的计划性，另一方面是被看作完成计划的主要动力的官僚管理人的私人利益。如果说，不管怎样，苏联经济毕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这些成就之取得首先归功于公有生产资料的有计划发展比以前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显得优越。
　　由于苏联经济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管理，苏联经济的计划性和被看作完成计划的主要动力的官僚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苏联经济的主要矛盾。其结果同另外两个矛盾结合在一起。这两个矛盾是从官僚主义管理中产生出来的，那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水平和生活资料匮乏之间矛盾，以及全面计划化的需要和官僚主义的超集中化的害处之间的矛盾。
　　官僚主义管理造成过高的积累率，因而使苏联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众不得不付出巨大牺牲。在最初四个五年计划中，伴随着生产力高涨而来的是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从绝对观点来看，这种匮乏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有减轻的趋势，但是，从相对观点看来却越发加重了，因为千百万生产者的需要同时也有了发展。在生活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平行市场，地下生产和一系列不受计划控制的经济活动的现象。小商品生产经常地在计划经济的毛孔中复活起来。
　　只要工厂经理的责任仍然是受到限制的，平行市场就不会扩展到生活资料的范围以外去。随着企业自负盈亏原则的实施，只要生产资料领域也是处在机器设备和原料等相对匮乏的现象笼罩下，平行市场就必然地扩展到生产资料的领域。为了得到奖金，官僚管理人员就不得不在规定的日期，达到规定的产量。于是，他们便设法搜集必需的原料，例如象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向当局提出大为夸大的要求。但是负责分配原料和设备的上级当局知道这些物资稀少，因而朝着相反的方向办事。结果便出现经常的紧张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经理们毫不犹疑地拿出高过计划规定的价钱去谋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89）。尽管有正式的指示，劝阻这样做，上级机关仍非常严密地监视企业之间的买卖交易。
　　长年以来，官僚们设法摆脱这种过于严格的监督。最后，1941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朝这一方向采取了重大的决定（90）。从这时起，企业和中央机关之间的直接合同制度得到了推广。在规定交货条件时，谈判和竞争突然占了主要地位。与此同时，“企业不再重视计划所规定的指标以及它们上级机关所发出的指示，并且彼此之间进行非正式的联系。这样，它们便能在货币价值上超过计划规定的指标，而同时摆脱分配计划的严格要求（91）”。
　　由于这一理由，1949年4月21日的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一项法令，建立中央机关和其他中央机构之间的每年总合同制度，企业之间的合同应在这个总合同的范围内订立。但是，在得到政府一个部的准许时，企业之间的直接合同制度可以同每年总合同制度同时并存（95）。
　　原料和机器设备的相对缺乏使计划处于无法完成的威胁下（96）。在这种鞭策之下，苏联官僚们不再限于在合法“合同”的范围内各显神通了。他们对这些受到垂涎的物资展开了一场真正的非法争夺战。这样，在计划经济的“背后”，出现了平行的生产资料生产和交易。
　　阿奇米诺夫曾报导苏联前驻墨西哥商务专员基里尔·阿列克谢也夫一篇有趣的叙述，阿列克谢也夫本人曾经是苏联工厂经理。他叙述说，一家生产金属粉末的工厂积累起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计划的指标，它在超额50%向国家上交规定的产品后，还保留自己日常生产的97%到黑市上去出售：
　　“用非法手段搞到原料，成了一大群中间人和投机商的专业。一个工厂经理进行黑市买卖可以很容易发财致富。我曾经在一家工厂中领导过一个部门。这工厂要是等候政府送钉子来，就只好停工了……幸而，我们的经理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又认识一个同钉子有关的人，而钉子正好是我们通常所需的那一种。我们用一车皮的白铁产品换回一车皮钉子。我们有的是白铁产品，因为我们为了防备万一，曾要回来比我们需要多得多的产品。那些诚实的人用钉子换回来一车皮白铁产品，他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他们知道莫斯科附近一个集体农庄需要这种产品，并且愿意用农产品来交换（97）。”
