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军队图册（）
&&& 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Men-at-Arms（MAA）系列第287号：拜占庭军队(公元)-Byzantine Armies
AD。原作者Ian Heath，绘图Angus McBride。以下是该书的封面：
&&&&我的相关日志：
A:拜占庭的士兵，12至13世纪
虽然在12世纪深受外国，尤其是意大利人、诺曼人和突厥人的影响，但当时的描绘拜占庭人武器装备的绘画仍然提示我们他们还是保留了一些自己独特的元素，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腰部和肩膀上的垂条装饰。虽然札甲和鳞甲至少被使用到了14世纪，但锁子甲在此时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了。铠甲胸衣当时也有很多种款式，短袖最为常见，但也有长袖和无袖的。轻装的士兵通常穿长度到臀部的皮质护甲，而一成不变的一点是总有一条带子围在胸前，其目的是为了固定身上的护甲，但为什么穿锁子甲时还系这种带子？其功能不得而知。
12世纪拜占庭骑兵的特有武器包括长矛和剑。木杆（往往是首选）和藤条杆的长矛会按西方的方式夹在腋下，12世纪50年代时，这已成为拜占庭人的习惯了。编年史史学家卓尼亚铁斯（Choniates）则观察到他们的&柔韧的芦苇杆长枪并不适合&作为实战武器。拜占庭的剑与西欧的同类产品没什么区别&&1400年，曼纽尔二世皇帝甚至提出英国剑是仿制自拜占庭的观点。13世纪初，史家凯那摩斯（Kinnamos）记述说拜占庭的骑兵有时也使用钉头棒一类的武器。
当时的盾牌主要由轻质软木制成。它们用皮子或铁皮箍边，表面裹上一层羊皮纸或皮革，上面还经常会画上图案。12世纪时，这些图案以抽象或球形图案为主，但到了13至14世纪，它们让位给彩色的条形、V字形和块状图案设计。直到13世纪末，大多数的盾牌都是图A1那种杏仁形状的，但有些步兵还一直使用各种不同尺寸的圆盾。
以12至13世纪土耳其格莱美地区的卡帕多奇亚人的壁画（尤其是在Kirk Dam所留下的1282年至1304年的壁画）为基础描绘了人物A3。A2人物根据的是13世纪中期在以色列阿克城（Acre）留下的拜占庭式样的手稿和一些原始拜占庭手稿的复制品。人物A2的外观与同时代西欧军人的形象类似。阿克城的其他描述拜占庭部队的手稿透露出他们的头盔和外套的样式也与西方骑士所使用的没什么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已知极有可能在1261年以后，这个帝国开始从西方，经由意大利进口武器和铠甲。
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梅里桑德（Melissande）女王的诗集（约1131年-1143年）来描绘的人物A1是一名典型的安那托利亚地区的拜占庭步兵。他的枪通常长约2.4米。整个拜占庭帝国末期，这种枪的长度都是如此。其他的轻装步兵则只携带弓箭和盾，还有记载说他们拿着投石器（在1257年伊庇鲁斯人进攻普里莱普时出现过）。
B1:阿拉贡边民雇佣兵（Almughavar mercenary），1304年
边民们最具特征的武器是一种被称作&coutell&的长矛（其矛杆可以临时折断以应付近战）和2到4根标枪，后者投掷出去所具有的速度和威力足以杀死一名穿盔甲的敌人。如此有效的武器组合被阿拉贡边民们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实战中也就出现了一名边民武士击倒5名盔甲骑士的战例&&两个人被标枪所杀，两个人因战马被戳中（一匹被标枪，一匹被长矛）而坠地，第5个人则被投石击中致残。
B2:库曼人雇佣兵，约1300年
今天斯洛伐克Vel&kej Lomnici的一系列匈牙利教堂中的壁画成为我们这幅图依据的基础。加棉絮的套头帽遮住了他极长的头发（库曼人通常的习惯之一，参看图G1）。事实上，这名雇佣兵使用马刺的行为显示出西方对他们的影响，因为传统库曼人通常用脚踝和短鞭来控制马匹。库曼人的典型装备包括弓箭和马刀，其他的武器则可能包括钉头槌、轻便长枪和标枪。他们的小型盾牌大多是圆形的，但也有受拜占庭或塞尔维亚影响的杏仁型盾牌的使用。作为最好的骑兵，库曼人会配10到12匹备用马匹在实战中换骑。
B3:艾兰人雇用兵，13世纪
拜占庭雇用的艾兰人总是扮演轻骑兵的角色。他们最重要的武器是弓箭和马刀的组合，但也有很小一部分人可能会加上一支轻质长矛或更少见的小型圆盾。即便效忠于拜占庭人征战于疆场上，他们也会带着他们的家人，而他们旅行用的四轮马车在夜晚时在营地外围成一圈形成他们的防御工事。
C1:拜占庭士兵，约1295年
图中这种款式的铠甲由来自拜占庭马其顿地区的士兵穿着（它的样式基本依照马其顿奥赫里德的教堂壁画来描绘），其年代正好是马其顿地区处于拜占庭和邻近的塞尔维亚治下的繁盛期，即1280年到1330年，甚至是1350年也有可能。这套铠甲由外面蒙皮内衬锁子甲的&马甲&、&马甲&里面由札甲或鳞甲制成的贴身护甲以及一圈甲片串成的独立的&立领&所组成。马刀和马刀式剑在那一时期也是拜占庭和塞尔维亚士兵身上的标志性的物品。
C2:伊庇鲁斯拜占庭士兵，14世纪
虽然图C1那种杏仁形状的盾牌一直晚到约1350年仍有出现，但在13世纪末期是它已经开始被各式长三角形盾牌所取代。它们的宽度都是大约45厘米，但长度各异，从90厘米到150厘米不等，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它的重量不会太沉。根据几名萨洛尼卡人对圣德米特里教堂的描述我们为图中的人物的鞋上加上了马刺，显然这一点也是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影响。
C3:拜占庭或保加利亚步兵，约1350年
绘画资料显示14世纪中叶在保加利亚/拜占庭前线作战的双方士兵在装备上几乎没什么差别。保加利亚泽门修道院的一幅描绘武士细部的1350年到1355年的泥灰壁画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大多数人穿短袖短身锁子甲，有些人穿的这种锁子甲还有领子，而其他少部分人则穿着札甲。双方的盾牌在形状上略有不同，保加利亚人倾心于西欧式的橡树果型盾牌，但长度更长，拜占庭人的版本则是两侧长直边的三角形（尽管双方这两类盾牌都在使用）。此外，两方人员也都会使用小圆盾作为防身装备。
D:拜占庭士兵，14世纪
这里的士兵形象源自《亚历山大大帝传》中的图画。像图D1这种重装骑兵在当时并不普遍，重装的马匹更是如此（整个书稿中只出现两批重装马和一名面部覆甲的士兵）。无疑这种全面的装甲只限于精锐的近卫部队的士兵来使用，即便如此，这些部队也只是部分人有这样的待遇。文学家Pseudo-Kodinos描绘瓦达瑞泰军团（Vardariots，拜占庭帝国末期由可能源自匈牙利马扎尔人的一支外族组成的军团，12-13世纪期间担任皇宫的警卫部队）这一皇宫近卫部队的军人穿红色服装，而被称为&弓箭民兵&（Tzakones）的重装步兵则穿天蓝色服装（在胸前背后各缝制两只面对面白色狮子图案）。拜占庭历史学家Gregoras记述了14世纪中叶这些制服的情况，而16世纪的奥斯曼历史学家Bitlisi则描绘拜占庭的士兵通常穿猩红色的服装。
资料显示图D2这样的装备既配备于步兵也配备于骑兵。注意图中的士兵仍然携带一支杏仁型的盾，这种装备在当时已经很少见了。图D3展示了一种加棉衬的护甲，这与同时代西欧人创造的这种护甲样式基本相同，而专业术语pourpoint和gombeson（中世纪时的两种棉铠甲，前者紧身，后者较宽松，译者注）则通常是指1326年以后一系列拜占庭兵种所使用的这类铠甲装备。图中的弓箭是波斯式的，而不是更常见的亚洲式样。
E1:塞尔维亚辅兵，14世纪
以1309年至1314年间描绘的泥灰壁画为蓝本描绘的这幅图显示14世纪时塞尔维亚人的装备和同一世纪的保加利亚人的装备类似，但与拜占庭人不同，并且当时在拜占庭帝国的塞尔维亚人更倾向于使用三角型盾牌，而不是拜占庭人宠爱的杏仁型盾牌。这些塞族人首选的武器是标枪（他们经常过肩挥舞这种武器）、剑、钉头槌和东方式弓箭。事实上，经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John VI Kantakouzenos，年与约翰五世同朝在位，译者注）的军事文集和塞尔维亚人的手稿中的绘画证实，13和14世纪的塞尔维亚装甲骑兵确实被作为马弓手来使用。同样的，1259年在马其顿的Pelagonia的战斗中，尼西亚（Nicaean）军队中的塞尔维亚人也是扮演马弓手这一角色。
E2:保加利亚辅兵，约1345年
图画资料显示类似保加利亚人和拜占庭人的装备一直被使用到保加利亚被奥斯曼土耳其所吞并的14世纪末。保加利亚人的装束显然保留了巴尔干人的传统。这幅图源自伊凡&亚历山大沙皇（1331年-1365年）的《玛拿西》抄本，其身上的长袍之下显然隐藏着轻便的贴身护甲（即长到胸部和腿部的保加利亚人的锁子甲或札甲）。所有的保加利亚骑兵通常都装备东方式的弓箭，而他们的重装骑兵至少还会携带长矛。
E3:塞尔维亚骑士，15世纪
面对14世纪后半叶奥斯曼人持续的军事压力，塞尔维亚从西方，特别是威尼斯和伦巴第进口的武器成倍增加。在15世纪，装备良好的塞尔维亚人除了保留了盾牌（可能是为了应对土耳其人擅长的射术），其形象已经与意大利骑士们无异。与此形成反衬的是在15世纪上半叶，塞尔维亚骑兵却呈现出土耳其野战部队的风貌，并以他们队列攻击的高效而著名。一只1500人的强大的塞尔维亚部队甚至在1453年围攻了君士坦丁堡。
F1:拜占庭高级军官，宫廷服装
根据&海军大公&阿历克塞&阿波考寇斯（1340年-1345年）在约1342年的肖像手稿描绘了这幅图。阿波考寇斯这名狡猾的投机者出于自己的野心故意煽动了1341年到1947年间的内战。
尽管最初能晋升到宫廷之中还要归功于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但阿波考寇斯这个野心家还是投靠了约翰的主要反对者安娜皇后直到他在参观监狱的时候被政治犯杀死。图中这种装饰华丽的长袍是13到15世纪拜占庭上层人物传统服装中的典型代表，往往由金线刺绣而成的富丽鲜亮的图案是它的最大特点。
F2:土耳其雇佣军，12世纪
12世纪70年代时有大量乌切人和塞尔柱人被雇佣。我们知道在参加密列奥塞法隆之战（1176年）时的这两种人实际上是无法区别的。可以推测他们的大多数都是马弓手，还有一些是披甲骑兵，例如史学家凯那摩斯（Kinnamos）曾记述拜占庭军队中的一支土耳其人重甲骑兵军团参加了1167年在塞姆林的战斗。这些迁入拜占庭帝国的军人和当地人通婚，很多人还皈依了基督教，并十分彻底地融入了拜占庭文化，那么土耳其人在帝国中坐拥高官位置也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F3:土耳其辅兵，14世纪至15世纪
拜占庭雇用的奥斯曼部队通常由轻骑兵组成。他们通常装备东方式的弯弓，大多数人还配马刀，一些人则使用轻便的长矛，而小的圆形木盾也挺常见。这些部队的服装显然深受巴尔干传统的影响，它包括松垂的裤子、几件层层套着穿的长棉袍和一件穿在最外面的轻便防水的毡袍。在15世纪时这种袍子通常很长，而作战时，双手会伸出袖子上的裂口，两只袖子则系在背后。另外，为了行动方便，长袍的下摆有时还会掖在裤子里。大马士革造皮靴和包住红帽子的穆斯林式头巾（通常是白色）组成他们的这身行头的最后部分。
G1:库曼汗国雇佣军，14世纪
这名武士的穿着依据的是14世纪60年代著名的《维也纳彩饰编年史》（Kepes Kronika）手卷，相比图B2更为典型，且11世纪的许多原始资料都有类似纪录。对特有的宽边尖顶帽的形状描绘不同的记载略有不同，但关于帽边前方或旁侧开有裂口以及帽边向上或向下折起的设计每种记载都是一致的。注意他的金黄色的头发，这被库曼人称为Polovtsy和Falven，词源分别来自俄语和德语，其词义是&黄色&。
G2:阿尔巴尼亚雇佣军，15世纪
这幅图的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5世纪反抗军领导者斯坎德培（Skanderbeg，）的肖像画来描绘的。他穿着阿尔巴尼亚人的特有服饰，这包括了巨大的高筒宽边帽，无袖外衣和袖子极长的大袍。后者在肩部或肘部有裂口，在穿着时胳膊经常露出来。这些阿尔巴尼亚人的穿着习俗显然复制自土耳其人和意大利人的传统。上述的大袍有时会在里面加上内衬的铠甲，但对于阿尔巴尼亚人来说这只是少数。他们的典型装备包括了长3到3.7米的两头都带矛头的轻便长矛，宽刃的长剑以及份量颇重的钉头锤。
G3:意大利雇佣军，1453年
1453年，许多支援君士坦丁堡防卫战的西方雇佣兵和志愿兵都装备了火枪和十字弓，长矛和标枪的使用也有纪录。包括水手在内的大多数人只拥有轻质铠甲或者根本就没有，但有一个例外，朱斯蒂尼亚尼家族（Giustiniani，起源自威尼斯的一家族名，译者注）手下有300到400名&&其中很多是威尼斯人&&穿厚重的半身硬皮甲的勇士。
H1:拜占庭民兵，15世纪
1453年组成的作为保卫君士坦丁堡主要防卫力量的拜占庭军队的这些军人们原来大多是毫无经验的平民。来自希俄斯的伦纳德描述他们&本能地挥舞着自己手中的武器，而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套路&，而许多本是城中市民的拜占庭士兵根本不知战争为何物，所以都是勉强去参加战斗：事实上，1453年时还能征集几千名士兵去保卫君士坦丁堡已经是很让人惊奇的事了。伦纳德还记录到这些人大多装备剑、长矛和盾牌，而极少部分人则使用弓箭，但绝少有人使用十字弓&&那都是装备给正规军士兵的；来自Doukas（希腊拜占庭的一军政贵族家族，译者注）家族的部队也有装备投石器的。虽然伦纳德描述说&大多数人&拥有头盔和皮制或金属制铠甲（款式不明），但显然这种说法并不可靠。
H2:拜占庭骑兵，1438年
皮萨奈罗（Pisanello，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译者注）的作品《约翰八世（John VIII）的奖章》上展现了这位拜占庭国王在意大利时其随从的形象，我们这幅图也是取材自此。14世纪中叶，土耳其风俗在君士坦丁堡开始风行，本图也反映了这一支配性影响力的流行&&很薄的马鞍以及人为将马匹鼻孔开大都是土耳其风俗的延续。没有证据显示15世纪的拜占庭骑兵的作战方式是否也和土耳其人一样，但勃艮底的朝拜者Bertrandon de la Brocquiere在1433年访问君士坦丁堡的时候看到约翰国王的一位兄弟和20名骑兵在跑马场练习马上的弓箭射术。他记录到：&他们采用了土耳其人的练习方式，并尽力让自己熟练掌握这一技术。&
H3:特拉布宗士兵，1461年
西班牙旅行者Clavijo在1404年前往深受土耳其影响的特拉布宗帝国，在那里他纪录到当地的士兵&使用剑和弓，这和土耳其人所使用的一样，他们的骑乘习俗也是如此&。和东方人类似的服装以猩红色或绿色这样的明快色调为主。图中人物的帽子大概就是Clavijo看到的美加斯&康尼诺斯（Megas Komnenos，特拉布宗帝国国王名，译者注）所戴的那种帽子，他的记载中说这种帽子高筒，有一圈貂皮帽边，帽筒两侧有金色的帽线，帽前方插着一簇仙鹤羽毛。
请各位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查看: 11222|回复: 13
[原创译作]奥斯曼土耳其军队 Armies of the Ottoman Turk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齐帝国
13世纪晚期安纳托利亚的手稿中的天使萨姆胡拉什(Shamhurash)，他的形象来自波斯，在塞尔柱时期得到崇拜。图上的宝剑、鞍具和马镫分别显示出拜占庭和土耳其混合的风格。
奥斯曼人国家的诞生笼罩着传奇的迷雾，不过对于这个日后让整个基督教欧洲为之颤抖的大帝国，传说故事似乎恰能反映出它在起源上的某些特质。
传说，一位名叫奥斯曼(Osman)的年轻战士与当地伊斯兰教长谢赫o艾德巴利(Sheikh Edebali)的女儿玛尔赫顿（Malkhatun）坠入爱河。但奥斯曼家实在太穷了，根本无法迎娶他的心上人，唯一的希望只有在沙场上奋力拼搏赢得荣誉。在一次战斗中，奥斯曼俘虏了赫蒙西克要塞(Khirmencik)的主人，希腊人克泽o米哈伊尔(Kose Mikhal)，并与之结为好友。这天，奥斯曼作了一个奇怪的梦，他隐隐感到这是上天的预兆，又惊又喜，便找谢赫o艾德巴利倾诉，他说，在梦里一轮明月(象征着玛尔赫顿)从谢赫的胸膛升起，同时奥斯曼的胸膛上长出了一棵极伟岸的大树(古代突厥人的图腾)，树冠直插入云霄，与明月遥相辉映，而树根连通着四条大河(底格里斯河Tigris、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尼罗河Nile和多瑙河Danube)，突然一阵狂风吹起，大树上那一片片剑一般的叶子齐刷刷的指向君士坦丁堡城(Constantinople)……奥斯曼觉得，这个梦似乎说明他和心上人必定终成眷属，谢赫却兴奋的告诉他，事情远没这么简单，上天启示他必将统治世界！就这样，奥斯曼毫无阻碍的娶到了谢赫的女儿，他以及他子孙的征服事业也随之开始了。
在另一则关于奥斯曼人起源的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是一位叫苏莱曼o沙赫(Suleyman sah)的人，他是土库曼（即‘突厥人’）卡依(Kayi)部落的领袖，在12世纪晚期统治着伊朗东部的马罕地区(Mahan)。13世纪早期，他带着数千土库曼人为躲避蒙古人的铁蹄向西迁移，在横渡幼发拉底河的时候，苏莱曼不幸落水淹死，部众随之分裂。他的两个儿子率领大部分人重回呼罗珊(Khorasan)，为蒙古效力；另一个叫埃尔托格鲁尔(Ertugrul)儿子则带着剩余的卡依部落成员到达塞尔柱人(Seljuk)统治下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n)。做为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的附庸，埃尔托格鲁尔得到了一块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边陲的土地，以及两小块位于弗里吉亚(Phryga)的土地，一块叫瑟于特(Sogut)，一块叫多马尼奇(Domanic)。当埃尔托格鲁尔去世之际，他把这一地区统治权和卡依部落的领导权一起交给了他的儿子奥斯曼。
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疆域[点开放大]
这些传说有很多版本，但根据史料推断，进入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人的祖先并不是13世纪躲避蒙古人而来，而是早在11世纪曼齐克特之战(Battle of Manzikert)后扩散到小亚细亚的。在长达两个世纪里。他们是无根的游牧人。而奥斯曼本人很可能与埃尔托格鲁尔并无血缘，但的确是个占据拜占庭边境省份的土库曼加齐(gazi，意为圣战者，信仰战士)和穆斯林农民的头目，并且和当地城市的阿赫(ahi，穆斯林中类似于行会和兄弟会的社会组织)有很深的联系，谢赫o艾德巴利也许就是阿赫的领袖。
借助同盟的力量，奥斯曼趁着塞尔柱人崩溃之际占据了卡拉贾希萨要塞(Karacahisar)，建立起自己的小政权。此时蒙古人西征的风头正劲，很多穆斯林战士和宗教学者领袖避难来到小亚，而失去拜占庭军事支援的基督教边境领主，比如克泽o米哈伊尔，也纷纷转而为奥斯曼效力。同时，基督徒农民苦于拜占庭帝国的苛捐杂税和土地贵族的欺凌压迫，早已对现状不满，也是奥斯曼可以利用的力量。
13世纪最后十年奥斯曼贝伊(Bey，地方官员的头衔)的小王国已拥有8座边境要塞，以及在十字军时期以多里留姆之战(Battle of Dorylaeum)闻名的土耳其城市伊兹谢希尔(Eskisehir，意为旧城，多里留姆是拉丁名)。1299年奥斯曼占领了他王国中第一个有意义的城市耶尼谢希尔(Yenisehir，即新城)，该城成为奥斯曼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首都。不过迄今为止，奥斯曼和他的继承人所占据的疆域还只是一条狭长地带，不发达的边境省。很多大城市还在拜占庭人的掌握之中，在乡村小城镇的居民看来，奥斯曼人也不过是随着季节变换走出山岭，迁徙、放牧和骚扰的游牧部落，因此奥斯曼若想进一步发展，首要任务是将他的人民转化为定居者。1301年，奥斯曼在科雍希萨尔(Koyunhisar)击败了拜占庭人的军队，从而声名远播，越来越多的加齐加入奥斯曼的队伍。随着奥斯曼埃米尔国在耶尼谢希尔的建立，奥斯曼致力于两个方向的扩张，一是从萨卡里亚河(Sakarya)向北扩张到黑海；二是向西南占据马尔马拉海(Marmara)沿岸肥沃的土地。到1308年，他达到了目标，从而孤立了拜占庭在本地区最后一个重要城市布尔萨(Bursa)。依靠着海上援助，布尔萨顽强抵抗多年，但最终在1326年陷落。对于奥斯曼人，占领布尔萨意义重大。他们的王国从一个游牧的边境国家转变为一个有首都，边界和定居居民的真正的国家，一个加齐帝国——真主信仰的执行者和传播者，安拉神圣的宝剑——不断战争，不断扩张，以战利品和土地为饵料茁壮成长的巨人。
奥斯曼人征服的基本国策是由奥斯曼本人制定的，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奥斯曼既是率领土库曼加齐反对异教徒的埃米尔，他还是恢复安纳托利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统一的阿赫协会领袖。这项国策由奥斯曼的继承人传承下来，当西土耳其别的加齐埃米尔国纷纷衰落之际，唯独奥斯曼人取得了成功。也许是拜占庭、巴尔干等国的顽抗使他的军队和政府越发坚强，使饱受战略的移民纷纷聚集于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通过不断蚕食拜占庭的边界，奥斯曼人获得了比其他土库曼埃米尔有利得多的生存空间，并将拜占庭压缩至君士坦丁堡周围微不足道的一隅，只有黑海南岸的特拉布松(Trabzon)还在希腊人手中。在某些时候，奥斯曼土耳其明智的作为拜占庭的同盟和保护人出现，使其免遭竞争对手，比如其他土库曼人、鞑靼人和拉丁人的征服。
由于远离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地区，奥斯曼土耳其的文化和政治受突厥传统影响颇深，它的法律是土库曼部落的习惯法——亚撒(yasa)，而不是穆斯林的《古兰经》；奥斯曼人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正统的逊尼派经典教义，而是一种将伊斯兰教、突厥萨满教和东正教杂糅的奇异混合。伊斯兰教异端，宣扬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僧侣在奥斯曼土耳其早期征服事业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有些人强调，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种的宗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种论调吸引到不少基督教中的志同道合之士。
奥斯曼国家对基督徒或犹太教徒等异教徒都宽容以待，在本国遭受迫害的异端少数派在这里也能得到庇护，为数众多的基督教鲍格米派异端(Bogomils) 逃离巴尔干(Balkans)半岛，来到安纳托利亚。东正教徒们也宁愿将土耳其人当成朋友，把他们视作将自己从西方天主教压迫下解救的解放者。奥斯曼土耳其对治下异教徒要求的赋税和义务，往往比以往的统治者更低。他们严格的将国民区分为军事阶层和平民阶层，一些原有的军事贵族不用改变信仰便可维持身份和地位，当然几代之后他们终究会成为穆斯林。在安纳托利亚，希腊人可以找到以拜占庭帝国背景为荣的氏族；在鲁梅利(Rumelia，即巴尔干)，许多传统的封建潘诺尼亚(pronoia)采邑直接转化为奥斯曼的蒂玛(Timar)封地，领有它的无论是新来的穆斯林战士还是投降而未改宗的基督徒，都承担着同等的军事义务，为奥斯曼土耳其征战。
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加齐开拓者的本色，对他们来说，欧洲就像是美国先民眼中的西部，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命运之地。只要保持着对异教徒的攻势，不断满足加齐们对信仰和战利品的要求，以军事为第一目的帝国机器就能正常运转。但是随着奥斯曼人的扩张到达极限，政策由进攻转为防御之后，弊端便会一一暴露，17世纪，随着西欧的日益崛起，奥斯曼土耳其在军事上屡受挫折，帝国内的基督教居民的忠诚心也随之动摇。到18世纪，情况越发糟糕，一旦奥斯曼帝国在战场上失败，鲁梅利的基督徒居民就会掀起一场针对穆斯林邻居的大屠杀，首先是摩尔达维亚(Moldavia，)，然后是希腊(1771)。种族仇杀几乎逐渐成为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社会特征。