　　在俄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曾在他的报告中证实了这种现象。例如，他指出，某些企业没有完成计划，因为它们没法只在加班的钟点内去完成计划（原文如此）而用白天去为私人订货生产。
　　在生产资料的这种平行市场上扮主角的叫做推动者（“组织者”），即多少从事非法活动的中间人。名义上，他是一家企业的职员，经常来往于全国各地，办理非法的“事务”。讽刺性的鳄鱼画报在1952年3月30日的一期中曾为这个人物画了一幅精彩的小漫画并且写了一首小诗，大意说，他什么东西都搞得到：铁，砖，木材，钉子等等……办法不外乎贿赂，也就是买通上级当局。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广泛流传这样一句俗话：“贿赂比斯大林还有力量”……这是不足为奇的。在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会前辩论中，曾广泛地提出推动者的问题（参看1956年2月的《真理报》）。
　　官僚主义超集中化的害处也同样是非常严重的。由于中央各部在处理工厂供应问题上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同时对于自己本部门的职权则唯恐受到侵犯，因而有些企业，象哈尔科夫的“基罗夫”涡轮机和发电机工厂，就不得不从分散在苏联各地的一百五十个厂取得供应（98）。象列宁格勒这样一个城市每年输往其他城市将近十万吨金属产品，而与此同时，等于这个数量一半的产品却从其他城市输送到这个苏联的大城市（99）。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讨论中，还提到更为荒唐的例子：
　　“新西伯利亚的电器设备工厂具备生产生铁、铸件和其他类型的金属产品的丰富潜力。尽管这样，这个厂却不能接受订货。事情发展到荒唐的地步。根据主管部的计划司规定，这个厂所支配的工资基金只许根据零件的生产来调整，一切成品均除外。这样，工厂只能靠远地发电站的定货来维持生产……[要是没有这些定货]它就只好人为地压缩生产（100）。”
　　部门利已主义的结果，造成“数以千计的”小营造业，小修配厂，小发电站，它们彼此独立地，在获利条件低的可怜的情况下从事生产（见1957年5月8日《真理报》刊载的赫鲁晓夫演说）。在国民经济会议建立后，地方利已主义代替了部门利已主义。结果发生巨大的浪费并造成高昂的行政费用。光是苏联政府各部所属的供应、贮存和运输部门1955年就花费行政费用一百六十六亿卢布，即预算中全部工业投资的17%（102）。
　　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二者之间的矛盾是苏联经济的基本矛盾，也是任何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但是，由于这种经济的官僚主义管理，这一矛盾便发展到最大限度并且具有明显的对抗性质。它发展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性质和生活资料的交换价值性质之间的矛盾；货币在生产资料领域内的纯粹核算作用和货币在生活资料领域内所保存的作为商品的真正等价物的作用，这两种作用之间的矛盾。企业自负盈亏的原则又使货币在生产资料领域内重新成为支付手段。因此，在生产资料领域内，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重新出现的倾向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一切现象：计划化本身瓦解的倾向，就都显现出来。
　　在官僚主义管理经济的情况下，苏联在实施计划化时采用的积累率，加上这种管理形式必然造成的巨大浪费，使得生产者的生活水平开始时非但没有提高，而且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政治上的强制和经济上的强制（把最低工资降到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便成为政府促使工人阶级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手段。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官僚主义的斗争使得社会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劳工法制订得愈来愈严酷。