奥斯曼人的战略战术起初与其他土库曼游牧部落无异：以快速机动的骑兵射手不断骚扰敌人，待其消耗至人困马乏之际再靠近予以消灭。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成功的孤立了拜占庭各地的卫戍部队，但很少在阵地战上一较高下。因此土地的取得也无非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赶走当地拜占庭土地贵族夺占其地；从基督徒或穆斯林等一切愿意出价的人手中购买要塞；吸收归顺的封建主进入奥斯曼人的统治体系；或者依靠联姻结盟。
14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军队仍然是大量土库曼骑兵辅以少量步兵的部落式松散结构；但一百年之后，奥斯曼军队铁一样的组织纪律令所有敌人望尘莫及，他们可以在任何复杂地形中因地制宜的实施战术，他们可以在敌人领土上迅速建起固若金汤的野战营地。如果遇上防御良好的城市，奥斯曼人会毁掉周边的村庄和田地，建起若干小型要塞加以围困。一旦敌人就范，城市被攻克，奥斯曼人的破坏和劫掠倒十分有限，城市的商业职能将很快恢复，人口也迅速增殖。
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汉(Orhan)继位后不久，立即向马尔马拉海进军，从而引发了与拜占廷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Andronicus III)的大规模冲突。1328年奥尔汉在马尔泰佩(Maltepe)击溃拜占廷军队，皇帝只身逃回君士坦丁堡。此后，拜占廷帝国完全放弃了在安纳托利亚组织抵抗的努力，也不再给安纳托利亚的城市任何支援。于是在接下来的10年间，奥斯曼人几乎兵不血刃的占领了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所有残存地区。同时，奥尔汉还夺取了卡里希埃米尔国(Karesi)，获得一支宝贵的达达尼尔(Dardanelles)舰队。这一胜利的重要性不亚于击败拜占廷。奥斯曼人成为所有土库曼埃米尔国中最强大的一个，并自此完成了对马尔马拉海南岸的控制，并使他们毫无阻碍的从加利波利半岛(Galipoli)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欧洲进军。这个时机很快便降临了：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死后，拜占庭陷入内战。坎塔库震努斯(Cantacuzenus，约翰六世)向奥尔汉求助，后者立即举兵相应，帮助约翰六世制服对手的同时，不顾其反对强行永久性的占领了加利波利和色雷斯(Thrace)部分地区。奥尔汉于1360年去世，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奥斯曼人已在欧洲牢牢站稳脚跟。
座落在加利波利半岛，扼守住达达尼尔海峡要冲的齐利特巴希尔（Kilitbahir）要塞，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始建于15世纪。
穆拉德一世(Murat I)的形势很适合奥斯曼人的进一步扩张，保加利亚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已衰弱不堪，由斯蒂芬o杜尚(Stefan Dusan)建立的塞尔维亚帝国自其死后处于分裂状态，爱琴(Aegean)诸岛由希腊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医护骑士团统治，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不可能联合起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在充分计划和掌握了地理信息之后，西方的远征为三路进行：东路或者说右翼由穆拉德本人指挥，在1361年攻克军事重镇埃迪尔内(Edirne)，穆拉德将之定为新首都，意图像锲子一样插入色雷斯直指黑海，将君士坦丁堡完全孤立；西路左翼部队由埃维里诺斯贝伊(Evrenos Bey)指挥，他是个来自拜占庭的改宗者，顺爱琴海沿岸推进，目标是占领马其顿(Macedonia)首府萨罗尼卡(Salonica)，进而威胁色萨利(Thessaly)和阿尔巴尼亚(Albania)并隔开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同时，中路的卡拉o帖木尔塔斯(Kara Timurtas)从马里卡(Marica)、瓦德尔(Vardar)和尼卡瓦(Nicava)山谷进入巴尔干山脉，在齐尔曼(Cirmen)击溃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联军，迫使塞尔维亚王公拉扎尔(Lazar)接受奥斯曼的宗主权，并一路突袭到波斯尼亚。
与此同时，小亚高原中部最强的土库曼埃米尔国卡拉曼(Karaman)在欧洲人的鼓动下开始向穆拉德进攻。由于担心军中的土库曼人可能不会支持自己反对另一个土库曼国，穆拉德调动了一支由保加利亚附庸提供的基督教军队反攻卡拉曼。据说，在这次战役中，奥斯曼人首次使用了火枪和大炮。得胜后，穆拉德又将新武器带到欧洲，用它们打击以哈扎尔为首的一支规模庞大的巴尔干联军。日，决定东欧和斯拉夫人命运的科索沃战役打响了。虽然兵力处于劣势，虽然穆拉德在战斗中遇刺身亡，但奥斯曼军队仍然在巴耶济德(Bayezit)王子的领导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多瑙河南岸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就此被扑灭，奥斯曼人控制了整个东南欧，只有希腊部分地区幸免。从穆拉德一世开始，奥斯曼政府在新征服的巴尔干土地上大量迁入和定居土库曼人，而许多基督徒农民则被迁移到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这一方面弥补了连年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另一方面加强了控制，削弱抵抗力量的根基和源头，以确保这些追随者会永远臣服。
奥斯曼人的战争机器如此高效，与他们战争艺术的高度计划性是分不开的，战役之前大量的准备工作才能确保万无一失。老兵的经验之谈和以往战争的记录有专人收集整理以供查阅。准备战争需要囤积大量的运输工具、粮草和各种军需物资，牛群和羊群是随军带的。各条行军大道周围的村庄都享有某些优惠政策，以鼓励村民种植稻谷，增产粮食并储备物资，以备行军经过的部队的不时之需。专门饲养在鲁梅利的公牛和水牛用来拉货车的大炮，来自多瑙河下游的骡子和驮马及来自小亚细亚和新月沃地的单峰驼也是是军队经常征用的牲畜，用于驮载一些较轻的物品。各地的道路桥梁由当地官员负责日常维护修缮，斥候不知疲倦的四处活动，用特定的木桩和锥形石堆标示出各条道路的方向。总之，战争准备时时刻刻都在进行。奥斯曼人还很擅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扩张时代他们的战略主要依靠机动性和进攻性，但到17世纪后半，奥斯曼人已失去主动权，此时他们并未死抱着游牧民族的固有传统，转而对各种复杂的防御工事产生兴趣，主动迎合了沃邦(Vauban)所倡导的军事革命。最近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档案的研究成果也显示了这一点。
由于军队的大部分组成人员有封地性质，而且苏丹及其正规军不能长时间离开伊斯坦布尔，并且由于冬天的道路状况非常糟糕，所以战争主要在4月到9月进行，冬天一到就遣散军队，并随即在10月和11月进行常规的战争规划，12月发布动员令，让各地蒂玛领主次年4月集合，再次投入战争。战争开始要举行复杂的典礼和宗教仪式。如果战争由苏丹亲自指挥，他顶戴上的六条马尾标(tugs)中的两条就会被挂在伊斯坦布尔宫殿的第一进院子里，如果负责战争的是大维齐(Grand Vizier，宰相)，就挂上他三条马尾标中的一条。六周之后，部队就要集结完毕并出征。土库曼和鞑靼人的轻骑兵阿金吉斯(akincis，意为‘袭击者’，边境骑兵)和德里(delis，意为‘疯子’)开道，接着是卡哈齐巴西(Carhacibasi，官名，骑兵队长)领导的精英骑兵前卫，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省的西帕希(sipahi，封建采邑骑兵)在两翼行进，并保护后方辎重，军队的中坚是耶尼色里(Yeni ceri，或作jenissaries，意为‘新军’，近卫兵团)步兵，苏丹和其他官员，以及炮团(Topcu Ocagi)和工程兵团。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士兵禁止喝酒，要定期理发和漱洗保持清洁，军中全体肃静，严禁无谓的娱乐浪费精力。只有带有训练性质的马上标枪竞技和射箭比赛得到允许。奥斯曼军队衣食朴素，营帐整洁，公厕卫生，酒精绝迹，军容肃穆，这一切无不令欧洲的观察家们惊异，与同时期他们的对手基督教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他们取胜的重要因素。
14世纪早期奥斯曼土耳其建立的正规军融合了大量拜占庭帝国和古典伊斯兰的元素，尤其是随着基督教封建主的加盟，拜占庭传统在阵地、攻城战术，军械技术和军事制度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巴尔干战争又让奥斯曼人从匈牙利人那里学到了“大车”战术，即将载有火枪的马车首尾相接组成工事，保护中间的大炮不被敌人的骑兵突袭。到16世纪中期，奥斯曼军队的战术已发展至巅峰：凭借杰出的筑壕技术，奥斯曼军的阵地异常坚固，装备先进火枪的耶尼色里军团和苏丹的私人卫队驻扎在苏丹和大维齐的周围，形成奥斯曼军队的战略中枢；中央两侧紧挨着的是重装近卫骑兵“阿提博鲁克哈尔基”(Alti Boluk Halki，意为‘六团的人’， 或称‘西帕赫’sipah，意为‘骑士’)；阿扎普(azap)步兵团在炮团的火炮前列阵防御，全军后防及辎重的守卫工作也由他们和穆特菲里卡军团(mutefrrika)担任；军队侧翼是各省的西帕希骑兵。轻骑兵阿金吉斯在阵地之前游弋，负责吸引进攻阿扎普阵地的敌军，一旦得手，他们很快散去，让大炮和耶尼色里开火，最后西帕希将冲散、包围和消灭敌人。虽然欧洲人对耶尼色里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印象深刻，但在战场上，西帕希才是奥斯曼军队的主力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当然，耶尼色里猛烈的密集火力对敌军心理的震慑和保护战略中枢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
土耳其东南部比特利斯城(Bitlis)的多重防御工事，拜占庭人首先开始修筑，又由之后的征服者们不断加固，其中包括最后的奥斯曼土耳其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至16世纪的奥斯曼军队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规模历来存在争议，各种资料有着大相径庭的说法。开战时，除了帝国的常备军，各地大量无法精确统计的封建附庸和穆斯林志愿兵也会聚集到埃米尔和贝伊们的马尾标下，使队伍更为壮大。并且他们的基督教对手常由于各种原因而夸大数量，因此，具体数目的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14世纪中期，就奥斯曼人的国土面积而言，相对欧洲邻居，他们的军队的确可算规模庞大，人数众多。
14世纪晚期的奥斯曼埃米尔国已成长为一个帝国，简单的部落型组织已经不再适应，1389年，巴济耶德一世自立为苏丹，他将穆拉德一世开始的全面改革继续进行。在被征服的省份，除了任命作为军事指挥官和民政总督的维齐之外，又新设了承担经济和军事职责的维齐。为了树立他们的权威，所有维齐都被授予贝伊官阶，并在顶戴上戴有旧突厥权力象征的马尾标，马尾标数量多少之分，表明每个人的官阶和权限大小：苏丹有四条，维齐三条，贝勒贝伊(beylerbey，意为‘贝伊的贝伊’，总督)两条，贝伊一条。随着国家功能更加复杂，出席国务会议“胡马雍帝万”(Divan-i Humayun)的维齐中，有一位被选出成为主持人和领袖，并协调其他维齐的关系，这个首席大臣，也就是大维齐，也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宰相。
最初，奥斯曼军队的所有士兵都是土库曼轻骑兵，被组织在部落领袖和宗教领袖控制下的氏族和部落中。然而奥尔汉很快发现这些训练不足的人在围攻或占领设防城市时用处很少，他们对劫掠战利品的渴望和在被征服地区建立固定行政机构的努力也是矛盾的。随着穆拉德一世统治下的奥斯曼人大量在巴尔干定居，埃米尔将这些不太听话的土库曼人打发到边境，由乌茨贝伊(ucbey，或边境贝伊)指挥。他们不再被称为加齐，而是以阿金吉斯轻骑兵的形式组织起来，负责突袭敌方领土，劫掠粮食、武器、金钱和奴隶。他们没有军饷，只以战役品为报酬，一旦开战，这些被称为尤鲁克(yuruk)的游牧民会以25到30人组成分队，轮流服役。这些人的装备很差，很少有比皮甲更好的护具，他们都是骑马的射手，也装备长矛，有些人还使用套索充当武器。
除了游牧民之外，奥斯曼军队还有从拜占庭人那里继承来的部队，包括骑兵和步兵，虽然这些人也用弓箭，但战术则与土库曼人完全不同。大部分加齐的战斗方式是古典的伊斯兰步骑混合。这些信仰战士共同遵循一项叫做富图瓦(futuwwa，义行)的行为准则，它标榜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提倡战士与加齐领袖的契约关系，并要求效忠哈里发和其他伊斯兰精神领袖。富图瓦虽然不像欧洲的骑士精神那样容易理解，不过二者有类似的仪式和作用，使加齐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战友情谊。13世纪末期安纳托利亚的加齐们戴的独特的白色毡帽，便是这种精神的象征之一，后来，耶尼色里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尽管如此，奥尔汉埃米尔仍然认识到，新的征服形势需要建立新的有纪律约束的专业军队以适应。在他的授意下，维齐阿拉丁(Allah al Din)组建起一支混合着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常备军，其中骑兵被称为穆色勒姆(musellems，意为‘免税的’)，步兵叫亚亚(yaya)，他们由各省的桑贾克贝伊(sancak bey)直接指挥，并划分为百人队和千人队，战时召集，平时在地方驻扎操练，并负责保护道路桥梁。奥尔汉规定，这些部队以军饷作为报酬，而不是以战利品或宗教的名义。但到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穆色勒姆和亚亚已经变质，他们大都被授予采邑，军事服务变成了履行封建义务。穆拉德开始对这些人的品质表示不满，他们只是为了钱才为国家服务，并在任何情况下只忠于自己的指挥官而不是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在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主要的军事职责逐渐由卡皮库鲁(kapikulu或kapidullari，奥斯曼国有奴隶)承担，穆色勒姆和亚亚沦为二线的后防部队。17世纪以后，这两个词已不再具有军事含义。
A,B.苏丹和维齐们的马尾标顶戴，佩野猪牙装饰；C.黄铜权标头；D.青铜军旗权标头；E-N.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各种军旗& &
卡皮库鲁部队
传说中，卡皮库鲁部队的建立者是卡拉o哈里尔o坎达利(Kara Halil Candarli)，谢赫o艾德巴利的结拜弟兄。卡皮库鲁部队的步兵团，也就是耶尼色里，被认为始建于1326年，苏菲派宗教领袖哈奇o贝克塔茨(Hacci Bektas)为新兵们祝福，他裁下自己宽大的袖子褶边，垂在耶尼色里白色的毡帽后，形成他们独特的帽形。实际上，第一支耶尼色里部队的建立，距此时还要晚上一代人的时间。他们可能是在攻克埃迪尔内的战争中投降的俘虏。不过，由哈奇o贝克塔茨建立的贝克塔西托钵僧会(伊斯兰教苏菲派教团)的确和耶尼色里有着很深的联系，它的布道者住在军营中，充当耶尼色里军团的主要顾问，主持耶尼色里官兵的宗教活动，并在团队中担任牧师。到了16世纪晚期，贝克塔西的领袖被任命为耶尼色里第99团队的考巴西(Corbacl，意为‘长柄汤勺’，团队指挥官)，这样贝克塔西正式隶属于耶尼色里军团。大概是因为耶尼色里的兵源仅限于前基督教徒，所以贝克塔西吸收了很多基督教的观点和仪式，并把基督教圣徒和穆斯林自己的圣人对等起来，他们的创始人哈奇o贝克塔茨就与圣查拉拉帕(St.Charalampos)熔为一炉。很多耶尼色里还将《福音书》中的词句当作祈祷好运的咒语。
14世纪，边境加齐在突袭和劫掠中所抓获的俘虏，是卡皮库鲁的主要人力来源，但在巴济耶德一世统治时期，一项叫做“德伍希尔迈”(devsirme，字面意思是青年的‘聚集’)的制度逐步确立并实行以取而代之。德伍希尔迈是一种人口贡赋，在帝国的基督教臣民中定期征召男孩作为国家奴隶。虽然按照伊斯兰教教规，这种制度并不合法。德伍希尔迈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鲁梅利省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中，通常不招募伊斯坦布尔和帝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孩子，手艺人的孩子也除外，因为政府担心这会对工业和贸易产生损害。从信仰上说，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东仪天主教信徒)和穆斯林要被排除在外，不过有证据表明。很多不合资格的父母采取行贿的方法让孩子被招进德伍希尔迈，从而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前途。只有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男孩经常被招募，这是因为当地人被征服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与苏丹达成协议，让子孙后代都可以进入德伍希尔迈。
16世纪是德伍希尔迈制度的高峰，每年各省都有超过1000名孩子被送到伊斯坦布尔。那些天赋最好的男孩将进入宫廷学堂，作为王宫的内宫男侍“伊奇欧古兰”(Ic Oglan)加以训练。剩下的则主要分配给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农夫，从事耕作等体力劳动，训练他们的体能，学习伊斯兰教信仰，使之成为穆斯林，这些人员被称为“阿杰米欧古兰”(Acemi Oglan，外籍青年)。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被召回伊斯坦布尔，大部分人在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后，照例被编进耶尼色里近卫军团。伊奇欧古兰要在宫廷学堂学习七年，为准备在帝国担任更高级的职位而接受精英教育。他们的主要时间花在宗教教育以及武器和文法的训练上。所有人必须学会读写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奥斯曼土耳其文，学习《古兰经》、治国方略、行政管理和各种科学知识，体能训练包括摔跤、射箭、举重、标枪和马术。最后，伊奇欧古兰要经过三次选拔性考试，一些人将成为“西帕赫”近卫骑兵，或是卡皮库鲁部队的军官，而最优秀的人将担任军队、政府和宫廷的高级官员。
耶尼色里军团被分为101个团队，人数从100到3000不等，由被称为“考巴西”的军官指挥。还有34个大队是苏丹的私人卫队，每个大队40到70人，负责和苏丹一起打猎、作战，并充当全天候保镖。因为私人卫队最接近苏丹，因此其他军团的大部分军官都在他们中间产生。后来，谢里姆一世(Selim I)创立了一支特殊的新部队，称为“阿加博鲁克”（aga boluk，意为‘指挥官部队’），作为耶尼色里军团长官阿加(aga)的私人武装，并执行他日益增多的使命，包括维持首都秩序，保卫苏丹，成为军队核心等等。耶尼色里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独特的标志，这些标志绣在军旗和帐篷上，并纹在士兵的胳膊和大腿上。他们在精神追求上效仿富图瓦，效仿加齐们的战友情谊。因为要求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准备紧急行动，因此军团官兵不允许结婚，必须住在军营并坚持常规训练。在没有战斗的时候，耶尼色里负责维持帝国内关键地点的安全工作。在伊斯坦布尔，他们守卫胡马雍帝万召开的会议，充当城市警察和守卫。他们轮流守卫城市主门及要塞、城镇，并在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兵营前，有9个月时间作为行省首府警察驻守在帝国各地的警察局。他们的薪酬按季度发放，完成特殊或艰难的任务可获得额外奖金。在军团长期服役后一般都可得到晋升，年迈或是受伤而无法继续服役的人可以领到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以度余生。
卡皮库鲁部队的数量在14至18世纪一直稳定的增长，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1451—81)时期，耶尼色里军团共12000人。到苏莱曼一世(Suleyman I,1520—66)时代，卡皮库鲁部队已有48000人，其中20000耶尼色里，甚至苏丹自己也是第一军团的成员。早期，耶尼色里军团的士兵使用弓箭、投石器、十字弩和标枪作为主要武器。年与匈牙利人作战期间，他们开始接受火枪；年的战争中，奥斯曼人在西里西亚(Cilicia)被埃及马穆鲁克击败，这时候更多的耶尼色里发现火器的优势，转而使用火枪；不过直到16世纪末，图菲克(tufek)火枪才成为耶尼色里军团的标准装备。与欧洲同时代的火枪相比，耶尼色里的火枪毫不逊色，它们往往射程更长，子弹更重，杀伤力更强。
近卫骑兵是卡皮库鲁部队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有时会和行省的封建采邑骑兵部队“西帕希”相混淆，但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近卫骑兵不靠蒂玛封地而是靠薪俸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他们一般被称为“西帕赫”、“阿提博鲁克哈尔基”或简单称为“博鲁克哈尔基”(Boluk Halki，意为‘团部的人’)。卡皮库鲁骑兵有六支分队，前两支称为“乌卢菲希扬”(Ulufeciyan，意为‘领薪的人’)，由卡拉o帖木尔塔斯帕夏和埃米尔穆拉德一世在14世纪建立，分左右两队；第三和第四分队，称为“古里巴”(Gureba，意为‘外国佬’)，也分为左右两支部队，从中东其他地方过来的穆斯林雇佣兵加齐是它的最初来源；最后两支分队“西拉赫塔尔”(Silahtars，意为‘持兵器者’)和“西帕希欧古兰”(Sipahi oglan，意为‘西帕希之子’)建立得最晚，也许是在15世纪早期由穆罕默德一世的私人卫队转化而来，是整支近卫骑兵部队中的精锐。一般而言，前四个分队被人称为四团(Bolukat-i Erba’a)，他们在战斗时紧挨苏丹的两侧，而西拉赫塔尔和西帕希欧古兰只位于苏丹右侧。每个团队都有一个“克特胡达耶里”(kethuda yeri，副官)指挥，他由自己所在部队的阿加任命，向阿加负责。