　　从1935年起，在工资最低的非熟练工人（女清洁工，守门人，看夜人等）和高级工程师之间的收入差别就达到一与二十之比（103）。1951年，访问苏联的一个比利时工会代表团也发现了相同的差别：一个女清洁工的每月毛工资是三百卢布，一个马丁炉第一炉前工的毛收入是三千卢布，一个工程师是五千卢布（104）。参加1952年4月莫斯科经济会议的一个代表团虽然是由十分同情苏联政府的人士领导的，但也报导了关于基本毛工资的差别，只是差别小一些：女清洁工每月得三百卢布，卡车司机每月七百到八百卢布，部的一个技术科科长二千五百卢布。但是，在官僚等级中地位愈高，奖金就愈发成为工资的重要补贴。这些报导并指出了莫斯科一家大企业的领导人每月总共得到的毛收入达七千至八千卢布（105）。
　　在工人本身之间，收入也有很大的差别，这对工人阶级内部团结产生的后果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多布先生说（106），在工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间的“伸张度”是一到四，但是，他们自己著的书却驳斥了这种说法。书中的第92－94页说，1936年，最低工资是每月一百一十卢布，而非斯塔哈诺夫式的熟练工人可得五百卢布，斯塔哈诺夫式工人有时一周挣得的工资等于过去一个月的工资。根据莫斯科斯大林工厂四十年代末期和五十年代初期的官方工资指数，每小时计件工资的最高指数是六百六十，正常的每小时基本工资是一百（107）。在煤矿、钢铁或运输企业的“突击队工人”有时可以挣到四千、甚至五千卢布，比他们的劳动同伴所挣得的要多七或八倍（108）。《经济问题》（Voprossi
Economi ki）杂志1959年指出，熟练工人的工资超过非熟练工人工资达八倍（109）。
　　由于工人收入的这种强制的差别，基本工资率便降到最低生活水平以下，已婚妇女不得不工作，以便一家人能够得到最简单的生活资料。在斯大林时代，这种差别是刺激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手段。
　　计件劳动得到推广。定额逐渐提高。当生产率提高时，工资率却比生产率提高得慢得多（110）。加强劳动强度的斗争往往压倒了实行技术方法和劳动组合合理化来提高生产率的斗争（111）。但是应该承认，体力劳动的强度一般毕竟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塔哈诺夫运动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通过加剧工人阶级的分化而达到这一点的。斯塔哈诺夫自己增加了他的煤矿生产，因为他只用风镐工作，但是，他的一系列劳动同伴除了用铲子推开煤块外就没有其他事情可作。
　　“（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基本的生产过程同辅助的补充的工作清楚地区分开来，这就使他们可以把高度熟练的工人从那些本来可以由不那么熟练的人去做的工作中解放出来（112）。”
　　但是，十分明显，由于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先进的机器和工作方法，从苏联计划化初期起，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正如下面数字所表明的那样：
每名工人每年生产的生铁（吨）
每名煤矿工人的年产量（吨）
　　美国经济学家华尔德·加伦逊得出结论说，在战前，苏联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已差不多达到英国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40%。苏联方面估计，从1940到1950年，劳动率提高了37%；加伦逊则估计只提高15%，即等于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指数（115）。
　　为了强迫新从农村来的工人学习“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最粗暴的手段都用到了。早在1933年“全苏工会中央理会事会根据单一领导原则，指摘由工厂理事会工资及调解委员会确认经理处决定的定额和工资的一贯作法是不能容许的（116）。”从这时起，关于工资和定额问题，就不再有真正的集体合同和谈判了，从此以后，这些问题都由上级单方面决定。
　　1935年，发生了一家大企业（布里安斯克附近的“红色职工国际”机车和车皮工厂）行政和工会领导之间对经理部的单方面决定发生的最后一次争执。尽管法理是在工会的一方面，但是，工会仍然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猛烈谴责（117）。事实上，苏联工人虽然在纸头上有许多机构和机关保护他们不受官僚管理人滥用职权之害，但是特别的纪律章程使这种保护在工业的许多关键部门中成为根本不可能（118）。