所有这些近卫骑兵的薪俸和声望都比耶尼色里步兵更高，他们的地位也更被看重。他们的成员来自在选拔考试中被认为不太具备宫廷服务能力的伊奇欧古兰毕业生，来自骑兵团现役军官的孩子以及中东地方的穆斯林，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库尔德人，表现杰出的耶尼色里和其他卡皮库鲁军团官兵也可以入选。他们主要使用弓箭、弯刀、短剑、长矛和战斧。在16世纪晚期他们的人数大约是6000人，17世纪晚期上升到20844人，18世纪早期为22169人。
卡皮库鲁部队还包括若干火炮兵团和工程兵团，这些在后面将单独介绍。
根据1683年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帕夏进攻维也纳时的部署绘制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阵地简图
18世纪中叶以前，为苏丹冲锋陷阵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卡皮库鲁部队只是一小部分，有一类部队的规模和实际作用都要大得多，那就是各行省的蒂玛里西帕希(Timarli Sipahis)。在15和16世纪，西帕希的总数超过40000，半数以上来自帝国的欧洲行省(鲁梅利省)。西帕希由蒂玛封地供养，有权在这块土地上征税，以回报他们的军事义务。西帕希本人和随从要为参加战斗做好准备，自行筹办战斗所需的武器、马匹，给养和帐篷等必需品，而不给财政部门增加任何负担。根据收入的多少和蒂玛领主履行义务的重要性，蒂玛领地分为三种：常规的蒂玛年收入不超过19999阿克切(akce)；年收入在阿克切的领地称扎米特(zeamet)，它们一般被授予战斗中有杰出表现的战士以及位居部队和政府高官的统治集团成员；年收入超过100000阿克切的蒂玛称哈斯(hasse)，它们起初是拨给苏丹及其家族成员的，后来也授予特别显赫的维齐们。
有军事义务的蒂玛里西帕希不但需要自己履行骑兵军役，还有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武装若干个杰布里骑兵(cebeli，家臣，随从)一同服役，并为之提供马匹、帐篷和给养。蒂玛的基本财政收入单元称为“剑地”(kilic)，其一年的收入总数，在鲁梅利为6000阿克切，在安纳托利亚则从阿克切不等。剑地以外的收入，普通蒂玛领地每增加3000阿克切，扎米特每增加5000阿克切，西帕希就需要向国家提供相应的武器和给养，并多送一名杰布里去打仗。作战勇敢和有特殊贡献的西帕希在基本剑地收入之外，有权利每年额外得到阿克切的奖励，其中包括对额外的家臣的奖励。个别表现优异的西帕希可以从普通蒂玛领主提升到扎米特领主，假如数量合适，甚至可以提升为哈斯领主。
虽然蒂玛制度和欧洲的封建采邑制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常被拿来相提并论，但事实上，蒂玛领地绝不是西帕希的私产，西帕希对这块土地只享有“用益权”，对土地上的居民也只有按照习惯法保留的有限权力。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西帕希死了，他的继承人只能继承最基本的剑地，并履行相应军事义务，多出的部分将交给该地区的桑贾克贝伊重新分配，赏赐给其他有功人员，比如最出色的杰布里；假如西帕希年迈或受伤，他也将只保留剑地退休。一个普通的西帕希生活得相当艰辛，他无法脱离劳动，只能和村民一起居住在村庄中，付给为他工作的农夫合理的报酬，并与之一起在土地上辛勤劳作。
在安纳托利亚的广袤土地上，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很早便以西帕希领主及其蒂玛封地为基本单位，被组织起来为国家服务。在基督教占优势的鲁梅利省，推行这项制度也没有遇到多少麻烦。巴尔干传统的潘诺尼亚封建采邑可以直接转化为蒂玛，采邑的原主人可以继续持有它并为新主人效力，只是他们对领地上的农民不再俱有生杀予夺的封建特权。这些欧洲人多半会从此改宗伊斯兰教，也有一些几个世代之后依然是基督徒，还有一些西帕希在改宗之后仍然使用基督徒时代的贵族姓氏。著名的基督徒西帕希大都来自于斯拉夫贵族，比如东马其顿的丘斯滕迪尔(Kjustendil，今位于保加利亚境内)领主康斯坦丁o德亚诺维奇(Constantine Dejanovic)，他曾在科索沃战役中为苏丹立下赫赫战功；还有塞尔维亚传奇中的民族英雄克拉列维奇o马尔科(Kraljevic Marko)，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他们对苏丹的忠诚无可置疑，在1395年奥斯曼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次围攻中，德亚诺维奇和马尔科皆奋战至死，为土耳其人的事业英勇献身。据资料记载，15世纪中期，保加利亚西北部的维丁(Vidin)地区就有七个基督徒西帕希和他们的沃伊尼克(voynik,或作voynuk)步兵随从在为穆罕默德二世作战。甚至直到15世纪末，仍然有一些登记在册的基督徒西帕希尚未改宗，还固守着他们的信仰。
一个西帕希骑兵的武器装备是否精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蒂玛领地的面积。相较于卡皮库鲁骑兵，大多数西帕希都是轻骑兵。只有领地面积高于平均水平的西帕希才足以负担一套像样的铠甲。尽管如此，欧洲人还是对西帕希骑兵的作战能力印象深刻，16世纪末的军事学者认为，此时欧洲步兵中的佼佼者已经超越了土耳其的耶尼色里步兵，但西帕希仍然是较好的骑兵。欧洲的统帅与土耳其人作战所制定的战术也皆是以防范西帕希骑兵，而非耶尼色里，为其第一要务。
出于军事和行政管理的目的，西帕希及其蒂玛封地被编组成多个单位，称为阿赖(alay,团)，由阿赖贝伊指挥；接下来更大的单位称为桑贾克(sancak,旗)，长官即桑贾克贝伊。阿赖贝伊和桑贾克贝伊从当地的西帕希中选举产生。两条马尾顶戴的桑贾克贝伊是西帕希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更高级的贝伊勒贝伊只能由德伍希尔迈出身的人担任。当西帕希们被征召去服役，桑贾克贝伊就会安排1/10的西帕希留守，让他们负责维持秩序和收税，而他们的杰布里要一同出征。阿赖贝伊们协助桑贾克贝伊管理，贝伊勒贝伊统一协调指挥本省的若干桑贾克，集结到苏丹的军营。在战场上，鲁梅利和安纳托利亚两省的西帕希都有机会列阵于军队荣耀的右翼，战争如果发生在欧洲，鲁梅利军团就享受这一殊荣，如果发生在亚洲，则由安纳托利亚军团取而代之。
在苏莱曼一世即位后不久的1527年，帝国共有37521个蒂玛领主，其中27868个是常备的西帕希，他们和他们的杰布里形成了总人数在人的骑兵力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近卫骑兵最多的时候也不超过27900人。另外有9653个蒂玛领主在要塞卫戍部队服役，其中6620人在鲁梅利，2614人在安纳托利亚，419人在阿拉伯。到1604年，全帝国44404个蒂玛产生了总数为105339人的军队官兵。因此，奥斯曼土耳其的军事霸权地位显然不像被他们击败的欧洲敌人经常宣称的那样，依靠人数的优势来取得的。他们的优势在于指挥、纪律、训练和战术的质量，而不是某个孤立的方面。
1533年苏莱曼第三次远征匈牙利后，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大公签订了和平条约。此后，从匈牙利边境开始，奥斯曼帝国的边疆行政区制度建立起来，定名为“杰尔宾特”(derbent)，它把多瑙河流域纳入有序的控制之下，边界地区被划分为数个桑贾克，下设的蒂玛采邑供养阿金吉斯，同时安置西帕希。与正规的蒂玛不同，这里的西帕希不在蒂玛定居并管理其土地，而是生活在战略重镇的军营中，比如布达佩斯(Budapest)、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罗马尼亚境内)、贝尔格莱德(Belgrade)和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匈牙利境内)。
16世纪后，西帕希们的命运不可逆转的走上了下坡路：全球性价格革命带来的通货膨胀使饲料和武器价格飞涨，弱小的蒂玛领主们无法负担高昂的参战费用，于是恶性循环开始了：大部分蒂玛被有权有势的卡皮库鲁大地主兼并，还有一些蒂玛甚至直接出卖给了非军事人员。军事力量的衰退又导致蒂玛的减少，战争收入的萎缩，无以为继的西帕希们的采邑最终要么被国家没收，要么被大地产主兼并。土地的主人再也不是帝国支柱的军人，而是新兴的乡间贵族地主，他们出钱找人代替自己服役，帝国兵源的质量日益下降。
面对欧洲不断进步的军事体制和先进的火枪训练和武装起来的步兵，西帕希骑兵感到越来越难以应付。奥斯曼帝国政府曾尝试让骑兵使用手枪作战，但直到17世纪后，这种与骑士精神背道而驰的武器才在西帕希中间普及。
除了近卫骑兵和西帕希，奥斯曼土耳其还拥有一系列辅助骑兵部队，他们也同样令欧洲人印象深刻。每逢开战，这些轻骑兵似乎凭空出现，蜂拥而来，以原始的游牧方式作战，快速机动，箭如雨下，残忍无情。在14和15世纪，这些骑兵都来自游牧的土库曼部落，后来，不再适应专业化作战要求的他们被安置在鲁梅利省边境地区，名称也从加齐变成阿金吉斯。留在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部落桀骜不驯，难以控制。奥斯曼人兼并安纳托利亚众多小埃米尔国的时候，将他们吸引到帝国的征服事业中加以利用，但麻烦也从未间断。16世纪早期，在波斯萨法维人的什叶派教义影响下，很多土库曼人参与了基孜勒巴斯(Kizilbas,意为“红头饰的军队”)对苏丹的叛乱，虽然他们最终被镇压下去，但也使奥斯曼帝国元气大伤。
阿金吉斯在战役中充当先头部队，在奥斯曼正规军开拔之前粉碎敌人，使之疲于应付同时收集情报，控制住交通要道。为了掠夺战利品，他们深入到希腊和匈牙利的腹地，甚至直插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阿金吉斯也被指派去征服大部队很难接近或久攻不下的地区，特别是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等地的山区。在这些地区，他们以长期掠夺式的游击战术，往往能啃下正规军也无能为力的骨头。
阿金吉斯的组织是简单松散却又高效的，在15世纪中期以前，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地区大部分由世袭的乌茨贝伊控制，他们是阿金吉斯的召集人和指挥官。乌茨贝伊和他的阿金吉斯通常是免税的，他们占有辖地作为世袭蒂玛，税收作为活动经费。1533年杰尔宾特制度建立后，阿金吉斯和世袭蒂玛被纳入边境行省的桑贾戈贝伊统一指挥之下。他们一直服役到1595年，在瓦拉几亚(Wallachia)大溃败之后，大维齐科卡o锡南(Koca Sinan)帕夏解散了阿金吉斯，他们的土地和人员并入邻近的常规省。此后，袭扰异教徒领土的工作由游牧的尤鲁克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特遣队执行。
德里部队被保存下来，他们“疯子”的绰号因战斗凶猛而得来。也有人认为，这个名称仅是起初用来表示这个组织职能“守卫者”(delil)一词的略称。组建于15世纪后期的德里部队主要由皈依伊斯兰教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组成，也包括一些土库曼人。16世纪的资料中，鲁梅利和安纳托利亚均有德里的存在，但到了17世纪，他们仅出现在叙利亚，并且主要由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担任了。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辅助骑兵来自贝都因部落，他们主要在奥伦特河(Orontes)、利塔尼河(Litani)和约旦河(Jordan)以东的沙漠中迁徙和生活，装备火枪，长剑，匕首，弓箭和投石器。阿拉伯贝都因人的轻骑兵在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也可以看到，而阿尔及利亚则是柏柏尔人的天下。奥斯曼政府从未真正控制过这些贫穷而原始的游牧人，他们也时常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劫掠奥斯曼人的边境领土。
安纳多鲁希萨(Anadolu Hisar)要塞座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沿岸，由巴耶济德一世建立，它牢牢扼住君士坦丁堡，是土耳其人征服拜占庭帝国首都的第一步。
仆从国附庸
附庸军队在奥斯坦土耳其的征服事业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其重要性超过人们通常的想象：从14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早期，他们甚至构成了奥斯曼军队的主力。在被征服的大部分地区，奥斯曼人对当地的控制仅限于中心城镇，乡村的封建主们把宗主权转交给新主人后一切照旧。直到15世纪中期，土耳其人才在南巴尔干地区强行建立了直接有效的行政军事统治，因为当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已无后顾之忧，不需对他们继续怀柔；而当地基督教王公面对欧洲的十字军浪潮，多次掀起叛乱，也已经使苏丹无法信赖。
很多封建王公的子弟在驻伊斯坦布尔的穆特菲里卡骑兵团服役，这个军团也吸收土耳其贵族的后代，是卡皮库鲁部队的编制。穆特菲里卡以薪饷为生，有统一的制服并接受正统伊斯兰宫廷教育，服役的同时扮演着人质的角色。
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人最早臣服于奥斯曼人并为之提供骑兵。塞尔维亚人的军事义务完全沿袭于被征服之前的传统，每五户基督徒家庭需合力供养一名沃伊尼克步兵到贝尔格莱德军团服役，除此以外，从14世纪末开始，具有先天资源和技术优势的塞尔维亚还是土耳其军队的兵工厂，承担着生产火枪的任务。安卡拉战役(Ankara,1402)中，一些塞尔维亚“黑甲”步兵已经装备了火枪，与使用长矛和剑的塞尔维亚骑兵并肩作战。15世纪，波斯尼亚的附庸军队主要是拉加特骑士(lagator)，他们的标志是被称为“布鲁麦”(burume)的重型胸甲，他们的扈从骑兵则身着锁链甲，称为“塞布鲁”(cebelu,即杰布里)。匈牙利作为奥斯曼土耳其附庸的时间最长，1526年莫哈奇战役（Battle of Mohacs）后，哈布斯堡家族，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王公和奥斯曼土耳其三家瓜分了匈牙利，但奥斯曼土耳其享有最高宗主权，即使在奥地利控制区，统治者也必须向苏丹称臣纳贡。
瓦拉几亚(Wallachia)，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达维亚是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三个基督教附庸国。除了当地封建王公的军队，瓦拉几亚的弗拉齐（Vlach）游牧民也是巴尔干附庸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虽然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但同样承担附庸义务，提供步兵和骑兵。
东摩尔达维亚的延伸部与克里米亚(Crimea)汗国接壤。300多年以来，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直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忠实盟友和附庸，无护甲的鞑靼轻骑射手十分胜任袭扰敌人和开路先锋的任务。克里米亚汗国相当贫穷，因此对战争、掠夺和战利品充满渴望，如有需要，鞑靼部落中的男性成员无不蜂拥而至，即使很多人连马匹都无力购置。鞑靼的职业军人被称为欧古兰(oglans)，他们数量不多，担任米尔扎(mirza)贵族军事统帅的近卫军。除此以外，克里米亚汗还拥有20小队的骑马步兵，他们都装备火枪，从王家直属领地的村庄中招募而来。鞑靼人的弓箭颇具威力，在18世纪以前，其射程和命中率甚至在火枪之上，杀伤力也不逊色，尤其对密集的步兵队型，鞑靼射手的游击战术和箭矢威胁甚大。
在开阔的俄罗斯大草原上，鞑靼人逐水草而聚，并时常袭扰掠夺他们的邻居哥萨克人，抢劫他们的女人和孩子卖作奴隶。哥萨克人偶尔也为苏丹打仗，与使用轻型的两轮马车迁徙的鞑靼人不同，他们的马车有四个轮子，又大又重，可以首尾相连结成大车阵，置火绳枪和轻型火炮加以保护。在水上，哥萨克人的技艺也毫不逊色，乌克兰的河流就是哥萨克独木舟的天下。
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库尔德人是最接近帝国心脏的自治附庸。他们原先与波斯的萨法维王朝结盟，共同对付奥斯曼土耳其，但在卡尔迪兰之战(battle of Caldiran,1514)谢利姆一世率军大败易斯马仪(Ismail)后，库尔德部落长老们转而投靠了奥斯曼帝国。此后，帝国在此设立了专门的胡库梅特桑贾克(hukumet sancaks)，由世袭的贝伊负责管理，并调耶尼色里军团驻扎在中心城镇中。库尔德人骁勇彪悍，他们平时游牧，在苏丹召集时将随耶尼色里一同出征并承担重要任务。例如在1596年的一次出征中，迪亚尔巴基尔(Diyarbakir,位于今土耳其东部，库尔德区首府)的库尔德骑兵曾为奥斯曼大军殿后。
其他中东地区的附庸自治政权还有黎巴嫩的玛洛尼派(Maronite)基督徒和德鲁兹派(Druze)穆斯林，而马穆鲁克埃及和伊拉克、阿拉伯湾沿海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则处在半自治状态，在这些地方的中心城镇，都驻有耶尼色里军营，标志着奥斯曼政府的主权。除了兵役，这些附庸地区的自然资源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例如摩尔达维亚、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供应木材、火枪、战马、锡和绳索；库尔德斯坦、伊拉克和黎巴嫩则提供了沥青、硫磺和硝酸盐。
座落在黑海岸边的阿克恰阿巴德(Akcaabat)要塞是特拉布松(Trabzon)的拜占庭“皇帝”修建，特拉布松帝国灭亡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又将它重新加固。
奥斯曼土耳其步兵的名称在几个世纪间变更多次，其发展脉络比较混乱。最早出现的名称是阿扎普，它出现在14世纪，起初是在甲板上战斗的水手，但很快转变为轻装的步兵射手，他们在炮兵和耶尼色里军团之前行动，拖延滞阻敌人使其和大部队保持一定距离，为常规部队的进攻准备争取时间。起初阿扎普步兵是临时从自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人中征召而来，按照战役持续时间领饷，后来转变为常备军，固定驻扎要塞且定时发薪。从16世纪初，阿扎普作为其他军团的辅助部队正式加入帝国正规军，所有帝国边境省份的男性穆斯林都有义务被征召进入阿扎普军团。每年每20至30户穆斯林人家要输送一名年轻男性去履行这个义务，并提供食物和装备。16世纪中期，根据服役方式的不同，阿扎普被正式分为卡勒阿扎普(kale azaps,要塞)和德尼兹阿扎普(deniz azaps,海军)。
另外，配置在帝国要塞中的重要武装是志愿步兵(gunulluyan)，他们从附近居民中征召，包括穆斯林和基督徒，不过皈依伊斯兰教是他们进入领导集团的先决条件。这个部队官兵的薪俸通常是由他们自己的村庄而不是财政部门负担。
沃伊尼克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是在穆拉德一世时代，他们是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是基督徒西帕希领主的随从。沃伊尼克是披甲的步兵，武装由西帕希负担，另外还有一种被称为雅马克(yamak)的轻型步兵，他们是沃伊尼克的学徒扈从。沃伊尼克和雅马克组成了西帕希的私人卫队。色萨利(Thessaly)弗拉齐人组成的沃伊尼克部队是最强悍的步兵，归顺奥斯曼土耳其以前，他们受雇于摩里亚(Morea,伯罗奔尼亚半岛)的拜占庭君主，顽强抵抗西帕希的进攻。后来他们转变了效忠对象，成为穆罕默德二世军队的主力，在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弗拉齐沃伊尼克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到16世纪沃伊尼克都是帝国不可或缺的步兵部队，每年每十户的基督徒家庭输送并负担一个沃伊尼克兵役。17世纪帝国对沃伊尼克的需求开始减少，但因为他们作战勇猛，经验丰富，沃伊尼克仍领有很高的报酬并经常担任战斗中的先锋。
16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政府深受非法枪支肆虐的困扰。火枪作为一种新型武器，已经逐渐在帝国非军事阶层的民众中普及开来，民风彪悍又充满自主精神的土库曼人拥有了先进的武器，几乎不可避免的要惹出乱子。各级政府一开始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镇压以失败告终。意识到强硬手段无法奏效之后，奥斯曼政府开始试着把这些武装起来的土耳其农民编组成辅助部队，投入战场，倒也行之有效。面对欧洲敌人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奥斯曼人还雇用了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等地的斯拉夫猎手。这些出色的土耳其和斯拉夫火枪手被编为“色格曼”(segmens)和“萨里卡”(saricas)两支狙击兵部队，每个单位50至100人不等。自16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两支部队在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的作用越发显著。他们类似于欧洲的龙骑兵(dragoon)，是配备马匹的机动步兵。色格曼和萨里卡之间的区别不甚明了，前者似乎数量更多，有定期的关饷，编制也更像卫戍部队。他们有自己的军旗和博鲁克巴西指挥官(boluk basi)。
黎凡特(the levents)是一支情况更含混的部队，他们的名字很显然是来源于东地中海的海盗，后来也用来称呼那些四处游荡的盗匪团伙。他们通过行贿，混入了当地军队编制，此后便开始为帝国效力，同时他们的名称也保留了下来。
图菲克军团(Tufekcis)是一支笼罩着荣誉光环的部队，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他们每一个成员都是神枪手，并且拥有最新式的火枪，这支部队的名字也即来源于此。图菲克是纯粹的步兵，但在埃及的军队花名册上，也曾出现过骑马的图菲克。图菲克部队相对其他军团人数很少，相对来说重质不重量，他们的指挥官叫做“图菲克巴西”(tufekci basi)。
奥斯曼帝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维持秩序、守卫边界的地方防御任务全部由行省卫戍部队承担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满足军事需要，必须在当地人中建立起一种民兵制度，这就是杰尔宾特(derbentcis,意为“道路守卫”)卫队。这是一类处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阶层之间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来自当地的乡村，大部分由非穆斯林组成，有的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个群体通过苏丹颁发的诏令获得了有限制的免税特权，以守卫军事和商业要道、山隘、边界哨所和乡村道路作为回报。杰尔宾特实质上是从伊儿汗国的图特卡乌尔制(tutkavul)发展而来，职能也在保护商队和道路。奥斯曼土耳其的杰尔宾特系统早在14世纪就广泛分布，有些甚至到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和黑海北部金帐汗国的土地上。