　　无疑，从这时起，苏联的劳工法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它的倾向是公开地强制性的，特别是在实行1938—1941年的法令和规定之后，战争结束后，这些法令和规定一直保留下来（120），其中有1938年12月20日法令设立劳动手册制度；1938年12月28日法令关于工厂中处分迟到现象和关于取消“犯有”这种“过失”的工人的社会保险权利；1940年6月26日关于调动工作和旷工，（如超过二十分钟，可判处监禁〔！〕的法令；1941年1月18日关于劳动现场纪律等的法律和法令（121）。1940年6月26日法令禁止职工改换工作地方，除非能够引用法令所注明的重大理由（122）。
　　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判决，当工厂经理部下令加班工作时拒绝加班工作，或即使是拒绝服从法定假日工作的命令，都以旷工论处并受到扣除工资或监禁的处分——而根据苏联的法制，这些命令是非法的！这个判决虽然是在1941年宣布的，但是，从此以后，便成为现行法令之一（123）。
　　当生活必需品仍十分缺乏时，在一个以重大特权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中，官僚主义管理的粗暴和专横作法是不可避免的。其结果使社会形势十分紧张。因而出现国家对人民的恐怖政策，强迫劳动营的制度和国家警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有意识地选择了少数特权者的权益作为依靠，而不是把劳动群众的利益作为依靠，去给工业化以必要的推动，苏联领导人便建立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根据官方统计，最高苏维埃的工人成员从1937年的45%下降为1946年的42%和1950年的35%。在莫斯科苏维埃中，1953年这个百分比是29%（125）。在联盟院中，1950年，只有10%的代表是工人；80%的代表是国家、党和军队的工作人员。
　　在苏维埃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只有不到20%的代表是“直接在工业和运输系统中工作”的。而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中，这个数字要高二点七倍（126）！1940年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取消免费制度更大大加剧了这种情况。此外，宾斯托克和施瓦尔兹指出，在取消这种免费教育之前，工人大学生或工人子弟大学生的百分比已由1931年的46.6%后退至1938年的33.9%，尽管在有劳动力的居民中工人的百分比却大大增加了（127）。
　　苏联方面的无数证据都证明了官僚集团已成为一个对自己本身利益有充分认识的阶级。人们可以不断地读到刊物上引用经理们的言论，把工厂叫做“自己的”工厂，把机器叫做“自己的”机器〔例如，可参看1951年11月27日《文学报》（Literatournaya
Gazeta）和发表于《十月》(Oktiabr)杂志1949年1月号的阿纳托尔·索弗拉诺夫的剧本《莫斯科的性格》(A.Sofranov,
Un caractere moscorite)。还可以参看发表于《鳄鱼》(Krokodil)画报1957年第23期的漫画〕《真理报》于1950年1月5日谈到了工人和企业行政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恐惧和威吓”之上的。1957年2月2日的《劳动报》(Trud)在关于拖拉机和汽车工业的文章中谈到了“工人的法制受到行政当局的蹂躏”。该报1953年9月8日的一期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同一个提法：“至今还有一大批（！）经济领导人无耻地蹂躏着苏联公民的权利”……。
　　官僚们“拒绝担任经理以外的任何职位”。他们制造了一帮“花花公子”，这些公子哥儿每月的零用钱多达一千卢布，比一个工人平均工资还高。他们“办公用的汽车”把他们载到他们的别墅和他们的避暑地去。他们的别墅价值数十万卢布，成为一种真正的“投资”。如果他们的继承人卖了别墅，“赚了钱”，就可以“靠吃息度日”。我们所援引的文章的作者还列举出这些别墅的业主，那就是：
　　“作家、画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政府给予他们以优先权的其他人物……企业经理、合作社领导人、公共食堂、建筑机构和公用事业领导人……私人律师（128）。”
　　官僚主义管理制度以及粗暴地迫使工人服从官僚管理人的作法造成社会剩余产品的巨大浪费，即使单纯从经济观点来看也是如此。根据最近的统计数字，苏联有三分之一的领取工资者是职员。这个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存在一方面减少了生产者的消费基金，另一方面把很大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转用到非生产的消费上去。