杰尔宾特组织的正式成熟在15世纪中期，穆斯林和基督徒一起被纳入这个系统，保卫他们自己的村庄和附近的道路桥梁。与此类似的是“马尔托罗”(martolos)，这个词最早是用来称呼希腊的基督教徒士兵，起初，他们多是呼啸山林的强盗，奥斯曼人用一纸令状将他们招入麾下，装备精确的小口径步枪、手枪、长剑和匕首。后来，拜占庭、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小封建主也加入到这支队伍，换取领地保有权。15世纪后期，这些马尔托罗在沿多瑙河建立的奥斯曼要塞和匈牙利前线执行守备任务，在基督教省份，苏莱曼大帝在杰尔宾特卫队中配置了许多马尔托罗，以至于在这些地区杰尔宾特和马尔托罗这两个名称已没有区别。在多山的环境中，马尔托罗是优秀的游击战士，在有些情况下也可充作正规军，例如名来自伊庇鲁斯(Epirot)的马尔托罗曾远赴伊朗作战。
在摩里亚，东正教牧首和主教们也拥有一支卫队性质的步兵武装，被称为卡珀依(kapoi)；叙利亚的辅助部队阿希(‘ashir)是另一种形式的预备役民兵组织，这些城市、乡村和部落中的居民平时没有服役任务，但只要出现突发事件就将立即组织起来，听候部落、宗教领袖和政府官员调遣：这是一项无偿的义务，奥斯曼政府不需要为此买单。
炮兵和工程兵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的火绳枪和燧发枪
A.土耳其滑膛火绳枪;B.高加索燧发步枪;C.土耳其燧发步枪;D.土耳其转轮手枪;E.阿尔巴尼亚喇叭口火枪;F.高加索火药匣;G.库尔德火药匣;H.土耳其火药匣
& & 奥斯曼人何时开始在战争中使用火器，至今无可稽考。图菲克这个词，在波斯语称作“图芬克”(tufenk)，最早出现在14世纪中期的土耳其民间史诗里。从时间上看，这个名称不太可能还指代著名的“希腊火”喷射器，后者出现的时间要远早于此，土耳其人对它也不陌生。图菲克很可能源于一种意大利出产的原始火筒“施奥佩蒂”(schiopetti)，它的另一个名字是塞伯塔尼(cerbottani)吹火管；同时在波斯语中，也有一种被称作“扎布塔纳”(zabttanah)的吹火管，而在15世纪的波斯，扎布塔纳就是图芬克的同义词！因此有理由相信，奥斯曼土耳其的图菲克火枪，前身就在意大利。
& & 但奥斯曼土耳其并不是最早运用火炮的穆斯林军队，埃及的马穆鲁克人和西班牙的摩尔人在14世纪就已熟悉这种新式武器。但奥斯曼人的确是将火炮最成功的运用于战争的穆斯林军队。1388年，在对卡拉曼人的战争中，奥斯曼土耳其的野战加农炮首次登场；在接下来发生的科索沃之战(1389年)和尼柯堡之战(1396年)中，这一武器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是由于奥斯曼人的野战炮威力不凡，而且因为土耳其军中为数众多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相信在圣战中死去可以立即得到幸福，因此在必要时可以把他们当作炮灰使用；相对的，基督教军队中无论骑兵还是步兵，都对在他们身后发射的大炮极其厌恶，很大的限制了野战炮的使用。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攻城战中使用火炮的历史还要更早一些，14世纪20年代其战术就已相当成熟。
& & 奥斯曼土耳其的火炮和工程部门所需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主要来自巴尔干半岛，这里的沿海地区分布着意大利人的殖民地和商站，当地斯拉夫统治者能进口到欧洲最新式武器，当地工匠也从中获益良多：从1351年开始威尼斯出产的大炮就在达尔马提亚广泛使用；塞尔维亚在14世纪80年代曾是威尼斯和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位于克罗地亚)生产的炸药的大客户，到了90年代，他们已经能自行制造生产这种炸药。在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娴熟的巴尔干的铸炮匠人被征服者笼络：无论他们是否皈依伊斯兰教，都被授予蒂玛封地，其中杰出的专家能更优厚的报酬和待遇。例如著名工程师特兰西瓦尼亚的乌尔班，拜占庭皇帝无力购买他发明的巨炮，穆罕默德二世却毫不犹豫给了他四倍于开价的工钱，正是乌尔班的巨炮在1453年扼杀了君士坦丁堡最后的希望。16世纪早期，宗教政策自由开明的奥斯曼帝国更是吸引了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淫威之下无以为生的大量犹太工匠，他们拥有最新的火炮制造技术。随着哈布斯堡势力的崛起，传统的匈牙利和意大利非法军火交易路线已经被切断了，但新教国家英格兰和荷兰立即填补了这一空白，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 & 奥斯曼土耳其利用其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的优势，很快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生产国之一。他们铸造的巨型加农炮比欧洲同时代的炮更大，威力也更强，土耳其人可以就在围攻战的现场浇铸巨炮，比长途运输更为便利，如果无法在现场铸造，破城炮就要先分解才能运输。这种破城炮射程1英里，炮弹重1000磅以上，每天可以发射10次，在15世纪首屈一指。为了保证发射的精确度，每次发射使用的火药都要经过严格称量，并在炮弹上包裹羊皮，填压充实。奥斯曼土耳其军队运用火炮的战术十分纯熟：他们分散布置的炮兵阵地以形成密集连续的交叉火力；部队突袭前通常进行弹幕射击为之掩护，压迫敌人在阵地中无法抬头；夜战时他们会派人点燃早已在战场上布置好的射程标志；在射击的间隙，还有可动的防弹盾移到阵前保护装填弹药的炮手。
& & 从大炮的名称，可以看出奥斯曼土耳其火炮起源复杂，深受各国技术的影响。例如重炮“巴恰鲁沙”(bacalusha)发音很像欧洲的破城炮“蛇怪”(basilisk)；而中型长程火炮“巴勒耶梅兹”(balyemez)很可能是源自德国的“懒汉梅策”(Faule Metze,1411年制造的一尊著名火炮)；“霍隆博尔娜”(holonborna)是一尊长炮(culverin)，它的名字大概来自这个词的意大利语“colunbrina”;“沙哈洛兹”(sahaloz)是轻型炮，即匈牙利语中的“szakallas”；而“扎伊尔哈”(sayha)的匈牙利词源是“sajka”，它可以指任何尺寸的炮，但必须用在内河的船只上。16到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的炮兵部门还出现了很多新词，显示出他们正紧紧跟随欧洲技术发展的脚步：“sacma toplar”代表葡萄弹，“agac top”表示攻城爆破箱。
17-18世纪，奥斯曼土耳其的青铜加农炮
& & 奥斯曼帝国炮兵属于卡皮库鲁部队的一部分，有独立的炮团(topcu ocagi)编制。他们原本属于旧的步兵团“亚亚”，是穆拉德二世将之独立出来，划归卡皮库鲁。炮团按职能分为铸炮和操炮两个部门，经巴耶济德二世改革之后它的力量达到全盛，该军团主要的军营和铸造厂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托法尼区(Tophane,意为‘铸造厂’)，并驻扎着该军团的附属部队，帝国的许多地方也都建有他们的兵工厂。和耶尼色里一样，炮团也分为很多大队，炮手(topcular)从德伍希尔迈中选拔，在1574年的时候大约1000人，至17世纪发展到5000人。由于大炮和炮弹火药的运输不利，会影响整个军队的行军速度，在定都伊斯坦布尔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又建立一个新的炮车军团(Top Arabacilari)，在战争中运送武器和弹药，也制造和储备炮车，此外，在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上运输火炮的平底船也由他们设计制造。炮车军团有63个大队，1574年时每队400人，到14世纪末期每队是622人。他们的工厂也位于托法尼区，兵营则靠近谢希勒米尼区(Sehoremini)，帝国各地的要塞和城镇也有驻扎。
& & 1481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又设立了两个兄弟兵团。掷弹兵团(humbaraciyan)负责在海陆制造、运输和操作迫击炮、炸药、手榴弹和燃烧弹，用来摧毁敌人的要塞；工程兵团(lagimciyan)负责挖掘战壕，埋设地雷和爆破装置，破坏敌人的防御阵地和炮台。工程兵团根据他们取得报酬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拿军饷的，作为卡皮库鲁的组成部分，协助耶尼色里攻打敌人防御工事，他们隶属于炮团；另一种依靠蒂玛得到收入，他们接受各行省的贝伊勒贝伊指挥，支持行省部队的战斗。掷弹兵团也分成制造和操作两个部分，制造武器的部队与炮团是合作关系，而参与战斗的掷弹兵则直接归炮团指挥。另外，有一部分掷弹兵团士兵永久驻扎在各地要塞，并且也以蒂玛而不是薪饷维持生活，他们归属要塞和采邑的贝伊指挥，不从属军团。
奥斯曼土耳其继承了伊斯兰军队在战争中运用工程兵的传统并加以发展。他们在攻城战中使用的掘进和爆破战术不同于15-17世纪欧洲那种严格的几何形要塞战，倒更类似于一战中的堑壕战。工程兵团设计掘进方案，并指挥招募的民夫、矿工和一些作战部队挖掘战壕，铺设和引爆他们制造的炸药和地雷。隧道和战壕掘进过程中，工程兵团会选择有土堆、小山丘等可提供掩护的地方施工。壕沟挖的又深又宽，火力点周围堆上沙包、土块和草皮加固。火炮配置在第一或第二条平行阵地的堑壕之后，人工堆起一座土包作为炮台，而火枪就布置在在每一道平行战壕之后提供保护。进攻要塞时，工程兵夜间会派人在地面上拉若干条细绳，以确定用以埋设地雷的隧道长度，掘进中，他们每隔一段距离就在坑道顶悬挂起一支点燃的蜡烛，使隧道保持笔直。经过工程兵团的不断蚕食，加之极具威力的土耳其地雷，任何欧洲要塞在奥斯曼土耳其大军的面前都难保万全。
为加强伊斯坦布尔金门区的防御，1458年穆罕默德二世在在原有的拜占庭城墙上修建了耶尼库勒(Yeni Kule,意为‘新堡垒’)。它是已知现存最早的星形防御堡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阵痛中的军事改革
& & 进入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事业终于发展到了极限，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领域开始了全面衰退。表现在军事上，帝国的扩张无论在海上还是陆上，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均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不过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不是领导人丧失了进取心和勇气 ，也并非因为对新技术的无知而被对手超越。实际上土耳其人对新武器新技术始终求知若渴，使用它们夺取一切可以夺取的土地财富更是一贯的夙愿，他们真正缺少的，是学习对手的知识之后，将其转化为促进自我发展并由此取得优势的经验、能力和动力，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重塑自身的革新。这些结论来自17世纪奥斯曼帝国最优秀的编年史家之一的易卜拉欣·珀塞维(Ibrahim Pecevi)，在他的著作中，他将土耳其和欧洲的优缺点作过一番客观的比较。珀塞维本人在伊斯坦布尔和巴尔干有多年的亲身经历，因此他的结论很具参考价值。奥斯曼帝国的确一直都雇佣着大量来自欧洲的军事技术人才，如荷兰和英国的工程师，意大利的铸炮工匠，欧洲外籍军团(tayfa-i efrenciye)在当时也是军队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奥斯曼人所做的，只是不断从竞争对手那里复制、影印，从未真正试图添加上自己的颜色，以至于面对飞速进步的欧洲人，土耳其似乎总慢了半拍。
& & 重塑军队，严肃军纪是一项更加紧迫的工作。大肆干涉政治并惯于从中捞取好处的卡皮库鲁部队已经堕落的无可救药；广泛而严重的经济危机业已摧毁蒂玛系统，西帕希们纷纷破产，无力供养自己，更无法服役。耶尼色里军团从1648年起，已经不再经由严格的德伍希尔迈制度选拔，人人都挖空心思，希望挤进这一特权集团。不只一个苏丹和大维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进行改革，根除腐败，撤换不称职的官员并淘汰不堪征战的部队。但是，他们改革的目标和口号并不是有所创新和发展，而是力图回到帝国早期的“纯洁”状态，找回昔日的辉煌，改革的措施也仅是针对个别问题的小修小补，只求渡过眼前危机，没有长远规划，从不曾触及保守的利益集团，触及产生危机的根源。因此一旦警报解除，改革的措施大多废止不行，旧的问题很快又会一起重新浮现出来。
& & 到了18世纪，日益严峻的现实让很多土耳其人认识到，上层保守的利益集团不可能担负起救国重任，向欧洲学习的改革势在必行。在这一阶段奥斯曼帝国的维新事业中，出现了三位杰出的领袖。第一位是个法国贵族，博纳瓦尔伯爵克劳德·亚历山德(Claude Alexandre,Comte de Bonneval)，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为路易十四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与国王闹翻，加入了萨伏伊的欧根亲王(Eugen,Prince of Savoy)的军队。由于年轻气盛，他也不能和欧根亲王友好相处，只得另觅他处，最后辗转萨拉热窝(Sarajevo)来到伊斯坦布尔，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改名胡姆巴拉西·艾哈迈德(Humbarac? Ahmet)，拥有帕夏头衔。博纳瓦尔向苏丹提出了一份计划，在边境地区重建一整套完备的军事设施，他强调建立职业化军队的必要，向士兵发放充足的薪饷和养老金的同时，与其他社会角色剥离。他还提议将耶尼色里军团分成更小的单位，使之更有效率和纪律，每个单位由他训练出来的青年军官指挥。然而由于耶尼色里的激烈反对，这项计划不了了之。所以博纳瓦尔把精力集中在炮兵建设上，将旧的掷弹兵团重组成现代的阵地迫击炮部队，并建立起一所军事工程学校。大维齐为他提供了训练场地、营房和工厂，3名年轻的法国军官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前来帮助他训练爱尔兰和苏格兰的雇佣兵和从波斯尼亚先前的蒂玛中招募的人员。博纳瓦尔按照他在法国和奥地利服役学来的知识组织和训练这支炮兵，士兵的制服类似匈牙利士兵，帽子是波斯尼亚式的。他为苏丹提供外交事务方面的建议，向苏丹说明帝国的防务要以帝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他还积极的帮助政府进行近代化改革，就服务技术、武器制造、面粉生产等各方面给予指导。博纳瓦尔的改革随着支持他1747年的去世戛然而止，最终由于以耶尼色里为首的保守集团的不断攻击，新式军队被解散，军校也被关闭。
克劳德·亚历山德·德·博纳瓦尔伯爵，土耳其名为胡姆巴拉西·艾哈迈德帕夏
& & 第二位改革家弗朗索瓦o德o托特男爵(Baron Francois de Tott)是一个匈牙利贵族，早年移居法国并在法军炮兵部队服役中逐渐崭露头角。1755年担任了黎凡特地区法国大使馆和商务处的代表。1767年，他出使克里米亚汗国，成功抵制了俄国对这一地区的要求，由此受到苏丹的注意，聘为军事顾问。他的主要工作包括建立起一支速射炮军团(suratci)，重建博纳瓦尔的军事工程学校。他1776年返回法国前一直致力于这些工作。此后他为路易十六效力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在俄奥战争期间，德·托特研究了奥斯曼现行的军事体制，为达达尼尔海峡建立了新的防线并设计了一座浮桥系统。在得到法国大使馆的金钱和轻型加农炮的援助之后，德o托特运用现代火炮技术建立并训练了速射炮部队。协助他训练的主要有两个外国教官，一个是苏格兰人坎贝尔(Campbell,皈依伊斯兰教后改名穆斯塔法，以‘英国的穆斯塔法’闻名)，另一个是法国人欧伯(Aubert)。德·托特还在黄金角海湾德哈斯科伊(Haskoy)建了一座现代化大炮铸造厂，紧挨着它是一座新的数学学校。德·托特离开后，他的速射炮军团和学校曾迫于压力解散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在第三位改革家加齐·哈桑(Gazi Hsan)帕夏的保护和鼓励下恢复起来，继续发挥作用。
& & 加齐·哈桑帕夏是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切什梅湾(Cesme,位于希腊希俄斯岛，日沙俄海军在此全歼奥斯曼舰队)那次惨败的幸存者，他于1774年被任命为海军司令。由于奥斯曼海军组织已覆灭，哈桑帕夏反倒可以迅速推行海军的现代化而不会遇到来自内部的反抗。他认识到尽管现代化的舰艇是需要的，但没有经过新式海战训练的官兵也无济于事。因此他的改革沿两条线展开：第一，在黄金角海湾、黑海、爱琴海建造新的造船厂，两个法国海军工程师勒·华(Le Roi)和杜莱斯(Durest)指导造船工作，同时请许多法国工匠用新技术训练奥斯曼的工人；第二，改革海军服役制度，使其职业化，提高海军官兵的专业性。为了给舰队培养军官，他将德·托特的数学学校发展成一所完备的海军工程学校，由德·托特、坎贝尔等国内外专家教授几何、航海等方面的知识。
& & 总体说来，这一阶段奥斯曼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成就仍然有限，很多措施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也并未解决根本问题。但是，经过改革者们不懈的努力，这个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帝国毕竟在一些领域切实开始了现代化，并为19世纪的进一步改革打下了基础，传统的军事领域即使没有变得更好，也不至继续恶化下去。他们的贡献使这个不合时宜的帝国继续存活了一个半世纪。
武器，铠甲，堡垒和舰队
几种奥斯曼土耳其战斧和刀剑：A.黑塞哥维那战斧；B.土耳其仪仗战斧巴尔塔(balta)；C.蒂尔潘(tirpan)；D.耶尼色里拿卡克(nacak)；E.辛塞尔(sinsir)；F.雅塔干(yatagan)；G.阿尔巴尼亚短剑；H.比萨克(bicak)；I.高加索刺剑。
雅塔干,18-19世纪
A.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头盔，14世纪早期;B.骑兵盔奇恰克(cicak)，16世纪早期;C.土耳其锁链盔契尔-库拉(zirh kulah)，15-16世纪;D.卫兵典礼用头盔，16世纪;E.骑兵指挥用奇恰克，16世纪中期;F.土耳其穆斯林式头盔，15世纪
16世纪早期奥斯曼人的锁链-铁片混合甲科拉津(korazin)，头盔为伊朗风格。
A.16世纪土耳其骑兵甲前部；B.后部；C.15世纪土耳其步兵甲；D.17-18世纪土耳其前臂护甲；E.16-17世纪土耳其护肩。
A.藤制卡尔卡恩盾(kalkan)，17世纪；B.藤制卡尔卡恩盾，16世纪；C.铁卡尔卡恩盾，18世纪；D.黄铜卡尔卡恩盾，18世纪
& & 过去，历史学家曾经认为伊朗是奥斯曼人学习的武器和铠甲制造技术和风格的主要老师，但是如今人们发现，在前伊斯兰时代伊朗的武器风格已经深受中亚草原上突厥民族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以后的几百年中还会一再出现，因此源于中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许根本不必模仿伊朗就已经深谙此道。在随后与各民族的广泛接触中，奥斯曼人也学到了拜占庭人和拉丁人的传统，当然，这些游牧的突厥人并不是单纯的索取者，他们的技艺和风格也通过十字军传播到整个欧洲。或许可以说，奥斯曼人的武器和铠甲是整个西亚中东地区众多土库曼部落国家、阿拉伯帝国伊斯兰传统和希腊拜占庭帝国、西欧拉丁技术风格的大融合。
& & 除了继承自阿拉伯地区、拜占庭帝国、伊朗和巴尔干等地的军工厂之外，奥斯曼土耳其和周边地区数量巨大，欣欣向荣的武器贸易也是重要的补充。黑海和东欧的大小河流是军火贸易的天然通道，满载刀剑枪支的货船在其中自由通行。现存文件显示，年闲，土耳其与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和瓦拉几亚之间的武器和铠甲交易往来密切，各种剑和短刀主要从波兰和匈牙利进口，而穆斯林风格的马具则是当地的紧俏商品，俄罗斯出产的马具在土耳其也有相当好的销路。奥斯曼土耳其和西欧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也相当繁荣，以至于教宗克莱门七世不得不在1527年颁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国家与土耳其的军火贸易往来，不过随后这一空白就由新教国家予以填补了，例如英格兰，很快利用这一时机向土耳其出口了大量火枪、骑兵枪、胸甲和大炮。1605年，一艘不知名的英国商船曾被西班牙军舰拦截，商船的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经清点，船上一共装载了1000根燧发枪枪管，500把已经完工的燧发枪，2000柄剑，700桶火药等大量军事物资。
& & 奥斯曼帝国本土的武器制造业也不逊色，种类多，产量大，品质优良，出现了一批大师级的匠人，例如尤希达o锡南(Ustad Sinan,Ustad即‘大师’)，穆罕默德o桑库(Mehmet Sunqur)，阿加o奥格鲁(Aga Oglu)，海鲁尔丁o伊本o哈桑(Hayruldin ibn Hasan)，哈西o阿里o桑库(Hasi Ali Sunqur)等等，他们制作的刀剑在整个穆斯林世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土耳其战士所使用的刀剑主要有四种：基里克(kilic)马刀刀身不长，刃很宽，与伊朗的军刀相比，没有多少装饰的雕刻纹路；帕尔尤斯(palyos)是一种宽刃剑，也较为朴素；辛塞尔(simsir)是伊朗风格的军刀，刀身较细；最后是常见的雅塔干(yatagan)短剑。雅塔干是非常具有突厥特色的武器，它的剑身呈很奇特的反弧形，单边开刃，没有护手。
& & 关于早期土耳其人的生活和战争的信息，14世纪中期流传在安纳托利亚的传奇史诗《丹尼斯曼特谋略(Danismandname)》很具参考价值。在诗中，战士的武器种类繁多，名称也多种多样。包括战锤库伦克(kulunk)，各种锤矛格鲁兹(gruz)、库马克(comak)、博兹都干(bozdogan)和亚穆德(amud)，箭囊比利克(bilik)和特克斯(terkes)，步兵十字弓卡克-亚伊(cark yayi)，标枪古德尔(gonder)，短剑哈色尔(hancer)，长矛哈珀(harbe)，马刀基里克，轻矛尼泽(nize)，骑兵枪苏鲁(sunu)，剑刃蒂格(tig)，箭欧克(ok)，弓亚伊(yayi)，弓囊基尔班(kirban)，战斧拿卡克(nacak)以及套索柯蒙特(kement)。到17世纪早期，常规的军用武器已经大大简化，经常出现的只有骑兵矛密兹拉克(mizrak)，步兵标枪西斯特(hist)，骑兵标枪基里特(cirit)，锤矛图布兹(topuz)以及宽刃大砍刀蒂尔潘(tirpan)了。
& & 14世纪早期欧洲旅行者们注意到，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只有一件简陋的皮甲护身，只有诗人的作品中的部落英雄才能拥有一套闪闪发亮，足以自豪的金属胸甲、头盔、手套和胫甲。当然，在诗歌中，这些护具的种类和名称也和武器一样，五花八门，诸如胸甲布德鲁克(budluk)，锁子甲塞博(ceber)，鳞片胸甲塞夫森(cevsen)，圆盾卡尔卡恩，鳞片甲苏卡(cukal)，头盔伊西克(isik)和图古尔卡，前臂甲柯鲁克(kolluk)，鳞片长胸甲皮拉亨-阿赫宁(pirahen ahenin)，环甲切赫(zirh)和锁链盔切赫-库拉。
& & 成熟于15世纪穆斯林头巾盔是最常见的一种土耳其头盔，圆形的尖顶盔下连缀着一圈环甲遮盖住整个面部和颈部，只露出眼睛，就像穆斯林妇女遮面用的纱巾。颈部通常是弓箭手们射击的最主要和最致命的目标，而头巾盔恰好为此提供了有效的防护。另一种值得一提的土耳其头盔是奇恰克，它相对较小，在奥斯曼帝国中后期的骑兵部队中普遍装备，从