　　轻工业发展和重工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是官僚主义管理的根源，并成为这一经济制度的深刻的裂缝。这对于重工业本身的影响越来越广泛，首先是通过生产率落后和因为落后使生产者不得不作出的创造努力。
　　但是，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和生产者的技术和文化水平的全面提高以及工人阶级在全部人口中比重的增加，官僚集团加在劳动群众头上的专横和暴虐的重担便愈来愈无法忍受了。计划经济要取得新的跃进，就必须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主动性，较少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更多的生产群众的自发积极性。但是，斯大林制度，即使对官僚集团本身，也大部分拒绝给予这些自由。因此，从1950年，有利于赫鲁晓夫时代改革的条件便迅速成熟起来。
　　从长远观点来看，无论在哪一方面，官僚主义管理的灾难都没有在农业方面显得那么深重。如果说，由于计划化的好处，官僚主义的所有祸害并未能阻止工业生产能力的突飞猛进。那末，在农业方面，这些祸害却同混合所有制的坏处结合起来，结果使生产在一个长时期内发生灾难性的下降。
　　工业发展不平衡和农业倒退或停滞的起因是，工业化开始得晚了而农业的完全集体化则过早地、在农业生产方式的这种革命获得技术基础的社会基础之前就进行了。正是工业化的迟缓使土地集体化不能及时得到一个充分的技术基础，而同时助长了农村社会力量的两极分化。富农力量的形成对于苏维埃国家的继续生存是一个急迫的危险，因而迫使政府走上完全的和强迫的集体化道路。也正是工业化的迟缓给自己带来了仓促的痉挛的性质。
　　由于缺乏足够的机械化设备，在肥料和地面建筑工程方面（道路、地窖、仓库、车库、牲口棚、住宅等）缺少大量投资，农业企业的完全集体化，无论从经济观点抑或从社会观点来看，都产生不幸的结果。产量降低了，特别是饲料作物、肉类、牛奶等。心怀不满和绝望的农民屠宰牲口。于是，人们不得不建立一个庞大的集体农庄管理机器，因而缩小了农业企业积累余地。除此之外，还必须从农业生产中抽取巨大的一部分积累基金，以便能够迅速工业化。
　　农业减产之所以特别严重，那是因为工业化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者的人数，而且增加了城市人口。农业生产者人数少了，可是从此以后倒要养活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在沙皇制度下，三千万农户养活二千八百万城市居民；今天二千万农户须养活九千万市民，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农村本身中的好几百万非生产人员。
　　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苏联农业尖锐的经常性危机，其影响由于战争破坏而更加恶化，直到今天还远未获得克服。这一点可以从下列农业生产和牲畜的数字中清楚地看出来（132）。
　　为了正确地说明这些数字，必须估计到人口的增长，人口从1913年的一亿五千九百万和1926年一亿四千七百万增加到1939年初的一亿七千万和1956年的两亿以上。结果是，从1930年到1935年，苏联按人口计算的农业生产（经济作物除外）和牲畜头数（直至1953年的猪的头数）低于1916年。至于牛和母牛，到今天还没有赶上1913年的水平，也没有赶上1928年的水平。
（第三个五年计划预定在这一期间内达到的指标）
进仓的谷物（百万吨）
生长中的谷物
制糖用甜菜（百万吨）
籽棉（百万吨）
牛（百万头）
猪（百万头）
羊（百万头）
　　此外，从1928年到1955年，谷物播种面积增加了将近40%。但是产量增加还不到50%，这就是说，巨大的机械化设备只能使产量增加10%。由此可见，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仍然是极低的。1956－1957年，集体农民生产一百公斤的小麦所费的劳动工时比美国农民多七倍，比生产一百公斤甜菜的工时多六倍，比生产一百公斤猪肉的工时多十六倍（135）。
　　但是，随着农业机械化取得进展，经济作物的生产首先取得了积极的成绩：棉花的产量从1932年到1937年增加了一倍，从1937年到1950年又增加了50%。农业使用的拖拉机台数由1928年的二万六千七百台增至1932年的十四万八千五百台，1937年的四十五万四千五百台，1950年的六十万台和1955年的八十四万四千台。按照这一个速度下去，农业的完全机械化是可能的。集体农庄的合并使合作企业的数目由战前的二十四万个缩减到1952年的九万五千个，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苏联的农业技术基础有了巨大的扩展。与此同时，这个集中运动还继续下去，根据人们谈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